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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 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1] 一、国际革命的纲领还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纲领？
第六次代表大会议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通过纲领。纲领的性质可能长期决定并确立国际的面貌。纲领的重要性主要并不在于它表述一般理论概念的方式（归根到底，这只是一个“概括成篇”的问题，也就是把已经肯定获得的真理和概念用简洁的方式加以阐述的问题）；一个重要得多的问题是要为过去一个时期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方面取得的经验拟定一张损益表，特别是为过去五年的革命斗争拟定一张损益表。这个时期充满了事件和（我们犯下的）错误。共产国际未来几年的命运──真的是命运攸关──决定于纲领对这些事件、错误和分歧如何加以阐述并作出判断。 1. 纲领的一般结构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的时代，即金融资本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任何一个共产党都不能仅仅或主要从自己本国的条件及其发展趋势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纲领。这个论点对于苏联共产党也完全适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已经永远为（只在一国框架内考虑问题）的社会主义纲领敲了丧钟。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只能以符合目前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和资本主义崩溃的时代──的性质的国际纲领作为自己的基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纲领决不是各国纲领的简单堆积，也不是各国纲领共同特点的混合物。国际纲领必须直接从这样一点出发：即以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体系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分析，对它的各种联系和矛盾，也就是它的各个部份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加以分析。在目前这个时代，在比过去大得多的程度上，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只能从整个世界的方向中找到自己本民族的方向，而不能加以颠倒。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和主要区别正在于此。 以这些考虑作为依据，我们在今年一月曾经写道：“我们必须着手为共产国际草拟一个纲领（布哈林的纲领是属于共产国际一个民族支部的很糟糕的纲领，不是一个世界共产党的纲领）。”[2] 我们从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以来就一直坚持这样考虑问题。在那个时候，美利坚合众国的问题已经作为世界政治──按照最直接的意义来说是欧洲政治──的一个问题而充份暴露出来。 《真理报》在推荐新草案时写道：一个共产主义的纲领“不仅从它的中心要求的实质来说，而且从它的结构所特有的国际主义性质来说，都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截然不同”。[3] 这种比较含糊的说法显然表达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而过去曾被顽固地加以拒绝的那种思想。布哈林提出的旧纲领草案甚至没有促使人们严肃地交换意见的基础。和这个纲领草案分道扬镳，人们只能表示欢迎。旧草案只是抽象地对某个民族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作了干巴巴的图解式的描绘；新草案则试图把世界经济看成一个整体，作为决定各个部份的命运的基础。不幸的是，新草案在这方面的努力并不带有一贯性，所以是不成功的。 世界经济把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大陆联结起来，成为一个相互依赖而又相互敌对的体系，使它们在发展阶段上逐渐趋于一致，同时迅速加剧了它们之间的分歧，残酷地使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这样一来，世界经济就变成了主宰各个不同国家和大陆的经济生活的一种强有力的现实因素。只是由于这个基本事实，才使世界共产党的概念具有无上的现实意义。帝国主义使整个世界经济达到在私有财产基础上一般所能达到的最高发展水平，从而──正如纲领草案在导言中十分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使世界经济生产力的增长和民族国家的壁障之间的矛盾加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4] 这个论断的含意已经在上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以生动的方式第一次向人类透露出来。不掌握这个论断的含意，我们就无法采取任何步骤来解决世界政治和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 对于新的纲领草案在关键问题上的这种根本变化，我们本来只能表示欢迎。但是，由于草案力图使这个唯一正确的立场和各种性质完全相反的政治倾向调和起来，结果就使自己变成了各种立场进行最残酷斗争的战场，从而完全勾销了新的从根本方面看问题的方式的原则意义。 2. 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为了说明旧草案（幸而已被拋弃）的特点，只需指出一点就够了：就我们记忆所及，这个草案根本没有提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名字。帝国主义时代的性质本身决定，对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不仅要从抽象的理论的角度，而且要从具体的历史横断面来加以考察。在旧草案中，这些问题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迹，变成了对一个“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毫无生气的图解。不过，新草案──这是认真向前迈了一步──现在谈到了“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利坚合众国”[5]和“‘美元共和国’变成了世界剥削者[6]”的问题；最后还谈到北美资本主义和欧洲资本主义──首先是和英国资本主义之间──的角逐（草案笼统地称之为“冲突”）“正在成为世界冲突的轴心”[7]。今天已经十分清楚，对世界局势中这些基本事实和因素缺乏明确概念的纲领是和国际革命政党的纲领毫无共同之处的。 不幸的是，我们刚才指出的当代世界发展的主要事实和趋势在草案正文中仅仅一笔带过，仿佛是作为一种理论上的陪衬而嫁接上去的，和它的整个结构毫无内在的联系，也没有从中得出任何关于前途或者关于战略的结论。 在一九二三年的革命危机中，德国共产党的投降行为导致了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从那时起，（共产国际）对美国在欧洲扮演的新角色从未作过任何评价。共产国际也从未作过任何努力来说明战后欧洲得以进入“稳定”、“正常化”和“和平”的时期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同美国开始干涉欧洲事务的步骤在物质上和思想上都具有密切的联系。 此外，并没有人指出美国扩张的不可避免的进一步发展和包括欧洲市场在内的欧洲资本市场的收缩，势将引起使过去发生的一切都相形逊色的空前巨大的军事、经济和革命的震荡。 其次，也没有明确指出，今后来自美国的进一步的压力将不断缩小资本主义欧洲在世界经济中得到的份额；这种情况当然不会缓和欧洲各国的关系。恰恰相反，它将使这些国家的关系尖锐化到可怕的程度，直到爆发狂热的军事冲突，因为各个国家——如同各个阶级一样——在争夺一个小得可怜而且越来越小的份额时，要比争夺一个很大而且越来越大的份额时斗争得更为激烈。 草案没有说明：欧洲各国对立所引起的内部混乱，使它不可能对日益集中化的北美共和国实行任何认真的成功的抵抗；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欧洲苏维埃联邦来解决欧洲的混乱。后者（因为各民族国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条件）在欧洲实现的可能性要比在美洲大得无可比拟，因此极有可能不得不抵御来自北美资产阶级的攻击。 另一方面，草案丝毫没有提到这个事实（这是同一个世界问题的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正因为美国在国际上拥有实力，而这种实力引起了不可抗拒的扩张，这就使美国不得不把整个世界的火药库──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一切对立，旧欧洲的阶级斗争，殖民地人民群众的起义以及一切战争和革命──作为本身“辉煌大厦”地基的一部份来接纳。一方面，这使得北美资本主义变成现代反革命的基本力量，并越来越关心维持地球各个角落的“秩序”，另一方面则为已经居于支配地位而且还在继续扩张的这个世界帝国主义强国发生巨大的革命爆炸准备了条件。世界关系发展的逻辑表明，发生这种爆炸的时间不可能比欧洲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间落后很久。 最近几年来，我们对美欧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的阐述，使我们受到了形形色色无奇不有的指责，说我们用和平主义的观点否认欧洲矛盾的存在，接受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还指责我们犯了其它许多罪行。这里没有必要详细谈论这些“指责”；说得好听一些，这些“指责”是由于对事物的真正发展过程以及我们采取的态度完全无知所造成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他们（附带说一句，也包括纲领草案的作者们）已经浪费了许多精力来反对我们关于美欧关系（当今最重要的世界问题）的论点，这些精力本可以用于澄清上述问题的。而我们的论点已经从事物发展进程中得到了充份的证明。 甚至直到最近，主要的共产党机关报刊还努力用暗示美国即将发生工商业危机的方式来缩小──在纸面上缩小──美国霸权的意义。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探讨美国危机持续的时间和它可能达到的深度这个特殊问题。这是属于时局范围的问题，不是属于纲领范围的问题。不言而喻，我们认为美国危机是或早或晚的事；考虑到美国资本主义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我们认为下次发生的危机很可能会达到极为深刻极为尖锐的程度。但是如果我们企图从此得出结论，认为北美的霸权将受到限制或削弱，就太荒唐了。这样一个结论只能造成最严重的战略性错误。 情况刚好相反。在危机时期，美国的霸权将比在欣欣向荣的时期发挥更全面、更公开、更残酷的作用。无论是在亚洲、加拿大、南美、澳大利亚还是在欧洲本土，无论是通过和平方式还是通过战争方式，美国将力图用主要是牺牲欧洲的利益的办法来克服自己的困难和弊病，把自己拯救出来。 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如果说美国干涉的第一个时期对欧洲起了稳定和镇静的作用，如果说这种作用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甚至还可能短暂地而重新出现并得到加强（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遭受新的失败的情况下），那末美国政策的总路线──特别是在它自己的经济发生困难和危机的时候──则将在欧洲和整个世界引起最深刻的动荡。 据此，我们就得出了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结论：在未来的十年中，不会比过去十年更缺乏革命的形势。因此，正确地理解推动事物发展的主要因素，使我们不致被它们的作用弄得措手不及，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说过去十年的革命形势的主要源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直接后果，那末在战后第二个十年期间，造成革命激变的最重要的源泉将是欧洲和美洲的相互关系。只要美国发生一次重大危机，就将敲起预告新的战争和新的革命的警钟。我们再说一遍：革命形势是不会缺乏的。整个问题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国际政党，取决于共产国际的成熟程度和它的战斗力，取决于它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地位和策略手段。 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中根本找不到这种思想趋势的表现。看来，像“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利坚合众国”这种极为重要的事实，都以一种记者式的随意评论的方式掩盖过去了。用缺乏篇幅作为理由来为这种做法辩解是完全说不通的，一个纲领不为根本问题提供篇幅，那应当为甚么问题提供篇幅呢？此外要补充一句，新草案为次要而又次要的问题耗费了太多的篇幅，且不说整个文字结构的松散和无数重复堆砌之处。如果去掉这些毛病，纲领的篇幅至少可以缩减三分之一。 3. 欧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新草案中不提欧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是没有道理的。经过相当长期的内部斗争以后，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三年接受了这个口号。也许草案的作者们是想“回到”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对同一个问题表示的立场上去吧？如果是这样，他们必须首先正确地理解列宁的立场。 大家都知道，列宁在战争开始时对欧洲联邦的口号是犹疑不决的。一开始，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党在当时的中央机关报）发表的战争问题提纲里提到过这个口号，后来列宁又把它删除了。这一加一删表明，涉及的问题不是原则上是否能接受这个口号的问题，而仅仅是从策略上予以评价，从具体情况的观点来衡量它的积极和消极方面的问题。不用说，列宁拒绝认为有可能实现一个资本主义的欧洲联邦。当我提出欧洲联邦（纯粹只是作为未来欧洲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国家形式）的口号时，对这个问题也采取了和列宁同样的态度。 当时我是这样写的：“通过资本主义政府间取得协议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完成欧洲经济的比较全面的统一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在这方面，最多只能得到局部的妥协和权宜的措施。但是，除了这种情况以外，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一般文化发展带来巨大益处的欧洲经济统一，正在成为欧洲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贸易保护政策及其工具──军国主义──的斗争的一项革命任务。”[8] 我又写道：“欧洲联邦首先是欧洲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唯一可以想象的形式。”[9] 但是，列宁当时认为，甚至这样提问题也包含一定的危险性。由于没有任何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拥有任何经验，由于当时甚至社会民主党的左翼都对这个问题缺乏明确的理论概念，提出欧洲联邦的口号可能使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同时开始，至少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必须同时开始。正是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列宁就提出了警告，然而就这一点来说，列宁和我之间并不存在丝毫分歧。当时我写道：“必须把下列道理反复加以说明：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不必非要‘等待’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免得国际无产阶级应该同时行动的思想最终变成大家一起消极等待的思想。我们不是消极等待国外无产阶级与我们同时行动，而是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坚持下去，因为我们深信自己的斗争必然会推动国外的斗争。”[10] 然后我又说了一段话──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认为这段话是“托洛茨基主义”最恶毒的表现，也就是说，对革命的内在力量“缺乏信心”，希望取得外来的援助。我是这样说的：“假如事实并非如此〔其它国家的革命取得重大发展──托洛茨基注〕——历史经验和理论考虑都已经证明——革命的俄罗斯就休想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世界中孑然独存”。[11] 第七次全会引用了这一段话和其它两三段类似的话，以此作为基础来讉责“托洛茨基主义”，指责它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采取了“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立场。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暂时安静一下，听听列宁本人是怎样说的。 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他在谈到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时说道：“这是一个教训。因为，没有德国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真理。”[12] 一个星期以后，他说：“世界帝国主义不可能和胜利前进的社会革命安然相处。” 过了几个星期，在四月二十三日，列宁说道：“我们的落后鞭策我们前进，我们如果不能坚持到其它各国工人起义来大力支持我们，我们就一定会灭亡。”[13] 但是，或许这些话都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的特殊影响下说的吧？不！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再次指出：“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它死就是我亡。”[14] 一年以后，在一九二○年四月七日，列宁又说道：“如果就国际范围的资本来说，那末它现在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仍比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强大。应当从这一基本情况出发，而且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一点。”[15] 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列宁在谈到引进外资问题时说道：“我们现在已由战争转向和平，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战争还会死灰复燃。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它死就是我亡；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战争只是延期爆发而已。”[16] 但是，苏维埃共和国的继续存在或许迫使列宁“承认自己的错误”，放弃自己对十月革命的“内在力量缺乏信心”的立场了吧？ 一九二一年七月，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关于俄国共产党的策略的报告提纲里宣布：“这样就形成了这种虽然极不坚固、极不稳定，但总还是一种均势的状态，即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能够生存，当然不是长期的。”[17] 一九二一年七月五日，列宁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坦率地指出：“我们懂得，没有国际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不论在革命前还是在革命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相反，没有发生革命，那我们就输定了。尽管有这种想法，我们还是全力以赴地争取在任何情况下保存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不仅是为自己，更是为了国际革命。”[18] 这些无比地朴素而又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话，和现在晓晓学舌者自鸣得意的捏造真有天渊之别！ 无论如何，我们有权提出质问：列宁说的所有这些话，和我在一九一五年关于即将出现的俄国革命或社会主义德国如果“孤立地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当中”就不能单独支持下去的信念，差别究竟何在呢？在“孤立的革命能支撑多久”的时间估计上，不仅我错了，而且列宁也错了；然而即使在今天，这个基本思想仍然保持着充份的力量──从当前的具体情况来说，或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这一思想本应包括在共产国际纲领里面，却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根据一篇拙劣的、劈头乱骂的声讨演说就给否定了。 一九一五年，在为欧洲苏维埃联邦口号辩护时我们曾经指出，关于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本身并不能作为反对这个口号的理由，因为不同国家和不同大陆之间的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这个情况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欧洲国家的发展相互之间是不平衡的；然而，可以像历史事实一样绝对肯定，至少在可预见的历史阶段内，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能够以美洲超过欧洲的程度超过其它国家。美洲有美洲的衡量不平衡的尺度，而欧洲则需要另一种尺度。欧洲各国之间的紧密的有机联系是地理和历史条件决定的，无法摆脱。现代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府像一伙困在同一辆车上的杀人犯。如前所述，欧洲的革命归根结蒂会对美洲也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从直接影响来说，从历史发展的直接顺序来说，德国发生革命对法国比对美国的影响要大得无可比拟。欧洲苏维埃联邦这个口号的政治生命力正是来自这种历史上一脉相传的关系。我们谈的是它的相对的生命力，因为这个联邦理所当然地将会通过苏联这个巨大的桥梁扩大到亚洲，从而实现一个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盟。然而这将组成另一个时代，或者说是继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出现的新的伟大的一章。当我们进一步接近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也将发现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 一九一五年我们和列宁在欧洲联邦问题上的分歧属于一种局部的、策略分歧的性质；从本质上说，这种分歧是暂时性的。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事地引用更多的话来加以证明，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已经为它提供了最好的证据。一九二三年，共产国际已经通过了这个引起争论的口号。假设像纲领草案的作者们现在力图证明的那样，欧洲联邦的口号在一九一五年真的是原则上无法接受的，那末共产国际就不可能通过这个口号。要知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在一九二三年并没有失去效力。 前面概述的对这些问题的整个提法，是以作为一个整体的革命过程的动力学作为根据的。按照这种提法，国际革命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不可能预测这个过程的一切具体细节以及──譬如说──它出现的先后次序。但是，这个过程的一般历史轮廓却是绝对明确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根本谈不上甚么正确的政治方向。 然而，如果我们从“单独一个国家也可以发展甚至建成社会主义”的概念出发，事情就完全变样了。我们今天有一种“理论”，说甚么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说甚么这个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相互关系可以建立在使世界资产阶级保持“中立”的基础上（斯大林）。如果采取这种基本上是民族改良主义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观点，那末就没必要、至少是不像原来那样必须提出欧洲联邦的口号。然而，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口号是重要和十分必需的，因为它包含着对试图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否定。对于每一个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使革命扩大到毗邻的国家并拿起武器支持这些国家的工人起义是极为必要的，甚至比对苏联更为必要──当然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这样说并不是出于任何有关国际劳动人民大团结的抽象理想──仅仅这些理想是不能使各个阶级行动起来的──，而是出于列宁曾千百次提出过的那些重要理由：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国际革命的支持，我们就无法支持下去。苏维埃联邦的口号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学。无产阶级革命不会在所有国家同时爆发，但是它会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这就要求这些国家──特别是在欧洲范围内──为了抵抗最强大的外部敌人和进行经济建设而建立最紧密的联系。 当然，人们可能会指出，在为采用这个口号提供最新动力的鲁尔危机时期[19]过去以后，这个口号并没有在欧洲各国共产党的鼓动工作中起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生根。但是，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工人国家、苏维埃等等口号，即一切革命前夕的口号。我们对此的解释是：自从一九二三年结束以来，欧洲大陆的革命运动就一直在走下坡路，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作出了错误的政治估计。可是我们应该明白，仅仅以那个具体时期得到的印象作为一个纲领的整个基础或部份基础是致命的错误。尽管存在各种偏见，欧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却正是在一九二三年通过的，这并非纯粹出于巧合。当时德国革命的爆发已在预料之中，欧洲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已具有极为迫切的性质。每当欧洲的危机──更不用说世界危机──有所加剧，并尖锐到足以使主要政治问题成为当前急务的时候，欧洲工人对欧洲联邦的口号的理解就大大增加。因此，纲领既没有拒绝这个口号而又一言不发地把它放过──也就是说，把它保留起来以供“不时之需”──的做法是根本错误的。在涉及原则的问题上，实行有所保留的政策是徒劳无益的。 4. 国际主义的准则我们已经知道，纲领草案在结构上试图以世界经济及其内在趋势作为出发点──这是一种值得赞扬的企图。《真理报》十分正确地指出，这是我们和奉行爱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根本原则分歧。只有从对各个不同部份起支配作用的世界经济的整体出发，才可能拟定无产阶级国际政党的纲领。然而，正是在分析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时，纲领草案不仅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表现出降低其价值的缺陷，而且极为片面，以至造成严重的错误。 草案一再谈到──有时是在不适当的地方谈到──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的、几乎是决定一切的规律。草案的部分错误（包括一处根本性的错误），就是以对发展不平衡规律作出的片面而虚假的、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的解释作为理论基础的。 草案在第一章里面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种不平衡在帝国主义时代变得更为尖锐，更为严重。”[20] 说得对。这样说就部份地谴责了斯大林最近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了解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而列宁是第一个发现这个规律的。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五日，斯大林写道；托洛茨基没有任何理由引用恩格斯的话，因为恩格斯是“在根本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21]时候写作的。这些话的荒唐足以让任何人晕倒，然而作为纲领草案作者之一的斯大林却面不改色地不断重复这个说法。我们已经看到，草案正文在这方面已经向正确方向前进了一步，但是尽管一些太离谱的错误被纠正了，纲领草案对不平衡发展规律的解释在本质上仍然是片面和有缺陷的。 首先，更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整个人类历史都受不平衡发展规律的支配。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的时候，前者的各个部份已经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各有其深刻的内在矛盾。人类的不同部份达到的发展水平极为不同，在不同时期发展速度也极不平衡，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出发点。资本主义用自己的手段和方法，逐步地控制它所继承下来的这种不平衡，打破并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使其为自己的发展服务。和以前的经济制度不同，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它要不断地实行经济扩张，渗入新的领土，克服经济差别，把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和民族经济变成一个在财政上相互关联的体系，从而使它们相互接近，使最进步的国家和最落后的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平趋于一致。离开这个主要过程，就无法想象欧洲和英国以及美洲和欧洲之间的相对的平均化。各个殖民地的工业化，印度和英国之间差距的日益缩小，以及上面列举的各种过程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也就无法想象了。而共产国际的纲领以至共产国际本身的存在都是以这一切作为基础的。 资本主义使各国的经济关系日益接近，使它们的发展阶段趋于一致。但是，资本主义是以它自己的方法即无序的方法进行活动的。这些方法经常破坏它自己的工作，使国家之间发生对立，使工业部门之间发生对立，促进世界经济的某些部份的发展，同时又阻碍和推后其它部份的发展。只有通过这两种根本趋势──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的──的相互关系，我们才能理解活生生的历史过程的组织结构。 由于作为帝国主义的推动力的金融资本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和灵活善变的，是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形成起来的，所以帝国主义使这两种趋势都得到了加强。帝国主义以空前的速度和深度把各个不同的民族单位和大陆单位联结成一个单一的整体，把它们置于最紧密、最必需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中，使它们的经济方法、社会形式和发展水平日趋一致。同时，它又是以如此互不兼容的方法，以虎跃之势，以袭击落后国家和落后地区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结果就比以前各个时代甚至更剧烈、更具有震动性地破坏了它所造成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平均化的趋势。只有像这样辩证地理解而不是纯粹机械地理解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才有可能避免提交给六大的纲领草案所未能避免的那种根本性错误。 紧接着（我们已经指出的）对不平衡发展规律的片面表述之后，纲领草案又说： “因此，决不能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看成是一次性的、普遍同时发生的行动。因此，社会主义首先在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是可能的。”[22]
在有了十月革命的经验以后，任何正常人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是一次同时发生的行动这一点当然不能提出什么争议。十月革命是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历史必要性的压力下完成的。它丝毫没有等待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来“拉平战线”。在这个范围以内来谈不平衡发展规律是绝对正确的，是完全适当的。但是结论的第二部份──即空洞地断言社会主义“在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是可能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纲领草案只是说：“因此……”，给人的印象是这个结论得自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但是这里根本得不出这个结论。“因此”只能得出某种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果某些国家不仅出现不平衡的发展，而且是相对独立、彼此隔绝地发展，如果历史发展过程真是如此，那末根据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无疑可以得出结论，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首先在最先进的国家，当条件逐渐成熟后，社会主义也会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建成。这就是战前社会民主党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习惯看法，也可以说是一般的看法。正是这种看法形成了社会爱国主义的理论基础。当然，纲领草案并没有完全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然而它正滑向这样的立场。纲领草案的理论错误在于：它力图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得出它并不包括也不可能的某种结论。各个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或说跳跃式发展）经常破坏然而决没有消灭这些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经过四年的空前残酷的大屠杀以后，一转眼这些国家就不得不相互交换煤炭、面包、石油、火药和背带。在这一点上，纲领草案提出问题的方式就好象历史的发展完全是在间歇式跳跃的基础上进行的。至于引起和发生这些跳跃的经济基础，草案的作者们不是完全不提就是硬加以抹煞。他们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一国社会主义这个站不住脚的理论辩解。 根据以上所说，不难理解，对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提法应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就得出了结论，认为不平衡的即此起彼伏的历史发展使无产阶级革命要延续整整一个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民族将相继卷入革命的洪流；而另一方面，向国际劳动分工发展的各国之间的有机的相互依赖关系排除了一个国家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在帝国主义已经发展了、加深了和加剧了这两种对立趋势的现代，断言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民族的基础上开始、然而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变得加倍地甚至三倍地真实，现在则更是如此。在这一点上，列宁只是发展了马克思自己的提法和马克思为这个问题提供的答案，使它们具体化了。 我们党的纲领完全以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条件作为基础。只需要把我们的纲领中关于理论的一部份整个抄过来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里我们仅仅指出：在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现已去世的波德别尔斯基表示纲领中的某些提法仅关系到俄国革命，列宁在关于党纲问题的总结演说中是这样回答的（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纲领的一条中谈到了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这一点也受到了波德别尔斯基同志的攻击。他……〔的〕论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的纲领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23]
有必要指出下列事实：大约在同一时间，列宁曾建议我们党不再叫做俄国共产党，而应当改称共产党，从而进一步强调它是一个进行国际革命的政党。在中央委员会里面，只有我投票赞成列宁的提议。由于第三国际的建立，他没有把改党名这件事提交给党代会处理。正因为有这样鲜明的国际革命立场，当时根本没人想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党纲才没有专门谴责这种“理论”。然而，两年后通过的共青团纲领不得不就国内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产生的幻想和民族狭隘性提出直接警告，以便用国际主义精神来培养青年。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进一步加以阐述。 共产国际的新纲领草案使事情完全变了样。草案和它的作者们从一九二四年以来发生的修正主义变化是步调一致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选择了（与列宁路线）完全相反的道路。不能不指出，对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态度决定着整个草案的性质，决定它究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件还是一个修正主义的文件。 当然，纲领草案小心翼翼地、坚持不懈地从各个不同方面提出、强调和解释共产主义和改良主义对问题的提法的区别。但是这些保证并不解决问题。我们这里看到的情况，就像一艘船上装备着、甚至过多地装备着许多马克思主义设施，而它的主帆升起的角度却是故意让各种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风来推动它前进。 凡是从过去三十年来的经验，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的不同凡响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的人，都懂得阶级斗争和党的纲领性文件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辩证的相互依赖关系。他们也会懂得我们所说的话，即新的修正主义的帆可以使一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安全设施归于无效。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得不对这个将长期决定共产国际的发展及其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更详尽的论述。 5. 党的理论传统纲领草案在前面引用的那段话里面故意使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的说法，以便和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写的那篇文章在表面上和纯粹文字上有相似之处。在讨论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时，列宁那篇文章曾经被残酷地——且不说是罪恶地——加以滥用。草案在其它方面也使用了同等手法，“引用”列宁的话来当作证明。这就是草案的“科学方法论”。 草案完全不顾列宁所说、所写和所做的一切，不顾党的纲领和共青团的纲领，不顾十月革命时期当这个问题被明确地（多么明确地！）提出时党的全体领导人毫无例外地表示的意见，不顾纲领作者斯大林和布哈林本人在一九二四年以前并包括1924年在内所讲的话。在极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在列宁著作的宝库中，它一共引用了列宁的两段话——一段引自1915年写的论欧洲联邦的文章，另一段引自写于1923年而在列宁去世时还未写完的论合作制的文章——来替1924年底或1925年初为了进行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紧急需要而创造的民族社会主义理论辩解。一切和这两段（每段不过几行）的引文发生矛盾的东西——整个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被干脆拋在一边。这两段被人为摘引出来并且明显和拙劣地加以错误解释的引文，被拿来当作新理论的基础。这个新理论纯粹是修正主义的、从其政治后果来说又具有极大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做法，就是力图用经院哲学和诡辩术把一种和本体绝不兼容的树枝嫁接到马克思主义大树上去。如果嫁接成功，它将不可挽救地毒害和摧毁整棵树。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不是第一次）宣称：“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还在1915年就由列宁第一次在党内提出了。” 这就是承认在1915年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一国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说，斯大林和布哈林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质的问题上还不敢侵犯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整个传统。让我们记住这一点。 但是，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本人过去所说的话对照起来，让我们看看列宁在一九一五年 “第一次”说了些什么。 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是这样说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它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 列宁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只是：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上说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的；而正由于这个事实，这个国家将和资本主义世界处于对立的地位。无产阶级的国家要能够抵抗攻击并主动采取革命攻势，首先必须“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也就是说，组织从资本家手中接管过来的工厂的生产。这就是列宁所讲的全部意思。事实表明：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胜利”已经首先在俄国取得；第一个工人国家为了保护自己，反对世界干涉，首先不得不“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或者建立“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托拉斯。由此可见，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并不是建立——更不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建立——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幻想，而是指某种现实得多的状况，即通过十月革命已经在我国存在的第一个时期所取得的东西。 这或许还需要加以证明吧？证明是如此之多，唯一的困难在于如何挑选最好的证明。 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论文（1918年1月7日）中，列宁谈到“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段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 同年——1918年——年初，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这篇针对布哈林而写的文章中，列宁是这样说的：“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 列宁怎么能够为“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确定一个如此短促的时期呢？他的这些话包含着什么物质生产和社会内容呢？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1918年四月二十九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报告中所说的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立刻不同了。当时列宁是这样说的：“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发达一些，但也不见得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 1919年12月3日，列宁在公社和劳动组合代表大会上甚至说得更加坦率。他说：“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希望我们的儿子或者孙子能够把这种制度建成也就好了。” 列宁的这两种说法究竟是哪一种对呢？是说十二个月以内保证“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对，还是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不是交给我们的儿子而是交给我们的孙子对呢？ 列宁的两种说法都对，因为他想到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无法相提并论的阶段。 在第一种情况下，列宁说的“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并不是指一年以内甚至“几个月”以内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换句话说，他的意思并不是阶级将被消灭，城乡矛盾将被消灭；他指的是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工厂企业将恢复生产，从而保证有可能实行城乡产品的交换。他预计的时间是很短促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理解他所想象的前景的可靠的钥匙。 当然，1918年初规定的这个时间，即使就这个起码的任务来说也是太短促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曾经加以嘲笑的正是这种属于纯粹实践范围的“计算错误”。当时他说：“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当然比现在要愚蠢一些。”但是，“我们对总的前途的看法还是正确的。我们一刻也不相信可以在12个月以内，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列宁把完成这个主要的最终目的的任务——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交给了整整三代人——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子，还有我们的孙子。 列宁在1915年的文章中谈到的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并不是指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指着我们在苏联现在已经实现的最最起码的任务，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否则是人们就不能不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认为按照列宁的意见，已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把革命战争“推迟”到第三代去进行。 就一九一五年那段引文来说，这就是新理论的主要根基的悲惨处境。然而更悲惨的是列宁写这段话时并不是指俄国而言。他是在谈欧洲的情况，和俄国加以比较。不仅从前面引用的专谈欧洲联邦问题的文章的内容，而且从列宁当时的整个立场，都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几个月以后，在1915年11月20日，列宁专门谈到俄国的问题。他说： “无产阶级的任务显然是由这种实际情况产生的。对君主制进行的英勇忘我的革命斗争（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的口号，即“三条鲸鱼”），也就是争取领导一切民主群众主要是农民的斗争。同时还要与沙文主义作无情的斗争，同欧洲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进行争取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军事危机加强了推动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左倾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就是俄国的民主革命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客观基础。至于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还在大战以前，各先进国家的一切有威信的社会党人就承认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在1915年，列宁明明讲的是俄国的民主革命和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顺便地、仿佛谈的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似地提到西欧——以别于俄国并和俄国作为对比——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但是，新理论的作者们，纲领草案的作者们，对直截了当地谈到俄国的许多话中的这一段话硬是不予理会，正如他们不理会其它几百段话一样，正如他们不理会列宁的全部著作一样。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不但不注意这一段话，而且把另一段谈西欧问题的话硬扯过来，给它赋予一种它不可能包含也没有包含的意义，把这种附加的意义套在和这段话无关的俄国头上，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他们的新理论。在十月革命前夕的那个时期，列宁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什么立场呢？列宁在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离开瑞士的时候，给瑞士工人写了一封信。他说： “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即直接取得胜利。但是，由于贵族地主还保持着大量土地，由于有了1905年的经验，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而把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很大的规模，为社会主义革命造成极好的条件，并在某种意义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它能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同伴——欧洲和美洲的革命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
这个问题的一切因素都包括在这短短几行话里。如果像他们现在力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认为列宁在1915年，在那个战争和反动的时期，就相信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单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从而在完成这项工作以后就可以向各个资产阶级国家宣战，那么在1917年初，在二月革命以后，列宁怎么能够这样断然地谈到落后的农民的俄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呢？一个人至少要讲点道理，说得干脆一些，至少要对列宁表示一点尊敬。再引更多的话就是多余的了。如果要全面概括列宁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为条件所表达的经济政治观点，就需要另写一本书。这本书将包括许多题目，但是不包括在一个国家建成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列宁不知道存在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感觉有必要在这里谈谈列宁的另一篇文章——《论合作制》——，因为纲领草案看来在这篇遗著里引用了大量的话，即利用它的某些说法来达到与这篇文章毫不相干的目的。我们想到的是纲领草案第五章所说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具有的一切必要的足够的物质前提……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如果列宁病中口授并在他死后发表的这篇文章真的说过苏维埃国家具有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首先是生产前提）来独立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那末人们就只能猜测，或者是列宁在口授过程中说滑了边，或者是速记员在把速记符号变成文字时搞错了。无论如何，这两种猜测都比说列宁在仓促挥笔的过程中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自己毕生学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然而，幸好丝毫没有必要做出这样的解释。《论合作制》这篇卓越的虽然尚未完成的文章，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写的其它同样卓越的文章的思想是一致的，就好象是一本论述十月革命在西方和东方一系列革命中的地位的尚未完成的书里面的一章。《论合作制》这篇文章根本没有说过修正列宁主义的人轻率地强加于它的那些话。 列宁在这篇文章解释说：做“买卖”的合作社在工人国家里能够而且必须改变其社会作用；通过正确的政策，它们就可能使私有农民的和整个国家的利益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结合起来。为了证明这个不容争辩的思想，列宁写道：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从而无可争辩地证明我们看到的是通过口授写下而未修改的草稿。因此，更不能容许死抱住这段话里面几个孤立的字眼不放，不去努力了解这篇文章的总的思想。然而，幸运的是，不仅这段引文的精神，甚至它的文字都没有给任何人像纲领草案的作者那样加以滥用的权利。列宁在谈到“必需而且足够的”前提时，他对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有严格限制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只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已经拥有苏维埃政权作为基础的前提下，我们将用什么方式方法，不引起新的阶级动乱就让细小分散的农民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篇文章完全是谈私有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不是谈实现这种过渡的物质生产条件的。即使欧洲无产阶级今天就已经取得胜利，并且用他们的技术知识来援助我们，列宁提出的合作制的问题（作为一种协调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社会组织方法）仍然具有充分的意义。合作制指出了一条道路；通过这条道路，在一旦出现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包括电气化在内的先进技术就可以对千百万小农生产单位进行重新改组，使它们联合起来。但是合作制不能代替技术，也不能创造技术。列宁并不是仅仅谈论一般的，必要而且足够的前提，而是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明确地列举了这些前提，即（1）“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这是一句没有经过修改的话）；（2）“无产阶级掌握这国家权力”；（3）“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结成联盟”；（4）“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只有在列举了这些纯粹政治性的条件以后——这里完全没有提物质条件——列宁才得出了他的结论，即：“这（即上述这一切）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只是从政治角度来说，而没有任何其它意思。但是，列宁立刻补充说：“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单单有了政治条件，即使是足够的条件，并不解决问题。文化问题仍然存在。列宁特别强调“只要”这个词，是为了说明我们缺乏的前提是极为重要的。列宁和我们同样清楚，文化是和技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使修正主义者回到现实中来。他说：“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只需要提一提电气化的问题就够了。附带说一句，列宁有意识地把这个问题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联系起来。一个在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要对已走下坡路然而技术上仍然强大的世界资本主义进行不间断和毫不调和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斗争。如果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在有了“必需而且足够的”政治（然而不是物质）前提以后，我们早就把全副精力投入争取文化的斗争了。在这篇文章结尾处，列宁特别强调指出，“假如……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列宁论合作制的文章，即使拋开他的其它一切著作，也能知道这正是列宁的真正思想。纲领草案作者们故意把列宁所说的我们具有“必需而且足够的”前提这句话拿出来，把基本的物质前提增加进去，尽管列宁另外明确地谈到了物质前提的问题，指出这正是我们所没有的，正是我们在“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时——也就是说，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方面——仍然必须争取的。对于纲领草案作者们的提法，除了“伪造”二字，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关于新修正主义理论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堡垒，情况就是如此。 这里我们故意没有谈到列宁从1905年到1923年写的无数文章和发表的无数演说。在这些文章和演说中，列宁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一再指出：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就注定要失败；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落后国家，是不可能从经济上打败（国际）资产阶级的；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本质上就是一项国际性的任务——列宁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于新的民族反动乌托邦的鼓吹者可能显得“悲观”，但是从革命的国际主义观点来看却是十分乐观的。在这里，我们仅仅集中讨论草案作者们为了给自己的乌托邦创造“必需而且足够的”前提而挑选出来的几段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前提”是如何不堪一击。 但是，我们认为从列宁直接谈到这个引起争论的问题的话中至少引用一段是适当的。这段话不需要任何评论，不容许任何虚伪的解释。列宁说： “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我们都强调说，俄国的情况（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绝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它的及时支持。……另一个条件，是在实现了自己的专政（或说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多数农民之间保持妥协。……”
我们希望这段话能使大家得到足够的教益。首先，在这段话里，列宁本人强调指出他所提出的概念已经“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加以发挥；其次，列宁不是在1915年即十月革命的两年以前，而是在1921年即十月革命的四年以后，指出这个前途的。“我们知道，在其它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保持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不揣冒昧地认为，就列宁来说，这个问题是够清楚了。还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基本问题上，纲领草案的作者们过去是怎么看的呢？ 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在1926年11月说道：“党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就等于是在这个国家内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且这个任务是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来解决的。” 我们已经知道，党从来没有以此为出发点。刚刚相反，正如列宁所说，“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党都是从相反的立场出发的。这个立场在苏联共产党的纲领中得到了最高表现。也许，至少斯大林本人“始终”是以“社会主义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来建成”这个虚假的观念作为出发点的吧！让我们核对一下。 我们绝对无法知道斯大林在1905年或1915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没有任何有关的文件。但是在1924年，在概括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看法时，斯大林说过下面这段话： “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
必须承认，这里对“列宁主义的……理论的特征”概括得十分正确。在斯大林这本书的后来版本中，这段话已经修改得和原来意思完全相反了。不过一年，“列宁主义的理论的特征”就被宣布为……托洛茨基主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不是根据1924年的版本，而是根据1926年的版本通过决议的。“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斯大林《列宁和列宁主义》1924年俄文版第40页及以后各页） 斯大林的情况就是如此。再也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了。肯定地说，如果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情况不是同样的悲惨，我们可能就此甘休了。 还留下一线希望：至少纲领草案的真正作者布哈林“始终”是从一个国家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出发”的吧！让我们核对一下。 布哈林在1917年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即使在落后的俄国，这个火车头的不可替换的司机也只能是无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不能继续停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财产关系范围以内。他们迈步走上政权，走向社会主义。然而在俄国正被‘提上日程’的这个任务，不可能在‘国家疆界以内’予以完成。工人阶级在这里碰见了一堵无法跨越的墙［注意：‘一堵无法跨越的墙’——托洛茨基注］，只有国际工人革命的努力能够冲破这堵墙。” 布哈林把自己的看法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布哈林在1917年即所谓列宁发生“变化”的1915年的两年以后所持的看法。但是，也许是十月革命给布哈林上了不同的一课吧？还是让我们来核对一下。 1919年，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理论刊物上 谈到“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与世界革命”的问题时写道：
“在现有的世界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的状况下，在各国资产阶级集团相互依赖的状况下，一个国家的斗争必须以几个文明国家中这一方或那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而结束。这是不言而喻的（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当时，这甚至是“不言而喻的”。他接着又说： “在战前的马克思主义和准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曾经多次提出社会主义是否能够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问题。大多数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列宁在1915年是怎样的呢？——托洛茨基注］。从这里根本不能得出结论，认为在一个国家内发动革命并夺取政权是不可能或不能容许的。”
对极了！在同一篇文章中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 “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几个主要国家取得胜利的时候，生产力水平向上发展的时期才有可能开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世界革命的全面爆发以及各工业国家（的工人政权）和苏俄结成强有力的经济同盟是必要的。”
布哈林断言只有在欧洲各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我国生产力才会开始真正提高，也就是说，开始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事实上，这和被用来作为对“托洛茨基主义”提出一切控告——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提出的控告——的基础的说法是一样的。唯一的特点在于：靠健忘得救的布哈林是以控诉者的身份挺身而出的。和这种可笑的情况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可悲的情况：在受到控告的人当中也有曾经几十次表达过同一基本概念的列宁。最后，在1921年，即所谓列宁的立场已在1915年发生“转折”的六年以后，也就是十月革命的四年以后，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共青团的纲领。这个纲领由布哈林领导的一个委员会拟订，纲领第四段说： “苏联的国家政权已经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在和世界资本主义进行英勇斗争的三年期间，无产阶级维护并加强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俄国虽然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但是从工业角度来看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口占绝对多数的落后国家。它只有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种革命发展的时代。”
仅仅从共青团的纲领（不是一篇随手写成的文章，而是纲领）中引出这段话，就使纲领草案的作者们企图证明党
“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而且正是俄国——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做法变得荒唐可笑而且相当可耻。如果党“始终”是这样看的，那么布哈林为什么要在共青团纲领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呢？警惕的斯大林在哪里？列宁和整个中央委员会怎么可能批准这样一种异端邪说呢？党内怎么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件“琐事”或表示反对呢？看来这岂不是一个恶毒的笑话而现在正变成对党、对党的历史以及对共产国际的赤裸裸的嘲弄吗？难道现在不正是制止这一切的时候了吗？难道现在不正是告诉修正主义者“不要用列宁和党的理论传统作挡箭牌”的时候了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为了给谴责“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提供基础，健忘大师布哈林断言： “在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中——而托洛茨基同志甚至在今天还在鼓吹这个理论——还可以发现一种说法，认为由于我们经济落后，如果没有世界革命我们就必然灭亡。”
在第七次全会上，我曾经谈到我在1905年至1906年期间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的缺陷。但是，我甚至从未考虑拋弃这个理论中任何具有根本性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曾经使我倾向并最终使我靠拢列宁，使我完全无法接受今天对列宁主义的修正。不断革命论有两个基本论点。第一，尽管俄国在历史上是落后的，通过革命可以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就使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其次，这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被无数资本主义敌人包围，前者所将碰到的那些矛盾，将在世界革命的战场上被解决。第一个论点是以对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正确理解作为基础的；第二个观点则依靠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的纽带的不可分割性具有正确的理解。布哈林说得对，甚至今天我仍然坚持不断革命论的这两个基本论点。今天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坚持这些论点。因为，依我看来，它们已经完全得到证实：从理论上得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的证实；在实践中得到十月革命的经验的证实。 6. “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以上的引语已经绰绰有余地说明了斯大林和布哈林昨天和今天的理论立场的主要特点。但是，为了确定他们所用的政治手段的性质，有必要提醒大家：斯大林和布哈林从反对派文件中挑选出和他们自己在1925年以前所说的话（而这些话在当时和列宁的观点完全一致）绝对相同的一些说法以后，就根据这些引语建立了关于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理论。看来在十月革命和国际革命的关系这个中心问题上，反对派似乎和不承认俄国有建设社会主义可能性的奥托·鲍威尔奉行同样的观点。就好象印刷术是1924年才发明的，在这以前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注定要湮没无闻。全部赌注都押在了健忘上了！ 然而，在有关十月革命性质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已经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和奥托·鲍威尔和第二国际的其它市侩算了账。在中央委员会授权我提出的关于新经济政策和世界革命前景的报告中，对奥托·鲍威尔的立场已经以符合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所表明的意见作了评价；在那次代表大会上，这种评价并没有遭到任何反对，我认为它在今天也是完全适合的。就布哈林本人来说，他当时拒绝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因为“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的许多同志已经论述了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布哈林当时是同意我的演说的。下面就是我在第4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关于奥托·鲍威尔的话： “一方面，社民党的理论家们在应景文章中承认资本主义特别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已经过时，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示深信苏俄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演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些愚蠢不堪而又自命不凡的胡扯家完全罪有应得地掉进了最可怜、最陈腐的矛盾陷阱中。新经济政策是为了适应某些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条件而制定的。这是目前生存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坚定地以欧洲革命发展为最终出路的工人国家使用的一种策略……在政治考虑中不能不考虑时间这样一个因素。如果我们承认资本主义能够在欧洲继续存在一个或半个世纪，承认苏俄将不得不在经济政策方面适应这个局面，那么就没什么好争论的了。因为，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假设，就是预先假定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将失败，假定将出现一个资本主义复兴的新时代。这种看法有什么根据呢？如果在今天奥地利的生活中，鲍威尔发现了任何奇迹似地资本主义复活的迹象，那末就只能说俄国的命运已经预先注定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奇迹，也不相信有什么奇迹。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如果欧洲资产阶级能把自己的统治继续维持几十年，那在目前的世界条件下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新繁荣，而意味着欧洲的经济停滞和文化衰落。一般说来，不能否认这样一个（假设的历史）过程有可能使苏俄掉进深渊，至于苏俄那时是否不得不经历一个‘民主’阶段，或者遭到某种其它形式的毁灭，则是次要的问题。但是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采取施本格勒的（悲观）哲学。我们坚定地寄希望于欧洲的革命发展。新经济政策只是适应这种发展速度的一种办法。”
这样提出问题，就使我们回到了我们评价纲领草案的出发点：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以任何其它方式来考虑一个国家的命运，而必须以世界发展的整个趋势作为出发点；一个国家不管具有什么民族特点，都是包括在这个整体以内并从属于这个整体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把苏联排除在世界整体以外，排除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外；他们把苏联看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用经济“成熟性”这个孤零零的尺度来衡量它；他们宣称苏联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尚未成熟，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工人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资本主义的蜕化。纲领草案的作者们采用了同样的理论根据，把社民党理论家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全盘接受过来。他们也从世界整体和帝国主义时代“脱身而出”；他们从孤立发展的幻想出发，用孤零零的经济尺度来衡量世界革命的民族方面。草案作者们与鲍威尔们不同的是，后者“预言”苏俄的资产阶级民主化，前者则宣布苏联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意味着世界革命的到来。这种“左倾”只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的评价机械地翻了个烧饼。但是，无论你如何重新装扮它，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立场仍然一钱不值。大家必须采取列宁的立场，也就是把鲍威尔的估计和预测仅仅当作幼儿园的游戏而一笔勾销。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情况就是如此。和鲍威尔藕断丝连的不是我们，而是草案的作者们自己。 7. 苏联对世界经济的依赖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先驱是福尔马尔先生[24]。在一八七八年写的一篇题为《与世隔绝的社会主义国家》（The Isolated Socialist State）的文章里，福尔马尔描述了德国——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各方面把先进的英国无产阶级都甩在了后面——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景。在好几个地方，他肯定而且十分明确地谈到据斯大林说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了解的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根据这个规律，福尔马尔在一八七八年就得出了这个无法驳斥的结论： “在当前普遍存在而且将来也会保持其力量的状况下，可以预见，社会主义在一切文明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是绝对谈不上的。”
在进一步阐述这个思想时，福尔马尔说：“这样我们就得出了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结论。我希望我己经证明这是最有可能虽然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方式。”这里我们可以把"孤立的国家"这个词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这个意义来说，福尔马尔表达了一个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熟知的、也是列宁在前面引用的一九一五年的文章中曾经表达过的不容驳斥的思想。 但是接着下来就纯粹是福尔马尔自己的思想了。附带说一句，和我们现在鼓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那些人的提法比较起来，福尔马尔的提法远不是那样片面和错误。福尔马尔在他的解释中以下列论点作为出发点之一，社会主义德国将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保持活跃的经济关系，同时具有技术远较发达而生产成本远较便宜的有利条件，这种解释以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前景作为基础。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显示它在生产上的巨大优越性，世界革命的必要性就自行消失了：社会主义将以在市场用更低的价格销售货物的办法战胜资本主义。 布哈林是纲领第一个草案的作者，也参与了第二个草案的写作。他在解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时，完全从孤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种思想出发。布哈林所写的一篇题为《论我们革命的性质和苏联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文章[25]是经院哲学加诡辩的典范，一切推理都是在孤立经济的范围内进行的。它的主要理由也是唯一理由是这样的： “既然我们具有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本身不可能存在什么到此为止、往后不能继续建设的一个点。如果我们国家内部具有这样一种力量的联合，以至每次和前一年比较起来我们都向前迈进了，我们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优势增加了，我们经济中的各个社会化了的部门都比私有资本主义成分增长得更快，那末，我们在跨进每一个新年头的时候都是拥有优势力量的。”
“既然我们具有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因此，我们就拥有了这一切，真是诡辩的极致，连骂它两句都是多余的。从一个尚需证明的论点出发，布哈林建立了一个没有任何入口和出口的自给自足的完整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至于外部环境即整个世界的问题，布哈林和斯大林一样，都仅从干涉角度提到它。当布哈林在文章中谈到必须从国际因素中“脱身而出”的时候，他脑子中想的不是世界市场，而是军事干涉。布哈林没有必要从世界市场中脱身而出，因为他在整个解释中根本忘掉它了。正是根据这一论点，布哈林在俄国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鼓吹说，只要我们不受到（外来军事）干涉的阻碍，我们“即使用乌龟的速度”也能建成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毫不间断的斗争问题，社会主义只能以最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基础的事实，一言以蔽之，一种社会组织必须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取代另一种社会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的动力学——所有这一切都完全被一笔抹煞了。革命的和历史的辩证法已经被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这样一种鼠目寸光的反动幻想取而代之；这种“社会主义”建立在薄弱的技术基础上，在国家范围内用“乌龟速度”发展，它和外界的联系仅仅体现在对军事干涉的恐惧上。拒绝接受这种对马克思和列宁理论的丑化，就被宣布为“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第一个提出并试图“证实”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就是布哈林。历史将会记载，我们因为拒绝接受根据福尔马尔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重新拼奏起来的更不象样的东西，就陷入了“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如果俄国不是世界经济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最薄弱的一环，然而仍然是一环——的话，沙皇俄国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在十月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个事实绝对没有把苏维埃共和国排除在资本主义造成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以外。 就像仅在黄昏才飞出的聪明的蝙蝠一样，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一个不简单的形式下突然提出的：我国工业原有固定资本已日益耗尽——其中三分之二具体表现了我国工业对世界工业的依赖——，迫切需要恢复及扩大和世界市场的联系，而对外贸易问题急待我们的经济领导人解决。 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也就是在他有机会向党发表演说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及时提出了警告，指出党将不得不经受另一次考试，“…‥俄国和国际市场举行的考试，我们依靠这个市场，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26] 最近几年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已经成为我们经济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简单事实给孤立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无与伦比的致命打击。我们的经济——包括工业在内——中“最紧张的部位”是我们的进口贸易，而进口贸易则完全依靠我们的出口。由于链条的抵抗力总是按照它最薄弱的一环来衡量的，所以我们的经济计划的规模就要适应我们进口贸易的规模。 在《计划经济》杂志（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理论刊物）上面，我们读到一篇专谈计划制度问题的文章，文章说: “……在拟订当前年度的控制数字时，我们在方法上必须以我们的进出口计划作为整个计划的出发点；在为各个工业部门——从而也就是为一般工业特别是新工业企业的建设——拟订的计划中，我们必须遵循这个方向”[27]，等等。
国家计委在方法上采取的这种态度说得很干脆，有耳朵的人都可听到：控制数字决定我们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但是这些控制数字已经受到世界经济的控制；这恰好是因为我们变得比过去强大了，变得更加偏离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道路了。资本主义世界通过它的进出口数字告诉我们，除了军事干涉以外，它还拥有其它的说服工具。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制度的生产率在市场上是通过价格的相互关系予以衡量的。就这个意义来说，苏维埃经济所面临的最巨大、最直接的威胁看来并不是军事干涉，而是更廉价的资本主义商品的干涉。单单这个事实就说明：社会主义的胜利决不仅仅是对“本国”资产阶级取得孤立的经济胜利：“世界各国行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决不会只是一个无产阶级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事情。”[28]这里涉及到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两种社会制度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一种社会制度刚刚开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进行建设，而另一种社会制度今天仍然有大得无可衡量的生产力作为依靠。 有人认为承认我们依赖世界市场（列宁直率地谈到过我们对世界市场的服从）是一种“悲观”表现，其实这只说明他自己在世界市场面前表现了土里土气的小资产阶级的胆怯，说明他这种乡巴佬式的盲目乐观──希望离开世界经济，躲到一丛小树后面去设法用自己的资源敷衍一下——是极为可怜的。 新理论认为苏联可能由于军事干涉而灭亡，但决不会由于自己经济落后而灭亡；它把捍卫这个异想天开的论点当作事关荣誉的问题。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人民保卫自己国家的积极性必然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的奴隶进攻这个国家的积极性，那么，为何军事干涉具有给我们带来灾难的威胁呢？因为敌人在技术上无比强大。布哈林仅仅在军事技术方面承认生产力的优势，他不愿意了解一台福特牌拖拉机和一门克鲁索特[29]炮同样危险，唯一的区别在于大炮仅仅有时可以加以利用，而拖拉机则经常不断地对我们施加压力。此外，拖拉机知道在它无计可施的时候背后还有一门大炮可供使用。 我们是第一个工人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和世界无产阶级都受到世界资本的影响。“联系”这个无足经重的、中立的、事实上被阉割的词得到传播，其目的只是为了掩饰这些“联系”的沉重而危险的性质。如果我们按照世界市场的价格生产，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将远不像今天这样严重，虽然仍然是一种依赖。然而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垄断对外贸易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我们的依赖具有严重而危险的性质。这种垄断之所以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因为目前力量对比对我们不利。但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对外贸易的垄断只能调节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不能消灭这种依赖。 〔列宁说：〕“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和某些致命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30]
因此，主要的危险是从苏联的客观地位、即作为敌视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这一地位产生的。然而这些危险可能减少也可能增加。这决定于两个因素的作用，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归根结蒂，第二个因素，即整个世界经济的命运，当然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否会发生——在什么具体情况下可能发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率经常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率的情况，以至最后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灭亡呢? 在有必要独立建立工业基础——从而对管理水平提出高得无可比拟的要求——的新阶段，如果我们善于管理经济，那末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增加。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将比我国劳动生产率增加得更快的情况是否无法想象呢?如果不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就没有任何根据干巴巴地断言我们的速度“本身是”足够的（更不用提所谓“乌龟速度”的荒谬哲学了）。但是，只要我们涉及两种制度竞争的问题，就不得不进入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领域；也就是说，进入了由包括苏维埃共和国但决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间或寻求国际无产阶级支持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内的革命工人国际采取行动和作出决定的领域。 纲领草案在谈到苏联的国家经济时，说它“正在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速度发展大工业”。我们必须承认，如果说纲领作者曾拒绝讨论我们的发展和世界发展之间的相对系数问题，目前这种把两种速度并列的努力是在原则上前进了一步。斯大林说过没必要“硬把国际因素插进来”。[31]布哈林则说“即使用乌龟速度”也能建成社会主义。几年的原则争论正是在这方面进行的。从形式上说——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满足于仅在纲领中加进两种经济发展速度的比较，而是深入到根本问题去，那就显然不容许在纲领的另一部分和资本主义世界毫无联系地、仅仅从内部关系出发谈什么“足够的最低限度的工业”；就任何一个具体国家独立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还是不可能”的问题作出决定，甚至只是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同样不能容许的。这个问题决定于两种制度、两个世界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发展进程；而在这场斗争中，无论我们在恢复时期增长系数有多高，一个无可争辩的基本事实仍然是： “如果就国际范围的资本来说，那末它现在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仍比苏维埃政权强大。应当从这一基本情况出发，而且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一点。”[32]
不同发展速度的相互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它不仅决定于我们是否能够尽快解决工农业良性互补问题，保证粮食的征收和增加进出口；换句话说，它不仅决定于我们国内的胜利——当然，在这场斗争中这些胜利是极其重要的因素——，而且决定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决定于世界资本主义是停滞、上升还是崩溃，也就是说，决定于世界经济和世界革命的发展。因此，这个问题不是在国家范围内，而是在世界经济政治斗争的范围内加以解决。8. 产生反动的乌托邦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源：生产力和国家疆界的矛盾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可以归结为：一方面引用列宁的某些话来加以诡辩的解释，另一方面则对“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作经院哲学式的解释。如果正确地解释这个历史规律和有关的引语，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根本相反的结论，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包括（直到1925年以前的）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内的我们大家得出的结论。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此起彼伏的，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也是时间不一的、不平衡的、此起彼伏的；由于各国的相互依赖是极为紧密的，所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从这个角度再一次比较仔细地看看纲领本文是怎样说的。我们已经在导言中看到这样一句话： “帝国主义……使世界经济生产力的增长和民族国家的壁障之间的矛盾加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我们已经说过：这个观点是——或者说应该是——国际纲领的基础。但是，这个观点意味着必须把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一种反动理论加以排斥、拒绝和拋到一边去，因为这种理论不仅和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且也和这一发展已经取得的物质成果不可调和地互相对立。生产力和国家疆界是不兼容的。结果不仅带来了对外贸易、人力和资本的输出、强占领土、殖民政策和上次帝国主义大战，而且使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成为不可能的事。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早已打破国家疆界，而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在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种生产过程电气化和化学化的基础上，建立在使现代尖端技术结合起来、普遍化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基础上。从马克思开始，我们不断重复指出资本主义不能适应它自己带来的新技术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撕破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外皮，而且正如一九一四年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打破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国界的铁箍。然而社会主义不仅必须把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接收过来，而且必须立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把生产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生产力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达到的发展状况。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如此，社会主义怎么能够把生产力赶回到（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经猛烈地企图冲破的）民族国家疆界中去呢？也许，我们应当放弃使国家疆界（也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的疆界）显得过分狭隘的、让生产力“肆意”发展的想法，而满足于目前这种落后但驯服的生产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许多工业部门我们现在就应当立即停止前进，而且逐渐降低到甚至比我们目前这种可怜的技术水平更低的水平去，因为目前的水平曾经使资产阶级俄国和世界经济结成不可分离的纽带，使俄国为了扩张领土、使已经突破国家疆界的生产力获得新的领域而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中去。在继承和恢复这些生产力以后，工人国家就不得不开展进出口贸易。 糟糕的是，纲领草案先是把现代资本主义技术和国家疆界互不兼容这一点机械地写进自己的内容，然后推论下去又恍惚根本不存在这种互不兼容的问题。整个草案基本上是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搬来的一些现成的革命论点，加上和这些革命论点绝不兼容的机会主义或中派主义的结论揉和而成的。因此必须密切注意纲领草案的主要倾向，而不要受草案所包含的孤立的革命论点的迷惑。 我们前面已经引用了草案第一章谈到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的话。这个思想在第四章里面说得更为露骨、更为明确： “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几个个别国家内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时候，在新成立的无产阶级共和国和已经存在的无产阶级共和国结成联盟的时候才能实现。”
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这几个字仅仅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说法，那末这就是一种谁也无法驳斥的一般叙述，虽然应当说得更清楚一些。但是，纲领草案的作者们并不是这样想的。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仅意味着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而且意味着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解释，那么我们得到的将不是以国际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而是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公社按自得其乐的无政府主义精神组成的一个联盟，其唯一区别在于这些公社将扩大到现在的民族国家的规模。纲领草案极力采取折衷的办法用旧的习惯的说法把新的说法掩盖起来，因此求助于下列论点： “只在无产阶级得到世界性的全面胜利与它的政权在全世界巩固以后，才会出现大力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经济的漫长时期。”
把这个论据当作理论上的盾牌，实际上只能暴露其基本矛盾。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解释为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只是在无产阶级至少在几个先进国家取得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那末这就根本否定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回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立场。但是，如果我们以纲领草案各节中包含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新理论作为出发点，那末我们所看到的前景则是：世界无产阶级在全世界取得完全胜利以前，某些国家就在本国建成了社会主义，然后以孩子搭积木的方式通过这些国家来“堆积”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其实，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决不会是民族社会主义经济的总和。从根本方面来说，它只能在资本主义过去的整个发展所创造的世界的劳动分工的土壤上形成。它的基本成分不会在一些单个国家各自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后形成和建立起来，而是在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中形成和建立。第一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经济上的胜利不是用它们接近自给自足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的程度来衡量，而是用这种专政本身在政治上的稳定程度和它在为将来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准备基本条件方面取得的成就来衡量。在草案的第五章，作者们更准确或者说更露骨地表达了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这是通过对列宁遗稿中的某些段落（特别是那句“……国内具有必要而且足够的物质前提，不仅可以推翻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而且可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大加歪曲完成的。 究竟是由于什么情况使我们得到了这样特别优越的历史条件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草案第二章里找到了答案： ［十月革命使］“帝国主义的战线在它最弱的环节上——在沙皇的俄国——被突破了。”（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这是列宁的光辉论点。它的意思是说：俄国是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当中对落后的，经济上最软弱的，这正是俄国统治阶级首先垮台的原因。因为他们给这个国家原已不足的生产力加上了无法承受的负担。正是不平衡的间歇式的资本主义发展迫使最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首先起来夺取政权。在过去，人们教导我们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位于“最弱的环节”的工人阶级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起来，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将碰到最大的困难。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他们——当我们还远未克服我们的落后性以前——夺取政权以后，不仅（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将要超过我们，而且将要带着我们前进，使我们逐渐接近在世界最高技术水平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上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当我们大胆举行十月革命时，我们就是这样想的。党曾经在报刊上和会议上不是几十次而是几百次几千次地提出这个思想。但是从1925年以来，有人却企图利用完全相反的思想取而代之。现在我们获悉：前沙皇俄国是“最弱的环节”，这个事实使（作为沙皇俄国及其一切弱点的继承者的）苏联无产阶级取得了无法估计的“好处”，也就是说，使他们不多不少恰好具有在本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条件。可怜的英国不具备这种有利条件，因为它的生产力过分发达，几乎需要全世界为它提供必需的原料和处理它的产品。如果大不列颠的生产力比较“有节制”，如果他们使工农业保持着相对平衡，那末英国无产阶级显然就可以在他们的受到海军保护、不致遭受外国干涉的“孤”岛上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了。 纲领草案的第四章把资本主义国家分为3类：（１）“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美国、德国、英国等）”；（2）“资本主义中等发展的国家（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波兰等）”；（３）“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印度等）”。 尽管“1917年以前的俄国”更象今天的中国，而不是今天的美国，对这种图解式的分类本来不必提出任何严重的反对意见。但是，因为这种分类成了草案其它部分所包括的虚假结论的来源，事情就变得严重了。由于草案宣称“中等”国家具有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足够的、最低限度的工业”，那末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就更是如此了。只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需要外来援助。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纲领草案在另一章里面正是这样描述这些国家的。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用这个标准来看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拋开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它的工农业的相互关系、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等其它条件不谈，那末我们就会陷入新的同样严重的错误和矛盾。我们刚才谈到英国。英国无疑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因为如此，它根本不可能在本岛的范围内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英国如果受到封锁，只要几个月它就会被扼杀。 在其它一切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生产力比较发达诚然对建设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好处，使经济生活即使在遭受封锁时也具有与众不同的灵活性。资产阶级德国战时的情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在民族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对这些先进国家将意味着普遍走下坡路，意味着大规模降低生产力，也就是说，意味着某种和社会主义的任务完全相反的结果。 纲领草案忘记了目前的生产力和国家疆界互不兼容这个根本论点。根据这个论点，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所起的阻碍作用决不比不发达的生产力所起的阻碍作用小，虽然原因刚刚相反：后者不足以成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而对前者来说，作为这种基础却是大材小用。正是在最需要运用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最需要重视这个规律的地方，这个规律却被置诸脑后。 仅仅从一个国家的工业是“成熟”还是“不成熟”来说，并不能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种“不成熟”本身就是不平衡的。在苏联，某些工业部门极为不足，不能满足国内最起码的需要（特别是机械制造）；另一些工业部门却相反，如果不大量出口而且不断增加出口，它们在目前条件下就无法发展。这方面包括木材、石油和锰矿等非常重要的部门，农业更不用说了。另一方面，如果（相对）“过多”的部门不能出口的话，甚至“不足”的部门也不能认真发展。在我们现时世界经济的具体地理历史条件下，而不是在乌托邦或传说中的大西岛上，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不可能，在不同国家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由于某些部门发展不足，也可能由于其它部门发展“过多”。整个看来，这就是说，现代生产力和国家疆界是不兼容的。 “帝国主义战争是什么呢？它是来自生产力本身的暴乱。这场暴乱不仅反对资产阶级的财产形式，而且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疆界。帝国主义战争说明民族国家的疆界使生产力受到了无法忍受的限制。我们始终认为，资本主义不能控制它本身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使已经胀破资本主义国家疆界的生产力在一个更高的经济实体中结合起来。一切往后退向孤立国家的道路都已经堵塞了。……”[33]
在力图证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时，纲领草案犯了双重的、三重以至四重的错误：它夸大了苏联的生产力；它故意不看各个工业部门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它忽视国际劳动分工；最后，它还忘记了帝国主义时代内在的最重要矛盾，即生产力和国家壁障的矛盾。为了避免不加分析就放过任何一个论点，我们还需要追述布哈林为了捍卫新理论而提出的另一个论点，一个具有概括性的论点。 布哈林说：从世界范围来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丝毫不比苏联目前存在的关系较为有利。因此，如果由于落后的原因苏联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也就是同样不可能的了。 这个论点值得收入一切辩证法教科书里去，作为经院哲学思想方法的典型例子。 首先，整个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很可能和苏联的情况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世界革命决不是按照算术平均方法完成的。附带说一句，民族革命也不是这样完成的。所以十月革命首先是在无产阶级的彼得格勒发生和巩固地站稳脚跟的，而并没有选择一个工农相互关系符合整个俄国一般情况的地区。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相继创立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以后，它们不得不花几年时间去推翻边远地区的资产阶级；苏联疆界以内建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现在这种相互关系仅仅是被叫做革命的这个过程的结果。革命并不是按照算数平均的方式发生的。它可以从一个比较不利的地区开始。但是，除非它在民族和世界战线的关键地区都已经站稳脚跟，否则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完全胜利。 其次，即使有了“中等”技术水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因素。此外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战争。包围苏联的不是工人和农民的世界，而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如果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被推翻，这件事本身还不能改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也不能改变苏联以及全世界的一般技术水平。尽管如此，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将立即获得和目前完全不同、为目前情况绝对无法比拟的可能性，达到完全不同的无法比拟的规模。 第三，如果说每一个先进国家的生产力都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国家疆界所能容纳的范围，那么按照布哈林的意见就应得出结论，认为一切国家生产力的总和已经超过我们星球所能容纳的范围，因此必须在太阳系范围内才能建成社会主义。 我们再说一遍：以工人和农民的一般比例为出发点的布哈林式的论点必须收进一切政治启蒙课本，以作为经典反面例证来说明为什么经院式的诡辩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完全不兼容的。 9. 这个问题只能在世界革命的战场上解决新的理论宣称：只要不遭到外来干涉，就可以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可以而且必须得出的结论（不管纲领草案如何说得天花乱坠），就是应当实行和外国资产阶级妥协乃至勾结的政策，以便避免干涉，因为这样做就保证了社会主义顺利建成，也就是说，可以保证主要历史发展问题的解决。因此，共产国际各个支部的主要任务是辅助性的；它们的使命是保护苏联不遭干涉，而不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当然，这不是主观意图的问题，而是政治思想的客观逻辑的问题。 斯大林说：“意见分歧在于：党认为这些（内部）矛盾和可能发生的冲突用我国革命本身的力量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而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则认为这些矛盾和冲突‘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够克服。” 不错，这正是意见分歧所在。对民族改良主义和革命国际主义之间的分歧不可能有更好更正确的说明了。如果我们的内部困难、障碍和矛盾基本上是世界矛盾的反映，可以仅仅用“我国革命本身的力量”而不必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来解决——即使我们补充说，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保护我们的建设不遭受军事干涉——共产国际就成了一半是辅助性、一半是装饰性的机构。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可以四年召开一次，十年召开一次，或许根本不必召开了。按照这种论断共产国际应该充当和平主义的工具。这样一来，它的主要作用，它作为世界革命工具的作用，不可避免会退居次要地位。我们再说一遍，这并不是由于任何人的主观意图（刚刚相反，纲领里面有些论点证明它的作者们具有很好的意图），但是这的确是根据新理论的内在逻辑得出的结论。这个立场比最坏的主观意图还要危险一千倍。 事实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已经大胆地发展和维护了下列思想： “正因为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会使我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只有权利相信民族经济的微薄资源，但是决不能大胆地对国际无产阶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寄予信心。如果不发生国际革命我们就不能继续维持下去，那就放弃政权，放弃我们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而在十月革命中征服的政权。如果我们从一个错误透顶的论点出发，就会到达这种意识形态的崩溃！当纲领草案说苏联的经济成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它表达的意思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个新理论在政治上的危险性在于对世界社会主义的两个杠杆——一种是我们的经济成就，另一种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了错误的比较。没有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欧洲工人和全世界工人都必须清楚地懂得这一点。经济建设的杠杆是极为重要的。没有正确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削弱；它的垮台将使国际革命遭到许多年都无法复原的打击。但是，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主要历史斗争的结局决定于第二个杠杆，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苏联的巨大重要性在于它是世界革命的总基地，而不在于它能够独立于世界革命以外而建成社会主义的这个假设。 布哈林曾经不止一次以毫无根据地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腔调质问我们： “如果已经有了先决条件、出发点和足够的基础，甚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一超过就会使一切‘颠倒过来’的极限在哪里呢？这种极限是不存在的。”（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发言记录，第116页）
这是糟糕的几何学，不是历史的辩证法。这种“极限”不仅存在，而且不止一条，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此外还有军事的。最重要和最可怕的“极限”有可能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真正长期稳定和一次新的复苏。结果，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就转移到世界舞台上去了。资产阶级能否获得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期？仅仅否认这种可能性，指望资本主义处于“绝境”，那完全是革命空谈。“绝对毫无希望的情况是没有的。”（列宁）目前欧洲各国阶级力量的不稳定的均势，正因为它是不稳定的，所以不可能无限期地存在下去。斯大林和布哈林认为，没有其它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就是说，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就算无法战胜资产阶级，苏联也可以维持下去，因为工人群众现在表现的积极同情已经能够保护我们不致遭受干涉。这种看法和他们的原则错误所引申出的一切看法一样，表现了同样的盲目性。 在社会民主党破坏欧洲无产阶级战后反对资产阶级的起义以后，工人群众的积极同情拯救了苏维埃共和国。这是绝对无可争辩的。在这些年里，欧洲资产阶级已经证明无力对工人国家进行大规模战争。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力量对比将继续存在许多年，譬如说，继续保持到苏联建成社会主义，那就完全是鼠目寸光，只看到一个很小的局部情况就对整个发展前景作出判断。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资产阶级也没有为所欲为的充分信心，像这样不稳定的局面迟早会以某种方式而突然结束，其结果不是有利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取得真正的长期稳定，而这种稳定的基础将使人民群众遭到压制，殖民地人民遭到摧残……或许我们自己也要被踩扁了。“绝对毫无希望的情况是没有的！”只有借助无产阶级的失败和革命领导的错误，欧洲资产阶级才能够找到摆脱自身严重矛盾的持久方法。反过来说，只有当无产阶级能够在革命道路上找到一条摆脱目前这种不稳定均势的出路时，才能阻止世界资本主义取得新的繁荣（当然，这种繁荣早晚会带来新的大动荡时代）。 1920年7月19日，列宁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说：“现在各国的革命政党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他们与被剥削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足够的决心和本领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 我们国内的矛盾直接决定于欧洲和世界阶级斗争的趋势，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性为基础采取正确的国内政策，可能对这些矛盾进行合理的控制，使它们有所缓和。但是只有在克服阶级矛盾以后才能最终克服这些矛盾，而没有欧洲革命的胜利就谈不上克服阶级矛盾。斯大林说得不错。分歧正在于此。这是民族改良主义和革命国际主义的根本分歧。 10. 引起一系列社会爱国主义错误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必然后果是低估必须加以克服的困难，夸大已经取得的成就。斯大林断言“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实现了十分之九。”[34]再也找不出比这种断言更加反社会主义和反对革命的说法了。这句话似乎是专门说给沾沾自喜的官僚听的。这样说只能彻底败坏社会主义社会在劳苦大众眼里的声誉。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无产阶级是在甚么条件下取得成就的，考虑到他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的文化水平，就应当说他们的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用社会主义的理想来衡量，这些成就是极为微小的。在革命以后的第十一个年头，工人、农业劳动者和贫农看到他们周围的贫穷、困苦、失业、排队买面包的行列、文盲、流离失所的儿童、酗酒以及卖淫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为了加强他们的信心，需要的是严酷的真理，而不是甜蜜的谎言。我们不应当对他们胡说甚么社会主义已经实现十分之九；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我们今天的经济水平以及社会和文化条件接近资本主义──而且是落后的不文明的资本主义──的程度远甚于接近社会主义的程度。我们必须对他们说：只有在最先进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我们才会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必须不屈不挠地为这个目的而努力，同时使用两种杠杆──我们国内的经济努力这个短杠杆，还有国际无产阶级斗争这个长杠杆。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拋开斯大林所谓社会主义已经实现十分之九的话，而必须用列宁的话对他们说： “俄罗斯〔一个贫弱的国家〕一定会成为这样的国家〔富强的国家〕，只要它能拋掉一切颓丧情绪和空谈，只要它能咬紧牙关，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兢兢业业干起来，只要它能认识到唯有走我们已经走上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得救。”[35]
在共产国际的某些重要干部那里，我们听到过这样一种理由：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当然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它为在困难条件下艰苦工作的俄国工人提供了奔头，从而使他们得到鼓舞。那些在纲领中不是为自己的阶级路线寻找科学根据而是寻找精神安慰的人，他们的理论已经失败到甚么程度是很难探测的。违背事实的、安慰人心的理论属于宗教的范围，不属于科学的范围；而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我们的党已经用一个完全奉行国际革命路线、而不是奉行一国社会主义的路线的纲领，经历了一个英勇的时期。在写着“落后的俄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等大字的纲领性旗帜下，共青团经历了内战时期最艰苦的年代，经历了饥饿、寒冷、艰苦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劳动、瘟疫和依靠不足糊口的配给维持学习的年代，也为每前进一步付出了无数的牺牲。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前线战斗或者往火车站拖运木材，不是因为他们希望用这些木材来建设民族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它们有利于国际革命的事业，因为国际革命要求苏维埃的堡垒必须坚持下去──而对于苏维埃堡垒来说，每增加一根木材都是重要的。这就是我们一贯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时代变了，事物也变了（然而并没有变得如此剧烈）。但是，这种原则性的态度甚至现在也保持着充分的力量。工人、贫农、游击队员以及青年共产党人直到一九二五年第一次宣布新的“圣经”以前，曾经以他们的全部行动表明他们不需要这部“新圣经”。但是，高高在上地卑视群众的干部需要它；不愿意受人打扰的低级行政管理人员需要它；希望用一种包治一切的、安慰人心的公式作为掩护来作威作福的官僚机构的扈从们也需要它。正是他们这些人认为愚昧无知的人民需要“佳音”，认为离开安慰人心的理论就无法和人民打交道。正是他们这些人迫不急待地虚伪地谈甚么“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因为这个公式允许他们拥有特权地位，使他们可以发号施令，使他们可以消灭来自“怀疑派”和“缺乏信心”的人的批评。 所谓否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是“泼冷水和扼杀积极性”的抱怨和指责，在理论上和心理上很接近改良主义者一贯对革命者提出的指责，虽然这些指责产生的前提条件截然不同。改良主义者说；“你们告诉工人，说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以内不可能真正改善自己的命运；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扼杀他们的斗争积极性。”事实是：仅仅在革命者的领导下，工人们才真正展开了争取经济利益和议会改革的斗争。 懂得在世界资本主义地狱里不可能建成一个沙漠绿洲似的社会主义天堂的工人，懂得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也就是他自己的命运完全决定于国际革命的工人，在完成自己对苏联应尽的责任时将比听说我们已经拥有所谓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的工人的干劲大得多。“如果真是那样，是不是值得努力争取社会主义呢？”在这方面，改良主义的方针所起的作用也和它一贯起的作用一样，不仅反对革命，而且反对改革。 在前面已经引用过的一九一五年写的那篇关于欧洲联邦口号的文章里，我们写道： “从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意味着成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那种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瓦扬至死还认为法国是社会革命的头号圣地；并在这种意义上主张护国到底。连奇之流（有的是虚伪地，有的是真诚地）认为，德国的失败首先意味着摧毁社会革命的基础。……不应当全然忘记，除了最庸俗的改良主义，在社会爱国主义中还有民族一革命的救世主义在作祟，这种救世主义认为，正是自己的民族国家，由于工业水平、或者由于民主形式和革命成就，负有把人类引向社会主义或‘民主制’的使命。如果革命在一个比较有准备的民族的范围内取得胜利真的可以想象的话，那末同护国纲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救世主义就会有其相对的历史依据了。但是，事实上这是不存在的。用破坏无产阶级国际联系的方法来为保存革命的民族基地而斗争，这实际上意味着挖革命的墙脚。革命不能不在民族基地上开始，但是在目前欧洲各国经济上和军事政治上处于相互依赖的情况下（在目前的这场战争中这种相互依赖空前有力地暴露出来了），革命不可能在民族基础上完成。欧洲联邦口号也就是这种将直接促使欧洲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行动一致的相互依赖的表现。”[36]
斯大林对一九一五年的论战作了虚假的解释，从这种解释出发，多次力图证明我在这里说的“民族狭隘性”是隐射列宁。真是荒谬已极。我在和列宁论战时总是公开提出自己的论点，因为我纯粹是以意识形态考虑作为指导的。在这个具体例子中，根本没有涉及列宁。文章指名提到它所指责的人──瓦扬、连奇，等等。必须记住：一九一五年是社会爱国主义猖獗一时的一年，是我们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斗争遭到挫败的一年。这是我们判断每一个问题的试金石。前面一段话提出的基本问题的表述无疑是正确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一种社会爱国主义的概念。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爱国主义开始时是忠实于他们自己的党──第二国际最强大的党──，也可说这是一种“爱党主义”。在德国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德国人民的卓越组织才能的基础上，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准备建立它“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我们把那班老奸巨滑的党官僚、野心家、议会里的骗子手和一般政治恶棍撇开不谈，普通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爱国主义正是从建设德国社会主义这个信念中产生的。不能设想几十万普通社会民主党人（更不用说千百万普通工人）要求保卫霍亨索伦[37]家族或者是保卫资产阶级。不是这样的。他们要求保卫的是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必需而且足够的”民族条件的德国工业、德国的铁路和公路、德国的技术和文化，特别是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 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盖德、瓦扬、和他们在一起的数以千计的最优秀的党员群众以及几十万普通工人都相信法国就是社会主义未来的发祥地，因为法国拥有革命的传统，英勇的无产阶级，以及具有高度文化的、灵活而富有才能的人民。老盖德和巴黎公社社员瓦扬，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几十万真心诚意的工人，并不打算保卫银行家或食利者。他们衷心相信他们是在保卫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土地及其创造力。他们完全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发，以这个概念的名义牺牲了国际团结，相信这种牺牲是“暂时性的”。 当然，拿社会爱国主义者来进行比较将引起争论。人们会回答说：忠于苏维埃国家的爱国主义是一种革命义务，而忠于资产阶级国家的爱国主义则是叛卖行为。完全不假。在成熟的革命者当中，难道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任何争论吗？但是，我们随后就会发现，这种无可争论的道理越来越成为掩饰故意弄虚作假的行为的一种经院哲学式的烟幕。 革命的爱国主义只能是有阶级性的爱国主义。它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对党组织和工会的忠诚，到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时就发展为忠于国家的爱国主义。只要政权掌握在工人手中，爱国主义就是一种革命义务。但是这种爱国主义必须是革命国际主义的不可分离的一部份。马克思主义一向教导工人，即使是他们为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而进行的斗争，如果不是作为一种国际斗争的话，也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可是现在突然出现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仅仅依靠民族的力量就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这是对共产国际的致命打击。 根本的阶级目标甚至比局部的目的更无法用民族的手段或者在一个民族界限以内实现。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念正是革命国际主义的核心。然而，如果可以通过一国无产阶级在民族界限以内实现最终目的，那就摧毁了国际主义赖以成立的根据。已经夺权的无产阶级对工人国家的爱国主义和国外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失败主义立场之间，本来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却在思想上摧毁了这种联系。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尚在取得政权的途中，他们用甚么方式方法向这个目标迈进，完全决定于他们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当作一个国家的任务，还是当作国际性任务。 如果有任何可能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那末人们不仅在夺取政权以后，而且在夺权以前就可以相信这个理论。如果在落后的俄国的民族范围以内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那末就更有理由相信先进的德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到明天，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会着手鼓吹这个理论。纲领草案使他们有权利这样做。再隔一天，法共也会起而效之。这将是共产国际沿着社会爱国主义的路线分崩离析的开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如果认定它自己的这个特殊国家具有独立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而且足够的”条件，这个共产党就和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实质的区别了。社会民主党也并不是因为有了一个镇压工人的红色部长诺斯克才开始堕落的；早在世界大战爆发时，它正是在这个同样的问题上栽了一个决定性的跟头。 有人说，由于对工人共和国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国际义务，因此苏联的存在本身就是防止社会爱国主义的保证。这种片面地运用一个正确思想的做法只反映了明显的民族狭隘性。说这些话的人只想到苏联，故意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视而不见。使国外无产阶级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采取失败主义的唯一办法，是在这个中心问题上采取国际主义路线，坚决拒绝社会爱国主义的私货。到现在为止这种私货还保持着伪装，但是它已试图在第三国际的纲领中为自己建立一个理论阵地。 现在要回到马克思和列宁的道路上来还不算太晚。只有回到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上来，才有可能继续前进。我们对纲领草案提出批评并将把本文提交给共产国际六大公开讨论，这一切都是为此目的服务的。 [1] 《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是托洛茨基于1928年7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写的，曾收入《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书，1936年纽约英文版。 [2] 《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 [3] 《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4] 参见《共产国际纲领》，东北书店一九四九年版，第2页。──译者注 [5] 参见《共产国际纲领》，第24页。──译者注 [6] 同上 [7] 同上 [8] 《和平纲领》，《托洛茨基全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一分册第85页。 [9] 同上书，第92页。 [10] 《和平纲领》，《托洛茨基全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一分册第89-90页。（参见《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9页，──译者注） [11]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9页。──译者注 [12]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86页。──译者注 [13] 《在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213页。在这个版本中无着重体。──译者注 [14] 参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128页。这个版本的着重体与此处引有出入。──译者注 [15] 参见《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463页。──译者注 [16] 《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份子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416页。这篇演说发表于一九二○年十二月六日，本文所说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是指旧历。──译者注 [17]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草案初稿）》，《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442页。──译者注 [18]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467页。这个版本中无着重体。──译者注 [19] 一九二三年，法国突然进军鲁尔工业区，几乎引起战争，造成了物价的狂涨，在工人中激起了革命的情媎。这种情况导致了德国工人的罢工和起义。但是由于右翼社会民主党支持反动派，以及德共犹豫不决的态度，德国革命失败了。──译者注 [20] 参见《共产国际纲领》第32页。──译者注 [21] 《给叶尔马柯夫斯基同志的信》，《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94页。原文中无着重体。──译者注 [22] 参见《共产国际纲领》，第32页。──译者注 [23]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纲问题的结论》，《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159-160页。这个版本中末句无着重体。──译者注 [24] 福尔马尔（Georg Heinrich von Vollmar，1850-I922），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机会主义领导人之一——译者注 [25] 《布尔什维克》，一九二六年第19-20期。 [26]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243页。这版本无着重体，——译者注 [27] 《计划经济》，一九二七年一月号，第27页。 [28]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136页。——译者注 [29] 克鲁索特（Le Creusot）是法国的一个地方，施奈德公司（Schneider & Co.）在那里设立的钢铁和兵工厂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厂之一。——译者注 [30]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447-448页。这版本无着重体，——译者注 [31] 出处不详。——译者注 [32] 《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 第三十卷第463页。这版本无着重体，在"苏维埃政权"后面还有"和苏维埃制度"等字。——译者注 [3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记录》，托洛茨基的演说，第100页。 [34] 参见《＜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270页。全集中的原话是：“我国革命已实现了这个纲领的十分之九”，“这个纲领”是指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恩格斯认为要实现这个社会主义纲领，不能依靠一国无产阶级的努力，而是依靠几国无产阶级的努力。斯大林在文中说，同恩格斯的预测相反，俄国实现了纲领的十分之九。──译者注 [35] 《当前的主要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第147页。──译者注 [36] <托洛茨基全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一分册，第90页起。 [37] 第一次大战时期的德国皇帝。──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