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们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交涉并指出，总书记处正在推行它自己的一套政策，这套政策甚至违背了斯大林——布哈林派大多数人的意愿。他们针对新一轮迫害提出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并抗议推迟代表大会的召开。托洛茨基再一次要求在大会召开之前进行一次允许被驱逐的反对派参加的坦诚的争论。他还要求中央委员会按照过去的光荣传统将反对派纲领随同其他一切官方文件予以公布，使之在党的选举人中间传阅。由于斯大林粗暴无情的干涉，中央委员会否决了反对派的申诉，拒绝把反对派纲领作为讨论文件的一部分予以公布。此外，它也禁止反对派以自己的方式扩散这些文件。
无疑，这成了挑起新争端的原因。对于反对派来说，遵守这个最新禁令就是可耻的投降，甚至可能是永远的投降。然而蔑视它也是冒险，这样，反对派纲领就只得秘密或半秘密地印刷和散发了。反对派决定冒险。为了保护自身免受报复——再次被“分散打击”——也为了给代表大会留下强烈印象，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号召他们的追随者在纲领上集体签名。签名的征集将显示出反对派所得到的支持的规模；这样，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成为对反对派自身实力的检验，其形式是它以前从不敢采取的。
斯大林不能允许这种情况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9月12—13日晚，格别乌袭击了反对派的“印刷厂”，逮捕了几个正在印刷纲领的人，并且大肆宣扬破获了一个阴谋集团。格别乌硬说，他们当场抓住了正与臭名昭著的反革命分子勾结的反对派分子，一个前弗兰格尔白卫军军官为反对派创办了印刷厂。在袭击当天，托洛茨基已经离开莫斯科前往高加索；但反对派的几个领袖，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站出来予以驳斥，并且声明他们对“印刷厂”以及出版“纲领”事宜承担全部责任。这三人当即被开除出党，其中姆拉奇科夫斯基则被投进监狱。把这种惩罚手段加之于反对派头面人物，这还是第一次。
这次事件预示着10年后作为大清洗基础的“大杂烩”。格别乌的揭露是为了说服所有对斯大林关于“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联合战线”的断言半信半疑的人。如果说这些人曾在良心上感到不安，怀疑“联合战线”是斯大林想象力的一种虚构，那么现在揭发出来的阴谋故事将打消他们的疑惑。“弗兰格尔军官”这个土生土长的人物是作为反对派和世界帝国主义黑暗势力之间的一个环节而出现的。怀疑者和困惑者受到一次断然警告，并向他们展示了天罗地网，一旦他们从事或仅仅是以任何变相形式进行把矛头直接指向官方领袖的活动的话，而且不管这行动初看起来是多么无辜，肯定在劫难逃。
这次打击是精心策划的。当反对派力图指出格别乌的揭露只不过是一种捏造时，损害已经造成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他中断在高加索的逗留回到了莫斯科——跟捷尔任斯基死后继任格别乌首脑的明仁斯基交涉，以澄清这场阴谋的荒唐细节。格别乌抓住了几个正在复制纲领打印文本的反对派成员。这表明反对派甚至连沙皇时代所有地下组织都有的那种秘密印刷所也没有一个。几个青年自告奋勇做打印工作和复制工作。不错，其中几人还不是党员；但这是他们自己的唯一过错——斯大林后来也无法给他们找到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严重的罪名了。那个前弗兰格尔军官确实在这件事上帮了忙，并且答应协助散发反对派纲领；但明仁斯基承认——先是向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后来又向中央委员会承认：这个军官是雇来做内奸的，他的特殊任务是刺探反对派。斯大林本人也证实了这个揭露，并说：“但是，假如这个前弗兰格尔的军官帮助苏维埃政权揭穿反革命阴谋，那又有什么不好呢？谁能否认苏维埃政权有权把旧军官争取过来，以便利用他们破获反革命组织呢？”①这样，斯大林首先把弗兰格尔军官作为一个人证，用以证明反对派的行动具有反革命性质，然后他又说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应该利用前军官来提供证据。反对派高声叫喊道：“我们的敌人、迫害者、诽谤者！”但是它已经无法消除诽谤的后果了。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62页。
托洛茨基匆忙赶回莫斯科并不仅是为了这件事。当他还在高加索时，共产国际主席团出人意料地宣布将在9月底前召开会议，并把开除托洛茨基出国际执行委员会这一提案列入议程。9月27日，他站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面前，最后一次——怀着藐视和激愤的心情——向所有到会的各国共产党代表讲话。这是荒诞的审判。那些审判这位共产国际奠基人之一并将其革命功绩全盘否定的外国共产党人作为革命者几乎是清一色的可悲的失败者：流产起义的鼓动者，革命的职业输家，或是坐享十月革命荣耀的那些琐屑派别的领导——而被指控的这个人却在那次革命中发挥过卓越的作用。他们当中有：马赛尔·加香（Marcel Cachin)，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托洛茨基作为齐美尔瓦尔德宣言的起草者被逐出法国时，他作为法国政府驻意大利使节支持墨索里尼的鼓吹战争的运动；多里奥（Doriot)，未来的法西斯分子、希特勒的傀儡；①台尔曼(Thalmann)，于1933年时领导德国共产党向希特勒投降，后来死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还有罗易，他刚从中国回来，他在那里使出吃奶的力气引导中国共产党舔蒋介石脚下的尘土；J.T．墨菲(Murphy），这个英国人是外国共产党中最无足轻重的一个党中的小小代表，被推选出来主持讨论开除动议。托洛茨基向这次会议投去的轻蔑与他们加在他身上的侮辱适成正比。
①多里奥似乎并未参加这次会议；但他是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是托洛茨基最激烈的指控者之一。
托洛茨基告诉执行委员会：“你们指控我破坏纪律。我毫不怀疑，你们的裁决甚至都是早已准备好了的。”②
②托洛茨基档案。
执行委员中没有一个人敢自作主张——他们全都是听命而已。他们就是这样奴性十足，俄国党的总书记居然能傲慢地支使一位外国共产党的代表到俄国的边远省份去担任卑微的官职——这是指南斯拉夫驻共产国际代表武约维奇，他是季诺维也夫派成员，现在也被开除了。他，托洛茨基，被召来说明为什么越过俄国党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诉——“正如沙皇时代一样，现在的执行官也要鞭挞任何一个敢于向他的更高长官控告他的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所谓领袖们无耻到甚至都不想装装门面的地步：他们只顾奉承拍马，竟忘了把蒋介石和汪精卫开除出他们的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但是他们却高高在上地审判那些是俄国革命的血与肉的人物。①
托洛茨基继续说，在关键的4年里，共产国际没有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而在列宁时代，代表大会则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即使是在内战和军事封锁时期也是如此。现时出现的任何重大问题从来没有讨论过，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禁区——斯大林的政策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遭到了破产。“共产党的报纸为什么一声不响？共产国际的报纸为什么一声不响？”执行委员会几乎每天都在践踏他们的组织章程；他们却指控俄国反对派破坏纪律。他承认说：“反对派的……唯一罪过是太顺从斯大林书记处的方针了，而那些方针对于革命则是灾难。”“俄国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的方式是一种自我嘲弄……斯大林心爱的武器就是诽谤。”“懂得历史的人都会懂得，篡权者路上的每一步都是由这些杜撰出来的指控标志着的。”反对派不能放弃公开反对这种对革命有最致命危险的体制的权利：“当士兵的双手被捆住的时候，主要的危险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捆住士兵双手的那根绳索。”
①《人道报》曾欢呼蒋介石是“上海公社的英雄”，托洛茨基说。
“开除动议”的起草人墨菲回忆道：“他以他全部的气魄和力量发动进攻了。他从最近3年来付诸讨论的那些问题的各个方面向我们提出挑战……唯有他才具有这样的辩才”；然后他向这个他曾寄予最大希望的组织的执行委员会背转身来，“昂首阔步走出会场”。①一直困扰俄共中央委员会的犹豫不决丝毫也没有让执行委员会为难——一点儿不错，执行委员会的裁决书是早已准备好了的！
①J.T．墨菲：《新地平线》第274—277页。墨菲回忆了开会前他在走廊上遇到托洛茨基的情景。“每个人都有自己厚厚的大衣和皮帽，会议大厅里衣帽架都已挂满了。托洛茨基环顾四周，……（墨菲的秘书）问道：‘托洛茨基同志，需要我帮忙吗？’托洛茨基想也没有想就机敏地回答：‘恐怕不需要吧！我正在寻找两样东西——忠诚的共产党员以及挂大衣的地方。但这里是找不到它们的。”，会议从下午9点30分一直开到次日早晨5点。
正当这个节骨眼上，莫斯科的斗争导致了一场外交事件，激起了一阵国际骚动。自从英俄关系破裂以来，法苏关系也急剧恶化。法国政府和法国报界再一次弹起所谓未还贷款的老调，这种叫嚣自从列宁政府宣布废除沙皇对外一切债务之后还是第一次听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断断续续地进行过讨论。1926年，托洛茨基主张安抚法国。那时英国正处于工业动荡的挣扎之中；中国革命正趋向高潮；法国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颠簸不定；而苏联地位稳固，这使他认为向法国人让步是可取的，可以消除那些小债主的不满。托洛茨基说，但是当时斯大林过分自信，听不进任何建议。1927年秋，当这些问题又被提出来时，斯大林又急于在某种程度上迎合法国的要求。然而这时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们却反对这样做。他指出，自从中国革命失败、英俄委员会破产、苏英关系破裂以后，苏联政府的地位已经虚弱得经不起让步了；在它这方面的任何让步都会被看作是进一步示弱的表现。
对于反对派来说，局面由于以下这个事实而更加复杂化了：担任大使的拉柯夫斯基正在巴黎进行谈判，成为法国人攻击的靶子。早在8月，法国驻莫斯科的使节就因拉柯夫斯基与托洛茨基反对派有联系而表达了法国政府的不满。①另一方面，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上竭力嘲弄拉柯夫斯基，以此反对托洛茨基：他断言正是这个“忠实的反对派分子”拉柯夫斯基敦促莫斯科向法国投降。托洛茨基致信拉柯夫斯基，请他记住他在巴黎所起的作用已成了党内斗争的重大问题。②拉柯夫斯基个人对反对派和托洛茨基是无比忠诚的，以至这个提醒使他十分惊愕。不过，还在收到此信之前他已经采取了一个步骤，造成当时外交界一场重大的风波。他在一份宣言上签字，号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士兵在战争期间起来保卫苏联。在与资产阶级政府的外交关系方面“稳定”和“正常”的这几年，发出这样的革命呼吁是违反苏联外交的惯例的。法国报界舆论哗然。法国政府则宣布拉柯夫斯基为不受欢迎的人。法国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声明说，苏联政府应该更自觉地召回它不受约束的大使，因为一位反对派追随者在巴黎代表它无论如何是很不适宜的。
①参见德格拉斯（编）的《苏联外交政策文件》第2卷第247—255页。
②托洛茨基1927年9月30日致拉柯夫斯基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莫斯科的答复含糊其辞。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为他的大使辩护。但法国外交部有理由认为它对拉柯夫斯基的指责并非完全不为契切林的上级所欢迎。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在拉柯夫斯基的召回问题上玩弄外交游戏，苏联外交部必须直率地告诉白里安，不容许它干涉布尔什维克党的内部事务。但因法国政府已经宣布拉柯夫斯基为不受欢迎的人，莫斯科别无选择，只好把他召回。尽管拉柯夫斯基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但他对于外交工作已感到腻烦了，在间断了4年之后，他渴望重新投入国内斗争。托洛茨基也非常高兴老朋友回到自己身边。反对派从拉柯夫斯基被召回这一事件中挽回了一定声誉；一位反对派领袖由于呼吁国际工人和士兵保卫苏联而遭到资产阶级政府的敌视，这件事有力地驳斥了有关反对派的失败主义以及“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联合战线”的无稽之谈。
斯大林意识到仅把罪名推到其政敌身上还是不够的，于是更加努力从正面加强他自己的威望。反对派在其纲领中重申一年前提出的那些要求，当时执政派假装要实现它。纲领要求给低工资工人增加工资、严格执行八小时工作日、给贫苦农民减轻赋税负担等等。纲领声称执政派许下的诺言连一个也没有兑现；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生活的穷困化反而变本加厉。为了回答这一点，斯大林迈出了惊人的一步：他宣布政府很快要实行7小时工作日和5天工作周，而工人领取的工资仍与以前一样。公布这一改革的时机是即将来临的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政治局届时将以庄严的宣言形式向全国宣布，欢呼7小时工作日是迄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成就——是革命第一个10年的圆满总结。
这是纯粹的欺骗。苏联还十分穷困，它无力承受这种改革―即使30年之后它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工人仍然要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6天。①但斯大林不管这种办法在经济上有无可行性。他炮制这个耸人听闻的立法时事先并没有在工会、国家计划委员会甚至中央委员会里讨论过。布哈林派感到沮丧。领导工会的托姆斯基掩盖不住对这一惊人做法的不满。然而斯大林却无论如何要强行通过它；到了10月中旬，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列宁格勒召开特别会议，给予它正式和庄严的批准。
①7小时工作日和5天工作周名义上实施了13年左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政府下令又回到了正常工作周，回到了每日8小时工作制，这些规定强制保持了20年。只是从1958年开始，才逐步转到了7小时工作日（但仍没有实施5天工作周）。
在10月15日会议上，在基洛夫提出正式报告后，托洛茨基当场揭穿了这个方案的欺骗性。他回忆说，当反对派要求适当增加工资时，这个要求竟被愤怒地看作是破坏国民经济资源的一种威胁而遭到否决。那么目前的经济状况怎能承受得了7小时工作制呢？反对派坚持认为，就连8小时工作制在国有工业中也难以认真执行——为什么斯大林却突然抛出这项堂皇的改革方案呢？如果给工人增加某些更低的但更实际的好处岂不是更诚实吗？用这种变戏法般的诡计庆祝十月革命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托洛茨基指出，在经过好几年准备才设计完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蓝图中丝毫没有缩短工作日的设想。他们在几年前订的计划就是以更长的工作日为基础的，他们怎能真正缩短工作日呢？托洛茨基得出结论，整个改革方案的唯一目的就是：在执政派与反对派作最后的较量时为前者增加筹码。
在这次争论中，理由、真理、诚实都在托洛茨基这一边；但是他们又马上让他掉进陷阱，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再没有什么比托洛茨基的抗议更中斯大林的下怀了。斯大林派成员成群结队地跑到工厂告诉工人托洛茨基最近对他们的侮辱。他们说，他要剥夺党恩赐给工人的福利，阻挠让每一个人都能看到社会主义曙光的划时代改革；他关于布尔什维克忠诚的那些漂亮话、他作为工人阶级捍卫者的那些姿态有什么用处呢？然而对托洛茨基的观点，工厂工人并不知道。头脑冷静的老工人也许能猜到它们，并且对斯大林这种可疑的恩赐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但大多数容易轻信受骗的工人群众为改革方案欢呼而讨厌批评者。反对派所争论的大多数问题远远超出了工人们的理解力：国民党、英俄委员会、不断革命论、热月政变、克列孟梭式的声明等等。反对派的语言中唯一不深奥的是它改善工人命运的要求。这个要求曾经赢得了对反对派的广泛同情，尽管这种同情是消极的。但是现在，这种同情大部分都烟消云散了。在反对派的周围筑起了一堵冷漠而敌意的墙。
然而——在人们心里常常会强烈渴望“那只有一线微弱希望的事物”——恰恰在这样的时刻，一次奇特的事件给反对派领袖带来了安慰和鼓励。就在7小时工作日提交辩论的那次会议期间，在列宁格勒举行了一次庆祝胜利的官方游行。游行照例有隆重的仪式和盛大的场面，党的领袖们检阅军队和群众游行队伍。然而在领袖行列中人们却看不到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或许是巧合，或许是有意安排，仿佛显示他们两人已经脱离官场。这时他们两人站在离政府官员的检阅台不远的一辆卡车上，而这里却是游行队伍接受检阅后出来时的必经之路。托洛茨基的背后正是塔夫利达宫，10年前他就在这里怒斥克伦斯基，点燃首都工人的激情，鼓动他们去行动去造反。通过官方检阅台之后的游行队伍走近卡车时，人们认出了反对派的这两位领袖，停了一下，再往前走，又停了下来，默默注视着他们，向他们举手致意，挥舞着帽子、手帕，又往前走，终于停下来。卡车周围的人群越聚越多，交通阻塞了；而政府官员检阅台周围的场地上则空无一人。这仿佛是1917年群众热情的喝彩和欢呼的回声。其实，站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面前的群众尽管表现出明显的激动，但却是克制和胆怯的。他们的行为是含糊的。即使群众是想表达他们对反对派的同情，那么这次游行也只不过是一幕哑剧。它表达的只是群众对于失败者的尊敬和同情，绝没有同他们并肩战斗的意思。
但是反对派领袖们却误解了游行者的情绪。一位目击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这是一种沉默的、抑制的、骚动不安的欢呼。”但是“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却无限欣慰地把它作为力量的表现”。他们在当天晚上说：“群众是与我们站在一起的。”①但事件的后果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的重要性。主要是在但愿群众终于真的同他们站到了一起这种想法支配下，反对派领袖们决定3周后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时直接“向群众发出呼吁”。在另一方面，执政派却从群众的暧昧行动中感到了警告，他们意识到决不能拿人民的情绪去冒险。
①维克多·塞尔日：《一位革命者的回忆》第239页。托洛茨基在他的《我的生平》中对同样情景也作了详细描述，参见该书第2卷第278页。这描述似乎反映了他最初看待游行时所怀着的某种希望。
斯大林当即转入进攻。10月23日，他再一次要求把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经过4个月之久，他已经粉碎了组成党的最高法庭的那些人心中的彷徨和抵制。他们终于准备执行他的命令了。但是恐惧和沮丧仍然缠住他们不放，并表现为诉讼过程中格外突出的神经质和狂暴。到处弥漫着病态的紧张气氛，就像在执行死刑中可感到的那样，刽子手及其帮凶看待他们的牺牲者时，既怀着深深的仇恨又怀着深深的敬畏，被有关其行为的正义性及其后果噬心的疑虑所折磨着。不管牺牲者说什么或做什么，都会在他们心里激起这些上升为狂怒的矛盾感情。他们全都坚信，如果他们要活着，牺牲者就得死；而且他们一想到可能随之而来的恐怖就不寒而栗。他们竭力想驱散自己心头的愧惧，就催促刽子手，要他们快点儿动手，自己也把无耻的辱骂和沉重的石头投向犯人。这就是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他们不时打断托洛茨基的最后申辩，爆发出仇恨的和粗俗的辱骂。他们塞住耳朵不听他的答辩，并且催促主席阻止他讲话。在托洛茨基发言时，墨水瓶、笨重的书册和玻璃杯从主席台向他头上飞来。雅罗斯拉夫斯基、什维尔尼克、乌克兰主席彼得罗夫斯基和其他人大声煽动斯大林，怂恿他将这项工作进行下去。威胁、嘲笑、咒骂没完没了，使这次大会看起来就像是一次魔鬼的聚会。①
在执政派当中只有斯大林讲话时沉着自制、粗暴而又冷酷，没有丝毫愧疚。他列举了人们早已熟知的一长串罪状；他的讲话——正是在这次讲话中他为利用奸细（弗兰格尔军官）反对党员一事进行辩护——即使对他本人来说也是犬儒主义的杰作了。②唯有托洛茨基一人在讲话时同样地沉着自制。他的声音超越了在他离开之前对他最后一次挑战的那种狂暴错乱。他警告各派说，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所有的反对派；而且，在一片嘲笑叫骂声中他预言将有一系列血腥清洗，说其中不仅他自己的支持者，而且多数布哈林分子甚至斯大林分子都将遭到灭顶之灾。他还表达了充满希望的自信，即斯大林的胜利是短命的，而斯大林体制将会突然垮台，彻底崩溃。他说，眼前的胜利者过分依赖暴力。当然，布尔什维克取得“巨大的成就”也是依靠暴力实现的，它打败了全都是站在过时的或反动的事业一边的旧统治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但是他们不可能用这种办法摧毁维护历史进步的反对派。“开除我们——你们仍然不能阻止我们的胜利。”这就是党的最高委员会从托洛茨基口中听到的最后的话。
①第二天托洛茨基在致中央书记处的信中抗议正式记录中没有完整地记下他的讲话原文，并抗议对当时的所有情景都略而不记，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8—177页。
* * * * * * * *
接着是几个星期的紧张活动。反对派一直在为其纲领征集签名者，希望以支持者的数量影响党的舆论。季诺维也夫坚信，他们可征集到20000或30000个签名，斯大林面对如此大量支持的证据也许会停止进一步的报复，而反对派甚至可以东山再起。反对派领袖们决定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向群众呼吁”；这种想法自从列宁格勒游行以来就吸引着他们了。但是采取什么样的呼吁形式，却颇费斟酌。呼吁的目的在于使群众了解反对派的要求，并鼓动群众反对官方领导，但又不给后者攻击反对派破坏党的纪律的口实。这两件事差不多是无法同时做到的；反对派夜以继日地进行讨论，准备去迎接实力的检验。
托洛茨基跟他的同志们一样，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郊区贫寒工人家里度过，犹如他还是一个年轻的、不出名的革命者时所做的一样；他争论着，解释着原则和观点，并对热烈而急不可耐的各支持者小组加以指导。他这时跟热月政变前夕的罗伯斯庇尔已经判若两人，而他曾将自己比做罗伯斯庇尔。在他身上仿佛混合了两种不同的性格——丹东与巴贝夫。但此刻他更像被追捕密谋平等会的的领袖巴贝夫。他呼唤着革命的再生，蔑视着新的利维坦国家的那些缔造者；但历史潮流却像当年反对巴贝夫一样凶猛地反对他。
（维克多·塞尔日这样描述一次典型的集会）大约50
个人挤在一间简陋的餐厅里，听着季诺维也夫说话，他已
经发福了，脸色苍白，头发蓬松，说话声音低沉；在他周
围笼罩着某种软弱而又感伤的气氛……桌子另一头坐着托
洛茨基，我们都看着他：他上了年纪，头发灰白，身材高
大，脊背微驼，外貌惹人注目，态度和蔼可亲，始终能找
到正确的回答。一位女工盘腿坐在地板上，突然问他：“如
果我们被开除出党怎么办？”托洛茨基回答说：“没有任何
力量能阻止一个共产主义无产者成为共产党员。”“也没有任
何力量真能割断我们同自己的党的关系。”季诺维也夫半带
笑容地解释道，我们正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在党周围，许多
被开除的和半被开除的人们要比挂着布尔什维克之名的党委
书记更值得尊敬。这真是纯朴动人的一幕：无产阶级专政时
代的那些人，昨天还是强大的，今天就这样转到了贫民区，
与工人们推心置腹地谈话，寻找支持，寻找自己的同志。楼
梯的外面，志愿者在站岗放哨，瞭望着来往通路和出入口，
因为格别乌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袭击我们。
有一次在一幢破败寒酸的住宅里举行会议，当我陪同托
洛茨基离开会场走在街上时，列夫·达维多维奇高高竖起衣
领，把帽子压到眼睛上，不让人认出他来。此刻，他像一位
老知识分子，经过20年的风风雨雨仍然坚贞不屈。我们走近
一个车夫。列夫·达维多维奇对我说：“请你向车夫讨个便宜
价格吧，我身上钱不多了。”这车夫是留着胡子的老式农民，
凑近他说：“您不用付钱，快上来吧，同志。您不是托洛茨基
吗？”帽子遮不住这位曾在斯维亚日斯克、喀山、普尔科沃
和察里津战斗过的人。托洛茨基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而又
欢乐的笑意：“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谁都知道车夫属于小
资产阶级，他的好意只会使我们倒霉。”①
①维克多·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第113—114页。
当他对盘腿坐在地板上的女工说“没有任何力量真能割断我们同自己的党的关系”时，托洛茨基并不是在对她进行空洞的安慰。他与季诺维也夫一样考虑到了大规模开除的可能，然而他仍然抱有一线希望，认为这只不过是有益健康的一次休克；党的良知将被唤起；人民将希望见到反对派纲领，以便亲自看看反对派拥护的是什么；到那时，反对派曾经多次徒劳地要求的大争论将从此能够展开了。他设想斯大林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成千上万的党员都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而开除出党，他们也将免不了被投进监狱。这必然会“使党震惊”，并使它意识到这样的镇压行动很可能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终结”。确实，当时许多斯大林派成员和布哈林派成员一想到自己将成为自己同志和战友的迫害者和狱卒就感到不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不得不向他们保证说，事情不会闹到这个地步，而且也没有大规模开除的必要，因为政治局会控制住反对派，在不太晚的时候就让它刹车投降。12月2日，托洛茨基引用这些保证向反对派呼吁：要一如既往地采取攻势―唯有那时，当广大的斯大林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看清他们领袖的自吹自擂都不过是欺骗时，才会挺身而出制止迫害，并迫使迫害者畏惧和投降。①然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自吹自擂并非毫无根据：他们抓住了反对派的弱点，并且预见到在关键时刻至少季诺维也夫派会动摇。同时，所谓不必大规模开除的保证也平息了不安和惊慌，使党消极地等待事变并因此与即将到来的事实妥协。
另一方面，对反对派指控和威胁的浪潮也阻碍了反对派的努力。很少有人敢在日复一日地被谴责为颇覆性文件的纲领上签名。与季诺维也夫所希望的20000到30000个签名相反，反对派好不容易才征集到最多5000一6000个签名。②
①托洛茨基档案。
②这个数字是反对派提供的。维克多·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243页。斯大林派的资料称反对派征集到4000个签名者。按斯大林派历史学家H．波波夫的说法，在代表大会选举中，反对派在总数725000票中只得到6000票。《苏共党史纲要》第2卷第323页。
由于担心可能给签名者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为了保护他们的支持者，反对派领袖只披露了几百个姓名。围绕纲领的这场运动就这样再次显示了反对派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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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谢多娃的话来说，托洛茨基这时“疲劳过度，精神紧张，健康恶化，经常发烧、失眠”。他对敌人横眉冷对，而对同志他则是自我控制和英雄气概的典范。但在家庭生活中，人的固有脆弱性却占了上风。他徒劳地同失眠斗争，药物毫无用处。他越来越频繁地抱怨头痛与眩晕。他消沉，厌倦。他的敏锐感受力常因从四面八方像洪水般涌来的大量恶毒诽谤而迟钝。他的妻子写道：“早饭时，我们会看见他翻开报纸，……瞥了一眼又无动于衷地扔到桌上。所有报纸上登的全都是荒诞无稽的谎言，最明显不过的歪曲，最不堪入耳的咒骂，骇人听闻的威胁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狂热地、奴性十足地重复着同样无耻谎言的电报，……‘他们对革命，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都干了些什么事啊！"，①
①《托洛茨基的生与死》第150—181页。
托洛茨基最亲近的人与他一道喝干了这杯失败的苦酒。由于紧张并期待着最不幸的事的到来，全家人都患上了失眠症，在多少个不眠之夜等待着第二天的打击——但当天色破晓，朋友们进来时，大家又都露出坚毅的表情，继续斗争下去。谢多娃本人并不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她在博物馆和艺术画廊的四墙之内比置身于那些雄辩的、足智多谋的、斗志昂扬的党员中要更为轻松自如；但在女性的爱心和忠贞的驱动下，她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残酷的戏剧。她抛弃了个人兴趣，与丈夫形影相随；全心全意地以丈夫的生活为生活，想丈夫之所想，为丈夫的愤怒而震惊，为丈夫的苦恼和焦虑而战栗。
他们的大儿子廖瓦现在21岁，在他父亲的高尚精神熏陶下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还将这样地度过他短暂一生的其余岁月。作为托洛茨基的儿子，分享父亲的思想，沿着父亲的足迹前进，这不仅对于少年廖瓦而且对于青年廖瓦都是最大幸福的源泉。他还未到法定年龄就虚报岁数加入了共青团，而且还想办法参加了红军。他离开父母在克里姆林宫的家，住进公寓里，生活在那些忍饥挨饿、衣衫褴褛的工人和学生中；反对派刚一成立他就加入了。现在他看到共青团在挑唆下转而反对托洛茨基，这对他真是一种痛苦的经验，而不久前，他的父亲对于共青团员来说还是一位活生生的传奇人物和鼓舞者。既出于孝心，也出于革命激情，他憎恨那些被父亲斥之为被权力腐蚀了的官僚分子。他多年来一直参加争论，组织反对派小组，在党支部中穿梭式地发表演说，并且跟一些公认的反对派领袖，如皮达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起到外州甚至远至乌拉尔斯克州的集会上并肩讲话。蓬勃的朝气使他充满了乐观与自信；但是在最近几个星期里，目睹不断滋长的苦难和暴力，他对父亲的生命忧心如焚，因此他作为助手和保镖须臾不离父亲左右，随时准备扑过去扼住袭击者的喉咙。
谢尔盖比廖瓦小两岁，他跟廖瓦不一样，在整个少年时代就开始反抗父母的权威，拒绝托庇于父母的伟大阴影里。他的叛逆形式就是厌恶政治。他不参加共青团，对党内事务漠不关心，跟反对派毫不沾边。他强健、勇敢、喜欢冒险，或者如他的父亲和哥哥所想象的——思想轻浮，整日沉溺于娱乐、运动和艺术爱好之中。他迷恋上了马戏（它在当时的俄国正渴望获得作为一门艺术所应享有的尊严），他似乎还被马戏团的一个姑娘迷住了，因此离开了克里姆林宫的家，随同一个马戏表演剧团过了一两年。经过一段放浪不羁的生活之后，这位浪子终于回家了。但他仍然坚持他的独立，怀疑政治，却热衷于数学和科学，在这两个领域里，他跟父亲在相同年龄时一样也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然而，一种新的情感开始打破他与父亲和政治之间的对立。这个年轻人被父母的勇敢和牺牲精神所感动，并为父亲及其志同道合者的遭遇所激怒，因而焦虑地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和危险。
这个家庭的另一支系，即起源于托洛茨基第一次婚姻的那一支系，现在也深深地卷了进来。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虽然年纪不轻，但信念坚定，仍然如同她在19世纪90年代在尼古拉耶夫作为唯一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毫不畏惧地向一切人宣布她的信念，仍然是列宁格勒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核心人物。她的两个女儿季娜和尼娜都已20多岁了，住在莫斯科，而且都是热心的反对派成员。她们两人作为她们爸爸的女儿，如同1917年看到他处于上升期时一样感到紧张激动，也感到心碎欲裂。两个女儿都已经结婚，各有两个孩子；各自的丈夫都是积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而且都已丧失了工作和生计，被开除或将被开除出党并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了。这两位妇女陷人了贫穷、无援之境，并为孩子、丈夫、父母而心力交瘁，都得了肺结核病，她们注定是被毁灭的托洛茨基所有子女的同一悲剧命运的第一批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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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到来时，反对派已作好准备向“群众呼吁”。它指示它的支持者参加11月7日官方的庆祝大会，但是要以这样的方式，即让反对派的观点和要求引起挤满街头广场的千百万群众的注意。这里没有丝毫煽动叛乱甚至违抗的迹象。反对派成员所要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以密集的队形和醒目的组织行进在官方的游行队伍中间，打出自己的旗帜，喊出自己的口号。这些口号表面上没有任何挑战的意思，其中针对执政派的口号都以暗示形式出现，唯有政治上最敏感的旁观者才能从中区分出反对派口号与执政派口号的不同。
“为反对富农、耐普曼和官僚集团而罢工！”“打倒机会主义！”“执行列宁遗嘱！”“防止党的分裂！”“捍卫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这就是反对派的口号。制订这些口号的目的只是要引起党员群众以及那些密切并同情地关注着布尔什维克党内政策动向的局外人的注意。因此，人们不能认真地把反对派的行动说成是真正的“向群众呼吁”——它在本质上是向党呼吁。但由于他们被驱逐出党，禁止他们接触基层支部，他们只好从党外、在全世界和全国人民眼前发出呼吁了。这次行动的弱点就在于此。反对派试图公开抗议官方的党务活动，同时表明它的自我纪律约束和对党的忠诚。但这个抗议从它提出的那一刻起就几乎不可能被听到；它的自我纪律约束的表现没有效果。按照对党纪的教条主义的严格解释―公开反对党的领袖的游行示威就构成破坏党纪的行为，不能指望斯大林会做出另外的解释。一句话，反对派既走得太远了，但又走得不够远。而它的态度和它的处境就是这样：它只能走到它现在这么远，并且无法走得更远了。
11月7日使反对派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这对斯大林倒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他已严令：任何示威企图一旦露头就立即镇压下去，不管它如何无害。在他看来，这样的企图不可能是无害的，倘若这次他的政敌成功了，那就很难说他们是否迟早会唤起那些犹豫、不满而又胆怯的群众。斯大林明白，即使他马上就要登上峰顶，也仍有可能滑下去而丧失一切；他也明白，尽管他已经给了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但只要留给他们一点儿行动自由，他们仍然可能推翻他。因此，在11月7日，一队队拥护执政派的积极分子和警察扑向凡是企图打出旗帜、高举托洛茨基或季诺维也夫的画像或者喊出未经批准的口号的反对派群体。反对派的队伍被驱散，遭到凌辱与殴打。他们赤手空拳地试图自卫，重新集合，继续游行。街头和广场大乱，到处是一片混战和警察的袭击，人群聚而又散，直到参加节日纪念会的无数旁观者中最缺乏政治头脑的人也意识到，他或她正目睹一场严重的危机事件，党内斗争已从支部转移到了街头，现在争论者在某种意义上呼唤着一切人的支持。的确，镇压把反对派的行动转变为类似向广大群众呼吁的行动，把它笼罩在丑恶的气氛中，使它显得是一场半暴乱。
维克多·塞尔日给我们留下了对列宁格勒那些日子的生动描写。①自从10月15日以来，反对派对列宁格勒人满怀希望，季诺维也夫跑到那儿去，坚信会得到他们的响应。但是10月15日事件已引起当地党机关的警觉，因而他们早有提防。反对派各小组一开始是同所有其他游行者一起行进通过官方领导人检阅台的；接着打出了自己的旗帜和标语，但没有引起注意。然后，警察悄悄包围了反对派，并把他们隔绝开来。塞尔日叙述了他本人当时的经历：他因警察设置的障碍而无法加入到游行行列中而只好停下来望着工人队伍举着红旗向市中心走去。那些执政派的积极分子不时转向行进中的男女工人的方向，高呼口号。男女工人们对此无动于衷。塞尔日向游行队伍走近几步，呼喊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万岁！”或者类似的口号。但游行者的唯一回答是异乎寻常的沉默。于是一个积极分子醒过神来，以充满威胁和激怒的声调回喊道：“把他们扔进垃圾箱！”行进中的工人们仍然默不做声。塞尔日感到自己暴露了并“将被撕成碎片”。突然一片空寂笼罩了他——他发现他正孤零零地面对着游行队伍，只有一个妇女和一个儿童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在这空寂中，一个学生向他冲过来，凑近他耳边低声说：“我们走吧！情况也许会变得更糟。我和您一块走，这样别人就不会从背后袭击您。”
①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246—247页。
在城市的另一个地方，埃尔米塔日外面，“几百个反对派成员情绪高涨地与民兵扭打在一起”。一个身着军服的高个子——他是列宁格勒前格别乌的首脑巴卡耶夫——率领着一股“人浪”对抗着前来阻挠他们的骑警。“人浪”每一次被击退，就又一次卷土重来。在另一个地方，一群工人跟在一个矮胖墩实的男人后面进攻骑警。这个矮胖子把一个警察从马鞍上拖下来，把他打倒在地，然后又把他扶起来，以“指挥官惯用的”威严口吻大声向他喊道：“你们应该感到害臊。你们应该为攻击列宁格勒的工人而感到害臊。”这个发泄着同志式怒火的人是拉舍维奇，前副军事人民委员，“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类似的混战出现在全城各处，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一群群旁观者“惊呆了，默默地”目睹着这一切。晚上在反对派召开的会议上，塞尔日又见到了巴卡耶夫和拉舍维奇——他们穿着撕碎的军服来讨论白天发生的事件。
莫斯科的骚乱和斗争远不像那般“情绪高涨”和“同志式的”。一队队积极分子和警察冷酷无情地、十分残暴地进行着攻击。全城处于紧张的危机中，一片恐慌。“在纪念日前夕谣言纷起，说什么聚集在红场准备一年一度的阅兵典礼的军队将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斯大林。一些大胆的红军官兵将高喊‘打倒斯大林’，而其他人则响应这口号。”①
①路易·费舍：《人与政治》第92页。
一位目击者这样写道，但他也极想从官方渠道探听这些谣言。这位作者指出，根本没有这样的事。起初，一队队反对派从各处向列宁陵墓行进，奋力打出几面旗帜，但还没等他们到达红场，积极分子和警察就把他们包围起来，撕碎他们的旗帜，强迫他们同官方游行队伍一起前进。就这样，反对派在对立者的裹挟下难堪地沉默着，与游行队伍中其他部分踏着同一步伐通过聚集在红场上的官方领袖和外国来宾的面前。唯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形成了一条蜿蜒的长龙。他们走到红场中心，把托洛茨基的宣言书撒向空中。”红场外的反对派成员被从普通群众行列中撵出来，受到警棍的殴打，被驱散或被逮捕。在许多地方，反对派在飘扬着红旗的窗口外挂出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肖像。但是这些肖像都被扯了下来，挂出肖像的人遭到虐待。在苏维埃大厦里，刚从哈巴罗夫斯克回来的斯米尔加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肖像装饰起他的阳台，并贴出“要执行列宁遗嘱！”的标语。一群暴徒闯进他的家，撕碎肖像和旗帜，捣毁他的住宅，并对他横加侮辱；而10年前，正是这个人率领波罗的海舰队驶入彼得格勒的涅瓦河，参加了十月起义——而他的罪名就是挂出这次起义的领袖肖像。此外还有谢多娃，她置身于游行者中间，也遭到了殴打。
托洛茨基在加米涅夫和穆拉洛夫陪同下，这一天乘车巡视全市。车到革命广场时，他停下来想对正向列宁陵墓前进的一队工人发表长篇演讲，警察和积极分子马上就向他冲过来。响起了一阵枪声。响起了一片喊声：“打倒犹太佬、卖国贼托洛茨基！”汽车的挡风玻璃被打得粉碎。行进队伍惊恐地注视着这一幕，但仍然继续前进。
聚集在节日街头的群众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谁也不知道，谁也猜不到。他们驯服地沿着指定的路线前进，喊着指定的口号，机械地服从着指定的纪律，既没有流露出他们的真实想法，也没有一点儿本能情感的迸发。他们跟1917年那些饥肠辘辘、举止粗鲁、心肠火热、慷慨无私、热情洋溢而醉熏熏的群众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当前各城市的情景与今天要纪念的10年前革命情景之间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领袖们的命运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10年前，只要托洛茨基一声令下，两首都的工人就甘心献出他们的生命。而今天他说话时，他们甚至连头也不肯转过去。10年前，当托洛茨基看到马尔托夫带领孟什维克退出苏维埃时曾豪迈地向他喊道：“滚吧，滚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吧！”布尔什维克雷鸣般的掌声淹没了他的声音。而今，当一位反对派成员试图称颂托洛茨基这个名字时，“把他扔进垃圾箱！"——这些话就像嘲弄的回音在列宁格勒广场上回响着。反对派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历史的车轮向后倒转了，或者被打碎了吗？难道这就是俄罗斯的热月吗？
这些问题也同样在托洛茨基的脑海里盘旋。他看到有这么多曾经领导过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人现在仍然与他站在一条战线上。倘若断言他和他们的失败和屈辱没有更深刻的历史意义，不标志着革命“走下坡路”，也不标志着他几个月前在中央委员会所谈到的革命发展的“第二阶段”，那似乎就太荒谬了。但是他也看到，尽管革命的景象——它的气候与色调——发生了变化，但它本来的总轮廓却像过去一样鲜明突出，一样不可动摇和改变。统治这个共和国的仍然是反对派将永远忠于的布尔什维克党。他仍然将这个共和国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尽管出现了“官僚集团的堕落”；而且他仍然坚决使自己和反对派跟所有那些人——他们诬蔑这个共和国是由一个跟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断绝关系的新阶级统治着的新的警察国家——划清界限。他不认为官僚集团就是新的剥削阶级——他只把官僚集团看成是工人阶级躯体上的一块“毒瘤”。在所有的地方，布尔什维克所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仍然完整无损。富农和耐普曼还没有胜利。第一个工人国家与世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并没有减弱，尽管还没有表现为任何军事冲突。变化是如此之大，但是又是如此之小。就好像一场飓风席卷舞台，把所有的演员抛向相反的方向，改变它所能改变的一切，忽左忽右地摇撼着舞台，但是舞台的框架却依然岿然不动，坚如磐石。这不可能就是末日——飓风真的就是地震的预兆吗？托洛茨基得出结论，11月7日“这还不是苏联的热月政变”，但肯定是“热月政变的前夜”。①
①参见托洛茨基的《纪念日的分析》一文，写于11月8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塞尔日写道：11月7日晚，列宁格勒的反对派成员开会时能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倔强地反复说：“豁出去了，我们只有继续战斗下去。”另一种声音苦恼地问：“我们将反对谁呢？反对自己的人民吗？”凡是反对派聚会时都能听到这两种同样的声音。照例是托洛茨基派主张继续战斗下去，而季诺维也夫派又提出那个苦恼的问题。季诺维也夫从列宁格勒回来时垂头丧气；他和加米涅夫开始为“向人民呼吁”的倒霉尝试而后悔，而他们原先对此曾是那样充满信心。托洛茨基则毫不后悔，认为反对派做了它必须做的事；他一再说：不管怎样，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在那命定的第二天，托洛茨基要求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正式调查那场事件；而且他仍然抱着一种相当乐观的看法。他告诉他的追随者说，示威游行的结局并不是那样糟糕：反对派在它的旗帜上写上“捍卫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的口号，因而表明了它的立场，终于把斯大林据以谋私的这个口号从他那里夺了过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回答说，11月7日把他们带到了分裂的边缘，如果反对派希望捍卫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一致，它就必须后退。
他们为下一步怎么办争论了好几天。托洛茨基很快又放弃了关于11月7日结局的看法。在他写下他为反对派把“团结一致的口号”从斯大林手里夺过来而感到满意这话之后过了5天：他又指出“现在谈团结一致为时已晚”，因为党的机关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热月政变力量的工具”，为了富农和耐普曼的利益而一心要把反对派驱逐出去。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谈到斯大林政策重心的转移，说他已经转而反对富农与耐普曼了。不管怎样，他们两人不同意“现在谈团结一致为时已晚”。
11月14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非常会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他们的罪名是：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②拉科夫斯基、加米涅夫、斯米尔加、叶多基莫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巴卡耶夫、穆拉洛夫等人被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百上千的反对派成员被撵出了党的基层支部。此后，在若干月和若干年之内，党内各派别或者是动摇不定或者是重新组合，有的前进，有的后退，并且继续彼此对抗，总之，党的分裂已经造成。
①参见托洛茨基11月13日“札记”，托洛茨基档案。
②托洛茨基档案；《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368—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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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晚上，托洛茨基回到家中告诉家人说：他们必须搬出克里姆林宫。他自己当即就搬了出来：他感到住在克里姆林宫外比较安全，搬到执政派住宅以外的地方就更安全了。他临时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3号别洛博罗多夫的家借用了一间小屋子，别洛博罗多夫属于反对派，还担任着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18年时就是他下令在叶卡捷琳堡处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托洛茨基的踪迹消失了几天。执政派多少有点儿惊慌失措，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是否转移到地下去了。其实他根本没有这种打算，因为像他这样一个遐迩闻名的人是不可能藏起来的。他在被开除出党的当天，就把新住址通知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他在名义上仍是它的成员。①他主动离开克里姆林宫使自己免掉了一番凌辱：11月16日，其他反对派领袖全都被逐出了克里姆林宫。一位朋友描述了他们被逐出克里姆林宫时的狼狈情景。季诺维也夫离开时只在腋下挟着列宁逝世时遗容的蜡制模型，这模型是这样沮丧消沉，以至审查当局从来不允许出版它的复制品，于是它就成了季诺维也夫的个人财产。然后是加米涅夫搬出来，他的年龄刚过40，却突然变得白发苍苍，看起来就像一个“有一双明亮眼睛的温文尔雅的老人”。拉狄克在捆扎他的书籍，想把它们卖了；他从中抽出几卷德国诗集送给他周围的那些人作纪念品，一边不无自嘲地嘀咕着：“我们真是一群傻瓜！我们穷得身无分文，而我们本来是能准备好一笔可观的战备基金的。没有钱就要了我们的命。我们有着出名的革命忠诚，却只是优柔寡断不中用的知识分子……。”②
①他还通知执行委员会说：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因病不能立刻搬出，但他们在几天之内必定搬出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点》第140页。
同时，另一个人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离去。11月16日夜晚，一声左轮枪响撕破了克里姆林宫上空的沉静。阿道夫·阿勃拉莫维奇·越飞自杀了。他留给托洛茨基一封信，解释说这是他唯一可以采取的方式，他以此抗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以此表达他对党麻木无情地接受这件事的痛恨。从1910年起他就是托洛茨基的学生和朋友，那时他还是一个神经质的学生，帮助托洛茨基编辑维也纳《真理报》。1917年，他与托洛茨基一起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并在十月起义时期成为中央委员。他心地宽厚，和蔼可亲，语调柔和，却是十月起义最坚定的拥护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很快就成了一位了不起的布尔什维克外交家。他率领第一个苏俄代表团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是苏维埃第一任驻柏林大使；1921年，他签署了同波兰的和平条约，一年以后，又签署了列宁—孙逸仙友好条约；他还先后出任苏联驻维也纳和东京的全权代表。1927年初，他从东京回来，患了严重的结核病和多种神经炎，后来被任命为托洛茨基在租让委员会中的代表。莫斯科的医生对他的病束手无策，催促他到国外去就医。托洛茨基为他向卫生人民委员和政治局交涉，①但政治局拒绝送他到国外去，理由是医疗费用太贵——约共1000美元。有一位美国出版商刚提出要用20000美元购买越飞的回忆录；而越飞要求允许他自费出国就医。但是斯大林禁止他发表回忆录，拒不发给出境许可证，剥夺了他的一切医疗帮助，用种种麻烦的事来折磨他。由于长期卧床不起、痛苦不堪、穷困潦倒，尤其是由于反对派所遭受的野蛮攻击对他的精神刺激，他开枪打穿了自己的脑袋。②
①托洛茨基致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科的信（1927年1月20日）和政治局的信均存于托洛茨墓档案。
②甚至就在越飞写这封致托洛茨基的信时他的妻子还跑来告诉他，政治局已经拒绝了允许他出国一两个月的最后请求。
越飞的遗书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表明了他对托洛茨基的态度，而且作为人性的和政治的文件以及革命家的道德宣言同样是无与伦比的。
越飞在遗书的开头首先为他的自杀辩解，这种行为一般是要受到革命伦理学的谴责的。他回忆道，他在年轻时就曾反对倍倍尔而替马克思的女婿女儿保罗·拉法格、劳拉·拉法格辩护，他们夫妇就是因为年迈体衰再也不能作为一名革命战士而自杀的。
我毕生坚信，一个革命的政治家必须懂得什么时候
应该离开人世，必须懂得及时离开人世……当他一旦明
白对所献身的事业不再有用的时候。30多年来我一直怀
有这种看法，即人的生命只有在为永恒的事业服务中度
过才有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人类是永恒的。为任何
有限的事业服务——而且其他一切也都是有限的——生
命就是没有意义的。即使人类生命迟早会有终止的时候
，但这无论如何是发生在非常遥远的未来，我们仍然可
以把人类看作是绝对永恒的。假如一个人跟我一样相信
进步，那么他就可以承认，当我们星球毁灭的时候，人
类早已找到了移民定居在别的更年轻的星球上的办法了。
……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人类利益所做的任何事情
都将在某种程度上留传到未来的世纪；我们的存在就是
通过这个途径获得它可能拥有的唯一意义。
越飞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和无神论的精神表达了自古以来人类对不朽——人类及其天才的不朽——的渴望后，继续写道，27年来，他的生命已经显示出充分的意义：他为社会主义而生；他没有浪费过哪怕一天的生命，即使在监狱中他也充分利用每一天进行学习，准备未来的战斗。但现在他的生命已经毫无意义了；他的责任就是离开人世。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以及党对此麻木不仁是对他的最后打击。倘若他身体健康，他一定站在反对派行列中继续斗争下去。但是，也许他的自杀“与你们被开除出党相比只是小事一桩”（而且是“对那些人的一种抗议姿态，他们使党陷于如此境地，使它不能对这类畸形事物做出任何反应”。）——也许他的自杀有助于唤醒党注意热月政变的危险。他担心党觉醒的时刻尚未到来——然而他的死毕竟要比他的生更有用。
越飞极为谦虚地回忆了他跟托洛茨基的长期友谊和共同工作，请求原谅他“借此悲剧发生之际”告诉托洛茨基他所看到的托洛茨基的弱点所在。他早就想告诉他这一点了，但总下不了决心。他从未怀疑过托洛茨基从1905年以来在政治上一直是正确的。他曾听到列宁亲口说起这一点，列宁还承认，在当年争论不断革命论时，对的不是列宁自己，而是托洛茨基。“人之将死，其言也真，现在我再一次重提这件事。”①“但我总觉得您缺少列宁那种在原则问题上不屈不挠、寸步不让的精神。只要列宁认定是正确的路线，即使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也要坚持下去。但是您往往为了满足您所过高评价的协议、妥协的需要而放弃您的正确立场。”因此，在他的最后遗言中，他希望托洛茨基能在自己身上找到那股“百折不挠的力量”，这力量将有助于他们的共同事业取得最后的胜利，哪怕这胜利会被拖延。
①托洛茨基在自传里写道，越飞多次打算公布他同列宁的谈话和列宁的自责，但托洛茨基劝阻了他，因为他唯恐越飞会遭到攻击，那将会完全毁了他的健康。越飞的这封信证实了这一点。信的全文存放在托洛茨基档案中。
这番批评发自一位临终友人心底的忠诚和热爱，不能不使托洛茨基深受感动：在他的余生中，他将几乎完全孤军奋战，“百折不挠，坚定不移”。但是，越飞的自杀在政治上并没有产生丝毫作用。他的信没有公布——格别乌甚至曾想把这封信瞒过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几乎是把信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越飞自杀这件事在反对派队伍里引起了消极情绪；它被看作是一桩绝望的行为。托洛茨基担心越飞的例子会有传染性。自1923年反对派失败后，它的好几个支持者已经付出了生命——尤金·博什，乌克兰内战时期的传奇式女英雄；卢托维诺夫，杰出的工会工作者和工人反对派中的老战士；格拉兹曼，托洛茨基的一位秘书。值此反对派正遭到空前残酷的打击并且看不清前途的时候，此事更可能引发一场惊慌。只是当越飞的信在反对派内部流传开后，他当初意欲赋予他自杀的那种意义才更为人们所理解；这件事也就被看作是忠诚而不是绝望的行为了。①
11月19日，以托洛茨基、拉柯夫斯基和伊万·斯米尔诺夫为前导的长长的送葬行伍护送着越飞的灵枢，穿过莫斯科的大街和广场向市郊新圣母修道院的墓地进发。这天恰好是普通工作日的午后——当局有意将葬礼安排在这个时候，以便不引人注意；但是好几千人加入到送葬行列中，唱着挽歌和革命歌曲行进。中央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同反对派混在一起——他们急于掩盖丑闻，只得前来向他们死去了的敌人表示官方的悼念。当送葬队伍到达新圣母修道院（彼得大帝就把他的姐姐索菲娅软禁在这里，并下令把她数百个亲信杀死在牢房的窗户下面）时，警察和格别乌竭力要将送葬队伍挡在墓地外面。人群强行闯进了墓地小径，并聚集在公墓四周。他们对站出来致辞的官方代表报以愤怒的低声抗议。接着是托洛茨基和拉柯夫斯基讲话。托洛茨基说：“越飞离开我们了，并不是因为他不想战斗下去了，而是因为他已经没有战斗下去的体力了。他害怕使自己成为那些进行斗争的人们的负担。他的一生——并非他的自杀——为后来的人树立了一个榜样。斗争还在继续。人人都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谁也不得离开。”
①根据越飞的授权，托洛茨基在散发的传阅文本中删去了对反对派当前前途表现出一定的悲观主义的一些段落。
这次集会是在被俄国可怕的历史幽灵缠住的墓地举行的；这是反对派最后一次公开集会和示威。这也是托洛茨基在俄国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那在墓地上回响、号召勇敢斗争的声音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演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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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谁也不得离开！"——在最艰难的内战岁月里，这样的话多少次出现在托洛茨基的军令里；这样的话多少次使那溃不成军、士气低落的师团重新投入战斗，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而现在这些话已经失去了威力。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正在“离开自己的岗位”，并已绝望地筹划撤退的后路了。还在越飞葬礼的前夕，莫斯科就盛传着他们要向斯大林投降的流言蜚语。在标明写于11月18日的笔记里，托洛茨基否定了这些谣传，声明说斯大林抛出这些谣言是为了造成反对派的混乱。托洛茨基再一次坚持认为，镇压只会有利于反对派；他警告他的追随者，他们必须继续将自己看作是党的一员，哪怕开除和坐牢也不能成为他们另组新党的理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回答说，如若反对派接受开除，那就不可避免地，甚至不以它的意志为转移地将自己组成一个新党了。因此，他们必须不惜一切地达到撤销开除的目的。他们说：“列夫·达维多维奇，我们必须具有投降勇气的时刻来到了。”托洛茨基回答：“如果这种勇气——投降的勇气就是所需要的一切，那么现在世界革命早就胜利了。”②
①悼念越飞的演说和讣告均存于托洛茨基档案。目睹了这一幕的路易·菲舍写道，葬礼结束后，“所有的人都涌向托洛茨基，向他欢呼。他呼吁群众各自回家，但他们不肯走，托洛茨基久久不能离开墓地。最后，一批年轻人手臂挽着手臂相向而立，组成两堵人墙，留下一条狭窄的走廊，好让托洛茨基走向出口。”但是蜂拥的人群挤进了那条走廊，而这时托洛茨基独自一人墓地的一个小棚里等待着；“……他没有一刻静静地站着，而是像一只踱步的老虎来回走动着。……我站得很近，明确感到他在担心暗杀。”路易·菲舍：《人与政治》，第94页。
②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第149页。
但不管怎样，他们仍然同意给即将于12月初召开的代表大会递交一份联合声明。在这份由121名反对派成员签署的声明书中，他们宣称不能放弃自己的观点，但也认识到，这种分裂将导致两个党之间的斗争，是“对列宁事业最严重的威胁”；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反对派愿意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但不是主要的责任；党内争论的方式必须改变；反对派准备再次解散自己的组织，并呼吁代表大会让被开除和被逮捕的反对派成员复出。
很显然，代表大会将断然拒绝这个呼吁，也不会同意撤销开除。联合反对派必将由此解体，它的两个组成部分将分道扬镳。大会进行了3个星期；而且完全集中于分裂问题。反对派的代表一概没有投票权。托洛茨基没有出席大会，甚至都没有邀请他到会为他个人被开除申辩。代表大会一致宣布，反对派所表达的观点跟党员的身份不相容。拉柯夫斯基试图解释反对派的立场；但是他被赶下了主席台。然后，代表们既惊讶又好笑地听着加米涅夫感伤地描述反对派的窘境。他说，他和同志们现在进退两难：要么他们必须组成第二个党——但这样将“损害革命事业”并导致“政治上的堕落”，要么他们必须“在激烈而又顽强的斗争之后”宣告“完全彻底地向党投降”。他们选择了投降——就是说，他们同意不再对官方政策发表任何批评意见——因为他们“深信正确的列宁主义政策只能在党内并通过党才能得到保证，而不是在党外或撇开党才能得到保证”。因此，他们愿意服从和执行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不管这些决议如何严厉。①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245—246页。
在将自己和同志们交付给代表大会的仁慈宽厚并且跪下之后，加米涅夫又想在半路停下来。他说，投降的反对派是作为布尔什维克那样行动的；但若要他们也放弃自己的观点，他们就不是作为布尔什维克那样行动了。他断言，以前党内没有任何一个人被要求这样做；但他忘记了，他和季诺维也夫在1924年就曾要求托洛茨基这样做。“如果我们必须放弃一两个星期前我们所拥护的主张，那么在我们这方面来说就是虚伪的，你们也不会相信我们。”他又作了一次绝望的尝试，想要挽回投降者的尊严，于是他请求释放被关押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说：“如果像姆拉奇科夫斯基这样的人还在狱中，而我们却是自由的，这种情况是无法忍受的。我们曾和这些同志并肩战斗。我们为他们的一切言行负责。”因此，他乞求党代表大会给所有的反对派成员一次机会，使他们能对所发生的事情有所补救。“我们恳求你们，如果你们希望这次大会……作为一次妥协的大会载入史册：那就向我们伸出你们的援助之手吧。”①
一星期之后，联合反对派就解体了。12月10日，季诺维也夫派和托洛茨基派分道扬镳，用不同的声音说话了。加米涅夫、巴卡耶夫和叶多基莫夫代表前者宣布接受代表大会通过的所有决议。同一天，拉柯夫斯基、拉狄克和穆拉洛夫声明说，尽管他们也同意季诺维也夫派所谓“保持一党制的绝对必要”，但不管怎样，他们拒绝服从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不再在党内坚持自己的观点，就等于宣布放弃这些观点。”如果同意这样做，“我们就是放弃自己对党、对工人阶级最起码的责任”。②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248页。
②同上，第1286—1287页。
季诺维也夫及其追随者实际上在重复托洛茨基1924年说过的话——党是“保障十月革命成果”的唯一力量，是“历史进步的唯一工具”，以及“没有人反对党而会是正确的”。正是这种信念把他们引向投降。相反，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现在却坚信他们“反对党这一行为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决定斗争下去时，却认为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反对党，而是为了党——为了把党从它自身或毋宁说从它的官僚集团下挽救出来。实际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都是在做办不到的事，只是各人所采取的方法不同而已。季诺维也夫派希望留在党内，这样一条件许可，他们就能把党“改造”过来；而托洛茨基派则坚信这只有在党外才能做到。双方都重复着同样的话：任何一种建立新党的企图对革命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双方都含蓄地承认，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不可能依赖它支持两个共产党；因此，号召工人阶级反对党的官僚集团目前是徒劳的，官僚集团尽管有其错误和罪恶，但仍然是无产阶级利益的捍卫者、革命的受托人、社会主义的代表。若说他们以前不是这样想的，那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一谈到“另一个党”就会感到的那种恐惧就无法解释了，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了。相反，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就会认为建立另一个党对于他们来说是义不容辞的。由于反对派承认——即使是含糊的并有重大保留——自己的敌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捍卫者和受托人，因此与他们发生冲突，反对派就陷入了矛盾之中。季诺维也夫听凭自己的良心，企图以接受执政派的专政来解决这个矛盾。而托洛茨基则坚信执政派充当革命捍卫者不会太久了，他也听凭自己良心的驱使，认为自我否定将一无所获。
就在他的周围，联合反对派分崩离析了，被开除者成倍增长，好几千反对派成员投降了；但托洛茨基仍然刚毅不屈，对这两个“死魂灵”——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充满蔑视，并预言说，他们必将从投降走向投降，从耻辱走向耻辱，而且一次比一次更糟糕。执政派现在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他们欣喜若狂，因为直到最后一刻他们还不敢肯定斯大林是否真能诱使反对派投降。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刚一宣布投降，执政派立即宣称不接受投降，投降者必须彻底批驳自己的观点并认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起初深信不疑，只要他们同意不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可以官复原职。而现在他们同意这样做后却又被告知他们的沉默是对党的侮辱和挑战。加里宁在代表大会上说：“同志们，对于那种一面宣布不再鼓吹自己的观点、一面仍坚持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人……工人阶级会怎么想呢？……要么这是存心欺骗……要么这些反对派变成了市侩庸人，把观点隐瞒起来不捍卫它们。”①说实在的，执政派担心，如果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刚一宣布投降他们就接受，那就太没有面子了。人民将奇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允许党员坚持某种观点而又不允许他们表达出来？胜利者不能在半途停下来。为了保住刚夺得的阵地，他们必须乘胜追击，把失败了的敌人驱赶得更远。代表大会在禁止反对派发表异端邪说之后，还必须禁止他们哪怕以沉默来表明立场；剥夺了他们的声音之后，还必须剥夺他们的思想；而且还得再将声音还给他们一次，好让他们用来宣布抛弃自己的思想。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1211页。
下一周尽是在条件问题上讨价还价，这也是季诺维也夫派在陷阱里越陷越深而拼命挣扎的一周。他们的第一次投降不能半途而废。为了保住投降的意义和得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他们又跌向新的投降。12月18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回来敲代表大会的大门，说他们宣告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反列宁主义的”。据说，布哈林用这样一些话来款待他们：“很好，你们终于下了决心——这是最后的时刻——历史的铁幕正徐徐落下。”——我们可以补充说，这历史的铁幕也将把布哈林压成脔粉。布哈林看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回头并屈服，无疑是十分欣慰的，因为他曾跟执政派中某些成员一样忧心忡忡：假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不肯悔过，重又跟托洛茨基携起手来，那怎么办？甚至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报告并推出开除动议的奥尔忠尼启则也表示了不安，他说，镇压措施所打击的人“曾为我们的党做出很大贡献，在我们的队伍内战斗了许多年”。但是斯大林和多数派陶醉于胜利的狂欢中，继续痛打落水狗，甚至在他们悔过之后也拒绝恢复他们的党籍。历史最喜欢捉弄人，正是李可夫——有一天他也将遭受到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样的命运——出来看到他们等在门口，就当着他们的面把门砰地关上了。他告诉他们，恢复党籍是不可能的，至少要留党察看6个月后，中央委员会才能决定是否恢复他们的党籍。
季诺维也夫派的投降变节使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陷入了孤立。这使许多良心麻木的斯大林派成员和布哈林派成员大感宽慰，他们从中看到了斯大林的做法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回顾道，无疑托洛茨基是绝对错误的，连他以前的同盟者都背转身来抛弃了他。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代表大会和在那里发生的惊人的投降景象；他们并不十分关心哪部分反对派没有卷入这一幕。托洛茨基派自己也懵了。他们最终与党决裂了这种意识压倒了他们。他们不相信地看着在他们与季诺维也夫派之间展开的那条鸿沟。他们在思索他们的行动是否太鲁莽了：他们应该进行那种半秘密的宣传吗？他们应该在11月7日“向群众呼吁”吗？他们应该加速分裂吗？这些疑虑促使他们接受了开除裁决，同时又无休止地和亢奋地宣称他们对党始终如一的忠诚。少数人在步季诺维也夫派的后尘；另一些人在动摇。多数人仍然面对迫害坚持战斗。但是谁也不知道到底谁是“投降者”。代表大会之后，当即有1500名反对派成员被开除出党，2500名在悔过书上签了名。①但是，在那些签名者中，有少数人因为看到一次投降导致了另一次投降而又退出了；而在拒绝签名者中，也有些人因为遭受到进一步的威胁、利诱和劝说而动摇了。这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看作是工贼或叛徒。由于这两部分人混杂在一起，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因而混乱和猜疑笼罩着原先的整个联合反对派。
①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第2卷第327页。
托洛茨基看出季诺维也夫的投降是徒劳的，从而更坚信他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狂热地工作着，把自己的信念灌输给气馁的追随者们。他向他们指出，任何谨小慎微、因循拖延的行为都不能挽救他们，斯大林总会找到开除他们的借口。重要的问题是把立场坚定的人集合起来，在他们与变节者之间划一道鲜明的分界线，要避免模棱两可的态度，要把分裂的原因向当代人和后代人讲清楚。尤其是，反对派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工作了——它从此必须“进入地下”，去探索它的各小组之间新的接触形式，寻找新的工作方法，建立跟国外志同道合者的联系。
这些事都来不及做了。还在1927年末，斯大林就开始策划将反对派驱逐出境。但这位未来冷酷无情的血腥清洗大师当时还十分在乎自己的声誉，不愿被人抓住把柄，以便为自己塑造良好的形象。他竭力避免因公开使用暴力流放而引起的麻烦，所以他把放逐政敌安排得好像是他们主动离开似的。斯大林通过中央委员会建议让托洛茨基派的主要成员担任这一幅员辽阔国家边远地区的行政机构的次要职务：托洛茨基将“自愿”前往阿斯特拉罕。1928年1月初，拉柯夫斯基和拉狄克受反对派的委托，就这些建议与奥尔忠尼启则进行了激烈的交涉。拉狄克和拉柯夫斯基反对把托洛茨基派往阿斯特拉罕的任命，说托洛茨基饱受疟疾折磨的身体经受不住里海港口潮湿炎热的气候。这场游戏最后以托洛茨基及其朋友的声明而结束，他们声称，他们准备接受外省的任何职务，只要这不只是流放的借口，而且，只要这些任命能确保被任命者及其家属的健康与安全，反对派将同意接受任何任命。①
1月3日，当争论还在继续中，格别乌传讯托洛茨基。他对传讯没有理睬。闹剧就要收场了。几天以后，即1月12日，格别乌通知托洛茨基，根据有关惩罚反革命活动的刑法第58条，他将被流放到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土耳其斯坦的阿拉木图。定于1月16日起程将他押往流放地。
有两位作者叙述了托洛茨基在莫斯科最后几天的情况，其中一位是旁观者，而另一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1月15日，《柏林日报》记者保罗·舍费尔采访了托洛茨基。据他“粗略的观察”，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托洛茨基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可以断定，这位德国记者在观察这类事情上没有经验）。他在托洛茨基的住宅里察觉到激动不安的情绪，那儿往来的人不断，被发往流放地的人行期将近，他们正在为这次远行整理行装。“在所有的走廊和过道里都放着一堆堆的书籍，这无数的书籍是革命者的食粮，正如公牛血是斯巴达人的食粮一样。”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描绘了托洛茨基本人，“此人中等偏下身材，皮肤细腻，面色略微发黄，一双不大的蓝眼睛时而非常友好，时而放射出火一样的光芒，显示出他‘心灵的力量’。生动的大脸庞‘反映出他的精神力量及崇高的精神境界’,嘴小得与脸不成比例。他的手像女人的手那样柔软。”“这个人，他创建了军队，把自己的热情灌输到阶级意识尚不够强的工人农民之中，把他们提高到一个远远高于他们原来的水平之上。……但乍一看，他却显得腼腆，甚至还有几分茫然失措……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魅力才如此之大。”
①关于这次“交涉”的说明可参阅托洛茨基本人或他的一位朋友1928年初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一封信。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托洛茨基尽管彬彬有礼，却始终十分谨慎。面对这位资产阶级记者，他在谈到国内问题时非常克制。他对自己的政敌一字未提，没有一句怨言，也没有一条争论性的意见。在交谈中，涉及内政方面的话题仅有一次，当时这位记者指出了劳合·乔治的预言——“托洛茨基的拿破仑之路”。这是舍费尔对托洛茨基被驱逐和对他的未来的计划等方面最明确的暗示了。但是，托洛茨基抓住了这一比喻的另一面。他冷笑着回答说：“我竟然成了结束革命的人，这个看法真荒唐，这不是劳合·乔治的第一个错误。”值得注意的是，与拿破仑的比较使托洛茨基想到的不是他们两人都被流放的命运之间显而易见的表面的相似，而是他极力反对的热月政变继承者波拿巴主义的政治思想。对他来说，一般问题要高于个人问题。（舍费尔指出：“你要永远记住，这个人首先并主要是位战士。”）他主要讲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没落及欧洲的革命前途，和以往一样，他总是把布尔什维克俄国与欧洲革命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交谈中，托洛茨基很快放弃了交谈时用的声调，变成了演讲者，并提高了嗓门，”他以“优美潇洒的手势”描绘世界革命曲线的起落。谈话被一位正巧当夜将赴流放地的同志打断，他来问他是否能为托洛茨基做点儿什么。“托洛茨基那张蓄着短唇须的脸上现出愉快的皱纹：‘您今天晚上就要踏上旅途，不是吗？’这个喜欢辩论和嘲讽的人不放过可以展示这些特点的机会。……这个坚定不移的人始终保持着他的幽默感。”在分手时，他邀请舍费尔到阿拉木图去拜访他。①
①P．舍费尔：《苏联七年》第158—161页。
与舍费尔不同，塞尔日描绘了处于包围中的托洛茨基，“他被同志们白日黑夜地守护着，而他们自己又受到特务们的监视”。骑着摩托车的格别乌特务们记下了出入这里的每一辆汽车。
我从后楼梯上楼。……他坐在一间屋子里工作，窗
户对着院子，屋子里只有一张折叠床和一张桌子。我们
满怀尊重和热爱之心称他为“老头儿”，就像我们称呼列
宁一样。……他身穿一件旧毛衣，朝气蓬勃，庄重威严，
一头几乎全然灰白的浓密头发，虽面带病容，但他在这
间小笼子里却十分活跃。在隔壁房间里，人们正在打印
他刚刚口授的电报。他在餐厅里接待全国各地来的同志。
他在频繁的电话铃声中与他们匆匆交谈。所有的人都可
能随时被捕——但到底是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所
有的人都抓紧利用这最后时刻，因为这无疑是最后的时
刻。①
①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第155页。
1月16日，托洛茨基忙着开会、发指示并作临行前的最后准备。辞行的人络绎不绝，这是忙乱不堪的一天。起程的时间定于当晚10点。傍晚，疲惫不堪的全家人坐在一起，紧张地等待着格别乌特务的到来。指定的时间已过，他们却没来。大家纷纷猜测，但谁也猜不出所以然来。最后，格别乌电话通知托洛茨基推迟两天出发，没有说明原因。拉柯夫斯基及其他朋友的到来打断了新的猜测。他们都十分激动。他们是从车站来的。那里聚集了几千人来与托洛茨基道别，在他应乘坐的列车旁边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许多人跑到了机车前，发誓不让列车开动。警察企图把他们从铁轨上拉开并驱散人群，但当局看到示威的矛头所向，因而下令推迟放逐。反对派庆贺胜利，决定两天后再次示威。但是格别乌决定对反对派进行突然袭击：悄悄地把它的领袖逐出莫斯科。它计划先把他带到另一个车站，从那里再送到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站，然后让他换乘开往中亚的火车。格别乌通知托洛茨基，让他作好1月18日启程的准备，但1月17日格别乌的特务就来押解托洛茨基了。奇怪的是，这一天托洛茨基一派的人并没有守护这所住宅。因此在格别乌的工作人员到来时这里只有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两个儿子，还有两位妇女，其中一位是越飞的遗孀。①
接下来的场面极具悲喜剧性。托洛茨基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不让格别乌工作人员入内。这是消极反抗的标志，以前他总是以这种方法对付企图逮捕他的各类警察。托洛茨基隔着紧闭的门与指挥这支队伍的军官谈判。最后，军官命令破门，特务们闯进屋里。由于种种机缘的巧合，奉命逮捕托洛茨基的军官竟是内战时期托洛茨基的军用专列上的一名警卫。在过去的首长面前，他失去了自制力，绝望地嘟囔着：“打死我吧，托洛茨基同志，打死我吧。”托洛茨基尽一切可能来安慰逮捕他的人，并劝他执行命令。然后，托洛茨基再次采取不服从的姿态，拒绝穿戴。武装特务脱下了他的便鞋，给他穿上衣服。由于他拒绝跟他们走，于是在跟在后面的家人和越飞遗婿的哭喊声中被他们架下了楼梯。除了几位身居高位的邻居及他们的妻子之外，这一场面没有其他见证人。这些邻居听到了楼梯上的喧闹声，便打开门，瞅了一眼就马上害怕地缩了回去。
①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87页。
流放者及其一家被扔进一辆警察局的卡车，于是它载着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奠基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疾驰过莫斯科的街道，把他带到喀山火车站。由于托洛茨基拒绝上火车，押送人员便把他拖上一节孤零零地停在备用线上的车厢里，车站被团团包围，所有的旅客都被赶走了，附近只有几个铁路工人。被驱逐者的家属跟在押送人员后面。小儿子谢尔盖和格别乌的一个工作人员动手厮打起来，长子廖瓦试图打动铁路工人，他高声喊道：“同志们，看啊，看啊，他们要抓走托洛茨基同志！”工人们却冷眼看着这一场面。没有一声惊叫，连低声抗议也听不到。
* * * * * * * *
从年轻的托洛茨基第一次见到莫斯科的城墙与钟楼至今，已有30年了。那是在他从敖德萨监狱被押往西伯利亚流放地的路上，他隔着囚车的铁栅栏看了这座“历代沙皇的庄园、未来的共产国际的首都”第一眼。现在他隔着同样的铁栅栏又看了莫斯科——这座他胜利和失败的城市最后一眼，他再也不能回到这里了。他初次来到莫斯科时是一位受迫害的革命者，离开时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