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德〕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1887） 第二章 地产 1．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土地占有热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不但产生了具有新的利益和新的见解的新阶级，它们还相应地转变了现有的各阶级。它们所招致的那些新的需要由城市蔓延到四乡，在那里也产生了狂追金银的同样需要和贪婪——金银成了随心所欲购买到一切的一种商品。于是就有必要使封建主义适应于新的生产条件，并使地产成为一个利源；农业必须过渡到商品生产上；农民固然还可以继续为了自己消费进行生产，可是他还必须生产一些剩余，作为商品运销市场。 城市提供了这个市场。城市不但需要食品，而且对于原料的需要也是有加无已，城市不但需要谷类和肉类，干酪和奶油，而且还需要羊毛、亚麻、兽皮和木材等。 照这样，农民在一定情况下就能够成为一个商品生产者。农业成了一个利源，而在这种场合下农民就能够缴纳金钱，代替他对封建主所负担的徭役和实物税，而这于他是有利的。在特别嘉惠的情况下，他竟然能够彻底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 封建主也和农民一样热心把封建差役改为货币税。但是在情况特别良好时，这种改变才于农民有利。在农业的商品生产不发达的时候，改货币税便对农民造成重大灾祸。对于英国农民说来，货币税总算是放松封建束缚的一个手段，对于德国农民说来，货币税简直成了一场灾难，它使农民陷于绝境，倾家荡产，而封建主却也不曾沾到重大利益。 同时，英国农民对于自己的有利境况也并不能日久天长引为幸事。商品生产给土地本身带来一种商品的性质，因而也给它带来了一种价值，那种价值并不是以土地所能赡养的居民人数来决定的，而是以它所生产的剩余来决定的。耕者人数对产品的比例越小，而且他们的生活条件越是简陋，则剩余越多，而地价也就越大。 因此，在中世纪末年和新时代初期，我们在全西欧就看到两种特有的现象。那时发生了一种土地追求热，而且特别追求的是那些需要少数人就可以经营的土地，例如森林和草地。同时，人们还力图疏散农业人口，疏散之道有二：一为用需要少数人培植的作物来代替需要多数人耕作的作物，一为增加个体耕者的工作重担，例如先前三个人完成的工作，现在用两个人来完成，因而第三个人就因多余而被解雇了。 封建时代也有土地追求热，其贪婪程度不亚于新时代。但是两者的特质完全不同。古代的封建主所渴望的是带有农民的土地，新时代的老爷们所渴望的是农民的土地。 封建贵族所要的不单是土地，而是土地和人民。他的土地上越是人烟稠密，纳税和服徭役的人数也就越多，他所能维持的作战扈从也就越众。中古贵族决无驱逐农民的意图，而是要把他们束缚在乡土上，并意欲尽可能多地招徕新的移民。 新时代的贵族则与此不同。 剥削农民既然没有太大出息，他就认为有迫切需要转向商品生产，建立起自己的农业企业，而在英国，这种农业企业很快就落到资本主义佃户的手中。进行这种生产，人们只需要农民土地的一部分，却不需要土地上的住户。人们恨不得把这些住户赶走。 此外，如前所述，草原和森林也都有了一种价值。封建主们现在开始把公有草地和公有森林据为私有财产，而不许农民动用它们了。 但是，农民仰赖公有草地才能豢养成群牲畜。牛类不但因为生产牛乳、肉类和皮革而对农民有用，而且因为能够挽车驮物、供给肥料而于农业有利。森林对于农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在其中打猎、斫柴、伐木，而且可以牧猪。 公有森林和草地一被剥夺，农民就失去了重要的经营手段；同时，如前所说，货币税也使农民破了产。这就难怪农民们接二连三陷于绝境，而被迫离开家乡——倒不是被“犹太人”逼走，而是被信奉基督教的日耳曼贵族逼走。凡是经济过程还没有迅速推进到收回农民土地以符合封建主利益的地方，封建主就根据农民们所不懂得的一种法律，即罗马法（这个法律现在是很适合大领主的），进行诉讼，或者简直不惜编造任何借口，直接用暴力进行掠夺。 这种发展的结果就是大批农村人口的无产阶级化。由于寺院的瓦解（关于这一点我们留待另谈）和贵族扈从的遣散，无产阶级人数就更为增加了。 农产品还没有市场时，地主们只知道尽情消费佃户们所缴纳的大批生活资料。由于他们胃口虽大，却并不能独自把这些东西享用净尽，所以他们就请人来助食，那是些个莫逆的朋友——漫游骑士和戎装奴隶，他们都依附于他，构成他的扈从，并使他显得声势浩大。瓦尔维克伯爵（Graf von Warwick）在他的各府邸中每天竟然可以宴飨三万人。因此，他也就威权盖世，居然可以拥戴或废黜国王，而成为“太上王”。 当地主一发现有机会出售其享受不尽的过剩农产品时，情形就两样了。这样他们就可以换来在新的情况下比大批扈从更使他们声势煊赫的一种东西，那就是货币。同时，国王的权力加大了，警察的权力跟着也提高了。内讧越少，扈从越显得多余。主人把他们看成一大队无用的食客，要尽可能摆脱他们。国王也鼓动解散这些扈从，在扈从尚系一个危险势力的地方，国王就往往强迫加以解散。 扈从的散伙、农民的破产以及宗教改革以来寺院的被没收，很快地造成数量庞大的无产者群众。 2．无产阶级摧毁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各族人民不但接受了罗马人的生产方式，也有了沦于贫困的可能。我们知道，早在墨洛温王朝（Merowinger）时代，教堂门前的乞丐当中，就有叫弗兰克族的名字的。①整个中世纪，自始至终，救贫事业一直是教会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但是贫苦在那时还只是一种个別现象。中古时代也有大批人民遭受困苦的现象，但是，这一般是由于外敌或天灾所形成的，如匈牙利人或诺曼人的抢劫或歉收等等。这些灾难或多或少波及全部人民，并且具有暂时的性质。直到新时代开始，才又出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成为社会上一个特殊的、人数众多的阶级，成为一个经常的现象，一如罗马共和国末期和帝国时代那样。 但是在这个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古代的无产阶级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区別。新兴的无产阶级并没有一个比它更低的阶级，可以由它直接或间接鱼肉，借以谋生；他们脚下再没有奴隶，再没有毫无权利的无知乡民。当近代无产阶级产生的时候，它并不具有主权，不能以出售这种权力得到利益，如古罗马时代有主权的庶民那样。近代无产阶级不是统治和剥削的阶级的渣滓，而是由于被统治、被剥削阶级的解体所形成的。在十五世纪时，我们在世界史上第一次看到自由无产者阶级出现，成为社会上最下面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不是要求用另一个阶级统治来代替现有的阶级统治，而是要取消任何一种阶级统治。 ① 参阅保罗·罗特（Paul Roth）所著《由远古至十世纪慈善事业史》。埃尔朗根，1850年版，第185页。
当无产阶级刚刚产生的时候，自然没有人能够意识到无产阶级伟大的世界历史作用（还能有别的吗？），尤其是无产阶级本身，它更没有意识到这一层。 但是，他们当然很明白地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上最下等的阶级。他们除了他们的劳动力以外，再没有什么可以称为是自己的，而且他们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就得受饥寒之苦，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办法。 这种新商品一出现，马上就找到了顾主：大元帅和商人。雇用兵队和手工工场需要这种商品。群众因上述方法所造成的无产化，对于战争和工业的发展是同等重要的。然而所有自由的无产者在这两大人类活动的部门中，都不能找到安身之所。资本主义制造厂所优先需要的是熟练工人，而在被逐的农民、兵卒和僧侣中间所能找到的熟练工人却是寥寥无几。手工业也已开始提供无产者（当时行东已经对商人的竞争有所抱怨，因为商人把外国商品输入本国，并且在行会范围以外设手工工场制造本国工业品），不过手工业一般说来仍然屹立不动。这就难怪，失业者成千累万到处流浪，而资本家却诉说缺少工人了。 战争需要大量的人群，但是乡下人大多数都不懂得使用武器，而自从中世纪末以来，战争又成了一种学了才会的艺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当兵，而当了兵的人就始终只能当兵，不能改行到其他职业。在十五和十六世纪时，常备军还很少，大部分士卒，在战争一结束就被解雇。被解散的兵卒不能从事和平工作，因为他们野蛮成性，残暴不良，使人见而惊恐，不屑与共。在困难和失望之中，他们便容易操其旧业，他们先前既在佣兵队长①之下结成大军为人作战，现在就又三五成群为自己营生，他们于是做了强盗，他们自然最爱光临那些最没有防御能力的人们——农民。他们原来是群众无产化的结果，可是他们返回来又成为促进这种无产化的手段。当时的战争也起着与此类同的作用。在德国，自从农民战争以后，农民的贫穷化在大步前进着，而由于世界贸易途径的改变，致使资本主义工业和殖民政策的发展受了阻碍。德国无产者找不到工业和殖民地方面的出路（在其他国家，这些出路至少能吸收他们一部分），因而就必然完全投身于战争和抢劫。在我们看来，这正是三十年战争矿日持久的一个重大原因。这次战争之所以可能发生，正是由于有大批无产者可以补充到军队中。战争本身又产生了新的贫困农民，新的无产者，因而又产生了新的佣兵。农民一天不消灭，交战双方总感到兵士可以源源补充。如若到了那一天，当然也就不再有兵士了。 生活困难迫使不娴熟武事的失业者骗取处境较优者的同情或轻信，以获得救济。游丐流氓成了各地灾害，盗贼使道路行人不得安心。 ① 佣兵队长（Kondottiere）就像今天建筑业的大包工（Bauunternehmer）一样。包工者募集广大的劳动军，承造现代化的巨大建筑工程，如运河等项工程；十四和十五世纪意大利大的战争承包人（Kriegsunternehmer）带着装备优良的军队，也把承包战争、围攻城市等类似的需要，当作“甜头”生意，自然是为了获得相当大的代价。这些大的军事承包人（Großlieferanten des Waffenhandwerks）就叫作佣兵队长。
当局者引用严刑峻法镇压国内流氓浪人，终于无效。这些法律既不能造成就业机会，又不能阻止农民无产阶级化，所有旨在防护小农免受地主欺压的尝试结果都是徒劳。虽有种种法律政令，甚至绞架车裂之刑，但群众贫困和群众暴行却是有加无已。 3．农奴制和商品生产留在农庄中的农民的命运比他们那些自由了的弟兄们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在许多地方，例如在英国，农民完全绝迹了，代之而起的是资本主义的佃户，这些人雇日工经营农业，而这种日工从那时起是源源不绝的。 在农民没有被日工所代替的地方，他们也只好任由被降低到日工的水平。在中古时代，封建主是需要他的农民的。农民越多，他的权势就越大。当城市强大起来，足以保护逃亡农民免受其主人的追捕时，当十字军从国内吸走了一大批厌恶农奴制残酷压迫的农民时，当农村人口普遍减少时，封建主们便不得不惠予优厚条件，以便维系旧人、招徕新人。因此，在十三世纪时，农民的境况一度得到改善。从十四世纪起，农民越来越成为封建主的赘疣，因而农民的境况就又显著恶化了。如果他们还没有被驱逐，那只是为了要节省日工。农家的田亩遭受兼并，以便扩充地主阶级的庄园，留给农民的只有茅屋数椽、园地一块而已。而农民的徭役自然不曾相应地有所裁减。相反，这种徭役反而无限延长了。供自己消费的生产总还有一定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受瞻养者的需要，纵然这种生产是建立在强迫劳动的场合下，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与此相反，用强迫劳动所进行的商品生产，就和资本主义一样天然带有漫无止境的牟利欲；金钱是永远不会使人满足的。但是这种生产却缺乏着资本主义有时所感觉到的那种限制力，即自由工人的抵抗力量。 因此，用强制劳动所进行的商品生产是最可怖的一种剥削形式。东方古代家长式奴隶制，比起美国南部各州数十年前甘蔗和棉花种植场上所盛行的奴隶制来，还是描写朴实生活的村歌。由此可见，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比起由于商品生产发展所产生的奴隶制来，是缓和到无法比拟的程度了。① 城市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时也促进了农奴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输入大量原料，而这在当时只有用农奴所经营的大规模农场才能供应。欧洲农奴制在某些时期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正如后来美国的奴隶制一样，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条件。 在1847年，马克思就曾写出以下的文字： 同机器……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②
就在数十年前的美国南北战争时代，英国资本家还声言说，南部诸州的奴隶制是英国工业所不可或缺的生存条件。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大地主和资本家竞相讨好工人阶级更滑稽可笑的了。地主说：“我是工人的天然保护者，我愿意人人在社会上有安身立命之处，世上再没有无产者。”资本家又嚷着说：“不要听那些诱惑，我才是把你从农奴制枷锁下解放出来的恩人。” ①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第265页，“工厂主和领主”。
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961年，人民出版社，第87页。 实际上，地主和资本家正不必互相责难；不但资本家，就是地主也都参加了使工人“脱离”土地的工作；另一方面，当农奴制和奴隶制对资本家有利的时候，他们也是梦寐以求的。 4．新贵族在经济上成为赘疣商品生产的发展结果之一是：利用封建主义方式来对农业工人进行最大规模的剥削，这时农业工人很难再称为农民了。 农奴被剥削的程度既然可以有加无已，于是封建贵族很快就显得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中世纪时代，不但封建主需要农民来赡养，而且农民也需要封建主来保护，封建主可以保护农民免受暴力欺侮，可以使农民豁免对公社的一部分司法上和行政上的义务，而最重要的是可以使他豁免服兵役的沉重负担。 由于近代国家的发展，那些在中世纪初期驱使农民沦于依附地位的原因就逐渐消逝了。中央政权越巩固，警察力量越足以弹压内乱，贵族越不能保持一支独立的军队，农民便越感到不必要再有一个保护自己抵御强暴的主人压在自己的头上了。原来的保护者现在成了农民亟须借助其他保护力量对之进行抵抗的对象了。 封建主曾免除了农民的兵役，由自己来担负，近代国家卸除了封建主这个担子，而又把它转嫁在农民肩上。如前所述，雇佣兵代替了骑士的地位，而雇佣兵仍由农民中募集而来：雇佣兵的来源，一为破了产的农民，而当这个来源枯竭时，就由还没有沦为游民的农民加以补充。而征募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粉饰了的强迫行动。赡养军队的责任也落在农民头上了；兵士就在农家宿营；农民除了向贵族和教会纳款外，还得向国家缴税——这主要是为了赡养军队。贵族虽然还像以前一样，自夸是名门望族的卫国干城，可是他们所谓骑士风范充其量不过是为自己保留薪俸优厚的武官职位而已。 地主对于行政权和司法权也越来越没份了；这种权限越来越落到官僚手里，不消说，农民又得赡养这一伙人。领主裁判所中还保存着的古时的封建审判权，只不过是增加剥削的一个新的杠杆而已。 到了此时，贵族从前为了酬劳农民为他们所卖的力气而尽的种种义务已荡然无存，同时向农民所要求的贡献却漫无限制地增加了。 末了，封建的负担和限制成了生产的真正桎梏，这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农村的商品生产完全摆脱封建性质。封建的剥削方式同新的生产方式的要求发生了矛盾。封建贵族久已成为赘疣，而从此时起，它断然成了有害无益非被排除不可的了。 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讨论进一步的演变情况，因为在我们所涉及的这一段时间中它只露出了端倪。不论其形式如何，就其最后目的来说，农民战争正是反对这种适应商品生产需要的上述新封建主义开端所进行的第一次羞怯的抗议。这些战争同时又是垂死的马克公社的最后一次挣扎；它们也是1789年大革命的先声。 5．骑士阶级介于大贵族和农民之间有低级贵族，即骑士，这些骑士大部分都是古代普通自由农民的后裔，他们因为环境顺利才得以保持其自由。他们对于有大势力的贵族自然不能逃避封建义务，但是得能免除原有的一些贡献和税缴责任。① 骑士站在大地主与农民之间，就像现在的小资产阶级站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一样。骑士也同样摇摆不定，今天与农民携手反抗王侯，而一当农民战争情势汹涌起来的时候，又和王侯协作扑灭农民战争。歌德所描写的伯里欣根的戈兹（Götz von Berlichingen）正是这种骑士阶级的典范。自然，肯全心全意为农民事业尽力的骑士也不乏其人。谁没有听说过格耶尔（Florian Geyer）呢？但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不可靠。即便胡登对于农民，其立场也不是坚定不移的。 不论骑士阶级是效忠于农民的事业，还是捍卫地主的利益，从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看，其灭亡是无可挽救的。骑士如果不能晋升为大地主，田连阡陌，足以改营商品生产的话，那么他的地产将变得无足轻重，往往成为强邻鱼肉的对象，常不足以维持骑士阶级“合乎体面”的生活。这些人就被迫从地主行列中销声匿迹，投身城市作商人谋生，其比较体面的，就作了王公大人的文士幕客，实则等于王侯们的高级侍从和卫队而已。因此，骑士不是作了廷臣，就是作了佣兵。 在西班牙、英国和其他国家，殖民政策给下级贵族开启了一个实现其理想的美满前程：这个理想就是坐而致富。在国内赋予他们横行霸道的强权，在殖民地和海上劫掠中更为肆无忌惮。 低级贵族同商人一起是殖民政策的重要推动力。 自然，让低级贵族适应新的生产方式，是不会不经过一番激烈搏斗的，正和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些社会变革一样。骑士阶级顽固地企图维持其无需攀附他人的独立地位，可是这只有在封建生产关系原封不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同时，骑士阶级也习染了统治阶级由于商品生产发展所养成的那些嗜好：在封建生产方式基础上满足其需要的可能性越小，骑士阶级的生活需求反而越大。在另一方面，骑士阶级如果想维持封建时代的生活方式，那么，他们和现实生活状况就要背道而驰了。 ① 参阅毛列尔所著《马克公社制、农庄制、村镇制、城市制和国家权力史导论》，慕尼黑，1854年版，第236页及以下各页。
骑士的奢望和无能形成一个越来越尖锐的对比，并且成为新时代初期的一个特征。这种矛盾的现实表现，往往是一场悲剧，不过在当时向新兴金钱势力欢呼的城市著作界看来，并不如此。骑士、僧侣和农民都是旧时封建生产方式的代表人物。作为精神生活集中点的大城市的居民，对这三个等级中任何一个等级都同样憎恨和鄙弃。似是，当中产阶级还具有革命性的时候，他们从不感情用事，也不虚伪。合乎道义的指责是他们最少用的武器。他们是用讽刺嘲弄手段来向敌人进攻的。愚鲁的农民，大腹便便的教士，身世飘零既贫且傲的骑士，是后来文艺复兴时代文学及其支派所酷爱描写的人物。 我们首先是在新的生产方式最早发达的意大利见到了关于这种人物的描写，这些人物在全欧洲文学中马上就成了风行一时的描写对象了。由薄伽丘的《十日谈》（出版于1352年或1353年）至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出版于1604年），曾出现了一系列文艺作品，有时对这一等级，有时对那一等级，有时对三个等级同时加以嘲笑戏弄。 这种文学作品大部分现在已经被人遗忘了。在这许多人物中有两个人物成了取笑骑士阶级的代名词，这也是今天人所共知的，据我们想，这两个人物已是永垂不朽的了，那就是唐·吉诃德和法尔斯塔夫。① 在今天大多数人看来，《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写于1602年）是—部非常无害的喜剧，但是这部喜剧实在是一场严酷的阶级斗争，不过是经过了诙谐成趣的天才手笔的渲染。喜剧作者莎士比亚是否要借这个剧本追求其政治目的，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他描绘出他亲眼所见的事实，那就是不愿向资产阶级就范的、日趋没落的骑士阶级同兴起的中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产阶级的妇女是比那些横行无忌、不畏物议的骑士更为足智多谋、勇敢豪迈的。所以《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是节节胜利的资产阶级的尽情的欢呼。 ① Falstaff，莎士比亚所著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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