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奥格斯特·倍倍尔 -> 《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二十一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 1．有劳动能力者人人劳动当社会占有全部劳动资料的时候，不分性别，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具有劳动义务，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不劳动，社会就无法生存，因此社会有权利要求每一个希望满足自己需求的人根据自己的智力和体力为生产满足所有人需求的物品而工作。认为社会主义者想取消劳动是荒谬之极的看法。游手好闲者和懒汉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产。 《圣经》中说：不劳动者不得食。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与《圣经》所言是一致的。但是，劳动还应该是一种有用的、生产性的活动。新的社会因此要求每个人从事一定的工业、手工业、农业或其他有用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为满足现存需要付出劳动：要享受必得劳动，不劳动不得享受。 在每个人都负有劳动义务的同时，每个人都希望满足三个劳动条件。第一，劳动时间应有适当限制，不应使人过度劳累；第二，劳动应尽量使人愉快，不应单调乏味；第三，劳动应尽可能多产，因为劳动时间和享受程度都取决于此。但是，这三个条件又取决于所使用的劳动力、劳动资料的种类和数量以及社会所要求达到的生活水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要让人们过无产阶级式的生活，而是要废除绝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社会主义社会努力最大限度地使人们过上愉快的生活，这样便产生了一个问题：社会要求达到多高的生活水平？ 为了确定这一点，就需要一个统管社会所有活动领域的行政机关。对此，我们的市镇构成了非常适宜的基础；如果市镇太大了，不容易统观全局，那么，人们还可以将它们划分为区。像从前在原始社会中一样，所有已成年的市镇成员，不分男女，都可以参加选举，选出领导行政机构的可以委以重任的人。领导所有地方行政机构的是中央行政机关。需要说明的是中央行政机关并不是拥有统治权的政府，而是一个行政执行委员会。中央行政机关是直接由全民委任还是由市镇行政机构委任，这一点是无所谓的事情。这个问题将来不会再像今天这么重要，因为这不再意味着占据某个职位、拥有较大的权力和影响并得到较高的收入，而是意味着让那些最有用的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担任重要的职务，可以根据需要和选举人的愿望解除他们的职务或重新选举他们担任某个职务。所有职位的任期都有一定限制。拥有这些职位的人不具有特殊的“官吏资格”，不存在长期任职的情况和按等级晋升的制度。从所阐述的观点出发，中央行政机关与地方行政机构之间是否设立一个中间等级机构即省级行政机构的问题也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人们认为有必要就建立，如果认为没必要就不建立。从实践中产生的需要决定一切。如果社会发展的进步使旧的制度变成多余的东西，那么由于它的存在与任何人都没有个人的利害关系，人们可以不声不响地无可争辩地废除它，然后建立新的制度。这种建立在广泛民主基础之上的行政机构与今天的行政机构有着根本的不同。今天，为了行政机关或政府的一点小小的变动，报纸上竟大动干戈，议会中竟唇枪舌剑，办公处的公文竟堆积如山！ 主要任务首先是确定可供使用的力量的种类和数量，确定工厂、车间、交通工具、土地等等劳动资料的种类和数量以及生产能力。然后需要确定为了一定时期的需求应该有多少库存和所需物品的数量。正像现在国家和各种公共团体每年要作预算那样，将来也要对整个社会需求作预算，并考虑到要根据扩大了的和新的需求更改预算。在这个方面统计学具有重要作用，它为所有社会活动提供标准，是新社会的最重要的辅助科学。 今天，统计学已经广泛地被用于类似的目的。国家预算，各邦预算和地方预算都以各个行政部门每年所作的大量统计调查为基础。长期经验和经常性需求的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减轻了这些部门的负担。对于一个较大工厂的工厂主或一个商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他在正常情况下能够准确地确定自己在下一季度的需求以及需要采取的生产方式和购买方式。如果没有太大的变化，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这些计算出来。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盲目混乱的生产由于生产时不了解世界市场各类商品的锗备、销量和需求情况，必然导致危机。这个经验使各个工业部门的大工业家们在近几年里以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式联合起来。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确定价格，另一方面是为了根据经验和订货情况调节生产。他们根据每个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可能达到的销售量确定未来数月各个企业的产量。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高额罚款并被开除出去。企业主订立这种契约只对他们自己有利，对公众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他们的目的就在于利用联合的力量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通过调节生产将在各个企业主互相竞争状态下所永远达不到的价格强加给公众。他们靠牺牲消费者的利益发家致富，消费者不得不按照他们所索取的价格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工人们也同消费者一样因卡特尔和托拉斯等组织的存在而受到损害。企业主调节生产使一部分公职人员和工人无事可做，为了生存，他们只能满足于领取低于有工作的同伴的工资。此外，卡特尔的社会势力极其强大，工人组织也往往不能与它抗衡。企业主获取双重利益，他们既可以提高物价又可以降低工资。这种通过企业主联合调节生产的方式与社会主义社会调节生产的方式截然不同。现在是企业主的利益起决定作用，将来则是公众利益起决定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即使是组织得最周密的卡特尔也不能统观和估计到所有因素；尽管有了卡特尔，竞争与投机仍然继续在世界市场上肆虐，因此人们会突然发现在计算时出现了漏洞，人为的结构崩溃了。 同大工业一样，商业也拥有全面的统计。较大的贸易场所和港口每周都提供煤油、咖啡、棉花、砂糖、谷物等储备的大致情况，当然，由于货主为了个人利益往往隐瞒真实情况，这些统计数字往往不够精确。但是，从总体来看这些统计数字还是相当可靠的，使感兴趣的人可以据此预测今后市场状况。但是，在这方面也要考虑到投机因素，它会使所有计划成为泡影，并往往使所有公平买卖都无法进行。正像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普遍调节因成千私人生产者利益冲突而不能实现一样，分配（产品的分配）的调节也因商业和大量从事商业的人的投机本质及其利益冲突而不能实现。但是，现在的状况表明了当个人利益消失、共同利益统治一切的时候可能达到的状况。例如，为国家利益所作的收成统计便证明了这一点。各个文明国家每年都进行收成统计，由此推断产量多少，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国内需求，可能出现什么样的价格。 在一个社会化社会，社会状况是井然有序的，整个社会协调一致。一切都按照计划和规章进行，因此容易确定不同需求的大小。如果已经有了一些经验，那么整个过程轻而易举。例如，如果根据统计结果确定了面包、肉类食品、鞋类产品和衣物等的平均需要量，同时人们又确切地知道有关生产企业的生产能力，那么，人们就可以从中得出平均每天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此外，人们还可以从中知道是否需要建立更多的生产某种商品的企业，或者是否应该撤销某些多余的企业或使之转产。 每个个人都能够决定自己从事哪种工作。工作部门种类繁多，因此各种愿望容易得到满足。如果一个部门劳动力过剩，另一个部门劳动力缺乏，那么行政部门就可以妥善安排，保持平衡。组织生产与合理使用各种劳动力是被选出的干部的主要职责。随着各种劳动力共同熟悉了工作，相互间的配合也就更加默契。各个劳动部门选出维持秩序者，担任领导。他们不是像现在的劳动视察员和领班那样的监工，而是由履行生产者职能变为履行人们委托于他的管理职能的同伴。在组织十分先进和所有成员平均素质较高的情况下，也有轮流任职的可能性。每个成员，不分男女，都可以按照一定的周期担任这些职务。 2．利益一致按照充分自由和民主平等原则组织起来的劳动将是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劳动，并充满了团结协作精神，这种劳动将激发人们在现在的经济体系中所从未有过的创造欲望和竞争热情。这种乐于创造的精神也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 此外，因为所有人都互相为彼此而劳动，所以，他们都希望尽善尽美地生产所有产品，同时尽可能地减少人力和劳动时间的浪费。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节省劳动时间，另一方面是为了赢得时间生产新的产品，满足更高的需要。这种共同的利益使所有人都设法改善、简化和加快劳动过程。这样便在最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发明和发现的争强妤胜之心，每个人都努力使自己的建议和想法超过别人。[1]那时的状况将与社会主义的反对者所断言的恰恰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有多少发明创造者被断送！又有多少发明创造者被榨取之后又遭到排挤！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不是财产而是智慧和天才，那么绝大部分企业主将不得不让位于工人、工长、技术员、工程师和化学家等等。百分之九十九的发明、发现和革新都是由这些人来完成的，而有钱人却榨取了他们的成果。成千上万的发明创造者因找不到人为他们的发明创造的应用提供资金而被埋没，还有许多有贡献的发明创造者因日常生活的困境而受到压制。这样的发明创造者真是数不胜数。世界的主人不是那些头脑清醒目光敏锐的人，而是那些资产丰厚的人，这并不是说清醒的头脑和殷实的财产不可能同属于一个人。 每一个置身于实际生活中的人都知道，工人们现在对每一项革新和每一项新的发明都抱不信任的态度。这是合情合理的。通常从中受益的不是工人，而是应用者；工人不能不担心新的机器和革新会使他变成多余的人而遭到解雇。对于一项为人类争光、给人类创造利益的发明，工人不是欣然赞同，而是百般诅咒。有些由工人发现的生产过程革新方法也未能得以实行。工人们对此保守秘密，他们担心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会因此遭受损失。这是利益矛盾的必然后果[2]。 社会主义社会将消除利益的对立。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挥自己的能力，这样做同时也有益于社会。今天，个人利己主义与社会幸福往往互相对立，互相排斥；新的社会将消除这种对立，满足个人利己主义与推动社会幸福将协调一致，合二为一。[3] 这种道德状态的伟大作用可想而知。劳动生产率将有很大提高。尤其需要说明的是，结束使劳动力十分分散地遍布于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极不完备的数十万数百万小企业中的状况，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前面已经谈到德国工商业十分分散，有很多大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合并为具备一切最先进技术的有利条件的大企业将大大减少目前人力、时间、各种材料（照明、取暖等）和场地的浪费，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1890年马萨诸塞州的工业调查说明了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生产率的不同。这份调查将10个主要工业部门中的企业分为三类。产值在40000美元以下的为小型企业，产值在40000和150000美元之间的为中型企业，产值在150000美元以上的为大型企业。调查结果如下：
小型企业的数量比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都多一倍多，但是其产值仅占总产值的9.4%，大型企业的数量仅占企业总数的23%，其产值却几乎是所有其他企业产值的两倍半。而大型企业还可以安排得更合理一些，使整个生产都采用高度技术化的生产方式，这样一来将可以进一步大大提高产量。 关于最合理的生产将节省多少时间，1886年Th. 海尔茨卡在《社会发展规律》一书作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计算。他要研究一下用大生产的方式生产出能够满足当时奥地利2200万人口需求的产品需要多少劳动力和时间。为了这个目的，海尔茨卡对各种部门大企业的生产能力进行了调查，并以此为依据进行了计算。他计算出为了满足上述人口对农产品和肉类的需求，需要经营1050万公顷的耕地和300万公顷的牧草地。海尔茨卡进而对住宅建设进行了计算，结果是为使每个家庭拥有一套150平方米的五居室住宅尚需要50年的时间。海尔茨卡得出结论：农业、建筑业、面粉生产和砂糖生产、煤炭工业、钢铁工业、机器工业、服装工业和化学工业需要615000个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按照现在通常每天的平均劳动时间必须全年劳动。这615000个劳动力，如果将所有妇女和16岁以下、50岁以上的男性人口排除在生产之外，仅占奥地利有劳动能力人口的12.3%。如果当时奧地利所拥有的500万男子像这615000人那样工作，那么，他们毎个人只需要工作36.9天，即6周左右，便能够生产出2200万人的生活必需品。按每个工作日为11小时来计算，如果我们假设每年有300个工作日而不是37个工作日，那么，要满足必需的需求每天只需要工作1 3/8小时。 海尔茨卡还计算了上流社会对奢侈品的需求，他发现为了满足2200万人口对奢侈品的需求还需要增加315000人的劳动。海尔茨卡在考虑到奧地利工业部门尚不充足的情况下，估计这样一来，如果把16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人除外，要用60个劳动日满足人口的总需求将需要100万个劳动力，占有劳动能力的男性人口的20%。如果按所有劳动力的男性人口来计算，那么，他们需要每天平均劳动两个半小时。[4] 任何了解情况的人都不会为这个计算结果感到吃惊。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样工作时间适度的情况下，除病残者属特殊情况之外，如果50岁以上的男子和16岁以下的少年也能够工作，并且大部分妇女也从教育子女和做饭等事情中解脱出来，还可以进一步缩短劳动时间，或者使需求大大提高。任何人也不会怀疑，在完善生产过程方面的巨大的和难以预料的进步还将带来其他好处。另一方面，今天少数人的需求将来将成为所有人的大量需求并得以满足，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总有新的需求产生，这些需求将同样得到满足。必须反复强调，新社会不是要让人们过无产阶级式的生活，而是要让人们过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民族的生活，而且这种生活将贯穿社会上下各个部分。但是，社会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还要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用于休养身心和提高各种艺术和科学的修养。 3．劳动组织即使在其他十分重要的方面，社会主义共同经济也与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有所不同。“质次价廉”的原则对大部分资本主义生产都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且由于绝大部分购买者只购买不耐用的便宜商品这个原则也必然起决定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原则将不复存在。人们只生产最好的、因而也是较耐用的、极少需要替换的产品。庸俗无聊的和造成浪费的狂热地、愚蠢地追赶时髦的现象将会消失。人们的着装无疑要比人们现在的着装更得体、更给人以美感（顺便提一下，上世纪的时尚尤其是男人们的时尚极其庸俗），但是人们不会一个季度推出一种新的时髦样式，这是一种与妇女相互间的竞争和炫耀、虚荣心、显示财富的需要密切相关的愚蠢作法。现在有很多人靠盲目地追求时髦为生，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助长和大力推进这种风气。随着在服装上盲目地赶时髦的现象消失，在住宅风格上赶时髦的现象也将会消失。在这方面现在追求怪异的风气极其盛行。各种风格的发展经历了数百年时间，它们产生于不同的民族（现在人们不再满足于欧洲的风格，而是转而对日本、印度和中国等国的风格感兴趣），而这些风格没有几年便会过时而被搁置一旁。我们那些从事工艺美术设计的人简直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所有设计和模型。他们刚刚为一种“风格”备好货，以为能够赚回花去的费用，结果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风格”。他们又需要重新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精力和体力。这种从一种时尚匆匆地赶往另一种时尚、从一种风格匆匆地赶往另一种风格的现象极其突出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紧张不安状态。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这种忙乱的状态是有意义的和合乎理性的，任何人都不会将此视为社会健康的征兆。 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社会的生活习惯重新达到较大的稳定性；它将使人感受到安宁和快乐，并将人们从目前忙乱不安的状态下解放出来。 但是劳动也应该尽可能地令人愉快。这方面包括生产场所应该高雅实用，针对各种危险采取保护措施，清除难闻的气味和烟雾等等。简而言之消除一切有害健康和令人不快的影响。新社会最初利用旧有的辅助资料和劳动资料从事生产。但是这样做是不够的。大量分散的从各方面来看都极不完备的厂房、已不能继续使用的不完备的工具和机器既不能满足大量工人的需要，也不能满足他们对舒适性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修建大量宽敞、明亮、通风、设备齐全、装饰一新的厂房。艺术和技术、脑力劳动技巧和手工劳动技巧很快便会有广阔的活动天地。机器制造、机床生产、建筑和与内部设施有关的所有劳动部门都提供了充分的工作机会。发明家在舒适的建筑以及相应的通风、照明、取暖、机械设备、技术设备和清洁装置方面所能进行的所有发明都能得到应用。为了节省动力、光源、热能和时间以及为了方便所有人的劳动和生活，劳动场所应适当地集中在某些地点。住宅应与厂房分离，以便免除工商业活动的干扰。还应该通过各种合理的设施和防护措施将这种干扰限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并最终消除这种干扰。目前的技术水平已经能够提供完全消除矿山、化学企业等职业中的危险因素的手段。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这些技术没有得到应用，因为这将耗费巨资，而且人们也没有义务除必不可少的条件之外再为工人提供更多的保护措施。例如矿山劳动中的危险可以通过大力改善通风条件、使用电灯照明、大大缩短劳动时间和经常更换劳动力等另一种开采方式而予以消除。人们同样并不需要特殊的洞察力便可找到杜绝建筑工地事故发生的保护措施，使建筑劳动成为一种令人十分愉快的劳动，例如在最大的建筑工地和露天工作场所，人们完全可以针对曝晒和下雨采取充分的防护措施。 在劳动力充足的社会主义社会容易经常更换劳动力，使某些劳动集中在一定的季节和时间来进行。 消除灰尘、烟雾、煤烟和异味的问题今天也已经可以通过化学和技术完全得到解决。这个问题之所以没有解决或仅仅部分地得到解决是因为私有企业主不愿意为此投入必要的资金。而未来的生产场所无论处于什么位置，无论是在地上还是在地下，条件都极其优越，和目前的生产场所不同，是否采用改良的设备对于私有经济来说首先是钱的问题，即：企业是否能承受得起，是否合算？如果不合算，那么工人们就得牺牲自己的健康。资本不参与无利可图的事情。交易所里没有人的行情。[5] 在社会主义社会利润问题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它只考虑其成员的幸福。凡是对成员有利的保护成员的措施都必然得到实施，凡是对他们有害的事情都必然停止。没有人会被迫参与危险的事情。而预计会有危险的活动肯定会有许多志愿者参加，因为这些活动不会毁灭文化，而是不断促进文化的发展。 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动力与完备的机器和工具的广泛应用、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和劳动力的巧妙组合将提高生产率，大大缩短生产满足生活需要所必需的产品数量的劳动时间。提高生产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产品中个人所得份额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并且生产率的提高又能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在未来动力的应用中，电力将占有重要地位。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努力将电力用于所有地方。电力应用的范围越广、设备越完备，对普遍进步的意义就越大。这种最强大的自然力的革命影响只会更快地打碎资产阶级世界的枷锁，为社会主义敞开大门。这种力量只有在社会化社会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和最广泛的使用。它将作为动力和光热的来源为改善社会生活条件作出极大贡献。自然界中有着极其丰富的电力资源，这是电力与其他力量相比的突出特点。我们的河流、海洋的落潮和涨潮、风、阳光都提供了大量动力，我们必须首先懂得充分地和合理地使用动力。 “地球表面某些部分经常吸收大部分未得到利用的甚至被认为可恶的太阳热，能够提供远远超过需要量的丰富能源，人们可以经常利用太阳热从事科技活动。一个国家现在便确保自己占有一部分这种区域并非过分谨慎之举。人们甚至并不需要太大的面积，北非几平方里的地面也许就能够满足一个像德国这样的国家的需要。将太阳热集中起来可以产生很高的温度，由此又可以产生可传送的机械功、可以给蓄电池充电、可以产生光和热、或者通过电解直接用作燃料。”[6]发表这种设想的不是一个幻想家，而是一位很有身份的柏林大学教授，他曾担任德国物理技术学会主席，是一位一流科学家。英国著名物理学家S. 汤普森爵士在英国协会温尼伯（加拿大）第79次大会上的开幕词中说：“利用太阳能对我们的生活实行一场革命的日子不太远了，人们将从对煤和水力的依赖中解放出来，所有大城市的周围都将安装巨大的自动日光捕捉装置，用来收集太阳热，并将所得到的能量积蓄在巨大的储存器中……太阳的力积蓄在煤、瀑布和食物里，完成世界上的各种功。我们只要看一看晴天正午时地球所接受的热量便可以清楚地知道太阳向我们倾泻下来的力多么巨大，根据兰利的研究结果，这种热量相当于每英亩7000马力。尽管我们的工程师们尚末找到充分利用这种巨大的能源的方法，但是，我毫不怀疑他们终究会成功。如果将来地球的煤炭储备枯竭了，如果水力不能满足需要，那么，我们将从这个源泉获取全部能量，而能量对我们完成世界上的工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到那时，工业中心将迁往灼热的撒哈拉沙漠，一块土地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安装巨大的‘日光捕捉装置’将成为衡量这块土地价值的依据。[7]由此看来，我们也许不必再担心有一天会缺少燃料了。蓄电池的发明使大量动力可以集中起来，并且可以为任何地点任何时间的使用贮备动力，这样一来，除了太阳、落潮和涨潮所提供的动力之外，人们也可以得到风和山中溪流所提供的间歇性的动力并加以利用，因此，最终任何需要动力的人类活动都能找到动力。 只有借助电力才能大规模地扩大水力。根据T. 克恩的统计结果，欧洲8个国家可利用的水力情况如下：
在德国诸邦中，巴登和巴伐利亚可利用的水力最多。巴登仅在莱茵河上游便可获得200000马力，巴伐利亚除了已得到利用的100000马力之外，尚有300000马力未得到利用。据卡尔斯鲁厄的雷伯克教授估计，从理论上来讲，整个地表流动水源的能量为80亿马力。其中即使只有1/16能够得到合理的充分利用，也仍然能够获得5亿马力持续有效的动力，这5亿马力的能量大约是1907年采煤量（10亿吨）的10倍多。尽管这暂时还是理论上的估计，但是它却预示了在遥远的将来我们利用这种“白色煤炭”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率。仅尼亚加拉河上的瀑布所提供的水力就比英国、德国和瑞士的水力之和还要多。[8]尼亚加拉河起源于面积为231880平方公里的湖区，这个面积相当于整个德国面积（540000平方公里）的43%左右。根据一份官方报告中所引用的另一个计算结果，美国可利用的水力至少有2000万马力，相当于每年使用3亿吨煤的动力。[9]而且靠山间湍急的溪流和瀑布的动力从事生产的工厂既不需要烟囱也不需要火。 电力还将使火车的速度增加一倍以上。上世纪90年代初，巴尔的摩的米姆斯先生认为有可能制造一种每小时跑300公里的汽车，林恩（马萨诸塞）的埃利胡·汤普森教授相信可以生产一种电力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在适当加强铁道路基以上部分、改良信号系统的情况下，可以使火车达到每小时260公里。他们的设想几乎已经实现。1901年和1902年在柏林—措森军用铁路上试车时车速已经能够达到每小时150公里。在1903年进行的试验中，西门子电车的速度达到每小时201公里，大众电气公司的电车达到每小时208公里。在随后几年中，高速蒸汽机车的试验也达到了每小时150公里或更高的速度。 现在的奋斗目标是达到每小时200公里。奥古斯特·舍尔已经带着他的新的高速火车设计图登上了竞技场，他计划将现有铁路用于货物运输，用时速200公里的单轨火车联结各个大城市。[10] 铁道部门电气化的问题在英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人们已经计划在费城和纽约之间修筑一条速度可达到每小时200公里的高速铁路。 海轮的速度也在提高。在这方面汽轮机起了决定性作用。[11]“这是科技方面最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它似乎能够在广阔的应用领域取代活塞式蒸汽机。当大部分工程师仍然将发明汽轮机看作未来使命的时候，它已经成为现实的问题，并以它的成功吸引了整个科技界的注意力……电气技术及迅速运转的电气机械为新的动力机械创造了广阔的应用领域。现在运转着的汽轮机绝大部分用来驱动直流发电机。”[12]汽轮机优于较老的活塞式蒸汽机的地方尤其表现在航海上。例如装备了汽轮机的英国“路斯塔尼亚”号远洋轮船1909年8月用4天11小时42分钟从爱尔兰到达纽约，平均速度为每小时25.85节（约48公里）。建造于1863年的“美洲”号轮船当时是速度最快的轮船，时速仅为12.5节（23.16公里）。[13]电动螺旋浆将令人满意地解决大船的驱动问题，这一天已经不远了。电动螺旋浆已经应用于小船。汽轮机易于维修，操作十分安全，有较好的自动调节功能，运转平稳，是在船上生产电能的理想的传动力。整个造船业的电气化将与整个铁道部门的电气化携手并行。 电力也给起重技术带来彻底变革。“如果说蒸汽动力从根本上为利用自然力制造起重机提供了可能性，那么，就电能首次实现使机器活动自如并且总是处于可启动状态这一点而言，电能传递为起重机制造业带来了彻底变革。”电力发动机使吊车制造发生进一步转变。“蒸汽吊车那压在沉重的长方形基座上庞大而弯曲的用轧制钢材做成的喙、迟缓的动作、排出蒸汽时的吼叫声，都令人想到原始时代的怪兽。它抓住货物之后，便使用巨大的提升力量，但是它需要人类充当帮手，用链条将重物固定在它的钩子上。因为它不能抓住货物，并且行动迟缓笨拙，所以它只适用于沉重的货物，而不能用于快速地搬运大量货物……而新式的电动钢铁起重机仅从外观上来看便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我们看到一根纤细的钢制格构大梁伸展在大厅上方，从大梁上伸出一个细长的可以向各个方向活动的钳臂，整个机械由一个人控制，他轻轻地按下操纵杆，控制电流，通过电流使起重机细长的钢臂迅速活动起来，这样它不需要任何帮手就能抓住炽热的钢块，在空中摆动；除了电动机轻微的嗡嗡声之外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14]没有这种机械的帮助就不能解决持续增加的大量运输问题。将波拉船厂起重机与基尔船厂起重机在起重力大小方面进行比较便可看出从19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在加大起重力方面的发展。波拉船厂起重机的起重力为60吨，基尔船厂起重机的起重力为200吨。贝塞麦转炉钢厂只有使用运转迅速的起重机械才能生产，否则短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大量钢水就不能运送到铸模中去。仅埃森的克鲁伯钢厂就有608个起重机，整个起重力为6513吨，相当于一辆有650个车厢的货车。如果不是由于卸货迅速、在轮船上的投资得到充分利用，作为当今世界贸易生存条件的海运货物的成本将不会如此低廉。在船上装备电动起重机使每年的经营费用从23000马克减少到13000马克，几乎减少一半。而这个对比仅仅概括了大约10年的进步。 在交通技术的各个领域也每天都有开创性的成就。20年前仍被认为无法解决的飞行问题现在已经得到解决。可控制的飞艇和其他飞行装置现在仅用于体育和军事方面，尚未用于简便便宜地运输大批货物，将来它们必将提高社会的生产率。电报术和电话术的无线体系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其工业价值与日俱增。因此用不了几年整个交往将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 整个采矿业除了开采之外都处于彻底变革之中，这种变革在1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排水设施、通风设施、水平巷道采掘和竖井采掘都采用了电动发动机。电动发动机革新了工作机械、泵、绞车和采掘机械。 法国前文化大臣贝特洛教授（1907年3月18日逝世）1894年春在化学品制造者辛迪加的一次宴会上发表了一个关于未来化学重要意义的演说，展望了美好的前景。贝特洛先生在演说中描述了2000年左右时化学的状况。尽管他的描述中有一些幽默的夸张，但是也有许多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下面扼要地加以介绍。贝特洛先生阐明了化学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指出其中包括“制造硫酸、制造苏打、漂白和染色、甜菜制糖、医用生物碱、煤气、镀金和镀银等等；后来又出现了使冶金学发生根本变革的电化学，为矿业和军事战争提供了新的能量的热化学和爆炸物化学，在生产颜料、香料、医疗及防腐药品等方面创造了奇迹的有机化学。”他说、这仅仅是个开始，不久将有许多重要的问题得到解决，到了2000年左右将不再有农业和农民，因为化学将取消以往的土地耕作，那时将不再有矿井和煤矿工人的罢工，燃料将被化学和物理方法所取代，关税和战争将被取消。因为以化学材料作为推动手段的飞艇已宣告了这些旧制度的死刑。工业的问题就在于寻找动力来源，这种动力来源应该取之不竭，再生时耗费尽可能少的劳动。迄今为止，我们已经通过燃烧煤的化学能量制造了蒸汽；但是煤开采起来很困难，并且其贮藏量也日见减少。人们必须考虑利用太阳热和地心热。人们已经证实可望无限使用这两种源泉。钻一眼3000米至4000米深的井对于今天的工程师来说已是力所能及的事情，对于未来的工程师来说更是如此。这样便可以开辟所有热能和所有工业的源泉；如果再把水力利用起来，那么，人们就可以使地球上所有能够设计出来的机器都运转起来，水利资源在几百年之内几乎都不会明显减少。 地热可以解决许多化学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化学问题是用化学方法生产食品。这个问题原则上已经解决了；人工合成脂肪和油早已为人们所熟悉，人们也已经认识了糖和碳水化合物，不久人们还将发现氮元素的合成方法。食品问题是纯粹的化学问题。当人们可以廉价地获得动力的时候，人们将能够用从碳酸中得到的碳、从水中得到的氢和氧以及从空气中得到的氮生产各类食品。从前植物所做的一切将由工业来完成，而且工业比自然做得更加完美。到了那个时候，每个人的口袋中都装着一只盛着化学品的罐头，无论何时何种季节，无论干旱还是下雨，无论霜冻、冰雹还是害虫成灾，这个罐头都能满足他对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需要。那时将发生现在想象不到的变革。果园、葡萄园和牧场将会消失；人类将变得温和并富于道德，因为人类不再以屠杀和毁灭生物为生。到那时也将不再有富饶地区和贫瘠地区之分，也许荒漠将变成人类喜居之地，因为那里比现在用作耕地的那些充满病菌的滩地和潮湿腐烂的平原更有益于健康。到那时艺术和人类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将得到充分发展。地球将不再会因为现在耕地的几何图形而被丑化，地球将变成一个花园，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让花草、灌木和森林在地球上生长，人类在地球上丰衣足食，生活在黄金时代，因此，人类不会陷于懒惰和腐化堕落。劳动是一种幸福，每个人还像从前一样从事大量劳动，因为他是为自己劳动，是为了使自己的精神、道德、审美观的发展达到最高境界而劳动。 读者在贝特洛的报告中也许会赞同他所希望和所肯定的一点，即将来各种进步将极大地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丰富产品的品种，子孙后代生活的舒适程度将得到难以想象的改善。 埃利胡·汤普森教授同意威纳尔·西门子在1887年柏林自然科学家大会上所表述的观点，即利用电能够将元素转化为食品。威纳尔·西门子认为即使是在遥远的将来，总有一天人们将能够人工合成碳水化合物，如葡萄糖，而后是与葡萄糖近似的淀粉，这样一来便可以“从石头里制出面包来”，与此同时，化学家V. 迈耶尔博士认为，可以从木质纤维中提取人类的食物。在此期间（1890年）埃米尔·菲舍尔真的人工制成葡萄糖和果糖，从而完成了威纳尔·西门子认为“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够完成的发现。从那以后化学又有了更大的进步。靛蓝、香草醛、樟脑现在都可以人工制造。1906年，W. 勒伯通过高压电的作用使碳酸在植物之外发生同化作用制成糖。1907年，埃米尔·菲舍尔又得到了一种与天然朊（一种蛋白质）非常相似的复杂的合成物。1908年，R. 维尔施泰特和本茨制造出纯粹的叶绿素，并证明了它是一种镁化合物。此外，还有一系列对繁殖和遗传起作用的极其重要的物质也已经能够人工制造。因此，萃取蛋白质这个有机化学的主要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得到解决。 5．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选择职业的自由和变换职业的可能性是人类理所当然的需要。正如即使是美味佳肴不断重复也会使人厌烦一样，每天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的活动也会使人厌烦，使人变得麻木和懈怠，只是机械地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没有高涨的热情，没有更多的乐趣。每个人都有各种能力和欲望，只要唤起他的欲望和发挥他的能力，便能使他的能力和欲望发挥作用，产生良好的效果。直到此时，这个人才成为一个完善的人。社会主义社会将为满足这种对多样性的需求提供最充分的机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劳动过程日益简单化，这一切不仅大大缩短了劳动时间，而且也使人们更容易学会各种技能。 旧的学徒制度已经过时了，但是它依然存在，并且只能存在于像小手工业这样的落后的和陈旧的生产方式之中。而在新的社会，小手工业消失了，所有小手工业的特有的制度和形式也随之消失了。它们被新的制度和形式所取代。现在每个工厂中仍然以所学手艺为职业的工人很少。工人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他们往往只需要较短的时间便能够熟悉部分工作，在工作中为了适应占统治地位的剥削制度的需要，他们长时间地紧张劳动，没有任何调剂，人们也不管他们兴趣何在，他们在机器旁工作的同时，自己也变成了机器。[15]这种状况在变化了的社会组织中也将不复存在。人们将有大量的时间学习手工技能，进行工艺美术方面的训练。在大规模的、舒适的、技术设施十分完备的学徒车间里，无论老幼都更容易学会一种技能。人们将根据对化学科学和物理科学状况的所有要求建立化学和物理实验室，并配备足够的教学力量，直到此时人们才会发现，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有多少能力和欲望受到压制或得到畸形发展。[16] 但是，不仅存在着考虑对多样性需要的可能性，而且满足这种需求也必定是社会的目的所在，因为人的和谐发展同样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天我们社会中所存在的职业性外貌特征将逐渐消失，这种职业性外貌特征或者是由职业的某种单一性劳动造成的，或者是由懒惰造成的。现在极少有人能够经常变换工作。有时候，也有一些幸运的人在付出体力劳动之后，能够摆脱日常单调的职业劳动，使自己通过精神劳动而得到休养和恢复。相反，我们也时常看到一些脑力劳动者从事园艺等手工劳动。每一个保健学家都能够证明一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交替进行的职业会产生有益的效果，只有这样的职业才合乎自然规律。这里的前提是，任何一种活动都适量进行，适合个人的能力。 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他的著作《科学和艺术的意义》中抨击了艺术和科学因社会违反自然而具有的畸态和违反自然的特征。他尖锐地谴责了对在当今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体力劳动的轻视，提倡回归自然状态。每个希望过自然、快乐的生活的人都应该这样渡过他每日的时光：第一，在耕地中从事体力劳动；第二，做手工劳动；第三，从事脑力劳动；第四，进行高雅愉快的社交活动。人的体力劳动不应超过8小时。托尔斯泰实践了这种生活方式，他说，从他以这种生活方式生活开始，他才感到自己是个人，他仅仅忽视了这样一点：对于他这样一个独立的人来说能够做到的事情，在现在的条件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为了勉强维持生存每天必须从事10至12小时有时甚至更长时间繁重劳动、在无知的环境中长大的人无法按照托尔斯泰的生活方式来生活。那些为生存而斗争、不得不服从生存需要的人也做不到这一点，少数人能够像托尔斯泰那样生活，但是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却没有这种需求。相信可以通过说教和示范来变革社会，这只是托尔斯泰的一个幻想。托尔斯泰从他的生活方式中所获得的经验证明了这种生活方式是非常合理的，但是要想将这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普遍的习惯来加以推广则需要另一种社会状态，即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未来的社会将具有这种状态，它将拥有无数的各类学者和艺术家，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将每天的一部分时间用于体力劳动，在其余时间里随心所欲地从事研究、艺术和社交。[17] 统治阶级为了确保自己拥有实行统治的精神手段，竭力加剧现存的脑力劳动和手工劳动之间的对立，而将来必然消除这种对立。 6．消费能力的提高此外，从前面的阐述中还可以看出，在将来的社会中将不可能有危机和失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受到利润的刺激，没有任何衡量真正需求的可靠标准，于是导致了商品市场饱和和生产过剩，危机便起源于这种状况。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产品具有商品的性质，其占有者努力促成商品交换。这个特征使商品消费取决于消费者的购买力。但是，绝大多数人口的劳动报酬都低于他们的劳动价值，雇佣他们的人如果不能从他们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也就不会雇佣他们，他们的购买力因此受到限制。在资产阶级世界，购买力和消费能力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不知有几百万人有购买新的衣服、鞋、家俱、内衣需求和购买饮料食品的需求，但是他们没钱购买，因此他们的需求，即消费能力没有得到满足。商品市场呈饱和状态，而大量的人却在挨饿；他们想工作，但是却找不到出卖劳动力的对象，因为企业主不能从中赚钱。资本家认为即使他们死去，沦为流浪汉或罪犯，我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我不能购买没有销路、不能使我得到适当利润的商品。资本家持这种态度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新的社会将消除这种矛盾。新社会所生产的不是以“买”或“卖”为目的的“商品”，而是供人使用和消费的生活用品，否则便失去了意义。在新的社会中，消费能力不像在资产阶级世界那样受个人购买力的限制，而是受全社会生产能力的限制。如果有了充分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那么，任何需求都能得到满足。社会消费能力仅仅受消费饱和的限制。 而如果新的社会中不存在“商品”，那么，最终也将不再有货币。货币表面上看是商品的对照物，其实货币本身便是商品！然而，尽管货币本身是商品，但是它同时也是其他所有商品的社会等价物形式和价值尺度。新的社会所生产的不是商品，而是需求对象和使用价值，生产这些需求对象和使用价值需要一定量的社会劳动时间。生产某种物品所需要的平均劳动时间是衡量它的社会消费的唯一尺度。生产某种物品所需的10分钟社会劳动时间与生产另一种物品所需的10分钟社会劳动时间相等，而不是更多或更少。社会并不想“赚”钱，而仅仅是想设法促成其成员之间同等质量和同等使用价值的物品的交换，最终，它甚至不需要确定使用价值，它为满足社会需要而生产。例如，如果社会认为生产所有必需的产品需要实行3小时工作制，那么，它就规定实行3小时工作制。[18]如果通过改良生产方法，在两小时之内就能生产出所需要的数量，那么社会就规定实行两小时工作制。相反，如果社会全体要求满足更高的需求，而尽管劳动力增加了，劳动过程的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在两小时或三小时之内的生产仍然不能满足这种需求，那么，社会就规定劳动更长的时间，社会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 生产一种产品需要多少社会劳动时间很容易计算出来，[19]根据社会劳动时间可以算出部分劳动时间与全部劳动时间之间的比例。一张印着字的纸片、一块黄金或金属片等证件将证明一个人劳动了多少时间，这个证件的持有人可以用自己的劳动时间换取各种必需品。[20]如果他发现自己的需求少于他付出的劳动，那么他可以适当地缩短劳动时间。如果他愿意白白奉送未消费的部分，那么也没有人阻止他；如果他自愿为他人劳动，使他人享有清闲，或者与他人分享他有权得到的那部分社会产品，那么也没有人会反对。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为别人的利益而工作，任何人都不能扣留他的劳动所得。每个人都能够考虑满足自己所有可以满足的愿望和要求，但是不能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他所得到的不多不少恰恰相当于他为社会所作的贡献。所有来自第三者的剥削都不复存在。 7．在劳动义务上人人平等“但是，懒惰与勤奋、聪明与愚笨之间的区别何在呢？”这是我们的反对者的主要问题，而已有的答案使他们深感困惑。这些机灵的和聪明透顶的人没有想到，在我们的官吏等级制度中并没有“懒惰”和“勤奋”、“聪明”和“愚笨”之分，工作年限决定薪水的高低，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除非某个较高的职位要求具备特殊的专业知识，工作年限也决定晋升与否。教师和教授（后者尤其是最天真的喜欢提出问题的人）任职时的薪水不是由他们学问的高低来决定，而是由这个职位来决定。同在许多情况下一样，在我们的军事等级制度、官吏等级制度和学者等级制度中，晋升的机会不属于那些最精明强干的人，而是属于那些出身高贵、有亲戚关系和朋友关系、受妇女青睐的人，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甚至财富的多少也不能以勤奋和才智来衡量，这一点在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度中得到有利的证明。参加一级选举的是柏林的店主、面包店老板和屠户，他们有时连第三格和第四格都分不清，而柏林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帝国和普鲁士邦的高级官员则参加二级选举和三级选举。懒惰与勤奋、聪明与愚笨之间没有区别，因为我们所理解的这些词的意义已经消失了。例如社会所说的“懒汉”指的是那些失业后到处流浪最终真的变成流浪汉的人、那些在成长中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堕落的人。而谁要是把那些无所事事大吃大喝消磨时光的有钱人称作懒汉的话，那便是一种冒犯行为，因为这些人是“令人尊敬”的人。 新社会的情况如何呢？所有人都在相同的生活条件下发展自己，每个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技能选择工作，因此，成就的差异很小。[21]激励每个人胜过他人的社会环境同样有助于消除这种差别。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在一个领域内的成就不如别人，那么，他可以选择其他适合于他的能力和力量的领域。在一个企业中与很多人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有时一个人表现得不能胜任并且不适宜做某种工作，而当他调到其他岗位时，却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任何具备正常资质的人一旦找到适合于他的位置都能够完全胜任一种或另一种工作。一个人有什么权利要求自己与众不同呢？如果一个人受到老天的亏待，心有余而力不足，别人能做到的事他却做不到，那么，社会不能为老天的错误而惩罚他。反之，如果一个人天生具备超过他人的能力，那么，社会也不应当为了这个不属于他个人的功缋而奖赏他。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将进一步考虑到使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生活条件和受教育条件，使每个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资质和爱好增长自己的知识，培养自己的能力，这样一来也就保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不仅知识和能力高于资产阶级社会，而且知识和能力将更加丰富多样，其分布将更加均匀。 歌德在莱茵河之旅中研究科隆大教堂时从建筑档案中发现，古代的建筑师一律按照时间付给工人工钱，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希望工人们认真出色地完成任务。这在资产阶级社会往往被看作反常的现象。资产阶级社会实行计件工资制，通过这种制度迫使工人互相竞争，过度地劳动，以便使企业主更易于支付较低的工资或降低工资。在物质劳动上如此，在精神劳动上也是如此。人是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的产物。歌德如果不是生在18世纪而是生在4世纪，那么，在同样有利的发展条件下，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使圣奥古斯丁相形见绌的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而不会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和自然科学家。如果歌德不是诞生在一个富有的法兰克福贵族家庭，而是诞生在一个贫穷的法兰克福鞋匠家庭，那么，他几乎不可能成为魏玛大公的大臣，而极有可能仍做鞋匠，以令人尊敬的鞋匠师傅的身份死去。歌德自己也承认与生俱来的有利的物质地位和社会地位对他的发展大有裨益。在《威廉·迈斯特》一书中他便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拿破仑一世晚10年出生，那么，他就永远做不了法国皇帝。如果没有1870—1871年的战争，甘必大也就永远不会那样飞黄腾达。如果让一个由聪明父母所生的天资很好的孩子置身于野蛮人中间，那么，他也将变成野蛮人，是社会造就了人。思想不是来源于个人头脑高度灵感的产物，而是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以及“时代精神”在他头脑中的产物。亚里士多德不可能具有达尔文的思想，而达尔文的思想方法必然与亚里士多德的不同。每个人的思想都必须符合时代精神、即他所处的环境及其现象的要求。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人们会发现，不同的人会同时产生同一种思想，在两处相隔很远的地方会同时进行同一种发明或发现。由此也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什么一种思想50年前公开时无人问津，而50年后再次提出时却震撼了整个世界。1415年，西吉斯蒙德皇帝竟敢对胡斯食言，在康斯坦茨将他烧死；而到了1512年，更加狂热的查理五世在沃姆斯议会中却不得不对路德网开一面。思想是社会共同作用和社会生活的产物。对社会来说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对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构成社会的不同阶级来说则具有特殊性。因为每个阶级都有其特殊的利益，它还拥有其特殊的思想和观点，从而导致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充满了人类已知的各个历史时期，并在近代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达到高峰，因此，一个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不仅取决于他生活在哪个时代，而且还取决于他在某个特定时代中生活在哪个社会阶层。 没有现代社会也就没有现代思想。我们似乎都明白这一点。此外，在新的社会中，每个人发展自己所使用的手段也是社会财产。社会对此没有专门酬报的义务，因为是社会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它是社会自己的产品。 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能力问题我们谈了很多。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劳动不应有贵贱之分，例如，今天的机械工人就往往自以为优于做筑路等工作的短工。社会只让人们完成对社会有益的劳动，因此每种劳动对社会来说都具有同等价值。如果令人不快和厌恶的劳动不能通过机械方法或化学方法来完成，或者不能通过某种转化过程变成令人愉快的劳动（从我们在技术和化学领域所取得的进步来看，做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而且又不能通过自愿的方式找到所需要的劳力，那么，每个人在轮到自己时都有义务完成一定量的劳动。那时错误的羞愧感和对有益劳动的荒唐的轻视都不复存在。只有我们这种寄生虫国家才会存在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家中，无所事事被看作令人羡慕的好运，而工人所从事的劳动越费力、越辛苦、越令人不快、对社会来说越必不可少，就越受人轻视。今天，越令人不快的劳动收入越低。原因是我们有许多文化水平很低的劳动力，生产过程的不断革新使他们遭到解雇，成为后备军，这些劳动力为了生活只好非常廉价地出卖自己，从事那些最低贱的劳动，使这些劳动使用机械反倒“不合算”。例如敲石子便是一种人人皆知的收入最低、最令人不快的劳动。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用机械敲石子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情，但是，我们有这么多廉价的劳动力，使用机械太不“合算”了。[22]我们今天的发展状况已经能够借助机械和技术设施清扫街道、清理下水道、运送垃圾、从事地下工程劳动等等，使这些劳动给工人们带来的不快不复存在。严格地讲，抽空下水道的污水、使人们免受有损健康的瘴气之害的工人是社会极其有用的一员，而那些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讲授被歪曲的历史的教授或者用超自然的和超越感观直觉的学说蛊惑人心的神学家则是极其有害的人物。 我们今天身居高位的学者阶层中大部分表现为一帮受雇于人、领取佣金、专门用科学的权威为领导阶级的统治辩护和辩解的人，他们给人们造成这种统治是正确的和必不可少的印象，并保持已有的先入之见。其实，这帮人中大部分人都为了资产阶级以及受资产阶级庇护的人的利益大搞伪科学，毒害人的思想，从事敌视文明的工作和精神上的雇佣劳动。[23]将来的社会状态将使这种分子无法生存，将使人类获得解放。 另一方面，真正的科学又往往与非常令人不快和令人厌恶的工作有关。例如，医生解剖正在腐烂的尸体或者给化脓的肢体做手术；化学家研究排泄物。这些工作往往比短工或非熟练工人所从事的最令人厌恶的工作还要令人厌恶。没有人想到应该承认这一点。它们的区别在于一种工作的完成需要广泛的研究，而另一种工作却是不需要多少研究人人都能做的工作。这就是对两种工作的评价根本不同的原因。但是在一个人人都享有最好的受教育机会的社会，现存的受过教育者和没有受过教育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因此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就消失了，技术的发展将使所有手工劳动都能够用机械或技术方法来完成。人们只需看一看我们的铜版雕刻、木刻等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便可以清楚这一点。正如最令人不快的工作常常是最有用的工作一样，我们关于令人愉快和令人不快的工作的概念以及资产阶级世界的许多其他概念也是仅仅与表面现象有关的肤浅的概念。 8．取消贸易。改变交通面貌一旦新社会的整个生产建立在与前面所概述的相同的基础之上，社会生产的将不再是商品，而是满足社会需要的消费品，因此贸易也停止了。仅仅在与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必须使用贸易这个陈旧形式的民族的交往中存在贸易，贸易只有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才有意义，才有存在的可能性。取消贸易使大批男女为生产活动作好准备。这些人腾出手来从事生产，他们生产需要的物品，使人们能够更多地消费这种物品，他们投入生产也有利于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现在，这些人或多或少地像寄生虫一样靠别人的劳动产品养活自己。毫无疑义，他们必须辛苦备至苦心经营，即使如此，仍然过不上像样的生活。新的社会不再需要这些商贩、店主、经纪人、中间人。现在每个乡镇根据其大小所拥有的数十、数百、数千个各种商店和贸易场所都将被只需要较少管理人员的乡镇大仓库、漂亮的集市和完整的展览会所取代。现在的整个贸易机构都将转变为集中的、纯粹管理性的工作部门，这个部门只需要做极其简单的工作，而且通过所有社会机构的集中化还将日益化繁为简。整个交通事业也将发生类似的变化。 电报局、电话局、铁路、邮局、内河轮船、远洋轮船、有轨电车、货车、客车、飞艇和飞机等促成社会交往的设施和工具将来都是社会财产。邮局、电报局、电话局、大部分铁路在德国已经归国家所有，转化为公有财产只是形式问题。在这方面不会损害私人利益。国家最好按照目前的方向继续向前发展。但是，这些国家管理的企业并不像人们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是社会主义企业。这些企业同私有企业主手中的企业一样，同样受到国家的资本主义剥削。无论公职人员还是工人都不能从中得到特殊的利益。国家对待他们就像私有企业主对待他们一样。例如，帝国海军和铁路管理部门的一些企业将作出规定，不雇用40岁以上的工人，这个措施明显地带有剥削者国家的国家阶级特征，工人必然起来反对这个国家。由国家作为雇主采取的这类措施远比私有企业主采取的这种措施更为有害。私有企业主相对于国家来说永远是小企业主，他拒绝提供的工作也许别的企业主可以提供。而国家作为垄断的雇主通过这种措施可以一下使成千的人陷入贫困。这不是社会主义的行为，而是资本主义的行为，社会主义者完全有理由对将现在的国有企业看作社会主义企业和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实现表示抗议。 像集中化的大机构取代了数百万各种私有企业主、商贩和中间人一样，整个运输业也会改变面貌。每天向数百万所有者发送数百万份货物，这意味着劳动、时间和各种物力的巨大浪费，将来将发展为向乡镇仓库和集中生产场所大批运送货物。在这个方面劳动也大大简化了。例如正像向一个有上千工人的企业运送原料比向数百个分散的小企业运送原料容易得多一样，生产场所和分配场所集中化也可以使所有乡镇或部分乡镇在各个方面都大大地减少浪费。这不仅有益于社会，而且也有益于每个个人，因为到那时，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一致的。我们的生产场所、交通工具、尤其是我们的住所都将因此改变面貌，呈现出更加令人愉快的景象。在我们的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各类交通工具所产生的噪音和拥挤混乱的状况都将基本上消失。街道建筑、街道清洁工作、整个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在有些卫生措施根本无法实行，或者实行起来费用太高，只能部分地实行，因此往往只对上流社会居住区实行这些卫生措施。而将来，实行这些卫生措施将是很容易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交往手段也将高度完善。那时，飞艇也许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交通工具是把作为血液循环的产品交换输送到整个社会的血脉，它们能够促成人类人与人的联系和人与人精神上的联系，因此它们极其适用于在同等水平上向整个社会普及健康和教育。让极其完备的交通工具扩展和分布到最偏僻最落后的地区是非常必要的，是社会普遍利益之所在。新社会在这方面的任务是远远超过现有水平。这种极其完备的交往体系还将有利于将目前大城市和工业中心非常密集的人口分散到全国各地，这对于健康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 “竞争热情能够使人为了得到别人的赞扬和钦佩作出巨大努力。经验处处证明竞争热情的力量是有益的，当人们公开互相竞赛时如此，甚至当人们为了并不能使公众受益的轻佻的事情互争高低时也是如此。比比谁为共同利益做得最多的竞赛实际上是一种竞争，社会主义者不否认这一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由遵循共同目标和志向的人们组织起来的各个社团也提供了大量的较高追求的实例。它们并不谋求物质成果，而仅仅谋求精神成果。有竞争热情的人受好胜心和为共同事业服务的欲望驱使，努力使自己出类拔萃。这种好胜心是一种美德，它致力于所有人的幸福，同时也使个人得到满足。好胜心只有在给整体带来损害和牺牲他人的利益时才是有害的。 [2] 杜能在《孤立的囯家》（罗斯托克版）一书中说：“只要利益冲突依然存在，它就永远是无产者与有产者之间互相敌对和不能和解的原因。不仅雇主的富裕程度不断提高，而且国民收入也通过工业发明、修筑公路和铁路、建立新的贸易关系与日俱增。但是，在我们目前的社会制度下，这一切没有涉及到工人，他们的处境依旧，全部增加的收入都归企业主、资本家和地主所有。”最后一句话与1864年格莱斯顿在议会中的讲话几乎完全相同，他当时这样说道：“在过去的20年中英国所经历的收入和权力的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仅仅使有产阶级得到好处”。杜能在书中第207页写道：“工人与产品的分离带来弊端。” 摩莱里在《立法原则》一书中说：“财产将我们分为贫富两个阶级。富人们热爱自己的财产，不愿保卫国家，穷人们则无法爱国，因为祖国馈赠于他们的仅仅是贫困。但是，在财产共有情况下，每个人都会热爱自己的祖国，因为财产共有使每个人都能够生存和得到幸福。” [3] 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评论共产主义的优劣时说道：“共产主义联合比任何地方都更有利于这种观点（公共利益也就是个人利益）的发展。今天人们用于实现个人利己主义利益的一切好胜心和所有精神活动和体力活动都将具有不同的作用范围，都将自动地用于谋求社会的普遍幸福。” [4] 欧根·李希特在《错误的学说》一书中嘲笑我们关于在每个人都负有劳动义务以及生产过程的组织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相一致的情况下劳动时间将大大缩短的预言。他企图低估大企业的生产率，夸大小企业的重要性，由此断言要达到所要求的生产量是不可能的，为了使人相信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现存制度的拥护者不得不贬低自己社会制度的长处。 [5] 《评论家季刊》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利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动动乱和纷争。”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1975年中文版第1卷第829页（注250）。着重号是倍倍尔加的。 [6] 《功的能量和电流的应用》，Fr. 科尔劳施著，1900年莱比锡版，东克尔—洪堡出版社。 [7] 早在1864年，奥古斯坦·穆肖就曾经尝试将太阳热直接用于工业，并设计出一种太阳能机械，后来皮弗雷又对这种机械进行了改良。最大的太阳能机械（日光发动机）设在加利福尼亚，它被用作抽水机。这种抽水机以每分钟11000升的速度将水从井中抽上来。 [8] T. 科恩：《关于欧洲几个较大水力装置及其经济意义》，载于《电气工程学杂志》1909年第38期。 [9] 《棉花的供应和分配》，1908年华盛顿版第37页。 [10] 1904年11月4日的铁路建设和运行法规规定：仅在大站停靠的普通客车的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100公里。1908年普鲁士公共劳动部决定将莱比锡—比特费尔德—马格德堡一线和莱比锡—哈雷一线的蒸汽机车改为电动机车。 [11] 从前的蒸汽机以间接的方式转动飞轮和主动轮（借助于左右摇摆的活塞），汽轮机则像风转动风车一样直接作旋转运动。 [12] C. 马特绍斯：《蒸汽机的发展》，1908年柏林版第2卷第606—607页。 [13] “50年代帆船驶达纽约需要6星期，轮船到那里需要两星期，90年代轮船到那里需要一星期，现在只需要5天半。由于这个进步，世界两个半球之间比100年前的柏林与维也纳之间靠得更近了。”E. 莱耶尔：《力》，1908年莱比锡版第173页。 [14] O. 卡默勒：《起重技术的过去和现在》，1907年柏林版第260页。 [15] “英国和大部分其他国家的广大工人都很少能够自由选择职业或居住地，他们实际上像在除了真正奴隶制之外的任何一个制度下一样受固定的规则和他人的意志的支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1864年汉堡版。 [16] 一位从旧金山回国的法国工人写道：“我过去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够从事我在加利福尼亚所从事的各种职业。我确信自己除了印刷厂的工作之外什么都做不了……那时我置身于冒险家们中间，对他们来说换工作就像换衬衫一样容易，真的！我于是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因为矿工赚钱不多，所以我离开矿山来到城市，在那里，我先后做过版式设计员、屋面工、铸铅工人等等。由于体验到自己有能力做各种工作，我感到自己是人，而不是软体动物。” [17] 莱奥纳尔多·达芬奇既是出色的画家，又是著名的雕刻家、故意标新立异的建筑家和工程师、杰出的军事建筑师、音乐家和即兴诗人。本韦努托·切利尼既是著名的金匠，又是杰出的服装设计师、优秀的雕刻家、公认的军事建筑师、优秀的士兵和出色的音乐家。亚伯拉罕·林肯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前，曾经做过伐木工、农民、船工、装卸工和辩护律师。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有利的发展条件下，一个人将大有作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多数人的职业都不是与自己能力相当的职业，因为不是自由的意志而是环境的压力迫使他们选择了这种职业。一些差劲的教授如果当鞋匠也许会干得很出色，同样，一些能干的鞋匠也许能成为出色的教授。 [18] 人们一再注意到，由于在最高科技水平上组织整个生产，并且人人劳动，所以，每天工作3小时也许都太长了。当过大工厂主、因此有资格充当鉴定人的欧文认为，在19世纪最初25年中，两小时工作制便能满足需要。 [19] “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釆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100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100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工作小时。因此，到那里，由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社会可以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动摇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而不是用它们的自然的、相当旳、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互相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 [20] 欧根·李希特先生对社会主义社会中货币将自行消失这一点感到如此吃惊（货币将自行消失而不是被人取消，因为随着劳动产品失去了商品的特征货币也变成多余的了），以致他在《错误的学说》一书中用了一章专门论述这个现象。他尤其感到不解的是印着字的纸片、一块黄金或金属片用作劳动时间的证明时都是一样的。他说：使用黄金将会使现存世界秩序的魔鬼再次潜入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因为黄金具有独立的金属价值，容易保存，因此拥有黄金便有可能使人积累价值，用交纳黄金免除劳动义务，甚至发放有息贷歉。李希特先生顽固地忽略了这样一点：最终仅存在社会主义社会，而不存在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这样一来，他的论战中的很大一部分便失去了立足点。 一个在读者面前就黄金这样胡说八道的人肯定以为他的读者都是大傻瓜。李希特先生总是不能摆脱资本概念，他当然也不能理解，没有资本也就不会有商品，“货币”也就不会存在；没有“资本”和“货币”，也就不会有利息，李希特先生如此顽固地抱住资本概念不放，以致一个没有“资本”的社会对他来说简直无法想像。我们倒想知道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将如何“积攒”他的金质劳动证明，或干脆借给别人谋取“利息”，因为到那时，所有其他人都同样拥有一个人所能够提供的并以此为生的一切。 [21] “所有处于一般健全状态的人天生具有几乎相同的智力，但是，教育、法律和环境使他们互相之间产生差别。正确意义上的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相一致。”爱尔维修《论人及其教育》。对于绝大多数人爱尔维修是正确的，但是毎个人从事各种职业的天赋不同。 [22] “如果人们必须在共产主义及其所有机会与目前社会状况及其所有苦难和不公正之间作出选择；如果私有制的制度所带来的必然后果是劳动成果的分配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几乎与劳动成反比——最多的部分归那些从来就不劳动的人所有；其次的一部分归那些所从事的劳动几乎仅仅有名无实的人所有，再往下，拫酬几乎与劳动的繁重程度和令人不快的程度成比例地减少，最劳累、最粍费精力的劳动所得的拫酬甚至不一定能够满足最必不可少的生活需要；如果我们说选择的可能性是：这一切或共产主义，那么，对共产主义的大大小小旳所有怀疑都毫无价值可言。”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穆勒曾经竭力“改良”资产阶级世界，使之合乎“理性”。他当然徒劳无获。因此，他像每一个认清现状的明智的人一样最终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在生前不敢承认这一点，而是让人们在他死后发表他的自传，他在自传中承认自已信仰社会主义。他的情况同达尔文一样，达尔文生前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资产阶级社会使成千上万的人被迫釆取这种掩人耳目的作法。资产阶级佯装信仰忠诚、宗教和权威，因为他们的统治就以广大群众承认这些“美德”为基础，而他们内心却在取笑这些“美德”。 [23] “学问往往既服务于进步也服务于无知。”布克尔：《英国文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