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斐尔叙说道：“乌托邦岛共有二十四座华美的大城市，各城市的语言、风习、制度和法律都是相同的。在地形许可下，各城市的设计和建筑方式也都是相同的。
　　“这些城市彼此距离至少二万四千步，但是无论距离多远，步行一天总可由一座城市达到另一座邻近城市……每座城市四周都划定相应的耕地，而其四面辖区都在二万步以上，如果两城距离较远，辖区在许多方面都广远了许多。各城市都没有扩张土地的企图，因为各城人民都以耕种者自居，绝不认为自己是该区主人。
　　“在平原上，到处都建有农舍，农舍地理位置优良，都装备着应有尽有的农业用具。城市居民轮流下乡。每个农村家庭男女合计总都在四十名以上，每家还有两名从属的（ascripticii）杂勤人员。①每家都有家长和主妇主持家务，都是精明干练的人，每三十家设有一个飞拉哈（Phylarch）。
　　“各家每年都调二十个人（在乡下待了两年以后）返回城市，同时由城市调来二十人补缺。新来的人就向那些在乡间已经住了一年因而已懂得农业经营的人们学习耕种。这些新来的人等到下一年又教给他人。采取这种措施就在于要避免全体耕种者都是毫无经验的生手，而造成粮荒现象。至于耕种者的互相调换，则是为了避免强迫任何人违反其意志从事长期的耕种艰苦工作。但是仍有许多人喜好农村生活，而争取长期住在乡间。
　　“这些乡居之人耕种田地、照料牲口、斫伐木材，并根据最便利的方式由陆地或水上将木材运抵城市。他们还用孵鸡器很巧妙地孵出鸡雏来。
　　“他们虽然调查得很清楚：城市和其辖区需要多少生活资料，可是他们种植的谷类和饲养的牲畜却都超过了他们的需要，并且把剩余产品分赠给邻人。
　　“乡间居民所需物品如不产自田地和森林，他们便向城中索取，城市当局也乐于拨付，并没有任何交换条件，因而每月或节日时他们必有许多人到城里去。到秋收时期，农村家庭的村长就向城市当局申请他们所需要由城里调拨的劳动力。这些人在指定日期，一齐出动到田间，在他们的帮助下，如果天气好的话，全部秋禾只用一天工夫差不多可以收割完毕。”

①我们相信servus一字译为“杂勤”，比译为“奴隶”好些。鲁滨逊用“奴仆”（bondmen）来译此词，坎丁苦拉则用隶属随员（eygen Lüte）或隶属仆从（gen Knecht）来译。

　　街道铺设得很好，既便于车辆交通，又可以防风。房屋轩敞美观，连绵不绝，列成长行。两排房屋之间，街衢宽达二十英尺。①
　　房屋后面，辟有花园，花园的长度与街道的长度相等，花园周围有房屋环绕。每幢房屋都有通街衢的前门、通花园的后门。大门有两扇，用手轻按即开，能自动关闭。一切都不属于任何人私有，所以大家根据个人意愿可以进入任何一家。即便房舍也是每隔十年，凭抽签调换一次。
　　他们十分重视花园。园中种有葡萄、果树、蔬菜和花卉，它是多么灿烂绮丽，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肥沃、整洁而优美的花园。他们之所以这样热心栽花植树，不仅为了要欣赏花卉，其中还存在着一种各街居民园艺竞赛的心理。对公民更有益、更饶有兴趣的东西，恐怕再难找到……
　　乌托邦全体人民，不论男女，都从事农业，并深晓农艺，从幼年起他们就受农业教育。一部分是在学校通过教育获得的，一部分是在近郊体验生活获得的，他们当作游戏似的学会了农业操作。他们因此就不只是通晓农事，并且也锻炼了身体。
　　人人除了从事如上所说的农业以外，他们每人还都掌握一门手艺，例如织毛、梳麻、泥水业、锻工、木工等。其他行业是他们所不重视的。

①莫尔时代的理想街道是那么宽！

　　全岛人们衣着的剪裁式样是一样的，只有男装与女装、未婚者服装与已婚者服装的分别。这种剪裁样式经常不变，既合身又悦目，绝不妨碍身体运动，既可御寒又可袪暑。这些衣服都由各家自制。不但男子，还有妇女，每人都要学上述职业。妇女因为体质较弱，所以只从事轻微的体力工作，多半从事梳毛、织麻等业。繁重工作都留给男子。
　　大多数人都跟自己父亲学手艺，因为人们对于祖传职业，一般都天然地亲近。如有人偏爱其他行业，就由从事该类职业的家庭收养。不但他自己的父亲，即便当局也要替他物色一个勇敢、正直的家长。
　　如有人已学会一门手艺之后，还要转学他业，也能如愿以偿。他在学会两种手艺以后，可任意从事其中一种，除非城市对另一种有特别需要。
　　摄护格朗特（飞拉哈）主要的和唯一的任务就是监督人们别游手好闲，并努力从事自己的手艺。但这并不是说，让大家从早到夜劳精疲神，像牛马般不停地工作。如果这样，那就比苦不堪言的奴役劳动还要悲惨了。除乌托邦以外，世界各地的劳动者确实还都遭受着这种悲苦的命运。那里分昼夜为二十四个小时，其中只有六个小时用于工作：午前工作三个小时，随后就进午餐；用餐后休息两个小时，下午再工作三个小时，然后进晚餐。他们约在八时就寝（午后一点钟，他们定为第一个小时），共睡八个小时。除了工作、睡眠和用餐的时间以外，其余时间可以由个人自由支配。……为了不至于造成错误认识，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因为当我们听说，他们只有六个小时的工作时，或许会想到，这样短的工作时间结果必然会造成缺乏生活必需品的现象。可是恰好相反，这样短的工作时间已经足够产生人们生活或娱乐所必需的一切物品了。
　　你如果考虑到，在其他国家闲人在人民中占了多大一部分，那你就会明白了。第一，占人民整整半数的妇女是无正式工作的，而在妇女有职业时，做丈夫的却又去睡大觉了。成群的僧侣和所谓信士也都闲散无正事！再加上富人，特别是地主（praediorum dominos），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谓的缙绅（generosos）和贵族（nobiles），还有他们的全部扈从，也就是那些成群集伙喧嚣滋事之徒。最后，我们也不要忘了那些身体健壮能够工作却伪装残缺的乞丐。你将会发现，以劳动创造一切，用以供养尘世广大人群的那些勤劳者的数目，比你原来所想象的要少得多。请再考虑一下，这些劳动者当中又有多少是从事于必需劳动呢？因为在一个一切都用金钱来衡量的地方，自然会产生许多浮华多余的行业，专供豪华浪费。如果现有劳动者只从事于生产人生必需品的少数行业，那么一定会产生大量必需品，其价格一定会大大跌落，致使维持劳动者的生活有了可能。但是我们如果再进一步，让现在从事无正当用途生产行业的工人连同所有闲汉——每个闲汉比两个劳动者还更多地消粍、浪费着别人的劳动果实——从事于有用处的生产工作，那么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只用很少时间就可以生产丰富的生活必需品和享用品，甚至还可以生产合乎人类本性的真正的娱乐。
　　乌托邦的外观就证明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在城市和辖区的所有男人和女人，能够工作而不参加工作的人，你几乎找不出五百个来。虽系摄护格朗特，也都参加工作，按法律规定，他们原是免除劳动的，可是他们并不规避劳动，这是为了树立榜样以鼓励别人。还有一等人也享受免除劳动的权利，他们是由僧侣提名，由摄护格朗特举行秘密投票才得到人民允许的，他们经常专门从事研究工作。倘若他辜负了人们对他的期望，人们再调他去做手工业。有时也有相反的情形出现，当一个手艺工人努力利用他的空闲时间致力于学术研究，如获得巨大进步的时候，他也能被解除手工劳动，安插在学者之列。高级人员就是从这些人里选出的。其余的人既非闲散无事，也不从事无益工作，那就不难想见，用不多的时间，确能生产许多上好的物品来。
　　除此以外，乌托邦人还另有优点：他们的大多数必要的事务并不需要像其他地方那样要做许多的工作。首先其他地方维修房屋都需要许多人不断工作。儿子吝啬，往往不肯修理父亲所建房屋，任其倾塌。他本来以少数费用就可以维修完整，却不及时修理，致使他自己的后人不得不粍费大量资金，才能重新修建。也有人花费许多金钱建造了一所房屋，但是他的爱挑毛病的后人，却不满意。因此便任其荒芜倾塌，别营新居，所费的劳力当然不在少数。但是乌托邦人思虑周密，对社会事物布置得井井有条，无须另辟新址建造新房。他们不但能够把破坏之处迅速修缮，并且懂得及时加以预防。因此，他们用少量费用就能长期保持房屋，因而建筑工人往往无所事事，只有鋸木凿石，以应人们一旦需要他们的劳动时，能够迅速完工。
　　他们制作衣服，同样只需要很少的工人。当他们工作时，穿着简单皮革，皮革可以穿用七年。他们外出时，就披上一件外套，罩上粗糙的衬衣。这种外套服的颜色在全岛上都是一样的，都是羊毛的天然白色。他们不但比其他地方的人用布都较少，而且在这一方面所费的劳力也少。他们用亚麻布较多，因为制造亚麻布比较省工。他们选亚麻，只注重洁白，选羊毛只注意整洁。细致的织物，他们并不重视。在别的地方，一个人有四五件各色毛料外衣和四五件丝料短衣，还不满意，许多爱考究的人们往往有十来件衣服还嫌少，但乌托邦人往往一套衣服就可穿用二年。那里的人为什么还需要更多的衣服呢？即便有更多，也不能更有效地御寒，也不见得更为美观。
　　由于人人都从事有用职业，并因对每种行业所要求的工作不多，所以一切物品都很丰富。因此，常见城市派出大批群众去翻修马路。但当这种工作也不需要的时候，劳动时间就减少，因为当局并不拿无用工作来麻烦市民。

　　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可把工作日限制到必需的劳动时间……劳动的生产率越增长，工作日就越可以缩短，工作日越缩短，劳动强度就越增加。从社会方面来观察，劳动生产率是随着劳动的经济使用而增长的。这种经济使用不但包括生产工具的节约使用，而且还包括避免一切无用劳动在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各个企业部门虽然厉行节约，而其互相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却引起了社会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漫无限度的浪费，同时还产生了不可避免而本身却是多余的骈支机构。
　　若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一定，那么劳动越是平均分配在社会上全体有工作能力的人之间，而且一个社会阶层也越无法把天然必要的工作转嫁在其他阶层身上，那么，社会上从事物质生产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也就越加缩短，而留给个人从事精神和社会的自由活动的时间也就越为延长。在这一方面说来，劳动日缩短的绝对界限就在于劳动的普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阶级之所以获得自由时间，只是由于把群众的整个生活时间都转变为工作时间。①

　　他们（乌托邦人）当中有许多人，一心皈依宗教，因而忽略了科学。但是他们并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们深信，人们必须终身勤劳，功行圆满后，才能修得来生善果。因此，有的人就献身于照顾病者，有的人就献身于修桥补路、清除沟渠、挖掘泥灰、斫树、掘石、锯木、运输木材、运送粮谷和其他物品到城市等等。他们不但为社会服务，也为私人服务，其顺从程度甚至过于仆役。遇有粗重艰难、肮脏不洁的工作，需要人做，而别人都因其辛苦嫌恶、望而却步的时候，他们却自告奋勇地欣然担负起来，并且孜孜不倦、不惜劳苦，使他人得以清闲舒适而不被苛责。他们既不以德隆望重之人自居，也不以自己劳苦功高而轻视他人。但是他们越是卑躬自谦地从事劳役，人们对他们反而越为礼敬有加。

①《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50—651页。

　　他们分为两个宗派。一派人实行独身不婚，禁绝与妇女来往，并且戒食荤腥及一切活物作料。他们抛弃尘世享乐，认为有害身心，而一心追慕来世冥福。他们苦行清修昼夜无间，祈求天福。
　　另一派人也同样喜好工作，但是他们也愿意结婚，而不抛弃伉俪生活。他们认为辛勤工作是对自然应尽的义务，而生儿育女是对社会应尽的职责。对于不妨害工作的赏心乐事，他们概不摒弃。他们喜吃四足兽的肉，因为他们相信，肉食的滋养有助于强健身体。乌托邦人认为这一宗派的人是贤哲，前一宗派的人是圣徒。

　　他们（乌托邦人）不把战俘（除去乌托邦人在战争中亲自俘获的外）①或仆役的儿子作为仆役；他们也不屑从外国招来仆役。他们的仆役就是因犯罪而判处强迫劳动的本国公民。另一种仆役就是被判处死刑的外国罪犯——这也是更常见的。他们把这伙人大量运往国内，给他们很少报酬，或根本不给报酬。这类仆役不但必须经常工作，而且还带着镣铐。但是他们对本国仆役的待遇最为严厉，因为，他们认为，这一类人既然生长在那样一个优美的社会中，却仍然不能免于犯罪，那么他们定是怙恶不悛、宜处严刑的了。
　　另一类仆役是由邻邦贫穷失业的人们组成，这些人是自愿前来，以受雇佣的。他们对待这些人宽厚有礼，和对本国公民一样，所不同的就是给他们的工作多一些，因为他们在本国已经习惯于这种待遇。他们如有人想离开乌托邦——这是少见的事，乌托邦人也不加阻止，并且也不让他们空手回去。

　　罪大恶极的人大部分都须受强迫劳动的处罚。因为他们相信，这种处罚使犯罪者同样觉得可怕，而对于社会较为有益。因为犯人的劳动比他们的死亡较为有用，而且他们的榜样比很快就被人忘怀的死刑能起时间更长的警世作用。如犯人起来作乱，人们就把他们当作是用铁棒、锁链都无法驯服的野兽一样处以死刑。安分认命的人们也不是没有希望。因为这些人在辛苦疲倦之下，如竭诚悔悟，并表现出他们痛悔前非甚于其痛悔自己招来的惩罚，国王就加以特赦，人民也可以申请减轻他们的强迫劳动或完全予以释放。

①这是很少见的。

　　仆役们屠宰了牲畜，刳出脏腑以后，才把肉送到城中。人们不愿让自由公民习见屠宰牲畜，因为他们以为慈悲温良原是他们本质中最可珍贵的性质，若习见戕杀生命，恐怕会逐渐泯灭本性。……在食堂中，一切令人生厌的繁重污秽的工作都由仆役担任。

①基尔曼（J. H. von Kirchmann）在其给柏拉图的《理想国》所作的莫名其妙的肤浅“注释”中（《哲学丛书》，第68册），对我们这样说道：“柏拉图不同于后来的托马斯·莫尔（他把More竟写成了Moore！）、卡贝（Cabet）、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国家设想得并不同其余世界完全隔绝……因此，柏拉图的国家是建立在一个比后来那些乌托邦远较具体的基础上的。”事实上，如我们上面看到的，莫尔并没有那么耽于幻想，以致竟把近代国家设想成一个“孤立的国家”。讲求实际的伦敦商人的代表人物把无头脑的幻想留给德国学者了。但从基尔曼先生身上，我们看到——这自然并不新奇，为了要自命渊博居高临下地驳斥社会主义，对这些新哲学家说来，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对于讨论的领域一窍不通。

①罗哲士：《六个世纪……》，第117页。
②见《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伦敦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