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 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 二、帝国主义时代的战略和策略 1.纲领草案中心章节的彻底破产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中，有一章专门讨论革命战略的问题，必须承认，它的用意是十分正确的，并且符合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国际纲领的目的和精神。 革命战略的概念仅在战后年代才确立下来，“战略”一词的提出无疑受到军事术语的影响。但它决不是偶然确立下来的。战前，我们仅谈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这一概念十分符合当时流行的、没有超越日常要求和任务范围的工会和议会手段。当时是这样理解策略概念的，它是一个体系，涵盖着所有仅仅服务于某项眼前任务或阶级斗争的某个方面的措施。相反地，革命战略则包括一个综合的行动体系。这一行动体系，由于他们的相互联系、一致性和发展，必然会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 从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夺取政权的任务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面前的时候起，自然就已经制定了革命战略的基本原则。然而，正确地说，第一国际仅仅在理论上制定了这些原则，而且只能通过各国的经验对它们进行部分的检验。第二国际时代最终产生了这样的方法和观点：用伯恩施坦的臭名昭著的话来说，“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换句话说，战略任务已化为乌有，消失在日常”运动”及其以解决日常问题为目的的局部性的策略之中。第三国际重新确立了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地位，使策略方法完全从属于战略，由于前两个国际的宝贵经验——它们奠定了第三国际的基础——，由于这个时代所具有的革性质和十月革命的丰富历史经验，第三国际的战略立即具有了生气勃勃的战斗性和最广泛的历史意义。在新的国际建立以后的最初十年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许多伟大的阶级战役，也看到了无产阶级（自一九一八年开始的）一系列最重大的失败，这就说明，战略和策略的问题，在相当意义上讲，应该构成共产国际纲领的中心内容。而在事实上，副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的纲领草案中有关共产国际战略和策略的一章，是写得最差劲的几章中的一章，它几乎毫无意义。这一章里面讨论东方问题的一节，实际上只是概括了过去所犯的错误，并且为新错误准备了条件。 本章开头一节专门批评了无政府主义、革命工团主义、建设性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这完全是在模仿《共产党宣言》的文体。当时，《共产党宣言》通过对最重要的各种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特点的巧妙概述，开拓了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纪元。但是在共产国际成立已经十年的现在，对科尔内利森、阿图罗·拉布里奥拉和萧伯纳、或不见经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进行杂乱无章、软弱无力的批判，这就意味着不去满足政治上的需要，反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迂夫子。这种没有价值的货色能够轻而易举地从纲领搬到一般宣传文件上去。 就战略问题而论，就这一词的正确意义来讲，纲领草案局限于下述起码的常识范围： “将它的影响扩大到本阶级的大多数成员……。 “将它的影响扩大到一般劳动群众的广大阶层……。 “为夺取工会而进行的日常工作具有特别大的重要性……。 “争取最贫苦的农民中的最广大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这些本身无可争辩的陈词滥调，只是一条条地列举在这里。这就是说，它们被写在纲领草案中，而没有联系时代的历史特点作任何阐述。其实，按照它们目前这样抽象的、学究式的提法，可以毫无困难地写进第二国际的决议中去。纲领的中心问题只在简短的一段中十分枯燥地、粗略地进行了讨论；这一段甚至比论述什么“建设性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段还要短得多！这就意味着，通过革命推翻政权的战略、武装起义本身的条件和道路、夺取政权——所有这一切都是被抽象地和学究式地提出的，而丝毫没有注意到我们时代活生生的经验。 我们发现，这里提到了芬兰、奥地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意大利的九月事件、一九二三年的德国事件、英国总罢工等等，所有这些仅仅是用光秃秃的编年史的形式列举出来的。甚至这样一些事件也不是写在论述无产阶级战略的第六章中，而是写在讨论“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革命发展的第一阶段”的第二章中。换句话说，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仅仅是当作客观发生的事件或”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一种表现，而不是作为无产阶级战略经验而加以研究。指出下列事实足以说明问题：纲领拒绝革命的冒险主义（暴动）——拒绝是必要的——，但它完全没有回答像爱沙尼亚起义、一九二四年索非亚（指保加利亚首都——校者按）大教堂爆炸事件、上次的广州起义这一类事件究竟是革命冒险主义的英勇表现，抑或是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有计划行动的问题。讨论“暴动问题”而对这个十万火急的问题不予回答，这样的纲领草案只是玩弄外交辞令，而不成其为共产主义的战略文件。 显然，对于这个纲领草案来说，这种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问题的抽象的和超历史的提法并非偶然。这是因为，在讨论一般问题时，它采取了舞文弄墨的、学究式的和教训人的布哈林方式，而没有采用生动活泼的革命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纲领草案的作者们，由于容易理解的原因，一般不愿太深入讨论过去五年内的战略教训。 但是，一个讨论革命行动的纲领，如果它满足于罗列一系列的抽象命题，而对最近数年发生的众多历史性事件避而不谈，不是一个好纲领。当然，一个纲领不能详细叙述过去发生的事件，但它必须从这些事件出发，以这些事件作为基础，围绕并联系这些事件做文章。一个纲领必须通过它所采取的立场使人们可以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一切重大事实，以及和共产国际内部思想斗争有关的一切重要事实。如果就整个纲领而论这样说是正确的话，那么，纲领中特别谈到战略和策略问题的那一部分就更是这样了。这里，用列宁的话来说，除了已经夺得的以外，还必须记下有哪些损失；如果能了解和吸收这些失败，就能转化为收获。无产阶级先锋队需要的不是一张老生常谈的真理清单，而是一本行动手册。所以，我们将在这里最紧密地联系战后时期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过去五年——即革命领导层发生可悲错误的时期——的斗争经验来讨论“战略”这一章的问题。 2. 革命时代的战略固有的根本特点和党的作用在“战略和策略”一章中，对帝国主义时代作为和战前时代截然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战略”特点根本没有任何有条理的阐述。 的确，纲领草案第一章说，整个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特点是“用瓜分和武力夺取尚未被占领的殖民地的方式，使资本主义相对地持续演进和扩大到全世界的时期。” 这种概括的确是十分矛盾的，它显然使工业资本主义的全部时期理想化了。这个时期是一个充满巨大的震荡、战争和革命的时期，其程度远远超过在此之前的全部人类史上所发生的震荡、战争和革命。为了对纲领草案作者最近提出的荒谬观点（即所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根本还谈不上”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供至少部分理由，这种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近于牧歌式的描述显然是必要的。将工业资本主义全部时期的特点说成是“持续演进”是不真实的，但是，另一方面，将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或至少到一九○五年划为欧洲的一个特别时期是极其重要的。这是矛盾的有机累积时期，就欧洲内部的阶级关系而论，这些矛盾几乎从未超出合法斗争的范围，就国际关系而论，这些矛盾都使它们自己适应一个“冷和平”的局势，这是第二国际发生、发展和僵化的时期，它的进步的历史作用随着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而完全告终了。 在作为一种巨大的历史力量来考虑时，政治总是落后于经济的。因此，虽然金融资本和托辣斯垄断集团的统治在十九世纪末叶已经开始；反映这个事实的国际政治的新时代，在世界政治中首先却是以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和第三国际的建立作为开始的。 由于政治局势经常急剧变化，由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经常发生间歇性的阶级斗争，这一新时代的爆炸性特点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已经筋疲力尽，整个说来是不能再前进了。这并不是说，个别的工业部门和个别的国家不能发展、不再发展和甚至不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了。然而，这是在损害而且必然损害其它工业部门和其它国家的情况下发展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支出，以空前未有的增长比例吞噬着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因此，由于战前飞速的和几乎不停顿的发展带来的惯性，新的力量对比、世界市场的重新瓜分和战争加深了的矛盾等原因，惯于对世界进行统治的欧洲，现在比其它各洲更受大战带来的矛盾所困扰。正是在欧洲，从战前“和平与发展”时代到革命时代的过渡是特别急骤的。 确实，理论上，甚至并不排除资本主义有可能在最强大的、居于统治和主要地位的国家内取得新的普遍进展。但要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必须首先扫除一个巨大的阶级障碍，和具有国家与国家之间性质的障碍，它必须绞杀无产阶级革命使其长期不再发生；它必须完全奴役中国，推翻苏维埃共和国，等等，我们距离这种境地仍然很远。理论上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政治上估计会发生的事情根本是两回事，自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决定于我们自己，即决定于共产国际的革命战略。归根结蒂，这个问题将取决于国际力量之间的斗争。虽然如此，在作为纲领草案着眼点的当代，总的讲，资本主义的发展仍面临着不可克服的障碍和矛盾，并疯狂地企图扫除这些障碍和矛盾，正是这一事实使我们的时代具有革命性质，使革命具有不断性。 时代的革命性质，并不在于如今工人阶级每时每刻都可以夺取政权（即革命），它的革命性在于这个时代存在着深刻的和急剧的波动，在于直接的革命形势——，换句话说，就是能使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那种局势，——经常会突然转化为法西斯或半法西斯反革命的胜利，再从后者转化为温和的临时政权（“左翼统一战线”，社会民主党进入联合政府，工党上台执政等等），各种对抗因素“从头再来”，重新达到顶点并尖锐地提出政权问题。 在战前的几十年内，欧洲局势是怎样的呢？经济方面——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伴随着时局的“正常”波动。政治方面——在逐步排挤自由派而又没有发生重大动荡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势力大大发展了。换言之，这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矛盾“有条不紊”地加剧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讲，它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前提。 战后时期的欧洲局势又是怎样的呢？经济方面——不定期的、痉挛性的生产萎缩和扩大。虽然若干工业部门在技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生产大体上环绕着战前水平而波动。政治方面——政治局势时左时右地急剧摆动。显然，政治局势在很短时间内不断骤变，说明危机并不单单是任何基本经济因素的变化造成的，而更是来自上层建筑的冲决激荡所造成的。整个制度极端不稳，不可调和的矛盾腐蚀着整个制度的基础。。 革命战略——和策略迥然不同——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其原因正在于此。党和党的领导的新意义也由此产生。 纲领草案对党下的定义完全限于形式方面（先锋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验的体现等），这一定义出现在战前左派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也许听起来并不坏，但在今天是完全不够的。 在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时期，甚至最好的党的领导，除了加速工人政党的形成以外就不能有其它作为。相反地，领导的错误却能推迟这一过程。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成熟得很缓慢，党的工作仍然属于准备工作的性质。 反之，在今天，政治形势每一新的向左急转弯都迫使革命政党作出决定，倘使对千钧一发的形势不加利用，它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作用具有特别重要性。列宁说，有时两三天内能够决定国际革命的命运。在第二国际时期，这句话几乎是不可理解的。相反，在我们的时代，列宁的这番话不断得到证实——除了十月革命之外，总是从反面得到证实。只有从这些总的情况来分析，才能了解共产国际和它的领导在当前历史时期的整个结构中所占的特殊地位。 人们必须清楚地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稳定”主要产生于以下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欧洲和东方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总动摇；另一方面是各国共产党的软弱无力、缺乏准备和迟疑不决以及它们领导上的严重错误。 并不是凌空而来的所谓稳定阻止了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期间或近年来的革命形势的发展。相反，是一个个未加利用的革命形势转变为自己的反面，因此，保证了资产阶级有机会为稳定进行斗争并取得相对的成功。这种为争取”稳定”（说得更正确些是为争取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和发展）而进行的斗争所包含的日益尖锐的矛盾，在每一新的阶段，为新的国际和阶级动荡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就是说，为新的革命形势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新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 在一个缓慢的、有机发展的时期，主观因素起着全然从属的作用。这时就会出现各种渐进主义的说法，如“事缓则圆”，“不能以卵击石”等等，这些说法集中表现了有机发展时代惧怕“跳越阶段”的策略思想。但是，一旦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解决全部历史进程的锁匙落到了主观因素即党的手中。被上个时代的主流精神长期滋养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兴盛起来的机会主义，总是倾向于低估主观因素的作用，即党和革命领导的重要性。这一切在关于德国十月事件、英俄委员会和中国革命的教训的讨论中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在所有这些和其它比较次要的事件中，机会主义的倾向都表现为一种仅仅强调“群众”、因而完全蔑视革命的“上层”领导问题的方针。这种态度总的说是错误的，而在帝国主义时代必然产生致命后果。 俄国和全世界阶级力量的具体对比，以及这些阶级力量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取得的具体发展造就了十月革命。这个总命题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起码常识。然而，提出下面这类问题是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矛盾的：假若列宁没有及时回到俄国，我们会在十月革命中夺得政权吗？有很多情况表明，我们很可能办不到。甚至在列宁的领导之下，党的首脑们的抗拒是很强烈的，这些首脑中的绝大部分“碰巧”就是今天决定政策的那批人。如果没有列宁，这种抗拒无疑会更加强烈得多。党或许就不能及时地采取必要步骤，而我们所能利用的时间微乎其微。在这种时期，短短几天有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劳动群众会以极大的英雄主义自下而上地推动，但如果没有一个有把握的领导，有意识地领导他们奔向目标，胜利的可能会是很小的。而在同时，资产阶级可能将彼得堡拱手让给德国人，并且通过和德国人单独媾和或其它方式，在镇压无产阶级起义之后，很可能以波拿巴主义的形式重新巩固它的政权。事变的全部进程在若干年内可能朝着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一九一八年的德国革命，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革命，一九二○年意大利无产阶级的九月运动，一九二六年英国的总罢工，一九二七年的维也纳起义和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在所有地区，在整个过去十年中，同一政治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即令这种矛盾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在客观上已经成熟的革命形势下——不但社会基础成熟了，而且群众斗争情绪往往也成熟了——不是缺乏主观因素即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党，就是这个党缺乏一个有远见和大无畏的领导。 自然，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弱点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欧洲整个历史的产物。但假设在共产国际方面有一个能加速发展进程而不延迟这一进程的正确领导，在目前客观革命矛盾成熟的情况下，各国共产党是能够以快速步伐发展的。如果总的讲，矛盾是前进的最重要动力，那么对于客观革命形势的普遍成熟（虽有高涨和低潮）和无产阶级国际党的不成熟之间的矛盾的清楚理解，现在应该构成共产国际——至少它的欧洲支部——向前发展的动力。 对充满着急剧变化的当前时代没有广泛的、概括的和辩证的理解，就不可能对年轻的党进行真正的教育，不可能对阶级斗争实行正确的战略领导，不可能把策略正确地结合起来，尤其是在局势连续发生转变时不可能在每一个转折点进行敏捷、勇敢和果断的重新武装。然而正是在发生这种急剧转折的时候，两三天的时间有时就会决定未来若干年内国际革命的命运。 在关于战略和策略的一章里，纲领草案一般地谈到了党为无产阶级而斗争，谈到了总罢工和一般的武装起义。但它一点没有剖析现时代的特殊性质及其内在节奏，对这些问题缺乏理论认识和政治“感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领导。 这就说明为什么这一章从头到尾都是那样迂腐，缺乏内容和不值一顾。 3. 共产国际三大以及列宁和布哈林对革命过程的不间断性问题的看法战后欧洲的政治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第二时期从一九二一年三月到一九二三年十月；第三时期从一九二三年十月到英国总罢工，甚至现在。 战后群众革命运动强大得足以推翻资产阶级。但是没有任何成熟的政治领导能实现这个目标。传统的工人阶级组织被社会民主党所领导，而后者竭其全力拯救资产阶级政权。当时，在期望西欧无产阶级立即夺取政权时，我们估计一个革命政党会在内战的炮火中很快成熟起来，但这两个条件没有同时出现。当战后时期的革命浪潮开始退落的时候，共产党还没来得及在同社民党的斗争中成长和成熟起来，以便对起义进行领导。 一九二一年三月，德国共产党试图采用“一击而中”的方式一举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在这次起义中，德共中央委员会的指导思想是拯救苏维埃共和国（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当时还没有宣布）。但事实证明，仅有领导的决心和群众的不满，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还必须具备其它条件，首先是领导和群众的紧密联系和群众对领导的信任，这个条件在当时是不具备的。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战后革命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分界线。它把共产党在政治和组织方面的力量都还不足以夺取政权这一事实记录了下来。它提出“走向群众”的口号，就是说，通过在日常生活斗争的基础上先扩大对群众的影响，而后夺取政权。因为在革命时代群众仍然在继续过着日常的生活，即令方式有所不同。 这个问题的提法在受布哈林理论影响的大会上遇到疯狂的抵抗。当时，他持有他自己的不断革命论，而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因为资本主义已经筋疲力尽，所以，必须通过不断的革命进攻以取得胜利。”布哈林的立场总是归结为这样的机械推论。 自然，我从来没有同意过布哈林的“不断”革命论，他认为，间断、停滞时期、退却、过渡性的要求等在革命过程中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相反，自从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起，我就反对这种歪曲不断革命论的做法。 当我同列宁一样谈到苏维埃俄国同帝国主义世界的对立性时，我想到的是，大的战略曲线，而不是策略性的曲折。布哈林则相反，在他彻底堕落之前，他总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概念作学究式的曲解。在他的”左派共产主义”[38]的日子里，布哈林认为，革命既不允许退却，也不允许同敌人暂时妥协。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谈问题发生之后很久，（我对和谈的立场与布哈林毫无共同之处，布哈林同当时共产国际的整个极左翼，主张采取一九二一年三月德国武装起义的路线。他们认为，除非欧洲的无产阶级被“发动”起来，除非不断爆发新的革命，苏维埃政权就有必然毁灭的危险。苏维埃政权的确一直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但这不意味着盲动主义就是对的。因此，在三大上我同列宁一道同盲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进行的歪曲）进行了坚决斗争。在第三次大会时期，我们几十次地向急躁的左翼分子宣布：“不要太急于拯救我们。那样做，你们将只能毁掉你们自己，最后也将使我们遭到毁灭。要有步骤地争取群众，以便能够进一步夺取政权。我们需要你们的胜利，但不需要你们在不利的条件下贸然投入战斗，我们将设法在新经济政策的帮助下，使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存在下去，并设法继续前进。如果你们能积聚自己的力量和利用有利的形势，你们仍然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帮助我们。” 虽然三大是在禁止派别活动的第十次俄共党代会以后召开的，列宁在当时仍主动地成立了新派系的领导核心，对当时强大的极端左翼分子进行斗争。在我们的私下谈话中，列宁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如果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接受布哈林的观点，则应如何进行斗争的问题。我们这“一派”当时没有再发展下去，只是因为我们的反对者在大会期间有相当的“收敛”。 布哈林当时的极左程度比其它任何人都更厉害。在这次大会上和其后，他带头反对我的关于欧洲经济形势必然上升的观点。我当时认为，尽管无产阶级遭受了一系列失败，在不可避免的经济复苏之后，革命并不会遭到打击，相反地，革命斗争会得到新的推动力。布哈林对此表示反对，他坚持经济危机和整个革命不断发展的学究式的观点，对我在这方面的观点进行了长期斗争，直到事实终于迫使他——象往常一样拖得很晚——承认他错了。 在第三次和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上，布哈林从他对革命过程不间断性的机械理解出发，反对统一战线政策和过渡性要求。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不间断性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究式歪曲（这决非布哈林一个人的诡辩）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贯穿了整整一系列的其它大大小小问题。但对这些问题一一叙述是多余的。布哈林今天的立场仍是同极左的”不断革命”源于一脉的烦琐哲学，只不过这一次极左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例如，直到一九二三年，布哈林还认为如果欧洲不发生不断的经济危机和内战，苏维埃共和国就会灭亡，而今天他却找到了一个没有任何国际革命而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妙方，共产国际现在的领导人总是把他们昨天的冒险主义和他们今天的机会主义立场联系起来，或把他们今天的机会主义立场同他们昨天的冒险主义联系起来。确实，布哈林乱七八糟的不断革命论并没有因为上述事实而有任何改进。 第三次代表大会是个屹立的灯塔，它的教导直到今天仍然是重要和有成果的。，四大仅仅将这些教导具体化了而已。三大的口号并不简简单单是“走向群众！”而是“通过首先争取群众而夺取政权”。列宁领导的一派（列宁将它形象地说成是“右”翼）不得不在这届大会的全部期间对大会泼了不少冷水。在大会接近结束时，列宁召集了一次秘密会议，他在会上预见性地警告说：”记着，这仅是一个先退后几步以便顺利地迅速起跑的问题。争取群众的斗争就是夺取政权的斗争。” 一九二三年的事件表明，这一列宁主义立场不但没有为“被领导的广大干部群众”所理解，而且也没有为许多领导人所理解。 4. 一九二三年的德国事件和十月的教训一九二三年的德国事件，在共产国际的发展过程中，是新时期开始和列宁主义时期终结的转折点。一九二三年初法国军队占领鲁尔标志着欧洲重新陷入混乱的战争状态。虽然“战争热病”的复发无疑比第一次轻微些，但一开始就可以预见到强烈的革命后果，因为这疾病侵袭的是已经完全衰弱不堪的德国。共产国际的领导没有适时地考虑到这种情况。德国共产党仍然遵循着它对第三次大会口号所作的片面解释。这种片面解释使它坚决背离了一触即发的武装起义的道路。上面我们已经提到，在我们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革命领导的最大困难在于能否及时地了解政治脉搏的跳动，以便掌握急剧的事变并及时转变方向。革命领导的这些品质，并不能单单靠对共产国际的最新通告表示效忠而取得。如果具备必要的理论条件，这些品质能够依靠亲身经验和真正的自我批评而取得。从一九二一年三月所采取的冒险策略迅速转变到在报刊上和集会上，在工会和国会中进行有系统的革命活动不是一件易事。在安全渡过这种转变的危机以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片面的、性质完全相反的偏向。群众的日常斗争吸引着党的一切注意力，导致后者不去关注由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产生的战略任务。 一九二三年夏，德国的国内形势，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对法军占领进行）消极抵抗策略的失败，具有了一种全面危机的性质。很明显，倘若共产党不能及时理解资产阶级的处境是“无望的”，如果党不能得出一切必要的革命结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才能够从”无望的”处境中挣脱出来。然而，恰恰是共产党，使资产阶级得以摆脱灭顶之灾。 1923年的德国革命为什么没有胜利？原因应该完全从主观策略方面寻找，而不是从当时的客观条件中寻找。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丧失革命时机的典型例子。1923年的德国无产阶级已经在几年里遭受过一系列重大失败，必须使他们深信这次政权问题会得到决定性的解决，深信共产党已经准备妥当，真的要进行斗争并能取得胜利，只有这样党才能够领导他们进行决定性的斗争。可是共产党对实行这一转变采取了非常迟疑不决的态度，并且拖延了很长时间。尽管党内右翼和左翼相互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但是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九、十月间，他们都对革命发展的进程持着相当程度的宿命论的看法。 只有迂腐的人才会在事过境迁之后去冥思苦想：要是执行正确的政策，当时夺取政权能有多少”把握”。革命者不会这样做。我们在这里只引述一下《真理报》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著名论证。这一论证的提出完全出于偶然，也是独特的，因为它同这家机关报的其它一切言论是相互矛盾的： “既然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当马克比较稳定，资产阶级的地位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巩固，在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投靠民族主义派之后，在德共党内发生深刻危机、无产阶级遭到严重失败之后，既然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还能得到三百七十万张选票，那么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当经济发生空前危机、中产阶级已完全瓦解，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因资产阶级本身发生剧烈和尖锐的矛盾，而出现可怕的混乱，工业地区无产阶级群众具有空前战斗意志的时候，人民的大多数显然都在共产党一边；共产党显然能够也应该进行战斗，而且有一切机会取得胜利。”[39]
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一个德国代表（姓名不洋）曾经这样讲过： 关于德国党的上层领导和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三年、特别是在下半年发生了什么问题，已在事后讨论中说得很多了，但所提的许多事情并不符合事实真相。特别是库西宁给这些问题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库西宁从一九二六年起就专心证明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的领导具有灾难性；然而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期间，正是同一个库西宁曾经专门证明季诺锥也夫的领导是唯一的救星。他本人在一九一八年用尽了他的平庸才智使芬兰无产阶级革命趋于覆灭，大概是这一事实赋予库西宁以必要的权威来作出上述负责的判断。 在德国革命失败之后，有人曾几度想把我说成是支持德共中央路线的。在苏联，这种企图采取了隐蔽的方式，因为苏联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太多了。在德国，这种企图是公开的，因为在那里没有人丝毫了解内情，我很偶然地发现，我保存了一段关于当时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内部在德国革命问题上所进行的思想意识斗争的片断的文字记载。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会议的文件里，政治局直接指责我对投降以前的德国中央委员会采取了敌对的和不信任的态度。文件写道： “……托洛茨基同志在离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一九二三年九月全会）之前，发表了使全体中央委员十分不安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德国共产赏的领导不值一文。他说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充满着宿命论、浑浑噩噩的气氛等。托洛茨基同志于是宣称，德国革命注定要失败。这次讲话使所有出席的人感到抑郁。但大多数同志认为，这种恶毒的攻击是由一个与德国革命毫无关系的插曲（？！）而引起的，而该插曲发生于中央全会召开期间。总之这次讲话不符合客观事实。”[41]
不管中央委员们对我所提出的警告（这并非第一次）企图作何种解释，这个警告仅仅是由于我关心德国革命的命运才提出的。不幸，事变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我的论点，部分原因是由于苏共中央多数派（根据他们自己所承认的）没有及时理解我的警告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当然，我并没有提出立即对德共中央委员会全面换马的建议（在决定性事变发生的前夕，这样做完全是冒险主义）。但我从一九二三年夏天起的确提出必须采取更及时和坚决的立场，帮助德共中央准备武装起义并进行必要的动员。某些人后来之所以企图把我说成德共中央的支持者，其主要原因是在德国党投降以后，我反对将德共中央当作替罪羊，虽然（更正确地说是因为）我对德国失败的认识远远超过多数派的判断。德共中央的错误，仅仅是共产国际领导总的错误的反映。在这个事例中，和在其它事例中一样，我反对这样一种不能容忍的制度：用定期撤换一国党的领导、使其遭受野蛮的迫害、甚至开除出党的办法，来维持国际中央领导永远正确的神话。在德共中央投降的影响下，我写了《十月的教训》，我在其中阐述了这样的思想：在当代条件下，几天之内会丧失一个革命局势，而它在若干年内不会再来。也许很难使人相信：这个意见被扣上了“布朗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帽子。无数反对《十月的教训》的文章表明，十月革命的经验是如何被忘得一乾二净，十月革命的教训深入人的意识的程度还非常肤浅。这是一种典型的孟什维克式的逃避责任的做法，把领导上犯错误的责任推到群众身上，或者尽量贬低政治领导的重要性，藉此减轻领导的罪过。这是由于完全不能辩证地理解一般的“上层建筑”，作为阶级的上层建筑的党，和表现为中央领导机构的党的上层建筑。有这样的时代，在这些时代里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能把历史向前推进一步；也有着其它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才能较小然而掌握舵盘的人能长期阻止国际革命的发展。 最近有人说我已经放弃了《十月的教训》的观点，那是完全荒诞无稽的。的确，我已经“承认”了一个次要的“错误”。当我在一九二四年夏写《十月的教训》时，我觉得，在一九二三年秋天，斯大林采取的立场似乎比季诺维也夫所采取的立场要左一点（即中左），我不完全了解起着多数派秘密核心作用的这个集团的内部生活，这一派别集团分裂以后发表的文件，特别是斯大林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写的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式的信件，使我相信，我对这些小集团是估计错了。但这与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并无任何关系。这种对个人的看法，即使错误，也不是主要的。确实，中派在绕了一些大弯子以后是十分可能发展成左派的，然而季诺维也夫的“政治演变”又一次表明，中派完全不能系统地执行一个革命的路线。 我在《十月的教训》内阐述的看法至今完全适用，而且从一九二四年以来，它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证实。 在无产阶级革命数不尽的困难中，有一个特殊的、具体的和显而易见的困难，它产生于在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时革命政党领导的处境和任务。甚至最革命的政党也会有落后的危险，或者有将昨天的斗争口号和手段同新的任务和新的紧急形势对立起来的危险。一般说来，没有比使无产阶级有必要举行武装起义的事变更陡然的事变了，这里存在着危险，即党的领导和整个党的政策有可能跟不上阶级的行动和紧急的形势。当政治生活相对不活跃的时期，这些不协调的情况可以得到补救，即使会遭受损失，但不至于招致大的灾祸。但在极为紧急的革命时期，所缺少的正是消除不协调的时间，如同前方受到攻击时去救援一样。就其性质来说，一个革命危机最紧急的时期是短暂的。一个革命领导（迟疑，动摇，在资产阶级疯狂进攻的情况下观望等待）跟不上客观任务，就有可能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之内导致灾难，使多年的准备工作付诸东流。 当然，领导和党之间，或党和阶级之间的差距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即在某些情况下，领导跑到了革命发展的前面，将怀孕的第五个月当作了第九个月。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德国提供了这一差距的最明显例子。在党内存在着“左派幼稚病”的极端表现，结局是无益的暴动（革命冒险主义）。这个危险对将来来说也是实际存在的。这就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教训现在仍然完全适用的原因。但是，德国一九二三年的经验的严峻现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相反的危险：形势成熟了，领导落了后。当领导开始适应形势的时候，形势却又变化了，群众在退却，力量对比急剧地发生了不利情况。 一九二三年德国的失败，当然有许多民族特点，但也有表示一般危险的非常典型的特点。这一危险可以叫做过渡到武装起义前夕的革命领导的危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成员，由于他们的特性，比较不易感受资产阶级舆论的压力。但党的领导中的某些人和党的中间阶层，在关键时刻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屈服资产阶级在物质上和思想上的恫吓。不承认这一危险就不能对付这一危险。的确，没有适用于一切情况的防止这一危险的万灵妙方。但要与这一种危险作斗争，首要步骤是了解它的来源和特性。在“十月之前”的一段时间，一个右翼集团在所有革命党内的不可避免的出现和发展，一方面反映了同“历史性飞跃”俱生的巨大客观困难和危险，另一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舆论的疯狂压力。右翼集团的要旨和含义就在这里。这正说明为什么就在迟疑和动摇是最富危险性的那个时候，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在共产党内产生。一九一七年，在我们党内仅有少数领导人犹豫动摇，由于列宁的巨大的精力，他们的动摇被克服了。在德国，领导层全都犹豫不决。这种优柔寡断传染到党内，通过党传染到阶级，革命形势就是这样丧失的。在中国，工人和贫农为夺取政权而战斗，中央领导反对这一斗争。当然，所有这一切，还不是领导上在最有决定性的历史时刻的最后危机。把这种不可避免的危机减少到最低限度，是每一个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也是整个共产国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除非完全了解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当时我们党内的右翼反对派的政治内容，并与一九二三年德国党的经验形成对比，就不能把危机减少到最低限度。 《十月的教训》的要旨正在于此。 5.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战略错误从一九二三年年底开始，我们看到了整整一系列的共产国际文件，和它的领导人的讲话，谈论一九二三年秋天所犯的“速度方面的错误”。这些文件和讲话总是提到马克思：你瞧，马克思也在时间方面有过错误的估计。同时，对共产国际究竟是过低还是过高估计了夺取政权的关键时刻的到来的问题，他们却故意保持缄默。按照近年来领导上传统采用的复式簿记的做法，账上留着一个空白，可以把过低的估计，也可以把过高的估计填上去。 但是，根据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整个政策是不难作出结论的。一九二四年整整一年和一九二五年的大半年，共产国际的领导认为，德国危机的高潮还没有到来。所以，把马克思搬出来是完全不适宜的。因为，由于马克思的远见，他虽然偶而感到革命的到来比实际情况显得早些，但他从来没有当革命就在他面前的时候，看不见革命的身影，或者当革命形势己经转身他去之后，仍然顽固地认为革命的背影是革命的正面。 在俄共第十三次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在散布关于 “速度的错误”的老一套含糊不清的说法之后宣称： “共产国际执委会必须对你们说，万一发生相同的事件，在相同的形势下我们会做出相同的反应。”[42]
这样说显然是在进行威胁。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日，季诺维也夫在“赤色国际援助”（International Red Aid）会议上说，整个欧洲的形势是这样，”现在连一个表面的宁静和任何间歇，都是不可能的，不管这种表面的宁静和间歇是多么的短暂。……欧洲正在进入决定性事件的时期。……德国显然正滑向激烈的内战……”[43] 一九二四年二月初，在关于德国事件的教训的决议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说： “德国共产党绝对不能把起义和夺取政权从它的议程上取消掉。相反（！）我们必须面对这一问题的一切具体内容和紧急性……”[44]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给德国共产党： “一九二三年十月，对事件进程的速度估计的错误（什么样的错误？——托洛茨基）给党带来很大困难。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插曲。根本的估计仍然同以前一样。”[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从这一切得出下列结论： “德国共产党必须像以前那样继续竭其全力进行武装工人阶级的工作……”[46]
一九二三年的巨大历史悲剧——不经过斗争就葬送了伟大的革命阵地——在六个月后被评价为一个插曲。“仅仅是一个插曲！”直到今天，欧洲仍然由于这一“插曲”的最严重后果遭受苦难。共产国际在四年之内没有召开大会的事实，如同共产国际各支部内的左翼一个一个被粉碎一样，同样是一九二三年这个”插曲”的结果。在德国无产阶级失败八个月后，当这一灾难的一切后果都变得非常明显的时候，共产国际举行了第五大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不必去预测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而应讨论当前的问题。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根本任务是：（一）明确地和无情地承认这次失败，揭露它的“主观”原因，不让任何人躲在客观条件的借口下；（二）确认一个新阶段已经开始，在这一阶段内，群众会暂时离去，社会民主主义会有所发展，共产党的影响将会降低；（三）使共产国际对所有这一切有所准备，使其不致手足无措，并用防御性斗争和巩固组织等必要的办法将它武装起来，以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 但大会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 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以下述方式阐述德国事件的意义：“我们预期德国要发生革命，但它没有来。”[47] 但事实上，革命有权利回答：“我是来了，但阁下到达会晤地点的时候太迟了。” 大会的领导人——和德共中央一起——认为，他们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而实际上，“我们”把它估计得太不足，也太晚了。季诺维也夫对自己的所谓“过于乐观”泰然自若。他认为主要毛病不出在这里。 “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还不是最坏的事情。萨克森的事例表明，比这坏得多的是在我们党的队伍内还存在着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残余。”[48]
季诺维也夫没有从德国事件中看到什么灾难。而且并不是他一个人如此。整个五大和他本人，对世界革命的这次最重大的失败干脆不予理会。德国事件主要是从在萨克森议会中的共产党人的政策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代表大会在它的决议中赞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经“……谴责了德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行为，尤其谴责它在萨克森政府时期歪曲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49]这有些像谴责一个杀人犯，“尤其”谴责他在闯进被害人的家里时，没有脱去帽子。 季诺维也夫坚持说，“萨克森的经验造成了一个新形势。它带来了开始清算共产国际革命策略的威胁”。[50]
既然“萨克森的经验”已经受到谴责，德共中央已被更换，这个问题就算了结，只有继续讨论议程上的下一个问题了。 季诺维也夫说，“总的政治前景基本上同过去一样。形势孕育着革命，新的阶级斗争已重新展开，巨大的斗争正在向前挺进……”等。[51]大会也跟着随声附和。
斤斤计较鸡毛蒜皮而对大问题却无动于衷的”左倾主义”，是多么浅薄和不现实啊！对于那些非常了解形势和强调十月起义失败的意义的人，对于指出随后不可避免会有长期的革命低潮和资本主义暂时巩固 （”稳定”），（和随之发生的一切政治后果）的那些人，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领导竭力想把他们说成是机会主义者和取消革命的人。这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同他们一样低估一年以前的失败的路特·费舍尔认为，俄国的左翼反对派“看不见世界革命的前景，对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临近缺乏信心，是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对欧洲革命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等。”[52] 不需要解释就可知道，正是对这次失败负有最直接责任的那些人，在反对“取消派”（即拒绝把失败说成是胜利的那些人）的时候叫得最凶。因此，柯拉罗夫对胆敢把保加利亚党的失败看成是决定性失败的拉狄克咆哮如雷： “不管在六月或者在九月，党的失败都不是决定性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屹立不动，并在准备新的战斗。”（柯拉罗夫同志在第五次大会上的讲话）
不但没有对失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倒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狂吹取得了全线的胜利。然而，布尔什维克战略是同沾沾自喜、没有灵魂的柯拉罗夫主义毫不兼容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许多工作是正确和必要的。向企图抬头的右倾展开斗争是绝对急迫的。但是，对形势的极端错误的估计使这一斗争离开了正轨，陷入混乱，遭到歪曲，结果，一切一切都被搅乱了，那些能够更好地、更清楚地看到昨天、今天或明天事变的人们都被列入右派阵营，倘若当时的左翼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列宁就会以同样的理由同列维和蔡特金等一起被列入右翼。第五次代表大会制定的错误的政治方向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嗣后就变成了新的巨大灾祸的根源。 大会对政治形势的估计也完全移用到经济领域中来。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巩固的迹象已经历历在目，大会主流派对此却不是否认就是忽视。总是将经济事实说得娓娓动听以配合当时政治主导趋向的瓦尔加，这次又提出一个报告，报告说“……资本主义复苏的前景是不存在的。”[53] 但在一年后，在“复苏”已被迟迟地重新定名为“稳定”以后，瓦尔加才颇为吃力地发现了这一事实。那个时候，反对派已被迫忍受“不承认稳定”的新指控，因为反对派在一年半以前胆敢确定这一稳定已经开始，而在一九二五年，它己觉察出了破坏稳定的趋势。（《英国向何处去？》） 第五次代表大会看到的政治进程和思想意识集团是通过错误方向的哈哈镜反映出来的形象，它将俄国反对派列为“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就是这样产生的。历史以其独有的方式纠正了这个错误，它迫使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首席检察官季诺维也夫在两年以后公开承认：一九二三年反对派的核心在争论中的所有根本问题上都是正确的。 由于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战略错误，对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内部进程就必然缺乏认识，大会上所谈的只是它的腐朽、分崩离析和瓦解，关于上次的德国国会选举——共产党在这次选举中得到三百七十万票——季诺维也夫曾经这样讲过： “如果说，我们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国会中的席位是六十二与一百之比，那么对任何人来说这都表明：我们是多么接近赢得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54]
季诺维也夫对这一进程的规律一无所知。德国共产党的影响在那一年和以后几年内不是增长而是下降了。三百七十万票所代表的仅是这个党在一九二三年底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多数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的可观残余而已。这个数目在随后的选举中一定要减少。同时，在一九二三年象一条破烂的草席一样变得支离破碎的社会民主党，到一九二三年底革命失败以后，开始有系统地复苏，重新活跃起来并且得到发展。这种发展主要是靠排挤工人中的共产主义影响取得的。因为我们预见到了这一点——怎么能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的预见就被归因于我们的“悲观主义”。在一九二四年初，我们在讲话和文章中说，以后在一定时期内社会民主党必然会有所恢复。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最后一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赢得了九百万以上的选票。现在还有必要去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吗？现在还有必要去证明当时已经在为社会民主党唱安魂歌的 “乐观主义者”是大错而特错的吗？共产国际第五大代表大会尤其是大错而特错的。 早已年老力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二春自然是不能持久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但它究竟还要多久才会死去是无从断言的。这同样取决于我们。要想加速它的死亡，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适时地认出政治形势的转折点，是失败就承认失败，并学会预见未来。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今天仍然拥有数百万人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直接来自工人阶级，这是由两个直接原因形成的。第一，一九二三年秋德共不战而降；第二，共产国际五大错误的战略方针。 一九二四年一月，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选民比例差不多是二比三。但四个月以后，这一比例甚至急骤下降到略超过一比三；换句话说，在这一整个时期，我们并没有一步步地接近赢得工人阶级的多数，而是愈来愈远了。而这种情况是发生在德共在过去几年内得到明显加强的时期——如果采取正确的政策，这个时期本来能够而且必然会成为取得工人阶级多数的出发点。 我们将在以后讨论第五次代表大会所持态度的政治后果。但是现在已经很清楚：如果没有能力通盘考虑我们整个时代发展的基本曲线和它的个别部分，就不能认真谈什么布尔什维克的战略——在每一个特定时刻，这些个别部分对党的领导就如同铁路转弯对火车司机一样重要。在坡度很大的转弯处开足马力，早晚要让火车出轨。 几个月之前，《真理报》不得不多少比较清楚地承认我们早在一九二三年底所作估计的正确性。《真理报》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写道： “一九二三年失败以后开始的、使德国资本得以巩固它的阵地的一定程度的（！）冷漠和沮丧时期正在开始成为过去。”
一九二三年秋开始的“一定程度的”沮丧直到一九二八年才开始成为过去。延迟四年以后才发表这些话，是对第五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错误方针的无情谴资，也是对领导制度的无情谴责。这个领导不暴露和阐明所犯的错误，而是掩饰错误，因而扩大了思想混乱的规摸。对一九二三年的事变或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基本错误不作评价的纲领草案，完全是在逃避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真正问题。 6. “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纪元”和法西斯主义一九二三年秋，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不战而降，从而使资产阶级以最小的的代价消除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不过，投降固然削弱了共产党的阵地，但也削弱了法西斯主义的阵地。因为，即使是一场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内战，也要破坏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在当时，即一九二三年年底，我们已经在为反对夸大德国法西斯的力量和危险而斗争。我们坚持说，法西斯主义会退到幕后，而整个欧洲的政治舞台将在一定时期内被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集团——法国的左派集团和英国的工党——所占据，这种种现象又会刺激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使后者重新发展起来。我们的官方领导不但不去了解这一必然的进程，并尽快在一条新战线上开展斗争，反而继续将法西斯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等量齐观，并预言它们“会在一场迫在眉睫的内战中同归于尽”。 美国同欧洲的内在关系问题是同法西斯与社会民主主义问题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只有在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失败后，美国资本才有可能开始实现它的（暂时的）“和平”征服欧洲的计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问题本来应受到充分的考虑。相反，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的领导对这个问题完全置之不理，官方领导完全从欧洲内部形势出发，甚至没有注意到，欧洲革命的长期拖延已直接将国际关系的轴心移转到美国进攻欧洲方面来了，这一攻势表现为：欧洲经济的“巩固”、欧洲社会生活的正常化和非军事化，以及民主原则的“恢复”。破了产的小资产阶级和一般的工人都认为，既然共产党没有取胜，就得回过头来指望社会民主党。后者固然不会带给我们无产阶级的胜利（任何人也没有对它存有这种奢望），但是通过美国的援助使工业“恢复”，从而让我们填饱肚子，还是可能的呀。了解以下情况是必要的：用钞票开路的美式“和平主义”攻势——在德国革命失败以后——会变成、而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欧洲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正是在这一因素影响下，不但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抬了头，法国激进改良派和英国工党也有很大发展。 为了对付这个新形成的敌方阵线，本来应该指出资产阶级欧洲只有充当美国的金融附庸才能存在和保护自己，美国的“和平主义”攻势力图将欧洲放在接受恩典舍施的依附地位上。以这一前景作为新斗争的出发点去反对跟着美帝国主义跑的社会民主党，对我们是有利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不这样看。它继续以“肃托高于一切”为宗旨，这回它把“倡导无战争、无革命、依靠美国供养的正常化的帝国主义”的愚蠢理论按在了我们的头上！ 就在这次二月会议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团（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四个月）宣布，武装起义“具体地和急迫地”摆在德国党的日程上。它还对法国正在进行的“左转弯”议会选举作了如下估计： “这种选举前的狂热还仅仅影响到最不足轻重、最弱小的政党和名存实亡的政治团体。正是在选举的影响下，社会党被唤醒并重新活跃起来……”[55]
当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左倾浪潮很明显地在法国高涨的时候，当这一浪潮席卷了广大工人并同时削弱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法西斯团体时；总而言之，当”左翼统一战线”不断胜利之时，共产国际的领导却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来看问题。它断然拒绝承认存在着和平主义改良时期的可能性，并在一九二四年五月选举的前夕，把法国社会党（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左翼旗手）说成是已经 “名存实亡的政治团体”。当时，我们在一封给参加五大的俄共代表团的特别信件内，抗议对类似的改良主义大党作出的这种不负责任的估计。但一切都是白费力气！共产国际领导层顽固地认为，他们对这些事实闭眼不理就是自身左倾革命立场的表现。如同近年来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一来就产生了关于什么是“和平主义民主改良派”的、充斥歪曲和卑鄙手法的论战，让共产国际各支部在思想上混乱不堪。反对派的发言人被指责怀有“和平主义的偏见”，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及时地预见到，德国无产阶级不战而降（在法西斯势力稍有增强后），必将使小资产阶级政党挤到前边来，并增强社会民主主义。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英国工党和法国左翼联盟取得胜利之前三四个月举行的“赤色国际援助”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以一种明显地向我挑起论战的口吻宣称： “实际上整个欧洲的形势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连一个外部和平主义的时期或任何的间歇时期都不能期望，不管这些时期是多么短暂……欧洲正在进入发生决定性事件的阶段……德国明显地在向全面内战的方向发展……”[56]
季诺维也夫显然已经完全忘记了，在一九二二年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一个委员会上，我成功地对大会决议提出过一项修正案（尽管经过了很大修改），虽然遭到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顽强反对，这一修正案提到“和平主义——民主主义”时期的即将来临，指出这一时期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治衰落道路上可能经历的一个阶段，是走向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统治的第一步。在英国和法国“左翼”政府己经出现后所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回忆起——非常及时——我的这个修正案，并高声宣布： “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法西斯主义、戒严法以及反对无产阶级的白色恐怖浪潮的高涨。但这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资产阶级的公开反动将在主要国家内被'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纪元'所取代。”
季诺维也夫满意地接着说： “这些话是一九二二年说的。因此，共产国际在一年半以前明确地预料到了这一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纪元。”[57]
事实就是这样。由于作了这一预测，我长期以来被人说成是个有和平主义倾向的人（是我的倾向而不是历史发展方向的倾向）。在麦克唐纳和赫里欧内阁蜜月期间，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这一预测却被信手拈来加以运用了。不幸，过去进行预测一般总会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再说一句，在解释（作为资产阶级衰落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的）“民主主义——和平主纪元”的前景时，季诺维也夫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太拘泥于文字了。季诺维也夫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民主主义——和平主纪元是资本主义衰落的迹象。” 他在结论中又说，“我再说一遍，民主主义——和平主纪元正是（资本主义）衰落和难以医治的危机的迹象。”[58] 如果鲁尔危机不曾发生，如果事变的发展更顺利一些，不出现这一历史“跳跃”，这样讲是对的。如果德国无产阶级在一九二三年取得了胜利，这种说法会是两倍和三倍的正确。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唐纳和赫里欧政权仅仅意味着英国和法国的“克伦斯基时期”。可是鲁尔危机的确爆发了，并且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政权问题。德国无产阶级没有赢得胜利，反而遭到决定性失败，结果是，德国资产阶级被极大地鼓舞和巩固了。在若干年内，全欧洲的革命信心破灭了。这样一来，麦克唐纳政府和赫里欧政府决非意味着克伦斯基时期或一般的资产阶级衰落；相反，它们仅仅会变成和能够变成更有前途、更加巩固和更加自信的资产阶级政府的短命先驱。第五次代表大会不了解这一点，因为它对于德国失败的规模缺乏估计，并将这一失败仅仅看成是萨克森议会斗争的局部问题，所以它仍然对下列事实一无所知：欧洲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全线退却，我们的任务不是武装起义，而是采取新方针、打后卫战和加强党的组织阵地，特别是在工会中。 和“纪元”这个问题有关的是，在法西斯主义问题上也发生了采取同样歪曲的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进行的“论战”。反对派认为，只有在革命危机直接威胁着它的政权基础、和在资产阶级的正常国家机器被证明为力量不足时，资产阶级才肯运用法西斯这一后备队。在这种意义上，法西斯主义的猖獗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起义者的宣战。相反，在内战前的一个时期，为了欺骗无产阶级，使他们丧失警觉和瓦解无产阶级的士气，或在同无产阶级的较量中取得了重大和持久的胜利之后的一个时期，即当资产阶级被迫用议会方式去控制广大人民──其中也有对革命感到失望的工人——的时候，为了建立正常的政权，资产阶级会借助左翼改良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共产国际的领导不这样看，它另有“高见”。它提出了将社会民主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的、缺乏意义的、过分简单化的论点。确实，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准则，社会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都是认同的，都准备在危急时刻主动站出来拯救资产阶级。但是，共产国际领导层完全抹煞了社会民主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差别，同时还抹煞了内战时期同日常阶级斗争时期的差别。总之一切问题都弄得颠三倒四、纠缠不清、乱作一团，唯一的目的是要维持一个“随时准备革命”的所谓方针。就好象在一九二三年秋的德国和欧洲，什么大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一个插曲——仅此而已！ 为了说明这一“论战”的进程和水平，有必要引述斯大林的《论国际形势》这篇文章： 斯大林以论战的方式反对我说，“有些人认为资产阶级奉行 '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出于自愿，出自所谓自己的选择。”[59] 在这个详细论述起来的确令人难堪的、基本的历史－哲学论点后面提出了两个主要结论： “第一，认为法西斯主义只是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是不对的。法西斯主义不只是一种军事技术范畴〔？！〕。”[60]
为什么资产阶级社会的战斗组织一定要被认为是一个”技术的”而不是一个“政治的”“范畴” ？无法理解。那么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斯大林的间接答案是，”社会民主党在客观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61]人们也许会说，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政治生活的左翼。这个定义是十分正确的，倘若作这种解释不是企图把它过分简单化，从而忘记了社会民主党仍然在领导着好几百万工人，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它不但需要考虑资产阶级主子的意志，而且不得不考虑被它蒙蔽的无产阶级选民的利益。但将社会民主党的性质说成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是绝对没有意义的。如果是这样，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又该是什么呢？为了在政治中保持最起码的方向，一个人就一定不能把所有东西都堆成一团，相反，应将资产阶级阵营的两个极端（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区别开来。它们在危险时刻联合起来，但仍然是两个极端。在一九二八年五月的选举后，难道还有必要再强调说明这一点吗？这次选举既表明法西斯主义的衰落，同时也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而且，顺便说一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也曾向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建立工人联合阵线的建议。 文章继续写道，“其次，认为决定性战斗已发生过了，无产阶级在这些战斗中已披击溃，资产阶级政权因此巩固了，这是不对的。这至少［？］是因为还不曾有群众性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党。”[62]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不能巩固它自己，是因为战斗还没有发生过，“至少”是因为还不曾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妨碍资产阶级巩固它自己的原因是……不存在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存在（与其说是党的不存在，不如说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政治领导的不存在）帮助资产阶级巩固了它自己。如果一支军队在紧急情势下不战而降，那么这一投降就完全取代了“决定性”战斗，战争中如此，政治上也是这样。早在一八五○年，恩格斯就教导说，一个错过革命形势的党会在一个长时期内销声匿迹。也许，生活在“帝国主义时期以前”的恩格斯今天已经过时了？斯大林写道：”没有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党，要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进行争取专政的决定性战斗是不可能的。”[63]所以，人们被迫作出假定，在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没有被发现以前，在恩格斯的时代，这种战斗是十分可能的。 这一思想脉络很适当地归结为一个政治预测： “最后，……认为实行‘和平主义’一定会使资产阶级政权巩固而使革命无限期地延迟，这也是不对的。”[64]
然而，这一延迟的确发生了——当然，这不是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而是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一年后，当瞎子也会看到，资产阶级的地位己经变得较为巩固，革命无限期地延迟时，斯大林指责我们拒绝承认这一稳定。当这一“稳定”重新开始垮台，在英国和中国，一个新的革命浪潮临近的时期，这一指责变得特别坚决了。就是这么个完全一塌糊涂的“思想”起着领导路线的作用！应该提一提，纲领草案（第二章）中的关于法西斯主义和它同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的定义，比上述斯大林的概念（基本上就是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概念）要合理和正确得多，虽然这个定义故意写得含糊其词（以便与过去衔接），但在纸面上前进一小步并没有解决问题。在取得过去十年的经验以后，共产国际的纲领不能不对革命形势、它产生和消失的原因加以阐述，不能不指出在估计这一形势时可能犯哪些著名错误，不能不说明“火车司机”在急转弯时应怎样操作，不能不将真理谆谆告诫各党：两三天内的斗争决定世界革命成败的形势是存在的。7. 极左政策中的右倾因素一九二三年狂风疾雨的革命高潮时期过后，一个长时期的低潮时期开始了，用战略术语来说，这意味着有组织的退却，打后卫战，加强我们在群众组织中的地位，整顿自己的队伍，擦拭和磨利我们的理论和政治武器，这一立场被扣上了取消主义的帽子，近年来，取消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词汇中的其它概念遭到了极其恶劣的滥用；不再进行任何教育和训练，仅仅播种混乱和错误。取消主义背弃革命，企图以改良主义的道路和方法代替革命的道路和方法。列宁主义的政策与取取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它同下述情况也毫不相干：当革命已经背弃我们而去，不顾客观情势的变化在口头上谈论保持武装起义的方针，而不是在群众中间重新采取长期、顽强、有组织的和艰苦的工作的道路，以便使党对新的革命有所准备。 上楼的姿势与下楼的姿势应有所不同，最危险的情势是：在黑暗中，一个人抬起脚来要上楼去，而他面前的楼梯却是通向楼下去的。跌跤、受伤和摔脱关节就不可免了。一九二四年，共产国际的领导用尽一切办法压制对德国十月起义经验的批评和一切一般的批评，它顽固地重复说：工人们径直奔向革命——楼梯是向上的，毫不奇怪，在革命低潮时期运用第五次代表大会发出的指示，结果导致了政治上摔跤和摔脱了关节！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第五和第六号德国反对派公报说： “在一九二四年春法兰克福党代会上，党内左派虽然取得了领导权，却犯了个最大的错误：他们没有向党毫不留情地讲明一九二三年失败的严重性；他们没有作出必要的结论；他们没有头脑清醒地、毫不掩饰地向党解释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趋势；没有为即将到来的时期及其斗争制定相应的纲领和口号。做到这些并且高度强调这个纲领中的论点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正确的和绝对必要的。”（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这些话在当时向我们表明，在第五次大会期间，参加过反对所谓我们的“取消主义”的一部分德国左派已经严肃地理解了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的教训。后来，这就使我们在原则的基础上接近了。一九二四年是局势发生急剧变化的关键年头。然而只是在一年半以后，这种变化（“稳定”）才被承认。所以，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内发生了左倾的错误和起义的尝试是不足为怪的。保加利亚党的恐怖主义冒险，如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爱沙尼亚武装起义的悲惨历史一样，是谬误的方针引起的绝望情绪突然爆发造成的，在通过暴动以强制的办法加速历史进程的这些尝试之后，没有去进行严格的调查，结果在一九二七年底广州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政治上，哪怕最小的错误也不能不受处罚，更不要说重大的政治错误，最大的错误是掩盖错误，企图机械地压制批评和压制对错误进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评价。 我们不是在为过去五年的共产国际写历史。我们仅仅就这一时期的主要阶段的两种战略路线在这里作事实陈述，同时就纲领草案缺乏生命力的情况加以说明。纲领草案甚至都没有提到这些问题。所以，对夹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共产国际各党所遭到的无法摆脱的矛盾，我们在这里不能进行一一叙述，不管这一叙述是如何概略。当然，不是一切地方的矛盾都是用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所发生的致命冒险的方式解决的。但是，共产国际各个支部总是感到它们受到束缚，不能满足群众的愿望，盲目行事，跌了跤。在纯粹属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在工会工作中、在议会讲坛上——在一切地方，共产党人不得不拖着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错误立场这副沉重脚镣。每个党或多或少地成了这一错误出发点的牺性品。每个党都在追逐幻影、忽视了真正的过程、把革命口号变成吵闹喧嚷的词句、损毁了它在群众心目中的名声、并丧失了相当的群众基础。加之，和现在的情况一样，当时的共产国际报刊被剥夺了搜集、组织和刊登有关近几年各国党工作的事实和数字的一切可能性。在失利、错误和失败之后，这个不成器的领导宁愿退却，在一片漆黑中和对手周旋。 鉴于自己的路线与现实政治形势存在着无情的和日益加剧的矛盾，共产国际领导更加抓住自己虚构的“形势”不放。日益失去立足点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被迫在不存在任何革命力量和革命迹象的地方去试图发现革命力量和迹象。为了不致摔倒，它不得不抓住一根烂麻绳。 随着无产阶级内部明显增长着的右倾情绪，共产国际开始进入一个把农民阶级理想化、完全不加批判地夸大它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的每一迹象，把一切生命短暂的农民组织加以美化并对所谓的“农民进步活动家”进行露骨奉承的时期。 为反对资产阶级和冒牌农民代言人在毫无产业的贫苦农民阶层中散布影响，无产阶级先锋队曾进行长期、顽强的斗争。如今这一斗争日益为虚假的希望所代替：即农民阶级会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起直接和独立的革命作用。 一九二四年，即在“稳定”时期的主要年头内，共产党的报刊登满了关于最近组织起来的“农民国际”力量的极其异想天开的材料。”农民国际”的代表汤姆鲍尔报告说，“农民国际”在成立六个月后已经拥有几百万的成员。 于是就演出了可耻的拉迪奇事件。拉迪奇是克罗地亚“农民”党的领导人，为了当上贝尔格莱德政府的部长，他在红色的莫斯科露了几面，因为这样做也许可以增加自己的“人气”。一九二四年七月九日，在向列宁格勒党的工作者报告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结果时，季诺维也夫谈到了他的新“胜利”： “目前，在农民阶级中间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变。你们也许已经听见过拉迪奇的克罗地亚农民党。拉迪奇现在在莫斯科。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领袖……克罗地亚的全体贫农和中农团结一致地支持拉迪奇。……现在，拉迪奇已经决定代表他的党参加'农民国际'。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农民国际'的成立是一件最重大的事件。某些同志不相信它会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组织……现在我们正在得到一个人数众多的辅助性的群众——农民……”[65]
如此等等，而且还不止这些。海洋彼岸的领导人拉弗勒特是“真正的人民领袖”拉迪奇的翻版。共产国际的代表佩珀为了使“辅助群众”——美国农民加快步伐开始行动，就将年轻嫩弱的美国共产党拖上了在拉弗勒特周围创立”农民──劳工党”的冒险道路，据说这样可以迅速推翻美国资本主义。 共产国际执委会官方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中充满了以农民为基础的美国革命行将来临的鼓舞人心的消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柯拉罗夫报告说： “美国的小农们已经创立了一个农民──劳工党。这个党愈来愈激进、向共产党靠拢、并充满了在美国建立工农政府的思想。”[66]
格林——拉弗勒特组织的领导人之一——自内布拉斯加[67]来到莫斯科出席农民代表大会。格林还”参加”了别的什么组织，在后来的圣保罗会议上，当共产党软弱无力地企图着手实现佩珀的伟大“农民工人党”计画时，就被一脚踢开了，格林也是这次“清共”的一个重要参加者。这位佩珀是卡洛利[68]伯爵的顾问，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一个极左派，热衷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后，他还是把匈牙利革命搞垮的那些“左派”当中的一个。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的《真理报》抱怨说： “美国无产阶级的总体觉悟水平甚至还没有达到像英国工党那样一个改良政党所需要的水平。”
大约在一个半月以前，季诺维也夫向列宁格勒党组织报告说： “几百万农民正在自愿地或不自愿地被农业危机一下子［！］推到工人阶级这边来。”[69]
柯拉罗夫马上接着说，“推向工农政府！”报维继续不断地宣传说，一个农民──劳工党很快就会在美国成立了，“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而是阶级的”以推翻资本主义为宗旨的农民──劳工党。“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而是阶级的”性质，其意义何在，这是大西洋两岸星相学者加在一起都不能加以解释的。从长远来看，那不过是”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思想的佩珀版罢了。我们将有机会在讨论中国革命的教训时再比较详细地谈一谈这个问题。只需指出这一“非无产阶级的而是阶级”的政党的反动思想完全产生于一九二四年的“左倾空谈”政策就够了。这一站不住脚的政策死抓住拉迪奇、拉弗勒特和农民国际掺了水的数字不放。 米留丁（这个庸才！）到处宣扬说：”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异常重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群众从资产阶级分裂出去；农民正在反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正在日益加强，向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70] 在一九二四年一年内，共产国际的报刊不厌其烦地谈论 “农民群众的普遍激进化”，当工人们明显地右倾、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增长、资产阶级巩固它的地位的时候，好象这种在许多情况下仅仅出于想象的农民激进化能够起什么独立作用似的！ 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初，在中国问题上发生了同样缺乏政治眼光的情况。在一切巨大和深刻的革命危机之后——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危机中遭受了决定性的旷日持久的失败——，动乱的余波要在城乡半无产阶级群众中持续很长时间，就好象石子投入水中，一圈圈的水纹向外荡漾一样。不论什么时候，如果一个领导认为这些水圈有什么独立意义，并将它们解释为革命即将到来的征候（而不顾工人阶级内部的真实发展进程），那就是这个领导正在走向冒险道路的必然迹象，如同一九二四年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或一九二七年广州的冒险一样。 在这一极端左倾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若干年内被迫参加了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将国民党的性质说成是一个“同情政党”[71]，而对它的阶级性不作任何严肃的阐明，越到后来，我们越会发现“民族革命资产阶级”被理想化的程度不断增加。在东方，盲目、急躁、错误的左倾方针为以后的机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制定这条机会主义路线的任务正落在马尔丁诺夫身上。鉴于在三次俄国革命中，孟什维克右派理论家马尔丁诺夫都立场坚定地跟在小资产阶级后边跑，他被找来充当中国无产阶级的可靠顾问也不是偶然的。 为了把虚构的形势变成现实，共产国际不但对拉迪奇、拉弗勒特、“有几百万农民支持”的汤姆鲍尔抓住不放，而且为英国无产阶级规划出了一个基本上错误的前景。英国共产党的虚弱让今日莫斯科的领导们不满，于是产生了尽可能快地找个“大块头”去代替它的想法。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对英国工会改良主义各种倾向的错误估计。季诺维也夫指望革命将从工会这个宽阔正门登堂入室，而不必通过英国共产党这个窄小的门径。通过共产党在工会内争取有组织群众的斗争，被一个为了革命的目的尽可能迅速地利用现成工会工具的希望所代替，这一错误立场产生了后来关于英俄委员会的政策。这个委员会给苏联和英国工人一个打击，其严重性仅次于中国革命的失败。 在早在一九二四年夏所写的《十月的教训》中，这种走捷径的思想被驳斥如下： “没有党、独立于党之外、越过党、用其它组织来代替党，无产阶级革命就决不能成功，这是过去十年中的主要教训，的确，英国的工会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强有力杠杆，例如，在某种条件下、在某一时期，它们甚至能够代替工人苏维埃，但是，倘使没有共产党它们就不能起这一作用；如果反对共产党，它们就肯定不能起这一作用，只有当共产党在工会中掌握决定性影响的时侯，它们才能起这样的作用。关于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和意义，我们是付出了极大代价才得出结论的，因此决不能使它受到削弱，更不能如此轻易地加以放弃。”[72]
我所写的《英国向何处去？》一书对这一问题作了更广泛的阐述。这本书从头至尾在证明这一思想：英国革命也不能避免走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门；英国共产党如果采取正确、勇敢和不妥协的、对抄小路不抱任何幻想的政策，就能飞跃地发展和成熟，以便在几年内胜任它所面临的任务。一九二四年的左倾幻想产生于先前的右倾政策，为了掩饰一九二三年的错误和失败的意义以自欺欺人，就不得不否认无产阶级内部增加的消极情绪，不得不乐观地夸大其它阶级内部的革命进程。这就是从无产阶级路线滑向中派路线即小资产阶级路线的开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继续加强的过程中，中派路线将从极左的躯壳中解脱出来，在苏联、中国、英国、德国以及其它各地暴露自己是一条赤裸裸的妥协路线。 8. 滑向中间偏右的时期各主要共产党近年的政策是根据五大的精神制订的，结果很快就暴露出大量缺陷。假“左倾主义”错误先是大大妨碍了共产党发展，然后又助长了新经验主义的左右摇摆，结果又是严重的右倾。一只被热牛奶烫过的猫看到冷水也不放心，在几个共产党里，莫斯科先是在五大前扶植起忠心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央委员会，现在又把它们一一撤换。左倾冒险主义让位于中右型的公开机会主义。想深入了解右倾政策在组织上的性质和速度，必须做个回顾。早在一九二四年九月，斯大林把马斯洛夫[73]、路特·费舍尔[74]、特伦、修占努·日罗[75]等“左倾”分子取得各国党的领导权这件事评价为布尔什维克化的表现、并说渴望革命和“需要领袖”的各国工人们早就要求这么做了。 斯大林写道：“最近半年来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就肃清社会民主主义残余来说，就党的干部布尔什维克化来说，就孤立机会主义分子来说，西方共产党的生活起了根本变化。”
但十个月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和“革命领袖”被宣布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叛徒，被逐出领导集团，丢了党籍。虽然这次撤换领导的性质是慌乱的——常常是通过粗暴的党机器的刻板命令进行的——，要在极左政策时期和随之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期之间划一条严格的思想分界线是不可能的。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打着同“托洛茨基主义”做斗争旗号的修正主义倾向已充分地显露出来了。在苏联的工业和农民问题上，在殖民地资产阶级性质、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党”、一国社会主义和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等问题上，修正主义倾向都大张旗鼓地表了态。他们的顶峰极其清楚地表现在一九二五年俄共四月会议的决议中。 总的说来，这次右倾是企图半盲目地、纯粹经验主义地和迟误地适应一九二三年的失败（所造成的革命发展的挫折）。如前所述，布哈林最初的提法是以完全从字面上机械地理解的革命“不断”发展作为基础的。布哈林不允许有“喘息时间”、间歇或任何种类的退却；他认为，在一切情况之下继续进攻是一种革命责任。 上面引述的斯大林的文章《论国际形势》[76]——这是一篇纲领性的文章，标志着斯大林在国际问题上的初次表态——证明了他在同“托洛茨基主义”做斗争的最初时期，也存在这类纯粹机械的“左”倾概念。按照这一概念，总是一成不变地存在着（而且仅仅存在着）某种“大好形势”：社会民主主义正在“瓦解”；工人们正在变为激进；共产党正在“发展”，革命正在到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试图观察形势和分辩事物的人都是“取消派”。 一九二三年欧洲形势发生变化后，又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一片大好”的信奉者才觉察出发生了一些新情况，从而在惊惶失措之中作了180度转弯。共产国际官方领导在决定自己的方针时，对我们的时代和它的内在趋向不进行任何全面了解，仅仅依靠摸索（斯大林），依靠补充通过摸索而获得的支离破碎的结论，并按照不同情况对学究式的概念加以修饰（布哈林）。结果，整个政治路线由一系列的左右摇摆构成，并且每次摇摆都要摆到精疲力竭才肯罢休。 假如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把这些年来布哈林创造的一切理论编纂起来，那倒是好事一桩。这些理论必须按年月编排得井井有条，以便为这些理论所包含的思想划出一个温度升降图。这会成为一个最有教育意义的战略图表，人们会看到那里充斥了多少盲目的经验主义和烦琐哲学。出于同样的道理，这几年苏共中央多数派对中国革命、俄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其它一切次要问题作出的决定，最好也编篡起来。 这种方针在三个最重要的问题上产生了最致命的影响：俄国国内政策；中国革命和英俄委员会。总的说来，在有关共产国际政策的其它一切问题上，它们所产生的直接后果较不明显，危害性较小。 关于俄国国内问题，《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纲领》已经对摇摆不定的官方政策作了充分而详尽的叙述。现在，这份纲领似乎得到了某种荒诞的“肯定”。目前，为逃避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所执行政策的后果，俄共领导正在准备新一轮政策转向，而转向的理论几乎在逐字照抄我们这个纲领的许多部分。而纲领的草拟者和支持者却被分别关入监狱，或被驱逐到国外。当前的领导人仅仅枝枝节节地引用纲领上的话而不是真正回到工人阶级的政治立场上来，这一事实使新的政策左转弯显得极不稳定和极不可靠；但这也再次证明我们的纲领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方针的概括表现。 在我们的纲领中，季诺维也夫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阐述是很不充分和很不完全的，有的部分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这个问题对于共产国际有决定意义，我们不能不在另一章中作更为详尽的探讨。（见第三节） 关于近几年共产国际战略经验中第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即英俄委员会问题，反对派已在一系列的文章、讲话和论文中详细谈过，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一个简单小结而已。 我们知道，英俄委员会的出发点是莫斯科急躁地要求甩开年轻和发展过于缓慢的共产党，以“提早办大事”。这就使整件事甚至在全英大罢工之前就带有错误性质。 英俄委员会本是一个必须解散的、带有偶然性的上层联盟，在最初的严重考验中就应该大张旗鼓地解散它（这样可以搞臭总委员会）[77]。但是斯大林、布哈林、托姆斯基和其它人，而且连季诺维也夫也认为英俄委员会是一个长期性的“伙伴”，是使英国工人阶级有系统地革命化的工具，而且如果不是革命的正门，至少也是导向英国无产阶级革命要跨进的大门的一条通道。愈到后来，英俄委员会就越从一个偶然的联盟变成一个驾乎真正阶级斗争之上的一个不可碰触的“原则”。这在全英总罢工期间暴露无疑。 当英国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过渡到了公开革命的阶段，一度左倾的那些自由派工党政客就急忙跑回了资产阶级反动阵营。他们公开地、有意识地叛卖了总罢工；之后，他们破坏和叛卖了矿工罢工。改良主义总含有叛卖的可能，但这并不等于说，改良主义和叛卖在所有的时候都是一个意思。不完全是这样。当改良主义者前进一步时，同他们达成暂时的协议是可能的。当他们由于害怕运动的发展而背叛群众时，还同他们站在一堆，那就等于是容忍和掩饰叛卖行为。 全英总罢工的任务是以五百万工人的联合力量对雇主和国家施加压力，因为煤矿工业的问题已经变成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了。由于领导上的叛卖，罢工在第一阶段就垮台了。总罢工失败后，如果我们还以为矿工们孤立地进行一次经济罢工能够得到连总罢工也没得到的东西，那就是彻底的空想。总委员会处心积虑地使矿工遭到失败，因为工人越是失败，工会上层的权力越是巩固，大部分工人也就越发会相信总委员会当初（对总罢工）的叛卖性指示是“正确的”和“合理的”。 我们的官方领导层一面同总委员会维持亲密的联盟关系，同时支持矿工举行旷日持久和孤立的经济罢工，而总委员会又反对这场罢工！这一切似乎是事先计画好了的行为，其目的是让工会领袖们以最低代价通过最严重的考验。 从革命观点来看，俄国工会在这方面扮演的角色确实是非常有害、可怜而又可笑的。诚然，对一次经济罢工，即使是一次孤立的经济罢工表示支持是绝对必要的，革命者对这一点不可能有不同意见。但这种支持不但应具有经济性质，更应具有革命的政治性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本应当公开向英国矿工工会和英国全体工人阶级宣布：只有当它以自己的顽强、不屈不挠和大规模动员来为新的总罢工铺平道路的时候，才能够认真指望矿工罢工得到成功。只有向作为政府和矿主的代理人的总委员会进行公开和直接的斗争，罢工才能胜利。所以，使经济罢工转变为政治罢工的斗争，就意味着一次猛烈的、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反对总委员会的战斗。走向这次战斗的第一步，是同已经变成工人阶级脚上的一条锁链的英俄委员会决裂。 没有一个发言审慎的革命者会坚持说，按照这一路线做去就保证会取得“百分百的胜利”。但只有顺着这条道路，胜利才有可能。这条道路是以后能够导致胜利的道路，所以即使在这条路上遭受失败，这种失败也具有教育意义，即能够加强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同时，对于拖延时日和没有希望的经济罢工（方法是经济罢工，目的是革命政治性的），仅仅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只能有利于总委员会，后者正若无其事地等待罢工因饥饿而失败，从而证明它自己的“正确”。当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公开以工贼身份自居，对总委员会来说是不易做到的。正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总委员会需要英俄委员会来替它打掩护，欺骗群众。因此，英国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总委员会和矿工之间的生命悠关的阶级斗争的问题，似乎变成了两个同盟者——英国总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之间就两条“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走哪条比较好这一主题进行友好讨论的问题。这两条道路是：要么屈服，与资方达成协议；要么继续毫无指望的、孤立的经济罢工。孤立罢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达成协议，也就是以有利于总委员会的方式悲惨地结束了友好“讨论”。 由于自身的错误路线，英俄委员会的全部政策自始至终只能有助于总委员会。虽然俄国工人阶级通过巨大自我牺牲对罢工进行了长期的财政支持，这个事实并没有使矿工或英国共产党得到好处。得到好处的是总委员会。作为宪章运动以后英国最大革命运动的产物，英国共产党几乎没有发展，而总委员会的地位却比大罢工以前更为稳固了。 这就是苏共中央多数派施展独一无二的“战略手段”的结果。 苏共中央多数派顽固地坚持同总委员会保持联盟，唯一理由是“资本主义出现稳定”。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不光彩的柏林联席会议上，这种“不惜一切代价保持联盟”的战略最终演变成了对英方的全面让步。倘若革命的发展遭受了挫折，就应该采取务实态度，与“各方力量”保持友好，免得被孤立。在某些俄国官僚或工会干部来说，这种论点似乎很精辟，实际上是盲目经验主义——被烦琐哲学所窜改过的──最好的例子。对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英国的经济和政治来说，“稳定”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吗？是经济形势的改善吗？前景较为乐观吗？决非如此。整个所谓英国资本主义的稳定，完全是依靠老朽工会组织的保守力量才得以维持的。这些老朽工人组织的所有派别、所有内部小集团全都腐烂了，与此同时英国共产党又太过弱小和优柔寡断。在英国经济和社会关系的领域内，革命已经完全成熟了，这是一个纯属政治性的问题。稳定的基本支柱是工党和工会头子们。英国工党和工会是一回事，但在为资本家服务时它们是有所分工的。 当劳动群众的英雄气概在大罢工中显示出来的时候，使资本主义保持稳定的“调压器”中最重要位置不再属于麦克唐纳和汤玛斯[78]，而属于皮尤[79]、柏塞尔、库克[80]之流。他们做工作，汤玛斯进行最后的加工。如果没有柏塞尔，汤玛斯就会悬在半空中，伙同汤玛斯的还有鲍尔温[81]。柏塞尔的那种虚伪的、玩弄外交手腕的冒牌“左倾主义”是妨碍英国革命前进的主要障碍。柏塞尔的“左倾主义”有时轮流、有时同时与教会人士和布尔什维克表示友好。它不但随时准备退却，而且准备叛卖。保持资本主义的稳定就是柏塞尔主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因为“资本主义有所稳定”，所以应该同工会上层结成政治联盟的说法，所表现的理论荒谬和机会主义盲目性达到了何等深度。然而，正是为了粉碎这一“稳定”必须首先摧毁柏塞尔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即令同总委员会只有一丝一毫的团结，罪恶也是极大的，并会在工人群众眼里名声扫地。 光靠战略本身——即令是最正确的路线——并不是永远能导致胜利的。战略计画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符合阶级力量实际发展的路线，是否实事求是地估计到这一发展的因素。最严重、最可耻、对运动产生最严重后果的失败，是由于进行了错误的阶级估计、低估了革命因素和把敌人的力量理想化所造成的典型孟什维克式的失败。我们在中国和英国的失败正是如此。 那么，俄国到底希望从英俄委员会得到些甚么？ 在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联席会议上，斯大林教训我们说： “这个联盟［英俄委员会］的任务是组织广泛的工人阶级运动反对一般的新帝国主义战争，具体说来，反对对我国的武装干涉，（特别是）欧洲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对我国的武装干涉。”
当他教训我们“应当关心保卫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共和国使它免受武装干涉”（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一点啰）之后，斯大林接着说： “英国的反动工会如果愿意和我国的革命工会结成联盟，反对本国反革命的帝国主义者，那末，为什么不欢迎这个联盟呢？”[82]
倘若“反动工会”能进行反对自己的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它们就不会是反动的了。斯大林不再能区别反动和革命概念了。他按照老习惯，把英国主流工会的性质说成是反动的，但事实上，他对它们的”革命精神”抱着可怜的幻想。继斯大林之后，我们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向莫斯科的工人们讲道： “英俄委员会能够、必定并且毫无疑问会在反对对苏联的任何可能干涉的斗争中发挥巨大作用，它将变成国际无产阶级力量的组织中心，与国际资产阶级挑起一场新战争的一切企图进行斗争。”（《莫斯科委员会提纲》）
反对派是怎样回答的呢？我们说： “国际局势变得愈紧张，英俄委员会就越要变成英国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工具。”
简单说，斯大林希望反动工会领袖能够充当工人国家的守护神，这个希望注定要破产。在同一次全会[83]上，斯大林做出还击，说我们的批评是“从列宁主义滑向托洛茨基主义”。伏罗希洛夫：“对。” 有人说：“伏罗希洛夫已经在上面签字划押了。” 托洛茨基：“所幸的是，所有这些都将加载记录。” 是的，所有这些都能在七月全会的记录里找得到。在这次全会上，盲目的、粗暴的机会主义者们竟敢指责反对派为“失败主义”。 我被迫从我早些时候所写的《我们想得到什么和得到了什么》一书中简单引述的这些对话，作为一个战略教训，要比纲领草案中关于战略的肤浅的整个一章有用得多。我们想得到什么和我们得到了什么的问题，一般说来，是战略的主要准则。必须在第六大代表大会上运用这一准则对近几年摆在议程上的一切问题进行分析，届时将确切地暴露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战略——特别是自一九二六年以来——是假象的总和，虚假的谋划，对敌人抱着幻想和对最可靠，最不动摇的共产主义战士大加迫害的战略。总而言之，都是一个腐朽透顶的右倾——中派主义的战略。 9. 革命战略的权谋性质乍一看，似乎不可理解的是，纲领草案中为什么只字不提布尔什维克战略的“手段”和“灵活性”问题。在这么一个巨大问题上，只提到一点，即同殖民地资产阶级达成妥协的问题。 然而，最近这个时期，向右摇摆的程度越来越大的机会主义，主要是在“手段战略”的旗帜下前进的。正是因为这一事实，无原则的妥协在实践上是有害的。然而，拒绝同意无原则的妥协被说成是缺乏“灵活性”。多数派宣称，它的基本原则是手段，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二五年对拉迪奇和拉弗勒特运用手段。后来，斯大林和布哈林又对蒋介石、柏塞尔和国内富农运用权谋，官僚机构不断对党运用手段，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现在正在对官僚机构运用手段。 为了适应官僚机构的需要，产生了一支由手段专家组成的大军，这支大军的成员的绝大多数，从来不是革命者，因此在革命已经取得政权之后，显得更加热心地服从革命：鲍罗廷在广州，拉费斯（Rafes）在北京，彼得罗夫斯基在英吉利海峡附近，佩珀在美国，他们都在耍手段。马尔丁诺夫只在莫斯科运用手段，但影响遍及世界各地。整窝整窝的年轻的手段专家被培养出来了。他们把自己脊骨的伸缩性说成是布尔什维克的灵活性。这一派的战略任务包括通过手段以获得只有靠革命阶级力量才能得到的东西，正如所有中世纪的炼金师不顾别人的失败仍希望炼出金来，今天的“手段战略家”，在他们各自的地位上也希望欺骗历史。当然，就事物的性质来看，他们不是战略家，仅仅是高矮不等的官僚主义权术家，但都没什么雄才大略。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观察了主子怎样处理小问题之后，就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战略的秘密，这正是模仿主义的本质。另有些人从第二手或第三手得到了玩弄权术的秘密，在发现运用这些秘密在细小问题上有时会获得奇迹之后，他们就得出结论：这些方法更适用于重大问题。为了解决重大问题，把官僚主义权术作为比革命斗争“更经济”的方法而运用的一切企图，总是毫无例外导致可耻的失败。这还不算，以党和国家机器武装起来的权术每次都折断了年轻的党和年轻革命的脊骨。蒋介石、汪精卫、柏塞尔和国内富农——到现在为止，在企图用“手段”同他们打交道的尝试中，取胜的总是后者。 自然，这并不是说，手段是根本不能用的，是与工人阶级的革命战略不兼容的。但是，必须弄清楚，手段对于革命的斗争基本方法说来，只能属于从属的、辅助的、权宜的性质。必须永远记住。手段、手腕等东西决不能在大事中决定任何问题。如果施用计策似乎能够在小事上解决一些问题，那总是以损害大事为代价的，一个正确的手段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仅仅是因为它提供了赢得时间和用较少力量取得较大效果的可能性。依靠手段来逃避根本性的困难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矛盾，正因如此，企图靠组织和个人施用计策把中国资产阶级控制住并迫使它屈从于计谋家的计画，这并不是什么手段，而是可鄙的自欺，即使手段的规模很庞大，也还是如此。阶级是不能靠施用计策来战胜的。从历史上看，这适用于一切阶级，而对于统治的、有产的、剥削的和有教养的阶级说来，尤其正确。这些阶级的经验非常丰富，他们的阶级本能非常灵敏，他们的侦察机构的种类非常繁多，以致想用装模做样的办法骗过他们必定造成这样的结果：实际上中圈套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 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矛盾。这个矛盾靠耍手段是逃避不了的。依靠对资本实行明确的、坦率承认的让步，依靠利用它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矛盾，可以延长喘息机会，可以赢得时间，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只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而不是在任何的和所有情况下。如果相信国际资产阶级能够被“中立化”，直到社会主义建成，也就是说，相信根本矛盾能藉助于权谋克服，那完全是自欺。这种自欺可以使苏维埃共和国灭亡。只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我们摆脱这个根本性的矛盾。 手段，或说权谋所能包含的内容是：对敌人让步，或同一个暂时的因而也永远是不可靠的同盟者达成协议，或者为了阻止敌人击中我们的要害而实行适时的退却，以及提出局部的要求和口号，使之有利于分裂敌人。这些办法就是各种权谋中最主要的。还可以提出一些，但都是次要的。但是每种权谋从它的性质来讲，对于斗争的根本战略路线说来，都只是个小插曲。必须时刻记住，过去几年我们同国民党和英俄委员会的合作，采用的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式的办法，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权谋。本来应该仅仅是一种策略性的临时办法，却被发展成了战略路线，而真正的战略性任务（反对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的斗争）被分割成一系列次要的临时性的小策略，而且这些小策略也只是属于装饰性质的。 在运用权谋时，对于向之作出让步的敌人，或与之达成协议的不可靠的同盟者，应该从最坏的而不是最好的设想出发。必须时刻记住，同盟者可能明天就变成敌人。这甚至适用于像农民阶级这样的战略同盟者。 “如果农民作为反动的或反无产阶级的农民而行动，就对他们采取不信任态度，摆脱他们而单独组织起来，并准备同他们作斗争。”[84]
这同列宁以极富天才的深刻性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首先制定的无产阶级伟大战略任务——使被剥削贫农阶层摆脱资产阶级影响，并领导他们跟着我们走的任务——并无丝毫矛盾。但是，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联盟决不是现成的东西，它不能用油滑的权谋，用甜言蜜语进行欺骗的可鄙企图和感人的雄辩制造出来。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政治上的力量对比问题，因此也就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对一切其它阶级保持完全独立的问题。对同盟者还需要进行教育，使它在思想上尽可能倾向我们。这种教育是可能的，只要我们一方面对它的一切进步的历史需要给予极大的注意；另一方面，从阶级对阶级的高度对同盟者保持警惕，不盲信它，对它的一切反无产阶级的倾向和习惯进行不倦的和无情的斗争。权谋的意义和界限必须自始至终予以清楚的考虑和划分。必须将让步叫做让步，把退却叫做退却。夸大自己的让步和退却比起低估它们，其危险是极小的。必须保持阶级的警惕性和我们自己党组织对阶级异己力量的政治不信任，而不应放松。 一般说来，在工人阶级的一切历史行为中，运用权谋的主要工具是党。但是，党并不是权谋大师手中的驯顺工具，而是一个自觉的自我行动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一般自我行动的最高表现。所以，在运用权谋的全部期间，所有权谋都必须被党清楚地理解。这里讨论的当然不是外交、军事或地下革命工作的秘密，即是说，不是无产阶级国家或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技术问题，而是权谋的政治内容。因此，所谓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苏维埃对富农的妥协方针是一次“伟大权谋”的解释是荒谬的和罪恶的。富农没有受骗。他不是凭言词而是凭行动、税收、物价和纯利作出判断的。然而党、工人阶级和贫农倒很可能受骗。没有别的东西，能比无原则的运用权谋和背着无产阶级政党玩弄权术的做法更适于瓦解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精神了。 适用于一切权谋的最重要、公认的和最不能改变的规律是：你决不能大胆将自己的党组织同属于另一个阶级的政党合并、混合或联结在一起，哪怕这个党今天是最“同情”你的。不要采取这样的步骤，如果这种步骤使你的党直接地或间接地、公开地或隐蔽地隶属于别的党或其它阶级的组织，或缩小你的宣传自由，或者使你对其他政党的政治路线负责，即令只负一部分责任。你不应将你的旗帜同别的旗帜混杂起来，更不用说跪在别的旗帜之前了。 如果权谋产生于急躁的机会主义努力——即企图用欺骗手段和外交手腕，利用权术和诡计将朝着相反方向跑的组织和人物表面上维系、联结和团结在一起，而超越自己党的发展的必要阶段（这里恰恰不能跳过任何阶段）——那就是最坏和最危险的事了。这种试验永远是危险的，而对于年轻和弱小的党则是致命的。 在运用权谋的过程中，如同战斗中一样，起决定作用的不单是战略上的智能（更不是权术家的狡黠），而是力量的对比。一般说来，如果同它的敌人、同盟者和半同盟者比较，一个革命政党越是年轻和弱小，那末权谋可能给它带来的危险也就越大，即使这种权谋是正确策划出来的也是一样。因此——我们在这里接触到对共产国际极其重要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根本不是一开始就将权谋当作万灵妙方，而是随着它在工人阶级中的根越扎越深，随着它在政治上日益强大和思想上日益成熟的情况，才开始使用并越来越多地使用权谋。 不幸之事正在于，剽窃和篡改布尔什维克战略的假先知向年轻的各国共产党夸耀说，权谋和灵活性是这一战略的精华，于是就使后进者们脱离了布尔什维克战略的历史轴心和原则基础，使他们转向无原则的权术，往往就像笼子里团团转的松鼠一样，忙碌不已，一无所获。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本特点不是灵活性（今天也不应该是）而是花岗石般的坚硬性，布尔什维克主义一直引为自豪的正是这一品质（它的敌人和反对者则对此极其憎恶）。不是愚昧而盲目的“乐观主义”，而是不妥协、警惕、革命的不信任和时刻准备为政治独立而进行斗争——这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特性。这不但是西方共产党而且必须是东方共产党的出发点。它们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和物质上为实现权谋准备条件，才能取得施展大的政治手段的权利。这种条件就是它们的组织力量和它的稳固性和坚定性。 现代孟什维克们同国民党和总委员会打交道时运用的权谋是极其罪恶的，因为这些权谋最后打断的不是别的，而是中共和英共的骨头。这些权谋不但使革命和工人阶级遭受失败，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粉碎了、削弱了和破坏了未来斗争的基本工具——年幼的共产党。同时，它们也使共产国际最老的党、苏联共产党的队伍士气低落，思想混乱。 纲领草案关于战略的一章仍然对于权谋——近年来人们喜欢玩的一种把戏——固执地保持缄默，好象它的嘴里塞了什么东西一样。宽大为怀的批评家会说，缄默已经够好了。但是，这种辩解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不幸的是，正如我们曾经多次举例说明，而在后面还要再次提到的那样，纲领本身也是一个在坏的意义上——即在玩弄权术的意义上——的权谋。纲领草案对它自己的党运用了权谋。它用“据列宁说”的公式掩盖它的某些弱点，其它地方它则以缄默来躲避。这就是它在今天用以论述权谋战略的方式。在讨论这一主题时，不触及中国和英国的新经验是不可能的，但一提起权谋，蒋介石和柏塞尔的形象就要出现。写草案的人不希望这样。他们宁愿在这个主题上保持缄默，为共产国际的领导进行辩解留出活动空间。这是绝不能允许的事情。束缚住权术家及其接班人的手脚很有必要。这正是新纲领应起的作用。否则，纲领就是多余的。 在关于战略一章中必须写进这样一些根本规则，这些规则决定和限定权谋只是向阶级敌人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辅助方法，因为决定生死大事的革命斗争不是权谋能全部概括的。以上所述无疑可以用更加简洁和更加确切的方式加以陈述。但必须把它们写进共产国际的纲领中。 10. 内战的战略关于武装起义的问题，纲领草案随口说道： “斗争应按照军事艺术的规则进行。它以军事计画、战斗行动的进攻性和无产阶级的无限牺胜和英雄主义为前提。”
纲领草案在这里仅仅是简短地重复了马克思隅然讲过的一些话。同时，我们一方面已经有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另一方面又有匈牙利和巴伐利亚革命失败的经验，以及一九二○年意大利斗争、一九二三年九月保加利亚起义；一九二三年德国的运动、一九二四年的爱沙尼亚、一九二六年英国总罢工、一九二七年维也纳无产阶级起义和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二次中国革命等经验。共产国际的纲领必须对武装起义的社会和政治前提条件，以及能保证胜利的军事和战略条件和方法的特点给予明确和具体得多的表述。下列事实最能揭露这个文件的肤浅和玩弄文字的性质：专门论述革命战略的一章大谈科内利森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特别举出了奥里季、霍布森、柯尔的姓名），但是既没有对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战略的特点作总的表述，也没有根据活生生的历史资料为夺取政权的斗争方法作明确阐述。一九二四年，当德国的悲惨经验发生以后，我们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要求共产国际将武装起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以及一般内战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予以解决。 “有必要坦率地说出，武装起义的时间问题往往具有石蕊试纸的性质，它可以用来试验很多西欧共产党人的革命觉悟，他们至今还没有从对于革命根本任务的消极和宿命态度中解放出来，这一态度最深刻地表现在卢森堡的身上。在心理上这完全可以理解，她的成长时期主要是在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官僚机构进行斗争中度过的。她不倦地证明，这一机构窒息了群众的创造性，她认为出路和解救办法在于来自下面的自发运动，以推翻社会民主主义上层机构的所有阻遏和障碍。淹没资产阶级社会所有堤岸的革命总罢工对卢森堡来讲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义词。但是，即令是一次以群众力量闻名的总罢工也仍然不能决定政权问题，而仅能提出政权问题。为了夺取政权有必要在总罢工的基础上组织武装起义。的确，卢森堡的全部发展过程是朝着这一方向的：她最后的话没有来得及讲完就离开了政治舞台。然而，直到最近期间，非常强烈的革命宿命论的倾向一直盛行在德国共产党内。革命在途中，革命临近了，随革命而来的是武装起义，它将给我们政权，而党……在此期间将进行革命鼓动，等待结果。在这些情况下，直截了当地提出起义的日期问题将把党从宿命主义的消极状态中唤醒过来，使它转向基本的革命任务，即转向为了自敌人手中夺取政权而有意识地组织武装起义。”[85]
在一九二四年，围绕着军事科学协会，有一大批人开始集体研究编写可说是“内战大纲”的文件，即一个关于如何进行公开的阶级搏斗以及为争取专政而进行武装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指南。但是，这一工作不久就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反对——这种反对是所谓的反托洛茨荚基主义斗争的一部分；这一工作以后就完全被取消了。再不能想象出比这更轻率和更罪恶的措施了。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上述意义的内战规律必须是全体革命干部——更不必说党的领袖——的铁定财产清单的一部分。这些”规章”应当时常加以研究，并以本国的新经验加以补充。只有这一研究才能确实保证在需要最大的勇气和果断时不致于采取惊惶失措的、投降的步骤，在需要慎重和耐心的时期，防止冒进。“我们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问题上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理论劳动，但完全忽视了已经取得内战宝贵经验的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例如，我们几乎根本没有对去年九月保加利亚起义经验进行研究，最后，最使人吃惊的是，我们已经完全将十月的经验归入档案了…… “十月革命－迄今为止仅有的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须辛勤地去研究。十月的战略战术日程表必须编出。必须一层一层地说明：事态是怎样发展的，它们在党、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和军事组织内得到了怎样的反映？党内的动摇不定是什么意思？这种动摇不定在事态的总的发展中占了什么比重？军事组织的作用是什么？这是一项难以估计其重要性的工作。继续拖延这项工作等于犯罪。”（同上） “那么正确地讲这项任务是什么？这项任务是就内战问题、特别是作为革命顶峰的武装起义问题，编辑一本带普遍性的参考书，或一本指南，或一本手册或一本规章汇编。必须从经验中作出一张胜败对照表，彻底分析当时的条件，检查错误，把最正确的行动挑选出来，并作出必要的结论。我们这样做究竟是丰富科学，即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呢，还是丰富作为从经验总结出来的全部行动规律的艺术呢？我相信，两者都将得到丰富。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一个严格地切实可行的目的，即丰富革命的军事艺术。”（同上） “这些规章在结构上必然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它们有必要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根本前提的特点有所表述。这里我们仍然处于革命政治的领域内；因为起义是政治的继续——仅仅是通过特别的方法。对武装起义前提的分析必须适应不同类型的国家。有的国家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也有的国家，无产阶级占微不足道的少数而农民处于绝对优势。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中间类型的国家。所以，至少有三种“典型”的国家必须作为分析的基础，工业国；农业国和介乎两者之间的国家。序论（论述革命的前提和条件）必须从内战的观点对每一种国家的典型特点加以论述。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考虑起义。一方面，把起义看作历史过程的一定阶段，看作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一定反映，另一方面，从主观或主动的观点考虑，如何能够更好地保证胜利怎样准备和进行起义。”（同上） 倘若这些条例包括在一些书册内，倘若所有共产党员都把严肃研究这些条例当作和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基本思想一样的义务，我们很可能会避免最近几年所遭到的失败。这些失败（特别是幼稚和轻率的广州起义的失败）决不是不可避免的。纲领草案用几行文字来对待这些问题，几乎像谈到印度的甘地主义那样简单。当然，一个纲领不能够专注于细节，但必须将问题全面地提出来，并提出它的基本方案，举出最重要的成就和错误。 撇开这一问题不论，我们认为，第六次代表大会必须通过特别决议，指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过去胜利和失败的经验作为基础，将内战规则写成手册。 11. 党内制度问题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问题，是与纲领和策略问题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纲领草案在提到“维护民主集中制的最严格的革命秩序”的需要时，才顺便触及这一主题。这个提法现在正在指导党内制度，而且它是一个相当新的提法。我们知道，党的制度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理论上（并且在实践上也被实行），民主集中制意味着党有充分机会讨论、批评、表示不满意、选举和罢免，正像它包含着在完全被授权的、由选举产生的、能被免职的指挥机关的领导下的铁的行动纪律一样。如果民主被理解为党对一切党内机构具有主权，那么，集中意味着保证党的战斗力的、正确建立的自觉纪律。然而，现在除了在整个过去时期已经受过考验的党内制度的这一方案外，又有了一个完全新的准则——“最严格的革命秩序。”好象对党说来，仅仅民主集中制已不再够用了，而现在需要某种民主集中制的革命秩序。这一方案干脆将新的、独立的“革命秩序”的概念置于民主集中制之上即党之上。 驾乎民主和集中思想之上的所谓“革命秩序”——而且是一个“最严格”的秩序——意义何在？它意味着完全独立于党之外的、或者希望得到这种独立性的党机器——一个独立的官僚机构，它独立于党员群众之外，以维持“秩序”；无论何时，如果“秩序”需要这样做，它就能暂时不理会或违反党的意志、蹂躏它的规章、拖延党代表大会、或将党代表大会变成形同虚设。 这一机器长期以来采取不正当途经，企图确认这一驾乎民主和集中之上的“革命秩序”的提法。在过去两年内，党的主要领导人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整整一系列党内民主的新定义。这些新定义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对上级机关的简单服从。党内生活的实践已经朝这一方向走得很远了。既然民主被绞杀而变得空洞起来，集中制就只能是官僚主义集中制。当然，新“秩序”必须披上民主形式和仪式的伪装，不断被上面发出的通报“批评纠正”，被命令在五十八条[86]的威胁下“自我检讨”。新秩序必须不断证明，对民主的违反不是来自“党中央”，而是来自所谓“执行者”。但“执行者”们总是安然无恙，因为他们本就是由大大小小的官儿们组成的。 因此，这个新的提法在理论上是完全荒谬的，它的产生仅仅是为了满足某种现实需要，此外，它还为创立新秩序的官僚机器披上了一层神圣外衣。 这个问题与党内派系制度问题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每当出现新的有争议的问题和新的意见分歧，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及其所有支部的官方报刊都立即将争论转移到派系问题上。但是，没有临时性的思想意识集团，党的思想生活是不可想象的。那些企图证明在思想生活里不需要派系的人，其实是在绞杀党的思想生活。 集团和意见分歧当然是一种“祸害”。但这一祸害是党的辩证发展不可分割的部分，正如（一定含量的）毒素对于人体的生存是必要的一样。 思想集团转变为有组织的，甚而是秘密的组织派系是一个更大的祸害。党的领导艺术在于阻止这一发展，单凭禁止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俄国共产党的经验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在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富农叛乱的影响下，列宁促使大会通过了一项禁止派别和集团的决议。集团被理解为不是在党的生活中必定产生的暂时趋向，而是那些冒充为思想集团的组织派别。广大党员清楚地了解当时生死攸关的危险，所以通过了一个严峻而硬性的决议来支持领袖，禁止派别活动和派别主义。在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党很清楚，列宁领导下的中央委员会会对这一决议作出具体解释；既不会有粗暴的解释，也不会有不正派的解释，更不会滥用权力（参见列宁《遗瞩》）[87]。党知道，不过一年以后（在党的三分之一的请求下，一个月以后就可以），党就可以举行一次新的党代表会来检查新制度带给我们的经验，以此决定是否需要对新制度作出某些修改。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决定是一项非常严厉的措施。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变到新经济政策的转折时期充满了危险，这就是执政党（它当时处境危急）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这一严峻措施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在当时，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前的空前危机已经在党内催生了一些集团，新经济政策得以（暂时）抑制他们的进一步发展，而禁止集团的决议对新经济政策带来的政治效果是个补充，但也仅此而已。 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关于派别和集团的决定，在当时也需要审慎加以解释和运用的。它决不是独立于国家、局势和时间之外的、驾乎党的发展的其它一切需要之上的一个绝对原则。 党领导层多数派在列宁病重后，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批评的特殊地位，它对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关于派别和集团的决定紧抓不放。与此同时，它越是窒息党内民主，越是不能消灭派系山头。因为党需要的不是简单地禁止派别，而是不让分歧发展到组织派系的地步。自从列宁病重后，派别对党的破坏和瓦解党内团结的情况空前严重。同时，所谓“百分之百的磐石般的团结”也在党内盛行一时——这种“团结”完全是欺骗，仅仅是在掩盖对党的生活绞杀。 甚至在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前，一个秘密的上层派别就在俄共党内建立起来了。嗣后，它具有了阴谋组织的性质，有它自己的地下中央委员会（“七人集团”），自己的秘密指示信、代理人、密码等，党官僚中的一些人事实上组成了一个封闭的“私党”。这个私党不受任何约束，自由支配着党和国家机器的巨大资源，将党员群众变成一种掩盖它的权术活动的幌子和辅助工具。 但是，这个在党机关内部出现的秘密派别愈是脱离党员群众的监督（近年来，由于“突击入党”运动把大量一般群众塞进党内，普通党员的平均素质已大为下降），党内四分五裂的过程就发展得更为深刻和尖锐，不但基层如此，机关内部也是这样。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后，上层机关就开始对党进行全面和无限制的统治，但这样一来，官僚机关的内部分歧就无法解决了，因为能作出裁判的只有党。如果党重新作出有效的决定，就意味着上层机关又隶属于党了。只有当某个官僚集团在事先确有把握占有多数时，它才倾向于诉诸“官僚民主”的方法（即让这个秘密派别的成员投票的方法），对争论的问题作出决定。其结果是，在统治全党的上层集团内部，产生了新的敌对派别，这些小派系对用民主手段解决内部纠纷没什么兴趣，而是争先恐后地忙于争夺和掌控国家机器带来的资源，以便压倒对立面。这就是党机关一步步篡夺权力的过程，这一篡夺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都形成了最可怕的危险。 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期间，七人集团领导的地下派别发动了第一次”反托洛茨基”运动后，内部出现了深刻的分裂。分裂的根本原因，是列宁格勒的先进工人对于党在国内国际政策问题上的偏离产生了阶级不满。在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先进工人已表达了类似的阶级不满，列宁格勒工人在一九二五年跟了上来。但是，这种深刻的阶级倾向在党内不能公开表示出来，它们表现在机关派别内部的无声斗争中。 一九二五年四月，中央委员会向全党发出一项通报，否认”党的列宁主义核心”（即七人集团）——在农民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并说这是“托洛茨基分子”（！！）散布的谣言。只是由于这个通报，多数党内干部才知道这些分歧意见的确是存在的。但知道了又怎么样？七人集团继续若无其事的宣称“反对派”在破坏所谓“列宁主义近卫军”坚如磐石的团结。当这种宣传还在大张旗鼓地进行时，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已经把统治集团中的两个派别之间无形的、混乱的分歧猛然摆在党的面前。这些分歧在阶级根源上是深刻的。在党代会召开以前的最后一分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即党的两个主要堡垒，在它们的地区会议上通过了两个性质完全相反的决议。不言而喻，两项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莫斯科党组织指责列宁格勒党机关在强奸民意，藉以解释这种“党内革命秩序”的奇迹，列宁格勒党组织以同样的指责回敬莫斯科党组织。其实，在这两件事例中，自始至终是上层党机关在作决定，那个“百分之百的磐石般的一致性”只是证明了在党的生活的一切根本问题上党是不存在的。 面对上层集团公开的内讧，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被迫坐下来解决在各个基本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决定新领导班子的组成。当然，这都是在党被晾在一边的情况下进行的。党代会把决定权转交给经过严格挑选的各级书记们这个特权集团，让后者处理所有纠纷。在用隐蔽的官僚派别的专断权力以取消党内民主的道路上，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是个新的里程碑。官僚派别的驾御艺术在于把一项已经通过的决定，一种不可挽救的局势，一个既成事实强加于党。 但是这种新的、更高级的”革命秩序”决不能消灭党内派别和集团。相反，它们在党员群众中间和党机关的内部有了极大的发展，其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为了控制党内局面，色厉内荏的上层集团开始愈来愈多地动用政治迫害和造谣污蔑的手段。同时，在统治派别内部产生了新的分裂，这一分裂过程甚至现在还在进一步发展。说实在的，即令现在也不缺乏关于“磐石般的团结”的虚伪通报。事实上，一切迹象表明官僚派别内部的无声而猛烈的斗争——之所以无声，是因为官僚派别自我封闭的缘故——已经具有极端紧张的性质，并且正在将党推向某种新的爆炸。 这就是“革命秩序”的理论和实践。这种理论和实践正在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官僚篡权的理论和实践。 然而，这些情况并不限于俄国。一九二三年，反对党内派系的斗争，是从“派别代表着新政党的萌芽”这一论点出发的；在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不容许有多党自由。这一假定本身绝对正确[88]，但是它还需要有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制度。很明显，这一问题的提法排除了把执政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扩大适用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共产党的可能性。但一个官僚制度自有其贪婪逻辑，如果它不容忍俄国党内有民主监督，那么它更不容忍在形式上位于俄国共产党之上的共产国际内有民主监督。这就是为什么俄共中央多数派把它对禁止党内派系的决议（这一决议是符合俄国当时的具体需要的）所作的歪曲解释和应用当作一种普遍原则，并将它扩大到地球上所有共产党组织的原因。 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精心制定组织形式问题上具有历史的具体性，而不诉诸枯燥的概念，所以它总是强大的。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时，布尔什维克都要将组织结构作激剧的改变。然而在今天，同一个“革命秩序”的原则既运用于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党，运用于代表一支重大政治力量的德国共产党，也运用于被立即拖入革命斗争漩涡的年轻的中国党，也运用于仅仅是一个小规模宣传团体的美国党。在美国党内，谁对佩珀（当时的领导人）偷偷加在党的头上的方法发生怀疑，“怀疑者”就由于“闹派别主义”而受到惩戒。作为一个刚刚开始成长的年轻小党，与群众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没有进行革命领导的经验、没受过理论磨练，而已经从头到脚被“革命秩序”的一切特点所武装起来了，这个党就像一个六岁的孩子穿上了他爸爸的衣服。 在思想和革命的领域里，俄国共产党有极其丰富的经验。但过去五年表明，即使是俄国共产党，也不能光靠吃老本得过且过地过日子（连一天都不行），而不得不经常地更新和发展这些经验，而且只有通过党的集体智能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对于其它国家的、几年前才建立起来的、还处在积累理论知识和实际能力的初期阶段的共产党还有什么需要说的呢？没有真正自由的党内生活，没有自由讨论，没有通过成立党内思想集团而集体制定它们的方针的自由，这些党决不能成为一支决定性的革命力量。 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前，俄国共产党已经存在了二十年，从未有过禁止派别存在的规定。正是这二十年锻炼了它，为它作了准备，它才能够在最困难的转折时期接受和忍受住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严峻决定。但西方共产党一开始就从这一点起步前进了。 当时，列宁同我最怕的是，拥有大量国家资源的俄国共产党会对西方刚刚建立的共产党施加过分的、压倒一切的影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主席团那种急于加强集中主义的倾向，列宁曾不倦地提出警告，特别是反对那些几近于直接命令的（上级）帮助（下级）的方式和方法。 党内民主的真正恶化是从一九二四年开始的，当时出现了所谓“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如果布尔什维克化是指肃清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思想习惯，肃清权欲熏心的社会民主党旧官僚，肃清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之类的笨蛋，那么，早在共产国际存在的第一天起，这一工作就在进行了。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甚至采取了极端尖锐的斗争形式，以清洗法国党内当时存在的大群异己分子和错误倾向。当时，这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是与共产国际各国支部本身的经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从这些经验发展起来的，并且以各国支部的政策发展为国际任务作为批评斗争的标准。一九二四年的“布尔什维克化”完全具有滑稽戏的性质。莫斯科的当权派对各国共产党软硬兼施，要求它们在不了解任何情况和不经过任何讨论的情况下，对俄共的内部争论立即表态站队；并威胁说它们能否留在共产国际内取决于它们所采取的立场。然而，一九二四年，欧洲共产党根本不具备俄共内正在讨论的问题作出迅速决定的条件，再说，俄共内部原则性对立的两大政治趋向（官僚专断倾向和左翼反对派）刚刚开始形成。当然，一九二四年以后的某些清党工作还是必要的，阶级异己分子从许多支部中很正确地被清除掉了。但总的来看，“布尔什维克化”的情况是这样的：在莫斯科官僚自上而下的打击下，俄国党内争论象个楔子一样砸入西方共产党的队伍里，并使得各党当时正在形成的领导机构一再解体。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反派系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 如果在无产阶级先锋党内的确形成了一个派别，并且后者有使党的战斗力长期瘫痪的危险，那么党自然随时都有必要作出决定：或者花更多的时间在党内解决派别问题，或者立即承认分裂不可避免。一个战斗的党决不可能是几个南辕北辙的派别的复合体。 一般的讲，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每当出现意见分歧，就用分裂来应付，与一切提出批评的党内派别和集团分道扬镳，最终会使党内生活成为一系列的组织上的流产。这种方法促进不了党的延续和发展，只能耗尽自身的物质机体。这样一来，反派别斗争变得比建立派别本身还要有害和可怕得多。 目前，我们面临的局势是，几乎世界上所有共产党的真正发起人和创造者，甚至包括共产国际的前主席，都被排斥在共产国际之外。几乎在所有的党里面，在两个连续阶段中形成的领导层不是被开除了，就是被解除了领导职务。德国的布兰德勒集团今天仍然处于半党员状态。马斯洛夫集团在党外。法国的罗斯墨、孟纳特、洛利阿和苏瓦林等老集团被开除了，后一时期的希罗－特伦领导集团也被开除了。比利时的范欧维尔斯特拉坦[89]集团被开除了。如果说意大利共产党的缔造者博尔迪加集团仅仅处于半开除状态，那是由于意共处在法西斯政权统治的情况下。在列宁逝世以后，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瑞典、挪威、美国，简言之，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共产党内，都看到了大同小异的现象。 毌庸置疑，许多被开除的人犯了极大的错误。同样真实的是：许多被开除的人，在他们同共产国际的关系被切断以后；大部分回到他们原来的出发点（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或工团主义）。共产国际领导的任务决不应该是将各国党不成熟的领导层每次都赶进死胡同，导致他们中的某些人陷入思想退化的境地。在共产国际所有支部的发展道路上，官僚主义领导的“革命秩序”是一个可怕的障碍。 组织问题与纲领和策略问题是不可分的。我们必须清楚地考虑到，共产国际机会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源，是共产国际和俄共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统治。在有了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的经验以后，丝毫用不着怀疑，俄国的官僚专断现象是非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压力的表现和工具。在这一问题上，共产国际的纲领草案的提法是正确的，它写道，官僚主义的堕落“不可避免地产生在群众文化水平不够和深受非无产阶级影响的土壤上。”在这里，可以找到不仅了解一般官僚主义、而且了解过去五年中苏联官僚独断现象取得巨大发展的钥匙。在这一时期，虽然群众的文化水平仍然很低，但一直在提高（这是无可争辩的）；因此，官僚主义发展的原因只能从非无产阶级影响的发展方面去寻找。由于欧洲的共产党（主要是它们的领导机构）在组织上一直随着俄共官僚机器的变动和改组而变动和改组；所以外国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大都仅仅是俄共内部官僚主义的反映和补充。 在过去几年，莫斯科对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选拔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侯选者是否随时准备接受和赞同俄共最新机关集团，是他们能否“入围”的主要选拔标准。外国党的领导中比较有独立性和有责任心的人，只要他们拒绝服从纯粹以行政方式进行党内改组和再改组，不是完全被开除出党，就是转入党内右翼（有时是假的右翼），或者参加左翼反对派。这一来，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从事选拔和聚积革命干部的有机过程就受到阻碍、被纂改和歪曲了，并（至少部分地）被自上而下的官僚式选择所取而代之。那些随时随刻都准备支持来自“上头”的一切决议的共产党干部，现在往往比那些富有革命责任感的干部升得更快。共产国际领导层往往选择最能随机应变的官僚主义者为各国支部掌舵，排斥那些受过考验的、不动摇的革命者。 看来，一切国内和国际政策问题总会将我们引回党内制度问题上去。的确，在中国革命和英国工人运动问题上，在俄国经济、工资和税收等问题上背离阶级路线，对共产主义运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这还不是最坏的。由于官僚独断制度束缚了党的手脚，使后者不能以正常方式改正党的领导路线，上述危险就扩大了十倍。共产国际的情况也是一样。俄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曾通过了一个促使共产国际“更加强民主更加强集体领导”的决议，这个决议确实被落实了，不过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设法改变目前共产国际内部的官僚专断制度，是涉及国际革命运动生死的大事。达到目的可通过两种方式：或者通过俄共内部改革，或者开展反对俄共在共产国际中的领导作用的斗争。我们应尽一切努力确保第一种方案的落实。为改变俄共内部制度而进行的斗争，是一场使共产国际获得新生和保持我们党在共产国际内的思想领导作用的斗争。 因此，必须从纲领中无情地删去下列思想，即认为那些有生气的、有活力的党可以隶属于一个不能罢免的官僚机关的“革命秩序”控制之下的想法。必须恢复党本身的权利。党必须再次变成一个党。这必须在纲领中用明确的文字肯定下来，使为官僚篡权倾向寻找理论借口的努力无隙可乘。 12. 反对派失败的原因和它的前景在一些文件中，党的无产阶级左翼记述了它的观点，最主要的文件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纲领》。从一九二三年秋开始，这支无产阶级左翼就成为专制官僚们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打击对象。镇压方法决定于党的内部制度的性质，这一制度的官僚主义性质，随着非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的压力的增长而增长。堕落蜕变的倾向能够在党内获胜，是由这个时期的一般政治性质造成的。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接连遭到惨败，社会民主主义重新活跃起来，而在共产党内，中派机会主义的趋向增强了。此外，中派主义有系统地向右倾斜，最近几个月也是如此。 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以后，苏共中央多数派立即向反对派发动了第一次进攻，简直是对这次失败火上加油。如果德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俄共内部形势会是另一个样子，胜利会大大增强俄国无产阶级的自信，因此也会增强他们抵抗国内外资产阶级压力的能力和抵抗传送这一压力的党官僚机构的能力。 一九二三年底以后共产国际内发生的连串改组具有极大意义，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它，对官僚集团怎样解释它（在向下坠落的不同阶段）如何“战胜”反对派进行一步步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在批评纲领草案的范围内，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研究一下他们如何看待和解释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一次战胜反对派，就足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在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文章中，斯大林这样写道： “共产党内革命派的决定性胜利是工人阶级内部极深刻的革命过程的一个最可靠的标志……”[90]
这篇文章在另一处写道： “如果再加上俄共（布）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完全孤立的事实，那么胜利的画面就更清楚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只是确认了共产国际各主要支部革命派的胜利。”[91]
于是，俄共反对派的失败被宣布为下列事实的结果：欧洲无产阶级正向左转，直接奔向革命；革命派在共产国际的一切支部内击败了机会主义者。一九二三年秋国际无产阶级遭受最大失败距今已有五年，《真理报》只是在不久前才被迫承认：“一九二三年失败以后开始的某种冷漠和灰心丧气的浪潮，使德国资本得以巩固自己的阵地”[92]现在才开始消散。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对共产国际现领导层说来是新问题，对我们可不新）：如果《真理报》不是在胡说，岂不是应当把一九二三年以来左翼反对派的失败解释为工人阶级向右摆而不是向左摆的结果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 一九二四年第五次代表大会和以后的各种官方文章和讲话所提供的答案是明白无疑的，欧洲工人运动内部革命分子的加强、革命浪潮的新高涨、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正是这一切造成了左翼反对派的 “溃败”。 然而，一九二三年后政治局势剧烈地和长期地向右转（而不是向左转！）的事实现在已经得到肯定和普遍的承认，成为不可争辩的了。因此，另一事实同样无可争辩：苏共中央多数派与左翼反对派的斗争的开始和加剧，以及这一斗争加剧到开除和流放的程度是与欧洲资产阶级稳定的政治进程最最密切关联的。的确，这一进程在过去四年中被重大革命事件打乱了。但是，领导上的新错误，甚至比一九二三年在德国发生的更加令人痛心的错误，每次都在对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将胜利送给了敌人，因此为资产阶级稳定创造了新的力量源泉。国际革命运动遇到失败，俄共和共产国际内的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左翼也随之失败了。 为了更充分地解释左翼反对派失败的原因，我们还要指出由这一世界局势而催生的俄国经济政治生活内部进程，这一进程表现为新经济政策的内部矛盾在增长，城乡之间经济合理互补问题得不到解决，苏联领道层低估了平衡失调的影响和工业化的任务、不理解计划经济的意义等。 在欧洲和亚洲无产阶级革命遭受失败的基础上，国内来自官僚主义和小资产阶层的经济政治压力增长了——这就是四年来紧紧地缠在反对派脖子上的历史锁链。谁不了解这一点，其他的更无从谈起。 至今为止，我们几乎一直在用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与官方执行的路线进行对比。从一般方面来看，这一斗争的意义对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已经很清楚了。靠引用过去二十五年里积累的一大堆真真假假的语录进行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只能暂时引起许多人的思想混乱；只要对过去五年的思想斗争进行首尾一贯的概括评价，就可以看出存在着下列两条路线，一条是自觉的和一贯性的路线，它是运用在俄国国内问题和世界革命问题上的列宁理论和战略原则的继续和发展，这是反对派的路线。第二条是不自觉的、自相矛盾的和游移不定的路线，它是在国际革命的逆流时期、在敌对阶级势力的压力下一点点偏离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是官方路线。在重大的转折点，人们常常发现放弃立场比放弃习惯用语要来得容易。这是所有思想褪色的人的一般规律。几乎在所有问题上，现领导层都修正了列宁的论点，同时将修正主义冒充为列宁主义的发展、并把列宁主义包含的国际革命本质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它这样做，不但是为了从外部掩饰自己，也是为了平息良心的谴责。 谁要是想了解这一点，谁就不会轻率地指责我们，说我们把对纲领草案的批评同揭露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联系起来。目前这个纲领草案是充满这种神话的思想时代的产物。纲领草案的作者是最积极散布这种神话的那些人，他们总是从这一神话出发，并用这种神话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全部草案正是这个时代的反映。 政治历史已经增加了新的、特别有教育意义的一章。这一章也许可以叫做“神话的力量”，或者简单地称为“作为政治武器的思想毁谤”。经验告诉我们，不能低估这件武器。我们还远远没有“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我们仍然生活在阶级社会里，不能想象这样一个社会完全没有蒙昧主义、偏见和迷信。一个符合某些利益或传统习惯的神话总能掌握巨大的力量。但仅仅在神话的基础上，即令这个神话是精心编造的并有一切国家权力供其支配；也是无法执行任何重大政策的，更不用说一个革命的政策，在我们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更是如此。神话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它自身矛盾的罗网中。我们提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矛盾。不论外界环境是否允许我们将这一分析进行到底，我们都坚信自己的主观分析将为历史事件所提供的客观分析所证实。 上届国会选举中表明欧洲工人阶级又在激进化，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这一激进化正处在初期阶段。像中国革命的失败这样一些因素，是不利于这一激进化的，暂时说来，激进化的果实大都纳入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怀抱。在这里，我们无意对这一进程将来的发展速度作出预测。无论如何，事实很明显，只有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巨大后备力量开始转向共产党的时候，这一激进化才能成为新的革命形势的先驱。现在的情况还不是这样，但这种情况是必然会发生的。 共产国际现在的领导方针很不明确，它所作的努力缺乏内在协调，想向左转舵，而又不改变整个官僚专断制度和停止对左翼反对派的斗争。这种自相矛盾的方针不仅产生于俄国内部经济困难的打击——这完全证实了反对派的预料——；而且完全符合欧洲工人群众激进化第一阶段的情况。共产国际现行政策的折衷主义、纲领草案的折衷主义好象是国际工人阶级目前状况的写照。国际工人阶级被事变的发展进程推向左边，但还没有确定自己的道路。在最近的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得到一千多万张选票，原因就在于此。 新的革命高潮，将导致工人阶级内部所有的阶级组织（包括共产国际在内）——发生大模摸改组。这一进程的速度仍然是不清楚的。但是可以清楚地觉察到改组具体化所遵循的路线。劳动群众将一部分一部分地从社会民主党转向共产党，共产党的轴心将更加地从右向左转，同时，对左翼反对派坚持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支持将日益增多。自从一九二三年年底德国无产阶级失败以后，这条路线曾遭到狂风暴雨似的指控和迫害。 能够使真正的列宁主义思想在共产国际、继而在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内取得胜利的组织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前共产国际的领导、因而直接决定于第六次代表大会。 然而，不论这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如何——我们作最坏的准备——对当前时代及其内在趋势的总估计，特别是对过去五年的经验的评价，向我们表明，除了共产国际以外，反对派不需要别的门径。没有人能够将我们从共产国际推开。我们所捍卫的思想将变成它的思想。这些思想将表现在共产国际的纲领中。 [38] 指一九一八年布哈林集团站在极左派立场，反对签订布列新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译者注 [39]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40]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41] 一九二四年一月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文件第14页。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42]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43]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这里的日期显然有错误，二月二日不可能刊载二月二十日的讲话。——译者注） [44]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45]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三，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46]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47]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48]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49]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50]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51]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52]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53]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54]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55]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56]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 [57]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58]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 [59]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45页。——译者注 [60] 同上书，第246页。——译者注 [61] 同上书，第246页。——译者注 [62]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46页，后一句原文是：“这至少是因为还不曾有能够引导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群众性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党。”——译者注 [63] 同上书，第246页。——译者注 [64] 同上书，第247页。——译者注 [65]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66]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七月六日。 [67] 内布拉斯加，美国一州名。——译者注 [68] 卡洛利（Karolyi）一九一八年匈牙利革命时的共和国总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着。——译者注 [69]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70]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71]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72] 《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一分册，第9页。 [73] 马斯洛夫是继拉连克‧布兰德勒之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译者注 [74] 路特·费舍尔，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06－107页，——译者注 [75] 特伦，修占努·日罗，参见同上书，第98-99页，——译者注《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54页。——译者注 [76]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54页。——译者注 [77] 总委员全是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第一届于一九二一年选出。见《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328页。——译者 [78] 汤玛斯——英国总罢工时铁路工会的领导人。——译者注 [79] 皮尤——英国总罢工时的工会理事会的主席。——译者注 [80] 库克——英国总罢工对矿工工会的领导人。——译者注 [81] 鲍尔温——英国总罢工时英国的首相。——译者注 [82]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66页。——译者注 [83] 指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三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联席会议。——译者注 [84] 《无产阶级和农民》，《列宁全集》第八卷第206－207页。——译者注 [85] 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托洛茨基在军事科学协会理事会会议上的讲话，《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九月六日。 [86] 指苏联刑法第五十八条，这一条规定了惩办反革命分子的办法。——译者注 [87] 指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615页。——译者注 [88] 托洛茨基当时把争取恢复民主的斗争限于党内民主的范围。他这个看法，在三十年代后期有所改变。他在1938年的《过渡纲领》明确提出要“给苏维埃中的各个政党合法化”。——译者注 [89] 罗斯墨、孟纳特、洛利阿、苏瓦林、希罗一特伦、范欧维尔斯特拉坦，都是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清除的各国党的导人。——译者注 [90] 《论国际形势》，《新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44页。——译者注 [91] 同上书，第254页。——译者注 [92] 《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