|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廉·李卜克内西 -> 《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青年时代 我曾在一期《新德意志评论》中说明了我在1846年是如何打算去美国和学会做木匠的[1]。在1899年的《世界新历画报》中我又叙述了我在1849—1850年流亡时期的生活片段。[2]今天我打算补充一下在这两篇回忆录之间所空缺的一段时间的内容。 不过在这之前，我还要先解释一下我在去年《世界新历画报》中那篇文章所引起的误会。那是关于莫里茨·哈特曼的一段话。我说有人把我“告密”，而他的“告密”又和穆尔腾那次瑞士联邦委员会的突然袭击行动有关[3]。“告密”这个词触动了那位哈特曼的深受我尊敬的儿子。他感到很不舒服，觉得受到了侮辱。他写信给我说，他那位早已去世的父亲不可能干那种告密的事情，因此请求我要末收回这句话，要末拿出充分的证据。我立刻给哈特曼博士写了回信。我说我完全没有想到要责难他的父亲，也没有任何要毁坏他名誉的打算，并且答应我将在以后出版的《前进报》上和《世界新历画报》中进行澄清。我已经在《前进报》上作过说明了。今天我再在这里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我曾经和国会议员哈特曼有过尖锐的斗争，而我在《公元1849年》那篇引起争议的文章中所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可更改的。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我会相信哈特曼有告密的意图。 事实是，莫里茨·哈特曼和卡尔·福格特交情甚密，而卡尔·福格特却对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憎恨。我确实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卡尔·福格特，虽然我们都是出生在同一个城市。正如我清楚地知道的那样，卡尔·福格特曾在伯尔尼向瑞士联邦委员会的委员们（他和这些委员们也是很熟悉的）说我是最危险的人物，会干出最坏的事情，甚至说我将会危及瑞士的中立。当时莫里茨·哈特曼就深受福格特这种告密性煽动的影响。那时候莫里茨·哈特曼还根本不认识我，所以他也完全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朋友的话。至于我和福格特，十一年以后，即在1859年奥地利—意大利战争期间，我们就公开斗争了[4]。福格特到处散布对我的荒唐而卑鄙的诽谤。他甚至在我被逐出瑞士之后，还无耻地把我说成是普鲁士政府和奥地利政府的agent provocateur〔暗探〕。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家中唠叨这种无稽之谈。因为当时他的儿子正在替他写法文版传记（在巴黎出版），于是他就把关于我的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合盘托出，说我在瑞士期间是领取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津贴的；当俾斯麦上台之后，我又成了奥地利和芬尔韦王室的雇佣兵；最后又说我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鼓动者是为了自己经营大笔的生意，证据是我在莱比锡附近的包尔斯多夫购置了大量地产和豪华的别墅；说我除了各种住宅（大约在柏林）之外，直到现在还拥有那所别墅[5]。我的天哪！如果福格特先生说的都不是假话，如果这些宅邸和别墅不是在西班牙或者在月球上，那我真是万幸极了！但是正如谚语说得好：谁要是自己没有干过，他也绝不会忖度别人会干。可笑的是这位帝国五人临时政府摄政之一的大丈夫，一方面信口开河地说我从政府领取津贴，另一方面自己则投靠到皇帝兼无赖——拿破仑第三那里，接受他的所谓“对科学有贡献的奖金”；拿破仑被推翻之后，在法国旧日的丢勒里皇宫里那些“求施舍的爱国者”的文件中，找到了福格特亲自签字的收据。证据是那样确凿，以致也许再也不会有人在背后指责我在《公元1849年》那篇回忆录中冤屈了福格特先生。至于这种罪有应得的鞭挞竟触及到另一个人身上（至少看上去是这样），而这个人本来是不应受到这种鞭笞的（而且原来也没有想到要对他进行攻击），因此这件事使我深感不安。但愿我在这里能把这件事了结。 再说到我在包尔斯多夫的那所“别墅”吧！天哪，也许有一天我得写一篇关于那所住宅的故事吧。当我去到那里的时候，那是一座荒芜破落的废宅。这座废宅曾是一个爱情遭到不幸因而心已破碎了的女人的坟墓。她的故事是如此的富有浪漫气息，像中世纪的传奇一样，以致我有时情不自禁地想到：但愿能到一个远离尘世的天涯海角去，而不愿在小巴黎（吉森），在这个有反社会党人法令、有小戒严的俾斯麦帝国的人世间逗留两小时。这位不幸的女房主和建房人跟十分之九的“自由建房人”一样，成了负债的奴隶和当铺的俘虏。当我在德累斯登出席邦议会的时候，她真的在她的唯一产业——那所房屋中饿死了。有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她死在一滩败絮破布里——这就是她的“床”。在她因抽搐而紧缩的右手中，还牢牢地握着一枚一芬尼的钱币。她拿着这一点盘缠走向世界的彼岸——天堂。后来，用一种远古时代不信神的仪式（既不是基督教的，也不是所谓文明的仪式）把她埋葬了。我曾经帮忙埋葬这位不幸的女人。然而，当她做着回忆青年时代的浪漫主义的美梦的时候，她却又是很幸福的。对她来说，生命的结束也就是痛苦的结束。不！她可以说并未遭受什么痛苦。在她最穷困潦倒的时刻，她的内心精神还一直停留在充满着美好憧憬的过去；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她从未放弃过希望。因为除了右手紧握着一芬尼钱币之外，她抽搐的左手还捏着一张彩票。因此，如果说这个最贫困的女人确确实实是饿死的话，那末不是因为她曾经赤贫如洗，而是因为被赌鬼夺去了最后一文钱。在她年轻时曾因中了一次彩而获得一笔可观的奖金之后，她就赌博成瘾。至于说到我那幢在包尔斯多夫的奇迹般的“别墅”，幸亏它还没有完全倒塌，只不过最近以来它更“漂亮体面”罢了。因此，友好的男女读者们如果有兴趣，不妨亲自去看看。莱比锡的利平斯基同志曾自行出版过一本书：《莱比锡地区工人导游指南》，这本书也会提供许多有趣的情节，因而不必因为它是为工人写的导游指南而羞于阅读。 现在言归正传。 我二十岁的时候已经“厌恶欧洲”。那次到施陶芬山（那座名为神圣山的施陶芬山其实并不神圣）去的“撤离”使我在故乡城市吉森难以立足。尽管我嫌恶外交家和部长们，我还是采用了外交权术：与其让人赶走，不如自愿出走。1846年秋天，我前往马尔堡。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就一直向往那所可爱的非常熟悉的吉森大学的姐妹学校——马尔堡大学。 像所有决心离开故土，誓与以往整个生活决裂而远走高飞的人一样，这时候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完全是一种苦中作乐、强颜为笑的心情，即所谓绞刑架前的幽默。当一个穷鬼正要升入西天，或者当一个病人正要去动一次严重的外科手术的时候，就是这种心情。对我来说，是否也要动一次更大的外科手术呢？移居到国外去，难道不是在我们内心深处动的一次最大的外科手术吗？这正像移植一棵树木要牵动千万条根须那样，移居到国外岂不好比动一次大手术要牵动我们心灵深处千万条神经吗？ 我在马尔堡大学注了册。开始的时候还十分勤奋地学习，但是一想到我在德国将无所作为、前途暗淡的时候，我就无心系统地学下去了。不久，我也就不再为一定的实际目标去学，而只是为了自己增加知识而学。以后我到了柏林，成为一个自觉地社会主义者，我愈来愈热心于研究社会与政治问题。 今天的人已不太容易想象得出当时青年们中间那种激动兴奋的情绪。今天的“大学生们”几乎都出自这样的家庭——他们在家里听到的和在学校里听到的一样：德国是世界上最自由、最伟大、最光荣的国家；德国人是一切人类中最有教养、最公正、最忠实、最勇敢的人；德国的侯爵们和政治家们是一切侯爵和政治家中最有智慧、最聪明和最优秀的。这些青年中的大多数，在大学里被戴上了遮眼罩（此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得参加兵营中的民兵训练），在家里还戴的更仔细。给戴上眼罩还只是最简单的办法呢。而他们的头脑和心目中又是怎样想的呢？一切真理和男子气概都被有计划地赶跑了，一切道德观念都让人颠倒了。极其荒唐的无耻诽谤和不伦不类的美化，代替了真实的历史和现实政治状况的真像。到处是歇斯底里的拜占庭式的卑躬屈膝[6]，其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古代拜占庭中最奴颜婢膝的朝臣也要为之深叹望尘莫及。最下流的阿谀奉承竟被当做国民精神和真正男子汉的高尚的行为；甚至诬陷告密也被视作公民的道德。于是，那些出身于高尚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子弟，一旦发现在自己的家庭中有和统治阶级奴性十足的“荣誉法典”不相一致的地方，就向检查当局去告发，而且还认为这是军官和大学生的职责。 呸！ 这种铁血统治的痕迹刚刚在不久前才从表面上清除掉。但是俾斯麦时代的那种道德堕落、伤风败俗；那种通过在学校里大肆采用狡猾诡谲的手段，对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所造成的精神上和心灵上的创伤，即便在它们的表面痕迹最终消失之后，也还要在民族的机体中存在几十年。如果不是我们的工人阶级从本能的直觉和痛苦的经历中认识到不能轻易相信来自上面的一切，从而保存着健康的机体的话，那末要排除这些毒素便根本无从设想。我决不是一个Laudator temporis acti〔旧时代的歌颂者〕，决不是一个颂古非今的人、恐怕再也没有人能比我更有理由为今日的现状感到高兴，因为我满意地看到德国工人阶级为了德国的尊严、为了更高的荣誉已经做了和每时每刻都正在做着的一切。然而今天的资产阶级世界，事实上却比半个世纪以前更为腐败堕落，更为卑鄙无耻。当然，用不着怀疑，这种表面看来的退步，实际是历史上的进步。但是，事实毕竟如此，而且没有一个地方能比我们今天大学里那样表现得更为一清二楚。今天的青年大学生中，大多数都很“世故”，“讲究实惠”而一心为自己钻营。他们不屑于有什么理想，过着放荡的、醉生梦死的生活。 可是在1848年以前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当时的市民阶级还没有完全堕落到资本主义。各公国的市民阶级憎恨和藐视德意志同盟帝国和本公国的政府，特别是普鲁士政府和奥地利政府。当时大学里的青年大部分来自这样的市民阶级，因而本能地“对国家和政府采取敌对的态度”。 不久，我在马尔堡找到了一群意气相投的同伴。其中我特别要提到大学生富尔曼（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是从卡塞尔[7]来的）。我以年轻人的热情，毫无嫉妒地把富尔曼视作一位天才，而事实上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脑子特别聪明，善于雄辩，谈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反应敏捷，对答如流。我们不知辩论过多少次呢！我记得我们有一次舌战了一通宵，简直不感到疲倦，也不觉得枯燥。第二天又接着一直辩论到深夜，几乎到了第三天的凌晨。 可惜不幸的富尔曼应验了这样一句话：天才与狂人只有一线之隔。后来他精神失常，在疯人院里结束了残生。每当我听到尼采关于悲苦命定的说教时，我就不禁想起富尔曼。 那时我们争论些什么呢？我们争论天上地下的各种各样问题。说也奇怪，我当时常常考虑天堂的问题，恰恰就是没有考虑我自己的处境。虽然施特劳斯、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在我们的舌战中还占据重要的地位，可是我们首先争论的是我们正在热心研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除了思想活跃之外，我还很热衷于各种实际活动。这也是那种太严格的教育跟青年人的爱好相距太远的必然结果。于是我陷入了最放荡不羁的大学生的纵乐生活之中。老实说，没有哪样行乐的事我不会。但是我从未在漩涡中淹死，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泳能手（我这样说，既是借喻，也是实情）。同时我也一刻不忘必须锻炼自己的身体。虽然我也在大学生的酒馆里消磨过许多许多光阴，但是从未因此耽误过各种体育锻炼。我做体操，跑步，抡槌，打铁（我在一个制铁匠那里干得特别出力），通过打靶和行猎练习射击。为了不使读者对我的打猎情景产生错误的想象，我想随即说明：在马尔堡有一种专门的大学生打猎（也许至今还有）。凡是能够搞到一张打猎证的大学生都有权利去尽兴打猎。这种权利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其结果是凡能打到的野味——从小鹿到鶇鸟，都令人十分惊奇地、无一例外地远远躲离了狩猎区；或者当它们离打猎的大学生和猎枪约莫几百歩之遥，就小心翼翼地、惊慌地逃走了。这样一来，对在邻近的属于选帝侯的狩猎区就越来越有利了。在他的专有狩猎区里，到处都是野兔、小鹿，有时候甚至还会出现一头从丛林那边过来的牡鹿。但是如果有谁胆敢闯进选帝侯的狩猎区去，那是要受到惩罚的。有一天下午，我为了去冒犯这种惩罚，有过这样一段遭遇：一个很不礼貌的看林人直接就朝我打来一枪。大粒的打鹿霰弹从我耳边擦过。倘若我没有立刻滚到白雪覆盖的凹沟里去，我的姓名差一点就被他报销了。我没有死，这对他和我来说都是运气。由于我滚到了雪沟里，猎枪上到处塞满白雪，当时也就无法使用了。 如果我不去打猎，那末我几乎每天都在打靶场上。这时候，我的忠实的同伴，一个名叫沙佩尔的拿骚大学生，也一定在场。他是我所属的黑森—拿骚同学会的一员，也就是那位我后来在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会见过的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沙佩尔的侄子。这个大学生从任何方面讲，都是一位怪异之人。他给自己提出了人生的（至少是他大学生活中的）三大目标：第一，不接触任何科学书籍；第二，在饮酒方面要创最高纪录（诚然这个词在当时还没有被英国人抄袭过去）；第三，要成为一名像“射手奥托”一样的射手（诗人哥德弗利德·金克儿曾歌颂过歌手奥托[8]）。《射手奥托》是我看他读过的唯一一本书。他对射手奥托钦慕到如此狂热的程度，以致他在1848年之所以成了一个虔诚的共和主义者，仅仅是因为《射手奥托》的作者也是一个共和主义者的缘故。这位“大叔”（这是他的绰号）如果不在酒馆里消磨时光，那末就会出现在打靶场上或者在制枪铁匠的作坊里。他和制枪铁匠关系友好，曾把我带到那位制枪铁匠那里去，让我领教领教制造猎枪的高超技艺的诀窍，或者看他自己显显本领。因为他也同那个最杰出的制枪铁匠一样，懂得如何制作枪杆和枪膛。这时候我的射击技术已经达到相当熟练的程度，因此开始希望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大草原和原始森林里成为一个不太坏的皮裹腿的战士[9][10]。 由于打算到美洲的未开垦地区去，我有计划地锻炼自己。那时正值冬季，不可能想到练习游泳，我就利用空闲时间进行长距离的行路和跑步。我尽可能地结伴同行，这样我们就能像亚里斯多德的逍遥学派那样谈论哲学和进行辩论，这要比坐在斗室的空气里更使我高兴。我从来就不喜欢学生房间里的空气。我想，我之所以非常健康，应该归功于这种厌恶。我的朋友们常常嫉妒我的健康的身体。我从来不能够在窗户密闭的房间里呆一会儿。每当我晚上在大学生的酒馆里坐了很长时间需要离开的时候，我从不立刻回家（我说从不立刻回家，这是极而言之，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不就是如此），而是还要跑步。如果天气许可，我就跑出城去，穿过森林和田野，跑上几个钟头，直至残留在胸中的酒馆里的污浊空气从肺部完全呼出。然后我才开始回到我那间窗户朝向风景优美的“施皮格尔斯卢斯特”[11]的“卧室”，睡得又死又香；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头脑清醒，胃口大开。我在当大学生的时候，从来不知酒后头痛的滋味是什么。也许在我有生之年，只要我始终遵循这一养生之道的良方，将永远不会感到这种酒醉头痛的。我借此机会也在这里向诸位推荐。 有时候朋友们也参加我的这种夜行军。当然，偶尔也会发生逾越常轨的放荡行为。例如有一次，那是一个昏暗的暴风雨的深夜，我们突然产生了恶作剧的想法，把所有悬挂在街上的式样已经老掉牙的路灯统统砸灭。这种恶作剧对我们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的玩耍，对路灯来说则需要一种砸碎玻璃的技巧。我们的恶作剧招来了巡夜人和马尔堡大学校役们的联合追击。虽然我们损失了几顶帽子，我们还是顺利地逃跑了。可是我们一直被他们跟踪追击，并且把我们逼到一块非常不利的地势——兰河的河湾之间。那正是二月天气，河冰已经消融。这样，我们就面临着极不愉快的抉择：要么束手就擒，要么游过兰河去。我毫不犹豫地跳进冰冷的河水，游了过去。其他的人由于畏惧凛冽的河水而被抓住了。我冻得浑身哆嗦，只得来回奔跑。约莫跑了半小时之后，才绕了一个大圈子，从另一端的城门回到城里，顺利地到达了我的住所。虽然我的同伴们不得不集体进入大学的悔过室去坐禁闭，而且还要给所破坏的损失付出可观的赔款，但是他们当然不会出卖我，所以我只是受到嫌疑，怀疑我是同谋犯。于是我被大学当局用怀疑的目光冷眼相看，并且受到严格的监视；何况大学当局本来就没有从吉森大学得到过美言我的报告。 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一次大学生的小小的历险，因为它是与其他绳索联结起来的一根绳索，这些绳索终于为我结成了一个罗网。 当时在黑森选帝侯国，精神上受着一种严厉的正统教会的统治，这一教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天赋很高的马尔维尔（他还是一部优秀德国文学史的编著者）。由于我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竭力表现我的无神论的观点，从而引起了马尔维尔对我的注意。在一个天气美好的礼拜天，他在教堂的宣讲台上慷慨陈词，大声痛骂无神论者和蛊惑民众者，同时也指到了我；虽然没有指出我的名字，但是所发表的言论清清楚楚地表明，无疑是指我。这是替我编织罗网的第二条绳索。 不久就发现了第三条绳索。这条绳索比前两条绳索更厉害，几乎用它一条就可以织成一个罗网。 现在我们就涉及到政治方面的事了。 黑森选帝侯国虽然经过了严重的宪法斗争，但是各种矛盾冲突尚未结束。黑森选帝侯国是属于德意志同盟帝国的国家之一。德意志同盟帝国在七月革命之后通过了一部宪法，而且它大概也是德国宪法中最自由最好的一部。正因为这部宪法是如此之好，所以选帝侯就有理由嫌恶它。于是发生了各种斗争。在斗争中，“宪法之父”聚尔韦斯特·约尔丹，一个出身于梯罗尔的人，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因此黑森政府和当权的选帝侯把全部仇恨都集中在他身上。于是，他以“蛊惑活动”而受到审查。1839年，那些蓄意迫害他的人认为时机已到，可以把他这位法典的制定人，与美因兹审查委员会[12]捕风捉影捏造出来的“叛国罪”联系起来（我的表亲外祖父，不幸的魏迪希，就是被他们利用这种所谓的“叛国罪”杀害的）。于是，约尔丹被投进了监狱，然后在旷日持久的审理过程中，一直被拘留着。他被关在马尔堡内某座内宫的一间斗室或者城堡的幽静室里。这位深孚众望、受人敬爱的人（他是一位法学和政治学教授，由于他的学识，声望极高，远近闻名，在黑森尤其著名，在马尔堡更几乎是家喻户晓）不得不在忧愁之中渡过他的岁月。 约尔丹的遭遇（我不得不把他的遭遇和我的表亲外祖父的遭遇联系起来）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当我作为一个中学生和以后作为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曾常常“远足”到马尔堡去。每逢这种时候，我就要步行到屹立着马尔堡城堡的山上，去寻找铁窗后面那位面色苍白的人，然而很难看到他；尽管他也偶尔深怀忧虑与渴望的神情瞭望窗外。可是有一次，他友善地向我点点头。他一定是从我的眼睛中看出，引诱我来看他的绝不是那种无聊的好奇心和浅薄的饱尝眼福的欲望。 每当我去过马尔堡并到过那座城堡之后，我回来的时候总是怀着巨大的激动。我对德国现状的憎恨在我内心愈埋愈深。 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可能忘记的是1840年5月的一个礼拜天。我的马尔堡的朋友亨利希·毛斯（一位神学系的应考生，也是我在马尔堡寄宿的那位监护人的亲戚）从马尔堡来看我，并且带来了丁格尔施戴特的一首诗。丁格尔施戴特是出生在马尔堡附近一个乡村里的黑森人。他的名字在当年红极一时。这首诗是印在一张对折的封面纸上（弗莱里格拉特在他的《桦树旁的战斗》一诗中，曾把这种封面纸称为是不朽的），当毛斯朗读了这首诗的最初几行之后，我把这首诗从他手中夺过来。我开始自己朗读。诗中的每一个字更加燃起了我内心的怒火。以致到了最后，我简直是在向同桌进餐的人们大声朗诵了。我几乎要被那种激情窒息而死。这首诗的开头几行直到今天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在经过了五十八年之后要想重新获得这首诗的全文显然是很困难的。今天谁还知道有过这样一位自由诗人丁格尔施戴特——“一个世界主义的夜巡逻”[13][14]呢？他虽然已经从一个世界主义的夜巡逻变成一个为政治服务的夜巡逻；他的“进步的长腿”随着岁月的流逝已变成“落后的长腿”，但是他当年的那首诗却是十分优美动人的。那首诗现在我复述在下面，其中有一部分自然是出于我的手笔。 诗的题目是弗朗茨·丁格尔施戴特原来有的：《复活节的话》，他在诗中要求释放约尔丹。我在这里引用它开始的五节： 我伫立在鲜花与芬芳的海洋之中， 灰色宏伟的城堡高高矗立，守望着菲力浦的古城； 可爱的兰河欢笑着在我脚下蜿蜒， 从峡谷中向我投来五月的目光，凝视着我呀，是她——那明媚的春天。 从艳阳的山脚下出现了一群愉快的青年： “春天不是来了吗？”——“春来了！”， “春来了！”……游伴的同声回答在四处回旋。 它像礼拜日教堂的钟声，引起人们内心静静的缅怀； 它像一条新的绸带，将人们的心灵和那位隔离的人紧紧相连。 突然，有一位朋友用轻轻的手指触动我的双肩； “在那铁窗后面，”他低声耳语，用内心无声的手指指向远边；—— 他那双大大的火热的眼睛，然而一张枯瘦、苍白的脸， 正从那墙垣后面，朝下凝望美丽的人间。 苍天的主啊！——不要作响！切莫惊醒他的梦幻！ 也许他正在巡视翠绿的树林， 也许他正在眺望蓝色的山巅，看到了那条通往故乡的土路； 也许他正嘲笑那些高耸的塔楼、垒垒石峦； 也许他在严冬冰川中看到了自由的田园！—— 你认出他来了吗？——难道还需要辨认？！哪个黑森人会不将他怀念？ 我似乎看到他威严地坐在贵人的桌前， 当他愤怒地站起来时，声音似雷，目光如电， 他把权势与诡计岂不当做糠秕，在他嘴边一吹而散？…… 丁格尔施戴特诞生在基尔希海姆附近的哈尔斯多夫村，离马尔堡约有两小时的路程。那是一个坐落在玄武岩石山脊上的村庄。在它的最高点上，传教士弗温里德·博尼费休斯建立了阿默纳堡教堂，这是因为他想到了圣经上这样一句话：“我要在这块岩石上建起我的教堂。”这位“卡塞尔的诗人”（丁格尔施戴特在他的第一本诗集中这样自称）是在马尔堡上的中学和大学，从此他就迷恋上了这座“菲力蒲的古城”。马尔堡确实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早在高尚忠勇和宽厚的菲力浦第一（他在两位忠实的宗教改革家的帮助下，成为一个合法的多妻丈夫）以前，它就已经出现在世界上。菲力浦第一出于对黑森国的热爱，不愿意和任何人，尤其是不愿和皇帝瓜分对黑森国的主权，因而早就打出了宗教改革的旗帜（我宁愿说它是一面背叛的旗帜）。他竟把那么多天生来就“大逆不道”的农民射死、刺死、绞死、砍死，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神圣的新教徒。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丁格尔施戴特还活在马尔堡的人们中间。到处都传诵他的奇奇怪怪的轶事，说他在生活中如何把白昼和黑夜颠倒（其实这在大学生中间并不少见！）；说他如何找出大学里一个最矮小的人来作为朋友而他自己则有着两条高大的腿，俨然是个巨人。当我去上马尔堡大学的时候，他已经离开那里好几年了。不过在这之先，我常常到马尔堡大学去玩；那时候，我曾见过他。他的那个像侏儒似的朋友总是陪伴着他，而他在他的朋友身旁简直是高大无比。由于他比他朋友高出那么多，并且瘦得像根竹竿，所以人们开玩笑，把他称为“一个垂直的破折号”。 丁格尔施戴特对马尔堡的全部的爱（话又说回来，凡是看到过兰河上这颗明珠的人，谁又不爱呢？）在这首诗中已跃然纸上。这首曾在1840年春天使我心潮起伏、热情激荡的诗，到了1847年五月里美好的一天，又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和脑海之中。又是那“鲜花和芬芳的海洋”的季节。在这花的海洋中，选帝侯的城堡犹如悬崖绝壁的小岛矗立在浪花四溅的银白色的波涛中。那位苍白的男子汉约尔丹的形象（他在城堡的高楼上只能仰望苍穹，忍受着坦塔拉斯的痛苦[15]而渴望了许多年之后，不久前被最高法院宣判无罪，离开了牢房）又出现在我眼前，在他身旁我又仿佛看到了鲜血淋漓的魏迪希的身影，看到了约尔丹的十六岁小女儿天使般的体态（她在约尔丹受牢房煎熬的忧伤日子里死于家乡[16] [17]）。这时，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你必须干点什么；把你的感情吐露出去吧！对那些在内阁和国会的司法制度下牺牲的人，我们要加以颂扬；对那些刽子手们，我们一定要厉声谴责。 想到做到！我告诉了几个朋友；他们也赞同这个计划。有一天夜里，我们在十二点钟以前一起走到城堡上，在最靠近约尔丹曾经作为囚徒住过的地方隐蔽起来。当伊莉莎百教堂里的大钟刚打第一响的时候，我就爬到城墙上，尽我最大的声音高声呼喊。我用一些也许合适也许不甚合适的词句颂扬那些无辜的牺牲者，谴责刽子手们。当最后一记钟声的余音还在空中回荡时，我的这一场宣讲就已经结束了。毫无疑问，这仅仅是一次不伤害任何人的自己心声的表达而已。但是就在瓦尔特堡的节日里，即使有许多宣讲是完全不伤害人的，却也完全遭到悲剧性的结局。对我来说，这次宣讲的后果虽没有达到悲剧的程度，可也相当严重。不少人听到了我的声音，于是这件事就不胫而走，四处传开，像滚雪球似地愈滚愈大。在这期间，我已得到不少警告。有一天，一个善意的官员告诉我说，事态相当严重。于是我向他讲述了来龙去脉。这样，事情又倒平静了一会儿。 可是，那时候在马尔堡住着一个非常讨厌的人物。那是一个军人，大家都说他是为卡塞尔政府干密探勾当的。此人在约尔丹案件中已经扮演过告密者的角色，现在他又想在我身上得到加官晋爵的机会。他向卡塞尔送了一份报告，说在马尔堡的大学生中有着一个秘密的政治团体，这个政治团体纵然不比当年耶拿和黑森的穿黑长袍的大学生更坏，那么也至少是一样坏；而我则是这些阴谋活动的发起人和中心人物。他撒下的种子恰恰落在适宜的土地上，于是他们决定对我动手。我从背地里知道了威胁我的一切，开始觉得很好笑，可是不久我终于确信我的自由受到了威胁。 Que faire？〔怎么办呢？〕 我在吉森的那些曾打算结伴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州开发殖民地的朋友们早已动身走了。我考虑了种种出路。如果我不想被监禁，不想遭到像约尔丹那样的命运，那末我立刻动身到美国去不是更好吗？长期以来，我早就作了各种准备。现在我只需要去签订一张承包旅行的合同就行。由于我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能把一切办妥。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我的那位早先已经警告过我的好朋友，就在我办旅行合同的那天晚上来看我。他态度严肃地对我说：“您必须在今天晚上立刻离开马尔堡。据我从最可靠方面获悉，您明天一早就要被拘留待审！” 我立刻下了决心。朋友毛斯要陪送我，也许一直送到美国，至少送到鹿特丹。他立即雇了一辆车，同我前往黑森—拿骚的大学生酒馆，向来自老家的同学们辞行。我简单地告诉那些同乡会的弟兄们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我想在远离以前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我在那里逗留了一会儿，这使得毛斯非常焦急。“再见吧，弟兄们！”“再见，老弟！”当我转身向门口走去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我们最爱唱的一首歌；这歌，我常常在同乡会的酒馆里，用充沛的感情然而错误的调门加以演唱： 祝君健康，再饮一杯美酒！ 再见吧，弟兄们，人生终须一别！ 我停住了脚步，和他们一起再唱一遍这首歌曲。当最后的余音消失之后，我们匆匆忙忙告别，然后走出门去，登上车辆，在黑夜之中驶向遥远遥远的世界。 我在车上浮想联翩。我内心感到惆怅悲戚。这时候我忽然想起，去年冬天我曾和朋友毛斯一起，去拜访过那位住在阿默纳堡的、在黑森国内广为人知的女算命。她身边蹲着一只黑牡猫。她打量了我好久，然后从她那里得到这样的启示： “年轻的先生！您将有许多厄运。您会遇到许多不幸，而且要两次渡海。但是最后您会非常富有和幸福！”这个狡猾的女算命一定事先就知道我打算去美国，可是现在她的预言完全应验了。只是后来我渡海的次数远远超过两次，在这一点上她的预言是落空了。 我仿佛听到那个“女巫”口中念念有词的预言，中间又混杂着那首歌曲的声音： 祝君健康，再饮一杯美酒！ 从那以后，我又两次重唱过这一首歌曲。第一次重唱这首歌，是十八年之后在柏林的格卢奈瓦尔德，在施拉赫芬湖的岸边。由于我不愿出力把德国工人绑在普鲁士容克俾斯麦的战车上，同时我也不能容忍冯·施韦泽先生投靠冯·俾斯麦先生，我被逐出了柏林和普鲁士。 第二天我就该动身了，可是我还是想着自己找一个抛锚的地方。哪里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柏林印刷工人协会（我先前曾在该协会作过各种报告）的一些会员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一些朋友们要和我再相聚一次。他们之中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盟员福格特，建筑师西格弗里德·迈耶尔（这两人后来在美国逝世已有许多年了），泰奥多尔·梅内茨（他是柏林全德工人联合会最早一批会员中今天还在世的少数人之一）和裁缝雷曼（他也已去世）等。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星期日，我们步行到格卢奈瓦尔德去，在施拉赫登湖（我还是第一次到那里）歇脚野餐。我们互相不停地交谈；时而高兴，时而放纵，时而悲哀，直到夜幕降临。天色告诉我们：该是终须一别的时候了！此时，我又向朋友们说了几句话，感谢他们诚挚的友情。我说，但愿在不远的将来我能再回来，和他们再相会。我的话一讲完，他们大家都和我紧紧握手。这时候，忽然有人领头唱了起来： 祝君健康，再饮一杯美酒！ 于是大家一起合唱。那时候我又想起了前次在黑森—拿骚大学生酒馆里的那个夜晚。当年那首歌的歌声曾经把我引向不可预料的未来，我冒过险，革过命，进过牢房，被流放过。可是现在，重新面临一个前途未卜的未来，就像十八年前一样。 第二次重唱那首歌，是在1890年。那时离格卢乃瓦尔德的那次饯行则有四十三年。自从我被逐出普鲁士以后，先在汉诺威的朋友施维舍尔那里休息了几周，同时查看形势，考虑到哪里去落脚为宜。查看的结果，我把目标放到三座城市上：莱比锡、（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和汉堡。我首先想到的是莱比锡，于是我动身到那里去。我在那里看了看就住下来了。一住就住了四分之一世纪（二十五年），其中我把由于“小戒严”而住在莱比锡附近的包尔斯多夫村庄里的八年也算在内。这四分之一世纪是一段动荡然而富有成果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做了许多工作，经历了许多事件：在工人教育协会里的讲课和学习，社会民主党的成立，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之间的斗争，敌对兄弟之间的妥协和统一，反社会党人法令的颁布，反社会党人法律的破产和俾斯麦的垮台，以及在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之后，有必要把总部迁到柏林。可是对我来说，却很难随总部同去柏林。我在莱比锡有那么多的事情缠身，需要我去处理。然而，服从党的利益是一个党员的最高准则。我妥协了。在莱比锡的朋友们的同意下，我决定前往柏林。我们互相道别。在我动身前往柏林的前一天，我们在科内维茨相聚。我们互相致辞。这时候的情况和二十五年前在柏林的格卢奈瓦尔德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了！当时，党还处在萌芽时期，只有很少几个为后来人铺平道路的先驱者。而现在，党已是一个胜利的党，它在全德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在反社会党人法令的十二年时间内，党经受了考验和锻炼；虽然不少人被剥夺了公民权，连话都不让他们讲，但是他们要比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强大得多。党战胜了那些当政者和有权势的人。但是尽管形势是如此有利，我们的处境是如此之好，展望未来是如此光明，我们在科内维茨的那天晚上的谈话却一点都不热烈。气氛是压抑的。想到一起共事了二十五年，肩并肩地共同战斗过来，共同经历了艰难困苦的岁月，离别难免给人带来内心的痛苦。然而时间是无情的，它并不为了让人满意而停止不前。午夜早已过去，终须一别的时刻到了。我们都站起身来，这时又有一个人领头，其余的人也都一起激动地唱了起来： 祝君健康，再饮一杯美酒！ 唱完这首歌之后，我们终于分手了。这就是在马尔堡的黑森—拿骚大学生酒馆里的饯行之后的第三次离别。 所以，这一首祝酒歌对我来说，也就成了一首大学生的歌曲，一首民歌。可惜由于它现在采用了一种时髦的曲调而大大失去了原来的意味。人们曾三次在那离别时刻为我唱起这首歌。但是，每一次我的心都是如此地激动。内心的激情并不因为我在那三次饯行时没有喝到一滴“美酒”，而只是喝了些冒泡沫的啤酒而有所减弱。也许在那样的时刻，幻想像个魔术师一样，已把啤酒变成了美酒哩。 不过现在再回到1847年来，回到我们坐着的那辆奔驰在马尔堡和吉森之间大路上的“马车”上来！ 我虽是在“逃亡”，可是我没有想到危险。半小时以后，我们已经进入黑森大公国境内，脱离了黑森选帝侯管辖的范围。我们安全了。在旅途中，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处境是完全失去了立足之地。我觉得没有着落，就像一个球似地在无限的空间不停飘动，要末掉到另一个星球上去；要么坠落毁灭。 好在这种阴郁的情绪很快就消失了。它们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到了吉森，我又安排了一下应该安排的事，然后从吉森前往法兰克福。我要在法兰克福买点东西和向朋友辞行，事毕以后再从法兰克福到美因兹去。我们将在美茵兹搭乘莱茵河的船。 一想到轮船，想到莱茵河和大海，我多么高兴呵！ 那是夏季，尽管那一个夏季对我以后的生活历程有着多么巨大的决定性影响，我却记不得日历上的确切日期了。我们（朋友毛斯和我）乘行在陶努斯[18]铁道上。这是当时德国已经建造的稀有的几条铁道之一，所以这件事情还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坐的车厢里相当空。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年老的妇女和一个看上去二十八、九岁的男子。他戴着一顶阔边的毡帽，令人注目地遮盖着一张尖削的脸。我生性不爱讲话，直至今天我还可以整天不说一句话。可是那一次在车厢里，我却违背我的习惯，和我的朋友谈论起我的旅行计划，同时还不得不提醒他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也许这些事项泄露了我要到美国去的意图。总而言之，这位脸庞尖削的先生突然朝我转过身来，脱下他的阔边帽，说道： “对不起，我似乎听您说要移居到外国去，是吗？” 他说话的音调有点特别，好像很轻蔑的样子。这使我觉得受到了嘲弄似的。我同样没有用友善的目光看他，只是简短地回答： “这还不够明显么！难道一个有灵魂的人还能在这样的国家待下去吗？” “是这样！那么说您是厌倦欧洲啦？德国的现状使您恶心啰？可是为什么非要移居国外呢？其实您还是应该留在国内，至少留在欧洲。” 这时候我耐心地细听着，各种思想和感情潮水般地向我涌来。我曾经在海涅那里读到过这样的诗句：一个法国人，如果对自己的政府不满，他就革命；但是一个德国人，如果对自己的政府不满，他就让政府留在德国，自己奔向美国。海涅这种辛辣的讽刺像芒刺一样深深地扎进我的心里。 “可是我在这里该干些什么呢？我在这里又能干些什么呢？”我脱口而出（自然，我在这里复述的只是当时谈话的主要意思）。“我不愿像魏迪希那样在德国的一个监狱里丧失青春，最后被谋杀；我也不愿像约尔丹那样被关在鸟笼里使翅膀僵化。对于这两种遭遇我都不愿意，而宁可到大洋的彼岸去，在自由的土地上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贡献我的力量。如果以后斗争能终于在法国发生，那末美国反正也不在世界之外，我仍然可以在那里履行我的职责。” “在法国！在法国！为什么斗争一定会发生在法国呢？为什么就不能在德国呢？为什么就不能在其他什么地方呢？现在不是到处都在跃跃欲试吗？在波兰，在日内瓦，在意大利，在瑞士，不是到处一样吗？在瑞士已经在准备一次革命。反对分裂主义同盟的斗争已经开始。这是一次反对腐朽的暴君统治的欧洲的斗争，一次反对路易—菲力浦的斗争，反对梅特涅和他在柏林的应声虫们的斗争，反对法兰克福同盟议会里的那些夜蟊虫们的斗争；在瑞士那边就是您的用武之地，而不是美国。” 这些话就像启示录一样飞进我的心坎。我愈来愈兴奋。几分钟之后，我竟觉得这位陌生人是如此的亲近，以致我以年轻人那种特有的信任向他吐露我内心的所有思想斗争。我们交换了名片。他是苏黎世的弗吕贝尔学院（现在归前普鲁士上尉博伊斯特主持）的首席教师鲁道尔夫博士。他还认识海尔维格、特赖希勒尔、阿尔诺德·卢格、尤里乌斯·弗吕贝尔以及其他这样一些人。光是这些人的名字就已经像魔力似地紧紧把我吸住，而且他还粗略地向我描述了一下瑞士。经他这一番描述，瑞士、尤其是苏黎世竟变得如此富有魅力，以致当他突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被派到德国来是为了替我们的模范学校物色一位教师；我想，您是最适合的人选，您愿意接受或者哪怕试一试这个职位吗？——这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到了美茵兹，我们在同一家旅馆下榻。我们越是交往得多，这位旅伴越是使我喜欢。到了夜里，我脑子里又重现了一遍白天发生的一切。我感到心中明亮。现在我已经有了目标，重新有了立足的土地。我决心立刻动身到苏黎世去。朋友毛斯也准备陪我一起去。第二天上午，我找到了替我代办旅行合同的那位移民代理人。我说，我愿意牺牲我预付款项的一半。结果是牺牲一半还不够，我只收回了预付款的四分之一。可是我何必为这件小事烦恼呢？ 我们在美茵兹又待了一天，然后向鲁道尔夫告别。他还要在他的家乡（我想大概是汉诺威）再逗留几周。我们就这样前往瑞士，而不是去美国。 当我十一年前坐火车驶过威斯康星州的时候[19]，我看到那里的德国农舍，门口站着德国的农夫、农妇和无数的农家孩子。当时我就联想到那次我从法兰克福乘火车到美茵兹去的情景。如果没有那一次火车上的旅行，也许我现在也和他们一样，站在农舍前面，带着妻子孩子，眼望着风驰电掣而过的列车了。我的道路究竟是选好了呢还是选坏了？ 我以前是多么盼望能成为一个农夫呀！ 而当我果真成了农夫之后，我是否会说我是多么不希望成为农夫呀？ 没有一个人会比我通过亲身经历更彻底地体会到：人生并非一根铁棍，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愿锻成他心爱的形状。 在这次旅行中，我看到了巴登的自由主义的各种尝试，看到了已闪耀着共和思想的激进主义的各种尝试。经过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之后，我们在一个喜气洋洋的残暑之夜到达了苏黎世。从我少年时代起，到阿尔卑斯山去就跟到大海边上去一样，像磁铁般地吸引着我。我的监护人曾和我早已亡故的父亲（我父亲是他大学里的朋友）一起去过瑞士，而八十年前要到瑞士旅行一趟，不是一件像今天这样平平常常的事，因此我的那位监护人曾给我讲过许多他们当年在瑞士的生活。当我们在沙夫豪森[20]附近踏进瑞士国土的时候，我首先领略到了那种早已期待中的大自然的奇异的美。那里有莱茵河的瀑布；莱茵河水清澈得像水晶一般。那时还是邮驿马车的时代。过了一些时候，一个同车的旅伴喊道：“看哪，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山！瞧那边的山！”所有的人都朝窗外望去，可是我却转过眼睛不看它。因为我知道在那里只能看到阿尔卑斯山的一段，而我是想在第一次看到它时，就能欣赏它壮丽的全貌。以前有人对我说过，从苏黎世的大桥上能看到瑞士东部阿尔卑斯山的雄伟壮丽的宽阔画面，于是我下决心在这之前决不朝阿尔卑斯山看一眼。 我们到了苏黎世，很快地下了马车，在杜拉克旅馆[21]（它当时还是座相当简朴的建筑）交放了行李，立即就走到大桥上。现在我才极目望去。我以前有意节制的欲望终于得到了丰富的报偿。绿宝石湖的湖水纯净透明。湖的右边是巍峨的迂特利山。迎面是一轮金光四射的夕阳，她是如此的明亮清晰，好像人们用双手就能把她摘下来似的。宽阔的耸入云天的阿尔卑斯山脉宛如一条链带。我默默地站在那里。当落日从金黄色渐渐变成火红色的时候，崇山峻岭顿时光芒耀眼，一片辉煌。我情不自禁地向我的朋友喊道：“我就留在这里！” 我就这样留在苏黎世了。 在弗吕贝尔学院一切如愿。我在靠近席夫斯兰台的洛赫尔家里（就是以后名燥一时的改革家洛赫尔的父母那里）找到一间房间，临窗面湖，还可以眺望迂特利山。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臭名昭著的普鲁士密探莱辛曾经在我这个房间里住过。他是一个被德国警察收买的大学生，要他在瑞士监视三十年代的德国流亡者，而他也完全按照至今还适用于国内和国际密探的方法行事。谚语说：“没有什么学到的东西，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忘记的东西”，这句谚语对警察来说比对那些“政治家们”更合适。尽管那些政治家们也是属于老古董，可是他们倒也偶尔学习一些新的方式方法；而警察们则不然，直至今天，他们的方式方法还是旧的一套。他们的工作手段和谋略还是富士时代，甚至是路易十四时代的那一套（在路易十四手下已经有了密探培训所）。当莱辛的叛卖活动被发现之后，那些被他出卖的人就在苏黎世附近的僻静的西尔霍尔茨利地方对他进行了秘密审判。经过一番审讯之后，把他判处了死刑，并且由两个早已被他出卖给情报机关的同志刺死。他的尸体在第二天上午被找到并验明正身以后，便送到我现在住着的这间房间里来。我的女佣人（她那时就在这家侍候了）告诉我说，事情发生之后，尸体躺在床上的那天，曾被这个死者出卖过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当最后一个人跨进门时，尸体的伤口又开始出血了，就跟西格弗里特死在哈根身旁时流血不止一样[22]。我的那位女佣人虽然没有向我讲关于西格弗里特的故事，但是在她的心中还始终保存着远古时代的那种迷信，就像西格弗里特时代或者尼伯龙根之歌时代的那些古代的布尔艮德人心中的迷信一样。我在包尔斯多夫的那位女房主也有这种迷信。瑞士人很保守，我从后来的经历中也认识到，瑞士人民是民主国家中最保守的。有人告诉我，刺死莱辛的那个“哈根”是邦里的一个高级官吏。事后他当然受到了审查，但是人民舆论一致认为他不是凶手，而是理所当然的复仇者，他只是去执行罪该应得的死刑。我那时常常看到他，也曾和他谈过几次话，但是我从未见过他笑过。 我以极大的热情献身于教学工作。学校的“主持人”，因而也就是我的“上司”卡尔·弗吕贝尔（他是“幼儿园创始人”弗吕贝尔的侄子，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兄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我在许多方面应该感谢于他。我是在我们的学校里，在那幢坐落在湖滨的大得像谷仓似的大屋子里认识他的，同时也认识了他的妻子——一个出生于哈雷的女子。这时候我已能从近处看到和观察特赖希勒尔、卢格、福伦纽斯和其他一些我从远处早就敬慕的人物（鲁道尔夫博士曾作为一只媒鸟把这些人物介绍给我）。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人从近处看都像从远处看那样伟大。 海尔维格已经不在苏黎世。他带着他的妻子迁居到巴黎去了。他在那里和一位被李斯特（这位西修斯）遗弃的情妇达古伯爵夫人（这位阿利阿德尼）一起虚度着光阴[23]。我是在半年之后，即在二月革命之后才和他相会的。 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而且一天比一天动荡。分裂主义同盟的问题已经闹得难解难分，不得不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来解决。那些天主教派占统治地位的几个邦，在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怂恿下，拒绝驱逐耶稣教团和解散分裂主义同盟。当时人们估计，联邦政府在联邦议会中得不到足够的多数票；纵然得到微弱的多数，联邦政府也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可是人们的这种估计没有把主人——瑞士人们考虑在内。后来联邦政府终于在议会中得到了必要的多数票，并且能采取有效行动。反对分裂主义同盟的战争爆发了。我想作为一个志愿兵随军参战，但是我的请求被拒绝了。所以当在高原上打响那引起革命雪崩的第一枪的时候，我是站在遥远的阿尔卑斯山巅上看到的。这次革命的雪崩终于越来越大，最后于1847年11月23日在吉斯利肯赢得了决定性的一仗。我为取得这次辉煌而彻底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这期间我参加了新闻记者的行列。我在吉森时的大学朋友鲁道夫·芬特，当时是古斯塔夫·司徒卢威创办的《观察者》报的热心的合办人。除了在他的催逼下为这家报纸写过一些文章之外，我在新闻界还完全是个什么都说不上的人。但是在文学方面则不然，因为在我的抽屉里竟囤积着几十磅的诗稿，其中还有不少令人心痛欲裂的悲剧。我把这些诗稿秘藏起来，现在看来倒是一桩幸事。为了准备参加反对分裂主义同盟的斗争，我曾一度被迫拿起笔杆。我在当时最激进的一家日刊《曼海姆晚报》那里发现，在账目收支方面竟是如此大方，而我从一开始不仅不要任何稿酬，而且还认为，为稿酬而工作是玷污新闻记者这一神圣职业的。 我的文章给我带来了许多赞扬，也带来了许多谴责；给我带来了许多仇恨，也给我带来了许多友谊。这些文章引起了苏黎世各界有影响人物对我的注意。他们十分器重我，要我去接管瑞士《联邦报纸》编辑部。该报早先是布隆特施利经营的，分裂主义同盟失败之后，便成了无主的财产。正在商谈之中，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革命把我召唤到了巴黎。不过在这之前我已为取得瑞士国籍采取了各种准备步骤。巴黎之行以后，我于1848年4月才重新回到苏黎世。接管那家报纸的谈判继续进行，一切都非常顺利。但是9月份司徒卢威的那次暴动把我所有的打算一笔勾销了。我被捕以后，先是坐在塞肯根的牢房里，以后被送进弗赖堡的监狱，一直到1849年5月监狱的大门被打开。这以后我就投身到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斗争中去，最后又来到这蔚蓝色的日内瓦湖畔。关于我在日内瓦的生活，我去年已经写过一些报道，也许我明年接着再写。 原载《1900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 Neue Welt-Kalender für das Jahr 1900），1900年汉堡版，第35—41页。 [1] 〔中译者注〕见本书《我的学艺生活》。 [2] 〖原出版者注〗见本书《公元1849年瑞士流亡生活纪实》。 [3] 同上。 [4] 【作者注】请参看卡尔·马克思写的《福格特先生》一书。 [5] 〖原出版者注〗1880年，李卜克内西由于所谓“小戒严”的理由被逐出莱比锡，曾避居到莱比锡附近的包尔斯多夫（Borsdorf）。 [6] 〔中译者注〕此处原文是Byzantinismus，（拜占庭主义），这是指古代拜占庭朝廷上，臣下对君主爬行以表示尊敬的礼仪；引申为臣服、卑屈、谄媚。 [7] 〔中译者注〕卡塞尔（Kassel），德国黑森—拿骚的首府。 [8] 〔中译者注〕哥德弗利德·约翰·金克尔（Gottfried Johann Kinkel），诗人。叙事诗《射手奥托》发表于1846年。 [9] 〖原出版者注〗这是指北美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的故事集《皮裹腿故事集》的主人公。 [10] 〔中译者注〕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出生于地主家庭，曾在美国海军服务。代表作品《皮裹腿故事集》包括五部长篇小说：《先驱》、《最后一个莫西干人》、《草原》、《拓荒者》、《杀鹿的人》，主要反映美国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残酷屠杀和印第安人的反抗，揭露资本主义“文明”的实质，赞美印第安人的英勇淳朴。 [11] 〖原出版者注〗施皮格尔斯卢斯特（Spiegelslust）是马尔堡奥尔登山（Ortenberg）上的郊游胜地。 [12] 〖原出版者注〗1833年德意志同盟国会在美因兹设立了中央审查委员会，旨在迫害各种进步势力。1833年该委员会发表了所有政治上受到嫌疑和需要进行政治迫害的全部名单，也称为黑书。 [13] 〖原出版者注〗引自亨利希·海涅1844年发表的一首诗《夜巡逻来到巴黎》（“Bei des Nachtwächters Ankunft in Paris”） [14] 〔中译者注〕在海涅的《夜巡逻来到巴黎》一诗中，夜巡逻即指诗人弗朗茨·丁格尔施戴特（Franz Dingelstedt）。这是因为丁格尔施戴特自己曾在1840年发表了一首诗《一个世界主义的夜巡逻之歌》，所以海涅就这样称呼他。丁格尔施戴特是1841年冬作为一个报纸记者到了巴黎，而于同年11月与海涅相识的。海涅在《夜巡逻来到巴黎》一诗中的前四行是： 夜巡逻迈着进步的长腿， 你跑来了，这样地慌张！ 我家里的亲人近来怎样， 祖国是否已经解放。 详见冯至译：《海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89—91页。 [15] 〔中译者注〕坦塔拉斯（Tantalus）是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因泄露天神的秘密被罚降下凡尘，投于湖中，渴而欲饮，则水忽退；饥而欲食，则悬于头上之果忽升，备受可望而不可即之苦。 [16] 【作者注】弗莱里格拉特曾在他的一首优秀诗篇《灵魂》中讴歌了这个孩子的升天。这个孩子的灵魂在“上天”由席勒（Schiller）、佐依梅（Seume）和舒尔巴赫（Schubart）接受。他们三个都是暴君的牺牲品，尤其是佐依梅更是黑森选帝侯国暴君的牺牲品。《灵魂》这首诗借佐依梅口中说出的诗句结束： 先把我遣到遥远的海外，再把他投进狭窄的牢房； 都是这黑暗的君主王朝。 难道人们事先没有告诉过你， 佐依梅曾在新苏格兰站岗放哨？ 他只盼望在他的坟墓上 不久丛生新绿的兰河之草。 你的父亲将坐在胡登身旁， 约尔丹的女儿啊，安息吧梅。 [17] 〔中译者注〕约翰·高特弗里德·佐依梅（Johann Gottfried Seume，1763—1810），与席勒同时代的作家，一个贫穷的佃农的儿子。1781年到法国去，路过黑森，被黑森政府抓去当兵。1782年被卖给英国，以后到美洲作战，曾到过新苏格兰（加拿大领地）。1783年战争结束，回到祖国，又被普鲁士迫使服兵役，一直到1787年。死后出版《我的一生》，叙述了他被运往美洲的非人待遇。 [18] 〔中译者注〕陶努斯（Taunus），德国莱茵河区的山名。 [19] 〖原出版者注〗1886年李卜克内西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委托在美国进行宣传鼓动的旅行，同时进行募捐。 [20] 〔中译者注〕沙夫豪森（Schaffhausen），瑞士城市。 [21] 〔中译者注〕杜拉克旅馆（Hotel du lac），亦可意译为“湖泊旅馆”。 [22] 〔中译者注〕西格弗里特（Siegfried）是德国古代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他原是尼德兰首都桑腾的一个王子，正直勇敢，早年杀死过怪龙，用龙血沐浴，皮肤成为鳞甲质，刀枪不入。但在沐浴时，肩头上落了一篇菩提叶，所以只有这个地方能够受伤致命。后来他的敌人哈根知道了这一秘密，就骗他到林中打猎。正当西格弗里特在泉水旁俯身取水时，哈根举枪向他的肩头投去，血溅在凶手的衣上，西格弗里特在花丛中死去。 [23] 〔中译者注〕阿利阿德尼（Ariadne）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Kreta）王迈诺斯（Minos）的女儿。她曾把她的情人西修斯（Theseus）救出迷宫。威廉·李卜克内西在此处把李斯特比作西休斯；达古伯爵夫人比作阿利阿德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