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奥格斯特·倍倍尔 -> 《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三十章 人口问题与社会主义 1．可怕的人口过剩有人把人口过剩问题看成是一切问题中最“重要和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据说“人口过剩”的确是一种威胁，实际上，目前也确实存在着人口过剩问题。这个问题必须从全球观点出发进行专门的研究，因为人口供养和人口分布日益成为国际性问题。从马尔萨斯提出人口规律问题以来，人们对此有过很多争论。马克思说，马尔萨斯著名的，同时又是声名狼藉的著作《人口原理》不过是对“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唐森、富兰克林、华莱士等人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其中没有一个他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1]他在这部书中说，人类是按着几何级数增长（即1，2，4，8，16，32……），而粮食却按着算术级数增长（即1，2，3，4，5……）。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人口的数量和粮食的储备量之间将很快比例失调，其结果将最终导致大批人口死于饥荒。因此，必须提倡“节欲”，控制生育。没有足够的财产养活家庭的人不准结婚，否则，他的后代将因此而在“自然的餐桌”上没有席位。 对人口过剩的恐惧已经不是新问题了。正如本书前面所述，早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以及在中世纪末期都曾出现过这种恐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罗马人以及中世纪的小市民都受过这种恐惧的支配，伏尔泰也是这样，他在18世纪初就曾撰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后来仿效他的还有许多作家，一直到马尔萨斯，后者最确切地表述了对人口过剩的担忧。 对人口过剩的恐惧往往发生在现存社会制度处于崩溃的时期。人们把这个时期出现的普遍不满，首先归咎于人口过剩和生活资料短缺，而并没有考虑到如何增加粮食产量和如何分配粮食。人剥削人的基础是阶级统治，而阶级统治最初的和最主要的手段是抢占土地。土地逐渐地由共同占有变为私人占有。多数人因此成为无产者，他们为了糊口又不得不替有产者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每增添一口人，或者说来个新的争吃争喝的人都势必成为沉重的负担。一个人口过剩的幽灵出现了，土地越被垄断占有，生产率越低，它到处造成的恐怖就越厉害。由于没有深耕细作，或者由于良田变成了牧场，变成了供老爷们娱乐的狩猎场，土地再不能为人们提供粮食了。在罗马和意大利，当土地集中在大约3000名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时，粮食便开始严重匱乏。因此，有人惊恐地呼喊：大地产在毁灭罗马。意大利的土地不是变成供豪门贵族娱乐的巨大的狩猎场和公园，便是一片荒地，因为从非洲和西西里岛输入粮食比用奴隶耕田更加便宜。这种形势为谷物高利贷者提供了有利可图的良机。而罗马的财主们又争先恐后地加入了粮商的行列。这就是当地土地荒芜的主要原因。土地占有者从谷物高利贷中比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粮食获利更多。 面对上述情况，罗马市民或不富裕的贵族都逃避结婚，也不愿生育子女，尽管采取一定的奖励办法，鼓励结婚和生育，以防止统治阶级的人口下降，但完全无济于事。 中世纪末，由于几百年来贵族和僧侣采用各种阴谋手段及暴力掠夺农民的财产，把公社土地攫为己有，也发生过类似上面所说的现象。农民不堪忍受残酷的虐待而奋起反抗，但最终遭到镇压。这样一来，反而使贵族的掠夺行径变本加厉，改宗新教的王公贵族也随之而来，把教会的财产攫为己有。因此强盗、乞丐和流浪者的人数空前骤增。宗教改革以后，他们的人数之多竟难以计算。被掠夺了土地的农村人口潮水般地涌向城市。但是，从上面所提到的原因中可以看出，城市的生活状况也日益恶化，“人口过剩”就是这样到处蔓延。 马尔萨斯正是在英国工业发展时期出场的，当时由于哈格里沃斯、阿克莱和瓦特的新发明，使机械和技术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些变革主要对棉纺业和亚麻纺织业影响最大，并使在有关的家庭工业中劳动的几十万工人失业。英国在这个时期，土地高度集中，大工业迅速发展。一方面是某些人大发横财，另一方面是广大群众饥寒交迫。本来，资产阶级可以理直气壮地把现存社会看作表美无缺的社会，但是现在他们必须对诸如处于财富迅猛增长、工业高度发达时期的人民大众却一贫如洗等矛盾现象作出令人信服，又能推卸责任的解释。于是，他们把这种矛盾现象归罪于生育子女使劳动者过多，而不是归罪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土地高度集中的大地主手里所造成的劳动者过剩。没有比这种解释更加方便的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尔萨斯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为现存弊端提出了论证，它正好表达了统治阶级内心的想法和愿望，为当时的社会弊端找到了并公开陈述了理由。马尔萨斯的主张一方面受到空前的欢迎，另一方面也遭到尖锐的抨击。马尔萨斯在关键时刻说出了英国资产阶级想要说的话，所以，尽管他的著作“没有一个他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但是，他本人却成了一个闻名遐迩的入物，他的名字成了人口学说的代名词。[2] 2．人口过剩的形成促使马尔萨斯发出紧急呼叫并且针对劳动阶级提出残酷无情理论——他就这样既使劳动阶级遭受损害，又对他们冷嘲热讽——的这种状况从那时起，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不仅在马尔萨斯的祖国——大不列颠，而且在世界所有国家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行土地掠夺制和使群众受机器和工厂的奴役。其结果象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制度使工人同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分离，土地、工具和资金全部由资本家操纵。同时，这种制度还不断地建立新的产业部门，使这些部门不断发展和集中。与此同时，又经常把人民群众抛向街头，使他们成为“过剩”者。象在古罗马一样，这种制度往往造成大庄园及其一系列后果。爱尔兰是欧洲受英国掠夺制度侵害最为严重的典型国家。1874年，爱尔兰拥有12378224英亩草地和牧场，但却只有3373508英亩耕地，人口逐年减少，耕地又逐渐变成地主饲养牛羊的草地，变成牧场和大地主狩猎的场所。[3]1908年，那里有草地和牧场14805046英亩，耕地2328906英亩。此外，爱尔兰的大部分土地都是租给无力使用现代耕作手段的小佃农和非常小的佃农。这样爱尔兰就从一个农业国变为一个经营畜牧业的国家。因此，人口从19世纪初的800万人下降到如今的430万。即使如此，仍有几百万“过剩”的人口。所以，爱尔兰人奋起反抗英国就不言自明了。苏格兰的土地占有和土地耕种情况同爱尔兰的情况非常相似。[4]最近几十年来，在进入现代化发展时期的匈牙利也有类似现象。匈牙利是欧洲为数不多的一个拥有沃土良田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负债累累，人民贫困不堪，高利贷者主宰了国家的命运。大批居民由于绝望，流落异国他乡。土地完全集中在一批现代的大地主手里，他们采用最卑劣的手段掠夺林业和农业资源，致使匈牙利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不能出口粮食的国家。意大利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意大利同在德国一样，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皮蒙特、伦巴第、托斯卡纳、罗马尼阿地区和西西里岛的勤劳的农民却越来越贫穷，甚至濒临死亡。几十年前的小农精心种植的果园和农田如今又重新变成了沼泽和荒地。罗马城门前那块被称为坎帕纳的地方有几十万公顷的土地被荒废，而这个地方是古罗马时期最繁华的一个地区。沼泽覆盖着土地，散发出有毒的瘴气。假如采取适当的方法，彻底改造沼泽地，排出污水，修建灌溉设备，那么，罗马的市民就可以得到丰富的食品和幸福的源泉。但是意大利当局却攫取强权、野心勃勃，由于国家管理混乱，一味热中于军事装备和海上武装，还要搞“殖民地化”，致使人民陷入了悲惨境地，因此，他们没有经费用来解决类似把坎帕纳重新开垦为肥沃地区的文明事业。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也同样存在着坎帕纳那样的状况。从前堪称罗马粮仓的西西里岛，如今则一贫如洗。在整个欧洲，没有比意大利的人民更受压榨、更加贫困、更遭受苦难的了。欧洲最美丽的国家的一些安分守己的子弟跑遍半个欧洲和半个美洲，去那里充当廉价的劳动力，或者结伙永久移居异国，因为他们在故土一无所有，他们不想饿死在家乡。疟疾这个可怕的热病蔓延整个意大利。1882年，惊恐万状的政府不得不对此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可怕地表明，意大利69个州中有32个州疟疾病害严重，32个州受到了传染，只有5个州未受侵害。这种疟疾病过去只在农村流行，现在已经侵入到了城市，这是因为大批的农村人口拥进城市，使城市无产者聚增，密集的人口成了传染疾病的病源。 3．贫穷与繁殖力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观察，我们都可以发现，广大群众的贫穷和悲惨生活不是由于粮食和生活资料短缺，而是由于不合理地分配粮食和生活资料，也就是由于不合理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使一部分人占有过多，使另一部分人又十分匮乏。马尔萨斯的主张仅仅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出发才有意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迫使人们多生孩子，因为资本家的工厂和作坊需要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在无产者看来，多生一些孩子似乎也划得来，因为他们必须挣钱养活自己。从事家庭工业的无产者甚至不得不生育很多孩子，那样才能使竟争能力有所保障。这确实是一种可怕的制度，它加剧了工人的贫困化和对雇主的依赖性。无产者被迫为挣到少得可怜的工钱而拼命劳动。由于经营家庭工业的企业家不必履行任何劳动保护条例，他也不必为这种或那种社会义务支付额外的款项，这就使他扩大了自己经营的家庭工业范围，因为这种企业给他带来了采用其他企业形式难以得到的好处，当然，这是假定，根据生产过程的特性，发展家庭工业是有条件的。 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不仅造成商品和劳动力的过剩，而且也使知识分子过剩，使知识分子终于因为供过于求而难以找到工作。在资本主义世界，只有一种东西不过剩，那就是资本和资本的占有者，即资本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出发信仰马尔萨斯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不应该用这些资产阶级的奇谈怪论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约翰·斯图加特•穆勒说过：“人们恰恰可以期望，在共产主义的情况下，舆论将极其强烈地反对这种利己的无节制状况。任何会改变人民舒适的环境，或者加强人民劳动强度的人口增长必定给联合体中的每一个人带来直接和明显的不良后果，那时我们不能把这一不良后果归罪于雇主利欲熏心，或者富人的不公正的特权。在发生如此变化的情况下，社会舆论提倡控制人口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舆论难以奏效，那就要对这样或那样的对社会有害的无节制行为给以某种惩罚。但是，无论如何不能采取特殊的方式指责共产主义理论造成了人口过剩的危险。相反，恰恰是共产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防止这一灾难的倾向，因此是受到欢迎的。”阿道夫•瓦格纳教授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76页上是这样写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原则上是最不会准许结婚自由或生育自由的。”可见这两位经济学家都认为，人口过剩是一切社会状态所固有的，但他们两人也确信，社会主义比其他任何社会形态都更能使人口和粮食的比例趋于平衡。后一种看法是正确的，而前一种看法则是不正确的。 诚然，也确有某些社会主义者受到了马尔萨斯思想的影响，他们担心，人口过剩的危机已“迫在眉睫”。但是，现在这些信仰马尔萨斯的社会主义者已经销声匿迹，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深刻认识使他们改变了看法。地主们怨声载道，说我们生产的食品太多（当然这是从世界市场的角度上看的）造成了价格下跌，致使他们无利可图，这种抱怨也使我们大受教益。 马尔萨斯主义者凭空臆想，资产阶级代言人纠集的合喝队毫无头脑，只知道随声附和，叫嚷什么可以自由恋爱、大家都能过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成为一个“兔子窝”；在那里淫欲无度，人口会大量繁殖。然而，事实恰恰与此相反。迄今，子女平均数量最多的不是生活境况良好的阶层，而是处境贫困的阶层，甚至可以毫无夸张地说，无产者阶层的状况越贫穷，他们子女的平均数越多；当然也不能排除个别情况。微耳和也证实了这一论断，他在上个世纪中叶曾经写道：“英国工人堕落无度，精神空虛，他们仅仅知道两种享受：饮酒和性交，同他们一样，上西里西亚的居民近几年也把一切愿望，一切追求集中到这两件事上面了。狂饮烧酒和满足性欲成了他们的第一需要，所以，人口飞速增长，但是人的肉体和精神状况则明显地退化了。”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有类似的叙述，他写道：“实际上，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规律，在野蛮人中间，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间，听起来会是荒廖的。它使人想起各种个体软弱的、经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大量再生产。”[5]马克思接着引用了兰格的话：“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舒适安乐的环境中，那么世界上很快就会荒无人烟。”[6]可见兰格同马尔萨斯的观点完全相反，他认为，优越的生活状况不会增加出生率，只会减少出生率。赫伯特•斯宾塞也有同样观点，他说：“不论何时何地，优越的环境和繁殖的能力都是成反比例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类不断进步发展似乎将减少人的繁殖。”可以说，在其他方面持各种不同见解的人在这一点上是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的，我们也同意他们的看法。 4．人口减少与粮食过剩可以说，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再也不必为人口过剩而忧虑不安了，到那时，过剩的是粮食。每年的过剩甚至有越来越多之势，因此关于应把这笔财富放在什么地方的担心，比关于食品是否是够的担心更加恰当。生产粮食的人看到消费者的数量剧增简直是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是，我们的马尔萨斯信徒们仍然对这个问题喋喋不休地进行谴责，为了不给他们提供说我们不能回答他们的借口，我们必须对他们的谴责予以批驳。 他们扬言，不远的将来的人口过剩危险的原因在于“土地产量递减”法则。他们说，我们的耕地已“疲惫不堪”；根本不能期望再把产量提高，而要开垦新的耕地，又苦于土地太少，因此，继续增加人口必然导致粮食匮乏。关于这个问题，已在本书有关农业方面利用土地的章节中作过论述。我们已在那里说明，可以有把握地指出，即使从当前的土地经营学说出发，人类在进一步获取大量食物方面完全可以取得巨大进步，不过我们还想对此举出更多例证。有一位相当能干的地主兼著名的经济学家，总之，一位在这两方面都远远胜过马尔萨斯的人物，早在1850年当农业化学还处在襁褓状态时就说过：“原料生产的生产力，特别是食品原料的生产力将来不会再落后于工业产品和运输业的生产力。……今天用于农业化学才刚刚开始给农业提供美好前景，毫无疑问，在这方面还将走许多弯路，但最终必定使食品原料生产置于社会控制之下，正如今天的社会，要生产多少布疋就有多少布疋一样，只是必须储备必要的羊毛原料。”[7] 农业化学的创始人尤斯图斯·冯·李比希认为：“假如人类付出巨大劳动，肥料又十分充足，那么，土地就是无穷无尽的宝藏，人们可以不断获得大丰收。”只是在农业生产很不发达的时代才能被人接受的马尔萨斯的土地产量递减法谬论，早已受到科学和经验的批驳。最佳的法则是：一块土地的产量的提高同所付出的人力劳动（包括科学与技术）以及恰当地用于其上的肥料成正比。例如在小农经济的法国90年当中，农业产量增长4倍多，而人口增加还不到两倍。所以，展望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状况定会更为可观。此外，马尔萨斯主义者没有看到，今天，不仅要考虑到我们的土地，而且还要考虑到全世界的土地，即大部分国家的土地，它们的土地比我们同一面积的土地要肥沃20倍、30倍和更多。人类确实占去了地球相当大的部分，但是除一小部分外，土地并没有像它能够被开垦和利用的那样得到开垦和利用。不单单是英国，还有法国、德国、奧地利和欧洲其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会比今天生产更多的粮食作物。就是在小小的符腾堡的879970公顷种植粮食的土地上，只要使用蒸汽犁，粮食产量就可以从614万公担提高到900万公担。 按照德国人口的情况衡量，俄国的欧洲部分将不是养活当前的大约一亿人口，而是可以供养4.75亿人口。今天，俄国的欧洲部分每平方公里约有19.4人，而在萨克森一平方公里已超过300个人。 如果反驳说，俄国领土广阔无垠，而由于气候原因要想提高产量又不可能，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在俄国南部，气候和土地肥沃程度都是德国不能相比的。此外，由于人口稠密，以及因此而更多地开垦土地，将引起当今难以预料的气候方面的变化。可以说，凡在人口稠密之处，都将出现气候上的各种变化。我们对于这些现象竟然毫不重视，也不能充分测定这些现象所涉及的范围，因为今天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必要，而且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也不可能去进行大规模的试验。今天，在人烟稀少的国家，如瑞典和挪威也可以利用其广阔的森林、蕴藏丰富的矿山、大量的河流和很长的海岸为人口稠密的国家提供大量食品。然而在目前状况下，尚不具备开发这些国家财富的相应手段和设施，所以，甚至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也有一部分人移居国外。 我们所说的北欧情况，对于南欧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以及多瑙河沿岸各国匈牙利、土耳其等更是如此。那里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几乎美国最好的地区也不能与之相比，曾经给无以数计的人口提供最丰盛的食品。正是那些国家腐败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使欧洲几十万人不能安居故土或在近处更舒适的国家定居，而是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只要在这里建立起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就需要有新的数百万人口，使那些广阔而物产丰盛的国家达到更高的文化阶段。 为了使欧洲 假如我们离开欧洲去地球的另一部分看看，就会发现，有许多人口匮乏，土地过剰的地方。地球上拥有最肥沃、最丰盛土地的国家，其土地却完全或者几乎完全处于尚未被人利用的荒芜状态，因为着手开垦荒地和耕耘土地不是几千人的事，而是要求有数百万人的大批移民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征服富饶茂盛的大自然。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就属这类地区，它们所拥有的土地竟达几十万平方英里之多。再如1892年，阿根廷全国共有9600万公顷肥沃土地，但仅仅耕种了500公顷，在南美，适合耕种小麦而未被利用的土地至少有2亿公顷。美国、奧匈、英国，爱尔兰、德国和法国统统算在一起，可以耕种谷物的土地也只有大约1.05亿公顷。卡雷在40年前就已提出，仅仅在委内瑞拉的奥利诺克河谷的长达360英里的土地上，生产的粮食作物就养活整个人类。我们就是把它打上五折，那粮食产量也是相当多的。反正仅仅南美洲一个地方，所生产的粮食也足够比当今地球上居住的多几倍的人口食用了。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种香蕉树或是种小麦，两者的卡路里含量的比例是133：1。我国的小麦如果种在较好的土地上，收获量是种子的12至20倍；大米在其本国种植，要比种子多收80—100倍；玉米比种子多收250—300倍。可是在有些地方，比如在菲律宾群岛，大米的产量要比种子多出400倍。此外，问题还在于在烹调所有这些粮食作物时尽量保持各种食物的营养成分。化学在营养问题上具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尤其是国土面积之辽阔简直可以同整个欧洲相比的巴西——巴西的国土是8524000平方公里，人口是22000000，而欧洲的国土是9897010平方公里，人口大约是430000000——土地如此丰润肥沃，令所有旅游者惊羡不已。此外，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的所有国家的矿石和金属矿藏又十分富饶。但是，这些国家对于世界来说都是几乎还未开发的国家，因为那里的人懒惰，人口又太少，文化也十分落后，所以要想征服硕大的自然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们也仅在近10年来才对非洲情况有所了解。尽管非洲内陆的大部分地区对欧洲的农业很不适用，但是只要运用合理的殖民原则，范围广阔的其他地区还是完全可以利用的。另一方面，亚洲也有可以养育大量人口的良田沃土。过去的经验表明，虽然今天那里还是不毛之地，然而只要人们懂得引进赐福的水，温和的气侯就会使这些土地生产出丰盛的食物。在西亚地区，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的河沿岸各国，由于历次残酷战争和对人民的疯狂压迫使卓越的引水工程和灌溉设施遭到破坏，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变成了荒无人烟的沙漠。[9]同亚洲这种情况相类似的还有北非洲、墨西哥、秘鲁等。如果能有几百万文明人迁移过去，定会开发拥有无数宝藏的粮食资源。再者，亚洲和非洲的椰枣树生长得茂盛异常，而且所需土地面积不大，一摩尔根土地可以种植200株椰枣树。在埃及，玉米的收获量比其种子多达3000倍以上，可埃及仍旧是个穷国。穷困的原因不是人口过多，而是因为几十年来使荒芜的土地越来越多的掠夺制度。但是欧洲中部的农业和园艺将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造成多么了不起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 根据当今农业生产的标准来衡量，北美合众国完全可以为现有人口（8500万）的15倍至20倍，即12.5亿至17亿人口提供粮食；加拿大按同样标准来衡量就不是仅仅为600万人口，而是为几亿人口提供粮食了。此外，澳大利亚拥有太平洋、印度洋中的岛屿，其中一部分很大而且特别肥沃。因此，我们以人类文化的名义高呼，人口要增加而不要减少。 造成贫困和痛苦的原因不是人口过剰，而是世界各处的社会制度，即产品的现行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连年不断的丰收把粮食作物的价格越压越低，致使有些农民遭灭顶之灾。所以，很大一部分农民把今天的大丰收看成是一种不幸，因为丰收使价格下降。这种社会状况难道是合理的吗？为了抵制其他国家丰富的农产品，我们竟抬高粮食关税，这样外国的粮食就很难进口，藉以提高本国的粮食价格。我们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如同工业产品一样，也大大过剰。几百万人需要各种各样的工业产品；但是他们在现有的财产和收入情况下，又不能满足这些需要；同祥上百万人甚至缺少最必需的食品，因为他们不能承受这些产品的价格，尽管食品过剩。情况就是如此荒诞。在大丰收年景粮食投机者常常故意烧毁粮食，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歉收才能哄抬粮价，而我们却还担心什么人口过剩。俄国、欧洲南部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每年都要销毁几十万公担粮食，因为那里缺少合适的粮仓存粮，也没有相应的交通手段运粮。由于各种收割设施不完善，或者在关键时刻缺乏抢收的劳力，每年都使上百万公担的粮食蒙受损失。人们甚至放火把成堆的谷子和装满粮食的仓库，以及整个农场烧掉，因为拿保险金比那些东西更能赢利。出于同样理由，人们甚至将满载食品的船只连同船上的水手和耗子一块沉入海中。[10]在每年的军事演习中也使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持续几天的军事演习，一次就要支出几十万马克，众所周知，这种估计还已是相当保守的，这类的军事演习每年要进行几次。为了进行军事演习，要把几个村子夷为平地，破坏大面积的种着各种庄稼的良田。 人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所列举的财富资源也有大海的一份，海水面积同陆地面积的比例是18：7，也就是说，前者比后者大两倍半，然而海洋中的大量丰富食物尚未得到合理利用。因此，未来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同马尔萨斯之流所描绘的阴暗景象全然不同的画面。 谁能断定，我们对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的认识是有限的，终极在哪儿？谁敢预言，未来几世纪的人类为了彻底改变各国的气候以及对土地的利用会作出多么巨大的尝试？ 今天，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世纪以前认为不可能办到的和荒谬的各种尝试。掘通了广阔的地峡，使海洋连成一片。被高山峻岭隔绝的国家，由于在地球的胸膛上开掘了几英里长的隧道而得到沟通；为了缩短距离、避免干扰和防止危险，还挖通了海底隧道，从而使被大海分隔的国家有了相互交往的可能。谁能说出何处是：“至此停步，不再前进！”的地方呢！根据我们今天的经验，不仅要否定“土地产量递减律”，而且要看到尚有大量宜耕土地，等待千百万人去开垦。 假如所有的文化事业都同时开展起来，那么，我们的人口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人类要真正完成自己的所有任务，就必须大量增加人口。因为应当利用的现有耕地尚未充分利用起来，此外，还有几乎四分之三面积的土地需要开发。今天，资本主义制度制造了相对的人口过剩，使工人和社会都受到损害。而这在将来更高的文化阶段会成为一件好事。人口数量尽可能大幅度增加不会成为文化进步的一种阻力，而是它的一种手段，正像商品和食品的生产过剩、由于现代工业使用妇女和儿童而造成的婚姻破裂以及大资本对中等阶层的剥夺等等一样，都是创造更高的文化阶段的先决条件。 5．社会状况与人口增长力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人们是否可以随意增长人口数量以及他们是否有此需要？ 为了证明人类巨大的繁殖能力，马尔萨斯信徒宁愿援引个别家庭和某些民族的各种变态情况。但这样做证明不了任何问题。同这些情况相反，还有其他的情况，有些人的生活条件相当优越，但是在很短时期后就根本不能生育，或者仅有很少的繁殖力。令人吃惊的是，不少有钱人家庭往往很快就会绝种。尽管美国比其他国家在增加人口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每年都有几十万年轻力壮的人迁入，但美国的人口每30年才能增加一倍。有人认为，人口增长周期是每12年或20年增长一倍，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对此作出证明。 微耳和和马克思都曾指出过，人口增长最快的是最贫穷的地方，因为正如微耳和所说，穷苦的人除了饮酒以外，剩下的唯一快乐就是满足性享受。当教皇格里高里七世强制僧侣们坚守独身时，正象我们所提到的那样，美因兹教区的下级僧侣们抱怨说，他们并非像主教那样享受一切可以享受到的东西，他们唯一的快乐就是女人。缺乏多种多样的活动，也许也是乡村牧师通常以结婚和生儿育女为幸福的原因。此外，不可争辩的事实是：我们德国最贫穷的地区，即西里西亚欧伦山脉地区、劳齐茨、埃尔茨和菲希特山脉地区、图林根森林以及哈尔茨山等地是人烟最为稠密的地区，那里的居民以马铃薯为主要食品。此外，患肺痨的人性欲非常强烈，他们往往在相当衰弱、人们认为他们已不再可能生育的阶段，照样生儿育女。 这就是海尔伯特·斯宾塞和朗格所说的：以量代质的自然法则。长得高大，身体最壮的动物，如狮子、大象、骆驼等，还有我们的家畜像马、驴、牛之类的繁殖力都较弱，而低级动物却正好与之相反，繁殖力特别强，如所有昆虫、大部分鱼类以及兔、玄鼠和老鼠等小哺乳动物。另一方面，达尔文还指出，有一些动物一旦被人捕获驯养，就丧失了生殖能力，例如大象。由此可以证明，生活条件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对于繁殖力的强弱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恰恰有些达尔文主义者也在担心人口过剩，现代的马尔萨斯信徒就把他们当作权威来依靠。我们的达尔文主义者只要把达尔文学说用到人身上，便处处碰壁，因为他们单凭粗略地经验行事，而不去考虑一下，人尽管是最高级的动物，但与动物相反，是懂得自然法则的，并且能够目标明确地驾驭和利用这一法则。 生存斗争理论是这样一种学说：新生命的萌芽远远多于在现有生存手段条件下所能维持的生命。假如人类像动物一样吃草，像猴子一样无节制地满足性欲，也就是说自己也成了猴子，而不是常去动脑筋，去借助技术而目标明确地利用空气、土地和水，那么这一学说对人也是会适用的。顺便提一下，事实上，除了人以外，只有猴子的性冲动不受季节限制。这是两者亲缘关系的一个重要证据。尽管两者亲缘关系很近，但他们却完全不一样；不能把他们置于一条水平线上，并用同一标准去衡量他们。 在迄今的所有制和生产状况下，每一个人过去和现在都在进行生存斗争，许多人没有得到必要的生活条件，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是，其原因并不是由于缺乏生活资料和这些人没有找到生活资料，而是尽管生活资料绰绰有余，但现存社会却不把这些东西分给这些人。假如有人由此推论说由于迄今为止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这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是永远必须如此的，那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达尔文主义者们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误入岐途。他们只知道研究自然史和人类学，而根本不去研究社会学，所以，不得不茫然地被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牵着鼻子走。他们的错误结论也正是这样得出来的。 人类的性欲冲动经久不衰，性欲是人最强烈的欲望，只要不损害健康，就应当得到满足。正象食欲旺盛和消化良好的健康的胃一样，人越健康，发展得越正常，性欲越强烈，这些都是健康身体的基本前提。但是，满足性欲和怀孕不是同一个问题。关于人类生育问题曾提出过各种差别极大的理论。总的说来，我们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还知之甚少，这主要是因为许多世纪以来，人们非常荒唐地羞于考察人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以及彻底研究生育和发育的规律。这种情况只能逐渐有所改变，而且必须大幅度地改变。 一方面，有人提出这样一种理论：高度的精神发展和紧张的精神活动，总之，就是高度的神经活动可以对性欲起抑制作用，并使生殖能力减弱。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人对这一理论提出异议。反对者指出这样的事实：富裕的阶级平均说来，子女都较少，而且并非仅仅采取预防措施的结果。紧张的精神活动的确对性欲会起抑制作用，但是，对于我们的有产阶级当中多数人会从事这类活动的说法是应当反对的。此外，过度的体力活动同样也能对性欲起抑制作用。伹是，不论哪一种活动，只要过度都是对人体有害的，对此应当加以注意。 另一些人认为，除了妇女方面的某些身体状况以外，生活方式，特别是饮食状况，是决定生殖能力和妊娠率的。用相应的食物在动物身上作试验，就可以看出它们对生殖力的影响比任何其他东西的影响都大。事实上，食物在这方面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食物的种类对某些动物的机体的影响，在蜜蜂身上惊人地得到证实。蜜蜂可以通过提供某种特殊的食物任意培育出一个蜂王来。看来蜜蜂对性别发展的认识要比人类进步得多。其原因可能在于，几千年来没有人开导蜜蜂说，关心性方面的事是“下贱的”和“不道德”的。 众所周知，植物在大量施肥的好土地上生长得根深叶茂，但却不结种子。对于人来说，食物的种类对男子精液的成份和妇女卵子的受孕能力都会产生影响，这几乎是不容怀疑的事实，所以说，人口增长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食物的种类。其他一些因素同样也起作用，不过这些因素的性质尚很少为人所知。 将来，在人口问题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的所有妇女毫无例外地都将获得的更高级、更自由的地位。有学识的和有才干的妇女（不包括少数例外）一般说来并不情愿把自己的一生消磨在“上帝的恩赐”——许多孩子身上，也不情愿把宝贵年华耗费在妊娠或哺乳上。甚至现在，大多数妇女都不愿意有过多的子女，将来，尽管社会主义社会对孕妇和母亲关怀备至，可她们反对多产的情绪肯定会有增无减。我们认为，很可能社会主义社会人口的增长要比资产阶级社会的人口增长缓慢。 我们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似乎没有理由为将来的人口增长大伤脑筋。迄今只有因人口减少而灭亡的民族，却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是因为人口过多而灭亡。总之，在按照自然规律生活的社会里，对人口增长的调节不必采用有害的节制手段，也不需要采用违反自然的预防手段。卡尔·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论述对于未来也是正确的。他认为，在每一个经济发展时期都有其特殊的人口规律。这一观点在社会主义统治时期也会得到证实。 H. 费尔迪在他的题为《人工节育》一书中曾写道：“社会民主党反对马尔萨斯主义是一个大骗局。人口大幅度增长加速了群众的贫困化，进而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假如能够制止人口过剩，那么，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扩张，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连同它一切美好前景就会永远消亡。这里我们除了有许多旧的手段之外，还有致社会民主党于死地的新手段，那就是马尔萨斯主义。”[11] 有些人担心人口过剩，因此要求对工人的婚姻自由和居住自由特别加以限制。阿道夫•瓦格纳教授也是其中之一，他抱怨说，同中等阶级相比，工人总是早婚。同其他持有这些看法的人一样，他忽略了中等阶级的男人要在一定的年龄，获得独立生活的地位以后，他们才能操办符合他们身份的婚事。但是，未结婚以前，他们是靠卖淫制度来满足自己的性欲。如果有人对工人的婚姻加以刁难，那也会把他们推到这条路上去。但是到那时，可不要对这种结果发出抱怨，也不要唱什么“丧失了伦理道德”的高调，如果男人和女人——女人同男人一样也有性冲动——非法同居，以满足各自的需求，并使城市和农村充满了非婚生子女，即“私生子”，那可不要愤世嫉俗。不过瓦格纳和他的同行的观点是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我们的经济发展相矛盾的。因为资产阶级需要尽可能多的人手，以便拥有使他们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劳动力。用目光短浅、狭隘的市侩见解和倒退的说教是不能医治时代的弊病的。在20世纪初，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无力制止和阻挠社会的自然发展。一切这类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发展的潮流如此汹涌澎湃，它将沖破一切淤泥暗礁。我们的口号不是后退，而是前进。有人以为可以阻挡发展的潮流，那纯粹是自欺欺人。 人类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当他们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并且站在自然的基础上的时候，才会有意识驾驭自己的发展。人类在迄今为止的一切时代里，无论在生产和分配方面，还是在人口增加方面都对发展的规律没有认识，也就是说，它的行动是无意识的。在新社会，由于人类认识了自身和发展的规律，他们的行动也将是有意识的和有计划的。 社会主义是适用于人类活动一切领城的科学。 结束语从我们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实现社会主义时，问题不在于任意破坏和任意建设，而在于自然历史的演变。一切因素，也就是一方面在破坏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在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都将产生它必定要产生的影响。不论“天才的国务活动家”，还是“煽动群众的鼓动家”都不能任凭自己的意志支配客观事物，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是推动者，实际上他们自己是被推动的。但是我们离“成功的时刻”已不远了。 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不止一次地谈到引起历次危机的商品过剩，这是一种以往任何一个发展时期未曾有过的，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 资产阶级社会不仅造成商品和工人过剩，而且使知识分子也过剩。德国是在整个社会发展阶段造成知识分子过剩的典型国家。资产阶级社会也不懂得应当重用知识分子，让他们在重要岗位发挥作用。几个世纪以来德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不幸状态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这就是许多小邦各自为政和这一政治体制对大资本发展的阻碍。小邦林立的现象使整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处于分散状况并造成许多对整体产生影响的精神生活的小中心。同单一的中央政府相比，许多小邦要有庞大的，其成员又必须受过一定的高等教育的官吏机构。于是出现了大批的高等学校和大学，而这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未曾有过的。各邦政府之间的妒嫉和虚荣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某些政府在开始实行国民义务教育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不甘落后于邻邦的努力一度产生了良好的结果。当教育水平随着资产阶级的物质发展而提高时，对知识分子的需求就增长起来，人们也就产生了参与人民代议机构和地方自治的政治生活的要求。这些都是一些小邦和小地区的机构，不过所有这些却促使上层阶级的子弟竭力在其中占据一个位置，使他们所受的教育适应这一要求。 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科学方面，而且也反映在艺术方面，欧洲还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有那么多的美术、艺术和技术学校、博物馆和艺术收藏品。其他国家仅仅在其首都可以炫耀一下艺术珍品，但是，德国的艺术珍品则遍布整个帝国。在艺术方面能与德国相媲美的只有意大利。 整个科学艺术的发展对德国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没有大的政治斗争就有了足够的闲暇时间去过沉思冥想的生活。当别的国家热衷于争夺世界市场，瓜分世界，进行国内大规模的政治斗争时，德国人则呆在家里过梦幻般的和思辨哲理的生活。然而，深居简出和努力思考的生活为幻想、冥思和推究哲理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造就了批判的和观察事物的才智。凭借这种才智，德国一旦醒悟过来时就开始显露锋芒。 英国资产阶级在17世纪中叶、法国资产阶级在18世纪末叶就已经能够对国家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德国资产阶级只是在1848年才能对国家政权施加微弱的影响。不过，德国资产阶级正是在1848年这一年成为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自觉的阶级；今天，它已经作为独立的政党登上了舞台。这里也表现出德国发展的特殊性。过去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工厂主、商人、贸易家和金融家，而主要是持自由主义观点的贵族、教授、作家、法学家和大学各系的博士。他们都是德国的思想家，他们的作用在这以后就消失。1848年以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暂时沉默；但是，它充分利用50年代政治上死一般沉寂的时期，扎扎实实地发展了自己的事业。奧意战争爆发和普鲁士开始摄政促使资产阶级重新把手伸向政权。于是，民族统一运动开始兴起。这时资产阶级已得到了充分发展，它已经不能容忍许多小邦内部政治上，同时也是经济上的各种限制再存在下去了。它于是装出一付要革命的姿态。冯·俾斯麦先生看清了这种形势，并且以他特有的方式，利用这一局势使资产阶级和普鲁士王朝言归于好，本来资产阶级对普鲁士王朝就不曾有过敌意，因为它惧怕革命和群众。最后，阻碍资产阶级物质发展的种种限制统统被取消，使资产阶级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占有了德国的财富，如煤矿和铁矿，同时还控制了有知识又知足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就这样获得了如此突飞猛进的发展。除美国外，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条件下都难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德国因此很快成为欧洲名列第二的工业和贸易大国，并力争名列首位。 不过，物质上的这种迅猛发展有利也有弊。在德国统一以前，德意志各邦都实行封锁制，至今仍存在着无以数计的手工业和小农阶层。他们由于一切保护层被突然冲破，而一下子暴露在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面前。这种状况使他们陷入了绝望的境地。70年代初，正是繁荣兴旺时期，因此，这一危险起初表现得还不十分明显，但是，当危机爆发时它就很容易被觉察到了。资产阶级充分利用了这段繁荣时期大力发展自己。目前，由于大规模的生产，资产阶级的压力比过去残酷十倍。从此，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急剧加深。这一解体和吞并过程一方面由于物质力量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又由于反抗力量的减弱，使整个整个的阶级陷入日趋贫困的境地。他们看到，他们的生活处境越来越险恶，并且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注定是要灭亡的。 在这场绝望的斗争中，很多人想方设法改变职业，寻求生路。老年人对改变职业已经无能为力，同时又没有财产留给子女，于是，他们就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子女安插一个既不需要经营资本，又有固定收入的工作。这一类工作包括为帝国、各邦政府和地方行政机构服务的官吏、教育、邮政和铁路部门的职员，还有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在事务所、货栈、工厂工作的高级职员即办事员、保管员、化学家、技师、工程师和造船技师等等，此外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诸如律师、医生、神职人员、作家、艺术家、建筑师、男女教师等等。 从前，成千上万从事某种手工劳动的人，如今也都因为无法自立和维持小康生活而想在上述职业中寻找一个位置。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接受高等教育和深造。实科中学、高级文科中学、技术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而且各校的学生全部超额；同样，在大学里的大学生、在化学和物理实验室里的见习生、在艺术学校、工业学校和商业学校以及各种各样的女子高等学校里的学生的人数也都在大量增加。各专业学校无一例外都达到饱和的状态，但涌向学校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因此，人们不断要求创办新的高级文科中学和高等进修学校，以便使所有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都能就学。当局和私人一再发出警告时而提醒人们不要学习这―专业，时而又提醒人们不要学习另一专业。甚至几十年前由于缺少报考者而濒于灭亡的神学专业也由于人满为患，而交了好运，牧师的职位也都填满了。“只要给我一个可以谋生的位置，我可以教人相信一万个神和魔鬼。”这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呼声。甚至教育大臣也往往反对新建高等学校，“因为现有的学校已完全可以容纳各专业的报考者”。 资产阶级彼此间的竞争和你死我活的斗争迫使他们的大批子弟谋取公职，这样，就更加剧了这一事态的发展。另外，大批军官由于长期处于和平状态难以晋升，他们之中的多数人还在壮年就退伍，而国家又要帮助他们在各种行政部门寻找职位。下级军官中一大批文官候选人又争夺其他阶层的饭碗。此外，帝国和各联邦政府以及地方行政部门的一大批官员都首先针对上述职业向他们的子弟进行就职教育，而且非进行这种教育不可。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教育水平和需求，不允许他们的子女去从事所谓低级的、而且也已人满为患的职业。 1年义务兵役制（在达到一定教育程度，并在物质上作出某种牺牲的情况下，服役期限可以从2年或3年缩短为1年）进一步使各种官职的候补人数猛增，特别是其中的许多富裕农民的子弟都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去继承父业。 由于上述种种情况，德国的学者和艺术家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都多得多，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从事所谓的自由职业的无产阶级，他们同时还把对现状的不满和骚动的情绪带进了上层社会。这些青年人对现行制度进行猛烈抨击，从而大大加速了普遍崩澳的进程。这样一来，现存事物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和破坏。 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德囯社会民主党在未来的伟大斗争中担负起首要的领导责任。德国社会主义者发现了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并且科学地论证了未来的社会形式——社会主义。首先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然后是斐迪南·拉萨尔追随他们并且通过鼓动唤醒了群众的觉悟。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德国社会主义者，他们也都是在各国工人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锋战士。 半个世纪前，布克尔在深入研究了德国的文化教育情况后写道：德国虽然有许多最伟大的思想家，但是，这里的学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却比任何国家都大。今天这种说法已不再是正确的了。而当德国的科学活动仅限于在远离实际生活的学术界中进行时，情况确实如此。自从德国发生了经济革命以来，科学必须为实际生活服务。科学本身也成为实际的东西。人们认识到，只有当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迫使科学成为生活的手段时，科学才能充分发挥价值。因此，近几十年来，德国的各门科学专业越来越得到普及，首先有一大批为从事高级职业而受过训练的青年人努力把科学知识传授给人民群众；其次，同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德国的普及教育水平比较高，这就使广大群众容易接受丰富的人类精神产品。尤其是社会主义运动，它通过文献、新闻报道、结社和集会、议会中的代表并且利用这一切因素不断地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提出批评，从而十分明显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水平。 连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878至1890年）也丝毫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只不过缩小了一点运动的活动范围，减缓了一点运动的发展速度。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反社会党人法又促使运动深入开展，使反对统治阶级和反对国家权力的情绪更加激烈。反社会党人法的最终废除，只是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时期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得到发展的必然结果。运动就是这样勇往直前的，在目前的条件下它也必然会勇往直前。 像在德国一样，近几十年来，社会主义运动在所有文明国家也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出席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人数越来越多就是这方面的有力证明。 各文明国家就这样掀起了一场伟大的精神斗争，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除了社会科学外，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医学、文化历史学和哲学等也都为这场斗争提供了武器。现存制度的基础遭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旧社会的支柱也受到了猛烈的打击。革命思想渗透到最保守的阶层，并使我们敌人的阵营发生了极大的混乱。手工业者、学者、农民、艺术家、商人和官吏，甚至工业家和银行家，总而言之，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对这支为胜利而战和必将胜利的大军的主力——工人深表同情，所有的人都在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一般说来妇女，特别是无产者妇女在这场争取解放和拯救妇女的斗争中是不甘落后的。她们一定会证明：她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在运动中、在争取美好未来的现实斗争中的真正地位，并决心参加斗争。男人必须消除对妇女的一切偏见，支持她们参加斗争。任何人都不应当低估自己的力量，不要以为个人无足轻重。在争取人类进步的斗争中，任何一种力量不论多么微小都是不可缺少的。不间断地滴水终究会穿透坚硬的石头。聚滴成溪，聚溪成河，再聚河而成巨流。最后，任何阻力也不能抵挡奔腾的江河。人类的文化生活也是如此。如果深感身负使命的人都竭尽全力投身于这一斗争，他们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每一个人越是热情洋溢地、富于牺牲精神地沿着已经指明的道路前进，最后的胜利就越是伟大。尽管人们要作出牺牲和艰苦的努力，但是谁也不会为是否能够活着看到崭新的更加美好的文明时期的到来，是否能享受胜利的果实而畏缩不前，更不会因此而放弃已经开辟的道路。当然，我们无法确定在争取最高目标的斗争中所必须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持续时间和性质，正如我们没有把握知道自己能活多长一样。伹是，如果我们对生活充满渴望，我们就会同样满怀经历这一胜利的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说是一日千里、突飞猛进的时代，这个时代将使一切敌视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制度的敌人发抖。 关于社会主义思想迅速发展和日益广泛传播的新鲜事例层出不穷。一切领域都在动荡，都在前进。美好日子的曙光已冉冉升起。我们将不遗余力，奋勇向前，不必顾及“何时”，“何地”才会竖立人类新的、美好时代的界标。如果我们在这场解放人类的伟大斗争中牺牲，那么，自有后来人接替我们继续战斗。我们深知，我们是尽了人的义务而牺牲的，也是怀着不论反对人类进步的势力如何抵制和反抗，目的一定会达到的信念而牺牲的。 “未来属于社会主义，而首先属于工人和妇女”[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6页。 [2] 达尔文和其他学者也都曾支持过马尔萨斯的观点，这一点表明，缺乏经济学知识会在自然科学领域形成极为片面的观点。 [3]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在一首令人惊心动魄的名为《爱尔兰》的诗歌中是这样描绘的： 是地主要他的农民 精心照料鹿和牛， 去养肥它们，任大地干枯。 您明白了吧，这就是爱尔兰的泥土！ 是地主要土地荒芜 五谷原本在沃土上飞舞， 而今那是水鸡、水鸟、野鸭柄身之处。 啊！上帝诅咒吧 千百万良田变成了沼泽和荒土！ [4] “包括苏格兰某些最肥沃的地区在内的200万英亩土地完全变成了荒地。格伦—提尔恃的野草是佩特郡最富于营养的牧草之一；本—奥尔德的鹿林曽是巴登诺克广大地区内的最好的草地；布拉克山森林的一部分曾是苏格兰最适宜放牧黑脸羊的牧场。为了狩猎爱好而变成荒野的土地面积，比整个佩特郡的面积还要广阔得多，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想象出，这种荒野的面积究竟有多大了。本—奥尔德森的土地可以养活15000只羊，而这个森林的面积不过只占苏格兰全部猎区的三十分之一……所有这些猎场都完全是非生产的……结果等于是沉到了北海海底一样。”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02页。 [5]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5—706页。 [6] 同上书，第706页注。 [7] 洛贝尔图斯：《社会问题阐述》，1850年版。 [8] 这句话对德国也特别适用。在德国，尽管人口在不断增长，移居国外者却不断减少，例如，1891年是120089人，而1907年仅仅是31696人。另外，由于各工业部门缺乏本国工人，移入者又在增多。例如1900年是757151人，而1905年则上升为1007149人。 [9] 凯尔格尔估计，在小亚细亚，歉收年景的产量是900公斤到1300公斤，平均产量是2640公斤到3900公斤，适当施肥和灌溉的良田是6600公斤。引自古斯塔夫·卢兰教授：《农业方面的国际竞争，一个资本主义问题》，1901年柏林版。 [10] 早在圣巴西利乌斯（死于公元379年）时代，肯定就已经有类似的情况，他因此向富人发出呼吁：“你们这些不幸的人，你们面对神的审判，能回答什么？你们竟然用毛毯围住你们家光秃秃的墙壁，却不肯把衣服送给赤裸裸的人们！你们用责重的软垫子装饰自己的马，却看不起衣着褴褛的弟兄。你们任凭粮食毁掉，把粮仓里的粮食喂老鼠，却不去看一眼那些没有面包的人。”对统治者进行道德说教从未见过任何成效，将来也不会有丝毫益处。人们必须改变社会的各种制度。这样，就不会有人不公正地对待他人，那时候整个世界将变得幸福安乐。 [11] 社会主义者的死敌费尔迪对社会民主党一无所知，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著作第40页上的一段论述中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写道：“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相比，社会民主党的要求会走得更远。社会民主党会要求，毎个工人生育孩子的数目要根据社会提供粮食的状况，并以此为前提来确定最低工资……一旦社会民主党最终贯彻了自己的主张并废除了私有制，那时头脑最简单的人也会提出：我为什么就应该拖长时间干又苦又累的活呢？难道说仅仅因为我的邻居给社会增添了一打新公民吗？”既然敢于描写社会主义，最好还是先弄清楚社会主义的ABC，以免说出这些蠢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