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二十五章 三月行动
从保尔·列维辞去统一共产党主席一职，到他被开除出党，中间仅仅隔了几周。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几周至关重要，其中不少细节至今仍不明朗。拉狄克回到莫斯科后，他就不再妥协，并给《共产国际》（德文版）写了一篇文章，文中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企图让讨论得出一个结果，也就是它所谓的让党“活跃起来”[1]。拉狄克声称，在意大利党的问题上，列维唯一做的就是针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喊出了吓人的“机械的分裂”，这是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因为德国党领导层的消极，而对列维进行了个人批评。拉狄克认为，统一共产党的旧领导层“从一九一九年的惊慌失措下的防御，到一九二〇年的猛烈进攻（独立社民党工人群众的激进化使这个进攻成为可能）之中，都暴露出它自己是无力行动的”[2]。统一共产党显然正处于严重危机之中，证据就是在这个唯有行动才能凸显问题的时刻，它却没有行动，而仅仅自限于讨论[3]。拉狄克此文给人的印象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想要“激励”统一共产党，让它走出日常的宣传鼓动工作。为此需要进行反对列维的斗争，拉狄克还批评了布兰德勒、施特克尔和塔尔海默的“调和”态度。 三月十四日，拉狄克给中央局委员布兰德勒、弗勒利希、恩斯特·麦尔和波特赫尔，以及塔尔海默和菲利克斯·沃尔夫发出密信[4]，信中他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列维正企图按照“要么选择群众党，要么选择宗派”的口号建立派别组织。正当我们可以通过实行自己的政策，把新的群众吸引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他正在通过贯彻这条路线，企图以灾难性的方式分裂党，这就是他的阴谋诡计。这里没有人想在德国搞什么机械的分裂，没有人想搞任何形式的分裂。我们的任务是给党内反对派指明方向，并让左翼成为领导力量。列维很快就会离开，但我们必须尽力阻止多伊米希和蔡特金跟他一起走……
一切都取决于世界政治形势。如果德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分歧加深的话，如果与波兰开战的话，我们就要出来讲话。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你们才必须尽力对全党进行动员。一个人是无法开展行动的，哪怕只是扣一下左轮手枪的扳机。在要求行动的持久压力下，你们现在如果什么都不做、不去告诉群众，他们必须投入行动的话，你们就会再次错过大好时机。目前的政治决定，会具有世界范围的重要性，此时应该少想一点“激进”的公式，多想想行动，去把群众鼓动起来。一旦开战，就不要想什么和平，或是简单的抗议，而要想到拿起武器[5]。 库恩·贝拉的使命我们不知道库恩抵达柏林的具体日期，但应该是在二月底或三月初。这位新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在一战前曾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一九一七年被俘后接受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秘密返回匈牙利后，他成立了匈牙利共产党。被捕后不久获释，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并领导匈牙利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6]。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他成功逃脱，在莫斯科避难，并在红军的政治部门工作。由于他违背诺言，处决了弗兰格尔白军的战俘，曾招致强烈批评。列宁起初曾说要枪毙他，但最后只是把他下放到土尔克斯坦（Turkestan）了事。库恩这个人十分勇敢，但才干平庸。列宁对库恩的评价很低，他从不掩饰这一点，对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库恩要负一定责任，因为他犯下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库恩随后采取了极左主义立场，并且不放过一个机会，在《共产主义》（德文版）上痛斥机会主义者，尤其是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在匈牙利流亡者中间，库恩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他们主要指责他利用派系手段，而且从不吝于对别人使用胁迫或腐化手段[7]。尽管如此，他仍是个重要人物，在共产国际二大以前就已经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在二大以后又成了“小委员会”的委员，他的工作使人们以为他是季诺维也夫的无条件的支持者。与库恩同时抵达柏林的还有两位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约瑟夫·波加尼[8]和萨穆埃尔·海菲茨[9]。约瑟夫·波加尼也是匈牙利人，曾担任布达佩斯士兵苏维埃主席；萨穆埃尔·海菲茨是波兰犹太人，来自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组织“锡安工人”[10]。当时他也使用“古拉尔斯基”这个姓，在德国使用“奥古斯特·克莱纳”这个化名[11]。 也许我们得等到共产国际和俄国党的档案库完全开放的时候，才能知道库恩这次出使德国的具体情况，并找出他是否还承担着秘密使命的答案。目前能查阅的文件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蛛丝马迹[12]。不过，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当库尔特·盖尔代表统一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时，宣称共产国际执委会没有提到过这次使命。多年以后，他指出这次使命从未成为会议议题，在莫斯科甚至都没有人提到过这次使命，至少当他在场的时候没人提过[13]。 我们只能通过拉狄克的信来猜测，统一共产党的党内危机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当时关心的问题之一。欧洲形势陡然剧变——协约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解除德国的“民卫军”（civic guards）的武装；协约国盟军占领区的扩大；上西里西亚的全民公决[14]；以及波兰的战争准备——一连串的事件令局势紧张起来。有人认为，库恩这次出使，与转移人们对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注意力有关，对此我们必须否认，因为这次暴动是在他出发后才发生的[15]。根据目前能找到的信息，可能性最大的解释是：库恩坚信自己能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和批准，才主动这么做的。其实，季诺维也夫身边的人曾坦白地说过，即使他们不能胜利，国际无产阶级发动的重大斗争，也可以让俄国免于向新经济政策求助[16]。 “强行推动革命发展”库恩一到德国，马上就个别地同德共领袖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他提出了深受莫斯科正流行的“革命进攻论”影响的观点，他这些观点同拉狄克信中概述的模式十分接近。库恩还认为，国际危机不可能不让德国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继续恶化，在这种情况下，统一共产党不能再保持被动的、甚至是期待的态度。他教育德共领袖说，德国党可以通过积极的参与来改变力量对比，因此，德国党的责任就是打破阶级斗争的天平的平衡状态。德国党必须主动出击，通过抵抗行动来树立榜样，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把暂时沉寂下来的工人阶级激发起来，“强行推动革命发展”。但是，他遭到了极大的阻力。托马斯描述了化名“斯帕尼奥尔”（Spanior）的库恩的来访及其初期活动，并详细描写了库恩同两位波兰共产党人瓦尔斯基与瓦平斯基[17]之间的激烈争吵[18]。三月十日，蔡特金会见了库恩，库恩对她所说的话，让她警觉了起来。她向列维发出警告，随后拒绝同库恩再次会面，除非另有证人在场。在三月十四日，列维才得知这位共产国际执委会特使要提出的计划[19]。 三月十六日至十七日，中央委员会在柏林召开会议[20]。库恩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这样他就不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了；与会者全都同意有必要“发动群众”，会上洋溢着普遍的乐观情绪，认为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一定会很快到来，只有马尔赞不这么乐观[21]。布兰德勒按照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分析，在会上做了发言，他宣称： 如果革命不能让事态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英国和美国很快就会开展……三月二十日，制裁就要进一步加强。而且就在同一天，西里西亚也要进行全民公爵，这极有可能导致波兰、德国两国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高达九成[22]。
布兰德勒的讲话得到了弗勒利希的热烈支持[23]，在国际局势极度紧张的时刻，弗勒利希的“行动哲学”使他宣称： 我们必须通过行动，尽量（让协约国与德国之间）产生裂痕，有必要的话，还要用挑衅手段……德共中央现在提出的，是同过去彻底决裂。以前，我们的策略，主要就是听凭事态自然发展，当出现情况时，我们得在事变过程中进行决策。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决定党和革命的命运[24]。
然而，中央委员会似乎并没有决定发起直接行动的日期。布兰德勒后来写道： 中央委员会决定，如果上西里西亚的公决引发武装冲突的话，就要号召群众发起斗争，反对毫无意义的冒险。对于协约国提出的要求，德国政府要么是消极抵抗，要么是消极接受，因此遭到了制裁，这些制裁会导致更多的工厂停业、产量滑坡，考虑到这些情况，中央委员会决定：一旦失业和下岗工人在贫困交加之下走上街头，中央委员会将竭尽全力去组织斗争，全心全意地把斗争进行到底，并把群众发动起来[25]。
中央委员会经过投票决定，在原则上不再反对局部罢工，并进一步决定，要去帮助农业工人深入开展争取更高工资的斗争。它认为某个范围内的局部胜利，就算是特例，都能恢复群众的信心，并“让他们的进攻精神觉醒”。通过“打倒费伦巴赫政府！同苏维埃俄国结盟！”之类的口号，可以有效地让罢工运动政治化，并有可能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中央委员会最后决定，如果政府利用警察或国防军来干预党预期会发生的群众罢工的话，党就必须组织武装抵抗[26]。 然而，这些活动没有一个是能指望得到立即贯彻执行的。再过一周就是复活节假期了，所有的工厂在三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八日间都要关门。党打算利用这段时间，为复活节之后一周的行动做好准备[27]。可是，就在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前，从德国中部传来的消息打乱了最初的计划。普鲁士邦萨克森省省长、社会民主党人赫尔辛[28]刚刚发表声明，宣称他准备派警察占领几个工业区，包括曼斯菲尔德—艾斯莱本（Mansefeld-Eisleben）矿区，用他的话说，这是为了“整顿”当地局势[29]。当地商人抱怨窃案频发，警察有时会与“哄抢者”发生真正的交战。官方解释说，赫尔辛的措施是为了阻止包括盗窃、怠工以及袭击工厂保安人员在内的各类犯罪进一步增长。然而，赫尔辛的真正目的显然是解除工人的武装——自从卡普暴动之后工人一直保留着他们的武器——同时摧毁共产党的坚固阵地。尽管这个消息打了中央委员会一个措手不及，但它又以某种方式让中央委员会获得了解脱。如果拉狄克的话是可信的，那么布兰德勒当时正在犹豫该不该“诱使敌人主动出击”[30]，而赫尔辛的行动就等于解决了这个道义问题。极左派抓住了这个机会——拉狄克告诉我们：以骑兵中尉身份出现的弗勒利希声称：“如今，我们要同党的传统决裂。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持观望态度，可是现在，我们要掌握主动权来加速革命的进程。[31]”哈勒和曼斯菲尔德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人接到了命令，要他们在警察占领工厂时立刻号召发动总罢工，并马上着手准备武装抵抗[32]。德国党的领袖们不再用国际形势、而是以赫尔辛对工人阶级发动进攻为由，来为自己转入总进攻辩解。 库恩所拟定的前景似乎正在变成现实。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他劝说布兰德勒起草一个声明，发表在次日（三月十八日）的《红旗报》上，号召工人拿起武器，理由是巴伐利亚政府拒绝将反革命组织“埃舍利希组织”缴械解散[33]。三月二十一日之前这份声明在党中央机关报上连续刊登了几次。它与中央委员会号召抵抗赫尔辛的声明并没有太明显的联系[34]。而且，警察部队在三月十九日之前并没有侵入矿区。三月二十日，《红旗报》号召德国工人支援德国中部的阶级兄弟。这期《红旗报》上刊登了一篇社论，题为《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告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工人书》[35]，这无疑是向非共产党的工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马上就要来临的斗争中选边站。 然而，响应号召的人寥寥无几。三月十八日，中央局将哈勒—梅泽堡区的行动的领导权交给了两位地方全职干部——莱姆克和波维茨基[36]。十九日，区党委在弗雷德·奥尔斯纳[37]领导下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的议题是想办法把局势“朝革命的方向推动”[38]。三月二十日，赫尔辛的部队继续推进，共产党的领袖们则继续试图唤起工人群众的斗争精神[39]。二十一日，被警察占领的地方开始出现罢工，但统一共产党哈勒区书记处还在举棋不定，不过他们最后还是下定决心发动全区总罢工[40]。但是到了三月二十二日早上，罢工还仅仅是局部性的。现实并没有按照库恩及其支持者的期望发展。 武装冲突就在那一天，一切都改变了。首先，埃贝莱因来到了哈勒，向当地领导人解释说，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德国中部发动起义，这将是革命的第一阶段。为了让工人群众摆脱消极状态，可以不择手段，他甚至建议，对统一共产党或其他工人组织发动几次假进攻，或是绑架一些著名的领袖，然后再把这些推到警察和反动派头上，这样就能激起群众的怒火。在炸毁塞森（Seesen）一家兵工厂的企图失败后，这些计划就全都告吹了[41]。 三月二十一日晚上，马克斯·赫尔茨抵达哈勒，从此一切都改变了[42]。一九二〇年三月卡普暴动期间，这位英雄曾组织武装斗争，奋起反击反动派，后来他同布兰德勒闹翻，因“冒险主义”被开除出统一共产党，他转入了地下，有时候会参加一些“征收”行动，这些“征收”行动是由卡尔·普莱特纳等人领导的战斗队进行的，目的是给共工党及其行动（合法的和非法的）筹集经费[43]。就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事件发生前不久，赫尔茨卷入了一桩可疑的案件——三月十三日，有人企图炸毁柏林的胜利纪念柱[44]，这件事提供了一个借口，让时任普鲁士内务部长的塞费林借此获得了额外的权力，同样得到了额外权力的还有赫尔辛[45]。赫尔茨似乎是在这件事发生前不久参加共工党的，但哪个党的党纪他都不想遵守，他对统一共产党那些他所谓的“政客”嗤之以鼻，这些人当中他最讨厌的就是布兰德勒。他对哈勒一带很熟悉，来到哈勒后，他出席了罢工工人的集会，并开始召集罢工工人，组织战斗队[46]。 三月二十二日晚上，赫尔茨在艾斯莱本成功组建了他的第一支队伍，他用从几个警察那里缴获的枪武装了这支队伍。当天夜里，他成功袭击了一个军械库，缴获的武器足以武装所有想投奔他的志愿者。在四十八小时里，他的队伍就在矿区掀起了武装行动，对军队和警察发动了城市游击战，夺取了银行、关闭了商店，没收了商人的财产。曼斯菲尔德的共产党报纸主编约瑟夫·施耐德（Josef Schneider）也参加了他的队伍，但统一共产党的领导和党员总体上对他的行动并不太热衷[47]。他们对卡尔·普莱特纳也是这种态度，普莱特纳也去了那里，他在军事行动中发挥的作用，可能并不像赫尔茨那么引人注目，但也许比赫尔茨更为重要[48]。共工党正好相反，他们将赫尔茨的事迹归功于自己，共工党的党员也把赫尔茨视为直接进行革命行动的英雄，对他大加赞扬[49]。 库恩虽然在柏林为统一共产党和共工党安排好了联合行动的协议，但这并不能阻止当地的统一共产党和共工党相互争斗。正当埃贝莱因试图发动他的部队时，共工党从柏林派去了两个人——容格和弗里茨·拉施，他们也是去哈勒发动群众的[50]。共工党在那里很有影响力，当地的产业无产阶级还不太发达，仍受农村影响的无产者占大多数。近一年来，他们的主要领袖之一彼得·乌蔡尔曼[51]一直在洛伊纳的工厂当中积极活动，成功组织了一个有力的工会，并出版了自己的报纸[52]。三月二十一日，这家大工厂（拥有一万二千名劳动力）的工人选出了一个行动委员会，由乌蔡尔曼担任主席，他在担任主席时用的是“肯平（Kempin）”这个化名[53]。三月二十三日，工厂发动了罢工，罢工委员会当中，肯平的支持者和统一共产党领导人伯恩哈德·科嫩的支持者各占一半，而科嫩还指责他的对手“蓄意挑衅”[54]。问题就这么提出来了。要不要组织保安部队？工厂里大约有两千名武装工人，他们应该向整个地区发动进攻，还是仅仅守住这个无产阶级的要塞？共工党的领导人，以及他们在战斗队中的朋友向洛伊纳的工人提出了极端冒险主义的建议，洛伊纳的工人被他们吓坏了，最后决定留守在工厂里，就这样，洛伊那的工人同当地罢工领袖的联系中断了，他们一枪没放，守在这个孤立的、结果毫无意义的城堡里面[55]。 在德国其他地方，统一共产党和共工党的活动家都在加倍努力，试图发动工人群众，向德国中部的资产阶级攻势发起广泛的抗议声浪[56]。在柏林，他们联合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在示威中他们的发言人呼吁立即举行总罢工，但参加会议的人少得可怜。三月二十三日，恩斯特·台尔曼在汉堡组织失业工人发动示威，占领了码头，并选出了行动委员会[57]。三月二十四日早上，政府在汉堡和普鲁士邦萨克森省实施戒严，并授予赫尔辛（当时他已被任命为国家专员）恢复秩序的特殊权力。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局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三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复活节放假、工厂关门的前一天，做出了答复，号召举行总罢工[58]。 这个决定并没有得到一致同意。两党的领导层都对工人群众的斗志心存疑虑。弗里斯兰德说，共产党人有义务去战斗，必要的话，甚至要孤军奋战[59]。马尔赞则反驳说，在这种情况下，党号召举行总罢工，只会把自己同群众完全隔绝开来。上千人的工厂里的共产党组织至多只有五十人，如果强行罢工，只会招致工友的疏远，而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些工友本来是会像以前那样坚定追随共产党人的[60]。马尔赞没有辩过弗里斯兰德，便放弃了，接受了在鲁尔组织总罢工的任务[61]。 三月二十四日是星期四，那一天，共产党动用了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试图发动总罢工。一批批的积极分子试图突然占领工厂，阻止他们所谓的“工贼”、也就是占绝大多数的非共产党工人上工。在其他地方，一队队的失业工人同正在上班路上或已经进厂的工人发生了冲突[62]。在柏林的几家大工厂，在鲁尔和汉堡，都发生了冲突，汉堡的失业工人与码头工人还占领了码头，但在遭到实弹射击后被驱散了[63]。取得的成果少得可怜。关于参加罢工的人数，悲观的估计是二十万人[64]，乐观的估计是五十万人[65]。有些失败是极其令人失望而且极其苦涩的，比如威廉·许尔特的失败，他没能把在发电厂工作的同志们争取过来[66]。统一共产党与共工党在卢斯特公园（Lustgarten）联合组织了一次游行，参加的人数还不到四千人[67]，可就在几周以前，统一共产党在选举当中还赢得了二十万张选票。在柏林，罢工实际上根本没有发动起来[68]。 军队和警方立即向曼斯菲尔德地区增派了援军。三月二十八日，洛伊纳工厂遭到炮击，占领了洛伊纳工厂的工人在三月二十九日上午投降了[69]。赫尔茨把自己的队伍化整为零，准备做最后一搏。鲁尔地区的共产党组织违背中央局的命令，发出了复工的信号[70]。三月三十日，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鲁尔地区的代表弗兰肯[71]坚持要求立即发出复工的命令。布兰德勒、塔尔海默、施特克尔和赫克特同意弗兰肯的意见，但埃贝莱因坚持认为，必须“坚守”下去，他的意见获得了胜利[72]。直到四月一日，局势早已变得毫无希望之时，中央局才下令停止罢工[73]。就在前一天，已经被捕的许尔特在警察局里“企图逃跑”时被枪杀[74]。四月六日，柏林无产阶级群众为他送葬，这是这段时期当中唯一的一次群众性示威游行。在卡普暴动期间，他曾积极活动，促成了反抗卡普暴动的总罢工，为打垮政变立下了大功，在他死后，又把大批同志凝聚起来，而正是这些同志，在他的党号召罢工时，第一次没有追随他[75]。 三月三十日，《真理报》刊登了题为《德国革命》的文章，向正在进攻的德国工人致敬，文中写道：“（德国工人）喊着与苏维埃俄国结盟的口号，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帮助了苏维埃共和国”。文中对“罢工与武装起义的结合”表示欢迎，认为这“形成了无产阶级已知的最高级的斗争形式”，并对“在一个拥有五十万党员的共产党率领下，德国无产阶级破天荒地站了起来，奋起斗争”[76]。几天以后，斯捷科洛夫[77]就在《消息报》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德国共产党人是否要为轻率地发起夺取政权的斗争、并因此招致惨败而负责[78]？三月行动结束了，而争论才刚刚开始。 [1] 《统一共产党的危机》（Die Krise in der VKPD），《共产国际》（德文版），第3期，1921年3月1日，第71—79页。 [2] 同上，第72页。 [3] 拉狄克这是在表明自己同拉科西的个人意见无关（同上，第76页）。 [4] 同上，第79页。 [5] 列维档案，P55/3：《苏维埃（我们的道路）》（Sowjet[Unser Weg]），第2/1期，1921年8月，第284—289页。 [6] 这里的时间顺序交待得不太清楚，其实库恩·贝拉是在1919年2月21日被捕的，3月21日，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并宣告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同日库恩·贝拉获释，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中译者注 [7] 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174—175页。 [8] 约瑟夫·波加尼（József Pogány，1886年11月8日——1937年7月29日），本名约瑟夫·施瓦茨（József Schwartz），匈牙利犹太人，出身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当过高中老师和记者，奥匈帝国垮台后曾担任布达佩斯士兵苏维埃委员，在匈牙利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合并时，他是代表左派社民党签字的五人之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军事人民委员、副外交人民委员、教育人民委员等职。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22年被共产国际派去美国，以“约翰·佩帕尔”（John Pepper）的化名协助美国共产党工作，逐渐成为美共重要领袖之一。他策划了共产党对农工党运动的干预，并且还在1924年策划了同拉佛莱特的第三党的勾勾搭搭。他用粗暴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后来支持布哈林，1929年被撤销了美共和共产国际内的职务，返回苏联，在苏联政府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9] 萨穆埃尔·海菲茨（Samuel Haifiz或Heifetz，1885或1890？—1960），原名亚伯拉罕·雅科夫列维奇·海菲茨（Abram Jakowlewitsch Heifetz），又名奥古斯特·克莱纳（August Kleine），曾用化名萨穆埃尔·古拉尔斯基（Samuel Guralski），波兰犹太人，大学时期参加犹太社会主义运动“锡安工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抵达俄国，活跃于孟什维克之中，1918年底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1921年三月行动前与库恩·贝拉前往德国。1922年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参与德共的工作，1923年入选德共中央局，1923年起义期间曾负责起义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筹备工作，十月起义失败后成为中派组织者之一。1924年他的派别被左派击败后被召回莫斯科，后支持季诺维也夫，参加了联合反对派，大清洗中被捕，斯大林死后获释。——中译者注 [10] “锡安工人”（Poale Zion，有时也写成Poalei Tziyon或Poaley Syjon），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01年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崩得”）拒绝接受犹太复国主义后，部分坚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社会主义者在世界各地成立了“锡安工人”，1907年 8月，“锡安工人”在海牙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大会，此后于1909、1911、1919、1920年召开了世界大会。早期的“锡安工人”工人既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但又坚持犹太民族主义立场。十月革命后发生分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右派加入了第二国际，支持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同情十月革命，试图参加共产国际，但未能成功。——中译者注 [11] 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174—175页）只提到了库恩。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第208页）只提到了库恩和古拉尔斯基。其他作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335页；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51页；弗莱希特海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第73页）提到了这三个人。格洛斯（《维利·明岑贝格》，第118页）详细地描写了波加尼的特殊任务，据她所述，维利·明岑贝格在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当中，一直对共产国际执委会阳奉阴违，波加尼去柏林的任务就是结束他的反抗。 [12] 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269页）提到了1921年2月22日至23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的报告，库恩和古拉尔斯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还提到了库尔特·盖尔后来做的那个报告。 [13] 出自对库尔特·盖尔的访谈，摘自里·洛文塔尔，《斯巴达克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化》，第57页，n.117。 [14] 一战结束前，上西里西亚属于德国领土，但居民以波兰裔为主。德国投降后，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上西里西亚的公民将举行全民公决，以决定归属德国还是波兰，在举行公决前，德裔和波兰裔居民不断发生武装冲突，波兰裔居民曾于1919年8月和1920年8月举行起义。在1921年3月20日的公决中，当地207万3千余名居民中，有118万6千余人参加投票，71万7千余人要求并入德国，48万3千余人要求加入波兰。这次公决造成德波关系极度紧张，两国一度濒临开战。——中译者注 [15] 持这种观点的人以弗莱赫特海姆为主（《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第73页）。 [16] 洛文塔尔，《斯巴达克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化》，第63页。 [17] 阿道夫·瓦尔斯基（Adolf Warski，1868—1937），原姓瓦尔沙夫斯基（Warszawski），是罗莎·卢森堡与列奥·约吉希斯的朋友，波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在大清洗中遇害，后平反；帕维乌·瓦平斯基（Paweł Łapiński，1879—1937），原姓莱文松（Levinson），是波兰社会党的老党员，党内马克思主义左派领袖之一，1914年至1917年间是孟什维克派国际主义者，与马尔托夫关系密切。波兰社会党“左派”与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后，他成为波兰共产党领袖之一。后来他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在大清洗中遇害，后平反。——中译者注 [18] 弗莱蒙,《共产国际史稿》,第25页。 托马斯的这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文库上有可在线阅读的英文版： 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revhist/backiss/vol5/no2/reich.html ——中译者注 [19] 关于这两次讨论，仅在列维自己于五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里提到过（列维，《错在哪里？是三月行动，还是对它的批判？》，第8页）。 [20] 这次会议的报告收录于IML/ZPA 2/4，穆伊贝戈维奇查阅了这些档案，她认为档案库里的这份报告，与已知的文件来源相比，基本上没有增加什么。下文引用的几段话，是列维从这份报告里摘录的，他有这份报告的复印件。 [21]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53页。 [22] 转引自保·列维，《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Unser Weg: Wider den Putschismus），柏林，1921年，在列维档案P83/9当中，这段引文（第23页）上面还写有手迹“布兰德勒”。 [23]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65页、第553页。 [24] 列维档案，P83/9，第24页，上有手迹“弗勒利希”。 [25] 海·布兰德勒，《三月行动是巴枯宁式的暴动吗？》（War die Märzaktion ein Bakunisten-Putsch?），柏林—莱比锡，1921年，第20页。 [26] 同上，第12—20页。 [27] 《革命进攻的策略与组织》（Taktik und Organisation der revolutionären Offensive），莱比锡—柏林，1921年，第28页；《1919年10月20日至24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61页；布兰德勒，《三月行动是巴枯宁式的暴动吗？》，第16—17页。 [28] 弗里德里希·奥托·赫尔辛（Friedrich Otto Hörsing，1874年7月18日——1937年8月16日），出身于东普鲁士的梅默尔（Memel），年轻时当过铁匠。1894年参加社民党，1905年担任上西里西亚地区的五金工会执行书记，1906年至1914年任社民党奥佩尔恩（Opeln）区委书记，一战期间参军，后被俘，战争结束后回国，担任了上西里西亚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19年至1922年当选国会议员，1924年至1933年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0年至1927年任萨克森省省长。——中译者注 [29] 《红旗报》，1921年3月17日。 [30]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28页。 [31] 同上。 [32] 《三月斗争的启示》（Die Enthüllungen zu den Märzkämpfen），哈勒，1922年，第7页。 [33] 洛文塔尔，《斯巴达克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化》，第61页，后面附有布兰德勒的解释。埃舍利希组织是一个在自由军团之外发展起来的右翼恐怖主义组织。 [34] 关于这一点请参阅B·迪维尔（B.Düwell）的《纪律与原则》（Disziplin und Grundsätze）一文，刊载于《苏维埃》（Sowjet），第1期，1921年5月1日，第17—21页。 [35] 《红旗报》，1921年3月20日。 [36] 《前进报》，1921年11月25日、26日；《三月斗争的启示》，第7页。 [37] 弗雷德·奥尔斯纳（Fred Oelssner，1903年2月27日——1977年11月7日），中学时即参加革命运动，1919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德共，二十年代初期曾为多家工人报刊当过编辑，1926年至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1932年回国，在党中央宣传鼓动部和中央党校任职。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担任威廉·皮克的私人秘书。1935年前往苏联，1945年回国，1947年入选统一社会党中央，1949年当选人民议会议员，1950年当选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中译者注 [38] 《前进报》，1921年11月25日；《三月斗争的启示》，第10页。 [39] 《三月斗争的启示》，第19页。 [40] 《红旗报》，1921年3月22日；《革命进攻的策略与组织》，第137页。 [41] 《前进报》，1921年11月25日、26日；《三月斗争的启示》，第8页、第16页。 [42] 请参阅S·伊特尔斯哈根（S.Ittershagen）的《论马克斯·赫尔茨在德国中部工人斗争中发挥的作用》（Zur Rolle von Max Hoelz in den Kämpfen der mitteldeutschen Arbeiterschaft）一文，收录于《三月斗争》（Die Märzkampfe），柏林，1956年，第105—111页，以及赫尔茨自传中的相应章节。 [43] 赫尔茨，《从“白十字”到红旗：我的青年时代、斗争和狱中经历》，第142页；关于普莱特纳的“征收”行动，请参阅波克的《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329—330页。 [44] 胜利纪念柱（Siegessäule）是柏林的一件纪念性建筑物，由海因里希·施特拉克（Heinrich Strack）设计，原本是为了纪念普鲁士在1864年的普鲁士—丹麦战争中战胜丹麦而建造的，后来成了德国统一战争的象征。——中译者注 [45] 赫尔茨，《从“白十字”到红旗：我的青年时代、斗争和狱中经历》，第138页。这个事件有可能是警方策划的。 [46] 同上，第143页。另外还可以参阅一篇对赫尔茨非常敌视的文章，《赫尔茨帮及其罪行！》，《自由报》，1921年4月8日。 [47] 莱姆克和波维茨基除外，他们实际上是为赫尔茨工作的。 [48] 这是波克的意见，请参阅《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302页。普莱特纳主要在哈勒和比特菲尔德（Bitterfeld）一带活动。 [49]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97页，这里引用了刊登在1921年第179期《共产主义工人报》上面的一篇文章《赫尔茨的精神觉醒了！》（Der Geist von Hölz ist wach！）。 [50] 弗兰茨·容格，《向下之路》（Der Weg nach unten），柏林，1961，第202页。 [51] 彼得·乌蔡尔曼（Peter Utzelmann，1894—1972），又名肯平（Kempin），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木匠。1908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5年参加海军，1918年参加人民海军师，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属于极左派。后协助成立共工党，三月行动期间领导洛伊纳的罢工。1921年被判处终身苦役，1923年获特赦后退出共工党。1928年参加社民党，以此为掩护参加德共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活动，1932年因被发觉参加红色阵线而被开除出社民党，纳粹统治时期曾被捕，二战后曾在民主德国担任要职，1950年移居西德。 [52]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303页。 [53] 《1921年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第30页。 [54] 同上，第82页。按照1921年4月5日的《自由报》（晚间版）的说法，哈勒的共产党人把肯平当成奸细，但德共中央局却保证肯平并不是奸细。 [55] 《1921年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第80—82页。 [56] 弗里斯兰德曾在四月七日抱怨说，共工党一味蛮干，不停地企图通过恐怖行动和破坏发起“挑衅”，导致了不小的麻烦（列维档案，P83/9，第14页）。 [57] 《1921年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第57页。 [58] 同上，第138—141页；《红旗报》，1921年3月24日。 [59]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第553页。 [60] 同上，第553—554页。 [61] 同上，第556页。 这里讲的是在3月17日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区代表联席会议上的争论，以下转引自马尔赞在共产国际三大第12次会议（1921年7月1日）上的发言（引用自《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12页）： 弗里斯兰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与区代表联席会议上说，即便只有共产党员参加，我们也要采取行动。同志们！我们并没有保持沉默。诚然，在3月17日的联席会议上，限于时间而不能充分地发表意见，但是我仍然利用我的有限的发言时间，说明了不能把布兰德勒的讲话理解为预先就赞同拟议中的行动。接着，我驳斥了弗里斯兰同志，我说：只有共产党员参加，是搞不成总罢工的，也无法开展大规模的斗争。凡是了解工厂真实情况的人都知道，一个千八百人的工厂只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共产党员离开工厂，只会疏远群众，这实在是一种不智之举。情况就是这样。 ——中译者注[62] 《自由报》，1921年3月22日，这期报纸上登出了德共汉堡党组织的传单中的一句话，这份传单是要求解除埃舍利希组织的武装的最后通牒：“失业工人将占领工厂。只要有可能，工人就会拿起武器，一有机会就会解除埃舍利希组织的武装。” [63] 《1921年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第58—59页。 [64]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第251页。 [65] 这个数字来自季诺维也夫的报告，请参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68页。 [66] 《红旗报》，1921年4月7日。 [67] 按照《自由报》（1921年3月27日）的说法，“只有区区几百人”。这次示威游行的导火索之一是弗里斯兰德的被捕，在游行前他获释了，这肯定是导致游行失败的原因之一。 [68] 弗里斯兰德在4月7日承认了这一点（列维档案，P83/9，第14页）。 [69] 《1921年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第102页。 [70] 赫尔茨，《从“白十字”到红旗：我的青年时代、斗争和狱中经历》，第162页。 [71] 保尔·弗兰肯（Paul Franken，1894年6月27日——1944年？月？日），曾当过铸工，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索林根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至1920年任下莱因地区书记，1920年随独立社民党左派一起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因反对三月行动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共产社和独立社民党，随后又回到社民党。纳粹上台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4年死于沃尔库塔。——中译者注 [72]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42页，诺伊曼的发言。诺伊曼并没有点出埃贝莱因的名字，但塔尔海默在答复诺伊曼的发言（同上，第552页）中否认了埃贝莱因“恐吓”中央委员会的说法。 [73] 《红旗报》，1921年4月4日。 [74] 《红旗报》，1921年4月1日。许尔特于3月30日被捕，31日在警察局提审时有人从背后朝他开枪，4月1日伤重不治而死。——中译者注 [75] 《自由报》，1921年4月7日；《红旗报》，1921年4月7日。 [76] 《真理报》，1921年3月30日。 [77]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斯捷科洛夫（ 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теклов，1873年8月27日——1941年9月15日），俄国革命家、记者与历史学家，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担任过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消息报》编辑，他曾撰写过巴枯宁与赫尔岑的传记，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死于狱中，后平反。——中译者注 [78] 《消息报》，1921年4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