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莫斯科约有50公里的一个小站上，托洛茨基及其家人乘坐的那节车厢被挂到开往中亚的列车上，载着他们离开了首都。谢尔盖想继续学习，就下了火车返回莫斯科。患病的妻子谢多娃和廖瓦陪伴着托洛茨基前往流放地。押送他们的12名押送人员在车厢过道里通过半掩着的包厢门监视他们。托洛茨基和妻子躺在包厢的木制长凳上，包厢昏暗，烛光摇曳。押送队的长官就是逮捕托洛茨基的那位军官，他在这辆列车上出现，好像是对另一辆名满天下列车的荒谬提示，那就是作为野战司令部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专列，这位军官当年曾在那辆专列上当过托洛茨基的警卫员。谢多娃回忆说：“近几天来的种种意外、动荡不安和紧张使我们疲惫不堪，现在正好休息。”托洛茨基躺在阴暗的包厢中，看着广漠无垠的白茫茫的原野，列车正穿过它驶向东方，他开始使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新环境。他就这样从那活生生的世界及其种种诱惑中被连根拔出，脱离了他的工作和斗争，与他的战友们彻底隔绝。今后还会出现什么情况？怎么办？他试图在日记中写下简短的札记或抗议信，但他发现手边没有“文具”，这使他多少有些吃惊。这种情况他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甚至在1907年那次极其危险的从遥远的北方逃亡时也不例外。现在他身边危机四伏，他甚至都不知道是否真的把他流放到阿拉木图。危险是对他的挑战，激起了他的反抗精神。他对妻子说，现在对他来说，在克里姆林宫舒适床上的庸人之死的威胁至少不存在了。
第二天，列车在萨马拉停车时，托洛茨基给加里宁和明仁斯基发了一份电报表示抗议，他说，在其漫长的革命活动生涯中还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察像格别乌这样狡猾和不守信义地对待过他，格别乌绑架他，却不告诉他要把他押往何方，迫使他在没有换洗衬衫、没有最必需的生活用品、没有为患病的妻子带药的情况下上了路。①押送人员对他倒很客气，甚至还很友好，正如1907年押送这位被判处流放的彼得堡苏维埃领导人的沙俄士兵一样。在途中，他们为托洛茨基一家买了毛巾、肥皂等物，并为他们从车站小卖部买饭。他们的囚徒仍能唤起他们的敬畏之情，正如旧制度下一个被驱逐出境的大公也可能受到押送人员的礼遇一样，因为他们拿不准他是否还会很快东山再起。当列车进入土耳其斯坦境内时，押送队的长官请犯人给他一份受到礼遇的证明。②
①托洛茨基档案。
②证明文本见托洛茨基档案。
在途中，托洛茨基的两位忠诚的秘书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乘上了这趟列车，希望能瞒过格别乌。这些插曲为单调的旅途生活增添了某些乐趣。
乘火车的旅途到皮什佩克—伏龙芝镇①为止，离阿拉木图大约还有250公里。这段路只能乘汽车、卡车、雪橇，有时还要徒步翻过冰封雪盖、狂风怒号的山口，穿过高高的雪堆形成的深沟，在荒原上无人居住的简陋的破房子里过夜。经过一个星期的行程，托洛茨基一家终于在1月25日凌晨3点到达了阿拉木图。流放者及其家属被安排住进了果戈理大街的“七河旅馆”。这家旅馆可以追溯到“果戈理时代”，那位伟大讽刺作家的精神仍主宰着这家旅馆，托洛茨基对阿拉木图的许多观察描述和他写的抗议书信、电报的风格显然是受了它的影响。
在20年代末，阿拉木图还是一座纯东方式的小城镇。虽然它以其茂盛的果园和葡萄园而著称，但仍是贫穷、闭塞的吉尔吉斯草原上的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这里经常遭受地震、水灾之害，冬天狂风怒号，夏天酷热难忍，文明的足迹还未来到这里。热浪吹得飞沙走石，疟疾和牲畜瘟疫肆虐。这座小城镇将要发展成哈萨克斯坦的首府，但在当时，加盟共和国的行政机构刚刚兴建，官员们征用了所有的好房子，而贫民居住区人满为患。“在市中心的集市上，吉尔吉斯人在泥泞中和商店的台阶上晒太阳，抓虱子。”②这里还有麻疯病。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度过的那一年夏天，牲畜瘟疫流行，疯狗满街乱跑。
①皮什佩克镇刚被命以伏龙芝的名字，他继托洛茨基之后任军事人民委员。
②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96页。
这一年阿拉木图经常闹粮荒，生活更加艰难。在托洛茨基到达这里后的头几个月中，面包价格涨了3倍。市里有数的几家面包店外面排起了长队，其他食物更少。对阿拉木图的供给还未走上正轨，邮政工作更不正常，当地苏维埃机构试图借助私人力量来改善邮政传递工作。在从托洛茨基信中摘取的下述片断中把该市阴暗的局面、地方当局的软弱无力、愚昧无知刻画得淋漓尽致：“不久前当地一家报纸报道：‘在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本市时，断粮的流言却在城里流传。’正如报上报道的那样，粮食确实在源源运来，可流言仍在散布。疟疾横行，但粮食却不能发挥作用。”
这就是托洛茨基要呆的地方。斯大林千方百计使他远离莫斯科，让他听天由命。托洛茨基的两位秘书都被逮捕了：一个是在从莫斯科赴阿拉木图的途中，另一个是在阿拉木图，然后把他们流放到别的地方。不过，看来斯大林对其政敌暂时还没有新的打算，格别乌对托洛茨基仍十分尊重，这在后来是不可思议的。格别乌费了不少劲儿把托洛茨基那些数量可观的藏书和档案材料从莫斯科给他来运来，其中有许多重要的国家和党的文献。书籍和档案装了满满一卡车运到了阿拉木图。托洛茨基因居住条件不好而向加里宁、奥尔忠尼启则和明仁斯基提出抗议，要求给他更好的住宅，要求给他打猎的权利，甚至要求把他的爱犬从莫斯科送来。他抱怨说，让他住在果戈理大街的旅馆中只是为了格别乌的方便，流放实际上变成了监禁。“你们同样可以把我关在莫斯科的监狱里，用不着把我发配到4000俄里之遥的地方。”①抗议起了作用，他在到达阿拉木图3个星期后，在市中心的克拉辛大街75号楼中得到了一套4居室的住宅。街道的名称是为了纪念他那位已逝的朋友。他还获得了打猎的权利。他仍不断地往莫斯科打去冷嘲热讽的电报，提出种种要求，其中有些是严肃的，有些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把原则性的辩论与琐碎的纠缠混在一起，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那亲爱的玛雅（他的爱犬）根本想不到，它现在正处于重大的政治斗争的中心。”他拒不承认自己是犯人，所以迫害他的人不得不在形式上对他客气些。
①摘自2月初发出的抗议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在多年不倦的工作和长期的紧张之后，托洛茨基在这里得到了休息。因此他到达阿拉木图的头几个月居然具有意想不到的奇异的田园诗般的情调。草原、群山、河流、湖泊像在童年时那样深深地吸引了他。在他的许多信中，政治论点和建议往往与对风景的诗意描写以及对打猎奇遇的幽默叙述掺杂在一起。开始时，托洛茨基被禁止离开阿拉木图。后来，允许他打猎，但离开城市不得超过25俄里。托洛茨基给明仁斯基打电报说，他不理睬这种限制，因为在所允许的活动范围内没有适合打猎的地方，他不想打那些可怜的小动物，至少应在离开城市70俄里的地方狩猎。他请莫斯科据此通知当地格别乌，以免发生麻烦。他去那里狩猎了，并没有遇到麻烦。然后，他又向当地格别乌领导抗议特务们对他的明目张胆的盯梢，并声明，如果这种监视形式不是莫斯科直接规定的话，他将“怠工”，并停止打猎；如果是莫斯科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他理解格别乌的处境，将撤回他的抗议。这样一来，对他的监视变得客气和隐蔽一些了。
①摘自托洛茨基档案。
托洛茨基来到这里后不久就开始狩猎，在春季野生动物沿伊犁河迁徙时期，他的狩猎始终未断。有几次狩猎活动长达10天，尽管这样的打猎极为艰苦，却给了他休息的机会。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不无骄傲地讲述了他打猎的成果。起初他在当地人的粘土茅舍的地上或蚊蝇乱飞的帐篷里与十几个哈萨克人一起过夜，强忍着恶心，把不干净的水煮开沏茶。他写道：“下次我将露宿，并强迫我的随行人员也露宿。”①在下一次打猎时，他真是这么做的。那是在3月末，猎人们连续9个夜晚在严寒中露宿。有一次骑马过河时，托洛茨基还掉到了河里。收获不大，“总共只有40只鸭子”。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诚然，在远处巴尔拉什湖狩猎更好，那里不仅有豹，甚至还有老虎，但我决定与老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我全身心地享受着这短暂的野蛮生活……连续9晚露宿，没有洗涮、穿衣脱衣的必要，吃在水桶里煮的羊肉，从马上掉进河里（那是这些天中唯一一次脱了衣服），在水中的圆木上，在乱石中，在芦苇丛中度过几个白天和黑夜，这也是难得经历的。”①狩猎季节过去了，渔汛来临。后来，连娜塔利娅都加入了捕鱼者的行列。但他们捕鱼与当地人在周末懒洋洋地用渔具捕鱼的消遣完全不同，因为每次捕鱼之行都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几只大船，而且要重载，还要精心策划。
6月初，阿拉木图刮起了热风，托洛茨基一家搬到了离城市不远的山脚下的一座别墅中。他们在一个大苹果园里租了一栋苇顶小房子。从这个小房子里可以居高临下地眺望城市。城市的一边是广袤的草原，另一边是终年积雪的连绵山峰。下大雨时，房顶哗哗地漏雨，所有的人都匆匆跑上顶楼，用水桶、罐子和煎锅接雨水。在苹果园里用木头建造了一间陋室，这是托洛茨基的办公室和工作间。很快，这里面就堆满了书籍、报纸和手稿，一台旧打字机的嗒嗒声响彻了整个苹果园。托洛茨基坐在办公桌前，看到一棵从地板缝中长出的灌木，这株灌木很快就长到了齐膝盖高。这一切都表明他在这里的“临时性”，不过，总算找到了摆脱城市喧闹的避难所。在城里，人们正在追赶射杀疯狗，扬起漫天尘土。在头几个月里托洛茨基和谢多娃一直饱受疟疾的折磨，靠吃“奎宁”维持生命，现在热病的发作已经停止。②
①摘自托洛茨基档案中一封写于1928年4月l日的信，未注明收信人。
②参见托洛茨基7月14日致拉柯夫斯基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流放者不得不自己挣钱谋生。诚然，他享有官方的津贴，然而毕竟数额有限。尽管家里人口不多，家庭消费也十分简单，但津贴连购买食物都不够。国家出版社刚刚停止出版《托洛茨基全集》，问世的仅有13卷，还都被从书店及公共图书馆中收回了。托洛茨基却又酝酿着新的写作计划。他打算撰写有关亚洲革命的研究著作，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和印度的参考书籍。在另一本著作中他试图总结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和世界的发展。抵达阿拉木图之后他马上起草有关反对派原则的详尽声明，该声明将提交给定于夏季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他的朋友们，特别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坚持要托洛茨基撰写回忆录。他于4月就开始了这一工作。他借助于南俄报纸、尼古拉耶夫市和敖德萨市的城市地图再现他的少年及青年时代，他的回忆录《我的生平》就是从回忆少年和青年时代开始的。
不过写这些东西赚不到一分钱，因为这些著作根本不可能出版。但是，根据刑法第58条，即使是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流放的人仍可靠翻译、助理编辑或校对工作谋生。当他得知允许他翻译、校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时，他迫不及待地投入了这项工作。他的老朋友梁赞诺夫现任莫斯科市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准备出版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请托洛茨基翻译《福格特先生》一书。在这部篇幅巨大却鲜有人知的论战性著作中，马克思回击了卡尔·福格特对他的诽谤和诬蔑，后来查明，这位福格特是拿破仑三世的密探。初次读到这种排炮般回击的文字，托洛茨基评论道，马克思用了几百页的篇幅来反驳福格特的指责，而现在，他这个马克思著作的译者却要用“整整一套百科全书”的篇幅来驳斥斯大林对他的诽谤和诬陷。后来，梁赞诺夫又请他校订其他译文，并请他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他几卷校样，这些工作他也完成了。①
①托洛茨基在一封信中提到，他还翻译了托玛斯·霍奇金的《英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
从托洛茨基写给梁赞诺夫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其中有对译文风格的详尽得近乎迂腐的批评，还有关于译文质量的详尽建议。这些书信不带丝毫政治色彩，完全是业务性的。托洛茨基在这些信中对他在苏联所能找到的唯一一项可给他带来收入的工作也没有丝毫嘲讽。梁赞诺夫付给他的稿酬保证了他一家的生活开支，也支付了他的大量通信的费用。①
①自1928年4月到10月间，托洛茨基共发出800多封政治信函，其中许多封的篇幅如同论文，还发出550封电报，收到1000封来信、700封电报，私人信件还不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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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抵达阿拉木图后就努力与朋友和支持者建立联系，当时他们都与世隔绝，默默无闻地散居在全国各处。开始时这一工作只能通过正常的邮政渠道。他所处的环境也极其原始落后，能在当地搞到一支钢笔、铅笔或几张粗糙的纸或几根蜡烛，几乎都可称为功绩。廖瓦成了他的“外交部长和邮电部长”、警卫、研究助手、秘书、狩猎的组织者。在廖瓦的帮助下，信件和通告源源不断地从阿拉木图寄往全国各地。残疾的邮递员每周骑马来两到三次，每次都送来满满一袋信件和剪报，后来甚至还有国外的书籍和报纸。这些往来信件无疑都经过了格别乌的书刊检查机构的审查。绝大部分信函往来是在他与下述几个人之间进行的：流放到阿斯特拉罕的拉柯夫斯基，在托博尔斯克的拉狄克，流放到乌拉尔斯克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住在纳雷姆的斯米尔加，流放到北至科米共和国乌斯季库洛姆的别洛博罗多夫，住在中亚地区谢米巴拉廷斯克的谢列布里亚科夫，在塔拉的穆拉洛夫，在亚美尼亚新巴泽塔的伊万·斯米尔诺夫和在沃罗涅日的姆拉奇科夫斯基。托洛茨基还与其他流放者通信，但不如与上述这些人频繁。就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他告诉索斯诺夫斯基①说，他与西伯利亚和中亚的主要流放区都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定期联系，如巴尔瑙尔、卡缅斯克、米努辛斯克、托姆斯克、卡巴尔舍夫、叶尼塞斯克、新西伯利亚、坎斯克、阿钦斯基、阿克纠宾斯克、塔什干、撒马尔罕等等，他通过拉柯夫斯基与俄国欧洲部分的流放地保持联系，后者在阿斯特拉罕负责伏尔加河南部流域的反对派中心的工作；他通过在沃罗涅日的姆拉奇科夫与北方流放点联系。通讯和通报在主要的流放地复制，再转寄到次要的流放地。从4月起，在阿拉木图与莫斯科之间建立了秘密的邮递联系，每隔两三个星期传送或转交一次信件。通过这种方式，人数和规模不断壮大的反对派建立起了自己的有其紧张政治生活的共同体。托洛茨基是被流放的反对派的鼓舞者、组织者和象征。流放者的情绪很不平衡，其中一些人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另一些人则把他们遭受的迫害看成是恶作剧。显然，大多数人起初都坚信：斯大林的胜利不会长久，而且事件很快就会证明反对派的正确，它的成员将会从流放地返回，他们的远见、勇气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将受到赞扬。
①托洛茨基档案中11月7日的信。
他们的生活条件尽管是艰苦的、屈辱的，但还不那么可怕。反对派成员又恢复了他们所熟悉的革命前的生活。这些政治犯和流放犯的工作就是利用被迫赋闲期间的时间去清理自己的思想、进行学习，为有朝一日重挑直接斗争的重担或执政的职责做准备。这种环境似乎很适合于这种工作。在许多流放地都不乏有教养的人、杰出的理论家和有天分的作家。同志们就是他们精选的听众。紧张的思想交流有助于保持自律和自尊。托洛茨基从阿拉木图密切关注着这种思想交流，不断地给它鼓劲。他在写给同志们的信中援引了歌德的语录：在精神和道德方面，为保持已有的东西必须不断地重新赢得它。于是，流放地成了重要的精神活动和文字—政治活动的中心。那些有关当前事件的札记和“提纲”因其数量太大就不用说了，许多人还撰写长篇著作；拉狄克着手撰写研究列宁生平及学说的宏篇巨作；拉柯夫斯基为圣西门作传，并研究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起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完成了几部有关苏联经济和中世纪欧洲经济的著作；斯米尔加则著书论述布哈林及其学派；丁格尔施泰特完成了有关印度社会结构的论文；等等，等等。但是，无论这些精神活动本身多么有价值，都无法直接回答在流放者头脑里这个压倒一切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事件将会重新提出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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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在西伯利亚或中亚这样的边远地区，冬末之前就已经感到了新的社会危机的震荡。其实危机蕴蓄已久，尚在秋季时就已到达了临界点，那时正值放逐反对派的前夕。国家的大粮库有一半已见了底，城市居民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连军队的给养都不充足。面包店外排着长队，面包价格不断上涨。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看到的这种现象，在整个苏联都能看到。
但是乍看起来，农业的状况还不错。耕作的土地面积与年景最好的那些年一样多，而且连续3年丰收。但城乡“结合”再次遭到破坏，农民拒绝上缴粮食，也不愿按固定价格出售粮食。征收粮食引起骚乱，征粮人员被赶出村庄，两手空空地回到城里。农民完全没有或很少有上缴或出售自己产品的积极性，因为现在和从前一样，他们不能以此换来衣服、鞋子、农具和其他工业产品。农民要求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他们为此吵闹不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追随着富农的领导。
布哈林派与斯大林派正是在他们联手开除了托洛茨基派成员的党籍并粉碎了季诺维也夫派之时就上述问题在政治局里吵翻了脸。布哈林派主张对农村采取让步政策以安抚农民；可那时斯大林派已倾向于采取暴力对待农民，尽管还有些犹豫。在1月的第一个星期，即在放逐托洛茨基的10天前，政治局不得不对下一步粮食征购工作做出决议；无疑，正是局势引起的恐慌迫使他们急忙将托洛茨基流放。1月6日，政治局密令各级党组织，要严惩那些妨碍征收粮食的农民，强行“借粮”，坚决抵制提高粮价，并警惕地监视富农。指令没有取得效果，5个星期后，政治局不得不更坚决地重申这一指令，并扩大传达范围。
2月中旬，《真理报》敲起警钟：“富农抬头了！"4月下旬，中央委员会终于毫不讳言地宣称，国家正受到一场严重危机的威胁，这一威胁是由于政府财经政策未能监控的富农经济力量的增长而造成的。这些术语似乎都是从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那里抄来的。“由于农村进一步分化，由于富农经济比重的增长……使富农获得了对整个市场行情施加重大影响的力量。”①然而——中央委员会宣称——党却一直对富农抑制不力。非常措施颁布了，其中规定对富农强行征税，以便降低他们的购买力；规定征收多余的谷物；规定固定粮价；最后，那些一贯对富农采取迁就态度的官员及党员要被罢免职务。但这些决议并不是对既定方针的偏离，而是为了应付突发困难而采取的非常措施。
①《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373页。
中央委员会的几个决议根本没有提到“全盘集体化”，不仅没有提到，而且坚决否定了这种思想。但是，中央委员会对紧急状况的解释和对坚持危险来自富农而党未能加以抵制的说法其实都已经表明了政策的根本改变。斯大林派在中央委员会中占了上风。在获得权力强化党的反富农措施的同时，斯大林也增强了他反对布哈林派的力量；他肆无忌惮地把他们从行政机构和党的机关的许多中下层岗位上撤掉。
被流放的托洛茨基派对这些事件的最初反应是高兴、吃惊、嘲讽，甚至欢欣鼓舞。他们问道：反对派的预言不是兑现了吗？斯大林不是被迫采取反对派捍卫的左倾方针了吗？党还不明白在过去几年的大争论中谁对谁错了吗？大多数反对派成员都庆幸万分，他们更加信心百倍地等待着把他们召回并请他们在克服当前非常局面和使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纳入新轨道的工作之中大显身手。托洛茨基在他本人的书信里也谈到了反对派的这种预见，而且表达了一种乐观的情绪，尽管他并不赞成其追随者过于乐观的期待。①
①参见托洛茨基1928年3月5日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他在其中谈到强加于他的失败主义的指控，因为他曾说过，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政策下，无论丰收和歉收都会巩固富农的地位。现在，《真理报》突然发现了富农的力量，讲到连续3年丰收时“好像在描述3次地震一样”。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左倾方针虽有发展，但当局对待反对派的态度却依然如故。流放地欢欣鼓舞的情绪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不安和担心。事件的转折使人对反对派的几个主要前提和预言，特别是对它对党内政治倾向的估计产生了疑问。某些托洛茨基派成员开始怀疑：我们指责斯大林为富农的保护人，在这点上我们是否正确？我们曾声称，在粉碎左派反对派之后党内平衡将受到破坏，布哈林的右派将得到加强，它将除掉斯大林中间派。我们这个预言是否正确？我们是否对党内保守分子估计过高？斯大林派不仅没有失败，而且在与右派的斗争中占了上风，那么我们对热月政变的危险所作的卡珊德拉式预言①是否有些危言耸听了？因而总的说来，我们在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中是否走得太远了？
大多数流放者甚至不允许对他们的思想产生这种怀疑，但少数人更加固执地提出这些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又引发了许多其他的问题，其结果导致严肃地反省反对派的纲领和行为。答案取决于反对派对待斯大林的左倾方针的严肃性的看法。斯大林的反富农行动可以看成是应急的策略性举措，它并不妨碍他重新推行亲富农政策。大多数反对派成员正是这样想的。但也有一些人相信左倾方针的严肃性，把它看成是重大转折的前奏，并对反对派的前途产生了忧虑。他们说，当党在进行反对派所号召进行的反对国内资产阶级和准资产阶级分子的危险斗争时，反对派怎能消极地袖手旁观呢？
①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特洛亚王普里阿摩斯的女儿，预言家。―译注
反对派过去一直认为，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右派都起着领导作用。软弱的、优柔寡断的斯大林派简直就像影子一样追随着右派。反对派的所有活动都建立在这一观点上，因此，斯大林对富农的第一次或初步打击就动摇了它的基础。甚至在12月里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是以斯大林打算推行左倾政策为理由而宣布投降的。此后不久，皮达可夫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两位重要的托洛茨基派成员步他们的后尘，宣布与托洛茨基决裂。1923年时他们是反对派最勇敢、最得力的领导人，但在后来几年的斗争中却十分消极，现在又以斯大林实施反对派的纲领为由来为自己投降辩解。开始时，流放者们轻蔑地嘲讽皮达可夫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背叛行径，这是人们通常对待变节者的态度。尽管如此，他们变节的论点却给人留下印象，并激起人们的怀疑。
5月初，托洛茨基对流放者当中人心动摇的状况尚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他仍旧在给他们的一封信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宣称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标志着一次重大转变的开始。①他指出，反对派完全有根据骄傲地认为自己是新政策的鼓舞者和首创者。不错，当反对派想到他们自己为别人摘走的成果所付出的代价时，在他们的骄傲中必然掺杂着难言的苦涩。但是，革命者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不止一次用沉重和悲壮的自我牺牲为代价，迫使其他人乃至自己的敌人完成他们革命纲领中的一部分。巴黎公社就是这样被浸在血泊中的，但它战胜了扼杀它的刽子手，因为就是这些刽子手不得不实施它的部分纲领。尽管它作为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公社遭到了失败，但它使君主政体无法在法国复辟，最起码它保证了议会共和国的建立。反对派与斯大林的左倾方针的相互关系可能也是这样：反对派可能被粉碎，可能看不到它的纲领完全实现，但它的斗争最起码使执政派无法在资本主义因素面前继续退却和倡导新的新经济政策。
①参见托洛茨基5月9日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反对派应该怎么办？托洛茨基回答说，反对派有责任批判地支持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联合布哈林和李可夫去反对这个方针。相反，我们应该鼓励摇摆不定的斯大林中间派与右派一刀两断，促使它与左派联合起来。反对派与它的迫害者——斯大林派结盟共同反对富农的庇护者，这一可能性不应排除，尽管它是渺茫的。反对派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要求党内民主，而“左倾方针有助于争取无产阶级民主的斗争”。托洛茨基这样推理在逻辑上是与他自己前后一致的：他从1923年起就坚持认为，斯大林体制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护党内官僚免遭工人的反对，党内官僚又在保护富农和耐普曼。对他来说，得出下述结论是理所当然的：一旦官僚集团不再保护富农和耐普曼，那么它将向工人阶级靠拢，并将力求与其代言人和解，恢复他们的言论自由。因此，反对派虽然支持斯大林的左倾方针，但应当更坚决地抵制他的压制，并应警告党，只要镇压还在继续，就无法保证斯大林会推行新政策、不再次向富农让步。托洛茨基承认他建议的是一种很难遵循的“双重立场”；但是他宣称局势将会证明只有它是正确的。皮达可夫认为托洛茨基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托洛茨基驳斥说：“但是对一个投河自尽的人（类似皮达可夫这样的人）来说，一切矛盾都会荡然无存。”
托洛茨基的观点具有辩证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是不确定的局面所要求于他的。他把斯大林对富农的进攻看成是重大的、使人产生希望的事件，所以他更加坚定地坚持批评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必要性，把它看成是新政策得以巩固的重要保证。他所建议反对派的不是另起炉灶，而只是应该捍卫的原则。当托洛茨基的敌人又从他的书中摘出一页时，他承认这是他自己的观点，并敦促他的追随者们在这件他们认为是必须的事情上支持自己的敌人。但在托洛茨基的书中还有许多他不打算放弃的其他篇章。至于反对派的前途，托洛茨基既不赞成极端的乐观主义，也不支持极端的悲观主义。他认为，事件可能会迫使斯大林派与反对派和解。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会重获道义和政治领导权，但是它也应作好分享巴黎公社命运的准备，以其牺牲推动社会主义和进步事业。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持一种相对赞赏的看法，承认它的积极意义。这一事实使托洛茨基派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把他们搞糊涂了。这增强了他们当中的那些在开始时批评反对派的人的论据。他们声称，如果托洛茨基现在是正确的，那么他过去敲响反对热月政变危险的警钟是否是错误的呢？他当初对斯大林政策的评价莫非是错误的？历史将证明反对派是正确的，正如它曾证明巴黎公社是正确的一样，反对派以这种想法自慰难道是明智的吗？托洛茨基主义者若参加反对在国家中产生私有财产这一重大斗争以此来帮助创造历史，难道不比消极等待预期的历史裁决更好吗？后代可以赞扬巴黎公社社员的殉难精神，但公社社员浴血奋战并非是为了殉难者的荣誉，而是为了他们认为是实际的、可以实现的目的。
这种推理反映了托洛茨基派立场中固有的两难矛盾；而失望又引起了仇恨。流放、迫不得已的无所作为和沉重的疑虑折磨着这些精力充沛、智慧超群的人，正是他们使革命获胜，正是他们在国内战争中浴血奋战，正是他们建设着新的国家。他们为党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了党，他们曾在沙皇的监狱中受尽折磨，而且仍认为党是人类的最高希望，现在他们却被党所抛弃，这本身就是最沉重的负担。当他们意识到，使他们和斯大林派敌对的某些重大分歧正在消失，党开始做那些他们一心要做的事时，这个负担就难以承受了。当一位政治斗士清楚地意识到他捍卫的是什么并感到他的事业完全取决于他和他的同志们为事业所作的努力时，他承受失败和屈辱并不困难。但是，即便是久经考验的战士在这种荒谬的情况下也难免气馁：当他看到他的事业或其最重要的那部分正在由他的迫害者来完成，看到他的事业不再取决于他是否为它奋斗，于是斗争忽然失去了目标，他所遭受的迫害也变得毫无意义。他开始怀疑过去把他的迫害者看成敌人是否正确。
斯大林冷静、准确地看到了反对派的思想波动，但他也有他自己的两难之处。托洛茨基派对左倾方针的任何称赞都是对斯大林的帮助，但是他又害怕他们的帮助。在局势的压力下，他犹豫不决、步履蹒跚地走上了一条他不熟悉的危险道路。他冒着与农民发生重大冲突的危险，没有也不可能估计到他所面临的反抗的规模及强度。他谨慎地反对自己昔日的盟友布哈林派，因为他并没有低估它的声望与影响。他不知道这场新的斗争会把他带到多远以及会给他带来什么危险。像托洛茨基一样，他不排除在极端危机的形势下与左翼反对派结盟的可能。但是他也意识到这将是托洛茨基的胜利，所以他决心在不与托洛茨基妥协的情况下竭尽自己的全力击败布哈林派。但他有理由担心，他那一派的力量不足以担当此任，光凭他的支持者还不能管理国家机构，不能应付在这困难的新阶段中迅速发展国有化工业和管理财政。斯大林的支持者主要是党务工作人员，而理论家，政治家，经济学家，管理工业、财政和农业的专家和有政治才干的人都在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季诺维也夫派当中。斯大林需要那些坚定而热情地推行反富农政策的人的帮助。他可以在左翼反对派中找到这样的人。因此，他急于尽可能地把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中有才干的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但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却寸步不让。他背着托洛茨基向托洛茨基派发出呼吁。他通过自己的代理人以左倾方针诱惑他们，竭力说服他们相信：反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开始时，流放者几乎一致拒绝这种呼吁，但是呼吁已经落在肥沃的土壤之中。这些呼吁加强了某些托洛茨基支持者的怀疑和以幻灭的眼光重新审视反对派的过去的倾向。
直到5月中旬，托洛茨基才对这些事情有所了解。别洛博罗多夫在一份寄给他的报告中谈到了流放地的争论。另一名尚在斯大林外交机构工作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柏林把斯大林拟定的行动计划通知了他。据此人提供的情报说，斯大林企图诱使有影响的反对派流放犯忏悔——指望凭借他们的帮助实施左倾方针并彻底打垮托洛茨基，期望以此来改善他的困境；在对许多重要的托洛茨基派成员投降还没有把握之前，他甚至推迟了全力推行左倾方针的日期。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他在这点上能否成功；如果反对派使他的计划落空，如果它没有被变节所削弱，如果它起码能支持到秋天，那时斯大林就会看出他那一派是渡不过难关的，反对派就将有一切机会赢得主动权并重新得到权力。但是，如果斯大林成功地摧毁反对派的士气，如果变节的托洛茨基派成员变为他的救助者，那么他就能保住权力以粉碎布哈林集团和推行他的左倾方针，而无须与托洛茨基及其不肯悔改的追随者和解。通报人担心斯大林可能获得成功，因为反对派的士气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许多反对派成员都准备放弃斗争了。①
①这封重要的匿名信写于1928年5月8日，寄自柏林。托洛茨基知道写信人是谁，但他在晚年整理档案材料时已想不起他的姓名。1928年时，该写信人在将被召回国时询问托洛茨基是否应该拒绝回国，托洛茨基似乎劝他回国。
托洛茨基似乎不相信反对派的士气会如此低落。目前流放者中投降的仅是个别人。声名狼藉的投降例子只有前共青团领导人萨法罗夫，他签署了悔过声明而被召回莫斯科。但是，萨法罗夫一事只能看作是例外，因为他不是托洛茨基派成员。他本属于季诺维也夫集团，起初他拒绝和他的领袖一起投降而与托洛茨基派成员一起被流放，只是后来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便投降了。他的行为显然与托洛茨基派的情绪无关。不过，萨法罗夫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表达的情绪却打动了托洛茨基派成员的心弦。他大声疾呼：“现在一切都将在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完成！”“一切”指的是反对富农与耐普曼、扩大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和可能实施的农业集体化，因为左倾方针囊括了所有这些方面。托洛茨基派成员一想到在没有他们参与的情况下完成这些巨大的转变，即“第二次革命”，都痛苦万分。托洛茨基越是客观地强调斯大林近期的措施是必要的、进步的，并坚决主张反对派有责任支持这些措施，他们就越是感到失望，越是进一步考虑反对派的政策是否正确，因而就更加为这一事实而痛心疾首：他们已被开除党籍，在这边远地区，他们无法对左倾方针给予任何实际的支持。在5月底之前，托洛茨基给自己的支持者发了几封信。①
①参见托洛茨基致别洛博罗多夫（5月23日）和尤金（5月25日）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他为反对派的过去辩护，并试图指出新的前途。托洛茨基的论点主要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有人认为他高估了布哈林右派的力量，其实并非如此。这一派的力量仍很强大。对反对派号召党反对热月政变的危险，不能说是错误的。由于反对派的行动，热月政变的力量才被遏制。反对派的行动和工人阶级的压力迫使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一刀两断，否则，当前的粮食危机会使他们在对农业中资本主义因素让步的路上走得更远，这样一来就不会有左倾方针了，而是更急剧地向右转。托洛茨基担心，那些断言反对派夸大了来自右的方面的危险的人最终会向斯大林投降。
第二，反对派没有丝毫根据谴责自己在斗争中走得太远。相反，由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怯懦，它走得还不够远。“我们的全部活动都是宣传性的，而且也仅仅是宣传性的。”反对派从未以足够的勇气坚决向党的普通党员发出呼吁。当它终于在11月7日准备这样做的时候，斯大林则企图把它推向内战；于是它只好退让。
最后一点，斯大林抄袭反对派的纲领这一事实不应使反对派沮丧。斯大林派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开始实施左倾政策，但它不可能把这一政策推行到底。因而托洛茨基对自己的支持者保证说：“党还会需要我们的。”
这些论点和保证并不能使许多托洛茨基支持者们感到满意。他没有给他们指出明确的前途。他们继续问，斯大林反对富农是长期的呢，还是他的左倾方针仅仅是装模作样？他们希望得到一个清楚的答案。这个答案托洛茨基也不知道；而且很可能连斯大林自己也闹不清自己立足于何处。托洛茨基也没有告诉其支持者们，在他们当时的处境下应如何贯彻他的建议以及他们怎样做才能同时既支持斯大林又与他对抗。
1928年春天，在托洛茨基派流放地中已经形成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一部分人认为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支持斯大林的左倾方针，这是托洛茨基反复向他们交代的责任；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首先继续反对斯大林，这也是托洛茨基敦促他们做的。这样一来，在托一季反对派联盟中的矛盾就再现于托洛茨基派的队伍之中了，它划分为妥协派和不妥协派。妥协派离向斯大林投降的想法还很遥远，但是他们希望反对派缓和对斯大林派的敌意，并准备在左倾方针的基础上与它达成妥协。他们断言，诚实和反对派本身的利益要求他们批判地分析反对派的观点并根据事态的发展改变他们的观点。赞成这一立场的是老一代反对派，他们都是比较稳健的人，在这类人中有思想家和对老党十分怀念的人，还有那些“有教养的官僚”，即经济学家和行政人员，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反对派纲领中的工业化和经济计划，而不是它对党内自由和无产阶级民主的要求。赞同妥协的还有一种人，他们继续反对执政派的意志已被他们承受的磨难所削弱。作为个人，指导他们的动机往往是混杂的，在许多情况下，几乎无法确切地指出到底是哪个动机占了上风。
不肯妥协的托洛茨基派成员主要是年轻人，对他们来说，被开除出党的打击全然不像对老一代那么严重。他们加入反对派是响应它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号召，而不是考虑它的经济愿望和社会愿望。他们是最忠诚的反对派成员，官僚集团的死敌，狂热的反斯大林主义者。这一派人的个人动机也同样难以确定。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被开除出党并没有产生巨大的道义上的震撼，他们对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相对来说也不那么关心，但对反对派关于言论自由这一呼吁却热烈拥护，对官僚集团深恶痛绝，这种憎恶情绪由于迫害和流放而变得更为强烈。
托洛茨基反对派中这两翼都倾向于与该派之外的其他集团联合。妥协派越来越接近从前他们蔑视的季诺维也夫派。他们开始重新评价季诺维也夫派，尽管还不想追随他们，但开始对他们的投降论调表示理解，注意倾听他们的论点，同情地注视着他们的行动。另一方面，最极端的不妥协派发现他们与一块儿被流放的那些坚持到底、拒不悔改的工人反对派和以萨普龙诺夫、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为首的民主集中派成员有不少共同之处。工人反对派的最后残余和民主集中派在仇恨官僚集团方面远比托洛茨基的拥护者们走得更远。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公然声明与现存国家和党决裂。他们断言，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死亡，工人阶级应该从头开始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斗争，以此把自己从“国家资本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中产生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富农的剥削中解放出来。在许多年轻的托洛茨基拥护者看来，这两派的目标明确、旗帜鲜明的纲领比托洛茨基煞费苦心、面面俱到的分析和他那“双重政策”更有说服力。他们的纲领更容易理解：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没有那些复杂的辩证分析。民主集中派评论说，像托洛茨基那样既指责斯大林是革命的掘墓人又强调其左倾方针具有进步含义，这样做是十分荒谬的。与斯大林斗争，就意味着反对他而不是支持他。
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中的两派都在等待托洛茨基给他们指明方向，尽管两派都只准备接受其建议中符合各自胃口的部分。两派都大谈反对派的主要原则和共同利益，但随着分歧的加深，同志间的友谊逐渐减弱，彼此产生了猜疑。现在，这两派之间除了彼此仇恨的目光和辱骂之外，已一无所有。在不妥协派看来，他们那些更温和的同志即使不是逃兵，起码也是懦夫。温和派则蔑视不妥协派，认为他们是极左分子或赤裸裸的无政府主义者、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性的纪律观、对革命的命运没有责任感。不妥协派在怀疑妥协派有意或无意地为斯大林效劳，而妥协派却断言，正是教条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狂热分子的过激言行更严重地败坏了反对派的声誉，更有效地帮助了斯大林。
这两派的发言人都是有影响的反对派成员，都是托洛茨基忠实可敬的朋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第一个讲必须与斯大林主义进一步妥协的人。作为反对派成员，他从未动摇过，在他的性格中没有丝毫自私的或机会主义的痕迹。他的弱点（如果可以称之为弱点的话）在于他根本不管什么策略和通俗性，在于他的观点所具有的理论彻底性上。他开始颇为自信地鼓吹妥协的观点，可追溯到1924—1925年间他撰写的著作。我们知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理论家。他在《新经济学》一书中写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是内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中最危机的时期。……尽快地渡过这个时期并尽快进入社会主义体制并充分发挥其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在这一时期中，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承受两种体制的灾难，它既不能从资本主义的优势获益，也不能从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中得到好处。它只得“剥削”农民，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提供资金和积累。我们还应记得，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布哈林及新民粹派发生了冲突，他把后者定性为“我们苏联的曼彻斯特学派”。他当时论证说：“（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垄断资本的压力只能以社会主义垄断来对抗。”这种垄断主义应当利用财政政策和通过国家调节价格的机制使经济中的私人经济成分，特别是农村经济服从自己。对布哈林的愤怒叫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回答说：“但是，哪里还有其他出路呢？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能把发展国有化工业的重担……只扔到我们300万产业工人的肩上吗？难道我们的2200万小农不也应该献出他们的一份力量吗？”但是就连他也不赞成剥夺小农和强迫农民集体化；不过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铁蹄下”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如此剧烈是必然的。①
①参见本书第五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热切地响应斯大林的左倾方针，这并不足为奇。他把它看作是对自己理论的肯定，并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完全符合需要的发展。他从一开始就比托洛茨基更坚信新方针的巨大意义。在此之前，他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仅仅流露在他们的理论著作中而不曾表现在实践中，现在却影响到他们各自的立场。托洛茨基从来没有同意过工人国家理应“剥削”农民的观点，起码他从未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样公然地阐述过这种观点。他也不赞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预言的那种强制性的工业化步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中的定理并不排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他的定理暗示，原始积累这一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最困难的过渡阶段可以在一个国家，而且是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中完成。最后，与托洛茨基不同的是，他强调向社会主义过渡规律的“客观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将迫使党和领导人违背他们的意志成为社会主义的领路人。他指出，所有大型工业的国有化必然会导致计划经济和高速工业化。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反对这一理论就是反对历史必然性本身——只有反对派及时看到了这种必然性并力图使所有布尔什维克都能理解它。让斯大林和布哈林粉碎反对派好了，但是“他们不可能骗过历史规律”。“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往往比我们的经济领导体制更进步”，它最终将迫使他们去实现反对派的纲领。
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早期著作中，这些思想还仅仅是一些旁白和暗示，而现在却支配了他整个的思维。在他看来，斯大林因向富农宣战而不自觉地成了这一必然性的违心执行者。托洛茨基多少怀疑地看待左倾方针，并琢磨它会不会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没有任何疑虑，他相信，斯大林绝不是在开玩笑，绝不会从左倾方针后退，而且将被迫愈益无情地与富农斗争下去。其结果是将造成一种全新的形势，不但对于整个国家是如此，而且对于反对派尤其是如此。他坚持说国家正站在重大革命剧变的门坎上，并指出：富农将继续拒绝出售粮食，并用饥饿威胁城市；中农和贫农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但政府对富农的进攻也将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从而导致政府与基本农民群众的大规模冲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他写于1928年春天的一篇文章中断言，斯大林的威胁和非常措施已经在全国掀起如此猛烈的风暴，而为了平息这场风暴，政府将不得不对资本主义做出重大的危险的让步，以至不仅斯大林，甚至布哈林和李可夫也会退缩，拒绝执行这些让步。①只有极右或极左政策可以防止灾难，而所有的迹象表明，斯大林将进一步向左转。
①参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农村左倾方针和前途》，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那么反对派在这场剧变中应该起什么作用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指出，反对派一直是历史必然性的自觉阐释者，它表现出卓越的预见能力。它的思想“反映在斯大林的新政策中就像反映在哈哈镜中一样”。如果党早些听取反对派的劝告，今天的危机就不会如此严重。反对派应该一如既往地提倡加速工业化，并同样坚持不懈地号召实现无产阶级民主。但是，尽管反对派正确地解释了时代的需要，它却没有致力于在实践中满足这些需要。斯大林及即其支持者正承担着实践的任务。他们是历史必然性的实施者，虽然他们并不理解它并长期与之对抗。反对派的行为也有失误之处：它夸大了来自右派的危险以及斯大林派对富农的放纵；它对党内各种倾向及它们与党外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因此，反对派应当坚决改变自己的态度并努力与斯大林派接近。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建议，为达到这一目的，反对派应该请求当局允许召开反对派成员会议，让所有流放地都派代表参加，以便讨论当前的新局势以及反对派的行动。托洛茨基曾谈及左派与中间派联盟反对右派的可能性及合理性，但他没有提出实现这种联盟的任何措施。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此感到不满足。他指出，如果应该建立这种联盟的话，那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因为斯大林正在打击右派；反对派的责任在于行动起来而不是坐等事件产生现成的联盟，因为事件也许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导致结成这种联盟。
托洛茨基断然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建议。他断言，尽管中间派与左派联合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反对派不可能在实现联合上有所作为。看守和囚徒不能成为同盟者。他担心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左倾方针评价过高，但即使不是这样，斯大林派与反对派之间的鸿沟也依然如故。迫害仍在继续。党内仍没有民主自由，党内体制越来越糟糕。领袖绝对正确的教条已经建立；它不但被运用于过去，也被运用于现在。为适应这一教条，党的整个历史已被篡改。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不能采取任何步骤主动迎合执政派。请求迫害者允许召开会议，这本身就是奇耻大辱——请求本身就带有投降的色彩。①
①参见托洛茨基的《致友人书》1928年6月24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5月，所有流放地都讨论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建议。这是对流放者对左倾方针反应的第一次检验。建议被断然否定。绝大多数人的情绪都是反对妥协的，特别是对左倾方针，他们仍像以前一样倾向于认为斯大林是富农的保护人和热月政变分子的同谋犯；他们对反对派的事业充满信心，不愿意考虑对它的政策作任何更改。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的思想却在许多人的心中播下了种子。看来拉狄克是第一个受其影响的反对派领袖。他从前可并不属于那些瞻前顾后者之列。1927年整整一年他都极力主张反对派更大胆地向执政派进攻、发动党外的产业工人、更积极地表达他们的愤懑，而且认为他们不应当满足于“顾全声誉的姿态”和自诩高深的理论。他没有在建立新党的想法面前退缩，而且赞成支持这一思想的民主集中派加入反对派。他在被流放后更加斗志昂扬，在文章中充满蔑视地谈到季诺维也夫和皮达可夫的悔过以及他们所散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式的病态气息。“他们背弃了自己的信念，并对工人阶级撒谎。谎言是不能帮助工人阶级的。”①甚至在5月里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召开会议时，拉狄克还显然是反对的，最起码他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妥协立场持批评态度。
①参见拉狄克1928年5月10日自托博尔斯克致其夫人的信，和5月25日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才不过一个月，这个人就似乎完全变了个样。他本人也以其全部特有的机智、热情和聪慧鼓吹妥协了。他的改弦易辙极大地加强了妥协派，因为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流放地反对派中是仅次于托洛茨基和拉柯夫斯基的最权威的领导人。正如拉狄克的大量书简所表明的那样，此后他反斯大林主义的意志每个星期都在衰退，尽管从这时到他彻底投降还要经过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