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一部 从战争走向革命：极左主义的胜利与失败
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社会党国际局号召进行反战斗争，就在同一天，让·饶勒斯[1]倒在了拉乌尔·维郎的枪下。 八月二日，德国政府向俄国宣战，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八月二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召开了会议，讨论该党的国会议员是否应该投票赞成由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2]提出的战争拨款议案。 党的领袖中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老牌修正主义者大卫和党的书记谢德曼发言赞成战争拨款[3]。而哈阿兹和累德堡则号召坚决反对战争拨款，认为这样才与党的原则立场相一致。双方争执不下，结果得拖到第二天才能做出决定。而在社民党国会党团会议上，右派先发起了攻击。大卫列数了俄国的独裁统治会给德国的自由造成的种种危害，他着重指出：在笼罩全国的战争狂热气氛中，如果党投票反对战争拨款，就有可能被宣布为非法。他宣称自己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在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时，他不会接受组织纪律[4]。（意思就是说：就算社民党决定投票反对战争拨款，他也要投赞成票。——中译者注） 而反对战争拨款的人则远没有大卫那么坚定。在议会党团以七十八票赞成、十四票反对通过了赞成战争拨款的决议后，这十四名反对者——其中有哈阿兹、累德堡、李卜克内西和奥托·吕勒[5]——在第二天同意遵守纪律（投赞成票）。此外，在八月四日的帝国国会会议上，把社民党一致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的消息通知首相的，不是别人，正是党主席兼议会党团发言人——胡戈·哈阿兹。 哈阿兹为此解释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关心国防，因为有了国防，才能保卫人民的自由和文化免遭沙皇专制统治的威胁。他还表示，在用武力巩固了德国的安全后，各交战国就有可能达成持久的和平，而这种和平是由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来保障的。在社民党投票赞成战争拨款、赞成战争之时，它又表示自己忠于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与和平。世界历史又翻过了一页[6]。 八月四日的意义及其后果我们今天可以很容易地得出马后炮式的结论：八月四日的投票，与社会民主党在投票之前的好几年里的政治演变过程是一脉相承的，它是这个演变过程所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然而在当时，投票的消息传出来后，就连许多消息灵通、见多识广的人都不免大吃一惊。当列宁收到刊载有八月四日议会投票结果的那期《前进报》时，他一时不敢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还以为这是德军总参谋部炮制出来的赝品[7]。就在不到十天以前的七月二十五日，社民党还在一份声明中赌咒发誓说： 具有阶级意识的德国工人，以人道和文明的名义，向战争贩子发起了强有力的抗议。……绝不让德国士兵为了满足奥地利统治集团的狼子野心而流一滴血！绝不让德国士兵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对利润的渴望而流一滴血[8]！
七月三十日，在一系列似乎无法阻挡的事态面前，执委会举手投降了，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终归徒劳无功”、“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但即使是那时候的执委会也还没有拿起号角，跟着资产阶级吹起“保卫危机中的文明”的战争进行曲[9]。 直至今日，我们还是缺少足够的档案材料，来了解当时的社民党领袖的真实动机（不管他们是否说过），以及他们在那关键的一周里的个人想法。谢德曼后来在自传里做了坦白，说自己被在柏林举行的沙文主义游行的规模给吓怕了[10]。艾伯特在一封信和一些笔记里，透露出了他的恐惧：他害怕战争，害怕战争最终会造成俄国工人运动的复兴，害怕俄国工人运动的复兴会给“罗莎集团”的计划增加分量[11]。这种恐惧，显然是当时的社民党领导心中最主要的情绪。七月三十日夜里，艾伯特和奥托·布劳恩带着党的金库去了瑞士[12]。在实施紧急状态的过程中，军方掌握了独裁者般的权力。在当时看来，军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摧毁社民党多年来苦心建设的伟业、毁灭工人阶级多年来争取到的胜利果实、消灭社民党和工人阶级的组织、关闭各种媒体；说不定什么时候，军方就会逮捕社民党党员和领袖，让社民党通过几十年的活动所争得的一切化为乌有。 新闻媒体中传来的可怕的压力、现有的军事当局与国家机关，与重新抬头的野蛮而强大的沙文主义凑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似乎无法抵挡的逆流。在这股逆流面前，有许多党员被打懵了，他们对自己现在所面临的孤立状态感到很不习惯，不懂得怎么同这股逆流斗争，更不用说在非法状态下同野蛮的镇压斗争了，对这些党员来说，向沙文主义情绪屈服，成了一个甜蜜的诱惑。有的人经受不住诱惑，就投降了。多年来曾站在激进派的队列前头坚持斗争的康拉德·亨尼施，在几个钟头内之内就背弃了他的过去，投靠了护国派阵营，他宣称，通过这种方式，他解决了“两颗心之间的冲突”[13]。这种现象，既不是独一无二的，也并不新鲜；卡尔·肖尔斯克提醒他的读者：历史上也有过这么一个“八月四日”，那是一七八九年的一个晚上，在那个晚上，法国贵族交出了他们的特权，并“公开同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原则断绝了关系”[14]。 一九一四年八月确实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从那时开始，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武装冲突的时候，德国社民党人和法国社会党人就再也不能指望还存在着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了（至少是在可见的一段时间之内）。新的形势把沉溺于日常公事的领导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些领导们恐怕无法明白摆在他们面前的抉择具有什么意义、面对这些抉择作出的决定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在他们恐怕想都没想过的事态前面，这些领导们疑窦丛生、犹豫不决、惊慌失措了。而剩下的事情，就由政府来做完了。就在不久之前的七月里，内务部忙着安抚各工会领袖，向工会领袖们保证说：他们不用担心什么，祖国需要他所有的儿子效力，特别是他们（即工会领袖——中译者注）[15]。 右翼社民党人把这说成是德国资产阶级提供的大好良机，他们认为这是个能保全党组织的办法，更妙的是：根据这一办法，资产阶级肯定是需要他们的，所以他们就有可能参加政府，因此在面临来自外部的危险时就应该维持“国内和平”。既然工人的领袖们已经开始鼓吹“国家利益，劳资共享”，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同德意志祖国这个民族共同体结合起来，以此来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那么德国的统治阶级自然会再次在这个社会中给这些领袖们留下位置，不过这次找的借口听起来更有理。 八月二日，各工会同老板们达成协议，工会同意不再进行罢工，老板也同意不再进行闭厂（lock-out），而且只要战争继续进行，所有的集体协议就会一直生效[16]。八月三日，三十来个支持大卫和谢德曼的议员决定不管发生什么，都要投票支持战争拨款，他们确信工会领袖们会支持他们[17]。至于政府，它则许下了一系列诺言，答应将在战后实行“新国策”，向工会保证只要它们按政府的规矩行事，政府就不会为难工会，而且还向工会领袖们暗示“听我的，将来包你前途无量”，使得社民党及工会的领袖们进一步倒向资产阶级一边。 领袖们犹犹豫豫地倒向右派。至于反对战争拨款和战争的那十四名议员，他们把“团结”看得太重了，他们对党太忠诚了，在“爱党主义”的强烈驱使下，他们中没有人敢违抗议会党团的纪律。哈阿兹——甚至连李卜克内西——都表示尊重大多数人的决定，尽管议会党团中某些人曾预先声称：如果党团作出的决定与他们的相反，他们就不会遵守党团纪律。 那些屈服于“党”的人没有想到，这一转变，要比他们所想象的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社会民主党参加了战争，为战争祈福。社民党号称忠于原则、忠于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忠于和平与社会主义，如今这副假面具已被揭下；它一再赌咒发誓说这场战争是纯防御性的，一再愤怒地否认会有任何吞并他国领土的事情发生，如今这些鬼话已经被揭穿了。枪林弹雨、毒气漫天，再加上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的目的，无情地揭穿了社民党的花言巧语，粉碎了他们粉饰现实的努力。社民党领袖们很快就变成了跟德国的军政头目一样的“吞并主义者”（annexationist）。他们想让德国工人相信：威廉二世的军队在同沙皇专制制度和英帝国主义作战时，是在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保卫社会主义未来在欧洲的胜利。而在法国，社会党人也转而宣布：如果要确保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就要摧毁德国军国主义与泛德帝国主义。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就在这一天，第二国际死了。 最初的反抗没有人曾怀疑过这些事件的重要性或党的转变的重要意义。但在对其进行分析时，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弗兰茨·波克瑙[18]在争论中，把“社民党领袖的背叛”这个论题，叫做“共产党人的”论题，他对这个论题提出了质疑。他致力于论证横扫德国及其他地方的“爱国主义狂潮”力量是如此之大，冲击了党的自信。他从自己的论据出发，得出了一个观点：在现代世界中，民族之间的对抗，要比阶级之间的对抗，更能促成政治激情的爆发。关于德国的形势，他写道：“领袖们所做的，正是群众所要的，而如果他们做了别的事情，就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被证明是一个神话[19]。”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跟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以后的说法[20]没什么两样。然而只要做一番深入的考察，就能发现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关于考茨基和波克瑙所说的“群众的冷漠”，确实没什么好争论的。赞成战争拨款的决定在工人中间（无论是不是党员）并没有遭到公开的反抗。没有人进行任何运动、罢工、示威来反对这个决定，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拒绝征兵的行动，也没有预备役士兵发动兵变。尽管如此，这些现象终究不过是表面现象，不能拿来当成解释。 很显然，波克瑙所说的“群众”不过是一大批人，他们对事态的看法和反应，以及无论反抗还是投降的意愿只能通过一个组织来整体地表达。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个组织——德国工人的组织。就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党和工会的领袖们以高踞于“群众”之上的态度，没有征询过“群众”的意见，就决定接受和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这正是长期以来群众对自己的组织的控制权被逐渐剥夺所造成的恶果。在群众失去了对自己的组织的控制之后，群众又能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反对这些决定呢？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之后，革命派——特别是列宁——立刻提出了这个问题。 其实，德国工人阶级对于战争的态度，根本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通过召开各种大会，在会上进行公开的讨论所得出来的。德国工人阶级受着两方面的压力：在上层，领袖们之间的聚会遭到了戒严状态的威胁；另一方面，动员令则把基层工人强征入伍，如果他们举行罢工或示威，（罢工和示威不但遭到了政府的禁止，也遭到了党和工会的禁止），就要面临遭到军事法庭的威胁。在逮捕和简易审判的威胁面前，想表达反战态度的社会主义工人，会发现他的组织不但不支持他，反而还跟他的阶级敌人站到了一起！事实上，对于“群众”的态度这个问题，不应该孤立地考虑，而应该把它同“领导”的态度联系起来。 一九一五年，列宁在同考茨基论战时，着重指出：认为“群众”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制造出一个革命，以此来“回答”战争，并实行“社会主义”，否则“群众”就是表现出“无主见和叛变”，这样来提出问题是荒唐的。他写道： ……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没有组织的群众是不会有统一意志的，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强大的、实行恐怖的军事机构作斗争，是困难而长期的事情。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时，群众是什么也不能制造出来的；而这“一小撮”领袖却完全能够并且应该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反对“国内和平”，反对为战争辩护，公开主张自己的政府失败，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宣传战壕联欢，创办秘密报刊以宣传过渡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等等[21]。
从这个角度来看，下列事实是很重要的：在一九一四年的德国，只有在那些激进派能有效地负责的地方、只有在被激进派控制的机关和媒体阵地里，以及在那些能让活动家和部分“群众”表达出对国家领导层的沙文主义政策的反对意见的组织（或其一部分）里，才存在着对阶级合作和“国内和平”的反抗——换句话说，就是继续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布伦瑞克（Brunswick），由塔尔海默负责的《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进行了反抗；在符腾堡，由维斯特麦尔控制的斯图加特党组织和由克利斯平经营的《士瓦本日报》进行了反抗。各大激进派报纸，如《莱比锡人民报》和《不来梅市民报》（Bremer Bürgerzeitung）也进行了反抗，就连《前进报》也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反抗[22]。第一份表达了无产阶级反对世界大战立场的地下出版物是由柏林选区的下巴尼姆[23]党组织印制的，这并非偶然；同样的，这份出版物是由三个有办法碰头、印刷和分发消息的积极分子（也就是说，这三个人形成了一个组织的萌芽）制作的，这亦非偶然。其实从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开始，《前进报》编辑部成员保尔·施文克[24]与下巴尼姆党组织书记、装订工人奥托·盖贝尔[25]以及柏林地区的社会主义妇女领袖玛尔塔·阿伦泽[26]就开始翻印各种文件，通过翻印和传播文件的活动，他们形成了一个小组，尽管这个小组的活动受到很多限制，但他们毕竟还是使参加了这个小组的积极分子们了解到了反对“神圣联合”[27]的政策的思想[28]。 罗莎·卢森堡的老同志尤里安·马尔赫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到：有一段时间，卢森堡曾考虑过，有多大可能通过出版和传播一份由党内著名人物签名的宣言，在勇于斗争的积极分子中间促成一次猛烈的爆发，并把她认为已经暗中存在的零星自发反抗组织起来。但列奥·约吉希斯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这种“漂流瓶”式的手段代替不了有组织的活动。为了起草这份宣言，卢森堡曾向几十位积极分子发出邀请，请他们到她家去，但后来只有七个人去了她家，而这七个人里又只有两个人是全国闻名的，这两个人就是弗兰茨·梅林和保尔·伦施，而伦施无论如何都不肯在任何宣言上签名，很快就又倒向党的领导层一边去了[29]。至于李卜克内西，他在国会内没有同意接受党纪投票赞成战争拨款，结果马上就破坏了党纪。尽管如此，卢森堡还是坚持要这么做。他们决定召开另外一次会议，为此他们发了三百多封电报。只有克拉拉·蔡特金毫无保留、没有回避地发了回电。卢森堡只好把这个主意搁置下来[30]。 德国的革命派发现，他们被彻底地分割、孤立了，变成了原子般的个体。此外，他们在付出代价之后才认识到：不单只有国家和警察镇压他们，就连那个他们一直以为属于自己的党，竟然也跟着国家和警察一起来镇压他们了！八月一日发布的禁止一切示威和公开集会的禁令，是一系列阻止人们发出反战声音的措施的先声。社民党执委会在党内也实施了戒严。在这方面，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经历，对于他自己，以及对于德国左派的未来，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八月初的时候，李卜克内西还以为反对派在党内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仍然原封未动，所以还是有可能通过内部的政治讨论来使党获得重生的。出于这种幻想，他向执委会建议组织一次反对吞并他国领土宣传的集会，他希望这次集会能成为一个起点，从这次集会开始一步步地纠正他所认为的“八月四日错误”[31]。执委会拒绝了他的建议。 八月底，李卜克内西去了被德军占领的比利时，了解到了德军在当地犯下的暴行。9月3日，由于一家不来梅报纸在报道中歪曲事实，把八月三日的社民党议会党团讨论结果说成是所有人一致赞成战争拨款，李卜克内西再次向这家报纸进行了抗议[32]。九月二十一日，他应一些政治伙伴的邀请去了斯图加特。他们原本打算举行公开集会，但遭到军方禁止，不过李卜克内西还是跟活动家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讨论中，活动家们对李卜克内西在八月四日对战争拨款投了赞成票的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李卜克内西向他们做了解释，揭露了有关议会党团内所进行的讨论的真相，揭示了反对战争拨款的反对派的存在，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说道：“你们的批评完全正确……我本来应该在国会全会上大声喊出‘不！’的。我犯了大错[33]。” 由于公开了这些消息，李卜克内西遭到了执委会的批评。李卜克内西于十月十日通过诉诸党的民主传统来回应，他写道：“（这一传统）允许任何同志……采取哪怕是反对最高权威的立场[34]。”十月七日，军事法庭针对他从战前开始的一系列活动，对他启动了诉讼程序。十一月十日，由修正主义分子温尼希（Winnig）主编的建筑工会机关报要求将他开除出党。正如肖尔斯克所写的：“（社民）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改变了，这一改变要求党控制住党内的反对派，让工人运动停滞在休战状态[35]。” 军方和党的机关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早在八月五日，党的执委会就以非常时期为由，把党代会推迟到战后举行，从而掌握了临机处置的大权[36]。军方阻止了九月二十一日的斯图加特活动家集会、十一月四日的门兴—格拉德巴赫（München-Gladbach）活动家集会、十一月二十四日的莱比锡活动家集会和十一月二十九日的阿尔托纳（Altona）活动家集会，但在其他地方阻止了群众集会的，却是党的各位书记，这些书记们拒绝号召群众参加集会，从而轻易地阻止了集会的举行。 在汉堡，激进派绕过党组织的各级领导，自行号召集会，成功地举行了一次有来自四个区的群众参加的大会[37]。在两面夹击之下，激进派报纸一家接一家地沉默了：《莱茵新闻》（Rheinische Zeitung）从九月十一日起被迫停刊两天，波鸿的《人民报》（Volksblatt）于九月二十日被迫停刊，《莱茵瀑布回声报》（Echo vom Rheinfall）和《但泽新闻》（Dantziger Zeitung）于九月二十五日被迫停刊[38]。《前进报》的几位编辑——居诺夫[39]、多伊米希[40]和希法亭[41]宣布自己不赞成执委会[42]，结果《前进报》从九月二十一日起停刊三天,从九月二十八日起无限期停刊[43]。十月一日，哈阿兹和里哈尔德·费舍尔[44]求见军方，代表党保证《前进报》再也不会提到“阶级斗争”之后，军方才允许《前进报》复刊[45]。在十一月里，党执委会在符腾堡把克利斯平等激进派领导人同瓦尔赫尔的《士瓦本日报》扫地出门，任命修正主义分子威廉·凯尔（Wilhelm Keil）为负责人[46]。 在反对派中间，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已经看穿了：这些招数都是冲着反对派来的，招招都是为了要让反对派闭嘴，这样他们就会失去同普通党员之间的一切联系。因此他们不得不想办法尽快开始公开的活动。这也就意味着要破坏纪律。作出这个决定，让他们觉得很痛苦，因为长期以来，党就是他们的世界，是他们存在的理由。他们觉得自己在践踏自己的一部分，而这又往往对他们的健康产生了很坏的影响[47]。 李卜克内西最后的幻想破灭了，他决定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这一决定的重要性，使他的神经为之颤抖；但他明白，他对那些仍不放弃社会主义信念的人亏欠了很多，为了报答他们，他必须这么做。他只剩下一种可以表达自己意见的手段，那就是投票反对战争拨款，这也就是要投票反对他自己的党做出的决定。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夜里，在累德堡家里进行了一场戏剧性的讨论，李卜克内西竭力想说服其他社民党反对派议员，让他们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作出这一意义重大的表态，但他没能说服其他人[48]。十二月三日，在国会就增加战争拨款进行表决时，李卜克内西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这一壮举，使他成为了反对派的象征，各种分散的反对派势力也开始向他靠拢了。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从此开始了，尽管还要过上几年，这一分裂过程才最终结束，而使分裂过程最终结束的各种条件仍是一团乱麻，这反映出了反对派的犹豫：那些不赞成党的领袖在八月四日转向支持战争的人们，在同这一转变进行斗争时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坚决果敢起来的。 布尔什维克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第一批对八月四日转变的后果明确表明立场的人，是列宁和流亡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在八月二十四日前后，列宁起草了一份文件《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在未来几年中的实质方针[49]。 在列宁看来，这场战争“具有十分明显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王朝战争的性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的立场是“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50]。这不是因为他们本来可以通过采取其他态度来避免战争，而是因为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面前抛弃了工人阶级的阶级立场： ……这些国家的工人政党不但没有起来反对政府的罪恶行径，反而号召工人阶级使自己的立场同帝国主义政府一致起来。国际的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他们投票赞成军事拨款，重复“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爱国主义”）口号，为战争辩护，参加交战国的资产阶级内阁，等等……对于这样玷污社会主义首先应该负责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是第二国际最强大和最有影响的党[51]。
第二国际主要成员党的领袖们倒向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边，这一背叛具有影响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意味着第二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52]。列宁毫不迟疑地指出：“这种破产的主要原因是，在第二国际中占优势的事实上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对于它的资产阶级性和危险性，世界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早就已经指出过了[53]。”在列宁看来，这种机会主义倾向早就已经存在了，在战前，这种倾向就以改良主义、阶级合作、和平主义及企图通过合法议会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等形式存在着，而第二国际主要成员党的领袖在战争面前采取沙文主义立场，则是机会主义倾向的登峰造极的体现；列宁认为，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其实是由于无产阶级内的特权阶层——工人贵族、党的官僚以及工会的全职干部——的社会压力而造成的： 机会主义是在数十年的过程中，由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各种特点产生的，在这个时代，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使他们从本国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使他们感受不到破产的贫困和大众的灾难、痛苦和革命情绪。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继续和顶点，因为这是为维护大国民族的特权、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加强对其他民族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54]。
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第二国际主要成员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们卖身投靠了帝国主义阵营，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就必须重新寻找一条出路。帝国主义战争对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前途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列宁写道： 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越过了局限于狭隘民族范围的比较和平的阶段。它随着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的战争而进入了革命行动的阶段，因此同机会主义彻底决裂，把它从工人政党内部清除出去的时机，无疑已经成熟[55]。
至于欧洲大战，它本身意味着“新时代的开始”[56]，在这场战争中，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 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个口号是（巴黎）公社的经验所启示的，是巴塞尔决议（一九一二年）所规定的，也是在分析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后得出的[57]。
这一新的前景，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以“统一”为借口，继续容忍机会主义派存在于工人政党内。 另外，列宁明白，如果各种工人组织被解散了的话，社会民主党诸领袖——“瓦解了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百万大军”的“几万个被合法主义腐蚀的领导人、工会官员和特权工人[58]”——即使从他们狭隘的本位利益的角度来看，也会损失很多。 因此，无产阶级的统一并不是问题，无产阶级的统一仍然是“无产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中的最伟大的武器[59]”，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统一，为了实现这样的统一，就必须把机会主义和阶级异己成分清除出去：“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是一九一四年国际蒙受耻辱和遭到破产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60]。” 一九一四年九月，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认为第二国际已经破产，它发出号召，呼吁成立一个全新的国际——第三国际，它在号召中说：“现在，在一九一四年以后，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统一，要求工人政党无条件地同机会主义者的政党分开[61]。” 它还宣布： 第二国际死亡了，它已被机会主义所战胜。打倒机会主义！不仅清除了“变节分子”……而且清除了机会主义的第三国际万岁！
第二国际完成了它的有益的准备工作，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和二十世纪初这一资本主义奴役最残酷、资本主义进步最迅速的漫长的“和平”时代里，把无产阶级群众初步组织起来。第三国际面临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向各国资本主义政府发起革命进攻，进行反对各国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以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62]！” 但是布尔什维克几乎遭到了彻底的孤立。为了建设革命的政党，建设革命的国际，就必须同机会主义者的政党决裂，但是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在国际范围内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这一决裂。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中写道： 十分明显，要创立一个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就必须在各个国家里都准备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德国这个工人运动历史最悠久、工人运动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是举足轻重的。最近的将来会表明，创立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如果已经成熟，我们党一定会高兴地参加这样一个清除了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第三国际。如果没有成熟，这就表明，为了完成这种清除工作，还需要一个稍长的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党就将成为旧国际内的极端的反对派，直到在各个国家里都具备一定的条件，使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工人协会为止[63]。
出于在国际层次上行动的需要，列宁与布尔什维克派尽了一切努力，尽量在国际运动中多争取到一些同盟者，参加到他们这个小小的阵营中来。他们的同盟者有荷兰的“论坛”集团（开战时返回荷兰的潘涅库克也参加了这个集团），有同《不来梅市民报》合作的一批不来梅活动家（他们同拉狄克和潘涅库克有联系）[64]，还有柏林的一个以尤里安·博尔夏特[65]——他是《光线》（Lichtstrahlen）杂志的主办者[66]——为首的小组织，这个小组织也同拉狄克及不来梅活动家们有联系。 在列宁写给拉狄克的信中[67]，可以发现列宁曾经对成立一个叫做“明星”（Stern）的革命组织寄予厚望，但它最终还是没有成立。他花了很大力气与各派活动家合作出版了一份国际性杂志《先驱》（Vorbote），这份杂志由潘涅库克负责出版，在这份杂志上，对于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列宁发表了一篇引人入胜的研究性论文[68]。尽管如此，在一九一五年七月写给荷兰人戴维·怀恩科普[69]的信中，列宁还是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即德国社民党内左派同机会主义的决裂——中译者注）的最有利的时机也许还没有到来，因此更有必要通过斗争，来实现在一切国家内同机会主义的决裂[70]。与此同时，他催促拉狄克，让拉狄克去跟德国左派要一份能明确、完整和准确地阐明德国左派的原则、表明德国左派的思想立场的声明，列宁还写道：“……荷兰人+我们+德国左派+0，这样也不要紧，以后将不是零，而是所有的人[71]！”。 列宁与他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中的盟友之所以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参加齐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会议，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后来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核心，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由他们组成的。拉狄克把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发表在《光线》杂志上，在这个报告中，他认为这次会议是“走向重建国际的第一步”，尽管许多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人说了不少暧昧的和平主义昏话，但是支持重建国际的革命斗士们“这么做是出于一个信念：想要立刻抛开旧国际的残余部分，建立一个战斗的组织，是不可能的[72]。”。 镇压与激进化一九一五年二月七日，尽管李卜克内西已经过了服兵役的年纪，他还是被抓了壮丁，被编入地方部队[73]。军方害怕他的影响力，不停地把他从一个部队调到另外一个部队。不过，对他的行动自由的限制，也减小了他对党的领导的威胁。 但这并没能阻止他在一九一五年五月发表那份传单，在那份传单里，他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主要敌人在国内[74]！”，列宁称赞这个口号，说这个口号表示“在德国工人中还保持着社会主义精神，在德国还有能够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人[75]。”几天后，当局逮捕了卢森堡，以执行她于一年前被判处的一年徒刑[76]。各家报刊和新闻工作者们遭到了一个接一个的打击。二月，柯尼斯堡（K?nisberg）的《人民报》（Volkszeitung）被停刊三周。三月，马格德堡（Magdeburg）的《人民之声》（Volksstimme）被停刊，《贝尔吉施工人之声》（Bergische Arbeitsstimme）和雷姆沙伊德的《社会民主党人报》（Sozialdemocratische Zeitung）被查禁。五月，曾在《自由报》工作过的一名编辑被捕[77]。镇压在不断进行。一九一六年四月，《光线》杂志被查禁[78]，同年十月十七日，军方占领了《前进报》并将其交给了党执委会[79]。 总的来说，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扮演了维护“国内和平”政策的辅助警察的角色。重工业资本与总参谋部携手组织了战时经济，把战时经济的重负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公共支出在财政上是通过通货膨胀来支付的。战争头两年里，食品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五十，而工资却还跟以前一样[80]。可是工会领袖温尼希竟然宣称：“民族独立和全体人民的经济要求，高于工资劳动者的眼前利益[81]。” 没过多久，大家——包括技术工人——的收入，都渐渐只能勉强糊口了，限量配给和物资短缺又加剧了这一情况。从一九一五年二月一日起，面包开始限量供应，接着食用油、肉类和马铃薯也要限量供应了。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的那个可怕的冬天，被人们叫做“芜菁之冬”，每周人们凭配给证可得一点五千克面包、二点五千克马铃薯、八十克黄油、二百五十克肉、一百八十克糖和半个鸡蛋——假如商店里还有货的话。这些东西总共只能满足人们所需热量的三分之一[82]。劳动人民、士兵和水兵,还有市民在忍饥挨饿，而前激进派保尔·伦施却认为配给制是“战时社会主义[83]”的措施。至于战争带来的红利则超过了一般的程度[84]。 认为战争将是一场新奇快乐的、直抵巴黎的远足的人，早就绝迹了。战场上遍布着道道战壕，每一道战壕里都是泥浆满地，每一道战壕里都是冰冷彻骨，让所有的人都再也无法自吹自擂，再也吹不出英雄主义的豪言壮语来。医院让伤病号挤得不堪重负，全国到处都能见到令人触目惊心的残废青年，死亡与失踪名单上不断增加着“英勇牺牲”的名字，这一切，为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一四年竭力鼓吹的种种幻影敲响了丧钟。不会有什么“新国策”了，那些在各条战线上送了命的几百万德国青年永远得不到什么“未来”了。如果镇压不是一天天加剧的话，群众当中也许早就会表达出对和平的渴望了。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一千多名妇女在国会门前举行示威，争取和平[85]。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日，国会通过了动员法案《为祖国志愿服务法》（Gesetz über den vaterl?ndischen Hilfsdienst，又名Hilfsdienstgesetz），把工人束缚在车间里。该法案规定，所有不在武装部队中服役的十七岁至六十岁的男子，都必须向当局出示自己的被雇用证明或由前雇主提供的无业证明。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必须按照指示，在两周内到某个地方去工作，假如他拒绝，或是离开工作岗位的话，就要坐牢，刑期最长为一年[86]。 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号召他们用战争去保卫经过多年斗争所争取到的各种胜利果实和自由权利，然而这些胜利果实和自由权利早已荡然无存。尽管镇压无时不在进行，工人阶级的怒火仍是越来越高涨，他们的愤怒越来越明显。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斯图加特爆发了骚乱，妇女们也举行了抗议物价高涨的示威。同时，在莱比锡，也有人试图举行抗议肉价的示威，但被警察破坏了。一九一六年二月二日，由于商店的货柜上空空如也，柏林也发生了骚乱[87]。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国际派[88]号召举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示威游行[89]。李卜克内西在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发表了演说，有几千名工人和青年围在他周围听取了演讲[90]。当局逮捕了李卜克内西，但是，就在六月二十八日，也就是他出庭受审的那一天，柏林多家军工厂的五万五千名工人举行了罢工[91]。布伦瑞克的劳动者们也跟着举行了罢工，同时在不来梅也举行了游行示威[92]。 一九一六年七月，鲁尔地区波贝克（Borbeck）的矿工举行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在随后的整个夏天里，鲁尔地区的罢工此起彼伏。八月十六日，埃森的一队矿工在游行时喊出了“李卜克内西万岁！”的口号。在汉堡爆发了饥民哄抢食物的暴乱。对罢工的镇压也再次开始了。卡尔斯基于六月二十八日被捕，恩斯特·麦尔于八月三日被捕，梅林于八月十五日被捕。至于李卜克内西，则在一审中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两年半，上诉后又被加为四年半[93]。 社会的裂隙正在越变越大，要把它隐藏起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军政领袖们无法为“神圣联合”求得胜利，只能代之以攻击“煽动分子”了。群众的反抗刺激了、有时则产生了一些非常初级的组织，这些组织使群众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并采取行动。社会主义运动在经过剧烈的震撼后，走出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之后的停滞状态，重新恢复了生命力。考茨基在写给维克托·阿德勒的一封信中承认：“极端主义迎合了未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当前需求。现在，李卜克内西成了战壕里最受欢迎的人[94]。” 左翼反对派德国的革命派——左翼激进派尝试着组织起来，但进展很慢，花了很长时间才有实际效果。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之后，卢森堡的朋友们立刻碰了头，这些朋友们围绕着她，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核心，这个核心坚持了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开始，这个核心有卢森堡自己、李卜克内西、约吉希斯和马尔赫列夫斯基（这两人是她在波兰社会民主党内的老同志）、梅林和蔡特金（这两人是她的私人好友）、保尔·列维（一九一三年后担任她的律师）、麦尔和施特勒贝尔（这两人是在《前进报》工作的新闻工作者）、还有被李卜克内西介绍进来的柏林活动家威廉·皮克（当时任柏林党组织的第二书记，作为机关干部，他的人脉很有价值）、保尔·郎格[95]、以及赫尔曼·敦克尔[96]与凯特·敦克尔[97]夫妇[98]。 虽然这个小组内有东欧出身的活动家，但它的地下活动经验很少。这个小组全部成员的身份都暴露在当局眼里，他们受着严密的监视。直到几个月之后，敦克尔夫妇设法同下巴尼姆党组织领导接上了头，对方提出可以为这个小组提供技术帮助，这个小组才得以开展地下宣传活动。第一份传单是由马尔赫列夫斯基起草的，这是一篇反驳亨尼施的论战性文章[99]，这份传单是下巴尼姆的同志们趁着晚上在他们家里用复印机印的，印好后，他们再把传单送到克拉拉·蔡特金的卡片索引上的地址去。 从那时起，这个小组就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打破沉默，不然国外的活动家们就会以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全体一致地赞同他们领袖的支持沙文主义的政策。第二个目的，就是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组织。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梅林和蔡特金纷纷在瑞士的社会党报纸上撰文，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对修正主义者休特古姆[100]和里哈尔德·费舍尔的沙文主义宣言的谴责。在圣诞节，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梅林向伦敦的《工人社论》[101]发去了问候；梅林宣称，争取和平、反对领土吞并的斗争，不能与阶级斗争割裂开来，要在德国进行这些斗争，“（在斗争中）如果领袖们愿意，就跟他们一起斗争；如果他们什么事都不做，就把他们踢开；如果他们破坏斗争，就斗倒他们[102]。” 不久之后，下巴尼姆的同志们就在党内散发起了李卜克内西反对战争拨款的演讲文稿[103]。十二月底，胡戈·埃贝莱因[104]开始着手建立一个组织的基础，他在党内建立起了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在各个工作场所都有一个人负责收集信息，在每个地区则有一个人负责同中央联络，散发反对派的著作。 在一九一五年中期，这个组织已经同三百多个地区建立起了联系[105]。一九一五年一月五日，中央核心的另一位成员阿图尔·克里斯平向那些被认为是可靠的党员发去了建立组织的传单，几天后他就接到了来自德累斯顿、杜伊斯堡（Duisberg）、慕尼黑和但泽的回音，响应他的人中还有像维斯特麦尔和迪斯曼这样具有影响力的活动家[106]。三月五日[107]，在皮克位于柏林的家中，左派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组织工作所取得的进展，已经足够让活动家们初步建立起一个区域性组织，这样就能进一步完善党内秘密网络的结构机制了[108]。 在这些卓越的活动家们的地下斗争中，时有成功，时有打击。卢森堡的上诉被驳回后，她从一九一五年二月起坐了两个月的牢。尽管如此，她还是在监狱里给第一期《国际》（Die Internationale）杂志写了文章；《国际》杂志是由这个组织出版的，由她和梅林任编辑。这本杂志是在鲁尔一家党报的出版社里印刷的，上面还刊载有蔡特金、塔尔海默、施特勒贝尔、凯特·敦克尔、保尔·伦施和李卜克内西的文章。但它刚出第一期就立刻被当局查禁了[109]。与此同时，符腾堡活动家雅可布·瓦尔赫尔也被捕了，当局指控他散布煽动颠覆国家的传单。法庭在对他的判决中，强调指出他的政治路线违背了党的路线[110]。 一九一五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克拉拉·蔡特金在参加完于伯尔尼（Berne）举行的国际妇女大会后，在回国途中被捕[111]。尽管她在十月获释，但她的健康遭到了严重的摧残，此后几乎没有参加反对派的活动[112]。在斯图加特有七名活动家被捕并遭到了指控，这七人中有弗里德里希·维斯特麦尔和一位名叫汉斯·蒂泰尔[113]的青年[114]。在柏林有位来自萨克森的建筑工人叫弗里茨·格洛比希[115]，他在当地的一些青年工人中间有些影响，皮克同这些青年工人接上了头，但在妇女在国会外举行示威之后，皮克被捕了[116]。麦尔和埃贝莱因也在那年秋天被捕了。最后，当局不顾维斯特麦尔已过服役年龄的事实，将他强征入伍，结果他死在了前线附近的医院里[117]。 在流亡者中间和瑞士工人运动中的政治活动对德国的运动有密切的影响，因为第二国际的左派就是在瑞士进行了最初的重组的。好几年里维利·明岑贝格一直在领导瑞士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并一直同不来梅和萨克森保持着联系。一战开始时，他正在同莱茵兰人瓦尔特·施特克尔一起工作。一九一五年四月四日，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在伯尔尼召开，来自十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德国代表，是由斯图加特、哥平根、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地方组织选派的。在这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草案以三对十三票未能通过。但大会决定同维也纳局[118]决裂，宣告自己为独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由明岑贝格任国际书记。一九一五年九月一日，这个国际组织的第一份杂志《青年国际》（Jugend-Internationale）出版了，上面登有亨勒、李卜克内西、柯伦泰[119]和拉狄克的文章。这份杂志在德国的传播工作得到了李卜克内西、梅林、保尔·弗勒利希和格奥尔格·舒曼的帮助[120]。 在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反战派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主要由中派分子组成的多数派，他们倾向于和平主义；另一派则是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的左派。有五名德国代表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他们是：阿道夫·霍夫曼[121]和累德堡（这两人属于中派），麦尔和塔尔海默（这两人代表国际派），这四人都赞成多数派；剩下的一位德国代表——《光线》杂志编辑博尔夏特则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中唯一一名站在列宁一边的德国代表[122]。 一九一五年六月，七百五十多位著名活动家、报纸编辑、全职干部和工会领袖联名向党执委会的政策发出了抗议[123]。这份抗议书是在李卜克内西家里，由他自己、麦尔、施特勒贝尔、马尔赫列夫斯基、赫尔曼·敦克尔、梅林、劳坎特[124]、海因里希·劳芬贝格[125]和累德堡起草的[126]。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国际派在李卜克内西家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十二名代表[127]采纳了卢森堡在狱中起草的《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将其作为自己的行动方针。这份文件激烈抨击了“国内和平”政策与和平主义的幻想，并宣称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才能争取到和平[128]。三月十九日，国际派在柏林召开了一次规模更大的会议，这次有来自柏林的十七名代表参加[129]。这次会议同新出现的中派反对派[130]划清了界限，并在事实上成立了未来的斯巴达克派。 针对国际派的文件、特别是卢森堡在狱中写的《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进行了细致的批评。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德国的国际派把和平——而不是内战——作为他们的目标。列宁抨击“尤尼乌斯”，说尤尼乌斯虽然认为战争已经开辟了一个革命的时代，但尤尼乌斯的分析却是建立在过去之上的，是围绕着退回战前形势的前景而进行的，而且尤尼乌斯把阶级斗争局限在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之内[131]。尽管如此，在战争期间发出开展阶级斗争的号召，这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革命行动。当斯巴达克派追随着李卜克内西，宣称“主要敌人在国内”时，它就在革命派（这个革命派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逐渐形成的）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另外，在这次会议不久，奥托·吕勒在《前进报》上刊登了一篇支持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的文章，引起了轰动[132]——要知道，在《前进报》刊登这篇文章之前，只有博尔夏特的杂志才支持这一分裂[133];奥托·吕勒随后被捕。左派活动家们一直努力使青年组织中的左派与机会主义决裂，就像柏林的弗里茨·格洛比希所作的那样——他和他的同志们组织起了一个独立的青年工人组织[134]。在复活节的时候，他们装成大自然爱好者，在耶拿（Jena)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举行了全国青年反对派大会。李卜克内西、吕勒、亨勒和舒曼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由李卜克内西起草的决议[135]。革命派成功地出版了合法报纸——比如不来梅的《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和斯图加特的《社会民主党人》（Sozialdemokrat）[136]。他们还出版了一些地下刊物，这些刊物虽然是非法的，但却多少都能做到按时出版，这些地下刊物有《斯巴达克通信》，还有在杜伊斯堡和汉堡出版的《斗争》（Der Kampf）[137]。 随着左派反对派的成长，它开始遇到各种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当时中派反对派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多、在议会党团内很活跃，该如何同中派反对派打交道，就成了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它内部对于未来的前景的认识也不一致。一些人要求成立新党，与社会民主党彻底断绝关系。卢森堡反对这种看法，她认为他们应该留在党内，能待多久就待多久，要避免变成一个孤立的、脱离群众的小宗派，并尽量引导工人参加斗争[138]。一月的时候，吕勒、林道[139]和不来梅人约翰·克尼夫[140]就已经宣布要与党决裂[141]。1916年5月1日的示威游行，是与卢森堡的“群众行动”概念相符的，与此同时，青年活动家们印刷和传播了李卜克内西起草的传单[142]，这表示他们有了一定程度的组织。 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的罢工，似乎印证了这条路线；没有受到革命派直接影响的工人群众，在战争期间发动了政治性罢工（修正主义者认为这种罢工即使在和平时期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尽管约吉希斯和列维（列维去了瑞士，并同当地的德国流亡者建立了联系[143]）做了很多组织工作，斯巴达克派（当时已经改叫这个名字了）的人数依然很少，李卜克内西的的威望所赢得的同情，并未能使斯巴达克派在人数上增长多少[144]。斯巴达克派的一些成员，比如赫克特和在开姆尼茨的布兰德勒[145]，能发挥真正的影响力，但他们的影响力是来自于他们在工会中的职位[146]，而不是因为斯巴达克派本身具有影响力；此时的斯巴达克派仍是一个很不牢固的、松散的网络，逮捕和入伍通知书随时都能破坏这个组织内部的联系。 其实，当时已经有了几个组织。在柏林，有人围绕着《光线》杂志，组成了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但是当局对它的镇压，以及它的核心人物博尔夏特的转变，很快就让那些曾对它寄予厚望的人（特别是列宁）失望了[147]。在德国东北部，一些小组开始同国际派结盟，与此同时，这些小组同当时在瑞士的拉狄克保持着联系。在汉堡，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劳芬贝格（战前曾是中派）转到了反战立场上来。他与弗里茨·沃尔夫海姆[148]（曾参加过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rold］）、鲁道夫·林道、威廉·迪维尔(Wilhelm Düwell）和保尔·弗勒利希等活动家一起组成了一个活跃的地下小组。在这个小组身边，有一个在社会主义、反军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由青年”组织，以开展户外休闲娱乐活动为掩护，开展了宣传鼓动活动。由于得到了地下领袖们的支持，它在青年工人中间招募到了不少成员，但它与其他地下小组没有联系[149]。 激进派在不来梅一直拥有可观的影响力——皮克曾担任过当地党组织书记，潘涅库克也在那里住过六年——曾当过学校老师、后来在党校任教、在《不来梅市民报》编辑部工作过的约翰·克尼夫在青年工人中间很有影响力。当地党组织的干部跟拉狄克有私人交情，而拉狄克也通过通信继续保持着对他们的影响。克尼夫能每周举行一次党内讨论会，在会上他为革命思想辩护、传播刊登在瑞士报刊上的拉狄克、列宁、托洛茨基的文章[150]。他组织了一个主要由青年活动家组成的地下核心，这个核心小组在码头工人中间有一定影响。 他的一个支持者——青年记者艾尔德曼[151]同德累斯顿和斯图加特的青年组织保持着固定的联系，艾尔德曼甚至还跟第七十五步兵团的一群士兵保持着固定联系，这些士兵是由不来梅鞋匠卡尔·雅纳克[152]组织起来的。一九一五年秋天，雅纳克趁休假之机告诉克尼夫，他的同志们赞成同党决裂，成立新的革命党。一九一六年，不来梅组织选派艾尔德曼作为代表参加了耶拿大会。就在一九一六年里，不来梅的革命派已经同经营《不来梅市民报》的中派彻底决裂，革命派从在海军码头上工作的工人当中募集到了一笔经费，买下了一家出版社，很快就出版了一份新周刊《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他们的领袖参加了国际派的会议，与博尔夏特和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保持着联系，并且通过拉狄克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保持着联系。一九一六年复活节期间，恩斯特·麦尔从柏林出发，去了不来梅，在那里，他同不来梅的革命派就他们的工作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153]。 在柏林，下巴尼姆的活动家们是从党内开展工作的，但他们的工作很快就被从工会内产生的新反对派取代了，新的反对派是由“革命工长”组成的，他们是社民党在柏林各工厂内著名的“党信得过的人”的继任人[154]。战争塑造了他们，赋予了他们鲜明的个性。其实，当党的领袖宣布“国内和平”政策时，社会民主党人、五金工会车工分会领袖里哈尔德·穆勒就邀请了柏林五金工会的几位领袖，召开了会议，讨论绕开支持战争政策的改良主义领袖——即奥斯卡·科恩[155]和威廉·西林[156]等人，在工会内组织反抗雇主的活动事宜。他们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在一九一六年三月，穆勒几乎当选为柏林工会领袖，但他坚决谢绝了[157]。 后来，穆勒对这次错失良机后悔不迭，但此时这个小组更倾向于在工会机关内开展半地下活动，而不是直接接管工会。这个小组最初的核心（一九一八年，他们的存在让许多人吃了一惊）是在密谋的气氛中活动的。它系统地从各工作场所、各行业的工会代表中招募可靠的成员。这个网络的成员们把自己隐藏在各个关键岗位上。他们利用车工工会提供的合法掩护，以组织良好的派别的形式在工会内活动，但一直同各工厂、各车间的工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逐渐拥有了控制代表大会的能力，并坚持要求彻底的讨论自由。 他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组织，既不是工会，又不是党，而是一个既像党又像工会的地下集团。作为革命工长组织的领导班子，他们曾有几次成功地表达出了工人反抗国家和党机关的意愿，在活动中具体地表达出了他们的要求和他们随时准备斗争的决心。它的主要核心——即“中央”——的人数，从来没超过五十个人[158]，但由于车工被很好地分配在各个工作场所里，车工便在各种代表大会上形成了一个虽然规模小、但却紧密团结、纪律严明的集体，所以这个集团在几百个受他们直接影响的人的帮助下，使几十万柏林工人能够做出符合他们愿望的积极行动的决定，从而推动了几十万柏林工人。 这些五金工人都是技术能手，收入相对较高，因为雇用他们的企业都在为了应付战争订货而全力开工。他们无疑是社会民主党和战前工会运动中最优秀的分子。在一九一四年，他们并不出名，但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柏林工人接受了他们的领导，尽管他们年纪还不大，但却成了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坚干部。他们的主要领袖里哈尔德·穆勒与累德堡有联系，倾向于中派反对派，这使得他尽量避免让反对派中的两个派别之间爆发论战[159]。他们中有三人——布鲁诺·佩特斯[160]、奥托·弗兰克[161]和赫尔曼·格洛特[162]本来就已参加了、或不久就参加了斯巴达克派[163]。而剩下来的人则接近斯巴达克派，后来他们大部分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零年间参加了共产党，比如保尔·埃克尔特[164]、保尔·维格曼[165]、里哈尔德·诺瓦科夫斯基（Richard Nowakowski）、汉斯·菲弗尔[166]、保尔·诺伊曼[167]、海因里希·马尔赞[168]、诺严多夫（Neuendorf）、奥托·托斯特[169]、保尔·肖尔策（Paul Scholze）、弗里茨·文古特[170]、里哈尔德·舍特勒（Richard Schöttler）、保尔·维尔[171]和安东·格利列维奇[172]等人。后来，又有一些不在工厂里工作的活动家加入了他们的圈子，比如奥托马尔·盖施克[173]，他是一家青年工人旅馆的经理[174]。由于时常有人入伍和退伍，这个圈子的成员经常变动，在一九一六年六月，他们与李卜克内西一起领导了有五万五千名柏林五金工人参加的罢工[175]。 它是一个灵活的网络，靠着在合法组织中工作的活动家彼此之间的信任而存在着。实际上，革命工长组织已经成了柏林工人的候补领导层。它曾有几次成功地向社民党和工会发起了挑战，但是，它却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领导机关的雄心，也没有同工会决裂的胆识。 反对决裂的革命派德国的革命反对派所表达出来的立场，与布尔什维克所期望的相差很远。当然，不来梅的小组确实有时会出版布哈林、拉狄克或列宁的文章，并乐于全面接受列宁关于第二国际的破产及必须建立新的国际的分析。而国际派虽然也同意第二国际已破产的论断，认为建立第三国际具有历史必要性，但拒绝通过与机会主义决裂来为此做好准备： 当旧的国际破产后，新的国际必将诞生，但只有在最重要的几个国家的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诞生出新的国际……新的国际必须是自下而上地产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破产，只能证明它本身是存在缺点的（这些缺点是它长久以来的痼疾），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想要在未来的某一天，履行它的历史使命，去领导无产阶级群众的话，它就必须经受彻底的内部变革。
要想把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变成为一支积极的革命力量，光靠拟定几份纲领、发表几份宣言，光靠机械的纪律或过时的组织形式，是办不到的，只有通过广泛地启发群众的阶级意识，依靠群众坚决的行动，才能做到这一点……为此首先要把党的官僚机构转变为民主的机构，在这么一个民主的机构里，全职干部将成为群众的工具[176]。 其实，卢森堡从第二国际的破产得到的经验教训，几乎没有使她在组织问题上向列宁靠近一点。她写道：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强大组织及其备受赞扬的纪律偏偏表现在这里——这个有四百万党员的大党在一小撮议员的指挥下，在二十四小时内回转身来，被人驾在一辆大车前面，而过去它是把猛烈攻击这辆车当作终身目标的。……德国的教育和组织越是好，越有闻名的纪律，……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战争的帮助也就越……有效[177]。
她相信革命派们必须组织在一个党和一个国际里，但她却不认为这一历史使命是在任何形势下都能完成的，尤其是在没有任何群众运动的时候： 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们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无产阶级是否采取行动，取决于当时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但社会却不是超然于无产阶级而自行向前发展的。无产阶级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原因，同样也是它的产物和结果。无产阶级的行动本身是它要参与决定的历史的一个部分。如果说我们不能跳跃历史的发展，正象人不能跳跃自己的影子一样，那么我们毕竟能加快或者延缓历史的发展。……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称为人类从动物界向自由王国的一次飞跃。这样的“飞跃”也是同铁的历史规律、同从前的充满痛苦而又十分缓慢的发展的千百次萌芽相联系的。但是，如果从所有由发展积累起来的材料即那些物质前提中，迸发不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意志这种闪闪发光的火花，那么这一飞跃是绝对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是命中注定要从天而降的[178]。
所以，国际派的革命者们所接受的革命前景，与布尔什维克的很不一样。国际派的任务是把老房子修好，把艾伯特和谢德曼之流赶走，并且还要为了普通党员把党夺回来。为此，在等待着必将到来的群众起义的同时，他们的宣传要能帮助启发群众，并为群众提供一种纲领。但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及受其影响的那部分德国革命派所鼓吹的那种“机械的”立即决裂，是一剂比疾病还糟糕的猛药。约吉希斯写道，这么做可能会导致革命派与“党内最优秀的同志们”隔绝开来，使他们陷入虚弱无力的状态[179]。卢森堡写道： 对于小派别及其秘密集会，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脱离”它们，去建立新的派别和组织秘密集会。但是，企图通过简单的“退党”，把无产阶级全体群众从资产阶级的这一最严重最危险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并通过这一途径以勇敢的模范行为给无产阶级带头，这只不过是不成熟的幻想[180]。
实际上，她宣称这样的倡议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得先把自己从“议会痴迷病”和“党证”迷信中解放出来。她写道： 清除那些今天自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堆有组织的腐败尸体”，不是靠个人或个别集团的决心就能解决的私事。它将作为对世界大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补充而紧跟着它发生[181]。
其实，正如一九一四年八月的决定，宣示了社民党已经不仅是“阶级本身的运动”，而且还成了一个可以叛逃到阶级敌人那边去的一个机关一样，一九一七年的各种事件，也揭示了各种企图修复或改良社民党的设想都是徒劳无功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在事实上分裂了，这自然有部分是“群众的压力”所造成的，但终究是由机关的行动造成的。不仅仅是革命派与改良主义派决裂了，改良主义派里头也发生了分裂。就这样，在革命派的行列当中，再次出现了思想混乱，因为革命派并未预见到这一点，也未为此做好准备。 [1] 让·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年9月3日——1914年7月31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93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02年参加了由可能派和阿勒芒派合并而成的法国社会党，1904年创办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1905年法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合并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SFIO）后，绕勒斯和盖德一起领导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绕勒斯在一战爆发前坚持和平主义立场，并试图组织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进行总罢工，以此阻止战争爆发，最后于1914年7月31日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拉乌尔·维郎（Raoul Villain，1885——1936）暗杀。——中译者注 [2] 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1856年11月29日－1921年1月1日），1909年至1917年间任德国首相。——中译者注 [3] 卡·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Klassenkampf gegen den Krieg），柏林，1919年，第14页。 [4] 同上，第55页，第87页。 [5] 奥托·吕勒（Otto Rühle，1874年10月23日——1943年6月24日），教师、心理学家、教育家。1900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2年成为新闻工作者。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7年国际共产同盟公开存在时参加了李卜克内西的行列，赞成脱离社民党。1919年11月辞去了他在德累斯顿工人士兵苏维埃中的职务。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代表极左多数派发言。他为“工联主义”辩护，共工党成立时即加入。作为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届代表大会，发言反对“二十一条”（即加入共产国际所需的二十一个条件——中译者注），拒绝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11月被共工党开除。他积极支持“工联派”，参加了反极权派。1923年重归社民党。做出过许多有价值的科学贡献，1933年流亡国外，1936年流亡到墨西哥，协助组织了对莫斯科审判进行调查的杜威委员会，与托洛茨基发生过争论，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潜心于绘画。 [6] 弗勒利希（Frölich）、林道（Lindau）与托马斯（Thomas）主编，《德国革命插图史》（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柏林，1929年，第99页；菲利普·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Memoiren eines Sozialdemokraten），第一卷，德累斯顿，1928年，第257—258页。 [7]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206页。 [8] 转引自卡尔·格吕恩贝格（Carl Grünberg），《国际与世界大战》（Die Internationale und der Weltkrieg），第一卷，莱比锡，1916年，第51页。 [9] 同上，第63—64页。 [10] 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第一卷，第235页。 [11] 弗·艾伯特，《文集》（Schriften），第一卷，德累斯顿，1926年，第309页；又见迪特尔·库尔特·布塞（Dieter Kurt Buse），《艾伯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艾伯特日记中的一个月》（Ebert and the Coming of World War One: A Month From his Diary），《国际社会史评论》，第3期，1968年，第430—448页。 [12] 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第一卷，第245页。 [13] 转引自欧根·普拉格（Eugen Prager），《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Geschichte der USPD），柏林 ，1921年，第34页。 [14]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90页。 [15] 保尔·乌姆布莱特（Paul Umbreit），《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工会》（Die deutschen Gewerkschaften im Weltkrieg），柏林，1917年，第21页。 [16] 同上，第21—30页。 [17] 卡尔·格吕恩贝格,《国际与战争》,第73页。 [18] 弗兰茨·波克瑙（Franz Borkenau，1900年12月15日——1957年5月22日），奥地利作家，1921年参加德共，1929年退党，抛弃了共产主义，从此开始激烈地批判共产主义，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47年返回德国，1950年同许多反共文人一起成立了“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ral Freedom，该组织的幕后主使其实是中央情报局），积极从事反共活动。——中译者注 [19] 弗·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World Communism），密歇根，1962年，第58—59页。 [20] 详见考茨基的《社会主义与战争》（Sozialismus und Krieg），布拉格，1937年。 [21] 弗·伊·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57—258页。 [22] 参见《德国革命插图史》里的大事记，第515—518页，这一部分记录了媒体所遭受的迫害。 [23] 下巴尼姆（Niederbarnim）区是柏林的一个地区，当地居民主要是工人。——中译者注 [24] 保尔·施文克（Paul Schwenk，1880年8月8日——1960年8月22日），1905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年参加德国共产党。1924年至1933年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苏联，1937年至1941年遭到关押，1945年返回德国，任柏林市议会的计划部门负责人，后来在民主德国多个机关中任过职。——中译者注 [25] 奥托·盖贝尔（Otto Gäbel，1885年——1953年），装订工人，1905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与下巴尼姆小组的同志们一起出版了反对派的第一批文件。后来参加了斯巴达克同盟，但在德共（斯）成立时没有加入，而是留在独立社民党内，成为独立社民党内左派领导之一。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被选入中央。1921年12月支持布拉斯反对中央，但后来没有参加共产社。后来负责编辑《共产党通讯》（Kommunistische Partei-Korrespondenz）并任国会党团书记。当过柏林市议会议员。受财政丑闻牵连，于1929年被开除出德共，后来又被监禁。此后退出政界，死于西柏林。 [26] 玛尔塔·阿伦泽（Marta Arendsee，1885年——1953年），曾在书店工作过，1907年参加社民党，1907年起成为妇女运动组织者；1914年是反对派成员，参加了下巴尼姆小组，出席了1915年的伯尔尼会议。1917年参加了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德共。1922年起参加《共产主义者》（Die Kommunistin）编辑部，当选为莱比锡的工会委员会委员，同德共右派比较接近，在国际工人救济总会工作。1933年被捕，1934年获释，与丈夫保尔·施文克一起流亡苏联（施文克后来在苏联遭到关押）；后来在莫斯科为苏联电台工作。1945年返回德国，1947年以前是统一社会党领导层成员之一。 [27] 1914年8月初，一战爆发之后，法国社会党立刻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支持战争，8月4日，法国总统雷蒙·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呼吁法国人民实现“神圣的联合”（L'union sacrée），同日，法国议会任命雷内·维维亚尼（René Viviani）为总理，组织“神圣联合”内阁，法国各主要党派都参加了“神圣联合”内阁，社会党人儒勒·盖德和马塞尔·松巴（Marcel Sembat）也参加了这届内阁。本文中的“神圣联合”，是指法国左翼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府相互勾结、放弃国内的阶级斗争、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去充当炮灰的同盟关系，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同本国资产阶级结成了类似的同盟关系，所以这里的“神圣联合”也是指德国社民党同德国资产阶级相互勾结的状态。——中译者注 [28] 玛·阿伦泽，《在红旗下》（Unter der roten Fahne），东柏林，1958年，第75—81页；保·施文克，《列宁、梅林与下巴尼姆的参考资料》（Lenin, Mehring und das Niederbarnimer Referentenmaterial），《德国工人运动史论文集》（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第1期，1960年，第158—163页。 [29] 参见马尔赫列夫斯基的回忆录，《共产主义者公报》（Bulletin communiste），第3期，1921年1月20日，第40—45页。 [30] 《革命》（Die Revolution），第2期，1924年，引用自热尔贝·巴迪亚（Gilbert Badia），《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在战争初期的态度》（L'Attitude de la gauche socialedémocrate allemande dans les premiers mois de la guerre），《社会运动》（Le Mouvement social），第49期，1964年，第84页。 [31] 同上。 [32] 同上，第85—86页。 [33]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第一卷，东柏林，1958年，第35页。 [34] 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第17页，第23—24页。 [35]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97页。 [36] 格吕恩贝格,《国际与战争》,第41页。 [37]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38]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98页。 [39] 海因里希·居诺夫（Heinrich Cünow，1862年4月11日——1936年8月2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学家，经济史学家。早年经商，后参加了工人运动。从1898年起担任《新时代》杂志编辑。1905年参加《前进报》编辑工作，在一战爆发初期反对战争，但后来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支持战争。1917—1923年他继考茨基之后负责编辑《新时代》杂志，1933年移居法国，1936年逝世。——中译者注 [40] 恩斯特·多伊米希（Ernst Däumig，1868年——1922年），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参加过法国外籍军团。一战前参加社民党，1911年起任《前进报》记者，1914年参加反对派。与人共同创建独立社民党，1917年至1918年间任《自由报》（Freiheit）主编。1918年被选入革命工长组织核心，负责筹备十一月起义。十一月起义期间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反对成立德共（斯），拥护革命工长组织，在1919年一月反对盲动主义，未成功。他是独立社民党左派的领袖和“委员会制度”的理论家。在卡普暴动之后，坚决拒绝列金提出的成立工人政府的建议。作为代表列席了共产国际三大，支持“二十一条”。1920年12月同列维一起当选为统一共产党主席，1921年与列维一起辞去主席职务。此后参加了列维的“共产社”，在列维和共产社加入独立社民党后不久逝世。 [41]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年8月10日——194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应邀到柏林，在社民党党校讲课，后任《前进报》的外籍编辑。1915年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战后任独立社民党的《自由报》主编，逐步转向改良主义立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担任财政部长。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德国占领巴黎后被德军逮捕，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42]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43]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30—32页。 [44] 里哈尔德·费舍尔（Richard Fischer，1855年—192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党的新闻工作者，排字工人出身。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他担任秘密发行的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排字工长，1890—1893年，他进入党的执行委员会，任书记。1893—1903年，他是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和出版人，1893年起被选入德国议会，担任议员一直到逝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持中派立场。——中译者注 [45]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46] 凯尔，《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经历》，第一卷，第306—317页。 [47] 在这段时间里，所有的反对派领袖，从哈阿兹到卢森堡，还有蔡特金和梅林，都得了重病。 [48] 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第41页，第89页。 [49] 弗·伊·列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26卷，第1—7页。这篇文章实际写于公历9月5日—6日（俄历8月23日—24日）。 [50] 同上，第1页，第2页。 [51] 弗·伊·列宁，《战争与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26卷，第14页。 [52] 弗·伊·列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26卷，第2页。 [53] 同上。 [54] 弗·伊·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59—260页。 [55] 弗·伊·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66—267页。 [56] 弗·伊·列宁，《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05页。 [57] 弗·伊·列宁，《战争与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26卷，第18—19页。 [58] 弗·伊·列宁，《警察和反动分子是怎样保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58页。 [59] 弗·伊·列宁，《以后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5页。 [60] 弗·伊·列宁，《警察和反动分子是怎样保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59页。 [61] 弗·伊·列宁，《以后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7页。 [62] 弗·伊·列宁，《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5—46页。 [63] 弗·伊·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54页。 [64]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66—72页。 [65] 尤里安·博尔夏特（Julian Borchardt，1868年1月13日——1932年2月16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曾在多家社会民主党报纸担任编辑，1907年至1913年间在社民党中央教育委员会工作，1911年至1913年间被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拨款，主张左派脱离社民党，同年退出社民党。1915年，柏林和不来梅的一些激进派推他为首领，成立了“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后来改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这一派别公开反对战争和沙文主义，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派。博尔夏特是该派唯一一个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人。1916年他主办的《光线》杂志被停刊后，他又主办了《灯塔》（Leuchtturm）杂志，而《灯塔》很快也被停刊了。1917年起，他同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同盟内的主流派意见不合，便辞职了。1918年12月，他被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开除，后来同德国共产党接触，但德共对他态度冷淡。此后他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1921年他重新主办《光线》杂志。他还曾在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任教。1931年，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邀请他去讲学，他原本打算赴任，但因病重未能成行。——中译者注 [66]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72—77页。 [67] 弗·伊·列宁，《致卡·伯·拉狄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29页、第156页、第157页。 [68] 详见《导言》（Zur Einführung）和《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的任务》（Die Imper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s Proletariats），《先驱》，第1期，1916年1月，关于以上两文的摘要，见布里西亚涅，《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第121—128页。 [69] 戴维·怀恩科普（David Wijnkoop，1876年3月11日——1941年5月7日），生于阿姆斯特丹一犹太知识分子家庭。早年参加工人运动。1907年代表荷兰社会主义者出席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同年10月，参与创办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机关报《论坛报》，并任主编。1909年，因反对社会民主工党内右翼领导人的机会主义路线，脱离该党。同年创建荷兰社会民主党，任该党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支持和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荷兰社会民主党改建为荷兰共产党，仍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出席共产国际二大，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因对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工会等问题决议有不同看法，1926年被开除出荷共。1930年恢复党籍，1935年重新当选为荷共中央委员。1918—1925年和1929年后，均当选为荷兰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70] 弗·伊·列宁，《致戴·怀恩科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42页。 [71] 弗·伊·列宁，《致卡·伯·拉狄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06页。 [72] 卡·拉狄克，《第一步》（Der erste Schritt），《光线》，1915年10月3日，第3—5页。 [73]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74] 传单的全文见《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162—166页。 [75] 弗·伊·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50页。 [76] 《前进报》，1915年2月20日。 [77]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78]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73页。 [79]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490页。 [80]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23—126页。 [81] 转引自《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3页。 [82]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25页。安德烈·萨尤（André Sayous）就食品供应问题进行了完整的研究，详见他的《1914——1918年间德国的经济损耗》（L'épuisement économique de l'Allemagne entre 1914 et 1918），刊载于《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1940年3月1日，第66—75页。 [83] 转引自《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3页。 [84] 同上，第123—124页。 [85]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167—168页。 [86]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页。 [87] 同上，第516页。 [88] 1915年3月5日，在柏林召开了有李卜克内西、梅林、敦克尔、皮克等参加的七个城市的左派的代表会议。会上决定出版《国际》（Internationale）杂志，由卢森堡和梅林任主编。这次会议使一些地方的左派之间建立起初步联系。4月，《国际》杂志创刊号出版，随即遭到了社民党执委会和德国反动当局的联合围剿，只出了一期就被当局查禁。此后左派就被称为“国际派”，“国际派”的形成，标志着左派从一种思想流派开始发展成为一个派别组织，它也是斯巴达克同盟的前身。——中译者注 [89] 传单的全文见《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373—375页。 [90] 演讲的全文见《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376—378页。 [91] 埃尔文·温克勒（Erwin Winkler），《1916年1月的柏林工长运动》（Die Berliner Obleutebewegung im Jahre 1916），《科学期刊》（Zeitschrift für Gewissenschaft），东柏林，第11期，1968年，第1427页；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323页。 [92] 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323—324页。 [93]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12页、第331页、第516页。 [94] 阿德勒，《与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卡尔·考茨基的通信录》，第630页。 [95] 保尔·郎格（Paul Lange，1880年1月5日——1951年6月14日），办公室职员，1900年参加社民党，曾任职员工会领导。一战中参加了斯巴达克同盟，1918年进入中央。1920年因不同意德共的工会政策，在德共与独立社民党左派合并之前退出德共。后加入独立社民党，1922年回到社民党。后来他和列维一起成为社民党左翼反对派成员，没有太突出的表现。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 [96] 赫尔曼·路德维希·鲁道夫·敦克尔（Hermann Ludwig Rudolph Duncker，1874年5月24日——1960年6月22日），出身于商人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得过哲学博士学位。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3年成为新闻工作者、巡回演说家，1911年在中央党校与卢森堡一同执教。1914年8月参加国际派核心小组，后来参加了国际派和斯巴达克同盟。德共（斯）成立时被选为中央委员，1919年1月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20年未能连任。后任哥达地区独立政府书记。由于患有哮喘病，他便致力于脑力工作和培养活动家的工作。1933年被捕，在集中营内被关押了一年，1936年设法逃到丹麦，1941年抵达美国。反对1939年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1947年返回东德，参加了统一社会党，在大学执教。 [97] 凯特·敦克尔（Käte Duncker，1871年5月23日——1953年5月2日），娘家姓多尔（Doell），当过教师，1898年同赫尔曼·敦克尔结婚，1900年参加社会民主党，与克拉拉·蔡特金一起担任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组织者。在战争期间同丈夫一起参加了国际派，1918年进入中央，负责妇女工作。1919年被选入中央，1920年未被选入中央。此后未担任重要工作。1938年流亡美国，1947年与丈夫一起返回东德定居。 [98] 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190—191页；海因茨·沃尔盖穆特（Heinz Wohlgemuth），《德国共产党的成立》（Die Entstehung der KPD），东柏林，1968年，第64—65页。 [99] 霍·舒马赫曾在书中写道，保尔·施文克曾误以为这份传单是梅林写的，见《他们叫他卡尔斯基》，第134页。 [100] 阿尔伯特·奥斯卡·威廉·休特古姆（Albert Oskar Wilhelm Südekum，1871年1月25日——1944年2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修正主义者。1900—1918 年是帝国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在殖民地问题上宣扬帝国主义观点，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中译者注 [101] 《工人社论》（Labour Leader）是英国一家社会主义报纸，创刊于1887年，原名《矿工》（The Miner），1888年改名为《工人社论》，后来改名为《新社论》（New Leader），最后于1947年改名为《社会主义社论》（Socialist Leader）。——中译者注 [102]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33页、第77页。 [103] 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第17页；《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64页。 [104] 胡戈·埃贝莱因（Hugo Eberlein，1887年5月4日——1940年或1944年），工业绘图员，1905年参加工会运动，1906年加入社民党。1914年8月参加社民党反对派核心，组织了柏林的一个重要的社民党组织。1917年加入独立社民党，1918年11月入选中央，负责财政，活跃于柏林市诺伊克伦（Neukölln)区的工人苏维埃中。德共（斯）成立时被选为中央委员，用马克斯·阿尔布雷希特（Max Albrecht）的化名参加了共产国际一大，曾为德共（斯）批评共产国际“过早”成立的观点进行辩护，未成功，并投了弃权票。共产国际执委会很信任他，并把财产交给他保管；并曾领导德共的M机关（Militärapparat，即军事机关——中译者注）。在三月行动中，为“挑拨活动”出了很多力。他的不光彩的事被《前进报》曝光后，流亡莫斯科，后来返回德国，继续在地下机关中工作。后来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底支持中派倾向，1928年同调解派合作，被开除出政治局，然后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被下放到国际机关中工作，但保留了他在普鲁士邦议会中的议员席位（1921年至1933年）。1933年流亡法国，被法国当局逮捕后驱逐出境，逃到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在被引渡给德国之前因哮喘病逝世（另一说死于1944年）。后获平反。 [105] 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IML ZPA），东柏林，《威廉·皮克。德国共产党档案文件，1914年》（Wilhelm Pieck. Mappe, Dokumente du KPD 1914），1929，NL 36/2。摘要见热·巴迪亚，《斯巴达克运动》（Le Spartakisme），巴黎，1967年，第326—337页。 [106] 沃尔盖穆特，《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98页。 [107] 原文为5月5日，经查证改为3月5日。——中译者注 [108] 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22页；IML-ZPA，NL36/2。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有皮克、李卜克内西、梅林、凯特·敦克尔、赫尔曼·敦克尔、盖特纳（Geithner）、吕勒、保尔·列维、克里斯平、贝尔滕（Berten）、梅克尔（Merkel）和盖贝尔。 [109] 详见《国际》杂志在翻印重版时由沃尔盖穆特撰写的序言，《国际》，东柏林，1965年。 [110]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2页。 [111] 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50页；《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6页。 [112]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2页。 [113] 汉斯·蒂泰尔（Hans Tittel，1894年9月1日——1983年8月8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平板印刷工。1909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时成为符腾堡激进派领袖之一，他支持斯巴达克同盟，被监禁八个月，后被强征入伍。后成为斯图加特的德共（斯）党组织领袖，并成为党内右翼领袖之一。1923年成为图林根（Thuringia）政治书记，1923年至1924年间被关押，1926年起领导中央出版局，1928年年底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后参加德共（反对派）。1933年流亡国外，1939年被德共（反对派）开除，逃到美国，1962年返回西德定居。 [114]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201—206页。 [115] 弗里茨·格洛比希（Fritz Globig，1882——？），出身于工人家庭，四岁时被电车撞伤。当过雕刻师，1908年参加了工会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一战中参加斯巴达克同盟，同时继续在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中活动。1922年在苏联大使馆工作。1923年在不来梅当记者，此后一直在德国搞新闻工作，直到1930年迁居莫斯科为止。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在集中营中被关了许多年。1955年返回德国，参加了统一社会党。 [116]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117]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2页，第515页。 [118] 指1915年4月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维也纳召开的代表会议。——中译者注 [119]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лонтай，1872年3月31日——1952年3月9日），出身于沙俄将军家庭，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5年9月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十月革命后任公共福利人民委员，提倡改革社会风俗，鼓吹自由恋爱、改善妇女处境、提高妇女地位。1920年参加工人反对派。1922年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起先后任苏联驻挪威、墨西哥、瑞典大使，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她被后世的女权主义运动奉为女权主义先驱之一。——中译者注 [120] 维·明岑贝格，《第三条战线》（Die Dritte Front），柏林，1930年，第43页，第156—165页，第204—207页。 [121] 阿道夫·霍夫曼（Adolf Hoffmann，1858年3月23日——1930年12月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后来当了记者，从1893年起当起了社民党的出版家。1900年入选普鲁士邦议会；非常受人欢迎。1904年入选德国国会。1914年时是和平主义者，即反对党内多数派也反对革命派。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在1918年1月的罢工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11月任教育部长。后来跟随独立社民党左派一起并入德共，1920年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后支持列维，追随列维一起退出德共，参加了共产社和独立社民党，但没有回到社民党，逝世前一直是独立社民党的一个保持独立的残余小派别的党员。 [122] 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37页。 [123] 全文见《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169—173页。 [124] 古斯塔夫·劳坎特（Gustav Laukant，1869年9月22日——1938年10月1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战中反对战争，1917年参加创建独立社民党，任《自由报》编辑。——中译者注 [125] 海因里希·劳芬贝格（Herinrich Laufenberg，1872年1月19日——1932年2月3日），出身于莱茵兰的一个天主教家庭。曾获哲学博士学位，参加过天主教中央党，后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4年至1908年间在杜塞尔多夫当记者。1914年组织左翼反对派。1918—1919年任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在1918年12月的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组织了“统一共产主义者”。后支持革命“工会”，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后参加共工党，1919年在同沃尔夫海姆（Wolffheim）发展出了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后被开除。他被指控同发动1920年卡普暴乱的将军们有联系。1922年后因病重退出政治活动。 [126] 在这份抗议书上签名的有许多未来的共产党领袖，比如布兰德勒、布拉斯、多伊米希、埃贝莱因、赫克特、郎格、梅尔格斯（Merges）、保尔·诺伊曼、吕勒、塔尔海默和瓦尔赫尔，还有未来的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克里斯平、罗伯特·迪斯曼和累德堡。 [127] 这十二位代表是凯特·敦克尔、埃贝莱因、克尼夫（Knief）、李卜克内西、林道、梅林、麦尔、明斯特（Minster）、吕勒、舒曼、奥古斯特·塔尔海默与贝尔塔·塔尔海默（Bertha Thalheimer），详见《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35页；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70—275页；沃尔盖穆特，《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67—171页。 [128]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279—282页。 [129] 1948年，一位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代表的笔记被发现后，这次会议才开始广为人知，详见奥洛夫·乌·普莱纳（Orloff.U.Plener），《斯巴达克派的三月会议：德国共产党成立道路上的里程碑》（Die M?rzkonferenz der Spartakusgruppe, ein Markstein auf dem Wege zur Gründung der KPD），《德国工人运动史论文集》，东柏林，1961年，第4期，第812—841页。 [130] 随着一战的进行，工人阶级的处境不断恶化，群众对社会民主党领导越来越不满，在这种形势下，部分中派也开始反对党的领导层，形成了一个中派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主要领袖是哈阿兹和累德堡。——中译者注 [131] 详见弗·伊·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5页。 [132] 《论党的分裂》（Zur Parteispaltung），《前进报》，1916年1月12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301—307页。 [133]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74页。 [134] 阿伦泽，《在红旗下》，第103页。 [135]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31页；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307页。 [136] 这几家报纸是由瓦尔赫尔、亨勒、克里斯平和吕克（Rück）控制的（《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3页）。 [137] 同上。 [138] 弗勒利希，《罗莎·卢森堡》，第277页；沃尔盖穆特，《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86页。 [139] 鲁道夫·林道（Rudolf Lindau，1888年3月28日——1977年10月18日），出身于马具商家庭，当过运输工人。1907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战期间是汉堡左翼激进派领袖，后参加德共（斯），当共工党脱离德共时继续留在德共内。1921年任瓦塞尔坎特（Wasserkante）区书记。他在德共内属于左派，持温和立场。1923年入选中央，在组织部门工作。1924年参加中派集团。1933年至1945年流亡苏联，返回德国后任柏林党校领导，1950年被解职，此后编写了多部史书。 [140] 约翰·克尼夫（Johann Knief，1880年4月20日——1919年4月6日），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当过教师。1905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不来梅当记者。曾师从潘涅库克。1914年曾组织反对派，赞成反对派同社民党右翼决裂，并宣布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与拉狄克保持着联系。1917年（或1918年）流亡荷兰，与哥尔特和潘涅库克合作，与斯巴达克同盟进行论战，拒绝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后因病重开刀，术后不治而死。 [141] 弗·格洛比希，《……但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aber verbunden sind wir machtig），东柏林，1958年，第138页；沃尔盖穆特，《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69页。 [142] 阿伦泽，《在红旗下》，第101—102页。 [143] 夏洛特·贝拉特（Charlotte Beradt），《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Paul Levi.Ein demokratischer Sozialis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法兰克福，1969年，第17页。 [144] 在李卜克内西被判刑后，他的威望不降反升。 [145]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筑工人，出生于苏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奥地利，年轻时因工伤变成了跛子，1897年开始成为工会活动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以前在汉堡工作，在汉堡他领导了建筑工会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不莱梅工作，在不莱梅活跃于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来到开姆尼茨，担任建筑工会的书记。1915年与赫克特一起被开除出社民党，此后活跃于斯巴达克派，1917年带着保留参加了独立社民党。1918年10月被驱逐出德国，但后来又通过艾斯纳的巴伐利亚政府取得了德国国籍。返回开姆尼茨后创建了《战士报》（Der Kämpfer），并建立了最强大的德共（斯）地方组织。支持列维反对极左派，在卡普暴乱发生后立即在开姆尼茨组织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并担任开姆尼茨工人苏维埃主席，并发展出了工人联合阵线的思想雏形。1920年4月入选德共中央并在统一大会上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1921年2年取代列维任德共主席，并在三月行动中担任党的领导。1921年6月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5年。11月获释，在莫斯科当了一阵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1922年秋天返回德国，担任总书记。1923年担任德共首脑，遭到左派的攻击，他曾多次要求开除左派，但未获成功。在莫斯科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担任了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邦政府的部长。在开姆尼茨会议上担任共产党的发言人，当左派社民党人退却后放弃起义。对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承担责任，并试图为自己辩白，说自己没有支持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但未成功。此后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违抗德共的决定回到德国，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成立了德共（反对派），但未加入社工党。后流亡法国，1939年至1940年被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随后流亡英国，1949年返回德国，定居汉堡，并领导“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组。 [146] 西格弗里德·贝克特（Siegfried Beckert），《开姆尼茨左派反对机会主义、争取建立新党的斗争》（Die Linken in Chemnitz im Kampf gegen den Opportunismus für die Herausbildung einer neuen revolutionaeren Partei），《德国工人运动史论文集》，第1期，1967年，第190页。 [147] 列宁曾对这个组织寄予厚望，详见《致卡·伯·拉狄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56页。 [148] 弗里茨·沃尔夫海姆（Fritz Wolffheim，1888年10月30日——1942年3月17日），记者，1912年至1913年在旧金山参加过世界产业工会的工作。1913年返回德国，一战中与劳芬贝格一起领导汉堡的极左派。后成为产业“工会”的理论家，参加了德共（斯），在德共（斯）内竭力维护极左理论（这些理论是引发各共产主义政党论战的重大问题之一）。后成为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的反对派的代言人。后来当了出版商，与劳芬贝格一起鼓吹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被人指控与参加了卡普暴乱的部分军官相勾结（这些军官想同苏联结盟反对西方）。共工党成立时即加入。1920年8月被开除出共工党。与人一起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后与民族主义者一起创建德国共产主义研究协会。1923年同纳粹党有联系。领导过多个小组织，同纳粹党内由施特拉塞（Strasser）领导的左翼有明显的联系。纳粹上台后被捕，死于集中营里。 [149] 《向前迈进，不要忘却》（Vorwärts und nicht vergessen），东柏林，1958年，第235页，第253页。 [150] 同上，第142页。 [151] 维利·艾尔德曼（Willi Eildermann，1897——？）出身于社民党全职干部家庭。当过青年组织者，1914年的时候是国际主义者。1916年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1919年参加德共（斯）。曾为共产党报纸当过记者，主要是在1923年为哈勒的《阶级斗争》（Klassenkampf）工作过。1933年纳粹上台后转入地下。1937年至1938年参加国际纵队赴西班牙参战。后被拘留到1942年。1942年至1944年在英军中服役。后返回苏联。返回民主德国后任历史教授，参加了统一社会党，他所支持的关于德共起源的观点遭到了乌布利希的批判。 [152] 卡尔·雅纳克（Karl Jannack，1891年1月23日——1968年5月27日），私生子，曾当过农场工人、补鞋匠。1909年参加社民党。1913年至1916年参军，中了毒气后退伍。在服役期间同不来梅的“工人政治”集团合作。后被捕，自愿参军服役，直到十一月革命为止。与人共同创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后成为不来梅苏维埃共和国领袖，随后当选为德共（斯）西北地区书记。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与极左派一起被开除，但未参加共工党。重新参加德共（斯）后继续原来的工作。1920年后入选中央委员会。1922年起任全德工联的雷姆沙伊德组织的书记。1923年起任德共负责莱茵兰—南威斯特法伦地区工会工作的书记，坚定地支持布兰德勒反对左派。1924年因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1925年再次加入德共，在国际工人救济总会工作。1933年纳粹上台后转入地下，随后被指控参加纳粹党。1940年被捕，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二战结束后获释。1945年定居民主德国，参加了统一社会党。 [153] 《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143—148页，第169页。 [154] ，关于这一点，详见瓦尔特·托尔明（Walter Tormin），《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党之间》（Zweischen Rätediktatur und sozialer Demokratie），杜塞尔多夫，1954年，第40—44页；皮特·冯·奥尔岑（Peter von Oertzen），《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Betriebsräte in der Novemberrevolution），杜塞尔多夫，1964年，第71—78页；温克勒，《1916年1月的柏林工长运动》，第1422—1435页。又见里哈尔德·穆勒的回忆录《从帝国到共和国》（Vom Kaiserreich zur Republik），柏林，1924-25年。 [155] 奥斯卡·科恩（Oskar Cohn，1869年10月15日——1934年10月31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当过律师，后参加社民党。1912年当选议员。1914年时支持党内多数派，并在前线任士官。1917年退伍，参加了独立社民党，在审判中为水兵和罢工工人辩护。1917年任俄国大使越飞（Joffe）的法律顾问。1919年1月期间进行调和活动。随后参加了独立社民党右派，1922年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国外，1934年于日内瓦逝世。 [156] 威廉·西林（Wilhelm Siering，1875年3月28日——1945），出身于铁匠家庭，当过铁匠学徒，1904——1919年任德国五金工会铁匠分会干部。——中译者注 [157] 里·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59—60页。 [158] 托尔明认为，这个核心的人数有八十到一百人（《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42页），但冯·奥尔岑不同意这一数字，他在《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74页）中提出了可信的论据。 [159] 里·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66页。 [160] 布鲁诺·佩特斯（Bruno Peters，1884——？），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机械工人。战前参加社民党，1916年成为夏洛腾堡（Charlottenburg）小组书记，参加了斯巴达克派，后参加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在1917年4月领导了德国武器军火厂的罢工。1918年1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担任了奥德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n-der-Oder）工人苏维埃主席。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后在监督委员会内任职。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长时间担任次要职务。 [161] 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e，1877年9月15日——1953年12月12日），柏林建筑装配技工。1898年参加社民党，一战中担任革命工长组织和斯巴达克同盟的组织者。1918年10月担任过李卜克内西的代理人。后任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在德共机关中任次要职务。曾与皮克合作过。1933年被捕，后获释，流亡英国。1946年返回东德，参加了统一社会党。 [162] 赫尔曼·格洛特（Hermann Grothe，1888——？），五金工人。1907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1916——1917年住院，后退役。参加了马林费尔德（Marienfelde）的革命工长组织，受命筹备十一月起义。1919年在失业工人当中很活跃。1922年起任工人苏维埃全国委员会主席。1924——1933年任德共全职干部；希特勒上台后被监禁了两年半；战后定居东柏林。 [163] 冯·奥尔岑，《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第73页；又见收录于《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269页和第349页上的最早一批活动家们的回忆。至于格洛特的生平，参见赫尔曼·韦伯（Hermann Weber），《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Der Gründungsparteitag der KPD），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317页。 [164] 保尔·埃克尔特（Paul Eckert，1883——？），五金工人，1914年前参加社民党，一战中组织和领导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1月任罢工工人行动委员会委员，十一月革命后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12月任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但仍留在独立社民党内，领导独立社民党左派。1920年加入统一共产党，在共产党的工会部门工作。支持列维，在被开除出德共后参加了共产社，随后于1922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后回到社民党。从1922年起在社民党内任次要职务。1945年后定居东德，以“老革命”的资格参加了统一社会党。 [165] 保尔·维格曼（Paul Wegmann，1889年10月17日——1945年4月3日），柏林五金工人，战前参加社民党。与里哈尔德·穆勒一起组织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11月任行动委员会委员，随后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2月举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代表左派发言。在工会和独立社民党内领导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列维辞职后入选中央。后参加了弗里斯兰德（Friesland）和马尔赞的反对派，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同年返回独立社民党，随后返回社民党。后来成为了柏林市政当局的青年问题专家，放弃了一切政治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被捕，后因斑疹伤寒死于伯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 [166] 汉斯·菲弗尔（Hans Pfeiffer，1895年4月24日——1968年4月3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机械工人。1913年参加社民党，在瑞士时曾接受无政府主义，1914年前回到社会民主党。一战中被解雇，在柏林积极同明岑贝格周围的青年团体联系，后参加斯巴达克派。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擅长组织建设，1919年起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区书记，负责组织建设。1923年1月被选入中央，4月时同左派决裂。1924—1925年被监禁，后反对左派，在柏林负责组织工作，随后去了莫斯科和布拉格。1933年纳粹上台后被捕，1934年被判三年监禁。后回厂工作。战后参加共产党和统一社会党，未担任重要职务。 [167] 保尔·诺伊曼（Paul Neumann，1888——？），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年轻时即加入社民党，1916年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1月参加革命委员会，在五金工会内组织了反对派。在独立社民党内属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反对中央委员会于1921年3月通过的决议，支持列维，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代表“右派”。与布拉斯一起组织了右派反对派；与布拉斯一起在中央的工会部门工作。后支持弗里斯兰德，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1922年返回独立社民党，随后返回社民党。此后的活动和生平不详。 [168] 海因里希·马尔赞（Heinrich Malzahn，1884年12月10日——1957年4月9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技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在五金工会内属于左翼反对派。后参加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1月任罢工工人行动委员会委员，1918年11月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任柏林工厂苏维埃委员会主席。1920年被选为独立社民党议员，与人共同领导独立社民党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和工会委员会。反对三月行动，但在鲁尔组织了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为列维辩护。与布拉斯和弗里斯兰德组织了右翼反对派，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返回独立社民党，后返回社民党。此后未在政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1940年—1945年被纳粹监禁。 [169] 奥托·托斯特（Otto Tost，1883年1月4日——1954年1月30日），柏林五金工人，曾参加海军，后退伍。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4月和1918年1月参加了罢工工人行动委员会。后再次被征召入伍，在库克斯港（Cuxhaven）组织了人民海军师（volksmarinedivision），并短暂领导了该部队。1919年10月任五金工会主席和柏林工会书记，属于独立社民党左派，支持迪斯曼，反对参加共产国际，在哈勒代表大会上决定留在独立社民党内，1922年回到社民党。 [170] 弗里茨·文古特（Fritz Winguth，1892——1948），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技工。1908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参加社民党。一战中成为青年组织者和斯巴达克同盟组织者。1917年任诺伊克伦的独立社民党副主席，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1919年任五金工会全职干部。1920年入选德共（斯）中央。支持列维，1921年随列维被开除出党，追随列维一起返回独立社民党，后返回社民党。1933年任五金工会书记，1933年纳粹上台后与布拉斯一起组织了抵抗小组，1945年后在东德工作，但未参加统一社会党。 [171] 保尔·维尔（Paul Weyer，1887年4月18日——1943年10月1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同时成为革命工长组织领袖。接近斯巴达克同盟，1919年仍留在独立社民党内，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在德共内属于左派，领导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党组织。1924年领导了脱离工会的运动，1924年9月被开除出党，后重返社民党。 [172] 安东·格利列维奇（Anton Grylewicz，1885年1月8日——1971年8月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技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在东线打过两年仗，后因伤退伍。在柏林的工厂里当机械工人，参加了独立社民党和革命工长组织。后来在柏林警察局里担任艾希霍恩（Eichhorn）的助手，在1919年1月发挥了重大作用。1920年任大柏林地区的独立社民党副主席，后任主席，在独立社民党内领导左派。1921年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党组织书记。1923年在莫斯科准备起义。在德共内属左派，1924年入选中央，多次被判刑。1927年被开除出党。成为德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领袖，在德国出版了托洛茨基的著作。1933年被诬告为间谍，被捕，后脱身，1937年抵达法国，1941年抵达古巴，在那里当木匠一直当到1955年，后返回西德。 [173] 奥托马尔·盖施克（Ottomar Geschke，1882年11月16日——1957年5月17日），化名埃斯拜尔（Eisbär），曾在铁路上当五金工人，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后参加反对派，领导一个青年小组。后参加斯巴达克同盟，独立社民党成立时即加入，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1921年入选德共中央委员会。曾任柏林铁路职工工会主席，在工会领导宣布选举无效后，三次被重新选上，最后被赶出工会。1921年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区负责组织工作的第二书记，支持左派。1923年5月被选入中央工作，在M机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任德共负责组织工作的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主持了“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随后同左派决裂，支持台尔曼。1933年纳粹上台后被捕，曾在多个集中营里坐过牢，1945年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国际委员会主席。战后参加了德共和统一社会党，任次要职务。 [174] 冯·奥尔岑在《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第73页）中指出，保尔·肖尔策是斯巴达克派成员，这确实有可能，但缺乏文件证据。不管怎么样，保尔·肖尔策没有在1919年1月参加德共（斯）。雅科夫·萨莫伊洛维奇·德拉布金（Yakov Samoilovich Drabkin）认为，弗兰克、舍特勒、诺瓦科夫斯基和汉斯·菲弗尔四人是“在革命工长组织中间工作的革命派活动家”，见《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Die Novemberrevolution 1918 in Deutschland），柏林，1968年，第448页。 [175] 温克勒，《1916年1月的柏林工长运动》，第1429—1430页。似乎在整个一战期间，警察都没能打入这个圈子，这看起来有点奇怪；无论如何，在列奥·施特恩（Leo Stern）出版的档案《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产生的影响》（Die Auswirkungen der grossen sozialistischen Oktoberrevolution auf Deutschland）里没有关于他们的报告。 [176] 《斯巴达克通信》（Spartakusbriefe），柏林，1958年，第137—139页。 [177] 罗·卢森堡，《国际的重建》，发表于1915年4月15日《国际》第1期，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20—32页，中译者为袁成，校对者为常正文与殷叙彝。 [178] 罗·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51—83、109—121、132—152页，中译者为唐春华与周家碧 ，校对者为殷叙彝。 [179] 详见约吉希斯于1916年9月写给赫克特和布兰德勒的信，沃尔盖穆特在《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93页中引用了这些信。 [180] 罗·卢森堡，《致志同道合者的公开信》，发表于1917年1月6日《斗争》第31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232—236页，中译者为肖辉英，校对者为周懋庸。 [181]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