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二十四章 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 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内部危机，在种种征兆累积了数月后，最后却在一个与德国并无直接关联的问题上爆发了出来，这个问题就是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PSI）在利沃诺（Livorno）党代会上的分裂。一方面，对于一个共产党、或单独的党员来说，其他国家的党的事务，并不是“别人家”的事情。而另一方面，战场环境全都有利于列维的对手，对于意大利党的危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要比德国党的领袖更加理解。 在一九一四年，尽管出了贝尼托·墨索里尼这样狂热拥护沙文主义的叛徒，意大利社会党仍是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当中唯一一个同沙文主义狂潮保持距离的[1]。意大利社会党帮助组织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并在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九一九年，早在“二十一条”通过之前，它就是第一个参加共产国际的群众性政党。因此，在它的队伍当中，仍然存在着以屠拉梯为首的改良主义集团。意大利社会党的主要领袖塞拉蒂[2]其实是左翼中派主义者，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成为主要人物之一，就在这次大会上，他同意了“二十一条”，并保证只要让他来选择开除屠拉梯及其支持者的时机，他就会把“二十一条”运用于意大利社会党。 然而，当他返回意大利后，他就变得不那么坚决了。一九二〇年九月，意大利北部的五金工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罢工，占领并接管了工厂，但最后还是失败了，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谴责了改良主义派，这为开除改良主义派提供了一个机会。共产国际执委会以越来越坚决的态度，要求意大利党开除改良主义派。但是，开除屠拉梯及其支持者，肯定会导致党的分裂，塞拉蒂似乎担心这样做会让意大利社会党人产生误解，在工潮已经结束的这个时候，还会导致士气进一步低落[3]。他继续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充耳不闻，并辩解说，为了获得开除他们的最好时机，必须等待改良主义派犯下新的叛卖行径[4]。当然，这种抵制也让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他越发怀疑。而且也招来了党内左派的愤怒抗议，领导这些左派的，既有《新秩序》杂志的葛兰西等人，也有抵制议会选举的波尔迪加，还有党的二把手彭巴奇[5]——这个脾气古怪的人，曾让共产国际二大的代表们对他颇有疑虑[6]。 这一事件已经超出了意大利的范围。塞拉蒂曾公开抱怨，说共产国际执委会把自己的代表当成“线人”安插到各国共产党里面，各国共产党根本无法对共产国际执委会获取信息的这条途径加以监督。他甚至还写道：“某种红色共济会[7]通过这种方式在国际内部形成了。它悄无声息，行事诡秘，最危险的是，它还不负责任[8]。” 在这一点上，他赞同列维，当时的列维，正因为在拉狄克位于莫斯科的办公室里面，发现了托马斯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关于统一共产党的报告，而深感苦恼[9]。不能说共产国际执委会没有怀疑过列维和塞拉蒂在搞什么阴谋，或者至少是某种一致行动。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讨论国际内的“右派”危险时，总是会提到他们俩的名字[10]。 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于利沃诺召开的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所有这些问题都被提了出来。出席这次大会的共产国际代表[11]是匈牙利人拉科西·马加什[12]和保加利亚人赫里斯托·卡巴克奇耶夫[13]，他们接到的指示是，要让意大利党立即执行“二十一条”，不得拖延，尤其是要执行有关开除改良主义派的规定，要尽可能争取塞拉蒂的支持，但如果必要的话，就算塞拉蒂不支持，也要执行规定[14]。 在利沃诺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出现了三个流派。改良主义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开除无政府主义者和共济会员，并谴责“在阶级斗争与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使用暴力及非法手段”[15]。以波尔迪加、葛兰西和彭巴奇为首的“共产主义派”要求立即全面执行“二十一条”，特别是其中有关开除改良主义派和改称“共产党”的规定。领导“共产主义统一派”的塞拉蒂自称接受“二十一条”，但要求“按照本国情况与历史”来解释和执行它。而且他还建议说，考虑到意大利社会党“并未在一战期间玷污自己的旗帜”，应该继续保留“社会党”的名字，“这是为了不让昨天或明天的叛徒盗用这个已为广大无产阶级所熟知的光荣称号”[16]。 在讨论过程中各派坚持己见，经过漫长的讨论后，各派的提案被提交表决。塞拉蒂的提案得了九万八千〇二十八票，“共产主义派”得了五万八千一百七十三票，而改良主义派得了一万四千六百九十五票。尽管多数派声称党仍是共产国际成员，“共产主义”少数派还是退出了大会，并于一月二十一日，在同一会址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它最著名的领袖是波尔迪加、葛兰西、特拉奇尼[17]和彭巴奇。拉科西与卡巴克奇耶夫当即承认意大利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并自动将意大利社会党开除出共产国际。分裂开始了，共产国际失去了几十万革命工人，他们要么跟着塞拉蒂留在社会党内，要么退出了政治活动。更让列维等人担心的是，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落到了波尔迪加之类的著名极左派手中。罗伯特·帕里斯（Robert Paris）认为，这是利沃诺代表大会的分裂带来的第一个严重后果，就在北方五金工人失败后，“正当法西斯主义崛起时，这是又一个卡波雷托[18]式的惨败[19]。” 德共中央局立即讨论了意大利社会党的形势。列维认为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但应该尽量把分裂的界限往右边推，这样才能把仍处于塞拉蒂影响下的大部分工人留在共产国际的队伍当中，并确保意大利支部的控制权不会全部落入极左派手里。因此，他既认为必须争取塞拉蒂同意开除屠拉梯的支持者，同时他又提出要同塞拉蒂达成协议，即使要做出某种让步。德共中央局同意了列维的意见。在动身前往意大利之前，列维把中央局的立场告诉了拉狄克；拉狄克还没有得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立场，他认为德共中央局的立场是正确的。拉狄克和列维都同意，一旦共产国际执委会采取了与他们俩不同的立场，应当避免与之发生尖锐冲突[20]。可是列维刚刚出发，共产国际就给柏林发了电报，号召对塞拉蒂“发起最坚决的斗争”[21]。 列维刚到利沃诺，就同共产国际代表起了冲突。波尔迪加的提案可能会让塞拉蒂身后的集团分裂，而共产国际代表拒绝修改这个提案。在大会上，卡巴克奇耶夫做了全面攻击塞拉蒂的报告[22]。列维私下同塞拉蒂谈了几次，他自称在这次谈话中，他曾劝说塞拉蒂把改良主义派开除出党[23]，但拉科西后来指责他鼓励塞拉蒂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对抗，甚至还把蔡特金支持塞拉蒂的信拿给塞拉蒂看了[24]。 尽管列维相信大错已经铸成，他还是克制自己，将这次意大利之行局限于“友好交流”的性质，在离开之前，他对共产国际代表并没有公开支持或反对。他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非常不了解意大利党的形势。塞拉蒂告诉他，彭巴奇竟敢公然在议会中拥抱屠拉梯[25]，列维似乎相信，就算共产国际代表没有越权，他们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时仍是过分刻板了；但只要共产国际执委会认真研究了这些文件，一切就都会得到纠正[26]。他显然是带着这种想法，在《红旗报》上撰文分析利沃诺代表大会的结果的。 列维的结论是批判性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应该以目前这种方式进行，因为最优秀的、支持第三国际的工人，现在都被挤出了它的队伍，这无疑对中派分子有利[27]。三天后，拉狄克详尽而冷静地答复了他。支持第三国际、但又支持塞拉蒂的工人，仅仅是在口头上支持第三国际而已，意大利最优秀的革命工人，是参加了新生的共产党的工人[28]。 讨论公开化了，冲突也随之公开了。一月二十五日[29]，在拉狄克的强烈要求下，德共中央局召开了一次会议，双方的冲突在这次会上爆发了。列维很生气，因为拉狄克的文章虽然表达了德共中央的立场，却对他进行了个人攻击。拉狄克当时在列维旁边，他回答列维说，列维的文章是“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蓄意攻击”。他威胁列维说：“在你能攻击我们之前，我们会抢先拔剑对着你”[30]。在拉狄克的批判中，其声势之凶狠，其个人转变之剧烈，气得列维当即退场。然而就在第二天，拉狄克退让了，给列维写了一封信，为自己的行为表示道歉[31]。列维对此并不满意，在写给拉狄克的私人答复中，他提醒拉狄克，在他前往利沃诺之前，他曾与拉狄克在意大利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当时多伊米希也在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新指示是在他出发后才传来的。他再次抗议拉狄克曲解了他的文章，并否认自己在攻击共产国际执委会——执委会的错误将会在莫斯科自己得到纠正，但他要求拉狄克对两个问题做出明确答复。一个是拉狄克在二十五日的会议上发出的威胁究竟是什么意思，另一个问题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否仍信任他这个德国党的领袖——到底还信不信任他[32]？ 我们没有看到拉狄克的复信，但这次冲突最后似乎平息了。拉狄克出席了一月二十八日的德共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的气氛进一步和缓了。拉狄克（在会议报告中使用化名“马克斯”[33]）对政治形势做了一番很长的分析，对于正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当中浮现的分歧，他也并未隐瞒。他反对被他叫做“东南派”的极左派，认为德国和意大利是欧洲革命的关键战场。但一切都取决于意大利和德国的共产党人发展群众运动的能力，取决于他们的行动的坚定和准备程度。他坦率承认共产国际执委会想要通过一切手段来给统一共产党“加把劲”，但他否认这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苏联国内困难的注意。问题的关键在于，德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步步紧逼的经济灾难降临之前夺取政权。共产国际执委会想同共工党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因为德国党内的形势在变坏。共产国际执委会断定，德共中央局自一月七日以后都还没有讨论过《公开信》，这一事实本身就反映出了德国党还没做好准备。 拉狄克解释说，他对列维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是因为他觉得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团结一致受到了威胁： 归根结底，让我负气跟列维争吵的，不是我跟他在意大利问题上的分歧，而是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问题，在我看来，从实际的讨论当中，可以看出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并不像写出来的那样紧密。不用说，我并未发誓要盲目忠于执行委员会。我一再忍气吞声，可批评还是没完没了[34]。
正当会议讨论统一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并提出具体的建议时，他要求德共中央局明确表态：自己是否赞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认为首要危险来自右边的政治总路线。他提出： 共产国际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一九一九年，它不过是一声号召大家集合的呼喊；今天，它已经得到了拥有五十万党员的德国党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主观臆断地以为无法去促使共产国际执委会纠正政治错误，这是不应该的，通过公开、明确、一致的政策，通过说出“我们不同意”，是有可能让它改正错误的。更严重的，是以为我们甚至无法改变共产国际的组织方式[35]。
他强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各党领袖给予建设性批评的必要，这并不是在无条件地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辩护： 为了减少困难，需要做许多事情。我认为，执委会的困境在于，它位于一个正在经历革命斗争的国家。我们不该指责它发号施令，而应该批评它干预得不够多。它仅仅在碰到尖锐危机时才进行干预……我们必须用积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批评和意见。我们必须在组织层面上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俄国党，你们就是国际内最大的党，你们跟俄国党负有同等的责任[36]。
列维以冷静的语调，对这种调和性的干预做了答复。但他的答复，基本上还是按照一月二十七日他写给拉狄克的私人信件中，有关拒绝公开进行政治辩论那部分的思路进行的：“执委会应该纠正自己的错误。但只有俄国才能纠正[37]。”他表示，自己大体上同意拉狄克的意见，并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想让共产国际执委会迁出俄国，但他不同意拉狄克关于如何解决目前困难的观点。他否认自己产生了怀疑，但他又指出，他认为有两类病症，一类能通过立即施加适当的治疗来治愈，另一类就需要等待。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关系问题，就属于第二类，他解释了原因： 季诺维也夫上次来德国后，我与他的关系改善了一些，但我还是必须重申：我们面临着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我们批评错误的任何做法，都会被当成反对共产国际的举动……这次讨论让我大开眼界：马克斯同志在讨论中一时失态，让莫斯科那边的心里话脱口而出。考虑到这些事实，我认为，如果我们只能表达所谓的“建设性批评意见”，那与其鼓励治愈这种病，还不如干脆让它恶化好了[38]。
也许是因为他认为列宁会给他撑腰，也许是因为他不想为了超出自己的党关注的范围的问题而争吵，总之，列维固执地拒绝摊牌，而拉狄克则利用了列维的回避。会上提出了两个提案，列维的提案重申，对于必须执行参加共产国际的必要条款，以及开除意大利党的改良主义者，他在原则上是同意的，但他又表示应该维持与意大利共产主义者的团结，这也就意味着脱离塞拉蒂派是错误的：“德国统一共产党表示，为了意大利共产主义者的团结起见，应该尽量把意大利改良主义者挽留在党内[39]。” 拉狄克提出了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的提案，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是：由塞拉蒂的支持者的举动来看，已经可以将他们视为“中派分子”，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承认意大利共产党为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的唯一支部[40]。 随后，拉狄克又给德国党的两位主席列维和多伊米希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认为，列维的提案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个提案，无论是对于利沃诺党代会的分裂的原因，还是对于开除塞拉蒂派（这已是既成事实），都没有采取明确立场。这个提案仍把塞拉蒂派当成“共产主义者”，却没有提到以波尔迪加和葛兰西为首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因此，拉狄克认为，列维的这个提案，既是敌视意大利共产主义者的，又是敌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它是在企图“把独立社民党的实践带入统一共产党”。他针对列维的提案提出了自己的提案，并下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中央局出于对党主席的支持，而采取中派主义立场，甚至向全党隐瞒自己的中派主义立场的话，那么还不如暂时让党主席在中央局内屈居少数派为好[41]。” 列维被将了一军，他只好再退一步，撤回了自己的提案。拉狄克则接受了蔡特金提出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增加了两段，呼吁意大利共产党与仍然留在意大利社会党内的塞拉蒂派内的“共产主义分子”保持团结[42]。这之中的一致性可能显得有点做作，但确有其实际基础。蔡特金虽然支持开除屠拉梯派，并指责塞拉蒂喜欢改良主义派甚于革命派，但她毕竟还是跟列维一样，希望共产国际能给塞拉蒂派敞开大门[43]。从各种情况来看，也看不出来拉狄克不同意这一点。由意大利党的分裂所引发的冲突似乎就这么结束了。拉狄克并没有表现出列维所担忧的“不信任”，并对自己对列维进行的攻击表示后悔，这让列维感到满意，他继续担任党的领袖。 蔡特金的提案[44]得到了一致通过，拉狄克也没有反对，这个提案其实是关于必须改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能、以及改善执委会同各国党的关系的。不过，它揭露出了真实存在的问题，并希望能从这场危机当中找出积极的出路。它并不否认，共产国际执委会应设在莫斯科，设在“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首都”。但它又指出，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要真正发挥作用，设在莫斯科会给它造成种种困难，诸如通讯方面的物质问题，以及“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与仍需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国家中的共产党的任务之间的差异”，都会给它带来各种困难。因此，蔡特金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克服这些困难、或者至少是让这些困难不那么难以忍受的提案。首先，是增加党员人数在十万人以上的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内的代表席位——从中明显可以看出，德国党的领袖们希望避免让自己被那些人数非常少的党或流亡党的代表压过。其次是派四位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去西欧和美洲——其中至少两人必须来自俄国党，对其他人的不信任显而易见——他们的任务是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介绍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工作中的特殊情况。说得更明白点，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这些国家的认识是错误的，但要是这么说的话，会带来许多困难。最后，作为一种实际措施，也是为了克服《共产国际》杂志不能按期出版造成的缺点，该提案还提出设立一个使用多种语言的新闻出版机构，这样就能丰富各国党的出版物，并促进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各国党之间的沟通与理解[45]。 但是，这个提案发表后，才过了四十八小时，极左分子弗里斯兰德就在《红旗报》上抨击了它，他认为这个提案回避了真正的问题，即把统一共产党转变为一个行动的党[46]。 意大利问题马上就又冒了出来。这首先是因为拉科西和卡巴克奇耶夫批评了列维在利沃诺党代会上的态度。他们指责列维，说他要为塞拉蒂的抵制负部分责任[47]，塞拉蒂的抵制遭到了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抗议[48]。其次，是因为这个问题被提到了国际的层面。雅克·梅斯尼尔[49]在《人道报》上报道了利沃诺党代会，他在报道中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革命已迫在眉睫”，所以才会做出这番姿态，他还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的形势真的像他们认为的那么革命吗？在当前形势下，鼓动分裂，让最年轻、最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与党的群众隔绝开来，这是最好的策略吗 [50]？” 几天后，他更进一步，分析了塞拉蒂向各国共产党提出的、针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两位代表的指责，并对塞拉蒂的指责表示赞同[51]。他写道：只有用被他当做是“布尔什维克的根本性的理论错误——对集中制的效力的盲目信任”，才能解释这些代表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姿态。他向法国共产党提出警告：“塞拉蒂是正确的。要当心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52]！” 一个国际集团开始出现了，至少在那些最担心“右派”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眼里是这样的。利沃诺党代会闭幕后，塞拉蒂立刻去了柏林，同列维会见[53]。他按照列维的建议，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了信，要求对意大利党的分裂进行深入的调查。回国途中，他在斯图加特会见了蔡特金，蔡特金也同意这种做法[54]。显而易见，德共中央局的这个提案，肯定会让正在意大利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加深怀疑。 更有甚者，柏林的“新极左派”也企图利用这种形势来进一步打击列维。费舍尔、弗里斯兰德和马斯洛夫在共工党问题（这个问题上他们赞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意大利党的分裂问题上反复攻击列维，还抨击他支持“同苏维埃俄国结盟”的口号，在极左派看来，这是“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口号。在柏林的一次党的领导机关会议上，列维与费舍尔发生了争吵[55]，他讲到，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对手把中央局的这个提案当成是单方面对塞拉蒂的全面支持[56]。极左派又把他们所谓的中央局的“超级集中制”当成问题提了出来，并提出了“官僚化”的主题，还扯上了他们所谓的“机会主义”政策[57]。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柏林组织的两面夹击下，德共中央局被迫采取守势[58]。 最糟糕的是，在拉科西离开利沃诺回国途中，他在柏林逗留了一阵子，指责列维勾结塞拉蒂，与奥地利党和南斯拉夫党搞派别活动，企图建立一个支持塞拉蒂、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派别，他要求列维对自己的态度做出解释。在德共中央局的一次会议上，拉科西为自己在利沃诺的政策做了辩解，并要求中央局推翻二月一日做出的调解性提案[59]。他成功说服了塔尔海默和施特科尔，这两人随后提出了一个动议，在这个动议中，两人认为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以及对塞拉蒂进行斗争都是正确的，这不仅是因为塞拉蒂拒绝开除屠拉梯派，也是因为意大利社会党在民族、土地和工会问题上的立场[60]。这个动议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德共中央局通过这种方式，对二月一日的提案表示了支持[61]。 但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就此罢休。拉科西也出席了二月二十二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他进行了粗暴的攻击，否认列维关于大多数革命工人仍站在塞拉蒂一边、而意大利共产党仅仅得到了半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支持的说法。他说列维是为了欺骗德国党才散布这些谎言的。拉科西随后一口气提出了自己的分析。虽然他没有重复自己私下里跟蔡特金讲过的话[62]——德国统一共产党的人数太多了，它的四十万党员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应该离开——他宣称利沃诺党代会上的分裂应该“成为一个榜样”，必要的话，“在意大利、法国或德国，为了政治上的纯洁性，再来十次分裂都可以”。 拉科西强调指出，国际必须拥有一批久经考验的干部，而各国党当中，法国党尤其需要进行严肃的清党[63]。列维断定，拉科西的发言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宣战布告；他以前曾以为这个问题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而是影响到每一个党的建设的政治路线斗争。蔡特金很生气，她认为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作为中央局委员，应该自己站出来，为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一个已经被中央局所明确拒绝的动议负责。她认为，两人的这一举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耍的一个花招，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拉科西，怂恿两人提出了动议，而这又给了塞拉蒂口实，让塞拉蒂得以谴责共产国际执委会搞极端主义和极权主义[64]。但接下来发生了出乎意料的事情。德国党中央委员会以二十八赞成、二十三票反对，通过了塔尔海默和施特科尔的动议，也就是说，中央委员会拒绝表态支持列维，而是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特使[65]。列维苦涩地说道，为了弄懂意大利问题的真实意义，中央委员会跑去德尔斐神庙[66]，向女祭司寻求神谕去了[67]。 这次表决使危机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就在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党的两位主席列维与多伊米希，以及三位中央局委员克拉拉·蔡特金、奥托·布拉斯和阿道夫·霍夫曼辞去了中央局委员的职务。他们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声称自己并没有站在塞拉蒂一边，并拒绝被当做塞拉蒂的支持者，但他们同样声称自己拒绝接受拉科西的立场，并通过这种方式，拒绝为意图“通过机械的分裂手段来建立更加牢固、纯洁的党”的政策负责[68]。布兰德勒和施特克尔当选为党主席，恩斯特·麦尔、弗勒利希、维格曼、埃贝莱因和西菲尔斯[69]入选中央局，接替了辞职的数人；弗勒利希、波特赫尔、麦尔和西菲尔斯担任书记[70]。新的多数派急切地宣布自己只希望党能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精诚合作，与辞职的几人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71]。其实，派系斗争才刚刚开始，就连新当选的统一共产党领袖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三月十四日，拉狄克在莫斯科批评了他们，说他们对列维太友好[72]，而在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个人欢呼列维“暴露了”，并宣称列维“注定”会这样转变为“右派”[73]。这确实就是宣战。 政治辩论从那时起，列维就以非常明确的态度，进行着政治斗争。他首先表示，双方的分歧，源自于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截然不同——在一九二〇年夏天，他没有看出某些东西。世界形势以资产阶级的反攻为主，这在工人阶级的队伍当中，特别是在工会当中，就表现为社会民主党的复苏。他强调指出，在普鲁士邦的选举中，上次投了独立社民党的票的选民，这次有一半又把票投给了社民党。因此统一共产党应主要着眼于避免同群众隔离开来，尤其是不能同参加了工会的六百万工人群众隔绝，这是西欧局势的特点，但俄国党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们低估了这个特点。 另一个重大分歧，源自于对进攻理论的看法。尽管在一九二〇年夏天，不幸的远征华沙已经使进攻理论名声扫地，但它在俄国仍有不少支持者，尤其是布哈林。列维宣称：“我们不能机械地推行苏维埃制度，也就是说，用刺刀来推行。苏维埃制度必须依靠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缺乏这种意志的地方，无产阶级会把革命派当成压迫者[74]。” 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暴露出了这些问题。分裂是必要的，但应该是同屠拉梯决裂，而不是同塞拉蒂决裂，可共产国际的代表却希望并策划了同塞拉蒂的决裂。 这么作确实要冒很大的风险；问题在于把十万名想当共产党人的工人留在党内，这也是每个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群众与第三国际有了组织联系，就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提高群众对共产主义的经验，加强群众建设共产主义的意愿。一个方法是通过果断的决裂来教育群众，另一个方法是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同群众一起度过这段革命时期，对正在向我们靠拢的群众进行政治教育，通过这种做法，使群众提升到更高的水平[75]。
列维认为，俄国党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假设他们是一致的——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以及他们在非法状态下的组织形式给他们留下的印记。而独立社民党的成功分裂则表明，在西欧的工人政党这样的群众党中，是不能“仅靠几个决议就能分裂的”，而只能“根据政治生活”的经验所产生的活动和信念，才能分裂。两年以来，共产国际一直把塞拉蒂塑造成自己在意大利的首要领袖，仅靠几封“公开信”，是无法在工人群众面前揭露他的。而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意大利偏偏就是这么做的——幸好它在德国还没有这么干。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是一个危险的先例，标志着共产国际执委会走上了“不是用循序渐进的教导，而是用机械的分裂”来教育共产党的群众的道路[76]。 这样的做法，迥异于西欧革命运动的传统。列维坚信这是俄国党的领导层运用在自己的党身上的做法，并且也是由俄国党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介绍给共产国际的。列维否认自己企图增加共产国际执委会内的席位，以便使共产国际执委会摆脱俄国党的领袖的影响，但他强调指出了俄国党的孤立状况、通讯的缓慢、不经常举行个人会见，以及他们在正确认识西欧形势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此外，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同时也是国家元首，他们便难免会倾向于从这个立场来判断问题，至少一开始会这样。 这并不意味着同俄国党的讨论是对牛弹琴。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列维希望同俄国党进行负责任的讨论。但出于种种原因，虽然有人已经指责他搞派别斗争，但他还是拒绝投入派别斗争。他希望能尽快做出澄清，只有这样才能让统一共产党避免危机，避免派别斗争可能给党造成的伤害： 正如你们所见，意大利党的问题已经成了德国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至于它的后果，共产国际的代表已经讲过了。我们必须彻底弄明白，我们怎样才能建设和发展德国共产党，我们是否还想要一个团结的群众党——尽管某些小团体离开了我们，投向极左派或右派；我们要不要通过统一的行动来发展壮大，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在共处一段时间后，通过锻造出来的一批精锐骨干，发动分裂，从而形成更高层次的共产党组织。我要大声说出来：党内已有迹象表明，有人正在考虑第二条路[77]。
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这个判断。 [1] 一战期间，意大利社会党是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当中唯一拒绝支持本国政府参战的，墨索里尼起初也反对参战，但很快就转而支持战争，并因此被社会党开除。——中译者注 [2] 吉亚钦托·梅诺蒂·塞拉蒂（Giacinto Menotti Serrati，1874年11月25日——1926年5月10日），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党报《前进！》（Avanti!）编辑，一战期间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十月革命后率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入选共产国际执委会，1921年社会党分裂后，留在社会党内，1924年再次率社会党左翼同意大利共产党合并，并入选意共中央。——中译者注 [3] 关于他的论据，请参阅他发表在1920年10月14日的《人道报》（L’Humanité）上的信。 [4] 尤其是违反纪律的行为，当时改良主义派尚未做出违反党纪的事。 [5] 尼古拉·彭巴奇（Nicola Bombacci，1879年10月24日——1945年4月28日），一战期间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1921年参与创立意大利共产党，二十年代中期被开除出党，三十年代投靠法西斯阵营，1943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a）后，他当上了墨索里尼的顾问，死心塌地效忠法西斯主义。1945年4月，在逃往瑞士途中被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抓获，并于28日被处决，次日与墨索里尼一起暴尸广场。——中译者注 [6] 请参阅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73页。彭巴奇后来成了墨索里尼的支持者。 [7] 共济会（freemasonry）是中世纪开始存在的带有宗教性质的秘密互助组织，目前依然存在，但并不是许多阴谋论中吹嘘的规模庞大、行事诡秘、具有在黑暗中影响世界走势的能力的神秘组织。——中译者注 [8] 《共产主义》（Comunismo），1920年12月15日—31日，转引自《共产主义评论》，第12期，1921年2月，第510页。 [9] 莱希，《共产国际的最初时期》，第19页。 [10] 库·盖尔，《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背景》，《苏维埃》，第8—9期，1921年8月，第241页。 [11] 起初是打算让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担任代表的，并发出了正式请求，但他们的请求没有得到答复。请参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第167页。 [12] 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 Mátyás，1892年3月9日——1971年2月5日），原姓罗森菲尔德（Rosenfeld），出身于犹太零售商家庭，一战期间在俄国被俘，十月革命后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回国后参与成立匈牙利共产党，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于1919年3月至4月任商业副人民委员，4月至6月任社会生产人民委员，7月任赤卫队全国司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奥地利，1920年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21年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利沃诺代表大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德共中央进行干预，导致了党内危机和列维的辞职。1924年年底回国重建匈牙利共产党，并在1925年的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9月被匈牙利法西斯政府逮捕，被判处八年半苦役，刑满后再次被判处终身苦役。1940年被苏联政府用囚犯交换回苏联。1945年1月返回匈牙利，同年2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Magyar Dolgozók Pártja）之后任总书记，1952年至1953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6月被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1962年8月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Magyar Szocialista Munkáspárt）永远开除出党。1970年于苏联逝世。——中译者注 [13] 赫里斯托·斯捷法诺夫·卡巴克奇耶夫（Христо Стефанов Кабакчиев，1878年1月2日——1940年10月6日），出身于教师家庭，上中学时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7年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Българска работническа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 партия），1905年当选中央委员，曾作为保加利亚党的代表出席过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914年至1923年间曾当选保加利亚国会议员。1919年参与创立保加利亚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曾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三大、四大和六大。1923年秋季在保加利亚组织起义，失败后入狱。1926年获释后流亡奥地利，后前往苏联，在大学任教，1940年病逝于莫斯科。——中译者注 [14]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第67—69页；赫·卡巴克奇耶夫，《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Die Spaltung in der italienischen Sozialistischen Partei），《国际》，第2期，1921年，第16—22页。 [15] 帕里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史》，第1卷，第197页、第200页。 [16] 同上，第197—198页，第200—201页。 [17] 恩贝托·艾利亚·特拉奇尼（Umberto Elia Terracini，1895年7月27日——1983年12月6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11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6年因参加反战游行而被捕入狱，并被强征入伍，1919年初与葛兰西等人合办《新秩序》杂志，1921年参与成立意大利共产党，1921年、1924年当选议员，1926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并被判刑22年。1939年曾因强烈反对苏德密约而被开除出党，1943年被游击队解救后重新入党。1946年当选立宪会议副议长，次年任议长。1956年要求进一步批判斯大林，但又支持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逝世前一直被选为众议员，并曾于1962年和1964年参选意大利总统。——中译者注 [18] 卡波雷托（Caporetto）是南欧一地名，即现属斯洛文尼亚的科巴里德（Kobarid）。一战期间，意大利与奥匈帝国于1915年6月至1917年12月间，在伊松佐河（Isonzo）河谷进行了12次战役，意军在前11次战役中占领了部分土地，但在1917年10月24日至12月26日的第12次战役、即卡波雷托战役中被德奥联军击败，丧失了此前占领的全部土地。此后“卡波雷托”在意大利就成了“重大的、惨重的、丧失了以前的全部胜利果实的失败”的代名词。——中译者注 [19] 帕里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史》，第1卷，第202—203页。 [20] 保·列维，《我们与执委会》（Wir und die Exekutive），《红旗报》，1921年2月6日；《危机的开始》（Der Beginn der Krise），列维档案，P64/3，第16页。 [21] 同上。 [22] 列维档案，P50 a3，转引自德拉奇科维奇与拉季奇，《共产国际：历史文献、评论、回忆录、文档》，第278—279页。 [23] 同上，第276页。 [24]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第329页。 [25]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列维档案，P50/a，第1页。 [26] 同上，第2页。 [27] 《意大利党的代表大会》（Der Parteitag der italienischen Partei），《红旗报》，1921年1月23日（未署名，日期为1921年1月22日）。 [28] 《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Die Spaltung der Italienischen Sozialistischen Partei），《红旗报》，1921年1月26日、27日（此文署名“PB”，并指出列维是注释[27]中提到的那篇文章的作者）。 [29] 这次的会议的日期，是根据列维于2月4日致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列维档案，P64/3，第16—17页）推测出来的，虽然列维并未明确说出这次会议的日期，但可以通过他提供的细节推测出来。 [30] 同上，第16页。 [31] 同上。在列维档案P50里面虽然有列维的复信，但没有找到拉狄克的这封道歉信。 [32] 列维档案，P50 a4。这封私人信件居然早在1月30日就在《自由报》上发表了！1月31日，德共中央局宣称这封信被偷走了，他们只是在《自由报》将其发表后才发现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1月28日的讨论（列维档案P50 a5中的摘要）当中，拉狄克和列维都提到了他们之间的通信。关于这封信的争论仍在继续，共产党报刊说它是“被偷走的”，其他报纸则说这封信是“在国会里弄丢的”，暗示列维故意把它搞丢了。 [33] 列维档案，P50 a5，转引自德拉奇科维奇与拉季奇，《共产国际：历史文献、评论、回忆录、文档》，第285—299页。 [34] 同上，第291页。 [35] 同上，第292页。 [36] 同上。 [37] 《自由报》，1921年1月30日；《红旗报》，1921年2月2日。 [38] 列维档案，P50 a5，转引自德拉奇科维奇与拉季奇，《共产国际：历史文献、评论、回忆录、文档》，第293—294页。 [39] 该决议全文收录于拉狄克的《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群众行动的革命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47—48页。 [40] 同上，第46—47页。 [41] 同上，第48—50页。 [42] 同上。修正后的决议刊登于《红旗报》，1921年2月2日。 [43]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I卷，第259页。 [44] 《红旗报》，1921年2月2日。 [45] 这就是《国际新闻通讯》的起源，它起初是用四种语言出版的。 [46] 《论党内危机》（Zur Kritik der Partei），《红旗报》，1921年2月4日。 [47] 《共产国际三大会议记录》，第329页。 [48] 这封抗议信的日期是1月28日，署名者是波尔迪加，发表于1921年2月4日的《红旗报》。 [49] 雅克·梅斯尼尔（Jacques Mesnil），本名让·雅克·德维尔斯豪维尔斯（Jean Jacques Dwelshauvers，1872年7月9日——1940年11月14日），比利时作家，曾是无政府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受其影响成为共产主义者，并参加了法国共产党，曾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但此后逐渐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怀疑，1924年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50] 《人道报》，1921年1月25日。 [51] 他与化名“卡尔洛”（Carlo）的柳巴尔斯基（Liubarsky）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 [52] 雅·梅斯尼尔，《利沃诺党代会》（Le Congrès de Livourne），《共产主义评论》，第12期，1921年2月，第509—511页。 [53]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62—263页。 [54] 同上，第263页。 [55] 请参阅刊登在1921年2月10日的《红旗报》上的费舍尔的发言；也看参阅他发表在次日的《红旗报》上的《德意志民族的拯救》（Die Rettung der deutschen Nation）一文。 [56] 《红旗报》，1921年2月10日。 [57] 请参阅弗里斯兰德与费舍尔的提案，以及刊登在1921年2月15日的《红旗报》上的由霍尔特（Hort）撰写的《集中制与官僚》（Zentralismus und Bureaukratie）一文。 [58] 海·布兰德勒，《论组织问题》（Zur Organisationsfrage），《红旗报》，1921年2月15日，晚间版。 [59] 列维档案，P50/a7，标题为《拉科西的发言》。 [60] 《共产国际三大会议记录》，第284—285页； 但根据《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I卷，第261页）收录的蔡特金发言来看，塔尔海默与施特科尔的提案“没有提到这个集团（指塞拉蒂集团——中译者注）在民族问题、工会问题和土地问题上所持立场引起的其他错误”。——中译者注 [61] 《共产国际三大会议记录》，第185页。 [62]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264—265页。 [63] 《红旗报》，1921年2月26日。 [64] 《共产国际三大会议记录》，第285页。 但在中文版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收录的蔡特金发言当中，没有找到这样的话。——中译者注 [65]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260—261页；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267页，n.20。 [66] 德尔斐（Δελφοί）神庙位于希腊的帕纳塞斯山（Παρνασσός），主要供奉阿波罗神，该神庙的女祭司以传达阿波罗的神谕而闻名。——中译者注 [67] 《红旗报》，1921年3月1日。 [68] 《红旗报》，1921年2月28日。 [69] 马克斯·西菲尔斯（Max Sievers，1887年6月11日——1944年1月17日），出身于柏林一个工人家庭，1915年被强征入伍，曾在战斗中负伤。1919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共产党。1921年曾因反对三月行动而脱党，参加了共产社，1927年重新参加德共。“国会纵火案”后曾被捕，数月后获释，流亡比利时。1943年6月被捕，1944年1月在勃兰登堡监狱遇害。——中译者注 [70] 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267页，n.22。 [71] 《红旗报》，1921年3月1日。 [72] 拉狄克的来信，列维档案，P55/3；《苏维埃》，第819期，1921年8月，第248—249页。 [73] 《共产国际》，第16期，1921年，第555页，但该文最早用德语发表，是在1921年4月10日的《自由报》上面。 [74] 《红旗报》，1920年2月10日。 [75] 《我们与执委会》（Wir und die Exekutive），《红旗报》，1921年2月6日。 [76] 《我们和别人》（Wir anderen），《红旗报》，1921年3月1日。 [77] 列维档案，P64/3，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