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拉狄克的变化归咎于生性好变和怯懦，那就太简单了。他的动机要复杂得多。无疑，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在地下斗争中、在沙皇的监狱中和在西伯利亚的流放中锤炼出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拉狄克地下工作的经验不多。1917年之前，他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奥匈帝国和德国合法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度过的。拉狄克基本上是个西欧人，豪放不羁，爱交际，习惯于呼吸大都市的气息，习惯于它的骚动，习惯于处在公众事务的中心。在长达25年多的时间内，他的观点和机智迷住了各个著名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央委员会和各大报纸的编辑部。他担任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已达10年之久。只要他被活跃而忙碌的政治生活包围着，他的信念和勇气就不会抛弃他——即使是1919年身陷柏林莫阿比特监狱时，他也保持了他的勇敢、活跃，始终处于事件的中心。而一旦突然被抛到严酷、阴沉、蛮荒的西伯利亚的北部旷野上，他的精神就开始沉沦了。孤独压迫着他。他感到自己仿佛已被逐出生活本身。他的现实感已动摇：他曾作为列宁可敬的同志和顾问，协助后者领导国际运动，莫非与列宁共同度过的岁月仅仅是一场梦？就连精神比他坚定得多的人都受到了这类感受的冲击，例如，国内战争的英雄伊万·斯米尔诺夫从南亚美尼亚写给西伯利亚的拉狄克的信就是这样：
亲爱的卡尔卢沙，你为我们被开除出党而痛苦。的
确这对我和其他人也都是极大的痛苦。起初噩梦折磨着
我，深夜我常常突然醒来，我不能相信我是个流放犯。
从1899年起我就为党工作，没有间断过一天，不像老
布尔什维克团体中的那帮恶棍，他们在1906年以后脱
党竟长达整整10年之久。①
但是折磨拉狄克及其朋友们的并不仅仅是这种困境。他们还忧虑着革命的命运。他们已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是“十月成果”的真正捍卫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一真正代表，而这一理论已被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所冲淡和篡改。他们习惯于相信，凡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有益的东西必然对反对派有益，反对派的失败就是革命的失败。现在他们看到，反对派变成了一个小团体，几乎成了一个软弱无力的小宗派，跟这个伟大的国家和党隔绝了；而它一贯把自己等同于它们。他们在思考，力图完成最崇高使命的运动竟陷于如此可怜的境地，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面临着非此即彼的抉择：如果他们真是十月革命唯一可靠、合法的捍卫者，则他们的悲惨失败只能给革命带来无法弥补的灾难，十月革命的遗产也会丧失殆尽；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十月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下来，尽管发生了上述一切，苏联仍是一个工人国家，那么就可能是反对派错了，它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一代表，否定了它的对手们的一切革命美德，这难道不是狂妄自大？难道这场伟大的、震撼世界的布尔什维克运动留下来的一切仅仅是几千个反对派成员？难道革命的大山就只生了一只小老鼠？拉狄克在给索斯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我不能相信，列宁的全部工作和革命的全部工作只给整个俄国留下了5000名共产党人。”②但是，如果拘泥于字面去理解反对派的某些声明，如果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其他派别无非是为反革命铺平道路，那么这个远离现实、背离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的结论就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充满了英雄主义、牺牲、希望、流血和历尽艰辛的布尔什维克的史诗不可能仅仅是毫无意义的夸夸其谈。只要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共同保护富农，反对派的声明和指责就是有道理的。但是，左倾方针使斯大林派与私有财产发生了殊死的对抗，它表明：列宁的事业和十月革命给整个俄国留下的东西绝非几个圣徒和“5000名共产党人”，革命的火山不仅不是只生了一只小老鼠就熄灭了，而是仍在喷发。
①此信写于1928年，没有标明日期，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1928年7月14日托姆斯克来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评论说，正是公有制的“客观力量”推动着俄国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客观力量”通过人——它的主观代表——体现出来。斯大林派是历史必然性的代表。尽管他们思想混乱，犯了许多错误甚至还有罪行，但他们仍是十月革命的捍卫者，是忠于社会主义的人。拉狄克认为，斯大林派证明了他们自己远比反对派所想象的更有价值，反对派应该而且有必要承认这一点，这无损于它的威望；在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反对派是先锋，斯大林派是后卫；这两派之间的矛盾不是敌对阶级的利益冲突，而是同一阶级两支队伍之间的分歧，因为先锋和后卫属于同一个营垒；所以消除分歧的时候到了。许多反对派成员一想到斯大林派会与托洛茨基派和解就感到震惊，而拉狄克指出，这样的重新组合并不比以往党内联盟中的转化更奇怪。“我们一度认为，斯大林是杰出的革命者，而季诺维也夫则无可救药。但后来发生了变化——它们还可能再次变化。”
在上述议论中无疑可以听出绝望的音调，但这是力图摆脱自身并转变为希望的绝望。妥协者的情绪是由布尔什维克俄国日益加深的孤立主义所孕育出来的。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是在苏联国内而不是在它之外去寻找共产主义命运中伟大的、充满希望的变化的。这一事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后来发生的事件。
那一事件是中国革命失败的结果。1927年12月广州的共产党起义被镇压下去了。这次起义是1925—1927年悲剧的最后一幕，或更确切地说是它的尾声。失败使整个布尔什维克的思维方式本身都受到震动：它甚至更深地侵蚀着并淹没了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传统，加强了俄国的自我中心论的倾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示出是唯一的出路和安慰。但是这一次，孤立主义的浪潮也席卷了反对派，它波及到最边远的流放地，影响到妥协派的思想。最近的这次失败如同斯大林的向左转一样，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有了新理由对反对派的过去感到失望。他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反对派对俄国国内事件的估计部分是错误的——它对国际前途的估计就没有错误了吗？托洛茨基关于苏联热月政变这一看法是错误的——他的不断革命论会不会也同样是错误的呢？
在流放仅仅几星期后，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开始通信交换对广州起义的看法了。托洛茨基由于对真实情况知之甚少，他试图根据《真理报》过时的、少得可怜的报道形成自己的看法，他们就这一问题重新恢复了始于莫斯科时的意见交流。同反对派中的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一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接受不断革命论及其有关中国革命的结论，即中国革命的胜利只能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样，他认为中国革命不能超越资产阶级革命阶段。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各自的流放地在这种分歧的基础上讨论了广州起义的意义。《真理报》曾报道说，起义者在广州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并着手实施工业社会化。托洛茨基在3月2日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中写道，尽管广州起义失败了，但是它为下一次中国革命留下了启示和一个重要的指导方针，即中国的下一次革命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阶段，它应该建立苏维埃并向社会主义迈进。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回答道，斯大林策划起义仅仅是为了在向国民党一连串的投降之后挽回面子，起义是一次鲁莽的冒险，广州市“苏维埃”及其“社会主义”口号并不是群众运动的有机产物，并未反映出真正革命过程的内在逻辑。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当然比托洛茨基更接近事实，托洛茨基这次是根据不可靠的证据推导出关于中国下一次革命性质的结论的。尽管如此，他的结论仍是正确的：1948—1949年的革命就超越了资产阶级的局限；在这点上，它注定要成为“不断的革命”，尽管它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也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预见大相径庭。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声称：“我们这些反对派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必须在不断革命论这个问题上与托洛茨基划清界限。”这个声明本身对托洛茨基来说并不新鲜，使他感到意外的是它那特别强调的语气。托洛茨基的对手们经常提到他过去不是布尔什维克一事，甚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久前还重提过，对此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此话出自从1922年起就是他亲密的同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之口，就另当别论了。他知道旧账重提不是无缘无故的。更让他吃惊的是拉狄克也对不断革命论加以批评了，拉狄克并不是老布尔什维克，而且迄今为止一直在忠诚地捍卫着这一理论。就是现在，拉狄克也依然承认1906年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进程的预见比列宁的更准确；但他补充说，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不断革命的公式对其他国家也适用。拉狄克断言说，列宁提倡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更适合中国，因为它允许在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可以有一个间歇。
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复信（没有标明日期），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显然，这些分歧跟当前争论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托洛茨基被卷进来是很不情愿的。他回答说，中国为下述结论提供了最新证明，即任何一场当代革命，如果它不能在一场社会主义剧变中达到自己的高潮，它就注定会失败，哪怕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例外。不论争论双方谁是谁非，这两个妥协者攻击不断革命论这一事实就很能说明问题，因为托洛茨基并不想把这一理论变成反对派的经典。国外共产主义的失败所引起的失望和孤立主义的倾向使布尔什维克转而反对这一理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单是它的名称就是对他们的孤立主义的挑战。从1924年开始的就不断革命论而展开的教条主义的斗争，其结果是使这一理论在党的眼中变成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象征，变成了托洛茨基主要的异端邪说，成了他所有政治罪名的理性根源。对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来说，不断革命论成了引起恐惧的禁忌。深受怀疑和思考困扰的反对派成员在寻找着重返党内、回到他们失去的乐园的道路，因而他们本能地想离这一禁忌越远越好。不应忘记，托洛茨基因渴望更易于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他建立统一阵线而曾经宣称，他过去写的有关不断革命论的著作现在应该放到历史档案馆中，他不会再在每个问题上捍卫它们，尽管他深信他的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但是他却无法把它们放进历史档案馆。不仅他的敌人不断把它们翻出来，迫使他来捍卫它们，而且他的同盟者也一再这么干。这是他的政治同盟或政治联合体濒临崩溃边缘的又一个确凿的标志。
不久，分歧在一个更具有现实意义而较少理论性的问题上变得公开化了。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按照共产国际章程，反对派有权就他们被开除出俄国共产党一事向大会上诉，它也准备这样做。然而，反对派的申诉被认真听取或反对派领袖被允许出席大会阐述此案的机会几乎等于零。托洛茨基写道：“代表大会将会以最权威的方式给我们压上最沉重的墓碑，值得庆幸的是，马克思主义将会从这座纸做的坟墓中重新站起来，像不屈的鼓手那样发出警报！”①托洛茨基原打算写一篇简洁、直率地批评共产国际政策的文章和一篇简略陈述反对派目的的声明，把它们寄给代表大会。但这一声明在他手中变成了长篇论文，为写这篇论文他用了整个春天和夏天。②可以预料，大会一定会通过主要由布哈林撰写的一项纲领，其草案业已发表，中心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托洛茨基的声明采取了批判这个新纲领的形式。他6月份写完了声明，然后在7月写了一封致代表大会的信，其标题为《何去何从》。他“没有任何保留、含糊，没用任何外交辞令”，总结了“5年来共产国际的失败”和“5年来反对派的工作”，打算明确划出反对派与其对手之间的鸿沟。在共产国际会议开幕前夕，托洛茨基把这一文件的文本寄到所有的流放地，请反对派成员以集体或个人名义给共产国际大会寄信，以此来支持他。
同时，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准备好了自己的声明，他们的声明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调上都更倾向于妥协。诚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共产国际近几年的政策画出了一张一塌糊涂的资产负债表；他还说出了使各类托洛茨基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和共产国际对立的分歧。但是他在结论中声称：“由于共产国际政策已改变，这些分歧很多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共产国际追随俄国共产党也已“向左转了”。③
①1928年6月17日托洛茨基写的传阅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该文的英译本以《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为标题。
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意见书》，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拉狄克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当即把自己的声明寄往莫斯科。他写道：“如果历史表明，我们昨天还与之唇枪舌战的某些党的领导人比他们所捍卫的观点要好得多，那么，没有人对此比我们更满意的了。”①
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分别给共产国际会议写了信，而且其中部分内容彼此矛盾，这件事只能给反对派的事业造成损害。反对派未能展示出团结一致，反而以两种声音说话。当托洛茨基得知此事时，他给反对派主要流放地打了电报，要求全体流放者公开与拉狄克划清界限。各流放地都义愤填膺，一致谴责拉狄克，并把有关的声明寄往莫斯科。最后，拉狄克本人通知大会，撤回自己的信件，表示完全赞成托洛茨基的观点。拉狄克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向同志们道歉，并辩解说，这是因为与托洛茨基联系困难，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批评到达他手中太迟。托洛茨基接受了他的道歉，事情到此暂告一段落。托洛茨基宣称，反对派“调整了阵容”。但是，深刻的分歧并未消除，它只不过是暂时平息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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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大事件帮助托洛茨基把流放者团结了起来。7月召开了中央全会，在这次全会上布哈林派对斯大林派占了上风。最主要的争论问题仍是粮食危机和俄国各城市面临的粮荒威胁。年初采取的非常措施没能遏制威胁，由于乌克兰、北高加索等局部地区冬小麦歉收，使局势变得更为严重。农民极度不满。他们交售的粮食总额只达到革命前总量的50％。一切谷物出口只得停止。②征收粮食中采取的粗暴手段足以激怒农民，却不足以吓倒他们。
①拉狄克致大会的信是1928年6月在托姆斯克写的，存于托洛茨基档案。托洛茨基肯定看过上面所引的“心理分析”段落：在拉狄克论及党的领袖的那句话“我们昨天还与之唇枪舌战的某些党的领导人”中，他用红笔在“昨天”一词下划了着重记号。
②《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392页。
中央委员会注意到“农民的不满情绪……表现为对随心所欲的行政措施的抗议”，承认“这类措施有助于资产阶级分子利用农民的不满而唆使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为（即将）取消新经济政策的说法提供了口实”。①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在米高扬作过报告之后，布哈林派呼吁停止实行左倾方针。李可夫要求废除反对富农的政策。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走得更远，他要求彻底修正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对农民的政策（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为了造成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混乱，接受了他们的某些思想），并且要求回到上一届代表大会的主要是布哈林的政策上来。中央委员会宣布仍坚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但废除了它的“反富农”非常措施。中央委员会宣布，从今后必须“遵守法律”，禁止搜查和袭击各种粮仓和农庄，停止征收粮食和强行借粮。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中央委员会批准将粮价提高20%，而这是仅在3个月前还被它断然禁止的。②事后看来，这是过渡到镇压私人农业之前中央委员会安抚农民的最后一次尝试。这一回合看起来仿佛是富农赢了，仿佛斯大林放弃了左倾方针，仿佛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决定着政策。
不难设想流放中的托洛茨基派将如何对待这一消息。他们又回到了熟悉的战场。他们习惯于在其框架中思考和辩论的旧公式又恢复了。他们看到，“富农的保卫者”在重申自己的主张，动摇不定的斯大林中间派像以往一样再次让步。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更高的粮价，从而打击了产业工人，迎合了富农的利益。但这绝不算完。斗争仍在继续：右派还要重新进攻；而斯大林派将继续退却。
①《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395页。
②同上，第396页。
热月政变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近，热月政变分子在进军。托洛茨基正是这样想的，他宣称：“李可夫的发言……是右派对十月革命的挑战。……应该接受挑战。”提高粮价仅仅是新的新经济政策的开始；为了安抚富农，右派很快就会坚决试图破坏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他认为李可夫和布哈林作为胜利者很快就会“把斯大林当成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迫害，就像斯大林当初迫害季诺维也夫一样”。李可夫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托洛茨基派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右派获胜”。托洛茨基回答说，这的确是反对派的主要任务。①
妥协派一时间在托洛茨基派中完全孤立了。流放者兴高采烈，他们质问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大林的左倾方针在哪儿？它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这居然使你们妄图把我们久经考验的原有思想观点抛到九霄云外并鼓动我们与斯大林派妥协！”他们又一次把斯大林的优势看作是他们与布哈林派的主要斗争中的一个小插曲；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所有忠于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很快就会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即这基本上是右派和左派之间的一场斗争，而且必将选择左派。斯大林表面上的失败激起了他们巨大的希望。杰出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索斯诺夫斯基这样写道：“召回托洛茨基将轰动整个世界，这一天就要来到了”。②
①《七月全会和右倾危险》，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参见索斯诺夫斯基8月24日致拉菲尔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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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场政治风潮正在进行之中，悲剧降临到了托洛茨基家中。托洛茨基的两个女儿季娜和尼娜都患有结核病。小女儿尼娜当时26岁，她丈夫涅韦尔松的被捕和流放彻底摧垮了她的健康。托洛茨基是在春天捕鱼时得知这一消息的，他当时没有充分意识到尼娜病情的严重性，但在其后的几个星期他一直忧心忡忡，痛苦万分。他得知他的两个女儿及她们的孩子们在贫困线上挣扎，不能指望朋友们的帮助，季娜本人因患肺结核发着烧，但她还得昼夜守护在尼娜的床前。他在给女儿的电报中说：“我不能同尼纽什卡在一起，不能照料她，感到十分痛心。把她的健康状况告诉我。吻你们两人。爸爸。”他一再打听消息，但杳无音信。他致函拉柯夫斯基，恳求他了解一下莫斯科的情况。最后，他得知尼娜已于6月9日去世。过了很久，托洛茨基才收到女儿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此信在途中被检查机关扣压了10个星期以上。托洛茨基一想到女儿在死神的门坎上枉然地企盼着他的复信，就心如刀绞。他哀悼她，因为她不仅是他的女儿，还是火一样热情的革命者和反对派成员。他把在她病重和去世期间他所撰写的《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一文献给她。
许多流放者表示同情安慰的信陆续寄到了阿拉木图。这时，又一个打击使托洛茨基深感忧伤和痛苦。尼娜去世后，季娜准备前往阿拉木图。她丈夫也被流放，她为照料妹妹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她的行程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拖下去，最后，阿拉木图等来的是她病重不能成行的消息。长期严重的精神失常使季娜的病情变得更为复杂。她只是在她父亲被驱逐出俄国之前才得以和他见面。
不过，他的一家人还是在阿拉木图城郊的别墅里团聚了一次，那是在谢尔盖来这里度假的时候。廖瓦的妻子和孩子也随他一起前来。他们在这里只呆了几星期。这是这一家的惶惶不安、悲悲戚戚的一次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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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政策“向右转”之后，极端不妥协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几乎在所有的反对派中心都占了上风。大部分流放者对缩小他们与斯大林派之间鸿沟的任何意图连听都不要听。但是，极端不妥协派中却没有一个发言人能具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那样的威信与能力。他们的观点是由索斯诺夫斯基、丁格尔施泰特、埃尔津及其他几个人所形成的，他们表达的与其说是明确的政治思想，不如说是一种情绪。
在这一派中，最有才干、最雄辩的是索斯诺夫斯基。当他信心十足地宣称“召回托洛茨基将轰动整个世界”时，他表达了其他许多同志的渴望。索斯诺夫斯基是托洛茨基的挚友，是最出色的布尔什维克记者之一，他的声望远远超出了反对派的范围。但他既不是政治领袖，也不是理论家。他以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新闻专栏作家和关于道德风俗方面目光敏锐的批评家而著称。他生来就是个叛逆者，发自内心地仇恨不平等、不公正，他愤怒地注视着工人国家里特权官僚的步步高升，尖锐地揭露它的贪婪和腐化（《后宫因素加轿车》）、它的势利和它欲与旧官僚和贵族同化并联姻的暴发户的野心。对那些哪怕稍有与执政派妥协念头的人他也唯有轻蔑。在这一点上，他与拉狄克形成了两个极端。拉狄克说他不相信列宁的党剩下的仅仅是极少的正直的反对派这句话的那封信就是写给索斯诺夫斯基的——对索斯诺夫斯基来说，反对派确实是十月遗产的唯一捍卫者。索斯诺夫斯基写给瓦尔金的一封信最鲜明地反映出他的性格。瓦尔金是他的老同志，与萨法罗夫一起抛弃了反对派并向执政派“投降”。为表达无情的蔑视，索斯诺夫斯基提到犹太人葬礼的一个旧风俗：当死者被抬到墓地时，前来送葬的犹太教徒便冲着死者的耳朵高喊：“某某，是某人的儿子，要知道你已经死了！”他，索斯诺夫斯基，现在正是这样冲着他的老同志的耳朵喊道，并准备对每个投降分子的耳朵这样大喝一声。他猜疑地注视着拉狄克的转变，琢磨着是不是也该冲着拉狄克的耳朵喊出这些话。①
反对派这一翼的其他领导人都是些羽翼未丰的年轻人。丁格尔施泰特是个前程远大的学者、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19１０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时就已在波罗的海舰队中以宣传鼓动员而出名，那时他刚30岁出头。埃尔津曾是托洛茨基手下最有才华的秘书之一。这些人对托洛茨基本人是否有动摇的苗头都表示怀疑。因此丁格尔施泰特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他的有关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无疑向我们又迈近了一步”以及反对派应该“无条件地支持这一方针”的意见“使某些同志极为不安。”②他们也指责托洛茨基“纵容”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们同样不赞成托洛茨基对党内改革和恢复党内无产阶级民主抱有希望。
①几乎同时，拉狄克也给瓦尔金写了一封信，此信与索斯诺夫斯基的信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当时是5月，拉狄克刚刚开始产生妥协情绪。他也指责瓦尔金，但语气和缓，并且抱着同情的态度，远没有认为投降是“道义上的死亡”。拉狄克和索斯诺夫斯基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参见丁格尔施泰特1928年7月8日致托洛茨基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另见他在8月22日致拉狄克的信。
因此，如果说反对派的一个极端包括了那些越来越急于跟迫害者达成协议的人，那么它的另一极端则几乎跟民主集中派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和萨普罗诺夫的追随者以及工人反对派的残余没有区别了。我们还记得，这些“极左”集团1926年就加入了联合反对派，但后来退出或被开除了。在流放中，他们和托洛茨基派成员混杂在一起，并与后者进行着永无休止的争论。他们从托洛茨基派的思想中推出极端的结论，有时是合乎逻辑的，有时是荒谬的，有时则又合逻辑又荒谬。即使托洛茨基的许多理论超出了他们的理解力，他们仍以夸张的形式表达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内心的各种感情。因此，他们偶尔也说出了托洛茨基起初愤慨地反对、只是后来才接受并表述出来的东西。他们批评托洛茨基优柔寡断，并指出对实行党内民主改革的希望是徒劳的（托洛茨基还需五六年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斯米尔诺夫在1928年写道，斯大林领导下的党是一具“散发着臭味的僵尸”。他和他的追随者坚持认为，斯大林是1923年就已经露头的俄国热月政变获胜的领袖，是全体富农和私有者的真正领导人。他们把斯大林体制斥为一种“资产阶级民主”或“农民民主”，认为只有一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翻它。斯米尔诺夫写道：“1923年党内民主和整个无产阶级民主的消灭已被证明仅仅是农民——富农民主发展的序幕。”①萨普罗诺夫认为，“各资产阶级政党在俄国已经合法地建立起来了”，而说这话是在1928年！②他们这样指控斯大林复辟资本主义，恰恰是在他打算消灭农村私有经济这个俄国资本主义主要的潜在温床之时；他们指控斯大林赞成资产阶级多党制，也恰恰是在他把一党制推向极端并把自己确定为它的唯一领袖之时。这是不折不扣的堂吉诃德式的做法。在托洛茨基身上也能找到这样的因素，只不过他的现实主义和自律制约着它罢了。
①摘自一篇民主集中派的文章《在列宁的旗帜下》，托洛茨基认为作者是斯米尔诺夫，托洛茨基档案。
②参见萨普罗诺夫6月18日致其一位不知名朋友的信中的陈述，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但是，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和萨普罗诺夫和他们的追随者却丝毫不受这样的限制，狂热地与斯大林的“富农民主”这架风车搏斗；而托洛茨基的某些不理智的年轻追随者却也被吸引加入其中，尤其是在7月里“左倾方针破产”之后，一时给这架风车造成敌人进攻这一极其虚幻的假象。①
在反对派面临歧路之时，托洛茨基尽一切可能防止它的崩溃。他认为这些分歧是反对派中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即“父与子”之间的矛盾，前者过于成熟并承受着知识和经验的重负，后者却充满了纯真的热忱和勇猛。他本人对二者都表示同情，对二者都很理解，同时又为他们担心。他对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有种预感：他在他们的情绪和论证中发现了可能把他们引向投降的苗头。但是他小心地不去疏远他们。他准许他们怀疑，保护他们免遭狂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攻击。托洛茨基耐心地、但却坚定地与他们两人辩论。他承认，他们对左倾方针与国内形势的变化的评价有道理，但请求他们不要得出过于轻率的结论和夸大与斯大林主义真正妥协的机会。同时，托洛茨基竭力约束另一方面的极端分子，告诉他们，他们对反对派的前途过于乐观最终将导致失望：他们不要以为安抚富农的最新尝试是“斯大林的遗言”，不要相信继之而来的只能是斯大林体制的“不可避免的垮台”。托洛茨基认为前景要复杂得多：要想断定目前沸腾局面的结局是不可能的。虽然他也说过“党还会需要我们的”，但他远不如索斯诺夫斯基那样深信“召回托洛茨基将轰动整个世界，这一天就要到了”。②
①托洛茨基把赞成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及萨普罗诺夫的观点的人描述为反斯大林主义的无知狂人，但是他赞成与拉法伊尔、柯秀尔、德罗布尼斯和鲍古斯拉夫斯基这类更温和的民主集中派合作。参见他于1928年9月22日写的那封有关民主集中派的传阅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参见托洛茨基1928年8月30日致（埃尔津？）的信。
他力图在“为党内改革进行持久而不调和的斗争”这种基础上保持反对派的统一。他坚决拒绝“与斯大林主义接近的幻想”这一立场受到年轻的不妥协者的欢迎，另一方面，他对党内改革的强调又使他与妥协派建立起联系。他反对民主集中派对党的“完全消极否定的立场”，同时尽量抵制老一代反对派沉湎于其中的对党的怀旧迷恋、潜在的孤立感和自暴自弃。他试图重新唤醒他们的使命感，使他们坚信：即使在流放之中，他们也仍代表着沉默的工人阶级，他们所说的一切也是有意义的，工人阶级和党迟早会听到他们的话。他补充说，这种信心不应该导致反对派自吹自擂、狂妄自大，尽管只有反对派始终不渝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但它绝不能忽视它的对手而把他们看成废物，它也绝不能以为列宁的党所遗留下来的仅仅是几个反对派成员。反对派揭露党的“官僚蜕化”虽是正确的，但同时要有分寸感，因为有“各种程度的蜕化”,何况党内仍有许多未腐化的和坚定的党员。“斯大林的地位不仅仅有赖于党的机关的恐怖措施，还取决于部分布尔什维克工人对他的信赖和半信赖。”反对派不应与这些工人失去联系——它必须做他们的工作。①
托洛茨基煞费苦心的调停并不总是能被很好地接受。极端分子继续就他对妥协派的宽容而吹毛求疵，同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却指责他纵容那些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民主集中派立场”，后者把反对派看作是一个新党而不是旧党的一派。派别间的隔阂逐渐增长。但只要托洛茨基仍在阿拉木图并从那里施加影响，只要斯大林因其政策仍摇摆不定而没有进一步加深反对派的困境，托洛茨基就能成功地防止其各派支持者的分歧扩大和反对派的崩溃。
①参见他论反对派与民主集中派分歧的传阅信（1928年11月11日）以及讨论同一问题的其他信件（7月15日、8月20日、10月2日、11月10日）。
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托洛茨基得到了拉柯夫斯基有力的精神支持。他们之间久经考验、坚如磐石的友谊愈加牢固，他们之间感情更加深厚，更加亲密无间，在思想上更加一致。拉柯夫斯基也曾身居要职，曾是乌克兰布尔什维克政府首脑和外交官，现在被放逐到阿斯特拉罕，在地方计委任低级行政官员。在拉柯夫斯基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书信往来以及一些目击报告中所表现出的他那坦然平静地承受着命运考验的态度和他在流放中的脑力工作的紧张程度与宏大的规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①他把圣西门和安凡泰的著作、许多法国历史学家论述法国大革命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狄更斯的小说和俄国文学经典作家的作品放在手提箱里带到阿斯特拉罕。在他被流放的头几个星期中，他特别喜欢阅读塞万提斯的作品。他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重读了《堂吉坷德》，它使我感到巨大的满足。”他在怀念故乡多布罗加时就重读奥维德的作品。他关心阿斯特拉罕地区的经济规划工作，因此勤奋地研究里海草原的“地理剖面图”。在对托洛茨基叙述自己的工作时，他大量引用了但丁、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但他最热衷于从事的是重新研究法国革命史，②他还撰写了一本书《圣西门传》。他向托洛茨基讲述自己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向后者复述圣西门有关俄国和美国是未来的两个敌对的巨人这一预言（这个预言不如托克威尔（Tocqueville）后来做的同类预言那样知名，但更独特）。
①路易·费舍曾在阿斯特拉罕拜访过拉柯夫斯基，他说，他看到地方当局让拉柯夫斯基为一个美国旅游团当翻译。拉柯夫斯基面容憔悴，疲惫不堪。当翻译结束时，一位美国游客想给他小费，他以礼貌的手势半正经半幽默地拒绝了。
②拉柯夫斯基任驻法国大使时，为鼓励苏联历史学家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档案材料做了很多工作，他本人对法国大革命十分感兴趣，在他带到流放地并且十分珍爱的书籍中有奥拉尔的著作《法国革命政治史》，此书是作者赠给他的。
他虽然抱怨年龄不饶人、记忆力和想象力都逐渐衰退（拉柯夫斯基被流放时已年满55岁），但仍“十分勤勉地工作！”他以慈父般的温情劝告托洛茨基不要把精力和才干仅仅浪费在眼前的事务上：“对你极为重要的是，你也应该选定一个类似我的圣西门那样的宏大课题，它能促使你以一种新眼光看待许多问题，从一定的角度重读许多东西。”①拉柯夫斯基为托洛茨基搞到了一些阿拉木图所没有的书刊杂志。他与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孩子们保持联系，分担着这个家庭的不幸。托洛茨基反对妥协派和激进派的斗争都得到了他在政治上的支持，在反对派的所有领导人之中，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拉柯夫斯基是托洛茨基最依恋的一个。②
拉柯夫斯基的政治品质在很多方面与托洛茨基的政治品质不同。当然，拉柯夫斯基不具备托洛茨基那样的思想力量、热情、雄辩才能和蓬勃的精力，但他头脑清醒，思想深刻，或许还更擅长哲学抽象思维。尽管拉柯夫斯基忠于反对派，但并不是它的狂热分子，因为他看事物的视野更开阔，超越了反对派的当前目标和策略的框架。他坚信反对派的正确，坚信它的正确性最终会得到证明，但对它获得政治成功的机会却没有多大信心。他站在远处打量着革命的宏大画面，清楚地领悟到贯穿其中并影响所有敌对派别的那个悲剧旋律。这旋律就是：“革命胜利后，革命政党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
拉柯夫斯基在《致瓦连廷诺夫的信》中发挥了这一思想。1928年夏天，这篇随笔在托洛茨基派成员的流放地引起了骚动。③
①参见拉柯夫斯基1928年2月17日至托洛茨基的信，载《反对派通报》第35号。
②托洛茨基将其著作《文学与革命》一书献给“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拉柯夫斯基，战士、人和朋友”。
③指1928年8月2日的信件文本，存于托洛茨基档案。瓦连廷诺夫曾任《劳动报》主编，后来被打成托派分子而遭流放。
拉柯夫斯基问道，如何解释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出现的深不可测的邪恶与道德沦丧？而这个党却是由最正直、最忠诚和最勇敢的革命家组成的，仅仅指责执政派和官僚集团是不够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革命后群众的冷淡和获胜的工人阶级的麻木”。托洛茨基曾指出，俄国的落后、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孤立以及资本主义的包围是造成国家和党的“官僚主义蜕化”的主要因素。在拉柯夫斯基看来，这个解释是正确的，但不充分。他争辩说，即使在最先进的和全面工业化的国家，甚至在由清一色工人组成的并且只被社会主义国家环绕的国家，群众在革命后也会陷入消沉而冷漠起来，放弃缔造自己生活的权利，使专横武断的官僚得以篡权。他宣称，这是任何获胜的革命所固有的危险，它是执政的“职业风险”。
通常，在革命和内战之后继之而来的是革命阶级的社会分化。法国第三等级在战胜旧制度后解体了。它自身内部的阶级对抗，即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冲突破坏了它的统一。由于其成员的“职能专业划分”，其中一部分人成了新的统治者，另一些仍是被统治者，因此，即使由同一阶级组成的集团也会解体。“职能调整其机构使之适应自己并改变它。”由于第三等级的解体，革命的社会基础缩小了，权力掌握在更少数人的手里。任命制取代了选举制。甚至在热月政变之前这一过程就发展得很远了。罗伯斯庇尔加速了这一过程，尔后又成了它的牺牲品。最初，处于饥饿和贫穷中的人民的激愤使雅各宾党不能把革命的命运交付于全民表决，后来，雅各宾党的专政和恐怖统治把人民驱向政治上的冷漠，这使热月政变分子得以消灭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党。在俄国，在工人阶级的“机体和生理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并导致了类似的结果：选举制被取消，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任命制，等级制代替了代表机构。布尔什维克党也分解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它解体了；其性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此，“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到1928年时已变得面目全非了”。
极度深重的冷漠仍在麻痹着工人阶级。与托洛茨基的观点不同，拉柯夫斯基并不认为是工人的压力迫使斯大林推行左倾方针的。这是一种从上面推行的官僚操作。基层党员没有表现出丝毫首创精神，并不怎么热衷于捍卫自己的自由。拉柯夫斯基提到巴贝夫于1794年说过的一句名言：“教育人民热爱自由比赢得自由更困难。”巴贝夫发出战斗的号召是：“自由加普选制的公社！”但是他的号召根本没人理睬。法国人“忘记”了自由。还需要从1793年到1830年长达37年的时间，法国人才重新学会要求自由、抛弃冷漠并投入新的革命。拉柯夫斯基没有明确提出藏在他心中的问题：俄国群众恢复他们的政治生命力和能量还需要多久？但是他的论据却暗示，俄国的政治复兴只能出现在相对遥远的未来，要经历许多重大的社会变化，要等工人阶级成长壮大、重新团结一致、从无数的打击和失望中恢复过来之后。他“承认”他从未指望反对派会迅速获得政治上的胜利，他总结说，反对派应把自己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对工人阶级的长期政治教育上。拉柯夫斯基说，在这方面反对派做得不多，也不想做得太多，尽管它比执政派做得要多，应当记住，“政治教育果实的成熟期是极其漫长的”。
其言外之意是：反对派即便有对当代事件进程施加影响的机会，那也是微乎其微的，尽管它可以满怀信心地等待最后的平反，可能是死后的平反。拉柯夫斯基形象生动地描绘出反对派的主要困境：它被夹在道德败坏、背信弃义、专横残暴的官僚与无动于衷、消极冷漠的工人阶级之间。他强调说：“我以为，指望在官僚集团统治基础上进行任何党内改革都是极不实际的。”他预言在今后许多年里也不会出现来自群众的复兴运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虽然拉柯夫斯基没有说出此话），可能在几十年里，现有的官僚集团仍将是唯一能够倡导和实际改变苏联社会的力量。反对派根据自身的原则必然仍对官僚集团怀有不可调和的仇恨；但是它却不能依靠人民的支持有效地反对这一集团。因而，它不可能在党和国家的进化过程中起任何实际作用，它已被过早地从当今苏联社会改造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排除出去了。它只有指望主要在思想领域中为未来工作。
拉柯夫斯基《致瓦连廷诺夫的信》所隐含的这一结论在一定场合可以满足狭小圈子中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但它对任何政治运动都意味着死刑判决。拉柯夫斯基以其冷静、深邃的洞察力沉着地看待革命的进程和反对派的前途。对于读过《致瓦廷连诺夫的信》的几千名反对派成员来说，是不能期望他们也具有这份超然与沉着的。不管他们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他们都是革命实干家和斗士，都热切地关注着自己斗争的直接结果，关注着震撼并塑造他们国家的剧变。他们加入反对派就是参加政治运动，而不是参加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聚会，而且他们希望反对派在一场政治运动中获得胜利。甚至最英勇、最忘我的叛逆者和革命者也往往是为了他们相信自己这一代就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目标而战斗的，只有极少数杰出人物和思想家才能为自己身后的历史嘉奖而斗争。
大多数反对派成员曾努力为巩固苏联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促进工业化、复兴国际主义精神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党内自由进行过斗争。他们不肯相信这些目的对他们来说是不能实现的。他们已经发现仅凭自己的努力无法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必须或是求助于群众，或是求助于官僚集团。但他们不能接受那种观点，即求助哪一方都同样枉然。为了谋求政治上的存在，他们不得不相信：或是群众迟早会起而反对官僚集团，或是官僚集团出于其本身的需要而完成反对派坚持的许多改革。那些激进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把目光转向群众，而妥协派则把目光转向执政派或它的某一部分。这两个希望都是幻想，只不过程度不同。在这个国家中没有任何有利于反对派目标的自发群众运动的迹象。不过，官僚集团显然处于动荡之中，它在诸如工业化和农民政策等问题上产生了对立。妥协派看到，在这些问题上，毕竟斯大林派更接近反对派，而这一点鼓励了他们，他们指望斯大林派在其他方面也会更接近他们。官僚集团是唯一表现出有效的社会首创精神的力量这一事实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希望：官僚集团或许还会恢复党内民主。但这一可能性是如此渺茫、难以指望，因为总的来说，党内自由和无产阶级民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空想。
托洛茨基对拉柯夫斯基的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并把这些观点介绍给反对派。但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其中某些更深刻但比较悲观的含义。在托洛茨基身上，超然的思想家和积极的政治领袖现在正处于冲突之中。思想家同意这种分析的结论，即反对派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实际上已经失败；领袖则对这一结论不屑一顾，更谈不上接受它了。理论家能够承认，俄国如同当年的法国一样“忘记了自由”，而且很可能直到新一代登上政治舞台后才能重新学会要求自由。实干家则必须从自己的头脑里赶走这种前景，并力图给自己的支持者们指出一个实际目标。思想家可以超越自己的时代并为后代的裁决而工作。反对派的领袖则必须回到自己的时代并生活在其中，还要和自己的支持者一起相信，他们在这个时代中起着伟大的建设性作用。身兼思想家和政治领袖的托洛茨基不愿脱离世界而去孤立地考虑他的国家。他始终坚信，布尔什维克最糟糕的困境在于他们的孤立，革命向其他国家的传播有助于苏联各民族人民比他们在别的情况下更早地重新学会要求自由。
1928年夏末，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派秘密组织把令人吃惊的消息传送到阿拉木图。消息中的详细证据表明斯大林准备恢复左倾方针，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已经决裂，而且不可挽回。此外，来自莫斯科的消息还证实，无论是布哈林派还是斯大林派都在考虑与反对派结盟，两派已经开始为获得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支持而竞争。召回托洛茨基的时候似乎终于就要到来了。
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派与加米涅夫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后者将自己与索柯里尼柯夫在中央委员会7月全会上的谈话告诉了他们。索柯里尼柯夫当时还是中央委员，他算是半布哈林派成员半季诺维也夫派成员。看来他对建立反斯大林中间派的左右翼联盟抱有希望，而他本人愿意充当中间人。他对加米涅夫讲述道，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夸口说，他在反对布哈林派的斗争中很快就会得到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支持，他们“已是他的囊中之物”。布哈林惊恐万分，他通过索柯里尼柯夫恳求左派反对派不要帮助斯大林，甚至建议进行反斯大林的联合行动。但是在7月中央全会结束时，布哈林取得了表面的胜利，或毋宁说他与斯大林达成了和解。不过他们很快又发生了冲突；于是布哈林与加米涅夫秘密会面，索柯里尼柯夫也在场。布哈林对加米涅夫说，他和斯大林都将被迫求助于左派反对派，试图与它结盟。布哈林派和斯大林派对于向宿敌求援尚存畏惧，但两派都知道，这一进程“在两个月之内将是不可避免的”。布哈林说，无论如何可以肯定，被开除和流放的反对派很快就会被召回莫斯科并恢复党籍。①
①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派的报告存放在托洛茨基档案中。有关索柯里尼柯夫与加米涅夫谈话的叙述写于1928年7月11日，有关布哈林与加米涅夫会见的叙述写于1928年8月11日。有关托洛茨基派与加米涅夫会见的叙述写于9月22日。几个月后，关于加米涅夫与布哈林谈话的叙述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派中秘密传开时，正值托洛茨基被驱逐出俄国。
加米涅夫将他与布哈林会晤一事详细告诉了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当时正在沃罗涅日处于半流放中。这番叙述向我们再现了当时的场面及其特有的情调和气氛。与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秘密会晤的布哈林和仅7个月前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帮助扼杀反对派的那个布哈林已判若两人。在他身上，昔日的自信和自鸣得意已踪迹皆无，当时他曾嘲笑加米涅夫“投靠托洛茨基”,斯大林对他大加赞赏，说他不是在与反对派领袖“争论”，而是“宰杀”他们。如今，他悄悄地来到加米涅夫的住宅，胆战心惊，面色苍白，浑身颤抖，东张西望，连说话都压低了嗓门。谈话开始时他请求加米涅夫不要对任何人讲他们会面的事，甚至在信函和电话中也不要提起，因为他们两人都在格别乌的监视之下。他来“投靠”昔日的政敌时精神已经崩溃，而后者自己的士气也已经垮了。布哈林由于惊慌失措而语无伦次。他不提斯大林这个姓，只是像疯了似的一个劲儿地说：“他会杀死我们”,“他是新成吉思汗”,“他会把我们都掐死”。布哈林留给加米涅夫的印象是“注定要毁灭的人”。
布哈林断定领导层的危机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他说，仅上半年，格别乌就不得不镇压了150起遍布全国的自发农民暴动，这是斯大林的非常措施把农民逼上了绝路。7月，中央委员会万分恐慌，斯大林只好假装退让：他暂时取消了非常措施，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麻痹布哈林派，从而更好地准备新的进攻。从那以后，他成功地把同情布哈林派的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争取到了自己一边，这使他在政治局中成了多数。布哈林说，现在斯大林准备对私有农业发起总攻，他接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思想，证明社会主义只有靠“剥削”农民才能在俄国进行原始积累，因为与早期资本主义不同，它不能靠剥削殖民地和借助外国贷款而发展。斯大林由此得出结论（即布哈林称之为“愚蠢无知”的结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民众的反抗也愈强，只有“坚强的领导”才能粉碎这种反抗。布哈林评论说，“这意味着警察国家”，但“斯大林将无所不用其极”,“他的政策正把我们推向内战，他必将把反叛淹没在血泊中”,“他将指控我们是富农的保护者”；党正面临着深渊；如果斯大林赢了，那就没有丝毫自由可言。然后又是：“他会杀死我们”,“他会掐死我们”,“罪恶的根源就在于党政不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布哈林决定求助于左翼反对派，他认为昔日的分歧大部分都已经失去了意义。他对加米涅夫说：“我们与斯大林的分歧比起与你们的分歧要远为严重。”现在生死攸关的问题已不是一般的政策分歧，而是捍卫党和国家的问题，是所有反斯大林者起而自卫的问题。布哈林知道，虽然左翼反对派支持反富农的政策，但它并不愿意采取斯大林所采取的那种轻率的、血腥的手段。在任何情况下，思想对斯大林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他是个无原则的阴谋家，使一切都服从于他的权力欲……他一心只想报复……背后下毒手……。”因此，斯大林的反对者们不能再让昔日的思想分歧妨碍他们携手自卫。
布哈林急于鼓励潜在的伙伴，就列举了他认为准备反对斯大林的所有组织和有影响的人物。他说，工人对斯大林的仇恨已经公开化了：有一次，喝醉了的托姆斯基附在斯大林的耳边低声说：“我们的工人很快就会朝您开枪，肯定会的。”基层党员对斯大林无原则这点十分不满，当推行左倾方针时，他们问：“为什么李可夫仍是人民委员会主席，而托洛茨基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布哈林断定，罢免斯大林的“心理条件”尚未成熟，但正在成熟。确实，斯大林把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争取过去了；奥尔忠尼启则开始仇恨斯大林，可惜他不够勇敢；但是安德列耶夫、列宁格勒的那些领导人（基洛夫是否在其中？）和亚戈达与特里利谢尔这两位格别乌主要副手加上其他一些人都准备转而反对斯大林。尽管布哈林断言这两位格别乌领导人都站在他一边，但他说到格别乌时仍不免谈虎色变，因此他那番关于他可以调动起反斯大林力量的话并不能让他的对话者信服。
几个星期后，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派将他们与加米涅夫最后一次会晤通报给阿拉木图。“斯大林要跟左派反对派讲和了”，加米涅夫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告诫季诺维也夫不要急于响应斯大林的呼吁，以免损害他们的地位。他坚信圆满的结局即将实现；他“与托洛茨基一致”认为，斯大林的政策不仅激起了富农的反抗，也激起了所有农民的反抗，局势紧张到了爆炸的边缘。因此，党的领导层的人事变动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今年年底就会出现”。但是，加米涅夫恳求托洛茨基采取行动，使他回到党内更容易些。“列夫·达维多维奇现在就应当发表声明说：‘让我们回来，让我们共同工作。’但是列夫·达维多维奇太固执，他不会发表这样的声明。若不派专列去接他，他会一直呆在阿拉木图。然而，到了他们真正下决心派出专列的时候，局势就将不可收拾了，克伦斯基就会站在大门口了。”①
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像加米涅夫预料的那样直接提出建议。相反，他多次意味深长地暗示和解的可能，而且他确信这些暗示会以迂回的方式传到托洛茨基的耳中。他对一位亚洲国家的共产党人这样说，他承认，即使在流放中，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也与民主集中派不同，仍坚持“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立场”；而他，斯大林，他一心想的就是一有机会就让他们回来。斯大林的亲信们，特别是奥尔忠尼启则，已公然谈论托洛茨基复出之事。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外国代表团被告知，应该认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联盟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②
①加米涅夫对托洛茨基攻击投降派不满；尽管如此，他和季诺维也夫仍为托洛茨基的利益与布哈林和莫洛托夫交涉，抗议他们仍把托洛茨基留在其条件有损于他健康的流放地。
②参见托洛茨基档案中一封没有标明日期、题为《大会的筹备工作》的信及其他寄自莫斯科的没有标明日期的信。
危机感这时已从俄国共产党传染到了共产国际。尽管有表面上全体一致和形式上的热情，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对斯大林和布哈林共同主管的共产国际事务仍感到失望。经审查删改过的托洛茨基针对新纲领写的批判书在大会上传阅开来，按托洛茨基的通信人的说法，它对大会产生了影响。①甚至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中那些被公认为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在私下交谈时，也对斯大林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的教条和仪轨表示十分厌恶。有人告发陶里亚蒂—埃尔科利（Togliatti—Ercoli)，说他抱怨大会工作不切实际、是“无聊、可悲的炫示忠诚的表演”和他对俄国领导人的傲慢态度的不满。据说他这样讲：“绝望得真想上吊。悲剧在于你在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上不能说真话。我们不敢说话……。”陶里亚蒂发现托洛茨基的批判书“非常有意思……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做出了非常敏锐的分析。”法共领导人多列士（Thorez）描述这次代表大会的情绪是“不安、不满和怀疑的”；他也非常赞成托洛茨基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中的许多观点。他问道：“为什么要强迫我们接受这个理论？”即使俄国共产党需要与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它也不应接受斯大林的教条。他称共产国际的蜕化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对大会隐瞒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的，因此，那些受信任的外国代表预先得到通告，在与布哈林彻底决裂的情况下，斯大林可能认为与托洛茨基建立联盟是可取的或必要的。
①美国共产党从俄国带出来批判书正是这个版本，于1928年在美国发表。
在8至9月间，类似的消息通过许多渠道陆续传到阿拉木图。无疑，斯大林本人一直有意让人相信，他赞成马上召回托洛茨基。其中部分是欺骗，是兵不厌诈。斯大林暗示与托洛茨基讲和，主要是为了恫吓布哈林和李可夫，迷惑托洛茨基派，使其中的妥协派更急于妥协。但是，斯大林并不仅仅是在虚张声势。对于他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最后较量的结果和他在国内危机的压力下同时对付左、右两个反对派的能力，他还没有十分的把握。为使两个反对派屈服，他不厌其烦地做工作；但只要他还没有完全获得成功，他就不能不把门留出一条缝隙，以便和其中一派联合。由于他的地位已经远比布哈林的牢固得多，所以他用不着提出直接的建议。但他继续放他的试探气球，观察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们的反应。
托洛茨基对其中某些事件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一些事件也出乎他的意料。城乡冲突以如此危险的程度重新爆发，斯大林与布哈林决裂，他的某些对手和投降派重新把目光投向他，这些都在托洛茨基的预料之中。他当时仍倾向于认为，斯大林集团不可能自救，而且将被迫求助于左翼反对派。他曾一再非常正式庄重地声明，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反对派将“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拒绝合作。他现在再次重申这一保证。但是他补充说，他蔑视任何“与官僚主义的同流合污”：他不愿为他在政治局的地位而做幕后交易，也不会满足于陷入困境的斯大林在对党的机关的控制上分给他一杯羹。他声明，他和他的同志只能是在完全恢复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重回党内，而且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党的领导的产生应该通过普通党员不具名投票选举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秘密会议上派别斗争的狡诈手段。①
①参见托洛茨基致C.A的信（1928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