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二流的领导人，诸如李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则视托洛茨基的政策侵犯了他们的职责。他们怀疑计划性，反对授予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大的权力。他们曾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散布过流言蜚语——眼下则公开指责：托洛茨基之所以要求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权力只是因为他觊觎它的领导权；当他不再是国家军事独裁者之后就一心想当国家经济的老板。我们不知道托洛茨基是否真想成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首脑。即使如此，这愿望也无可厚非。他曾严厉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现任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说此人不称职，①但他从未提议他本人作为候补者，他完全是就事论事。然而，个人野心和本位主义的忌妒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进来。因此，他的敌手们认定，一个权力加强了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必然会同以列宁为主席、以托洛茨基为副主席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相抗衡。1921年8月7日，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托洛茨基反驳道，在他看来，劳动国防委员会仍应掌管重大政策，而国家计划委员会则应把政策化为具体的经济计划，并监督执行。他没能说服中央委员会采纳他的意见。②
①列宁在1922年5月5日致政治局的信中提到这个批评，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第181—183页。
②托洛茨基档案。
与这些争论同时，又发生了有关工农检查院的冲突。斯大林从1919年起就一直任工农检查院的首脑，直到1922年春他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时为止；但即使在后来他也对工农检查院施加了强大影响。工农检查院拥有广泛多样的职能：它有权审查全体公务员的道德品质问题而无需事先警告，它可以检查任何一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它可以监视整个行政系统的工作效率，并且有权制订提高效率的措施。按照列宁的意图，工农检查院应当发挥相当于超级人民委员部的作用，有了这样的人民委员部，可使尚未实现民主管理的行政机构自己监督自己，并且保持严格的自律。实际上，斯大林却把工农检查院变成了他在政府内部的私人警察机关。早在1920年，托洛茨基就抨击工农检查院，宣称它的检查办法是浪费时间、毫无效益；而它所干的一切也只不过是扰乱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他说：“你不可能创造一个特殊部门，能够集政府智慧于一身，并能够监督、检查所有其他部门。……在政府各个部门里谁都知道，每当需要改变政策或者需要在组织上进行重大改革时，若期望工农检查院的指导，那是徒劳的。工农检查院本身就是政府法令与政府机制之间缺乏协调性的惊人例证，它本身正成为慵懒无能和反复无常的一个强大因素。”无论如何，工农检查院这样的机构所需要的正是“广阔的视野，是关于国家事务和经济事务方面的广阔视野，是比执行这类工作的机构所具有的要更加广阔的视野。”他把工农检查院比做灰心丧气的不称职者的庇护所和避风港，这些人被所有其他人民委员部踢了出来，“同真正的、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工作完全断绝了关系。”托洛茨基甚至不止一次提到他认为斯大林是一个爬上高位的超级不称职者。①
列宁为斯大林和工农检查院辩护。他因政府公务人员的无能和腐化而恼怒，因而寄很大希望于工农检查院。他认为托洛茨基是在泄私愤，所以感到气愤。②托洛茨基争辩道，起码在经济部门里，那种墉懒无能是组织不完善的后果，而这种组织不完善反过来又反映了经济政策中缺乏任何指导性原则。依靠工农检查院的检查不可能改变这种局面——医治的办法只能在计划性和改组了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中找到。
①参见《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223页。
②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第181—183页，上述引文及同书各处。
“无能”这种病症也不可能用突击处理和通过斯大林的人民委员部对政府公务人员施加威胁恫吓而得到根治。托洛茨基说，在一个有着政府历来野蛮腐化这种糟糕传统的落后国家里，主要的任务是要去系统地教育政府工作人员，并且用文明的工作方法去培训他们。
考虑到这种种分歧，托洛茨基不肯当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他不能违心地接受这样一个职位，因为如果接受了，他就不得不去执行他认为缺乏中心思想的经济政策，不得不去指挥他认为结构不合理的行政机构。1922年夏天，当列宁敦促他利用这个职位发动一场反官僚主义滥用权力的运动时，托洛茨基回答道：最糟糕的滥用职权根子就在党的最高统治层。他抱怨说，政治局和组织局粗暴地干涉政府事务，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他们甚至没有征得各人民委员部领导的同意，就擅自做出有关各人民委员部的决议，因此，只要这种罪恶行径还在党内到处泛滥，通行无阻，那么向行政机构中的墉懒无能作斗争就是徒劳的。①但列宁没有领会托洛茨基的意思。他信赖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不亚于他信赖作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的斯大林。
①参见托洛茨基档案中1922年8月22日和1923年1月l5、20、25日托洛茨基致政治局的信件，另见《我的生平》第2卷第216页。
1922年夏天，围绕着莫斯科对非俄罗斯共和国和苏俄各州的控制方式发生了进一步的分歧。布尔什维克曾保证让这些共和国拥有自决权，其中明确包括退出联邦的权利；这个保证已载入1918年的宪法。同时，他们又坚持严格的集中制政府，并在实际上践踏了非俄罗斯共和国的自治权。人们记得，托洛茨基早在1921年就抗议过对格鲁吉亚的征服和占领，而斯大林则是这一行动的主要鼓动者。后来托洛茨基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甚至还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为这次征服辩护。①更晚一些时候，即于1922年春，在党召开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指控列宁政府抛弃自决权原则，恢复“统一而不可分的”旧式俄国时，托洛茨基则保持沉默。但很快他本人就在政治局秘密会议上提出了同样的指控，仍然是针对格鲁吉亚问题以及斯大林在那里的所作所为，结果使冲突极度激化。
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正是他下令镇压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的。当格鲁吉亚的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如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对此提出抗议时，斯大林企图恐吓他们并压制他们的抗议。②他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根本趋向的，因为若是在莫斯科取缔孟什维克党是对的，那当然没有什么明显理由说在梯弗里斯就不能做同样的事。托洛茨基签署过俄罗斯的禁令，但抨击它在格鲁吉亚的延伸。他指出，俄罗斯的孟什维克党人由于其反革命立场己经名声扫地，但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人仍然享有强大而普遍的支持。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他的论点要令人信服，唯有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仍然建立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不过，既然托洛茨基也接受下述观点：布尔什维克为了革命利益有权保持他们的政治垄断而不管他们是否享有人民的普遍支持，那么他的攻击就有些虚伪了。从一党制的实现到迫害反一党制的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其间只是一步之差，尽管这是从言行一致到荒诞不经的一步之差。当斯大林企图恫吓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时，这是他第一次把镇压的措施应用到布尔什维克身上去。他也严重损害了布尔什维克对待非俄罗斯民族的政策原则性，斯大林自己曾是这个政策的提倡者，而布尔什维克也曾以这个政策的宽宏而自豪。
①《武装的先知》第十三章。
②姆季瓦尼、马哈拉泽、奥尔忠尼启则、叶努基泽、斯大林和布哈林对这次冲突的报告，载《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150—176、540—565页。另见本书作者著的《斯大林政治传记》第236—246页。
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在自我辩护中转而反对斯大林政策中极端的中央集权主义原则。他们质问道，莫斯科人民委员会有什么权力可以决定梯弗里斯的政治生活呢？民族自决权跑到哪里去了？难道说弱小民族非得被迫回到那个“统一而不可分的”俄罗斯帝国不可吗？这都是击中要害的问题。在此同时，斯大林却变本加厉地准备一部新宪法，它比原1918年宪法具有更加强烈的中央集权主义色彩，它打算剥夺和废除非俄罗斯民族的权利，变苏维埃联邦为苏维埃联盟。因此，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其他共和国一致起来反对这部新宪法。
当所有这些抗议提到政治局面前时，托洛茨基支持它们。现在证实他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正是这种担忧使他最先提出反对兼并格鲁吉亚。他在斯大林的行为中觉察到对权力的丑恶的、公然的滥用，它把中央集权主义推到一种无限危险的境地，亵渎了非俄罗斯民族的尊严，使他们警觉到“民族自决权”只不过是一个骗局。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则准备了一份对穆迪瓦尼和马哈拉泽的诉状，断言：这些“民族分裂主义者”反对苏维埃货币在格鲁吉亚流通，拒不与邻近高加索各共和国合作，拒不与它们共享仅有的食品，而且他们在根本上是受民族利己主义的精神所驱使，不利于苏维埃联邦的整体利益。如果说这种指控是真实的，那么这样的行为在党员中是不能容许的。托洛茨基不相信这种指控是真实的。列宁与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则把这场冲突视为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两派之间的内部纠纷；而从他们的考虑来说，政治局最慎重的方针就是接受斯大林的观点。斯大林是政治局里有关这些问题的专家；列宁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斯大林竟会如此恶毒地触犯自己同胞的民族尊严，因为，在所有的人当中，后者是著名论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作者，而且正是这部论著就是党对自决权的经典解释。列宁再次感到，托洛茨基是从个人意气或个人主义出发行事的，而这点导致了托洛茨基在许多其他问题上反对政治局。1922年10月，列宁恢复办公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谴责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支持了斯大林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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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思维一直跟随着政治局内的意见分歧并考虑了托洛茨基在这些分歧争论中的作用时，我们就会被大约一年后在托洛茨基身上所发生的变化而感到吃惊。1922年上半年，托洛茨基仍是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一位守纪律者说话；下半年，他已与守纪律者们发生了冲突。这种对比在他对许多事情上的态度上表现出来；当人们回忆起他在这一年的年初代表政治局在党和共产国际面前指控工人反对派时，这种对比就更明显了。然而到这一年的年底，看来他自己提出的意见正是工人反对派（以及民主集中派）迄今所提出过的意见。正是这个工人反对派最早而又杂乱无章地表达了布尔什维克基层群众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并且主张需要赋予新经济政策以社会主义方向。正是这个工人反对派最早抨击新官僚主义，抗议滥用职权，斥责新特权。也正是这个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起来反对党的机关的权力过分集中，大声疾呼要重建党内民主。起初，托洛茨基严厉地批评他们，警告他们说，布尔什维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用诸如“我们”和“他们”的措词把自己与党的领袖对立起来。但在1922年一年中，看来他接受了他们的大多数思想，采取了他们那种立场，这种立场也必然使他用“我们”和“他们”的措词同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展开论争。这真像是在驯服工人反对派的过程中他自己反而转到了它的观点上去，并成为它的最杰出的生力军。
事实上，他在这段时间里他同整个党一直在与两难困境搏斗着——只是他比其他任何人搏斗得更为紧张。这就是自由与权威之间的两难困境。托洛茨基对这两者的要求几乎同样敏感。只要革命还仅仅是为了纯粹的生存而奋斗，他就主张权威第一。他使红军实行集中制，主张劳动军事化，力图把全国工会组织起来，鼓吹一个强力而文明的官僚机构的必要性，压制无产阶级民主，压制党内反对派。然而，即使在这个时期里，他的思想深处仍然活跃着一位社会主义“自由的鼓吹者”。在他严格要求遵守纪律的全过程中回响着它的对应旋律——社会主义自由的最强音。在他那最严厉无情的言行中仍流露出人性的温暖，这就是他区别于其他大多数鼓吹纪律者的鲜明特色。在革命的最初阶段，他就已把讨伐的手指向没教养、多疑和妄自尊大的“新官僚”：他们是致命的“压舱物”,“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真正威胁”；这个事业只有当每一个男女劳动者深感他或她的生活比以前更舒适、更自由、更美好和更富尊严性时，才能充分证明它本身的正确。①
①《武装的先知》第十二章。
武装斗争的结束加剧了布尔什维主义内部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同时也加剧了托洛茨基内心的紧张对立。工人反对派以及接近于它的那些政治集团是反对权威的。托洛茨基之所以不同意他们，只是因为他深刻把握着局势的现实性。他不能轻易放弃扎根于现实的权威要求。但当他眼看到自由——社会主义自由——被连根拔去的时候，他又无法保持心境的平静。他是在真正的两难困境中搏斗、而工人反对派只抓着了其中的一端死不松手。托洛茨基力图在布尔什维克的纪律和无产阶级民主之间保持平衡。天平的一端越是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权威，他就越是支持无产阶级民主。1921年至1923年之间发生了平衡倾覆的决定性转变；在这几年中，他愈益用党内民主的要求去对抗纪律的要求。然而，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对权威的侵害表示愤慨的单纯的“自由鼓吹者”。他仍然是一位布尔什维克政治家，一如既往地坚信集权制国家和强大的党的领导的必要性，也一如既往地注意到他们的特权。他攻击的不是原则而是对这些特权的滥用。当他义愤填膺地对官僚主义发动排炮式的攻击时，当他以饱满的激情为党内民主进行辩护时，在他身上仍然响彻着纪律鼓吹者的对应旋律。当他意识到“在人类发展中，官僚主义代表着一个尚未结束的整个时代”时，当他意识到官僚主义的罪孽同“人民群众的开明程度、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成反比地出现”时，①他小心翼翼地不去引发人们的幻想：以为这些罪孽可以一扫而空。迄今为止，他甚至还没有笼统地反对官僚主义——他宁可呼吁其中进步的开明者去反对落后的专横者，并且希望前者同进步的工人一起去制裁、去再教育后者，如果有必要就淘汰他们。他的确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愈加靠近工人反对派及其类似的政治集团，隐约认识到他们反对权威的合理一面。但是与他们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反对狂，不是简单地“拒绝”官僚主义。他仍然在真正的两难困境中徘徊着，但是现在他的立场跟以前不同了，而且跟反对派一方也不同。
①《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218—221页；《武装的先知》第十三章。
正由于这个原因，不可能准确描述托洛茨基在立场上的改变，也不可能更确切地说明是什么事件在什么时间导致了这种改变。导致改变的既不是唯一的事件，也不是某个特定的时间。政治局的政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在工人民主和集权国家之间摇摆不定。托洛茨基的观点也随着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摇摆而摇摆―只不过是朝着相反的方向。他开始反对初露端倪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主义，开始维护那些已经受到侵犯的弱小民族的权利。他同党的“机关”发生了冲突，因为这个机关已独立于党而膨胀起来并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由于他所抗议的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地发展着的，因而他的抗议反应也是潜移默化的。他并不觉得自己的观点现在有什么地方需要作重大的修正，因为他现在在反官僚主义阶段所说的话同时也就是他在纪律鼓吹阶段早已说过的话，尽管当时并没有加以强调，而且是在不同的场合下。他几乎不知不觉地从一个阶段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在政策的摇摆不定之中，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问题突出出来——这就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对抗。我们记得，甚至在内战进行期间，这种对抗就已产生了。这几乎是从气质、出身、政治倾向和个人抱负的本能对立中发展起来的对抗。在这个对抗中，斯大林扮演的是主动进攻的角色——他由于处在较低的职位而感到屈辱。托洛茨基迟迟才意识到这个对抗，并且也只是无可奈何地对此做出反应，被卷进了这个对抗的旋涡。迄今为止，这个对抗仍然停留在受列宁的强大个人作用所左右的背景范围之内；它还不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为它尚未跟任何明显的政策和利害冲突相一致。到了1922年，这种一致开始出现了。斯大林作为党的机关的总管，并且还暂时得到列宁的支持，就把权威推向极点，强制提出要求，迫使他人服从。政策和利害方面的一种深刻冲突开始形成，把个人的敌对情绪揉合进去，甚至把焦点集中于个人的敌对，直到个人的敌对被一次更大的冲突所遮蔽并加强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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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托洛茨基与列宁、斯大林和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争执列一份清单，可以给我们留下他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所处实际地位的一个方面的印象。本传记作者应该突出这些事件和局势，因为托洛茨基此后与斯大林的斗争都是从这之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同他的命运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但在当代人眼里，这些事件和局势却并非同样突出。在决定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领袖中所占地位，特别是他同列宁的关系方面，这些分歧也并非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争论局限在政治局里，全党和全国毫不知情。公众的舆论仍把托洛茨基的名字同列宁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在全世界人民眼中，他仍是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主要鼓舞者之一。老实说，如果把他跟列宁之间的不和与他们的共同工作，特别是与他们在无比广阔的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团结一致和紧密合作相比较，实在是微不足道。
托洛茨基作为军事人民委员继续得到列宁的充分支持。甚至在内战结束之后他还必须同“军事反对派”作斗争，而他们在前几年就向他的政策提出过挑战。图哈切夫斯基仍想争取党支持他的建立红军国际总参谋部的得意之作。受到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鼓励的伏龙芝和伏罗希洛夫仍力图使他们的“无产阶级战略”和“进攻性军事学说”获得正式批准。这些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秘密举行的专门会议上进行了详细讨论。①
①托洛茨基在那次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收进《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2册第244页及以后各页。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十三章。
托洛茨基最后否决了他对手的要求；有个事实帮助了他，即他背后有列宁的权威。列宁历来高度重视他的军事工作，差不多是主动地接受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判断。可以举出一件有趣的事加以说明。当喀琅施塔得暴动之后，列宁曾向托洛茨基建议解散或“关闭”波罗的海舰队。他认为，水兵们是不可靠的，海军是无用的，它只会消耗全国最缺乏的煤、粮食和服装，因此解散波罗的海舰队有百利而无一弊。但托洛茨基反对。他坚决要求保存海军并深信他能重建海军、转变舰队的思想风貌。这件事就这样随随便便解决了——通过托洛茨基和列宁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彼此传递的潦草便笺。列宁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保证，海军因此便被保住了。①
列宁也曾不止一次向党和共产国际表明，他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他全心全意地支持托洛茨基在俄国文化生活中所起到的杰出影响（关于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活动，将在后面讨论）。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致反对那帮吵吵嚷嚷的作家和艺术家，特别是倡议“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野心。在内战后他们视为头等大事的教育事业以及一切有关倡导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两人都同意要耐心和宽容；两人都坚决阻止生硬作风、骄傲自负和狂热，这些苗头在许多有影响的党员身上已开始表现出来。
在外交方面，托洛茨基同样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和恒久的创造性。重要的外交问题是由一个小型委员会决定的，它由列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组成，并邀请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常常还有拉狄克参加协商。当时苏维埃外交应致力于巩固和平，并同资产阶级欧洲建立国际关系。我们应当记得，托洛茨基曾利用他的一切影响终于在1921年同波兰签订了和平协定，而列宁对这个和平协定却并不是那么热心。他同样想尽办法争取到政治局的同意，与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小共和国划定边界，签订了和平协议。②早在1920年，托洛茨基就敦促列宁同英帝国和解；只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这个建议才付诸实现。但是他在外交领域最重要的创举则完成于1921年，当时他进行了一系列大胆而又极巧妙的活动，终于促成了与德国签订拉帕洛条约，在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到1939年德—苏条约的20年中，这是苏联外交史上最重大的功绩。
①这件事发生在1921年3月27日会议上。参见托洛茨基档案。数月后，托洛茨基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又提到了这件事。《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1册第81页。
②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十三章。
作为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渴望用现代武器装备红军。但原始落后的苏维埃军事工业无法满足供应。他通过在国外的代理人到处搜购军火，甚至远到美国去买。但这种购买远水不解近渴，而且，红军依赖国外的军火供应是危险的。因此，托洛茨基想利用国外援助建立起俄国的现代军事工业。然而问题发生了：从哪里能得到这种援助呢？有哪一国资产阶级乐意援助一个共产党政府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呢？他能够寄托成功希望的国家只有一个，这就是德国。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制造军火，欧洲最现代化的德国军火工业便闲置不用。倘若这笔生意有足够的吸引力，那么这些企业主是否愿意提供设备和技术指导呢？1921年初，曾在维也纳《真理报》工作过的前孟什维克党人维克多·科普代表托洛茨基，与克虏伯、布鲁姆—沃斯和阿尔巴特劳斯等大公司进行了秘密接触。1921年4月7日，他报告说，这些公司同意合作，愿意提供在俄国制造飞机、潜艇、大炮以及其他军需品所需的装备和技术援助。整整一年中，双方使者穿梭来往于莫斯科和柏林；而托洛茨基则向列宁和契切林通报谈判的每一步发展。政治局授权他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在所有这些准备阶段内，他已掌握了通向拉帕洛条约的各种线索，就等着外交家们出面了。①
①科普的报告、托洛茨基和列宁的便条均收入托洛茨基档案。
随着谈判的进行，交易的范围扩大了。在德国，闲置的并非只是军火工业，旧日出色的军官们也都赋闲在家。因此他们乐意承担训练俄国士兵和飞行员的任务。作为交换，他们可以在俄国境内秘密训练德国的军事干部，而这是在他们国内办不到的。这样，德国国防军与苏联红军之间长期合作的基础奠定了，这项合作在托洛茨基被免职后还持续了整整10年，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直到1922年春天，所有这些活动仍在试探进行中，莫斯科和柏林双方都踌躇不决，因为各国外交界一直希望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谋求同协约国各国和解，这是第一次准备邀请德国和苏俄参加的国际会议，它们至今还是外交界的弃儿。只有当所有这些希望落空之后，拉帕洛条约才得以签订。这个条约与其说是真心诚意的同盟，倒不如说是一笔“认真务实的”交易。布尔什维克急于想通过互相让步为自己尽可能多地获取利益，因此照例小心地不去鼓励德国修改条约和进行复仇运动，尽管他们出于原则，一开始便谴责了凡尔赛条约，当时他们的政府甚至还没有被德国承认，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也还记忆犹新。
托洛茨基格外小心不让苏俄的政策同德国的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后来在拉帕洛条约签订之前，他力图改善俄法关系。1922年秋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爱德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原左翼联盟的领袖，当时的法国总理。赫里欧后来详细地描述了这次访问，并回顾了托洛茨基为改善两国关系所提出的充分理由。托洛茨基使赫里欧确信，只因为协约国的盲目敌意才迫使苏俄跟德国先是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尔后在拉帕洛签订了协议；但拉帕洛条约中没有一款是针对法国的。他重温法国雅各宾党的传统，呼吁法国政治家和舆论界更广泛地理解俄国革命。赫里欧回忆道，当托洛茨基谈到雅各宾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密切关系时，一队红军士兵用法语唱着《马赛曲》走过来了，“我们为自由而死”的歌词通过敞开的窗户，飘入会议厅。①
外交活动此刻在苏维埃事务中所表现出来的重要性是与俄国境外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直接相联系的。欧洲的革命浪潮已经消退，共产国际已经搁浅。共产国际所属的各党只能领导欧洲工人阶级中的少数，他们若向资产阶级制度发动正面攻击，则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然而，大多数共产党拒不承认失败，想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继续举行暴动、政变，他们希望，只要坚持下去就能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他们一边来。重新确定共产国际的方针已是刻不容缓的事，而这也正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共同工作。在共产国际的问题上，他们两人之间具有一种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一经确立起来，就不会因为任何微小的意见分歧而受到干扰。②
不论托洛茨基还是列宁都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根本信念，即俄国的十月起义开辟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而托洛茨基则在此后的整整20年里直到生命结束都坚守这个信念。但此刻他终于认识到，俄国以外的阶级斗争比他本人及其他人最初所设想的要更复杂、更漫长。他不再想当然地断言阶级斗争的结果。他所关心的是要消除这种自满情绪和共产国际内的“极左”幻想。1921年7月，他对那些坚持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③
①E．赫里欧：《新俄罗斯》第157—158页。
②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名誉主席的唯一两位苏联领导人。参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16页。
③《共产国际五年》第266—305页。
他说，预先决定社会发展进程的这种信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机械式的”曲解。
人类并不总是永远不变地向上发展。……人类历史
上曾有过长期停滞，也有过向野蛮阶段的倒退。历史上
有过这样的事例……当一个社会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高
度，是不可能使自己停留在那个高度上的。……人类永
远不可能停滞不前。任何均衡由于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
争的结果，在本质上都是不稳定的。如果一个社会不再
上升，那就必定后退。一个社会，若没有任何一个阶级
能确保其优势，那么这个社会就必定崩溃。于是，通向
野蛮之路便敞开了。
古代文明崩溃的主要原因正是如此：罗马和希腊的上层阶级已经腐朽不堪了，而被剥削阶级——广大奴隶又天生没有能力进行革命和发挥政治领导作用。这种情况可做我们这个时代的殷鉴。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已是不可否认的了。的确，美国的资本主义仍然是一支生气勃勃的、扩张性的力量，尽管社会主义在美国已经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合理地开发国家资源而更能促进社会的福祉。但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在其历史意义上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它不能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起任何进步作用，也不可能开辟任何新的远景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个时代一切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就都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梦想。然而，尽管欧洲资本主义正在继续衰退，但资本主义制度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自行崩溃。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被推翻，而唯有工人阶级才能通过革命行动推翻它。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其著作《西方的没落》中所做的可悲预言就将成为现实。历史已向工人阶级提出挑战，似乎在对他们说：“你们应当懂得，如果你们不去推翻资产阶级，你们将在文明的衰落中毁灭。努力吧，去完成你们的使命！”①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经受住了世界大战和战后危机的冲击。西欧有产阶级已从俄国革命中汲取教训：他们不会让自己再像沙皇帝国那样被打个措手不及。他们已经动员了所有的资源和战略思想。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便是这个总动员的信号——托洛茨基是在1922年说这番话的，这一年正是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的那一年。他又补充说，存在着“一位德国的墨索里尼”攫取权力的危险。②
所有这一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发展都是不祥之兆。这整个发展进程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未曾预见到的一系列特殊现象可能使社会主义处于不利地位。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首先发生在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背景的美国，就会产生最佳的结果，如果发生在英国，则会产生次佳的结果。但与此相反，革命却首先在俄国赢得胜利，而它在那儿展示其优越性的余地却很有限。如果革命发生在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亚、非国家，那么它将发现自己的处境最为不妙。这使托洛茨基做出了忧郁的评论：“历史似乎是从相反的一端来解她的结的。”也就是说，从最不成熟的国家开始。③
①《共产国际五年》第266—305页。
②同上，第563页。
③同上，第429—430页
托洛茨基并没有抛弃他的希望，即“结”也会从西方一端，亦即欧洲一端解开。在他看来，革命的延迟、反革命的动员、阶级斗争的暗淡前途和欧洲文明衰退的可能性都并非是命定的必然；而是必须去反抗和阻止的一种危险。时机仍然以压倒之势有利于革命；但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共产党的态度。共产党的使命就是要把欧洲社会引出死胡同。他们必须去夺取领导权。他们若想成功，只有成为战斗的、自觉的党，只有通晓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并且习惯于在严格的国际纪律下协同作战。如果他们仍然只是旧的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激进变种，如果他们仍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抱有幻想，并且只在本国政治的框架内行动，他们就非失败不可。但是，如果他们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时却使自己成为狭隘、自我中心、思想与策略僵化的宗派集团；如果他们仅仅满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制度采取纯粹消极的、无力的抵制，而不是从这些制度内部去促进革命思想；如果他们总是尝试着去袭击资本主义堡垒，而不去相应地注意环境条件和力量平衡，那么他们也肯定会失败的。
各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不是直接的革命时机。他们的任务是积聚力量并赢得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没有它的支持，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
托洛茨基与列宁一起制订了“统一战线”的策略。①这个策略的要点是：各国共产党由于仍然弱小，还不足以推翻现行社会体制，因此他们必须成为工人“日常斗争”——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争取民主自由的最积极的参与者。他们不应把社会主义思想变成工联主义和议会改良的一枚小银币，而应当把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目标引入实现“局部要求”的斗争中去。他们必须使工人们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能赢得的一切利益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要通过争取这类利益的斗争把他们团结起来作最后的斗争。社会民主党是通过将工人的战斗力局限在资本主义框架中这种方式去领导工人为实现“局部要求”而斗争的；而他们惯用改良去转移革命目标。共产党人则恰恰相反，应当利用改良作为革命的跳板。
①1921年6月23日，托洛茨基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了《关于世界危机和国际任务的报告》，拉狄克代替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策略的报告》，当时季诺维也夫倾向于“极左”反对派。《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既然共产党人不得不为局部利益和局部改良而战斗，那么他们与社会民主党人和温和的工联主义者就有了共同的基础，不管这个基础是多么狭窄。共产党人应当努力争取同他们在统一战线内协调行动。这样至少可以防止改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不可弥补的根本裂痕所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克服工人阶级的分裂，防止力量的分散。当共产党人和改良主义者在分别行动时，每当受到资产阶级的威胁或者可以从资产阶级手中争取让步时，他们就应当联合起来去反对它。联合行动还应当扩大到议会和选举中去，共产党人应当作好准备在议会选举中支持社会民主党人。但统一战线的主要战场是在议会外，在工会中，在产业部门里，在“街头”。共产党人应当追求双重目标：他们要尽力夺取统一战线的直接胜利，同时在统一战线内申明自己的观点，旨在使社会民主党工人从改良主义的思想惰性中摆脱出来，助长他们的革命自觉性。
列宁早在1920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就已经详细阐述了这些观点，他强调指出，不可理喻、极端激进派的宗派主义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无比危害。在1921年德国的三月暴动之后，对极端激进主义正式进行严厉谴责的必要性变得格外迫切了。就在那时，列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了新政策的建议。他遭到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库恩·贝拉等人的强烈反对。一时间，极端激进派似乎不可一世。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列宁和托洛茨基联合对抗反对派之后，才说服了执行委员会批准“积聚力量”政策，同时授权列宁与托洛茨基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阐明这个政策。①
①在《列宁领导下的莫斯科》一书的第172—188页中，阿尔弗雷德·罗斯默对这几天的情况提供了资料丰富的报告。另见拉狄克：《共产国际五年》第2卷序言。列宁在这次执行委员会上发了言，他声明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并严厉抨击极左派发言人库恩·贝拉，多次将库恩称为“傻瓜”。列宁的发言全文，我多年前就已读过，但在写作本书时却未在手头。托洛茨基在他的《反对派通报》（1932年12月出版）中刊登了列宁发言的摘要。列宁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抗议库恩·贝拉的演说，库恩是反对托洛茨基的，而不是维护托洛茨基的——如果他希望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就应该这样做……托洛茨基同志是一千倍地正确……我认为，在一切基本问题上支持托洛茨基同志已经说过的话，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列宁也支持托洛茨基反对加香和弗洛萨尔，他们在大会上代表极右派。（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在1921年7月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极端激进派负隅顽抗。他们对德国党、意大利党、荷兰党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它们从充塞整个国际的那股高涨情绪中汲取了力量。各国共产党是在同老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才得以生存下来的，他们指责这些老牌社会民主党人支持1917—1918年的“帝国主义大屠杀”、随后对欧洲革命的镇压、对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谋杀，指责他们对欧洲干涉俄国革命所采取的暧昧态度。因此毫不奇怪，当许多共产党人现在听到列宁和托洛茨基力促他们承认失败——哪怕是暂时的失败，而且还要他们同那些可憎的“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和“社会民主党叛徒”合作时，他们大为惊愕，甚至义愤填膺。在极端激进派看来，这种行为无异于投降，甚至是背叛。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如同早先在执行委员会上一样，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得不运用他们的影响和辩才去阻止反对派占据上风——他们甚至威胁说不惜分裂国际，如果共产国际支持极端激进派的话。
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了新政策，但是，仍有思想保留，对所涉及到的问题还没有明确理解。列宁和托洛茨基向各国共产党提出双重任务，即同改良主义者并肩战斗去反对资产阶级，同时要把工人阶级从改良主义者的影响下争取过来。统一战线的观点体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整个策略经验，布尔什维克的确曾以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一道首先反对沙皇帝国，然后反对立宪民主党和科尔尼洛夫，直到最终战胜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胜利，不仅仅是由于党的领袖们智勇双全，而且还由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和继之而来的整个阶级革命典型的从右到左的转变。这样的策略——从共产党的观点看来，没有任何其他的策略是现实可行的——能否运用到俄国境外而取得同样的胜利呢？在欧洲，旧秩序已经重新恢复了某种程度的稳定，出现了一种既混乱而又明显的从左至右的转变。仅此一点就确立了改良主义者在任何统一战线内的优势。欧洲的共产党还没有一位领袖能像列宁或托洛茨基那样善于运用策略。因此欧洲共产党被证明不善于兼顾统一战线的两个方面。有的共产党人只记住他们的任务是真诚地同社会民主党合作，有的则一心要搞臭社会民主党。有人将统一战线视为不遗余力地团结工人阶级去为局部要求奋斗，还有人仅仅把它看成是一种巧妙的计谋，更有人摇摆于两种对立的观点之间。这样，国际便开始分裂为右翼和左翼，中间分子和过激集团，“稳健派”和“极左派”。
在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和列宁主要是跟极端激进派的反对意见进行争论，这使他们有时像是在鼓励右翼分子。特别是托洛茨基，一谈到极端激进派，便流露出尖刻辛辣、鄙弃轻蔑的表情来。例如对柏林共产党组织领导人阿尔卡季·马斯洛夫（Arkadi Maslov)和路特·费舍（Ruth Fischer)，托洛茨基把他们描绘为感情冲动、没有头脑的人，认为他们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并且很有可能转变为最无原则的机会主义。①
①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五年》第288页及以后各页
托洛茨基博得了大会全体温和派的热烈掌声；当著名的德国共产主义老战士克拉拉·蔡特金代表与会的大多数代表们向他致以庄严而激动人心的颂词时，大会掌声雷动，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①
在下一次亦即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已经病魔缠身，发言简短而又吃力；托洛茨基则作为共产国际的战略战术的主要阐述者而引人注目。他再一次倡导统一战线。他进一步敦促各国共产党有条件地支持社会民主党政府，在特殊的条件下，即在革命即将爆发的形势下，如果这种联合能为无产阶级专政铺平道路，甚至可以加入他们的政府。②这使反对派勃然大怒。共产国际自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声明了其政策的一条原则——任何一个共产党决不加入任何联合政府：它的任务就是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构，而决不试图从其内部来夺取它。但是大会接受了战术策略革新；各国共产党受命等候时机与社会民主党一起组织联合政府。这个决定在1923年秋天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折点上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义。
托洛茨基（以及列宁）所推行的策略就是如此，他们始终希望能从“正端”来“解开革命之结”，也就是说从欧洲一端解开。
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58页。
②参见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共产国际五年》。
* * * * * * * *
1922年整个夏天，政治局内关于国内问题的意见分歧仍毫无结果地延续下去。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不同意见仍然存在。9月11日，列宁从莫斯科郊外哥尔克村休养回来后与斯大林进行了接触，责成他在政治局上再次以最迫切的形式提出动议，任命托洛茨基为副主席。斯大林用电话把动议通知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他本人和李可夫投票赞成任命；加里宁表示无异议，而托姆斯基和加米涅夫弃权。没有人投反对票。托洛茨基再次拒绝接受这个职务。①列宁坚持这项任命是迫不及待的，因为李可夫即将调离。托洛茨基回答说，他自己也该去休假了，而且手头还堆满了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工作。所有这些借口都不相干，因为列宁本来就没有打算把这项任命仅仅用来延续因休假而中断的工作。但托洛茨基未等政治局做出决定便离开了莫斯科。9月14日，政治局召开会议，斯大林在会上提出了极不利于托洛茨基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斥责托洛茨基擅离职守。②各方面情况表明，肯定是列宁促使斯大林做出这个决议案的，或至少斯大林是得到他的同意的。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件意外事件结束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论。10月初，中央委员会通过有关外贸垄断权的几项决议。苏维埃政府为自己保留着对外贸易的垄断权曾决定把所有对外商务交易集中在手里。这就是“社会主义保护主义”的决定性措施——该术语是托洛茨基新创造的。③其意图是保护基础薄弱的苏维埃经济免受世界市场的敌对压力以及未可预料的经济波动的影响。垄断权还可防止私人商业挤进外贸，防止它输出必需品并输入非必需品或进一步打乱全国的经济平衡。中央委员会在托洛茨基和列宁缺席之际通过的这几项新决议，虽然还没有走得太远，尚不至允许私人商业打入外贸，但它们确实使中央对国外的苏俄贸易机构的监督放松了。
①托洛茨基档案。
②同上。
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第79页。
这就有可能使在国外经营的个别国营公司纯粹为了局部利益而独立活动并以此破坏“社会主义保护主义”。迟早总有一天，私人商业可能从这种破坏中捞到好处。①
列宁马上表示反对这些决定，认为这是对苏维埃经济的严重威胁。他震惊、愤怒，因而加重了病情。他在医生与护士监护下偷空口授通知、备忘录、抗议和警告，但他已不可能亲自干预中央委员会了。后来，当他得知托洛茨基所持观点与他一致时才松了一口气。在将近两个月过程中，问题一直悬而未决。12月l3日，列宁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恳请您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观点，即保留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是绝对必要的。”托洛茨基欣然同意。至今他已多次警告过列宁和政治局，说他们的政策只会鼓励政府消极地屈从于不受控制的市场经济力量，他指出，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决定证明他的所有警告都是对的。他再次强调协调和计划以及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广泛权力的必要性。列宁仍然想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搁置起来，请求托洛茨基集中处理对外贸易垄断权的问题。列宁再次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我认为我们已经完全谈妥了。请您在全会上声明我们两人意见一致。”如果他们两人在全会上不能取得多数票，那么托洛茨基就要声明，他们两人将不惜任何代价反对投票结果：他们将公开谴责中央委员会。②
①《列宁全集》第43卷第220—223页。
②参见1922年12月12—27日间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通信；托洛茨基档案；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第58—63页。
事实上，无需采取这样激烈的行动。同列宁所担心的恰好相反，12月下半月，当中央委员会重新审定这个问题时，托洛茨基轻易说服全会推翻了这些决议。列宁非常高兴。“在福斯特教授（福斯特教授是列宁的医生之一）的同意下”他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张便笺：“看来我们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①
这次意外事件使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比前一段时间更加密切了。几天以后，列宁进一步地回顾了最近两年来托洛茨基对经济政策所作的批评，他在12月27日的信中把回顾的结果通报了政治局：
（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这个思想是托洛
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
个思想……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也
有合理的思想，即国家计划委员会……虽然实质上掌
握着正确判断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却有点被置于我
们的立法机关之外。……我想，可以而且应当赞同托
洛茨基同志的是这一方面……。②
①1954年时我写下本卷的头两章主要是根据托洛茨基档案的文件。仅仅两年后，在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进行揭露后，上述一些重要文件第一次在莫斯科得以公布，以后这些文件被收人专门一卷（即第36卷），增补到列宁全集第4版中。对照这些文本，我无需把托洛茨基档案中的引文改动一个标点符号。但是，托洛茨基档案中所存的列宁通信即使现在也不过发表了一部分，更不必提其他文件了。
②托洛茨基档案；《列宁全集》第43卷第344—345页。实际上，列宁己经完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除克尔日扎诺夫斯不胜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这一断言之外。
列宁意识到，由于这封信中有潜在的认错意味，它会令政治局委员们失望。果然，政治局由于列宁的突然转变而感到困惑，不顾托洛茨基的抗议，决定不发表列宁的意见。①
在这一年最后几周的日子里，在其他一些把他们两人分开的问题上，列宁也为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而采取主动。12月初，他再次力促托洛茨基接受副主席的职位。②这次是列宁与托洛茨基私下谈的，而不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的。继承问题在列宁头脑里已成为头等大事——他就要写他的遗嘱了。但是他对托洛茨基毫无暗示。相反，他以忧心忡忡的口气谈到了他认为越来越严重的滥用职权以及抑制这种恶习的必要。托洛茨基这次并没有完全拒绝列宁的动议。他只是反复强调，只要党的领导机构中仍然容忍这种歪风邪气，那么在政府部门中发动反官僚主义恶习的斗争就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列宁的回答是，他愿意与托洛茨基结成“联盟”，联合起来反对官僚主义，不仅在政府部门里，而且也在党的机构里。他们两人心照不宣，不需指名道姓。这次行动的矛头所向的唯一目标就是斯大林。但是他们没来得及继续研究和讨论任何行动计划。几天以后，列宁又一次中风。
①托洛茨基档案。斯大林支支吾吾地说：“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印发列宁的评论，特别是我们没有得到列宁的批准。”
②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15—217页。
在他们最后一次谈话中，列宁并没有告诉托洛茨基他又仔细思考了他们有过分歧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即斯大林处理格鲁吉亚的政策问题。这一次他最终也打算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了。此刻他的心情犹如一个一只脚已跨进坟墓的人那样，不安地回顾自己一生的工作，强烈意识到其工作上的缺陷。早在几个月以前，即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曾经说过，他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仿佛一名汽车司机突然发觉他的汽车不是按照他所操纵的方向开去。有几股强大的势力正把苏维埃国家从正确的道路上推开：半野蛮的俄罗斯农民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包围的压力，特别是不文明的俄国专制政府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①每当疾病发作之后回头重新审视国家机构的动向时，列宁就更为警觉，他怀着感伤却又坚定的信心，力图把方向盘抓到自己已经瘫痪了的手中。
①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第85页。
他察觉到“这辆汽车”又陷入了——噢，多么熟悉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老轨道。12月下半月，列宁重新审查了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这次冲突的前因后果，在这次冲突中他曾站在斯大林一边。他仔细地搜集、筛选、清理与核对事实。他终于明白了斯大林及其副手奥尔忠尼启则在梯弗里斯的粗暴举动。他发现他们加诸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都是虚假的，他很生自己的气，因为他允许斯大林滥用他的信任并蒙蔽他的理智。
12月23日至25日，列宁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口授了那封给他的追随者的信，这封信实际上成了他最后的遗愿与遗嘱。他要让党了解那些将受命领导党的人。他扼要地概括了领导核心每人的特点，让党知道每一个领导人在他心中的功与过。列宁抛开个人的好恶，斟酌着每一句话，将其使判断建立在多年观察的基础上而不是出自一时的冲动。
他写道，党应当注意到分裂的危险，即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现时中央两位杰出的领袖”在其中将作为主要的敌手而彼此对峙。迄今为止，他们的对抗还没有表现为根本的阶级利益或原则性的冲突：他认为还仅仅是个人意气之争。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他“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有一种使他与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的个人主义倾向。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这些当然都是重大缺点，会削弱他的合作能力和判断力。但列宁又补充说，党不应该纠缠于他在革命前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分歧。他通过这告诫暗示先前的那些分歧都早已过时了；但列宁有一种预感：他的意思不一定能为他的信徒们所接受。
关于斯大林，他只是说了这样一番话：“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个警告只是一种暗示，还不是断言。列宁尽量避免提出直截了当的意见，也不表明个人的爱憎态度。如果说只是因为他关于托洛茨基的品质谈得更多一些，那么看起来他更强调的是托洛茨基的缺点，而不是斯大林的缺点。但不久他又有了新的想法。1923年1月4日，他又写了那份简要而意味深长的补充。他说斯大林的粗暴“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他建议他的追随者们“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必将发展得更尖锐，最终危及全党。①列宁毫不怀疑他的“调开斯大林”的建议只能确立托洛茨基的领导地位。
由于列宁的遗嘱写得很含蓄，甚至其补充也同样，因此没有清楚表明列宁新近对斯大林的愤怒以及他要一劳永逸地使斯大林身败名裂的毅然决心。在12月25日至1月1日这几天中，列宁下定了这个决心。当时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刚刚召开，斯大林在会上宣布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来取代根据1918年宪法而制定的联邦。②
①《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8—340页。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0页。
列宁原先一直支持对宪法作这样的修改，但他现在却怀疑，这将会完全取消非俄罗斯共和国的自治权，并且必然会重新建立起“统一而不可分”的俄国。他又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斯大林利用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必要性来掩盖对弱小民族的镇压。当列宁再一次地深入观察斯大林的个性时，这种怀疑就转变为断然的肯定：在他看来，斯大林是一个粗鄙、狡猾、虚伪的家伙。12月30日，正当斯大林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时，列宁再次谎报病情，哄瞒医生，开始口授一系列有关对待弱小民族政策的评论。这实际上是列宁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后遗训了，其中充满内心的反省、噬心的懊悔与神圣的愤慨。①
列宁写道，他深感“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病魔妨碍他这样做，尽管他已把忧虑和猜疑透露给季诺维也夫。但是，只有现在，当他听到捷尔任斯基关于格鲁吉亚的报告之后，他才完全明白这个党已经掉进“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在格鲁吉亚以及别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根据这样的主张，即政府必须拥有统一而不可分的行政机关。列宁问道：“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上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对于弱小民族来说，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他们事实上已遭受到“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现在正是时候，要保护非俄罗斯各民族免遭“真正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②之流侵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①《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2—353页。另见《苏共历史问题》（1957年第4期）中几．A．福季耶娃的回忆。
②杰尔席莫尔达系果戈理《钦差大臣》里的一个粗暴野蛮的警察，动辄打人。―译注
……我还担心……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
列宁在新年前夜继续写道：
……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
伟大，只不过是像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
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尊重形式上的民族平等，
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
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一个格
普吉亚人对事情的这一方面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地
随便给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
不仅是真正地道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
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那么这个格鲁
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团结的利益……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
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①
①《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2—353页。
斯大林为了替“对待被压迫民族的准帝国主义态度”辩护，就鼓吹集权制政府的必要，但是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比这种必要更为重要。列宁的结论是，如有必要的话，在斯大林主持下通过的新宪法必须连同新集权制政府一起废弃掉。
列宁本人如此痛苦和无情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后，显然他想在心里将这个问题考虑得更成熟一些，想出应该采取的行动步骤。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没有向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出示过他的便笺。
* * * * * * * *
使列宁改变了对许多重大政策问题的看法的思想波动比1921年和1922年间在托洛茨基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更为惊人和突然。这也是革命理想与革命权力之间的尖锐冲突，这冲突发生在列宁身上，但又不仅仅发生在列宁一个人身上。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理想，它本应是严守纪律而又具有内部自由和献身精神的革命者团体，不会受到权力的腐蚀。党本身承担着遵守无产阶级民主、尊重弱小民族自由权利的责任，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社会主义。在追求革命理想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建立了强大而又集中的权力机构，然后他们逐渐将他们的理想——无产阶级民主、弱小民族的权利、最后还有他们自己的自由——都一点点地交给了这个权力机构。如果他们要实现理想，他们就不能放弃权力；但是现在权力却压制蒙蔽着他们的理想。最严重的两难困境出现了；而在坚信理想者与死抱住权力者之间的深刻裂痕也出现了。
这裂痕的界限还不那么明确，因为理想与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可分割的。布尔什维克由于献身革命而驾驭了权力机构，但权力机构却按照自己的规律、根据自己的动能发挥作用，要求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全心全意地依附于它。因此，坚信理想者不再想打碎权力机构，而是将自己等同于权力者，但也并不全然放弃理想。同一些人，也许此一时倡导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一面，而彼一时却跑去拥抱它的另一面。1920年到1921年间，谁也没有像托洛茨基那样走得更远，他要求一切利益、一切愿望都必须完全服从“铁的专政”。但当这专政开始吞没理想时，托洛茨基又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中第一个转而反对这专政机构的人。后来，当托洛茨基卷入继承列宁这场斗争时，许多人听到他呼唤着革命理想，就怀疑他的诚意，怀疑他仅仅是利用革命理想作为争夺权力的借口。唯独列宁超越于任何猜疑之上。列宁是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他在自己一生活动的最后几周以内疚的心情承认，他没有充分抵制强者对弱者的新压迫，并且在他已用尽了最后一点儿力气去打击过分集中的权力机构的时候，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动机。列宁以深沉、无私和带有自责的献身革命的精神出发，为革命本身呼唤革命目标。在最后时刻，列宁，一个临终的人——但思想依然敏锐——还在为把革命从沉重的枷锁下解救出来而行动。此刻，列宁向其求助的盟友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