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 五 机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伯恩施坦的书对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是为在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建立理论基础的第一个尝试。 我们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思潮，如果把一些偶然的表现，如大家都知道的轮船补贴问题也算进去，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但是，一个明显表现出来的统一的机会主义思潮却是在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是在反社会党人法垮台，重新获得合法地位之后开始的。福尔马尔的国家社会主义[1]、巴伐利亚的预算投票[2]、南德的农业社会主义[3]、海涅的补偿提案[4]、最后席佩耳的关税观点和民军观点[5]，这些就是机会主义实践发展的路标。 机会主义实践的外部标志首先是什么呢？是对“理论”的敌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的“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无论在追求的目的方面，无论在应用的斗争手段方面，最后无论在斗争的方法方面，都给实际活动规定了十分明确的界限。因此，那些只想追求实际成果的人就很自然地力图使自己的手脚不受束缚，也就是说，力图让我们的实际工作脱离“理论”，不依赖于理论。 但是，就是这个理论对于他们的每一个实际企图都给予迎头痛击。国家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补贴政策、补偿政策和民军问题，机会主义都遭到了失败。显然，这些思潮如果想反对我们的基本原则那就势必向理论本身，向基本原理挑战，而不是对它视而不见。它们总要试图动摇这些基本原理，并且建立自己的理论。伯恩施坦的理论正是朝着这个方面走的一个尝试。因此，我们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6]上看到所有的机会主义分子立刻在伯恩施坦的旗帜周围集合起来了。如果说，一方面，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思潮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可以由我们的斗争的条件和斗争的发展加以解释的现象，那么，另一方面，伯恩施坦的理论也同样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尝试，这就是它想把这些思潮用一种普遍的理论表述概括起来，找出它们自己的理论前提，同科学社会主义较量一番。因此，伯恩施坦的理论一开始就是机会主义在理论上的耐火试验，是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科学证书。 这次试验的结果如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机会主义创立不了稍微能够经得起批评的积极理论。它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先是向马克思学说的各个基本原理进攻，最后是把整个体系从最上层到基础统统毁掉，因为这个学说是一个牢固结合的建筑物。这就证明，机会主义实践的本质和基础是同马克思体系不相容的。 但是，它也进一步证明，机会主义同社会主义也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的内在的趋势就是要把工人运动推到资产阶级的轨道，也就是说，是要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完全麻痹。当然，从历史上说，不能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马克思体系等同起来。在马克思以前，并且同马克思无关，就有了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主义体系，每一个体系都是某种〔完全〕适合当时条件的工人阶级解放意图的理论表现。用道德上的公平观念来论证社会主义；不是反对生产方式，而是反对分配方式；把阶级对立理解为贫富对立；在资本主义经济范围内企图实行“合作”原则，——我们在伯恩施坦体系中遇到的这一切，早已存在了。这些理论在它们那个时代尽管有一切欠缺之处，但仍然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真正理论，它们都是幼儿学校，无产阶级是在这些学校里学会走上历史舞台的。 但是，当阶级斗争本身的发展和它的历史条件已经导致摆脱这些理论并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之后，除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外，就不能再有社会主义，离开了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至少在德国是如此。自此以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和社会民主党就是一回事了。因此，回到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理论，现在不再是意味着回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幼儿学校，不是的，现在这意味着回到资产阶级的已经穿破了的小便鞋里去了。 伯恩施坦的理论是给机会主义奠定基础的第一次尝试，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尝试。我们说第一次，是因为机会主义在伯恩施坦的体系中，无论在消极方面，即在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也无论在积极方面，即在把一切理论上的混乱东西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方面，都已经走得如此之远，已经再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了。由于伯恩施坦的这本书，机会主义在理论上的发展也就完成了〔正像由于席佩耳对待军国主义问题的立场，机会主义在实践上的发展完成了一样〕，作出了它最后的结论。 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是能够在理论上推翻机会主义的学说，而且是唯一能够把机会主义放在党的成长过程中加以说明的学说。无产阶级为达到它的最后胜利而举行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军，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这个运动的全部特点在于，这里是世界历史上由人民群众自己并且违反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实现自己的意志，而这个意志必须超越现今社会的界限，在现今社会的来世去实现。而培养这种意志又只能在同现存制度不断斗争中，在现存制度的框框里进行。广大人民群众同一个超越全部现存制度的目的结合，日常斗争同伟大的世界改造结合，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大问题，这个运动因此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也必然在两块礁石之间前进：一边是否认群众性，一边是否认最终目的；一边是重新回到宗派主义，一边是滚入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一边是无政府主义，一边是机会主义。 当然，马克思的学说在它的理论武库中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提供了既反对这个极端又反对那个极端的致命的武器。可是，正因为我们的运动是一个群众运动，而威胁着运动的危险不是从人们的头脑中而是从社会条件中产生的，因此，那种跳到无政府主义一边和跳到机会主义一边去的现象，不是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事先一劳永逸地了防止得了的；它们一旦在实践中降生，就必然只有通过运动本身才能克服，自然是只有在马克思提供的武器的帮助下才能克服。较小的一种危险，即无政府主义的小儿麻疹，社会民主党已经把它和“独立运动”[7]一起克服了。较大的一种危险，即机会主义的水肿病，社会民主党现在正在克服。 近年来，运动在广度上有了巨大的增长，斗争的条件复杂化了，斗争的任务也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有这样一个时刻到来，这时在运动中对能否达到伟大的最终目的将发生怀疑，对运动的思想因素将产生动摇。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就是这样发展的，它只能是这样的，不能是别样的，动摇和畏缩的时刻，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来说，不是出乎意外的事，倒是马克思早已看到和预言过的。马克思在半个世纪以前在他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着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评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就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已经建立之后，这段话仍然是对的。由于有了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运动也不是一下子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甚至在德国也不是这样。它是一天天地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它变成这样也是在斗争过程中进行的，而且是在不断克服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极端偏向的过程中进行的。而这两种偏向不过是当作过程来理解的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要素。 从这上点看来，令人吃惊的不是竟有机会主义思潮产生，倒不如说这个思潮竟如此虚弱。当机会主义只是党的实际工作的个别场合被冲破的时候，人们还以为在它后面总有一个多少是认真的理论基础。可是现在它在伯恩施坦的书里已经完整地表达出来，每一个人都会奇怪喊道：怎么，你要说的就这些吗？连一点一滴的新思想都没有！没有哪个思想不是早在几十年前就被马克思主义驳倒过、踩踏过、嘲笑过、摧毁过！ 机会主义说的话已经够多了，这就证明它没有东西可说了。伯恩施坦的书在党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此。 伯恩施坦在同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同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告别的时候，还可以感谢它们，因为它们给他的变化找到了从宽发落的环境。因为只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宽宏大量才让伯恩施坦作为预先注定的而不自觉的工具出场，通过这样一个工具，向前猛进的无产阶级已经将自己一时的不坚定性表现出来，以便在仔细观察之后，冷笑着将它从自己方面远远抛掷出去。 〔我们已经说过：运动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性质，是在克服随着它的发展必然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偏向过程中进行的。但是，克服并不意味着按上帝的意愿让一切都平安无事。克服现在的机会主义思潮意味着摒弃它。 伯恩施坦在结束他的那本书的时候劝告党，要党敢于表现为它实际的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在我们看来，党，也就是说，党的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必须对这一劝告给予回敬，也要伯恩施坦正式地表现为他实际的那个样子，即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进步党人。〕 [1] 指福尔马尔鼓吹的通过国家的干预实行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1892年11月14日的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揭露国家社会主义是诱使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党的手段。——编者注 [2] 在1894年6月1日，以格奥尔格·福尔马尔为首的巴伐利亚邦议会社会民主党党团投票赞成邦预算，从而第一次破坏了奥古斯特·倍倍尔提出的“不给这个制度一个人和一文钱”这一革命原则。——编者注 [3] 在关于农业纲领的讨论中，机会主义者爱德华·大卫和麦克斯·克瓦尔克主张由资本主义国家以改良形式来援助小经营，他们称这种改良为社会主义的。他们否认走向大经营的历史趋势，从而否认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社会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编者注 [4] 沃尔弗冈·海涅1898年2月10日在柏林第三选区发表演说，主张社会民主党可以为了“人民的自由”投票先赞成普鲁士反动政府的军事要求。这就是所谓“用大炮换取自由”的补偿政策。——编者注 [5] 参看本文附录《民军和军国主义》。——编者注 [6] 指1898年10月3-8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编者注 [7] 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倾反对派“青年派”，它反对党利用合法可能性来开展活动，特别是否定党所制定的革命的议会策略。在1890年哈雷党代表大会上“青年派”遭到一致驳斥，它的主要代表在1891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他们后来创立了自己的组织，即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8] 前一句话引自伊索寓言中的《说大话的人》。这是针对一个说大话的人讲的话，他硬说自己曾在罗陀斯岛跳得很大很远很远。后一句是黑格尔在《法哲学》一书序言使用过后，是前一句的代用语（“罗陀斯”在希腊文中是岛名，也是“玫瑰花”）——编者注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6-607页。——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