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奥格斯特·倍倍尔 -> 《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十四章 妇女争取受教育权的斗争 1．家庭生活中的革命尽管妇女地位的极大改善是显而易见有目共睹的，但是，人们每天仍然听到有人把家务事和家庭说成是妇女的“天职”。每当妇女试图跻身于高等职业圈子，例如进入高等教育和管理专业、行医、从事法律职业、研究自然科学等等，这种论调就叫得特别响。这些人找出可笑之极的反对理由，并在博学多才的外表下为这些理由进行辩护。那些学识渊博的先生们像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一样，在此也引证科学来捍卫这些荒谬绝伦的观点。他们的主要王牌是所谓妇女在才智上不如男人，她们在思想领域做不出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 这些反对意见恰恰迎合了大多数男人对妇女就业和才能的偏见，这些反对意见一经提出，便会得到他们的赞同。 在今天受教育程度和认识程度还普遍很低的情况下，尤其是当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竭力使知识和教育局限于自己阶层的时候，新思想总是遭到激烈反对。因此，最初接受新思想的只是极少数人，他们往往受到讥笑、诽谤、甚至迫害。但是，如果这些新思想是有益的和合理的，是现存状况的必然产物，那么它们就会得到传播，接受它们的人终将由少数变为多数。在历史进程中，以往的所有新思想都是如此，为妇女带来真正完全解放的思想也必将获得成功。 当初信仰基督教的人不也是极少数吗？宗教改革者和现代资产阶级不是都曾经面对极其强大的对手吗？尽管如此，他们都胜利了。社会民主党在德意志帝国遭到12年非常法的镇压，难道它就因此被消灭了吗？人们认为它已经被铲除的时刻，恰恰是它最坚信胜利之时。 援引理家生子是妇女天职作为论据与关于有史以来就有国王、因此国王必须永远存在的论据如出一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第一个国王，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第一个资本家，但是，我们知道且看到，君主政体经历了几千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发展的趋势是王权日益被剥夺，直到有那么一天，君主政体变为多余的东西，而这一天已经不远了。像君主政体一样，每个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都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改造之中，最终走向衰亡。我们从本书的历史阐述中看到，现行婚姻形式和妇女地位决不是历来如此和“永恒”的，二者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并没有结束。如果说，大约2350年之前，狄摩西尼可以把“合法生儿育女和忠实地维护家庭”称作妇女唯一的职业，那么，今天人们已经放弃了这种立场。现在，谁敢把这种立场说成是“合乎天性”的而不招来贬低妇女的指责呢？然而，今天仍然有些怪癖的人暗暗赞同这位古代雅典人的观点，但是敢公开谈论几千年前被希腊一位最重要的人物自由和公开地称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的人却一个也没有了，这就是进步。 现代的发展摧毁了几百万婚姻，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对婚姻产生有利的影响。几十年前，虽然妇女缝纫、编织和洗涤已经很不时兴了，但在市民和农民家庭中这些仍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不仅如此，她们还理所当然地要烤面包、纺纱、织布、漂染、酿酒、煮皂、制蜡。到外面请人做衣服被认为是过度浪费。当时，人们对自来水、煤气照明、煤气灶或煤油炉等（更不用提电了）以及无数其他现代家庭和厨房设备尚一无所知。虽然现在还存在着过时的情况，但那只是例外。大部分妇女都放弃了许多从前被认为理所当然要做的家务，因为工业所提供的比家庭妇女做出的东西价廉物美、更为实用，因此，至少是在城市，这些家务都省去了。可见，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我们家庭生活发生了伟大的革命，只不过我们认为这个革命是理所当然的而没有注意到而巳。发生于眼前的变化，若非突然发生并且扰乱了习惯的秩序，人们往往不去注意它。但是人们却反对使他们不再能墨守成规的新思想。 我们家庭中发生的、并且仍在进一步深化的这种革命，也使妇女的地位朝另一个方向发生了根本变化。妇女变得更自由和更独立了。从前，对于我们身为师母的袓母来说，在某个工作日不再照顾工人和学徒的饮食起居，而去剧院、音乐厅和其他娱乐场所，是不允许有也不会有的想法。像现在许多妇女那样关心公共事务是这些善良的旧时代的妇女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现在，妇女们建立多种多样的协会，订阅和创办报纸，召开大会。女工们加入了工会，参加男人们的集会和协会。就德国而言，在有些地方，她们已经有了被选入工商业仲裁法庭的权利，而守旧的帝国议会多数派又在公元1890年剥夺了她们的这个权利。 虽然光明面之外还有阴喑面存在，后者与我们正在发酵和腐烂的社会状况有关，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光明面仍然是主要的。想要消除上面描述的变化，这是多么陈腐的观念！妇女们自身尽管从整体上看至今仍有保守倾向，但是，她们也决不再希望回到过去时代那种陈旧的、狭隘的、家长式的状态中去。 美囯社会虽然也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但是，它不必与欧洲古老的偏见和过时的制度纠缠不清，因此，它更易于接受大有裨益的新思想和新制度。很久以来，那里的人对妇女地位的看法就与我们不同。例如，那里富有阶层早就认为妇女自己烤面包、酿酒不仅费力麻烦，而且一点也不省钱。人们感到妇女在自己的厨房里做饭也是多余的。公共食堂的集体厨房代替了自家的厨房，集体厨房中配备着能用到的各种机器和实用的辅助工具。合作社的妇女们轮流值班，饭菜更便宜、更好吃、更丰富多样，这样做饭可省去不少力气。我们的军官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他们在食堂中成立了经济合作社，任命一个管理员，负责批量购买食品，大家订好菜单，在营房蒸汽厨房中把饭做好。他们生活得比在旅馆中便宜得多，而且吃的也不差。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数千富裕家庭全年或一年中的部分时间都住在包伙公寓或旅馆中，丝毫不留恋自家的饭菜；他们从自家的厨房中解放出来，感到非常舒适安逸。妇女，特别是有钱的富裕的妇女对在厨房中忙碌和与厨房打交道的抵触情绪，说明了这些活动并不是妇女的“天职”。一些王公贵族、显贵家庭和较大的旅馆都雇用男厨师做饭，这个事实甚至说明了烹饪是男人的职业。这一点应该引起那些总是把妇女与挥动着的厨勺联想在一起的人的极大注意。 在建起了集体厨房的同时，接下来要做的应该是开办供一般人使用的中心洗衣店，并配备相应的干燥设备。在所有大城市中，富裕的个人和投机商已办起了这样的洗衣店，证明是极好的办法。此外，在有了集体厨房的同时，还应修建集体锅炉房，除了安装冷水自来水管道外，还应安装热水的自来水管道，这样一来，将省去许多耗时费力的劳动。大旅馆、许多私人住宅、医院、学校、兵营和其他各种公共建筑都有了这些设施和电灯、浴室等类似的设备。缺陷在于，只有公共机构和富有阶级享受这些好处。如果使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些好处，那么，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节省时间、精力、劳力和物力，每个人的生活状况和舒适状况都会得到极大改善。1890年夏，报纸对美国在集中供暖和提供新鲜空气上的进步进行了描述，其中这样写道： “近来主要在美国北部进行了从某个地方向整个居住区或整个城区供暖的试验，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试验在设计方面十分周密合理，鉴于有利的经验和相当的经济利益有望继续推广。最近，人们还进一步尝试从中心向相距不远的城区不仅提供暖气，而且还提供或温暖或凉爽的新鲜空气。”
从前的设想，今天得到了更好的实现。小市民的狭隘和局限性使我们对这种计划和类似的计划总是抱怀疑态度，尽管我们德囯也正处于技术革命时代。正像机器和现代技术使手工劳动变得多余了一样，技术革命也使自家的厨房和其他以往要做的家务显得多余了。19世纪初，甚至连拿破仑也把用蒸汽推动船只看作疯子的想法；建造铁路的想法被人们眼中的聪明人说成是胡闹，据说没有人能够从这种交通工具上生还，行驶的高速度会使乘客窒息。至今仍有许多新的思想遭到同样的冷遇。假如有人在100年前向我们的妇女建议，用自来水代替井水，那么，他肯定会受到想使妇女和佣人变懒的指控。但是，伟大的技术革命正在各个领域突飞猛进地进行着，任何东西也不能阻止它，资产阶级社会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它唤起了这场革命，还必须把这场革命推向高潮，在各个领域使变革的萌芽破土而出，使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的社会广泛发展，成为所有人的共同财产。 我们社会生活发展的方向与那些家庭生活的狂热信徒的想法不同。他们像沙漠中的犹太人怀念已经失去的安逸生活那样寻求和希望将妇女重新束缚在家庭中和灶台上，我们却要求妇女走出家庭的狭小圈子，全身心地参与公共生活（这将不仅是男人的事情），参与人类的文化使命。拉弗勒是正确的，他这样写道：“随着我们习惯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的逐渐增长，虔敬的感情和家庭的束缚将逐渐削弱，并且对人们的行为不再产生什么影响。这个事实是很普遍的，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发展的规律。”[1]不仅妇女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而且儿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逐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尤其是在美国，培养个人独立自主性的教育达到了比我们高得多的程度。当然，今天这种发展形式也有不利的一面，但是，它与这种发展形式没有必然联系，而是与我们时代的社会状况有关。 资产阶级社会带来的新的可喜的现象并非没有其阴喑的一面，正如傅立叶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进步都具有两个方面，有利有弊。 谢夫莱博士也同拉弗勒一样，认为我们时代家庭特征的变化是社会发展影响的结果。他说： “在第二章中所阐述的使家庭回归到它的特有职能的倾向贯穿了整个历史。家庭逐渐放弃了临时性的和代理性的功能，因为这种功能不过是社会功能空缺的填充，一旦法律、秩序、权力、宗教、教育、技术等独立机构都建立起来，这种职能便消失了。”[2]
2．妇女的才智妇女们在进取，尽管最初只是少数人在进取，而其中只有一部分人具有明确的目标。她们不仅要在手工业和工业领域与男人比高低，她们不仅要在家庭中取得自由独立的地位，她们还要以较高的社会身份在公共生活中发挥自己的才智。人们总是喜欢以她们天生就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为由而提出反对意见。在今天的社会，虽然从事高等职业活动的问题仅仅涉及到少数妇女，但是这个问题在原则上具有重要性。绝大部分男人都郑重地认为，妇女在才智上也始终比男人低下，她们没有权利要求取得平等地位，因此，这些人是要求平等的最坚决的反对者。 但是这些人却不反对妇女在极其繁重、通常有危险的工种中谋得职位，这些工种严重威胁到她们的身心，极大地损害了他们作为母亲的义务。对于那些困难和危险要少得多、更适合她们身体状态的职业，他们却要把她们排除在外。 在德国，为允许妇女上大学而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宣传遭到一些人的激烈反对，他们尤其反对妇女学医。波赫哈默尔、费林、S. 宾德、黑加尔等人便是如此。冯·贝伦巴赫甚至认为，妇女至今还没出现一个天才，她们显然没有能力学哲学，因此，妇女没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才能。如果世界上有了足够的男性哲学家，那么，没有女哲学家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害。说妇女中还没出现天才的反对理由也是毫无根据和不能令人信服的。天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必须有接受教育和发展的机会。而迄今为止，妇女们缺少这样的机会，几千年来，她们受到压迫，被剥夺和逐渐丧失了发展智力的机会和可能性。如果人们认为，在为数不少的知名妇女中还没有天才，并因此断言妇女不具备成为天才的素质，那么，正像人们断言在被视为天才的人之外的男人世界中不再有天才存在一样，同样是不正确的。每个乡村教师都知道，由于缺少发展才能的机会，他的学生中有许多才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是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遇到过这样的人，我们不能不说，如果境遇更顺利一些，他们也许能施展他们的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和天才人物。男子中的天才和人才的数量也许要比迄今人们所知道的要多得多。女性也是如此，何况女性几千年来在精神上比男性受到更严重的压迫、阻碍和摧残。男子和妇女的智力和才能一旦能够在合乎本性的条件下得到发挥，将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对此我们还没有一个能够作出精确判断的标准。 今天，人类世界就像植物世界一样。大量珍贵种子的幼芽由于种植的土地不肥沃，或已被占据，幼苗缺少空气，阳光和养分，因而不能成长。自然界的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生活。假如一个园丁或农夫不去尽力培育他的植物，却断定这棵植物不会开花结果，那么，每个明白事理的邻居都会把他当作傻瓜。同样，如果他既想得到良种牲畜，又拒绝让他的母畜与良种公畜交配，邻居也会认为他是傻瓜。 现在不再有居然看不到以合理的方式种植作物和饲养牲畜的好处的、如此无知的农夫了。现在的问题是，他的资金是否允许他采用更好的方法；但是在人类世界，甚至那些有识之士也不承认他们当作自然界的颠扑不破的法则的东西也适用于人类世界。然而，任何一个人，不一定是自然科学家，都可以在生活中做一些富于启发性的观察。农民的孩子与城市的孩子有区别的原因是什么呢？富有阶级的子女通常在脸型、体型和某些精神特征上与穷人的子女有区别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由生活条件和受教育条件的不同造成的。 侧重一个方面的职业教育会使一个人具有特殊的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牧师或教师很容易被人从他的行为举止和面部表情识别出来，一个军人即使穿着便服也容易识别。鞋匠和裁缝、木匠和锁匠都很容易区分。两个孪生兄弟，小时候长得很像，如果长大以后，从事完全不同的职业，一个从事繁重的手工劳动，如打铁，另一个在大学学哲学，那么他们的相貌也会有很大不同。和动物界一样，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遗传和对环境的适应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人在所有生物中可塑性和适应能力又是最强的。如果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和职业，那么只需几年便可使他变成另一个人。当一个人从贫困狭隘的环境中走出来，置身于优越得多的环境中时，其外表的变化最为引人注目。他也许在精神修养上还保留着许多过去的痕迹；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在精神上不再努力进取，而且往往也没有这个必要。暴发户不会因为这个缺陷受到任何损害。在我们这个崇尚金钱和物质财富的时代，人们宁愿拜倒在有钱人的膝下，而不愿意拜倒在学识渊博、富于智慧的人面前，尤其是当这些人不幸身为一文不名的普通人的时候。任何时代都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如此崇拜金钱。而我们是生活在“最好的时代”里。 工业区中的实例对于人们生活条件和所受教育的天壤之别最具有说服力。在那里，工人和资本家从外表上看如此不同，就好像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人种一样。这种反差在1877年冬天一个埃尔茨山区工业城市的选举大会上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劳资双方有同等数量的代表出席了这个与一个自由主义教授进行辩论的大会。大厅的前排被工人的对手们占据着，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很健康、强壮，多数身材高大，大厅的后排和顶层楼座站立着工人和小市民，十分之九是纺织工人，他们大部分人都身材矮小、瘦弱、脸色苍白，从他们的面部可以看出痛苦和贫困的痕迹。一方是资产阶级世界饱食无忧肠肥脑满的代表，另一方面是像蜜蜂和驮载牲口一样辛勤劳作的人们的代表，是他们的劳动成果使那些先生们看上去如此健康。如果让一代人在同等优越的生活条件下生活，那么在大部分人身上这种反差将会消失，而到了他们的下一代，这种反差则肯定会被消灭。 一般说来，确定妇女的社会地位要比确定男子的社会地位困难一些，她们更容易适应新的环境，较快地接受更好的生活习惯。她们的适应能力比迟钝的男子强得多。 正像植物需要肥沃的土壤、阳光和空气一样，人类也需要健康的社会环境，使自己的精神素质和身体素质得到发展。俗话说：“吃什么样的东西做什么样的人。”这句话虽然有些过于片面，但是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这不仅与一个人吃什么有关，而且还与他的整个生活状况和他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环境有关，与社会环境是阻碍了还是促进了他的身体和精神发展，是对他的情感、思想、行为产生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影响有关。我们天天看到，在较好的物质条件中生活的人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却走向堕落，这是因为在其家庭或私人关系的狭小范围之外，社会因素对他们产生不利影响，这种影响的作用极大，使他们步入歧途。人们置身其中的普遍状况甚至比家庭状况重要得多。如果男女两性的社会发展条件是相同的，对每个性别都不存在任何障碍，这个社会的社会状况是健康的，那么，妇女也将使自己的本质达到高度完善，对此我们还不能确切地想象出来，因为迄今为止，人类发展史中还没有出现过这种社会状况。在某些时候个别妇女所取得的成绩说明她们是可以成就大业的，因为正像男性天才在其众多的同性伙伴之中鹤立鸡群一样，这些妇女在其众多的同性中也同样十分出类拔萃。如果用人们通常用来衡量王侯的尺度来衡量，那么，妇女的统治才能甚至平均高于男子。例如，加斯梯里亚的伊萨伯拉和布朗歇、匈牙利的伊丽莎白、米兰和伊莫拉的女公爵卡塔琳娜、斯福察、英国的伊丽莎白、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奥地利的玛丽亚·铁列西亚等等。根据在各个种族和世界各地，甚至在最野蛮喧嚣的原始部落中妇女都是杰出的统绐者这个事实，布尔巴赫指出：“所有可能性似乎都表明妇女比男子更适宜从政。”[3]1901年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去世时，一家英囯大报建议，在英国只让女性继承王位，因为英国历史表明，英国的女性国王比男性国王统治得更好。 历史上的一些伟大人物，如果人们知道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凭借自己的力量，又在多大程度上借助他人的力量的话，那么他们将远非那么伟大。德国历史学家（如济贝尔）将米拉波伯爵看作法国大革命最伟大的天才人物之一。然而，研究结果表明，他的演讲的提纲几乎全部是几位热心的学者帮助起草的，这几位学者默默地为他工作，他很会利用他们。另一方面，苏格拉底时代的萨福、狄奥提玛、亚历山大城的希帕蒂娅、罗兰夫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奥林珀·库格、冯·斯塔尔夫人、乔治·桑等人物理应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与她们相比，一些男性明星也都变得黯然失色。妇女作为著名男子的母亲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众所周知的。妇女们在从总体上来看对她们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做出了所能够做出的成就。它使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为较多妇女铺平了道路，她们才被允许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与男子竞争。她们取得的成果是十分令人满意的。 假定妇女的发展能力一般不如男子，在她们当中没有天才和大哲学家，那么，男人们为什么要认为根据法律条文给予妇女与“天才”和“哲学家”完全平等的权利是至关重要的呢？否定妇女有较高才能的学者也同样否定手工业者和工人有较高才能。如果贵族在他们面前夸耀自己“贵族”血统和家谱，那么，他们会报以讥讽的微笑和耸耸肩膀；然而，与较低阶层的人相比，他们却视自己为一种贵族，他们将自己的出人头地不是归功于较好的生活状况，而是仅仅归功于他们特有的天才。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在一些地方没有丝毫偏见，决不赞成那些思想不开明的人的任何观点，而在另一些地方，一旦涉及到他们阶层的利益或阶级的利益，涉及到他们的虚荣心和自尊心，他们就变得心胸狭隘、目光短浅，充满盲目的敌意。上流阶层的男子以轻蔑的态度评判下流阶层的男子，而几乎整个男子世界又以同样的态度评判妇女。大多数男子都把妇女仅仅看作供他们使用和消遣的工具，将她们视为“具有平等权利的人”有悖于他们的偏见。妇女应当谦恭顺从，她们应该把自己关在家中，其他事情都交给“万物之灵长”的男子去办。妇女们应该严格约束自己的思想和倾向，要听命于她们的现世命运之抻——父亲或丈夫的安排。她们越服从这种要求，越能得到“理智、贞淑、有德行”的称赞，哪管身体和道德痛苦重负的强制后果是否使她们走向毁灭。将占人类半数的妇女排除在外而谈论“人人平等”是十分荒唐的。 妇女在发挥和自由使用自己的能力上与男子具有平等权利，她们和男子一样，也是人，她们应该和男子一样拥有主宰自己的自由，碰巧生而为女人也不能改变这一点。让权利和自由取决于宗教或政治观点的偶然性是荒唐的；两个人因其碰巧生为不同种族或不同民族便互相视为仇敌也是荒唐的；同样，妇女因其生而为女人而不是男人（在这一点上男子与妇女同样无辜）便被剥夺了平等权利也是荒唐的。对于一个自由的人来说，这些都是有损于人的尊严的观点。人类的进步就在于消除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性别与性别之间的所有隶属关系。除了自然为了达到自然目的所设置的两个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别之外，一切差别都是不合理的。但是，每个性别都不能逾越自然的界限，因为这将使这个性别失去其自然目的。 3．男子和妇女在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上的差别反对妇女与男子具有平等权利的人打出的主要王牌是女子的大脑比男子的小，在其他素质上也不如男子，并据此证明她们总是低能的。可以肯定的是，男子和女子是两种不同性别的人，每种性别都有与其性别目的相适应的特殊器官，由于每个性别都要履行达到自然目的的义务，二者在生理和心理状态上都有许多不同之处。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和不会否认的事实，但是这并不能成为男女在社会和政治上不平等的理由。人类和社会由两性构成，这两性对人类和社会的继续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最天才的人物也是由母亲所生，他所具备的最优秀的素质往往归功于母亲。人们有什么权利拒绝给予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呢？ 根据杰出的权威人士的观点，男女在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上有以下重大差别：根据哈弗洛克·埃利斯的测量，在身高方面，男子平均身高为170厘米，女子平均身高为160厘米（根据费尔罗德的测量，男子为172厘米，女子为160厘米，根据克劳泽的数字，北德的男子为173厘米，女子为163厘米）。平均相差10至12厘米。身高的比例为100：93。成人的平均体重分别为65和54公斤。女性的躯干较长是一个早已为人所知的差别；然而精确的测量结果表明，多数情况下，差别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大。一位中等身高女子的腿长比同样中等身高男子只少15毫米。普菲茨讷怀疑，这个差别在身材上是否能令人察觉。“将身长划分为躯干长和腿长仅受身材影响，与性别毫无关系。”但是，女子的胳臂却比男子短得多（100：91.5）。男子的手除了大而宽之外，其无名指一般要比食指长，女子则相反。因此，男子的手更像猿人的手，其胳臂较长也是猿类的一个特征。 至于头的大小，男女头高的绝对值比例是100：94，而相对头高的比例为100：100.8，结果是女性的头绝对值较小，而相对值又较大一些。根据普菲茨讷的计算，头长的绝对比例是100：96.1。男女相对头长的比例为100：103；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女子的相对头长大于男子。女子的骨骼小、细和精致、表面光滑，因为肌肉系统较弱，不需要粗糙的表面来衔接。肌肉系统不发达是女子最突出的特征。它表现为每块肌肉的厚度较小，此外，女子的肌肉更加柔软和富于水分。（据毕伯拉认为，肌肉中的水分男子为72.5%，女子为74.4%。）脂肪组织的比例恰恰相反。女子的脂肪比男子的脂肪要发达得多。女子的胸腔相对来说要窄和短一些，其他差别则直接与性别目的有关。不同作者提供的内脏的绝对重量和相对重量的数值差异很大。根据费尔罗特的说法，男子的心脏重量与体重的比例为1：215。根据克罗伊丁宁的说法，则为1：158。女子心脏重量与体重的比例根据这两个作者的说法分别为1：205和1：149。总的来说，可以推测，女子的内脏虽然按绝对比例多数情况下较小，但是相对于体重来说较重。男子心脏重量为350克，女子心脏重量为310克。 女子的血液含水分较多（80.11%比78.15%），血细胞（血球）单位体积的数量较少（每立方毫米4.5比300万），血色素的含量较低（根据埃利斯的说法相差8%）。女子的心脏较小，血管系统较细，很可能还有血液的水分含量高，这些都使养分的消耗小，因而也就只需较少的食物。女子腭床组织较弱大概也是这个原因。“这说明，文明化的男子在某些地方比女子更近似于动物，尤其是近似于猿猴，他的‘猿类’特征除发达的面部骨賂之外，还可以指出的是四肢的长短。” 至于两性头骨的差异，不得不指出的是，巴特尔斯认为，至今尚未发现一个绝对的、在具体情况中得到证明的特征能够确定一个头骨是男子的还是女子的，也许这种特征根本就不存在。绝对地说，从整个大小来看，男子的头骨比女子的头骨要大。头颅的内部空间和重量也就相应较大（比例为1000：888）。而如果对颅骨和面部头骨分别进行观察，则会得出不同结果。男子的面部头骨不仅绝对值而且相对值都比女子大。而颅骨的尺寸则不然，女子的颅骨相对说来毫无例外地大于男子的颅骨。从头骨组成部分的这些数量中也可以得出女子的头骨相对地大于男子头骨的结论。 成年人一般大脑的平均值是男子（根据格罗瑟的统计）大脑重1388克，女子大脑重1252克。[4]大多数男性（84%）脑重在1250和1550克之间，大多数女性（91%）脑重在1100和1450克之间。但是这些重量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因为女子身体比男子小。我们要用相对脑重来进行比较。相对于体重来说，男子每公斤体重的脑重为21.6克，女子每公斤体重的脑重为23.6克。对此的解释主要是女子的身材较小这样一个事实。[5] 将身高相同的两个不同性别的人进行比较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根据马汉德的说法，在所有身高等级中，女子的脑重都毫无例外地轻于同等身高男子的脑重。但是，这个方法与身高比较都是不正确的。他把有待证明的身高与脑重的直接关系当成了已经得到证明的前提。布莱克曼、阿莉斯·李和卡尔·皮尔逊根据英国的数据和测量结果断定，男子和女子的脑重不存在明显的相对差异，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男子与一个普通女子的身高、年龄和头的尺寸相同，那么他们的脑重也没有什么差别。[6] 马汉德甚至也强调指出，女子的脑重较轻也许是其神经更为纤细所致。“然而，这尚未得到微观证明，因而也很难断定是否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采取类推的方法。女子的眼球和耳的迷路都比男子的小一些，而这却丝毫无损于这些器官的敏锐性和这些器官的功能。女子的大脑较轻的另一个，也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女子的肌肉系统不太发达。”[7] 上述男女两性的差异是与生俱来的，自然不能改变。对于其他生活方式（营养状况、精神和体力活动、职业等等）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变更这种血和脑的差异，暂时还没有明确的判断。现代的妇女同原始时代的妇女或落后民族的妇女相比，与男子有着更大的区别，这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并且从过去1000至1500年里文明民族妇女的社会发展中可以得到清楚的说明。 哈弗洛克·埃利斯统计的女子与男子头骨容积的比例如下（设定男子头骨容积为1000）：
从德国女子的几个不同的数字中可以看出，测量结果是根据数量和质量都十分不同的资料得出的，因此并不是绝对可靠。但是有一点是可以从这些数字中得到肯定的。这就是黑人女子、印度女子、霍屯督女子的头骨容积比德国女子、英国女子和巴黎女子要大得多，而后面这些女子更聪明一些。 比较已故著名男子的脑重也表现出同样的矛盾和奇异之处。根据雷克拉姆教授的研究，自然科学家居维叶的脑重为1830克，拜伦的脑重为1807克，著名数学家高斯脑重为1492克，语文学家海尔曼的脑重为1358克，巴黎省长豪斯曼的脑重为1226克。后者的脑重低于女子平均脑重。甘必大的脑重也比女子的平均脑重低得多，仅重1180克。据说但丁的脑重也低于男子的平均脑重。我们在哈弗洛克，埃利斯那里还能找到类似的说明。根据他的说明，比朔夫称量的某个普通人的脑重是2222克，作家屠格涅夫脑重2012克，重量上位居第三的则是汉特伯爵领地内的一个白痴。比朔夫还测量了某个普通工人的脑子，其重量为1925克。女子脑量最重的是在1742和1580克之间，其中包括两个患精神病的妇女的脑重。在1902年8月于多特蒙德举行的德国人类学大会上，瓦尔德耶教授申明，对1716年去世的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头骨的研究表明，其头骨的容积只有1450立方厘米，相应的脑的重量为1300克。根据汉泽曼对蒙森、本生和阿道夫·冯·门采尔的头脑的研究结果，蒙森脑重1429.4克，也就是说并没有超过成年男子的平均脑重。门采尔的脑重只有1298克，而本生更少，只有1295克，低于平均脑重，而且并不比妇女的脑重高多少。这些令人吃惊的事实完全推翻了可以用头骨容积衡量才智的观点。 雷蒙德·皮尔在研究了英国的数据资料后，得出以下结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才智与脑重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9] 英国人类学家W. 达克沃斯指出：“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人类脑量重，才智也就高。脑重、头骨容积和头围无论如何测定都不能用来作为衡量才智的尺度。”[10] 近几年以对各人种的头脑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查而闻名的科尔布吕格说道：“智力高低与脑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量。即使是人们常常提到的著名人物脑重较高这一点，也可以以证据不足而予以否定，因为这些著名人物的脑重也许超过了普通人的平均脑重，但是却并没有超过所有这些著名人物所属的较高社会阶层的脑重。我这样说，并不想否认脑量能够通过青年时代的过度用功而增加，较高社会阶层的人或好学生的头脑（头骨容积）都较大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此外养尊处优的人们的营养过度，也会使脑量增加。这种由精神过度疲劳而带来的脑量增加也有其众所周知的不利的一面：精神病人的头脑往往都很重。总而言之，无法证明智力（与工作成就是两回事）与脑重有任何关系。即使在外部形状上，至今也不能证明一定的形状与较高的精神修养、较高的天赋或智力之间有什么联系。[11] 可以肯定，正像我们不能由身高推断体力一样，我们也不能以脑的重量推断智力。大象、鲸鱼、海豚等大型哺乳动物都有大而重的脑子。在相对脑重上，大部分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超过了它们。许多很小的动物（如蚂蚁、蜜蜂）在智力上却远远超过了较大的动物（如羊、牛），同样，往往身材高大的人在智力上却远远落后于身材矮小而且不引人注意的人。问题极可能并不在于脑量的多少，而是在于脑组织结构和脑力的训练和运用。 L. 斯蒂达教授说道：“神经细胞，中间物质，血管的排列，神经细胞的特性、形状、大小和数量，还有神经细胞内的营养和代谢，我认为这些脑皮层的精致构造是造成精神功能差异的无可争辩的主要原因。”[12] 要使脑力得到充分发展，就必须像每个其他器官一样，经常使用大脑，并使之得到相应的营养；如果不经常使用大脑，或者使用不当，那么，大脑就不能正常发展，不仅会出现障碍，而且还会直接造成残废。一个方向的发展往往以另一方向的发展为代价。 马诺维里等许多人类学家甚至证明，从形态学上来讲，女子优于男子。这未免言过其实。“如果我们将两性加以比较”，达克沃斯说道，“那么得出的结论是并不存在使一个性别在形态学上优于另一性别的永久差别。”[13] 哈弗洛克·埃利斯只同意一个限定条件。他认为女性特征的变异范围比男性特征的变异范围小。但是，卡尔·皮尔逊在一篇反驳文章中详尽地证明了这不过是伪科学的迷信。[14] 凡是稍微了解妇女发展史的人都不会否认，几千年来，妇女一直是遭到损害的，而且现在仍然遭到损害。比朔夫教授断言妇女过去完全可以和男子一样发展自己的大脑和智力，这种断言表现出他对研究对象的不可原谅的和闻所未闻的无知。本书对文化发展过程中妇女地位的阐述，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几千年来的男人统治从根本上导致了精神和身体发展上的巨大差别。 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应当承认，他们的科学定律也可以完全运用于人类。遗传和适应不仅适用于其他一切生物，而且也适用于人类。既然人类不是自然的例外，那么，发展学说也必然可以运用于人类，发展学说使原来模糊不清、成为科学神秘主义或神秘主义科学的对象的东西变得昭然若揭。 两性脑部结构的发展也与男女所受的不同教育相适应（教育一词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不能用于妇女的，抚育一词更确切一些）。生理学家一致认为，在脑的各个部分中，靠前的部分影响理智，脑的中间部分主要影响感情生活。男子的前脑较发达，女子的中脑较发达。由此而形成了对男子和女子的审美观念。根据至今仍有很大影响的希腊审美观念，女子的额头应该窄小，男子的额头应该高而宽大。这种审美观表现出对妇女的轻视，它对我们的妇女产生了很大影响，她们因此而认为高高的额头是丑陋的，并且试图让头发覆盖额头，使额头看上去窄一些，以这种方法人为地矫正本来面目。 4．达尔文主义与社会状况没有证据证明妇女因其脑量小而劣于男子，因此人们也就不必为当今妇女与男子一样有文化教养而感到惊讶。达尔文说得对，将一份在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科学和哲学领域中杰出男子的名单与同样一份在这些领域中杰出妇女的名单相互比较，会发现二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伹是，有可能是另一种情形吗？假如情况不是如此，那么反倒令人吃惊了。多德尔·苏里希博士也回答说，如果连续几代人，妇女和男子都接受同等教育，学习各种技能和学科，那么，情况将有所不同.[15]妇女一般在体力上也比男子弱，而在许多野蛮民族中，情况却并非如此。[16]从小进行的训练和教育可以改变这一点。例如马戏团和杂技团的女演员的勇气、胆量、灵活性和体力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因为这种发展有赖于生活条件和教育，用自然科学上的话来说也就是“培育”，所以可以肯定，一旦人有目的地介人自己的发展，人的身体活力和精神生活就结出最丰硕的成果。 植物和动物依赖于它们的生存条件，有利的条件会促进它们生长，不利条件会阻碍它们生长，强制环境不是使它们死亡便是迫使它们改变自己的本质和特性。人类也是如此。人获得和维持自己生存的方式方法，不仅影响到他的外部气质，而且还会影响到他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如果说不利的生存条件（社会状况的缺陷）是造成个人发展缺陷的原因，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改变他的生存条件，即改变他的社会状况，也会改变人本身。这就是说要改变社会状况，使每个人都具有使自己的本质得到充分的毫无阻碍的发展的可能性，使以达尔文的名字命名的达尔文主义的发展和适应法则有目的地适用于所有的人。但是只有社会主义才有这种可能性。 作为有思想的和有认识能力的生物，人类必须有目的地改变和完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即改变自己的社会状况以及所有与社会状况有关的一切事物，并且使每个人都具有同等有利的生存条件。每个个人都应该能够为个人幸福和全体的幸福发展自己的天资和才能，但是，他无权损害他人或全体。他个人的利益应该同所有人的利益协调一致。利益和谐必须取代支配现代社会的利益冲突。 达尔文主义像所有真正的科学一样，是非常民主的科学[17]；如果说这个学说的部分代表人物并不这样认为，那么，这是由于他们不能正确判断自己的科学而产生的影响。反对者、尤其是僧侣们（事情一旦与他们有利害关系，他们的反应总是敏锐的）了解这一点，因此他们指控达尔文主义是社会主义或无神论的学说。在这一点上微耳和教授也同意激烈反对他的人的观点。他在1877年于慕尼黑举行的自然科学大会上反驳海克尔教授时说，达尔文学说导致社会主义。”[18]微耳和因为海克尔要求将发展学说收入教学计划而极力贬低达尔文主义。在学校教授类似达尔文主义和其他自然科学新发展的主张遭到了所有想维持现状的人的反对。这些人了解这些学说的革命影响，因此他们要求使这些学说仅供少数人研究之用。我们则认为：如果像微耳和所认为的那样，达尔文理论将导致社会主义，那么，这并不证明这些理论有什么错误，而是证明了社会主义是正确的。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应该关心一种科学是否会导致这种或那种国家制度，这种或那种社会状况或者是否可以为某种社会状况进行辩解，他们应该考察的是这些理论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就应该不顾一切后果地接受它们。谁为了个人利益、为了上面的宠信、或者为了阶级或党派的利益不这样做，他的行为就是可鄙的，就是为科学抹黑。然而，专业科学代表，尤其是我们大学中的专业科学代表仅在极少的情况下有要求独立性和个性的权利。由于害怕丢掉饭碗、失去上面的宠信、被迫放弃头衔、勋章和提升机会，这些代表中的大部分人都明哲保身和掩饰自己的信念，甚至公开发表违心之论。杜布瓦—雷蒙在1870年柏林大学的效忠庆典上说道：“大学是为霍亨索伦王朝培养精神卫士的场所”，杜布瓦—雷蒙尚且这样说，其他为数众多的知名度远不如杜布瓦—雷蒙的人又会怎样看待科学的目的便可想而知了。[19]科学被贬低为权力的仆从。 可以理解，海克尔教授和O. 施米特教授、冯·赫尔瓦尔德等追随者坚决反对达尔文主义帮了社会主义的忙这种可怕的指责，他们认为相反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即达尔文主义是贵族化的，它宣传自然界中到处都是高度有组织的强大的生物压迫低等生物。据他们认为，有产阶级和有教养的阶级是这个社会中的高度有组织的强大的生物，因此他们把这些阶级的统治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我们的达尔文主义者中的这个派别根本不了解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受这种经济规律的盲目统治，爬到社会上层的既不是最优秀的人也不是最有本事的人和最有所作为的人，而往往是最狡猾的人和最堕落的人，他们能够为他们的后代安排最舒适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他们的后代为此不必付出任何劳动。唯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品质善良高贵的人飞黄腾达、居于上层的希望才如此渺茫。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繁荣发展，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状况仍在加剧。在选择和运用手段上的冷酷无情、丧尽天良的态度是比人类美德的总和远为有效、更易达到目的的武器。只有对这个社会的本质和特性的了解等于零的人或者那些被资产阶级的偏见所左右而丧失思想和推理能力的人才会把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社会视为“最有能力的人和最优秀的人”的社会。生存斗争存在于一切有机体之间，这里有机体不了解迫使它们进行斗争的状况，因此这种斗争是在它们不知不觉中进行的。生存斗争也存在于人类世界和失去团结的或尚未团结起来的社会的各个部门之中。这种生存斗争根据发展过程中人们互相之间社会关系所采取的形式而发生变化；它具有阶级斗争的特性，阶级斗争在不断升级。但是，阶级斗争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了解社会本质，最终使人们认识到左右和制约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一切生物的地方。最终人们必须将这种认识运用于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并相应地改造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我们的大部分达尔文主义者由于他们的片面性并不理解这一点。因此，他们作出错误的循环论证。[20] 海克尔教授及其追随者也否认达尔文主义导致无神论，因此，他们在动用他们的所有科学阐述和证明将“造物主”清除出去之后，又竭尽全力想从后门把他弄回来。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创立了自己的“宗教”，他们称之为“更高道德”、“道德原则”等等。1882年，在爱森纳赫自然科学大会上，面对魏玛大公爵家族，海克尔教授不仅企图挽救宗教，而且还把他的导师达尔文描绘成宗教人物。这个企图破产了，任何一个读了那份报告和其中引用的达尔文的信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21]达尔文信中所表达的意思与海克尔教授的观点恰恰相反，虽然达尔文的表述是十分谨慎的。达尔文当时不得不顾及他的同胞即英国人对宗教的“虔诚”，因此，他从来不敢公开阐明自己对宗教的真正看法。但是，正像魏玛大会之后不久人们所得知的那样，他私下里却向L. 毕希纳博士阐述了自己对宗教的真正看法。他告诉毕希纳博士，他从四十岁开始，即从1849年以来就没有信仰了，因为他不能证明那些信仰。达尔文在他的晚年还资助了一家在纽约出版的无神论报纸。 5．妇女和自由职业妇女还应该在思想领域与男子竞争；她们不能等着男子们在他们愿意的时候为她们开发大脑功能，替她们开辟道路。这个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妇女们已经清除了许多障碍，走进了思想的竞技场，在许多国家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妇女要求进入大学及高等院校学习，要求允许从事与学业相当的职业的运动越来越引人注目，但由于我们社会情况的性质局限于资产阶级妇女界。无产阶级妇女因为暂时不可能上大学和在这一基础上就业，所以对此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这个运动及其成功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先前提出的是有关妇女相对于男子世界的一般地位的要求，现在需要证明妇女在目前总的来讲对她们的发展极为不利的环境里能够做些什么。此外，妇女们感兴趣的还有，例如在生病的时候，如果她们认为有必要，可以让女医生为她们治疗，她们认为女医生比男医生更随和，更值得信赖。对我们的大部分妇女来说，由女医生治疗是件令人快慰的事，因为她们在生病时和身体有各种各样与性有关的不适时不得不向男医生诉说，这种状况妨碍了她们经常及时地就医，或者使她们根本不去求医问药。由此造成了许多烦恼，不仅给妇女而且还给她们的丈夫带来了严重后果。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抱怨妇女们这种有时几乎是罪恶的矜持和不愿坦陈病情的态度。可见，男人们，特别是还有许多男医生不能理解让妇女学医合理性和必要性是不明智的。[22] 女医生并非新现象。在大部分古老的民族中，尤其是在古代德国人中，就有妇女从事医疗职业。在9世纪和10世纪的阿拉伯帝国，尤其是在阿拉伯人（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都曾经有过很著名的女医生和女手术医生，她们在科尔多瓦大学学习。妇女们还在博洛尼亚和巴勒莫等地的各个意大利大学中学习，这也多亏了摩尔人的影响。后来“异教”的影响在意大利逐渐减弱，妇女被禁止在大学中学习。例如，1377年博洛尼亚大学全体教师宣布： “由于女子是罪恶之首，是魔鬼的武器，是逐出伊甸园的根源，是败坏古老法律的人，因此应该极力避免与之交谈，所以，我们坚决禁止任何人介绍任何一个女子到我们的教师中来。如果有人仍然这样做，那么他将受到校长的严厉处罚。”
让妇女进入大学学习的主要结果是女性的竞争能大大激发男生的学习热情，正如各个方面所证实的那样，男生在学习热情上还有令人感到不足之处。仅此一点便获益匪浅。男生的品德也将因此得到极大改善；我们在校青年的酗酒、惹事生非、酒会生活也将受到激烈的撞击；在这些输送国家领导者、法官、检察官、高级警官、宗教代表和人民代表的场所将充满更加符合办学目的的气氛。据公正专家的一致判断，改善现在这种气氛是十分必要的。允许妇女到大学和高等院校学习的国家的数量在近几十年内正在迅速增加。任何一个想成为文明国家的国家都不能不理睬这个要求。走在最前面的是美国，紧随其后的是俄囯，这两个国家在任何方面都与众不同。在这个北美的合众国中，所有的州都允许妇女上大学；犹他州始于1850年，衣阿华州始于1860年，堪萨斯州始于1866年，威斯康星州始于1868年，明尼苏达州始于1869年，加利福尼亚州和密苏里州始于1870年，俄亥俄州、伊利诺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始于1871年，此后，剩下的所有各州也都纷纷仿效。随着妇女上大学的范围的扩大，妇女在美国也获得了相应的地位。根据1900年人口调查的结果，已经有女医生和女外科医生7399人、女作家5989人、女建筑家1041人、女神职人员3405人、女检察官1010人、女教师327905人。 在欧洲，瑞士首先向妇女敞幵了大学校门。包括男女旁听生在内的学生总数为：
1906—1907年冬季学期女生在各个系中分布情况为法律系75人，医学系1181人，哲学系648人。从国籍来看，有172个瑞士人和1732个外国人。在那里学习的德国妇女的数量因德国大学从现在起也招收女生（虽然还有一定限制）而有所减少。1906—1907年注册的正规女生大约占所有注册学生的30%，包括旁听生在内，则占所有学生和旁听生的37%。在英国，妇女允许到大学听课，但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仍然拒绝授予妇女学位。在法国，1905年有33168名在校生，其中有1922名女学生（774名外国女学生）。她们的分布情况是：法律57人，医学386人，自然科学259人，文学838人，其他382人。允许妇女上大学的国家有美国、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俄国、德国、奧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瑞士、法国、土耳其和澳大利亚。印度、阿比西尼亚、波斯、摩洛哥、中国等国家允许妇女行医。女医生尤其是在东方各国有着更加广阔的立足之地，在这些国家中宗教和道德强加在妇女身上的限制使女医生看病成为非常令人快慰的事。 德国经过漫长的斗争和付出巨大努力之后，尽管开始还有些迟疑不决，但是也终于踏上了新的道路。根据1899年4月24日联邦参议院的决议，妇女得以与男子在同等条件下自由参加医学考试和牙医考试以及从事药剂师职业的考试。根据1900年7月28日联邦参议院的第二个决议，身为帝国国民的在囯外行医的女医生也被允许在德意志帝国行医，女医生在国外开始的学业也被视为有效。早在1898年之前，德国的个别大学就允许妇女就读，如海德堡和格丁根的大学就是如此。在1901—1902年冬季学期，大学名册上就已经登记了1270个女旁听生。在卡尔斯鲁厄、斯图加特、汉诺威、柯尼斯堡、汉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布雷斯劳、柏林、舍内贝格、曼海姆等一些德国城市还建立了高级女子文科中学和实科中学。直到1902年春天柏林大学评议会才再度拒绝了准许拿到高级中学毕业证书的女生注册入学的请求。在德国很有影响的人士对妇女入学的反对仍未减弱。例如，1902年3月普鲁士文化大臣在普鲁士邦议会中发表了一个演说，他在演说中谈到：高级女子文科中学是一个实验，教学管理部门必须拒绝这种实验；他担心自然赋予的、通过文化发展而形成的男女有别的状况将因妇女进入高级文科中学和大学而遭到破坏。他认为，为了德国的家庭，必须尽可能保持德国妇女的特点。这完全是因循守旧的想法。尽管一些德国教授承认许多被允许入学的妇女都完全达到了对她们的要求，有些妇女甚至表现得十分出色，但是，大部分德国教授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女子上大学表示反感。至于一部分男学生，也很可能是绝大部分男学生对妇女入学有何感想，1902年3月哈雷实习医科学生的抗议书便是一个证明。为了得到德国实习医科学生的支持，他们发表了这份抗议书。他们在解释了柏林“妇女教育——妇女学习”协会为允许妇女学医而进行的鼓动宣传是发起这次抗议的原因之后，这样写道：“在通过这个步骤对这个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之后，我们寻求与这个问题的评判息息相关的人们，即德国大学中的实习医科学生的支持，他们或者从亲身体验中了解所提到的那种难以忍受的情况，或者能够想像得出共同上临床课有时会导致多么尴尬和羞惭不堪的局面，这种局面非常令人厌恶，如果在这里详加描述，必将引起人们的反感。哈雷大学医学系是德国最早尝试允许妇女学医的医学系之一，这一尝试被认为完全失敗了。在这些真诚地追求知识的场所，因妇女的存在而出现了玩世不恭的气氛，使教师、学生及病人都感到反感的事情时有发生。在这里，妇女解放将带来灾祸，在这里，妇女解放与道德发生冲突，因此，在此必须阻挠妇女解放的实现！同事们！鉴于这些事实，谁还能采取反对我们的合理要求的立场！我们要求不让妇女同上临床课，经验告诉我们，男女听讲者共同上临床课既不符合全面学习医学的需要，也不符合礼貌和道德的原则。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现在已不再具有地区性。上级机关已经透露，将决定允许妇女学医。你们所有的人现在都和我们一样关注这件事，因此我们要求你们：表明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与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提出抗议。” 这份“抗议书”有力地证明了在校实习医科学生的狭隘和竞争中的忌妒心，他们在道德上的顾虑便由此而来。几十年来大部分文明国家所允许的、并且对学习者的道德和礼貌感未造成任何伤害的事情对于德国来说却是一个危险。德国学生并不享有特别一本正经的名声，大可不必开这种玩笑，女护士在有男医生在场时目睹男女患者的各种各样的手术，做大量的辅助工作，难道这就无碍道德和礼貌吗？许多年轻男子为了学习的目的站在产妇床前或者观看女病人的手术，难道这就有道德有礼貌吗？由此看来，不愿意给予女学生平等权利是非常可笑的。 已故比朔夫教授在反对允许妇女学医时提出的理由与哈雷实习医科学生的完全不同，即：男学生是粗野的！他对此当然很有判断力。但是，不管狭隘的、有忌妒心的男人们如何看待妇女上大学，问题的解决还是有利于女性的。1908年8月18日发表了一个公告，宣布允许妇女进入普鲁士的大学学习，在此之前，普鲁士的大学只允许妇女旁听。普鲁士的大学在将对男学生的规定用于妇女的同时还附加了一个规定，即本国女子在某些情况下入学时需要得到大臣的批准，外国女子在任何情况下入学时都要得到大臣的批准。[23]1908—1909年冬季学期在德国各大学中注册学习的妇女的总数为1077人，而1908年只有377人，1906年只有254人。其中柏林400人，波恩69人，布雷斯劳50人，埃尔兰根11人，弗赖堡67人，吉森23人，格丁根71人，格赖夫斯瓦尔德5人，哈雷22人，海德堡109人，耶拿13人，基尔2人，柯尼斯堡17人，莱比锡44人，马尔堡27人，慕尼黑134人，蒂宾根6人，维尔茨堡7人。只有斯特拉斯堡、罗斯托克和明斯特的大学尚未接收女生。1908年夏季学期女旁听生的人数为1787人，1908—1909年冬季学期的女旁听生人数为1767人，其中柏林313人，斯特拉斯堡249人，布雷斯劳168人，慕尼黑131人，波恩120人，柯尼斯堡116人，莱比锡95人，吉森93人，格丁根73人，蒂宾根67人，哈雷54人，弗赖堡50人以及其他城市不到50人。在注册入学的妇女中有3人学习神学，有31人学习法律，有334人学习医学，有709人学习哲学。 允许妇女进入大学学习就需要对高级女子学校实行彻底的改革。1899年3月31日的规定将高级女子学校的学制定为9年，在特殊情况下为10年。但是时势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在高级女子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固定地设置10年级。根据1901年的统计，在213个公共高级女子学校中九年制学校为90个，十年制学校为54个，然而到了1907年10月，九年制学校的数量从90个减少到69个，十年制学校的数量却从54个增加到132个。1907年10月，私立高级女子学校中除了110个九年制学校之外，十年制学校也已经达到138个。这时，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正式承认这种事实的发展，尽可能地挽救“德国妇女的特点”。自1908年8月18日的改革之后，高级女子中学成为十年制的学校。为了“完善德国妇女未来使命方面的教育”，预计将建立一种一年制或两年制的女子中学。为使上层社会的年轻女子能够为从事教师职业作准备还将计划建立研究机构。这种研究机构与高级女子学校归同一个领导机构领导。 因此，由于经济发展所迫，1902年3月教学管理部门还拒绝进行的实验6年以后仍然由文化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开来。让我们昕听官方的根据： “我们文化的高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状况、就业状况和教育状况的变化造成了恰恰是中上阶层的女子没有生活来源的状况，许多对社会整体来说十分宝贵的妇女力量仍然闲置着。女性人口相对于男性人口的过剩，上层社会独身男子的增加迫使较大百分率的有教养的女子放弃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天职。我们应该为她们从事与受教育程度相当的职业开辟道路，同时为了使她们大部分人掌握必要的谋生手段，她们不仅可以有首席教师生涯，而且还可以拥有可以考虑提供给妇女的、以大学学业为基础的其他终身职位。”人们简直会以为这些话出自我的书中！ 无论如何，妇女上大学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情。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国家，甚至尚不属于文明国家的国家都已经或多或少地有了女医生。已故的李鸿章就曾经聘请请一位中国女医生做自己的家庭医生，她在自己家乡福州的一个妇产医院中当医生。已故著名女数学家柯瓦列夫斯卡娅夫人从1889年至1891年去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数学教授。在美国，女教授为数众多，在意大利、瑞士、英国、法国也有个别女教授。法国有著名物理学家玛丽·居里，她与她的丈夫一起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和钋，现在，她在1906年丈夫去世之后，接替了他在大学中的位置。我们看到，妇女在公共或私人机构从事医生、牙医、法学家、法官、化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植物学家、高等教师等职业。她们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证明她们和男子一样能够出色地认真地完成委托给自己的工作。1899年夏在苏黎世州的公民投票中，多数选民甚至赞成允许妇女担当律师职务。有关决议以21717票对20046票获得通过。在美国，有34个州允许妇女当律师，此外，在法国、荷兰、瑞典、丹麦、芬兰、俄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允许妇女当律师。 促使许多男子，尤其是有学问的男子反对妇女上大学的原因是他们害怕这样一来会辱没了科学，如果连妇女都能从事科学研究，那么一般说来科学的声誉必然会受到损害。他们视科学研究为只有男性中的佼佼者才可以享有的待权。 遗憾的是我们的大学和整个教育都还处于不完备的状态。公立学校剥夺了孩子们的宝贵时间，向他们灌输一些既不合乎理性又不合乎科学知识的东西，孩子们被加上许多对他们的生活无用的累赘，这些累赘其实阻碍了他们的进步和发展。我们的中学也是如此。在大学预科，人们填鸭式地向学生们教授一大堆枯燥乏味、毫无用处的教材和必须熟记的东西，这些东西占用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和最宝贵的脑力。在大学通常继续采用这种教学方式。学生们除了学习有用的和有益的东西之外，还要学习许多传统的、过时的和无用的东西。一个学期接着一个学期，大部分教授都是按同一个讲义照本宣科，连插入的诙谐话都不曾有什么改变。高等教师的职业在许多人那里都成了一种平常的手艺，学生们并不需要什么洞察力便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此外，传统的大学生活概念也使年轻人并不认真地对待大学时代，想认真对待的一些人也因为许多教授的迂腐的和令人不堪忍受的教学方法而兴味索然了。学习热情的减退是我们大学和中学中处处可见的事实，这个现象甚至引起了权威界人士的忧虑。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追逐名利、阿谀奉迎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我们这个毫无特色的时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越来越盛地在高等学校中蔓延。门第关系和“优良品质”取代了学问和才能而非常吃香；爱国者，即毫无主见、小心谨慎地按照上面的意旨行事、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人比性格刚强的人和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更受人器重。在考试阶段即将到来的时候，这些善于钻营的人便在数月之内迅速地将勉强及格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死记硬背下来。一旦终于幸运地通过了考试，并且获得了一个官位或职位，这类学有所成的人大多数只是纯粹机械地、像手艺人一样地工作。然而，如果哪个“白丁”没有对他们毕恭毕敬，没有把他们当做高人一等的人来对待，他们便会大发雷霆。我们的检察官、法官、医学家、教授、官员、艺术家等高等职业中的大部分人都仅仅是愉快地过着优裕生活的手艺人。只有积极进取的人后来才发现他学了多少无用的东西，而往往是恰恰没有学到那些最有用的东西，于是他才开始学习。在他生命的最美好的时光中，人们用许多无用的或有害的东西困扰着他，在他生命的另一部分时间里，他必须摆脱这些无用的和有害的东西，并且使自己达到时代观念的高度，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许多人不能超越第一个学习阶段，另外一些人滞留在第二个阶段，只有少数人有能力达到第三阶段。 但是，礼仪要求保留中世纪的废物和无用的教材。而以前妇女由于性别的原因从一开始就不允许上预备学校或学校的预科，现在往往仍然如此，这种状况便成为大学把妇女拒之门外的方便借口。70年代在莱比锡，一位非常著名的医学教授曾经直言不讳地向一位女士表白：“虽然文科中学教育对于理解医学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为了不损害科学的声誉，它必须是入学的先决条件。” 在德国也逐渐出现了反对学医必须接受古典教育的意见。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及其对整个生活的意义决定了揭示自然科学秘密的必要性；文科中学教育侧重于古典语言，即希腊语和拉丁语，轻视和忽略自然科学。这就造成了未来的大学生们缺乏必需的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而这些基础知识对医学等某些学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就连教师界也对这种片面的教育提出反对。在国外，例如在瑞士，人们早就把重点放在自然科学的学习上，一个人即使没有受过所谓的古典基础教育，但是掌握了充分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数学知识，也被允许学医。 俄国、美国等国家也是如此。 在俄国，迫害犹太人，使他们不受法律保护是国家的准则。沙皇1897年的敕令中规定，在新设置的女子医学院中只允许招收5%的非基督教旁听生。而这5%的位置中只有3%可以提供给犹太女子，其余2%留给穆斯林的旁听生。这是俄国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倒退。俄国政府完全没有理由作出这种规定，因为一方面俄国这个大国还非常缺少医生，另一方面，俄国的女医生无论其宗教信仰和出身如何都表现得对自己的职业极其富于献身精神。因此，在俄国工作多年的教授埃里斯曼博士在奧尔滕第54次医生协会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在最初的这些年里，女医生行医获得了十分有益的经验。这些女医生从一开始就知道如何赢得民众的信任，在与她们的男同事所进行的高尚竞争中，她们甚至是获胜者；不久结果表明，女医生平均每年比男医生诊治更多的病人，尽管男医生也非常尽职尽力，大量有病的妇女仍然愿意向女医神求医。”[24] 另一方面，令人关注的男人们所十分惧怕的妇女在医生诊所的竞争并没有对他们造成明显的不利。一方面，女医生接诊的都是极少或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找男医生诊治的女病人，另一方面，事实也表明，很大一部分曾经在大学学习的妇女，后来一旦结了婚，或者根本就没开过诊所；或者在短时间内就关闭了诊所。资产阶级赋予已婚妇女的家庭义务是非常沉重的，尤其是有了孩子时更是如此，许多妇女都不可能身兼两职。尤其是作为一个女医生必须不分白天黑夜随时准备接诊，这对许多妇女来说都是办不到的事情。[25] 英国[26]、美国和法国率先使用女性作为工业视察员，情况表明，女工的数量逐年增加，只雇用女工或以雇用女工为主的企业也越来越多，因此，对女性工业视察员的需要量很大。德国各邦也效法这个榜样。巴登、巴伐利亚、黑森、萨克森王国、魏玛、符滕堡等都为工业视察员配备了女助理，她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通过自己的工作获得了极大的好评。普鲁士为工业监督配备了女官员，柏林有3名女官员，杜塞尔多夫、布雷斯劳和维斯巴登各有一名女官员。这个事实证明，普鲁士在这个方面也远远地落后于必需状态。在波茨坦（有32229名女工）、奥得河畔法兰克福（有31971名女工）和利格尼茨（有31798名女工）以及其他许多非常需要女性助手的地方却连一个女助手都没有。在此也可以看到女工更加信任她们的同性代表，女性视察官员能够了解到一些她们的男同事所了解不到的情况。这个制度还存在着缺陷，即这些助理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有她们的工作所要求的独立地位，薪金也不尽如人意。大多数邦的政府对这个新的制度只是采取试探性的和犹豫的态度。[27] 在德国，由于军方每年都有许多退伍军官和退役军士成为各邦和城镇中所有空缺职位的候补者，其他方面的劳动力几乎找不到工作，所以，对使用妇女担任公职的怀疑以及对随之而来的竞争的敌视尤为强烈。如果尽管如此仍然雇用了妇女，那么她们的薪水也是很低的，因此，这就使忌妒的男子们从一开始就觉得她们是低能的，是廉价劳动力。 女子的多才多艺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崭露头角。不仅陈列妇女艺术品和工业品的漂亮建筑是由女建筑师设计建造的，而且完全出自妇女之手的展品也因其美观和精巧的设计而令人赞叹不已。在发明创造领域，妇女也做出了显著的成就，将来还会更加大有作为。例如，美国的一家专业报纸发表了一个妇女发明创造一览表，上面列出了以下几项发明：改良纺织机；是普通织布机效率的三倍的轮转织布机（rotary loom）；链式升降机；蒸汽机螺旋桨推进船的曲柄；发生火灾时的救生器；羊毛计量器（是以往发明中最灵敏的仪器，对羊毛工业具有高不可估的价值）；用于灭火的便携式水箱；用石油代替木材和煤充当蒸汽机燃料的操作方法；改良火车头的火花档；铁道上过街道路的信号；车厢无火取暖装置；在铁路运行中减少摩擦的润滑毛毡（lubricatingfelt）；一种打字机；海军的信号；深海望远镜；高架铁道的减音系统；电动吸烟器；纸袋制造机械等等。特别是缝纫机械的许多改良都是由妇女完成的，例如，用来缝帆布和厚布的代用品、机器运转中的穿针引线装置、改良缝制皮革的机器等等。最后这项发明是一个在纽约经营马具店多年的妇女完成的。深海望远镜是由马瑟夫人发明的，她的女儿又进行了改良。这项发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使人们不必让巨大的船只进入干船坞便可检查船的龙骨。借助于这种望远镜，人们可以站在船上察看沉没船只的残骸，发现航行中的障碍物和水雷等等。 纸袋制造机械因其构造复杂设计巧妙在美国和欧洲引起轰动。在此之前，许多男子，其中有杰出的机械师都曾经试验生产过这种机器，但是都没有成功。一位名叫玛吉·奈特小姐的妇女发明了这种机器。在那以后，这位妇女又设计了一种可以取代30个人的劳动的纸袋制造机械；她亲自在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领导安装了这种机器。 [1] 《原始所有制》，第20章《居民集体》，1879年莱比锡版。 [2] 《社会机体的结构和生命》第1卷，1878年蒂宾根版。 [3] 哈弗洛克·埃利斯博士：《男人和女人》，经作者同意由汉斯·库雷拉出版的德文版，1894年莱比锡版，格奥尔格·H. 维干德出版社。 [4] 平均脑重的不同统计结果如下：
[5] “天才人物往往身材较小、头脑较大，这也是儿童的两个主要特征。他们的一般面部表情和性情也会令人想到儿童。”哈弗洛克·埃利斯：《男人和女人》，1894年版第392页， [6] J. 布莱克曼、阿莉斯，李和K. 皮尔逊：《英国人脑重生物统计学常数研究》，载于《生物统计学》，1905年版第4卷。 [7] 讲师奥托·格罗瑟博士：《<男人和女人>中描述的女子的身体结构》，由柏林的科斯曼博士和维也纳的S. 瓦里斯博士出版，1907年斯图加特版第40页。 [8] 5位不同作者统计的数字分别为838、864、878、883、897。普鲁士女子（根据库普菲尔的数字）为918，巴伐利亚女子（根据劳泽的数字）为893。 [9] 雷蒙德·皮尔：《脑重的变异或伴随关系》，载于《生态学》第4卷，1905年6月版第83页。 [10] W. .达克沃斯：《形态学与人类学》，1904年剑桥版第421—422页。 [11] 科尔布吕格：《各人种大脑沟痕研究》，载于《形态学与人类学杂志》1908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3册第598页。 [12] L. 斯蒂达：《一个语言专家的大脑》，载于《形态学和人类学杂志》1907年版第11卷第1册第135页。 [13] 达克沃斯，同上，第422页。 [14] 卡·皮尔逊：《男人和女人在死亡可能性上的差异》，1897年伦敦版第1卷第376页。 [15] 《新创作史》。 [16] 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哈弗洛克·埃利斯在那部被多次引用的书中提出了这方面的证据。据说许多野蛮和半野蛮部落的妇女体力和身高不仅与男子相同，有时甚至超过了男子。另一方面，埃利斯又同意其他人的观点，即我们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加大了两性头骨容积的差别。 [17] “科学的殿堂是民主的神庙。”布克尔：《英国文明史》第4版第2卷第3章，由阿·卢格翻译，1870年莱比锡和海德堡版。 [18] 齐格勒，同上书第11和12页，齐格勒否认微耳和的论述是这个意思。然而，他自已对微耳和的论述的说明却恰恰证明微耳和就是这个意思。微耳和说道：“您们想像一下，现在，进化论在社会主义者的头脑中已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笑声。）是的，先生们，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可笑，但是，这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我希望，进化论不会像类似的理论给邻国真正造成恐慌一样也给我们带来恐慌。无论如何，这个理论一旦被彻底地运用起来也有非常令人担忧的一面，社会主义与这个理论有联系，但愿您们没有忽视这一点。”现在我们已经做了微耳和所担心的事，我们从达尔文的理论中得出了达尔文及其大部分追随者没有作出的或镨误地作出的结论。微耳和警告人们注意这种学说令人担忧的一面，因为他预见到，社会主义将会而且必定会从中得出结论，这些结论就在这种学说之中。 [19] 杜布瓦—雷蒙在受到攻击之后，又在1883年2月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生日庆典上重复了这句话。 [20] 恩利科·费里教授写了一部著作，书名为《社会主义和现代科学，达尔文——斯宾塞——马克思》（由汉斯·库雷拉博士翻译和补充，1895年莱比锡版，格奥尔格H. 维干德出版社）他在书中专门针对海克尔指出，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海克尔直到不久前仍认为达尔文主义是贵族化的，这是根本错误的。我们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同意费里书中的观点，尤其是不同意他评价妇女的特点时的立场。他在这方面主要采取了隆布罗索和费雷罗的立场。埃利斯在《男人和女人》一书中指出，即使男子和妇女的特点不同，这些特点也具有同等价值，这证实了康德的男人和女人共同构成人类的说法。我们完全可以顺便提到费里的著作，只是翻译者也许不必在第10页提到齐格勒的注中谈什么“倍倍尔的轻率主张”。要证明这种“轻率”也许会使库雷拉先生感到为难，而这里相当轻率地插进这个关于费里的话的注释，我们完全同意费里的话。 [21] 海克尔教授在《未来》第8期（1895年柏林版）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呈交帝囯议会的变革草案的文章，他在文章的末尾写到：“我绝对不是倍倍尔先生的朋友，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我，并在那部关于妇女的书中直接对我进行了诽谤。”海克尔先生在此对我的指责是人们所能做出的最严厉的指责，他的指责意味着我违心地对他进行了攻击，海克尔教授似乎并不知道这一点。我不知道自己曾经做过这种事，因而不得不耐心地等待海克尔教授证明他的这个说法，只要他不加以证明，我就认为这种说法是轻率的，应予以否定。 [22] 根据布拉施枓的统计，性病在各种职业中的流行情况如下：排在首位的是私娼，为30%，其次是学生，为25%，商人为16%，工人为9%。 [23] 出于特殊原因，经过大臣批准，某些课可以不允许妇女听讲。 [24] 《俄国大城市的免费门诊医疗组织。（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载于《德囯公共卫生季刊》，不伦瑞克版。 [25] 关于妇女在有了家庭，同时又想或者不得不从事某个职业时所遇到的困难，在阿德勒·格尔哈德和海伦·西蒙所著的《母亲身份与精神劳动》一书中有着丰富的令人感兴趣的资料。女作家、女艺术家、女歌唱家、女演员等在书中畅所欲言，根据亲身体验发表自己的看法。她们的看法说明了社会必须彻底变革其社会关系，使现有的和力争得以发挥的女性的大量聪明才智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这也极大地关系到社会自身的利益。 [26] 根据1908年的最新报告，英国有16位女性工业视察员，M. A. 安德森小姐为总管，其余15人为助手。 [27] 从1907年巴伐利亚任命了第一个女官员以来，到1909年女官员的人数增加到26个。有14个邦尚未任用女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