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德〕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1887） 第一章 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的兴起 1．封建主义胡登（Hutten）针对他的时代欢呼说，“学术繁兴，人心振奋，躬逢盛世，人乐此生”。这话说得有理。对于一个像他那样富于奋斗精神的人说来，生活在那样一个世纪，诚然是乐事，因为那个世纪大胆推翻了因袭的关系和传统的成见，使停滞不前的社会发展奔流起来，并且一下子无限地扩大了欧洲社会的天地，创造出几个新的阶级，解放了新的观念，发动了新的斗争。 作为“精神的骑士”来说，胡登确有一切理由对他的时代表示欢欣鼓舞。但作为骑士阶级的一个成员来说，那个时代在他眼中就未免要减色了。他的整个阶级当时也是处于被压迫的方面；他的命运当然与他的阶级命运相一致。这个阶级既然失掉立足之地，那么它如果不是甘趋灭亡，唯一可走之道便是奴颜婢膝、服务王侯以讨生活。 十六世纪的标志就是封建主义和新兴资本主义的殊死斗争。这个世纪打上了这两种生产方式的烙印，而成为两者离奇的混合物。 当时封建主义的基础就在于马克公社范围以内所进行的农业的和手工业的生产。 照例是一个或几个村子构成一个马克公社，以森林、草地和河川为公有财产，而起先连耕地也是公有财产。在这个公社以内进行着全部中世纪的生产过程。公有的地产和移交私人的田亩田园，供给人们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即农耕、畜牧、渔猎的产品，以及在宗法制农民家庭或由农村手艺人所加工过的原料，如木材、羊毛等。在这种公社中，不论私人的或是共同的活动，目的都是为了给生产者，或其家属，或其公社，提供自用的消费品，有时也给其封建主提供这种消费品。 马克公社一般是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组织，它和外界几乎没有经济的联系。 结果就产生了一种显著的排外性。谁要不是公社成员，就被视为外乡人、无权利者或绝少权利者，他纵然在公社中安了家落了户，但在没有获得公社批准的地产以前，其境遇也决不能两样。公社以外的整个世界都成了外乡。公社成员一方面对于不能获得土地的外乡人养成了一种贵族模样的傲慢心理，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今天在经济落后的穷乡僻壤仍然可以见到的那种地方局限性和囿于教区以内的地方主义。封建主义的中世纪所特有的封建割据和等级划分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在这种情形下，封建国家的经济联系是极其松散的。一个国家可能勃然兴起，也可能忽然灭亡。民族语言甚至也没有成为重要的联系纽带，因为各地马克公社在经济上的彼此隔绝是有利于各地方言的保存和形成的。 高踞在各地马克公社以上的唯一坚固的组织就是通行天下的天主教会以及其通行天下的语言——拉丁语和其到处都有的地产。把西方那一大堆狭小自足的生产组织维系起来的势力也正是这个教会。 国家元首，即国王权力的渺小程度，也与其经济联系的松散程度一样。国王凭其国家本身只能拥有很小的权力，他和当时任何其他社会势力一样，只能靠其地产拥有自己的渺小权力。一个封建主的地产越大，马克公社中的农民越多，国家里面对他有上缴义务的马克公社越多，那么供他享用的生活资料也就越多，而为他服役的人也就越加各色俱备，他所能建造的堡垒也就越为宏伟壮丽，他在他的宫廷中也就越能养着更多的工匠和艺人，为他制造衣着、用具、装饰品和武器，他的扈从骑士也越为众多，他以飨宴款待的宾客也越加广泛，他就越能把土地和庶民分赐给人，因而把更多的藩臣笼络在自己周围。 国王往往是国家最大的地主，因而是最有权势的。但是国王并非权威盖世，足以使其他大地主叩首称臣。这些地主联合起来，往往几乎凌驾其上，而其中最强有力者更成为他的不可侮的对手。国王只要被人承认为平辈中的魁首，那他就心满意足了。封建割据状态越发展，封建领主通过制服自由农民后获取的权力越扩大，国王征调军队的范围就越缩小——只有其骑士队伍可以依靠，国王的地位就越显得风雨飘摇。只有当城市充分强大巩固起来，使王权以及一般封疆权力得到依靠以后，他们的势力才能重新振作起来。 2．城市中世纪时代的城市和乡村都以马克公社为基础。①形成城市的推动力就是贸易，主要是对于意大利的贸易。即便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猛烈动荡期间，这种贸易也不曾完全中止。但是农民对此几乎没有什么需要，它们所需要的物品都由他们自己生产出来。而大地主、高等贵族、高级僧侣，却需要高等工业产品。隶属于他们府邸的那些工匠只能满足这些需要的一部分。他们不能够制造像由意大利运来的那些精细织品、考究饰品以及其他物品那样的产品。德意志贵族们在朝拜罗马时时常获得这些珍品，携归国内。除此以外，还发展着一种经常贸易，自从十世纪德国哈尔兹（Harz）地方开掘银矿以后，这种贸易在德国就繁荣起来。戈斯拉尔（Goslar）的银矿，人们早在950年就已开始开发。② ① 关于这个问题，主要可参考毛列尔（G.L.v.Maurer）的《德国城市史》；共四卷，埃尔朗根版，1869—1871年。
② 于哈尔兹矿山对于中世纪商业的影响，读者可参考安德生（Anderson）所著《商业起源的历史的和年代的考证》，第1卷，第93页，伦敦1787年版。 在世俗王侯的宫廷，在各主教府邸，在某些贸易集散地（例如由阿尔卑斯山关隘通至莱茵河或多瑙河的大道的终点），在小海轮可以达到的内地设防的港口，如巴黎和伦敦，很快就有货物堆栈兴建起来；这些堆栈在我们今天看来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当时四围居民和外国强盗、诺曼人和匈牙利人对此已是垂涎三尺了。对这些地方就有设防必要。这样，乡村就逐渐开始发展而成为城市了。 在四周搭起高墙以后，马克公社范围内的农业和为了自用而进行的生产，仍然是这个设防地区的居民的主要工作。贸易规模非常小，还无法改变公社这种特质，市民也和乡民一样仍有地方的狭隘性和排外性。 除在马克公社享有充分权利的世家之外，一下子又暴发起一个新的势力，即工匠的势力，他们依照马克公社的模范组织成公会，即组织成行会。 手工业原不是商品生产。手工业者与马克公社处于一定的服务关系中，或以家仆身份与封建主处于一定的仆从关系中。他的生产是为了满足马克公社的需要或是为了满足他所隶属的那个府邸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出售。这类工匠，尤其是供奉工匠，在城市中自然是为数很多的，而当这些城市是主教和国王驻节之所时，他们自然更多了。随着贸易的发展，随着工业品市场的开辟，其他工匠也投奔到城市中。这时，工匠已不必听人指使，不必在一种供奉关系中为人工作，他可以当一个自由的商品生产者了。城里的供奉工匠竭力摆脱他们的应差义务；而四郊的供奉工匠，当他们能够逃入城市，并且指望可以得到城市的保护时，也就逃入了城市。手工业者人数增加，势力扩大，但是他们大部分既被马克公社所抛弃，也被城市政府所排斥；城市政府仍旧保持在原始马克公社的后人的手里，这些人已由农民共产主义者转变为高傲不逊的贵族了。于是行会和这些后人之间便发生了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一般是以行会的完全胜利而终结的。同时城市与地主政权或国王政权，也进行着一种争取独立的斗争，这种斗争也往往使城市获得独立。 在这种反对地主贵族的斗争中，工匠们对于力图减轻自己封建重担的农民也给予某种同情。这两个阶级常常携手合作。通过这种斗争，在小市民阶级中间发展出一种民主的、共和的趋向，不过马克公社中原来那种排外性并不曾因此而完全消失。这种排外性只是扩大了结伙范围，这就是行会和农民团体。 无论如何，手工业的商品生产总算冲破了城市马克公社的闭关自守状态。工匠们不但为城市工作，而且也为四郊地区工作，这个地区往往还很辽阔。他们多半不是为农民工作，因为农民仍然是自己制造差不多供自己所使用的一切东西，他们多半是为他们的寄生者即失掉其隶属工匠的封建主工作。另一方面，工匠们又从乡下取得其生活资料和原料。城市和乡村之间在经济上开始了交互影响，但是同时也开始对立起来。城市日益崛起，成了马克公社之外的第二个经济中心，其辖区有大有小。各个城市依然闭关自守，虽然他们为了共同的目的而经常或暂时联合起来。国家的政治统一并不因此而有所促进，反而遭到破坏，因为富有的、目空一切的城市共和国已经求得了马克公社所永远不可能求得的独立。除了大封建主之外，这些共和国又成为造成国家分裂的一个新的因素。 国王的权力凭借城市与贵族的对立而增强。但是，他们却遭到险被从前的同盟者完全消灭的威胁。可是这种趋势成为事实的不多；因为在各个城市中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势力，这种势力意欲使城市成为坚强的政治专制主义的堡垒，这就是以兴起世界贸易的商人资本为代表的革命势力。 3．世界贸易和专制主义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意大利和日耳曼北方之间的贸易，就在罗马统治政权覆亡以后也没有完全停顿。这种贸易建立了若干城市。但是这种贸易因为主要是小规模贸易，所以过于微弱无力，不能赋予这些城市以一种与公社有别的特质。起初在马克公社范围内，城市的特质是农业赋予的；后来，行会手工业在城市中的比重占了优势，城市的特质就由行会决定。 直到十九世纪，许多城市还具备着行会的特质，也有些城市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但是也有许多城镇已经发展成为大城市，因而成了新社会制度的开路先锋。那些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特别有利的城市已成为海外或世界贸易的重镇。 中世纪欧洲对东方，尤其是对君士坦丁堡和埃及的海外贸易，首先是在南意大利的阿马勒菲（Amalfi）发展的；希腊人和萨拉森人初到那里时曾与土著处于敌对关系，后来才发生了商务关系。当时东方虽然一蹶不振，但在艺术造诣和技术知识方面却使西方望尘莫及。在东方，不但原来的生产部门依然保存，而且还涌现出新的生产部门，如希腊的丝的生产和加工便是一个例子。此外，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的迁徙，也使远东最有文化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同埃及以及地中海沿岸各地比在罗马人统治时期更为密切地结合起来了。 在欧洲蛮族的眼中，阿马勒菲商人运来的大批宝物真是鲜艳夺目、美妙无比的。贪求获得这些珍宝的念头，立刻就支配了欧洲一切统治阶级，这种贪得之念大大推动了美其名曰十字军东征的那些掠夺性和征服性的进军，但是它也推动了那些在地理上占有利地位的城市来参加这样一种有利可图的贸易。第一个参加的就是北意大利。 人们逐渐企图仿造舶来的工业产品，尤其是织造品。在十二世纪，我们就已在意大利的帕略莫（Palermo）发现有希腊战俘经营的织造所。在十四世纪，这一类织造所已在北意大利建立起来。 这些工业品仿造成功以后，商人们就发现，输入原料，在国内由雇佣工人加工更为有利；这件事的先决条件就是：他们必须能够找到自由的工人，这些工人必须没有行会约束或徭役征调，以免妨害他们为商人工作，他们还必须不具有生产资料，以避免他们自由工作、自己享用，因而迫使他们必须出卖劳动力。 工场手工业的萌芽就由此萌发，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也就由此奠定。 在莫尔的时代，即十六世纪之初，这些萌芽还是若隐若现。而工业主要还是操纵在行会手工业手里。资本主要还是以商人资本的形式出现。但是就在这种方式下，资本对于封建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一种分解作用。商品交换越是发展，货币势力就越是巨大。货币是人人需要、人人使用的商品，用货币可以买到各种东西，可以买到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所能生产的各种东西——仆役、邸宅、饮食，以及家庭中所不能生产的无数用品——那些经常使用而除了用货币之外不能获得的用品。于是从事猎取货币、生产商品，或做买卖的阶级，就越来越声势煊赫了。行东由于帮工人数受到法律限制，只能达到温饱生活，所以就被这些商人们凌驾于其上了。这些商人的嗜利心是没有止境的，他们的资本在漫无限制地膨胀，他们的贪欲不外是商业利润愈大愈能称心快意。 商人资本是十四、十五、十六世纪革命的经济势力。它使社会得到新的生命，并使新观点成长起来。 在中古时代，我们一方面发现有偏狭的乡曲主义和小国寡民现象，另一方面又发现有包括整个西方基督教范围的世界主义，而民族感就十分薄弱了。 商人不像农民或工匠那样，能够安居在一个狭小区域内；只要可能，他就要使全部世界门庭洞开；他永远在奋进不息，开辟更远的市场。行会成员往往终其一生也许不出他的城区一步，反之，我们却看到商人们风尘仆仆，贩旅异方。商人们迈出欧洲边境，开启了一个大发现的时代，那个时代的绝顶成就就是印度航路和美洲的发现，而且，严格说来，这个时代即便在今天仍在继续之中。即便在现时，推动大多数探险航行的，仍然是商人，而不是科学研究家。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时就已远达中国。在马可波罗十年以后，一伙敢于冒险的热诺亚人，曾经企图发现绕行非洲通往印度的海道，不过这个事业在两个世纪以后才算成功。①十三世纪末期，热诺亚人和威尼斯人所开辟的由意大利通往英国和荷兰的直达海洋交通，对于经济的发展有较大的意义。欧洲西北部的这两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由此就被大大促进了。 商业用世界主义代替了困守乡土的思想，什么地方有利可图，人们就能有宾至如归之感。但是同时，世界主义却用民族主义和教会的大同主义对立起来。世界贸易一方面扩大了西方各族人民的眼界，远远超出了天主教会的范围，而另一方面却又把视线局限在自己民族的领域以内。 这话听起来有些古怪，可是也说明中世纪的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彼此之间很少处于经济对立的状态中。在这些社会内部诚然有些矛盾情况，但是只要外面世界对这些矛盾不加干涉，外界如何，他们并不理会。而另一方面，对大商人说来，他所属的社会在外国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那就不是不关痛痒的问题了。商业利润必须凭贱买贵卖才能取得。利润多半系于买者和卖者的相互力量关系。自然，一个人如果处于一种惬意地位，能够无偿地由商品所有主手里夺取其商品，那是最为有利可图的。事实上初期的贸易就和海盗生涯没有什么分別。不但荷马的史诗对此详加描述，我们在第三编中还将看到，就是在十六世纪的英国，海上劫掠也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惬意形式，并因而得到国家的支持， 但是随着贸易的发展，在买者队伍和卖者队伍里面，也都发生了竞争。在外国市场上，这些对立就形成民族对立。例如，热诺亚的商品购买者和希腊的商品出售者在君士坦丁堡的利害冲突就演变成为一种民族冲突。同时，在同一市场上，热诺亚商人和威尼斯商人的利害冲突也演变成为民族冲突。热诺亚越比威尼斯和希腊强盛，它就越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得到更大的利益。其祖国或其民族越是强大，其所获利润也就越大。即便在今天，狭隘民族主义在别的地方都不像在海外侨商里面那样风行，即便在今天，当“本族”商人在海外遭人欺凌时，仍会激起侨居那里的商人的“民族尊荣”感而去打当地人的耳光。 ① 参阅鲁格（Sophus Ruge）所著《大发现时代史》，1881年，柏林版，第23页。
由于世界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一种强烈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就把一向涣散的国家组织巩固起来，但是也促使这些国家彼此分离，并促使基督教划分为彼此更为森严地隔离开来的若干分立的民族。世界贸易兴起以后，国内贸易也同样使各民族国家强盛起来。贸易依其本性而论就趋向于集中在一定市场，一个广大地区中的大路所辐辏的集散地。舶来品都汇集一处，以便由这个中心点散发出去，通过四通八达的路网，分布于全国各地。国内的商品也集中在这个集散地，从那里再运往外国。这样一个集散地所控制的整个地区，就成了一个经济有机体，而且商品生产越发达，自给自足的生产越受到排挤，则这个地区对这个中心的联系也就越加紧密，而其对中心的依属关系也就越发加深。 由这个中心所控制地区的各个角落，所有人都涌流到这个中心；有的人是想留在那里，有的人是在完结交易以后回归故乡。这个中心点日见扩大，成了一座大城市，它所控制的那个邦国的经济生活，以及依赖于经济生活的精神生活，都集中在这里。城市的语言成了商人和受教育者的语言。这种语言开始排挤拉丁语，并成为书面文字。但是这种语言也开始排除农民的方言。从此形成了民族语言。 国家的行政适应着经济组织。行政也集中起来，中央行政权力也安设在经济生活的中心，而这个中心就成了那个国家的首都，它现在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控制了这个国家。 这样经济的发展就形成了具有一个统一语言、一个集中管辖、一个首都的近代国家，即民族国家。 这种发展过程现在往往还没有完结，它一再遭受挫折，不过它的发展方向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在西欧各国已经明白可见，而且或许正由于当时的封建主义还大大影响着经济生活，并且借着传统力量在更大程度内支配着精神生活的方式，所以这种发展就更显得明白可见了。几十年以后被视为不言而喻的道理，在当时还得证明其“存在的正当理由”，同时也必须指出旧制古道已经过时。新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精神的方向必须冲破现状开辟一条出路，必须争论一番道理，因而它的宗旨比下一世纪往往要阐明得更加清楚明晰。 显然，上述的发展过程，凡是在国王还保留着一点残余权力的地方，必然会促进王权，或者更明确地说，会促进国王的势力。自然，这个新的政治中央权力应当集中在国王个人身上，而且他也应当成为中央行政和军队的首脑。他的利益和贸易的利益是二合一的。贸易需要一员可靠的将领和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服务于那个经济势力，适应那个势力的性质，它是受金钱雇佣的。这是一支和封建领主的扈从或招募的兵士不同的雇佣兵队。贸易需要军队在国外和国内来保护它的利益，来摧毁与它竞争的各民族，来征服各地的市场，来冲破一国以内各个小邦阻碍自由贸易的壁垒，对大小封建主起着警戒作用——这些封建主敢于对贸易所宣布的财产权大胆否认，而且这种否认还并不只限于空讲理论。 随着国际交通的发展，各民族间的摩擦越来越多。商战越来越为频繁而激烈。但是每一次战争都加强了国王的权力，使它更加独裁专制了。 于是在没有一个合法的，即正统的君主可以承受这种发展恩惠的地方，就往往造成国家所需要的雇佣军首领独霸一方的局面。北意大利各共和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新的国家机构不但需要王侯作它的军事统帅，而且还要他作政府元首。封建割据的行政机构已处于解体过程，而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即官僚制度则刚刚萌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初期，对于具有发达贸易的商品生产而言，原是促进经济集中的一种经济上的必要措施，反过来，经济集中对中央集权也起着制约和促进的作用。这种中央集权，在起初，需要一个实力充足的人作为首领，以便维持政局统一，平息离散分子，尤其是来自贵族方面的离散分子。只有军队统帅才有这种力量。把军事和行政机构的一切大权都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换句话说，即君主专制主义，在宗教改革时代及其以后的时代，原是一种经济上的必要之举。我们在这里不论把这一点怎样强调，都不算过分，因为我们如果忽略这一点，则莫尔的许多行为和著述便完全不可理解，而且从近代观点看来还显得荒诞不经了。 当时在国内，若离开国王或违反国王意志来举办任何事情，似乎都没有希望。在许多情形下确实就是这样。国中兴办任何事情，都非经过国王批准不可。 一国以内的国王专政越为强大有力，那它就越是服务于资本的利益，在当时就是首先服务于贸易和高级金融界的利益。不但资本的利益和国王的利益在某种程度内彼此越来越一致，而且国王反而越来越依靠于资本了。 世界贸易越发展，国王的权力便越不依靠于他们的地产了。金钱越来越成为他们权力的基础。这个权力的大小，主要就建立在它的军队和宫廷排场上。两者都需要金钱，需要许多金钱。封建式的战术被殷富的城市所培植出的一种新的、优胜的战术取而代之了。这些城市不但以训练严格的步兵来对抗散漫无纪律的骑士队伍，并且又采取了新的技术成就为它们服务，而它们的大炮更使骑士望风而逃了。 这样一来，战争就成了斗钱把戏。只有拥有大量金钱的人，才能收买走卒、炮手和大批武器，才能够维持战争的庞大费用。 此外，还得再加上浩繁的宫廷开支。贸易和国王双方的利益都一致要求把封建贵族的傲骄不逊裁抑下去，不过也并不要求消灭这些贵族，而只是要求他们适应于新的情况。贵族们不得再在他们的堡垒中养尊处优，豢养多数对国王和贸易不但无益而且有害的扈从了。 贵族不得不在国王的监视下服务于国王的宫廷中。他不得再把自己的收入消耗在养活私人的军队上，而应当在宫廷中挥霍无度地过其奢侈的生活。他应当把大量金钱浪费在购买世界贸易所销售的和商人利润所指靠的那些商品上。1512年时一道英国国会法案，曾规定征收一些织造品关税，例如金银织物、提花锦缎、天鹅绒、织锦、花绫、波纹绸、其他丝线和金线合织的织物等；这道法案中也提到，一只海外来船往往载有三千至四千匹那样的织品。① 贵族宫廷的豪华侈靡既促进了贸易，又维护了王权：它一面增加了商人的利润，一面又削弱了贵族的财力。因而使他们仰赖国王的赐金和商人的信贷，而为两者服务。 商贾和国王真是竭能尽智，提倡奢华风气，而其主要方法就是以身作则。他们想尽办法，把贵族从其堡垒里罗致到宫廷中；在不得已的场合下，就不惜动用武力；或者，也可能通过尊贤敬能和引诱勾搭，以彬彬有礼的豪华奢侈使粗野简陋相形见绌。 ① 参阅克雷克（G.L.Craik）所著《不列颠商业史》，第1卷，第217页。
于是，不但国王率先示范，鼓励贵族竞相奢靡浮华，而且贵族方面也不甘示弱，想和国王媲美斗富。 在十六世纪初期，和今天人们可以把财产变成公债或股票的情况不同，凡不愿做商贾、佃户或制造家的懒惰富人们，尤其是高级贵族们，他们所聚敛的财富，情愿投在贵金属和宝石方面，因为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始终保持着的，而且到处都可出售。但是他们会把这些宝物锁在百宝箱中么？拥有黄金和宝石在当时成了一种声势，正如仆从如云在从前是一种威望一样。人们不但愿意享有这种声势，而且还想炫耀一番。金银财宝是买动人心的最好手段，能使某些人恭敬帖服、谄媚逢迎。中世纪时，封建领主把他们的收益花费在养活大批仆从上，而他们现在则花费在搜求价值连城的财宝上。以前，他们宴飨酬酢，总是带着大批扈从以壮声势，现在则是满身财宝。 由此也就可以了然，不少人何以由于想夸豪斗富炫耀于人，居然借人财宝硬装体面了。 国王自也不当落在廷臣后面。他的辉煌灿烂也得高人一等，才可显示其权势原是出人头地的。这样一来，贵族和国王彼此就竞相追求日益加甚的豪华奢侈了。 因此，从十五世纪以来，宫廷的豪华场面就日益成为维持政府体统的必要措施，离开这种排场，一个政府简直就无法维持。侈靡生活相习成风，金钱消耗没有止境。 国王从其封建地产中所获得的收益，久已不敷这些开支。于是他们就来征收赋税；但是他们的大部分收益都指靠于殷实城市，而这些城市当时是势不可侮的。因此，国王对那些城市征税时就不得不先得到城市方面的同意，这些城市受到邀请，作为第三等级派出代表，以与其他两个等级——贵族和僧侣一起同国王协商所要征收的赋税数目。当城市有足够的权力时，它们就只在某种条件下才答应这种赋税。在英国，因为条件特别优惠——即由于小土地所有者和市民阶级联合起来——就由此发展出了国会的立法权力。 但是这种款项往往不足以弥补因战争频繁和王室开支浩大所造成的国库的漏卮。赋税虽然把人民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但大多数国王却永远是狼狈不堪：富商大贾和银行巨头欣然乐意帮助他们摆脱这个困境；自然，这种帮忙不是毫无代价的，国王必须以国家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才行。国债开始发行起来，国家和其元首成了资本的债务奴隶（Schuldknecht），他们不得不为资本的利益服务了。 人们如果相信，自从威廉三世以来，英国才开始有了借举债以弥补国家需要的措施，那是大错特错的。从很早时候起，英国政府就惯于发行国债。唯有定期还债的惯例是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开始形成的。① 对于人民说来，专制政府的权力是增加了。在农民和工匠面前，在贵族和僧侣面前，这个权力是扩大了。但是通过专制政府的权力实现的却是商业大王、银行巨头和土地投机家的观点和利益。 今天资产阶级大多数人的看法仍然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元首是必要而不可缺的，重要之点只在于使这个元首为资产阶级服务，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十八世纪那场斗争，其争执的主要问题是：王权究竟是贵族和僧侣的工具，还是第三等级的工具。市民阶级的思想家都很熟悉农民共和国和贵族共和国，但是没有一个人想到资产阶级共和国。“启蒙主义”哲学家宁愿纷纷议论“启蒙”那种照他们的意思称之为有效的专制主义。只有实际环境的力量才把资产阶级共和国强加在法国人身上；这样一个没有君主的王国，只有当集中的军队机构和官僚政治完全建立起来之后，才和资产阶级关系水乳交融。 ① 麦考莱（Macuiey）所著《英国史》，莱姆克（Lemcke）德文评本第1卷，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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