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晓得民主主义热狂派的纯粹国家主义的性质，不足以适应耶路撒冷很多无产阶级分子的要求。但如像敬虔派之要求避开城市，遁入乡村，也并不能适合每一个人的趣味。当时也和现在一样，想从乡村中逃出来易，而从城市中逃出来则难。熟习于城市生活的无产阶级当移居乡村时，感到不再像在家里一样了。富人在他的乡村之别墅中，自然觉得非常舒服，逃避开大城市之烦扰；但在无产阶级看来，回归于乡村，其意义就是从事于土地之艰难的工作，他们所未学习过而不适当的工作了。
在耶路撒冷也像在其它的大城市一样，无产阶级群众必然地愿意留居于城市中。所以敬虔派之对于他们，并不适合于其要求。尤其不适合于那些隶属于流氓无产阶级和熟习于为社会寄生虫的生活的人物。
所以除了热狂派及敬虔派之外，必然地要产生第三种的无产阶级之趋向，把热狂派及敬虔派的势力，合为一种运动。这种趋向的表现，就是弥赛亚的教会。
普通都承认基督教会所原始包含的分子，几乎全无例外是无产阶级，并且它是一种无产阶级的组织。而且这种情形，就从基督教早代开始之后，在一个长久的时间，仍然是真确的。
圣保罗（St.Paul）在“致哥林多人第一书”(First Letter to the Corinthns，基督教“新约圣经”中之一卷）中，指出教会所代表的，既不是文化，也不是产业。
“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帝都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①
早代基督教会的无产阶级性质之一个最好的大纲，曾为法勒兰达尔（Friedlander）在他的“古代帝国下之罗马人生活及态度”(Ro-man Life and Manners under the Early Empire)，描画出来，他这一本书，我们在上面已引述过许多次了。
“无论帮助福音传播的原因，有怎么多，但总之在第二世纪之中叶及末叶，它只有少数的教徒是属于上流阶级的人物。上流人物之所以最顽强的反抗它，不特因为他们的哲学的训练，即使一般的教育也和泛神主义的理论紧紧相联，此外，基督教会之信仰，还会令到与社会之既存秩序，有危险的冲突；而最终极之原因，则舍弃地上之一切利益，在那些拥有荣誉、财富和势力的人们看来，是最困难不过的。黎登提斯（Lactantius）说道，贫穷者及下流阶级，其准备着信仰基督教，比之富者，实在多得多，富者自然在各种方向中，都发生一种反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趋向的敌意。他方面，在社会中之下层民众，基督教非常流行，因为犹太人之四处散播的帮助，其流传非常迅速，尤其是在罗马；就在纪元前六十四年那么早，基督徒之数目已很可观了。”
不过这种传播，在一个长久的时间，都只限于某几个区域。
“在偶然留存的叙述中，指出在纪元后九十八年，只有四十二处地方，存在有基督教会，一百八十年，为七十四处地方，到三百二十五年，则多过五百五十处，都有基督教会了。”
“不过在罗马帝国之中，在第三世纪的时候，基督徒不只形成一个少数人的团体，而且这个少数人的团体，在这个世纪之开始，差不多把社会中之下层阶级，全无例外地吸收了去。在当时的异教者看来，是很奇怪的，因为基督徒所能够感化者，只是头脑简单的奴隶、妇人、孺子；他们都是粗鄙的，无教育的，乡俗的；团体中的会员，其主要部分是无名望的俗人、手工人和老妇。在基督徒自身也并不否认这种事实。耶罗米（Jerome，早期教会中之一个著名的教父——译注）说，基督教会的分子，不是从黎斯安（Lyceum，学会）和阿加德美(Academy，学院）招募的，是从最下层的暴徒（de vili plebecula)招募来的。就到第三世纪之中叶，基督教中之著作者，才明白地写出，在这种新信仰的信徒中，只有很少数是上流阶级的人物。犹栖比阿斯（Eusebius，也是一个早代教父——译注）说，教会享受着和平，在琴模杜司（COmmodus，纪元后一八O到一九二年）统治之下，这种和平（指没有受当时政治之压迫及窘逐——译注）大大地帮助基督教之广布，‘于是有几个罗马人，其身分及财富，都是出众的，他们及其全家，都决心归依基督教，以谋得救之道。’又阿利金（Origen,也是一个早代的教父）在亚历山大·塞华老司（Alexander Severus，纪元后二二二到二三五年）统治时，说‘今日有很多富人，高贵的人，和贵族的妇女，都款接基督教中之使者’；这就是说，基督教已经得获前时所不能够夸口的胜利了。……其后，在琴模杜斯朝代以降，基督教在上流阶级之传播，便明显地证明出来了，和以前的时代之情形，刚刚相反。……在琴模杜斯以前，只有少数的贵族人物，加入基督教会，如法力非斯·克利门斯执政官（Consul Flavius Clemens）及其妻子（或是他的姐妹）法力非斯·多米德拉（Flavius Domitlla）；克利门斯，在纪元后九十五年被杀，多米德拉则被流放于庞德亚（Pendia）。”①
早代基督教之这种无产阶级的性质，其理由，只能在这个早代形势中，找出像我们在上面所引述的贫乏不足的指示。它的最重要的提倡者，必是雄辩的人，但他们是不精通于诵读及写作的。这些技术，对于当时这种无产阶级的群众，是很外行的，比我们今日的无产阶级更是外行。在几个年代中，基督教会历史的教训，总只限于口传之散播，从这些热狂的兴奋的不可信靠的轻信的人流传下来；假使它们是仍能够留存的话，他们便作为当时为少数人所目击的事实，报告出来；所以这些东西是不能够为一般群众所考究的，更且不能够为它的批判的及无偏见的分子所考究。后来，当多数有教育的人们，属于一种较高的社会阶级，加入了基督教会之后，才开始把它的传说作成书写的形式，不过，他们的书写，其目的也不是为历史的，它只是为保卫某几种观点和要求的论辩之用罢了。
他们所需要的是更多的勇气和更多的偏见，他们不提及对于历史可靠性的条件之完全不认知，而装作能够把当时某几个人物的生涯及演说，作绝对真实性的陈述，他们在文献的基础上，便产生上述的态度，但其中，却充满着不可能的性质和彻底的矛盾。我们在本书的概论中，已经指出，我们实在不能够确说基督教会创设者之确定的事情。而且，除了不能够以外，我们还可以说，对于他，也不必有什么知识。因为普通所认为是基督教的特性，不论是赞美，或是贬黜，一切思想之形式，都已经指出一部分是罗马——希腊（Roman-Hellenic)之产品，一部分是犹太人之传说。没有一种单纯的基督教思想，是要借助于一个高尚的先知或超人的假设，来解释它的起源的，没有一种思想不是在耶稣时代之前的异教文献或犹太人文献所具有的。
不过，虽然我们对于历史上之认知，对于耶稣的人格及其使徒之认知，其重要性是很小的，但我们却以为更重要的，还是对于早代基督教会的性质，要有明确的报告。
最幸运的，就是这种工作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基督徒对于他们所尊崇为领袖及教师的言词及行动之绝对的发现，无论如何地热狂的尊敬及崇拜，但那些第一代的基督教著作家，是按照着他们工作于其内的基督教会之精神中，而写作的。他们只把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简单传说加以传播，其中细目，加以多少修改，至于其重要的性质，则当他们发现其中有直接的矛盾，他们便企图用一种很为重要的方式，把这些传说，加以修改了。他们或者把基督教会创始之精神，加以削弱，或加以新的解释；但他们却不能够把它完全加以魔法的变化。自然，这样的试图，把原始的传说渐加改变，便渐为稀薄，而且当基督教会渐惭丧失了它的无产阶级的性质，渐渐接纳了多些有教育的，有钱财的，和尊贵的人们，加入为成员之时，他们便更为勇敢了。但是我们仍可以在这些试图中，清楚地认识这种原始的无产阶级的性质。
所以我们所获得的知识，能够对于较后期的基督教各宗派之演进，有一种认知的补助。这一种演进，在其开始之时，便已很为显著，而且，像我们所晓得的，它清楚地反映在第二世纪后基督教会演进之后期历史之中。所以我们假设由这种事实的结果便可以构成一种自然的规律，而其较后期的各宗派之起源，则只在对于基督教本身之不可认知的起源，加以一种类推的修饰。自然，这样的一种类推的论证，不会只在其自身中构成确证，它还会在别种方法中好好地形成一种辅助的假设。
后期基督教各宗派之类推，和早期基督徒生活所遗留的残迹——这两种要素，便为我们所合理地希望进行的趋势的确证，由此，便可以认知教会中的无产阶级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