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五章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
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代表德国出席会议的除了《光线》杂志的博尔夏特、代表国际派的恩斯特·麦尔和贝尔塔·塔尔海默[1]之外，还有两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是格奥尔格·累德堡和阿道夫·霍夫曼，这两人都是德国国会议员，由于战前他们经常在论战中反对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所以成了激进左派的著名人物。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他们两人支持多数派（这些人被列宁描述为“中派主义者”）的观点。弗兰茨·波克瑙认为，战争促使社民党内的各种派别在全新的基础上进行了重组[2]，但事实恰恰相反，除了少数几个临阵叛变的人之外，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后立刻站出来表示反对的人，还是那批旧反对派。在8月3日表示反对战争拨款的那十四名议员的态度跟激进派阵营极其接近。他们反映出了激进派对爱尔福特纲领的忠诚，以及对号召所有社会主义者拒绝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任何合作这一原则立场的忠诚。 但是，战争所揭示出来的各种矛盾的尖锐性，再加上李卜克内西的行动，提出了新的问题，并揭示出了一种旧左派阵营从未设想过的新前景。在李卜克内西拒绝向党纪屈服，并呼吁群众踢开党进行独立行动时，他有力地把激进派阵营打碎了，而这正是他所关心的：“现在要做的，是进行公开的鼓动和澄清，而不是和稀泥、搞调和[3]。” 其他反对派议员的反应不可谓不剧烈。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一日晚上到二日凌晨，李卜克内西同其他反对派议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李卜克内西决定同他们（这些人后来被叫做“中派分子”）分道扬镳，此后，在前激进派分子中间，也爆发了激烈的论战。哈阿兹和他的朋友，比如累德堡和阿道夫·霍夫曼等人，认为李卜克内西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宗派主义行为，他们认为李卜克内西的行为只会给执委会提供采取纪律措施的借口，而如果执委会真这么做了，只会给必需的内部讨论添乱。李卜克内西反驳说，当反对派急于表现自己的忠诚，屈服于执委会的决定时，他们就成了执委会的帮凶。中派则愿意冒这个险，在他们看来，尽管党会犯错——在八月四日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正是这样的一个错误，而此后在吞并领土问题上又是一错再错——党还是他们的党。他们认为，必须在党内开展政治斗争，以此来使党获得新生，开展这种政治斗争时必须尊重党的章程和传统。 忠诚反对派[4]执委会非常了解这种形势。此时，执委会需要拖住那些不打算闹出丑事的反对派分子，利用他们来孤立李卜克内西及其支持者，把李卜克内西及其支持者打成破坏统一的“党的敌人”。忠诚反对派的存在，可以被执委会用来反驳李卜克内西关于他的违纪行为是唯一能表达他的反对态度的方法的指控。因此，执委会在一九一五年二月三日决定以某种方式承认反对派的公开存在，并允许那些从良心上不愿接受党纪、不愿赞成战争拨款的社民党议员，在进行投票表决时退场。三月二十日，在德国国会就战争拨款问题进行第三次表决时，奥托·吕勒和李卜克内西一起投了反对票，而哈阿兹和他的朋友们则在表决前就退席了[5]。 在社民党多数派的支持者强调战争的爱国主义性质、强调通过“国内和平”巩固国防的时候，中派少数派则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应寻求达成光荣的妥协，求得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并表现出自己对于民主自由的忠诚。李卜克内西及其同志们则拒绝参加这种勾当。他们批判了“不割地的和平”这个观点，认为这个起源于考茨基战前提出的“全面裁军”思想的观点，不过是一种为多数派的战争政策打掩护的左翼伪装罢了。 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态似乎证明了李卜克内西的正确。在一九一五年，战争明显陷入了僵持状态，而社民党执委会根本不想批判德国的统治者们的吞并计划。对民主权利的攻击、警察的镇压、以及工人生活状况的恶化，使得所有反对派的工作好做了一些，而中派反对派加强了他们对党的批评，并首次在党外表达了他们的批判。三月，哈阿兹与施塔特哈根[6]在国会内向戒严状态、新闻审查制度以及当局的国内政策的反工人阶级性质进行了抨击。累德堡谴责了对占领区上少数民族的镇压[7]。哈阿兹指责政府的政策加剧了阶级分化。这些批评赢得了一片附和，开始有人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这些批判仍然仅仅局限于战争政策的框架内。哈阿兹坚持认为，对祖国保卫者的士气造成了损害的各种酷刑，必须得到纠正[8]。 三个月后，政府公开了自己的吞并政策，而社民党执委会对此表示支持，面临着这一局面的中派为了阻止李卜克内西正式反对他们，便决定再向前迈出一步。就在一九一五年六月九日，由李卜克内西、施特勒贝尔、马尔赫列夫斯基、麦尔等人起草的抗议书[9]发表之后，伯恩施坦、哈阿兹和考茨基也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当务之急》的文章[10]，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忠诚反对派的宣言。在这篇文章里，他们没有批判党在一九一四年八月采取的立场，但却宣称，由于德国的安全已经得到确保，德国的边境已经安全了，所以，应该把重点放在社会民主党纲领中那些此前一直被忽视、但现在却具有比以往更加重要的意义的部分上，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不割地的和平”回到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情况去。 文中没有提到阶级斗争，但却认为党应该拒绝信任贝特曼—霍尔维格政府，并建议党应该采取行动争取和平。尽管他们的提议的态度是谦卑恭谨的，政府还是恼火了。毕竟，这三个人一起构成了战前社会民主党的象征。《莱比锡人民报》被查禁了[11]。至于执委会，它则把最后的伪装撕下了；十二月十五日，谢德曼就首相的吞并计划，向首相提出了质询[12]。谢德曼的质询的调子，和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答复的内容，给中派的印象是：谢德曼和贝特曼—霍尔维格在一唱一和地演一出戏，其实执委会早就已经批准了吞并计划。受此刺激之后，一些中派决定违反党纪，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就战争拨款问题再次进行表决时，社民党议员们集体退席，不参加投票，但还是有二十名社民党议员留下来投了反对票[13]。 在执委会和忠诚反对派之间，第一道明显的裂痕就这么出现了。十二月二十九日，忠诚反对派发表了一份声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声明中说，根据党的传统，对一个执行和平政策的政府表示信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现在德国的边界已经安全了。执委会对此的反应是在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二日把李卜克内西开除出议会党团，以此来杀鸡儆猴[14]。 但党内的不满迹象正在不断增加。大柏林中央委员会（Zentralvorstand）以四十一对十七票通过了少数派的一份宣言，在柏林第六选区的三百二十名社民党干部中，有相当多的人属于少数派，累德堡争取到了他们，才通过了这个宣言。在莱比锡、哈勒和不来梅的党组织中也进行了类似的表决[15]。在党的机关里，有一部分人似乎正要加入忠诚反对派。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受到了追随他们的工人的压力。哈阿兹的职业是律师，他的职业使他每天都得面对镇压。他决定，自己再也不能在公民自由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了[16]。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17]，他在国会中发表演讲，激烈地抨击戒严状态，社民党少数派议员与他一起投票反对延长戒严。他们立刻得到了党的答复：社民党议会党团以五十三对三十三票将他们开除了[18]。 党在滑向分裂被开除的三十三位社民党议员在国会内成立了“社会民主劳动派”（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党团[19]。社民党议会党团的分裂，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原则上来说，党还是统一的，但它实际上已经有了两个议会党团和三个思想流派。 革命派与和平主义派似乎还没有接近到能一致的地步。自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起，支持社会民主劳动派的议员一直躲着李卜克内西[20]。在诺伊克伦会议上，他们拒绝参加正由李卜克内西及其同志所筹备的五一节游行[21]。在不来梅，哈阿兹派的一位议员亨克[22]同正在筹办《工人政治》的克尼夫和弗勒利希断绝了关系[23]。最初的一批斯巴达克通信里，对中派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从那时起，这两个流派就在不停地较劲，争取扩大在党内的影响[24]。 执委会的一系列行动迫使两派相互靠拢了。从三月起，执委会发动了一连串粗暴的进攻，企图恢复对组织的控制。在九月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在关于党的统一问题所进行的斗争中，执委会的进攻达到了顶点。军方在十月强占了《前进报》编辑部（当时的《前进报》已经成了以希法亭为首的中派分子的堡垒），并将其交给了执委会，执委会派赫尔曼·穆勒[25]去掌管《前进报》，将其变成了自己的主要机关[26]。 同情反对派的柏林工人党员不会忘记这一事件，他们认为这是一次抢劫，标志着社民党领袖同社会主义原则的决裂。在国会就人力动员法进行讨论时，哈阿兹把这个法案叫做“第二部《反社会党人法》”[27]。对支持党内多数派赞成这项法案的人，以及接受了这项法案的工会领袖们，哈阿兹派进行了批判，他们批评这些人是在“给无产阶级身上绑锁链”[28]。这些法案在“芜菁之冬”里通过了，使得党内危机达到了顶点。在两股相互冲突的阶级力量的挤压下，党被撕裂了：统治阶级躲在执委会背后，让执委会充当他们的中间人，而劳动人民则推着中派，让中派表达出他们进行抵抗的意志。执委会发现，自己得面对自己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了。它唯一的做法，就是把早已在全国实行的戒严状态，搬到党内来。至于党内的忠诚反对派，则为了自保，不得不放弃原先的“只反右派不反党”的做法。 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在社会民主劳动派的倡议下，反对派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会上就采取措施捍卫少数派、捍卫遭到开除的威胁的活动家、保护他们的报纸免受当局抢占的问题进行了协商[29]。各派反对派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在出席的一百五十七名代表中，有三十五名代表来自斯巴达克派[30]。会上没人提出同党决裂的倡议。代表斯巴达克派发言的麦尔建议，仿效斯图加特和不来梅党组织的做法，不向执委会缴纳党费[31]。大部分与会代表认为这极有可能导致党的分裂，没有同意他的意见。这次会议所取得的唯一成果，是通过了一个决议，号召反对派为了“在党章的框架内”发展自己的影响，在反对派之间保持“长期联系”[32]。对于这项决议，有一百一十一位代表赞成，斯巴达克派的三十四位代表提出了反对它的动议，博尔夏特派的六位代表提出了一份反对它的提案[33]。 反对派小心翼翼，尽量避免分裂，然而执委会在十天之后做出的反应，却让反对派的深思熟虑都落了空。一月十六日，执委会认为反对派召开代表大会的举动，表明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派别组织”，因此执委会宣布反对派“已自行脱党”。执委会命令各级党组织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是与党章相悖的——同“破坏分子”作斗争，尽快把“破坏分子”开除出党[34]。这次清洗是以蛮横专断的方式进行的。在各级党组织中，如果执委会的支持者控制了当地的领导委员会，他们就把少数派开除出党；而如果地方党组织被反对派控制了，执委会就把被反对派控制的地方党组织整个地开除出党，然后再让自己信得过的人去重新成立地方党组织。有九十一个地方党组织就是这样被开除的，柏林、莱比锡、不来梅和布伦瑞克的活动家中，绝大多数也被开除了[35]。在执委会制造的既成事实面前，反对派也只能在这一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开展活动了。执委会把分裂强加给了反对派，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召开的哥达代表大会上，反对派决定成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就这样，社民党在战争的关键一年里分裂了，几乎所有的反对派在公开表态中，都不希望党发生分裂，然而事与愿违。这次分裂，既不是几个领袖的脱党，也不是几个地方党组织的脱离。党从上到下都分裂了。大概有十七万名党员留在老党里，而新党则自称有十二万党员[36]。在独立社民党里，有战前各种思想流派的最著名的领袖，比如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哈阿兹和累德堡，考茨基与希法亭，甚至还有伯恩施坦。对于这次分裂，反对派既没做好准备，也并不希望它发生；它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受到了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工人阶级不断上升的怒火，另一方面则是执委会为了替战争政策效劳，企图扼杀一切反抗所做出的决定。新党的领袖们曾宣称要避免分裂，并为此奋斗多年，如今他们却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从分裂中产生出来的党的首领。 斯巴达克派的斗士们参加了独立社民党，这同样让人吃惊，要知道他们一直在同中派和忠诚反对派进行着尖锐的斗争。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起，在他们的一切文件中，都在强调必须在政治上同中派划清界限。在《前进报》上的一篇曾赢得列宁热烈赞扬[37]的著名文章里，奥托·吕勒表示赞成分裂，因为他觉得中派和革命派是不能在同一个组织里一起工作的[38]。 一九一六年三月，被社民党议会党团开除的社民党国会议员们成立了社会民主劳动派，斯巴达克派对此表示欢迎，但他们同时谨慎地同社会民主劳动派的和平主义政治活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斯巴达克派写道：“我们的口号既不是分裂也不是统一，不是成立新党也不是要维持老党，而是要通过群众的反抗，自下而上地夺回党，为此群众必须把他们的组织和工具掌握在手里。[39]”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举行的反对派代表大会上，麦尔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立场： 反对派将继续留在党内，这是为了处处对多数派的政策进行讨伐和斗争，使群众免受披着社会民主党外衣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所欺骗，并且利用党作为无产阶级反帝阶级斗争的招兵站……我们留在党内的时间，只到我们能够发起反抗执委会的阶级斗争为止。自从我们的活动受到严重的阻挠开始，我们早就不愿意留在党内了。但我们并不拥护分裂党[40]。
然而，执委会的决定使党分裂了，结果，事态向着斯巴达克派所害怕的方向发展了。有许多人认为，同中派决裂的时机也已经到了。就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一日举行的会议上，来自汉堡的鲁道夫·林道要求反对派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设一个独立的革命党，来自不来梅的代表约翰·克尼夫也支持林道[41]。几周后，不来梅的活动家们决定停止向执委会缴纳党费，并自行开展活动[42]。在他们的报纸《工人政治》的专栏上，卡尔·拉狄克发表了一篇文章，为通过与中派进行决定性的决裂、建设一个革命党的观点进行了辩护，他写道：“与中派一起建党的想法，是危险的乌托邦。无论形势有利与否，如果左翼激进派想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话，他们就必须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党[43]。”许多斯巴达克派成员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这正是赫克特与他来自开姆尼茨的同志们的最初立场[44]，也是约吉希斯成功争取到的符腾堡活动家们的最初立场。保尔·列维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在《工人政治》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他属于国际派，他号召同中派进行彻底的、明确的决裂[45]。 目前的局面，是国际派从未预料到的，国际派也从不希望这种局面发生，但现在一切都得取决于国际派在这种局面中的做法。不来梅的左翼激进派承认了这一点： 左翼激进派面临着一个大问题。最重大的担子落在了国际派肩上，它是最活跃、规模最大的一个组织，尽管过去我们曾不得不批判它，但我们仍把它看作是未来的左翼激进派的党的核心。我们老实承认：没有了国际派，我们和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就无法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中，建设起一个有能力开展活动的党。左翼激进派如果要有条不紊地、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斗争（换句话说，就是要像一支小军队那样，但它迄今都还没能做到这一点），就得依靠国际派。否则，在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左翼反对派之间进行的划清界限、阐明立场的斗争，就要遭到进一步的拖延。[46]
可是斯巴达克派的领袖们没有做出决定。他们相信当局会不择手段来捂住他们的嘴巴，不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担心如果没有合法政党的掩护，他们就会同群众隔绝开来。于是尽管许多斯巴达克派成员对于参加独立社民党有保留意见，斯巴达克派的领袖们还是决定参加独立社民党。符腾堡的斯巴达克派成员对于参加独立社民党的保留意见特别强烈，因此约吉希斯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国际派明确反对成立独立的政党，因为这么做可能导致自己迅速蜕化成一个脱离群众的孤立小宗派[47]。 斯巴达克派甚至还在独立社民党成立大会上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来自杜伊斯堡（Duisberg）的斯巴达克派成员萝茜·沃尔夫施泰因[48]在发言中表示自己对中派非常不信任[49]。代表斯巴达克派发言的弗里茨·吕克[50]表示，他要求斯巴达克派能在新党内保持最大的行动自由，并表示他们必须为党的基层组织争取最广泛的自主权，以此来反对“机关”，还在口头上和行动上对“革命政策”表示了赞成[51]。 斯巴达克派的决定所造成的最明显的后果，是导致了革命少数派的分裂（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和博尔夏特没有参加独立社民党）[52]，比这更严重的，是让独立社民党能够利用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他英勇的反战斗争中赢得的巨大声望。 乍一看，考茨基、伯恩施坦和乌尔姆[53]等人（他们被认为是中派里的右翼）会参加独立社民党，是很让人奇怪的。人们都知道，他们认为进行通过斗争、达成妥协、获得和平才是最基本、最关键的问题，而且这也是唯一能避免革命真正爆发的手段。人们都知道，他们相信没有旧的社民党的领导，这种斗争就不可能成功。即使是在社民党执委会进行了第一次大清洗之后，他们仍然顽固地反对成立新党。 在他们那类中派分子里面，有许多人在哥达大会上希望避免宣布成立新党，并满足于给自己贴上“反对派组织”的标签，在他们看来，被人看作是“反对派组织”，而不是新的党，有两个好处：一方面既能保住让旧党重生的前景，另一方面又能与要求建立新党和新国际的革命派的路线相靠拢。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很可能是在同朋友们商量之后，为了制衡斯巴达克派、限制斯巴达克派在新党内的影响，才决定参加这个新组织的[54]。 在哥达大会上，考茨基与前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艾斯纳[55]最终决定同哈阿兹合作，坚持要求让新党保留老党的名字。考茨基声称新党“应该是老党的延续”，他表示“政府社会党人”已经抛弃了党，背叛了党的纲领，放弃了党的使命。被他当成是“倒退”立场的东西，正是大部分代表的真实想法。听了大会上的发言的哈阿兹则认真地要成立新党，他认为新党将纠正一九一四年八月的错误，并回到那条永远不该被抛弃的路线上去，“统一起来，有力地、卓有成效地领导阶级斗争。[56]”。 从这个意义来说，哈阿兹想要的，是让一九一四年以前的那个老党复活，而在这个复活的老党里，政治组成依然跟一九一四年以前一样，派别冲突也跟一九一四年以前一样；在革命派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旁边的，是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累德堡则对斯巴达克派及被他称为“虚无主义”的那些人进行了尖锐的——甚至可以说是刻薄的——攻击，以此同他们拉开距离。他支持保卫祖国的原则，又号召群众向政府施压，以此迫使政府开始和谈。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即为了各民族的自决、国际仲裁、全面裁军和废除秘密外交而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的观点——这恰恰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路线不谋而合[57]。 绝大多数新党党员同意出席成立大会的代表的观点，即他们必须同时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换句话说，就是再次举起被“多数派”践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再次把最低纲领和革命目标结合起来。哥达代表大会庄严地重新采用了旧的爱尔福特纲领[58]，这赋予了成立党的举动以完全的意义。代表们认为他们的任务是让旧的社民党获得重生，让旧社民党的斗争方式、旧社民党反对国家、拒绝同国家合作的传统获得重生，但他们同时也让旧社民党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怀疑主义获得了重生——旧社民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一直抱着一种既盼望它来临、但又觉得它遥不可及的态度。 新党的体制、集中化程度及其机关的角色与战前的老党有较大的不同，这方面的差异是很重要的。出席成立大会的大部分代表相信，一切不好的问题都是由于老党的组织方式造成的。他们决定限制各级领导委员会中的全职干部的权力，只让全职干部担任顾问的角色。各级领导委员会也改叫行动委员会（Aktionausschuss）。各级地方组织的书记也因此改为由地方组织任命，直接向地方组织领工资，而不是向全国领导机关领工资。全国领导机关也不再拥有党的企业——特别是党的媒体——的财产的所有权证书。而且还设立了一个由来自不同地区的人组成的顾问委员会（Beirat），全国领导机关在作出任何重大决定之前，都要征询顾问委员会的意见[59]。 正如肖尔斯克所指出的，中派分子们即使是在力图革新的时候，还是死抱着过去不放。他们只是根据战前几年那段时间里遇到的组织问题的经验，来考虑组织问题的，他们是带着机会主义的观点来阻止官僚主义机构的重生的。不过，在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严酷的镇压正在进行，正逐渐浮现的革命形势提出了对真正的集中制的要求。但是斯巴达克派在反集中制这一点上走得更远，他们不仅要求把全职干部的数量和中央手里的财政资源减少到最低限度，还要求让各级地方组织拥有表达与行动的彻底自由。斯巴达克派的一位青年代表弗里茨·吕克明确地说：“我们要求得到执行我们自己政策的自由。[60]” 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斯巴达克派会在这种情况下参加独立社民党。李卜克内西后来说，他们参加独立社民党“是为了推动独立社民党向前进，尽量控制它，并争取到它最优秀的那部分党员”[61]，而且也是因为对那些难以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人来说，独立社民党能为他们提供一个最好的开展工作的领域。 但这些解释只能说明部分问题。斯巴达克派对于新党的态度，只能由他们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来解释。在同官僚集中制的斗争中，他们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在他们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中，对于组织问题并不太关注。他们与其他派别——在国际层面上是布尔什维克，在国内层面上是不来梅的左翼激进派——之间的分歧，源头就在这里。斯巴达克派认为群众能够在行动的过程中，自行找到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并认为党只能启发、鼓舞群众投入行动，如果他们不是这么认为的话，他们就会成立自己的组织，最起码也是在独立社民党内成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牢固的派别组织——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对于独立社民党在哥达代表大会上采用的组织体制，肖尔斯克是这么评论的： 如果有了组织上的工具，只要群众的自发革命行动一开始，就能通过组织工具把它们汇聚成一股统一、牢固的政治进攻力量，然而独立社民党却自己丢掉了组织工具。过去的失败经验，让未来的革命领袖们失去了判断力。[62]
左翼的分裂左翼激进派拼命地反对斯巴达克派参加新党的决定。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一次在不来梅召开的会议上，克尼夫号召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决裂： 社民党的社会爱国主义领袖强行分裂了党，因此必须同党内、工会内和合作社内的社会爱国主义与中派进行最尖锐的斗争。为此需要马上把工人政党内所有的左翼激进派进一步加以重组，最后组织一次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国际会议，把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63]的工作继续下去。[64]
一九一七年三月初，不来梅、汉堡、汉诺威（Hanover）和吕斯特林根（Rüstringen）的左翼激进派小组宣布支持同中派决裂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左翼激进派的党[65]。博尔夏特也持这种立场，他还以需要把所有“领袖”清除出工人运动为由，为这一立场辩护[66]。 哥达代表大会闭幕后，不来梅和汉堡的左翼激进派小组立刻发表声明，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革命派组织[67]。《工人政治》在七月宣布：“国际派已经死了……在德国存在着稳固的基础，足以在它上面建立起新的国际社会党。一群同志已经自己组成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向着成立新党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68]。” 一九一七年八月，各左翼激进派小组终于举行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不来梅、柏林、美茵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吕斯特林根、默尔斯（Moers）和诺伊施塔特（Neustadt）的代表，他们怀着建设一个“国际社会党”的展望，在柏林举行了会议[69]。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指出，必须阻止工人运动中各政党和各工会之间的分离。它宣称支持组织工人协会（Einheitsorganisationen），这个立场同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有根本的不同，而这些左翼激进派小组在此之前显然是追随布尔什维克的。而就在同时，博尔夏特也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认为德国很可能不会爆发革命[70]。此时仍是国会议员的奥托·吕勒则和支持他的德累斯顿与皮尔纳（Pirna）活动家一起参加了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 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与独立社民党的成立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造成了革命左派的分裂，并产生了大量的混乱。但它也产生了一些正面的影响。在这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对流亡瑞士的德国革命派的影响显著增长了。通过由维利·明岑贝格经营的《青年国际》杂志，布尔什维克的文章偷偷传入了德国，许多青年斗士，不论他们是斯巴达克派成员还是左翼激进派，都由此受到了列宁的影响[71]。而保尔·列维则接受了季诺维也夫的邀请，作为德国代表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局[72]。 拉狄克向列宁介绍了列维，列宁认为列维当时“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73]。一九一七年四月，当列宁开始踏上返回俄国的漫长旅程时，列维是第一个在国际主义者宣言上签字的人，他签字时用的是保尔·哈特施泰因（Paul Hartstein）这个笔名。列宁这次回国，是在得到了德国政府的许可之后组织的，国际主义者的宣言对列宁的这一举措表示支持，并宣称“要求回国的俄国革命者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那里干革命”，“通过这一行动，他们将帮助一切国家，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开始反抗他们的政府的革命斗争”[74]。不久后，列维回到德国，在斯巴达克派的领导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以哈特劳布（Hartlaub）的笔名，同法兰克福的独立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合作[75]。 至于拉狄克，在列宁回国时，他也离开了瑞士，与沃罗夫斯基[76]和加涅茨基[77]一起留在斯德哥尔摩。他们一起出版了两份报刊，一份叫《俄国革命信使报》（Bot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另一份叫《俄国通讯—真理报》（Russische Korrespondez-Pravda），这两份报刊是在德国出版的，上面刊登有布尔什维克的文件和来自俄国的消息[78]。 [1] 贝尔塔·塔尔海默（Bertha Thalheimer，1883年3月17日——1959年4月23日），一战前加入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1916年出席了昆塔尔会议和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会议，参加了“国际派”的筹建工作，1917年3月被捕，10月被判处两年监禁。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加了德共（斯）的创立，1925年参与创立红色妇女与少女协会（Roten Frauen- und Mädchenbundes），1929年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纳粹上台后于1941被关押在集中营，1945年5月获救。她是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的姐姐。——中译者注 [2] 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61页。 [3] 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第51—52页。 [4] “忠诚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本意是指资产阶级议会中反对某项具体政策或某个具体的执政者、但却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换句话说，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反对派，在这里是指既反对执委会中的右派，却又不愿同右派决裂的中派分子。——中译者注 [5]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53—54页，第60页。 [6] 阿图尔·施塔特哈根（Arthur Stadthagen，1857年5月23日——1917年12月5日），德国律师，1884年（一说1887年）参加社民党，1890年被选为德国国会议员，此后一直连选连任直至逝世为止。1905年至1916年任《前进报》编辑。1906年起在柏林党校任教。一战中属于中派，1915年在国会中反对战争拨款，1916年与另外十七位社民党议员一起被开除出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中译者注 [7]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03页。 [8] 《德意志帝国国会会议速记》（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der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es），第306卷，第46页。普拉格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56—57页）中引用了这些会议记录，但他没有提到那些民族主义言论。 [9]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169页，n.1。 [10] 《当务之急》（Das Gebot der Stunde），《莱比锡人民报》，1915年6月19日；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72—74页。 [11] 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40页，n.1。 [12] 菲·谢德曼，《崩溃》（Der Zusammenbruch），柏林，1921年，第30—32页；《德意志帝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06卷，第443页。 [13]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87—88页。 [14] 同上，第87页、第90页。 [15] 同上，第91页。 [16]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09页。 [17] 原文为5月24日，经查证改为3月24日。——中译者注 [18]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94—96页。 [19] 声明内容详见《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96页。 [20] 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第90—92页；《1915年的十二月派》（Die Dezembermänner von 1915），《斯巴达克通信》，第86—91页。 [21] 《斯巴达克通信》，第165—166页。 [22] 阿尔弗雷德·亨克（Alfred Henke，1868年3月1日——1946年2月24日），当过卷烟工人，后参加工会运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参加社民党。1900年至1919年任《不来梅市民报》编辑，1912年至1918年被选为德国国会议员。最初在党内属于激进左派，一战爆发时反对战争，在他的领导下，《不来梅市民报》成了激进派的舆论阵地之一。1916年与哈阿兹等人一起被开除出议会党团。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十一月革命中曾任不来梅苏维埃共和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中译者注 [23] 《在红旗下》，东柏林，1958年，第90—91页。 [24] 考茨基在1916年8月7日写给阿德勒的信中写道：“斯巴达克派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危险……假如议会党团中的左派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在一年以前就宣布独立的话，今天的斯巴达克派就会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宗派。”（阿德勒，《与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卡尔·考茨基的通信录》，第361页。） [25] 赫尔曼·穆勒（Hermann Müller，1876年5月18日——1931年3月20日），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倍倍尔的推荐下，被选入党的出版机关。一战中支持战争。1919年1月被选为党主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任总理。——中译者注 [26]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16—119页。 [27] 《德意志帝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08卷，第2290—2294页。 [28]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Gründungsparteitages der USP），1917年，第88页。 [29] 同上，第97—98页；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24页。 [30]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25页。 [31]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1917年，第99页；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25—126页。 [32] 决议全文收录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26—127页。 [33]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26页。 [34] 同上，第129—130页；《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议事录》，1917年，第36页。 [35]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30—131页。 [36]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8页.奥西普·库尔特·弗莱赫特海姆（Ossip Kurt Flechtheim）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德兰（Drahn）估计社民党有二十四万八千名党员，独立社民党则有十万人。弗莱赫特海姆还写道，根据艾伯特的说法，独立社民党在柏林有一万四千名党员，而社民党则有一万二千名党员（奥·库·弗莱赫特海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Die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奥芬巴赫[Offenbach] ，1948年，第109页）。 [37] 弗·伊·列宁，《论法国反对派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49—253页。 [38] 《前进报》，1916年1月12日；翻印版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301—305页。 [39] 《深思熟虑与当机立断》（Nüchterne Prüfung und scharfe Entscheidung），《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328—333页。 [40] 恩·麦尔，《战争中的斯巴达克派》（Spartakus im Kriege），柏林，1927年，第14页。 [41] 格洛比希，《……但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第138页。 [42] 《在红旗下》，第90页。 [43] 《在自己的旗帜下》（Unterm eigenen Banner），《工人政治》，第8期、第9期，1917年，收录于《在德国革命的行列中》第411页。 [44] 贝克特，《开姆尼茨左派反对机会主义、争取建立新党的斗争》，第109页。 [45] 保·列维，《我们与他人》（Wir und die ander），《工人政治》，第9期，1917年。 [46] 《工人政治》，第10期，1917年3月10日。 [47]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7—148页上载有他这封信的摘录。 [48] 萝茜·沃尔夫施泰因（Rosi Wolfstein，1888年5月27日——1987年12月11日），出身于商人家庭，学过贸易。190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2—1913年在党校里当过卢森堡的学生。一战中活跃于青年组织和斯巴达克同盟。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被选为杜塞尔多夫苏维埃委员，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任书记。1921年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4年起与丈夫保尔·弗勒利希一起致力于出版罗莎·卢森堡的著作。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德共（反对派）和社工党。1933年流亡国外，1941年至1950年流亡美国。后返回法兰克福定居，并参加了社民党。 [49] 《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4月15日。 [50] 弗里茨·吕克（Fritz Rück，1895年4月15日——1959年11月18日），出身于木匠家庭，当过印刷工人。1913年参加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派，活跃于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中。1915—1916年应征入伍，后退役，参加了斯巴达克派，后参加独立社民党，在斯图加特与人合办《社会民主党人报》，十一月革命期间在斯图加特领导革命。1921年起在《红旗》编辑部工作，1923年支持布兰德勒。1929年被当作右派开除出党。1932年参加社工党。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瑞士，1937年流亡瑞典。后参加社民党。曾写过多本儿童读物。二战后任西德印刷工人工会主席。 [51]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1917年，第19—23页。斯巴达克派代表在发言中赞同地引用拉狄克战前写的文章时，多次遭到打断（第62—67页）。 [52] 关于不来梅和汉堡的反对派的声明，详见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605页。 [53] 艾玛努埃尔·乌尔姆（Emanuel Wurm，1857年9月16日——1920年5月3日），社会民主党人，二十世纪初与考茨基一起编辑《新时代》杂志，并在柏林党校任教。后参加独立社民党。——中译者注 [54]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14—315页。 [55] 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1867年5月14日——1919年2月21日），出身于加利西亚的一个犹太家庭，出生于柏林，1898年参加社民党，同年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工作，撰写文艺评论。后成为修正主义者，1905年离开《前进报》编辑部，此后靠撰文为生。1914年出于和平主义立场反对战争，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在慕尼黑的工厂里开展组织工作。1918年1月被判处八个月监禁，十一月革命中在巴伐利亚领导革命，后任巴伐利亚总理，1919年2月21日被暗杀。 [56]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1917年，第39—40页，第49页。 [57] 同上，第56页。 [58] 同上，第47页。 [59] 同上，第48页。有关组织体制的草案是由威廉·迪特曼（Wilhelm Dittmann）提出的。新党的全国领导机关是由迪特曼、哈阿兹、霍菲尔（Hofer）、劳坎特、累德堡、温格尔斯（Wengels）和露易丝·齐茨（Luise Zietz）组成的。恩斯特·麦尔在全国领导机关的选举中落败。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迪斯曼、保尔·迪特曼（Paul Dittmann）、弗莱斯纳（Fleissner）、格吕茨（Grütz）、亨克、塞普·奥尔特（Sepp Oerter）和施奈尔巴赫（Schnellbacher）（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54页）。 [60]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记录》,第22—26页，第29页。 [61] 《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成立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 über den Gründungs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Spartakusbund] 30 December 1918 to 1 January 1919），柏林，未注明日期（1919年），第4页。 [62]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21页。 [63] 昆塔尔（Kienthal）是瑞士伯尔尼附近的一个村庄，1916年4月24日至30日，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在此召开，这次会议又被称为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俄、意、英、波、罗、保、葡和瑞士等国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44人。列宁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为结束战争而斗争以及无产阶级对和平的态度问题。鉴于广大群众日益高涨的反战情绪和考茨基派鼓吹的社会和平主义日趋泛滥，列宁为首的左派联名提出《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草案明确提出，社会民主党唯一的和平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进行坚决的冲击,把武器指向资产阶级政府,指出社会和平主义者的政策不过是替机会主义者助长声势。由于会上中派考茨基主义者居多数，草案未被通过。会议通过的《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采纳了草案中一些观点，揭露和批判社会和平主义，谴责社会党国际局的机会主义立场，重申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得到持久和平。会议通过《告破产的和被迫害的人民书》，即《昆塔尔宣言》,号召人民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争取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要求社会党议员拒绝支持帝国主义政府的军事政策。这个宣言比《齐美尔瓦尔德宣言》前进了一步。昆塔尔会议是列宁为建立新的国际而进行的尝试。会议没有接受成立第三国际的建议。但对团结左派起了积极作用，为第三国际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中译者注 [64] 《工人政治》，第8期，1917年2月24日，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571页。 [65] 《工人政治》，第10期，1917年3月10日，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573页。 [66] 同上，第578页。 [67] 《工人政治》，第18期，1917年5月5日，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605页。 [68] 《工人政治》，第30期，1917年7月28日。 [69] 沃尔盖穆特在《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219页中第一次记载了这次会议，此前从未有人记述过这次会议。 [70] 尤·博尔夏特，《革命的希望！》（Revolutionshoffnung!）（版本信息未查明）。 [71] 明岑贝格，《第三条战线》，第197—204页。 [72] 根据昂利·吉尔波（Henri Guilbeaux）在《从克里姆林宫到谢尔什—米迪》（Du Kremlin au Cherch-Midi，巴黎，1933年，第106页）中的说法，列维是在奥尔腾会议上应邀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局的。 1917年2月1日，在奥尔腾（Olten）举行了只有部分人员出席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是被邀请参加协约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1917年3月）的那些组织的代表（弗·伊·列宁，《一个社会党的一小段历史》，《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72页）。——中译者注 [73] 弗·伊·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99页。 [74] 《1917年4月7日伯尔尼国际主义者宣言》（Déclaration des internationalistes faite à Berne le 7 avril 1917），《明日》（Demain），第13期，1917年5月。 [75] 夏·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18页。 [76] 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 Вацлавович 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中译者注 [77] 雅科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加涅茨基（Яков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Ганецкий，1879年3月15日——1937年11月26日），189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1903—09年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内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活跃于波兰，1907年起被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1917年与德国政府进行交涉，最终使德国政府同意让列宁经过德占区回国。十月革命后先后从事银行和外交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后获平反。——中译者注 [78] 舒勒，《拉狄克与德国革命》，第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