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结束了，托洛茨基走出了他的军用专列。这辆军用专列曾经是他的战地指挥部。在那决定命运的3年里，他乘坐这辆专列沿着8000公里的前线行进，哪里危险就冲向哪里，只有短暂的磋商或者出席莫斯科的公众集会才暂时打断他的行程。这辆军用专列被放进了博物馆；它的机组人员，包括司机、机械师、机枪手和秘书等也都一一遣散了；托洛茨基享受着自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假期。他在莫斯科附近的乡间度假——狩猎、钓鱼、写作、准备谱写他生平事业的新篇章。当他回到这些年来他一直作为它的代言人的莫斯科时，他几乎成了一个陌生人。他首次瞥见这座古都是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候，当时他被遣送到羁押解送监狱等候流放到西伯利亚；正是在囚车的铁栅栏后面他首次看到了这座与他未来成败命运所系的城市。直到20年后，即1918年3月，他才又回到了莫斯科。这时正值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时期，也正是布什维克政府撤出彼得格勒搬进克里姆林宫以后。不久，他又离开莫斯科到前线去了。每逢他回到莫斯科，那不规则的“皇村”—斯拉夫主义者的第三罗马、其拜占廷式的教堂、亚细亚式的集市和没精打采的东方宿命论似乎总让他感到很别扭。无论是在1905年还是在1917年，他的革命生涯都是跟彼得格勒联系在一起的，它是莫斯科的对手、俄国的欧洲之窗；他总觉得同彼得格勒的工程师、造船工人、电气工人在一起，比与莫斯科的工人相处更自在，因为莫斯科工人大半是纺织厂的，他们的外表和行为与其说是像城市居民，倒不如说更像俄国农夫。
那克里姆林宫四周的城墙和塔楼，那古堡中弯弯曲曲的小径，那回响着古钟声的城垛的荫蔽处，那大教堂、军火库、大兵营、监狱和钟楼的幽森处，那金碧辉煌的古王宫大厅——四周装点着由历代沙皇从各征服地劫掠到的数不清的神奇圣像，他生活于其中的这一切尤其让他感到别扭。托洛茨基和妻子、孩子们一起在前宫廷官吏居住的骑士大厦里占用了四个小房间。在走廊的另一头住着列宁与克鲁普茨卡娅；两家共用一个餐厅和一间浴室——人们经常看到列宁在走廊上或浴室里跟托洛茨基的孩子们一起做游戏。有时，某一位老朋友，如拉柯夫斯基、曼努伊尔斯基等人因公从外省而来，便会同这家人住在一起。托洛茨基的家庭生活一如当年流亡中他住在巴黎的阁楼上或维也纳的租用套间里一样简朴。也许是因为穷困吧，即使在克里姆林宫，食物也很缺乏。①托洛茨基的孩子廖瓦和谢尔盖在1921年时，一个15岁，一个13岁，他们几乎没有享受到父母的照顾：他们见到妈妈的时间甚至都有限；因为她的时间都用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该委员部下属的艺术部门的领导工作上了。
克里姆林宫富丽堂皇的气派跟它新住户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奇特的对照。托洛茨基曾描写过生活中这样一个滑稽的尴尬场面：一位老宫廷管家第一次服侍他们时，总把饭菜放在绘有沙皇盾形纹章的盘子中端上来，在大人和孩子们面前摆放盘子时十分小心，唯恐把沙皇的鹰徽颠倒了——但愿不会！②“莫斯科的阴沉和野蛮”从各个角落盯住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每当古老的钟声闯进了他们的谈话时，托洛茨基和列宁就“彼此相视，似乎有同样的感受：过去的幽灵在角落里偷听我们的谈话……”，往日的历史不仅仅是在窃听他们的谈话，而且还在抗拒他们。正如托洛茨基自己所坦率承认的那样，无论如何习惯不了克里姆林宫的摆设。他与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唯有他的历史嘲讽感才因革命闯入了莫斯科的神圣殿堂而得到满足。
①亚瑟·兰塞姆谈到，1917年他送给布哈林少量沏茶用的糖精，这就是很厚的礼物了；而在季诺维也夫的指挥部里，一餐饭只有“碎马肉汤·····一点儿粥··…茶和一块糖”。《俄国六周》第13、56页。
②《我的生平》第2卷第77页。
他有一种苦恼的心情：内战结束之日就是他的恶运来临之时。他力图用自觉的乐观主义把这种苦恼的心情压下去，一个革命者是永远不应抛弃乐观主义的；他期待着事业和他个人的新胜利。然而，在他的演说和文章中，弥漫的净是那些对业已结束了的革命与内战的英雄时代的怀旧之情。但这并不是他把那个时代理想化了，如同他指出的那样，在那个时代里，农民的棍棒是革命的“最好的工具”，过去俄国农民就是凭着这一原始武器才把拿破仑驱逐出去的，而现在他们也是凭了它才把地主赶出了俄国。他也没有忽视那个时代的沉重遗产——农民由内战而释放出来的破坏性的怒火，现在它却反过来向转入建设任务的苏维埃共和国复仇泄恨了。尽管有这一切苦难、贫困和残酷，但破坏的年代毕竟也是创业的年代；因此托洛茨基又重温了他们当年的所向披靡、英勇无畏和凌云壮志；他意识到在他们身后留下的裂缝。①
①参见托洛茨基10月25日对莫斯科卫戍部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的讲话和1921年9月在部队演习结束时的演说词。《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1册。
托洛茨基的头脑和精力现在只使用一半。军事人民委员部不再是政府的轴心了，军队大部分已复员，到了1922年初，它被减少到只有初创时的1/3，也失去了革命理想与激情。内战时期的老兵早已离去，军营里新动员来的一批年龄相同的士兵似乎跟沙皇时代来到军营里的农民儿子一样没精打采和冷模麻木。环境迫使军事人民委员把他将军队改造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的民兵的夙愿搁置下来了，强加在他头上的是枯燥无味的日常管理工作和训练工作。他的时间都消耗在发动部队灭虱、擦靴子、擦枪等杂务上了，再则就是用于请求最优秀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留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他力促中央委员会制止共产党员从部队大批流走，而中央委员会也正式发布了禁令；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效果。托洛茨基在全国会议上一再呼吁政治委员抵制“传染病式的和平主义情绪”，他为红军士气低落而痛惜哀叹。他力图保持部队不受“苏哈列夫卡精神”的污染，并想利用部队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斗争的工具去反对道德败坏、文化落后、对所谓俄罗斯母亲的迷信，总之，他要保持部队内那种生气勃勃的革命传统和国际主义自觉性。①
①参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附录中的中央委员会年度报告，第637—664页；《苏维埃政权五年》；《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各处。
当时正值内战时期的年轻指挥员（其中有些人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元帅）受过严格的训练，而且红军本身也有了自己的法令规章。托洛茨基是所有这些积极因素的鼓舞者和重要部分的缔造者。比如说，若是注意一下托洛茨基的《步兵细则》和克伦威尔的《士兵手册》之间的近似性，那是很趣的事情。《步兵细则》教导红军士兵说：“你们都是平等的同志，”“你们的上级是你们的更有经验、更加训练有素的兄弟。在战斗中，在训练时，在兵营里，在工作上，你们必须服从他们。一旦离开了军营，你们就是绝对自由的。”“如果有人问你用什么战斗，你应回答说，我们用步枪、刺刀、机关枪战斗，但我也用真理的语言去战斗。我把这些话对敌军士兵讲，他们本身也都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他们应能懂得我的确是他们的兄弟而不是他们的敌人。”
他娴于辞令，不论是用质朴的语言还是用华丽的辞藻都得心应手；他的形式感和色彩感交织成了一种绚丽多姿的新风格。他力图用这种新风格去唤起新兵的想象力，在部队中形成一种意识，即部队绝不是有严密组织的炮灰。在五一劳动节和革命周年纪念日，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卫戍部队司令的陪同下，骑在马背上，通过克里姆林宫的斯巴斯基城门，前往红场去检阅已经集合起来的卫戍部队。回应他那“向同志们致敬！”的节日问候，部队中响起了“为革命服务”的回声。这回声震动着瓦西里大教堂的塔尖，荡漾在克里姆林宫墙边革命烈士墓的上空。那时还没有一成不变的浮夸仪式。检阅后，军事人民委员同那些从摇晃的木制看台上或从拥挤的军车上下来的其他中央委员一起加人士兵和工人的游行行列。①
①莫里兹：《在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时代里》第108—111页。塞尔日和罗斯默在他们的著作中对这几年中的托洛茨基作了生动而善意的描写。对大量善意的或者恶意的目击记和人物素描，这里只能提到很少一部分：LO．弗罗萨尔：《在饶勒斯的征象下》和《从饶勒斯到列宁》，B．巴扎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在一起》；路特·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F．布鲁普巴赫：《持不同政见六十年》；克莱尔·谢里登：《俄国画像》；拉狄克、布哈林、萨杜尔、伊斯特受、霍利彻、路易·费舍等人的早期作品。
托洛茨基的露面和演说仍然能激动群众。但是他似乎再也找不到他在内战中准确无误地找到过的那种与听众之间亲密无间的联系了，而这种联系，列宁总是能通过他那平易近人的外表和纯朴自然的表情恒久地建立起来。站在讲坛上的托洛茨基比他本人的形象高大得多；他的演说回荡着昔日英雄的基调。然而这个国家已倦于英雄主义、远大憧憬、崇高理想和激烈的姿态了；更何况托洛茨基由于他最近企图要将劳动军事化而名望有所下降。尽管这样，他的雄辩才能仍能对任何集会的听众具有吸引力，但是这种吸引力已经蒙上一层怀疑甚至反感的阴影了。他的伟大形象和革命功勋是谁也不会怀疑的；然而他不也过于出风头、过于张扬或者过于野心勃勃了吗？
他那舞台式的做派和那英雄式的风度不再使人感到当年由于与时代悲剧相吻合而具有的那种奇妙之处了。现在人们只把他的这种做派和风度看作是舞台做戏。但是他的举止一如既往，因为他不可能有别的举止。不是他故作姿态地想要表现出比他自己更高的形象，而是因为他不可能不这样。他说那种紧张而戏剧化的语言，不是因为喜欢或追求什么舞台效果，而是因为这就是他最自然的语言，最适宜于表达他那激动人心的思想和热烈的情感。人们尽可以把黑兹利特（Hazhtt）那句形容与他不一样的人——伯克(Burke）的话应用到托洛茨基身上：这个人“想制服他的敌手时，总是把感情、想象和说理交融在一起”，而“人们由于不习惯于政治领域中的这种情景而受到蒙骗，分不清春华与秋实……”；“世人”总是“排斥任何华而不实的东西”；然而“他这块金子若做成优雅的式样也并不会减少其价值”；而“一个人的认识能力并不是总能得到如他所希望那样的恰当评价。但他的认识能力丝毫不失其真实可靠性，因为这并不是他所仅有的能力”。
托洛茨基和伯克一样“健谈、滔滔不绝、辞藻华丽”。他跟私人包括跟他的家人和亲友交谈时也如同在公众场合演说一样，运用的是他通常在讲坛上和文章里所用的同样的形象、同样的妙语，甚至同样的旋律和同样的节奏。如果他是一个演员，那么他就是一个无论幕前、幕后或者自己的家都对他毫无区别的演员——一个把舞台和生活融为一体的演员。他在历史活动中确实是一位英雄人物；但正因为如此，他在这平庸偏狭的一代人眼中就显得是如此不真实、不自然；也正因为如此，在早期新经济政策的非英雄化气氛中，他似乎就格格不入——成了一个局外人了。
不过，不必对托洛茨基性格中这浪漫主义的一面花费太多的笔墨。他一如既往保持着坚定的现实主义。不管怎么说，他并不是一个“赖在舞台上不肯下来”的老演员。他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新经济政策所提出来的新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中去；他决不用革命原教旨主义的三棱镜来透视新经济政策。他在专心致志地钻研财政、工业、贸易、农业问题的同时，还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提出有关政策性的专门建议，关于这些专门建议，后面还将详加阐述。他运用他那振奋人心、滔滔不绝的辩才为那并不令人欢欣鼓舞的“退却”进行辩护，并在1921年、1922年共产国际的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以新经济政策阐释者的身份出现。①他用了比过去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共产国际的活动，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抵制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倾向，后两者鼓励不合时宜的、轻举妄动的国外起义，例如德国的三月行动。他负责共产国际法国委员会的工作，并参与制定共产国际每一重要部门的行动。
然而，军事人民委员部的例行公事，国内经济紧急问题和共产国际的活动仍然未能耗尽他的全部精力。他还要忙于许许多多其他任务，而其中每一项对于一个精力较差、能力较低的人来说都是要占用其全部时间的。比如说，他领导着由雅罗斯拉夫斯基接管前的无神论者协会。他以哲学启蒙精神来领导它，从而基本避免了伤害宗教信徒的过火行为，而这种过火行为却是雅罗斯拉夫斯基领导下的无神论者协会工作的特点（他甚至还领导着一个没收和搜集教会财产的秘密委员会，这笔财产预定用来支付为减轻伏尔加河流域的饥荒灾情而从国外进口的粮食）。②此时，他还是俄国知识界的主要精神鼓舞者和主要的文学批评家。
①参见《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第74—111页；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五年》第233—240、460—510页。
②托洛茨基档案。
他时常与之谈话的听众中包括科学家、医生、图书馆馆员、新闻记者以及其他专业人员，他向他们解释他们所从事课题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此同时，他反对党内日趋明显的倾向——强使国家的文化生活趋向僵死的千篇一律。①他在许多文章和演说中以更加通俗平易的语调坚持自己的观点：必须使粗野的俄国生活方式文明化，培养良好的习惯，讲究卫生，提高自从革命以来已经受到贬损的口头语言和书写语言的规范化，扩展和陶冶党员的情趣，等等。在列宁时代的最后几年里，由于列宁早已很少在公众中露面，托洛茨基在这些方面已经成为党内首要的、最有权威的发言人了。
迄今为止，他的浪漫主义气质尚未使他去反叛使党或毋宁说老近卫军得以建立并巩固其政治垄断权的那种严酷的现实主义。在新经济政策宣布前后，他确是一个严峻的纪律执行者，尽管他号召守纪律是以令人信服的论点为基础并诉诸理智的。他大加赞扬的仍然是党的“历史继承权”；②他争论道：无产阶级的民主程序不可能在社会的动荡与混乱中得以遵守；革命的命运绝不能依赖于人数减少并士气低落的工人阶级的不稳定情绪；布尔什维克对社会主义的责任就是通过他们所能掌握的一切手段来保持“钢铁般的专政”。他曾经表示过，党的政治垄断权只是一种紧急措施，一旦紧急局面结束，就要撤销它；但这并不是他现在要说的话了。在喀琅施塔得暴动一年多之后，他就经济复苏的征兆以及各方面引人注目的“上升运动”在《真理报》上撰文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结束一党制或者至少应对孟什维克取消禁令的时机是否到来了呢？他的回答是坚决否定的。③他现在为政治垄断辩护的理由与其说是因共和国的内部困难，倒不如说是这样的事实：共和国是个处于四面围困中的堡垒，在这样的堡垒内是决不能容许任何反对派存在的，哪怕只是一个弱小的反对派。他呼吁在俄国处于国际孤立的整个时期内强化一党制，但却没有料到它竟然持续了如此漫长的时间。当他回忆过去自己曾一度嘲笑各式政府企图镇压政治反对派但最终却显出无能时，便以下列理由为自己今日态度的明显改变进行辩护（这些理由有朝一日还会调转头来反对他自己）：“如果一个犯了时代错误的政府或政权想要用镇压措施来反对新的、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势力，那是达不到目的的。但是在具有历史进步性的政府手中，这种镇压措施却可能成为有效的工具，把那些早该退出历史舞台的势力迅速地清扫出竞技场。”
①参见本书第三章。
②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十三章。
③《真理报》1922年5月10日；《共产国际五年》第373—374页
1922年6月，在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著名审判中，他又重申了这个观点。他对被告的揭露既才气横溢而又激烈，他判定他们对多拉·卡普兰刺杀列宁以及其他恐怖行为负有政治责任。这次审判是与在柏林召开的“三个国际协商会议”同时举行的。布哈林和拉狄克代表布尔什维克出席了这次旨在建立共产党人与西方社会党人之间的“联合战线”的大会。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抗议这次审判；布哈林和拉狄克为使谈判顺利进行，答应不对被告处以死刑。但列宁对布哈林和拉狄克“向敲诈勒索行为屈膝投降”并“容许欧洲改良主义者干涉苏维埃内政”极为愤慨。托洛茨基与列宁一样愤怒。但为了避免谈判破裂，托洛茨基提出折衷的审判方案：判处被告死刑，缓期执行，其明确的条件是：社会革命党今后不得再从事恐怖活动和鼓动恐怖主义的图谋。①
①《真理报》1922年5月16日、15日，6月18日；（列宁全集）第43卷第135—139页；《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盟》；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11—212页。
托洛茨基严格执行纪律的态度也同样在党内表现出来。他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党和共产国际指控工人反对派。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工人反对派的行为和观点已受到谴责，但此后它对党的领导的攻击之激烈程度更是无以复加。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攻击政府助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的利益、践踏工人权利、粗暴背叛革命。他们既在党内受到挫败，又受到列宁驱逐出党的警告，于是向共产国际控诉列宁。托洛茨基在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了反驳他们的理由，因而他们的申诉未予受理。①1922年春天，俄国党召开了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再次对这个问题进行判决，而托洛茨基再次担任了起诉人。②他的发言不带任何恶意和怨恨，甚至对工人反对派抱有一定的同情；但是他仍然铁面无私地确认指控。他说：工人反对派采取向国际控告俄国党这种空前的举动，这是它的权利。而他反对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的是他们在其抗辩中所使用的那种令人无法容忍的狂妄语调以及谈到自己与党的时候使用“我们”与“他们”这样的词语，仿佛施略普尼柯夫与柯伦泰已经筹建了另外一个党。他说，这种态度会导致分裂，并给革命的敌人提供一切有利的机会。他为政府的农业政策和对私有财产的让步进行了辩护，也为它的受到同样强烈攻击的观点——将“长期与资产阶级国家和平共处和有效合作”——进行了辩护。③
工人反对派并不是唯一泼冷水者。在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亲眼看到他自己和列宁遭到最亲密的老朋友的攻击：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也说党向富农和外国资本主义屈膝投降，④
①《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附录》。
②同上，第138—157页。
③同上，第144页。
④同上，第80—83页。
梁赞诺夫则大声谴责普遍流行的政治腐败和政治局统治党的随心所欲的专横态度；①乌克兰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与斯克雷普尼克抗议政府的权力过分集中，认为这与那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旧俄国别无二致；②始终是民主集中派的布勃诺夫谈到了党的“小资产阶级堕落”的危险；③此外，还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是主要的经济理论家之一，也是前中央委员会书记。④谁能想到，这些批评者绝大多数有一天会成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头面人物；谁能想到，托洛茨基自己有一天会像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一样也向共产国际控诉俄共中央委员会。但在目前，托洛茨基还受到列宁的由衷赞扬，他作为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喉舌，加之于反对派的是纪律、纪律，还是纪律。但是，他仍然只是老近卫军中的外人——在近卫军之中，但却不属于近卫军。即使在1922年这次代表大会上，那时还是亚美尼亚一位年轻代表的米高扬就在讲台上公然表达了这个意思而没有受到任何驳斥。在辩论过程中，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都对党政不分表示关切和不安，并谈到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各自的职能分开。当时米高扬说，从托洛茨基的嘴里听到这类看法，他并不感到惊奇，因为托洛茨基是“政府成员，而不是党的成员”；但是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怎么也能有这样的想法呢？⑤米高扬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说出这番话的。他不过说出了许多老近卫军心里想说但没有公开说出的话而已：在他们眼里，托洛茨基是政府成员，而不是党的成员。
①《俄共（布）十一次代表大会附录》第83—87页。
②同上，第77—79页。
③同上，第458—460页。
④同上，第89—90页。
⑤同上，第453—457页。
现在，当老近卫军突然发现自己上升到未曾梦想的高峰，高踞于人民、工人阶级和党之上时，便开始精心编造它自己的历史，甚至是关于它的神话；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怀着一种虔诚，这种虔诚对任何一群老近卫军战士来说都是不会缺少的，是植根于他们对那些共同进行的伟大战斗、共同赢得的伟大胜利的记忆中的。整个国家对于那些从隐蔽的地下活动中升起、站在它前头的那些人，可以说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现在是时候了，要告诉人民，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业绩。党的历史学家们去挖掘档案，着手再创造他们那史诗般的故事。历史学家们的故事所讲述的几乎都是超人的大智大勇和对事业的忠诚。这些故事并非是他们蓄意编造的。其中大多数是真实的；连并不完全真实的事，他们也真诚地相信。当老近卫军的成员们从往事的灰暗镜子里看自己时，他们理所当然地看到镜子变得明亮了，而他们在镜子里的形象则在所追忆的胜利的革命光焰照耀下膨胀起来。但是，当他们再仔细往镜子里看时，却不可避免地在托洛茨基身上看到了他们的对头：孟什维克、孟什维克盟友、八月联盟领袖、尖锐辛辣的论战者，而这位论战者即使单枪匹马也是他们的危险敌人。于是，他们就重温托洛茨基与列宁在公开争论中互赠的那些辛辣绰号；此外，所保存的不为人知的手稿与信件的档案也提供了两人加诸对方的许多其他尖刻评论的证据。每一份与党的历史有关的文件不管多么微不足道，都受到毕恭毕敬的对待和公布。问题发生了：托洛茨基昔日反布尔什维克的那些激烈言论是否应从公布的文件中撤出来？当托洛茨基于1912年写给齐赫泽的一封信在沙皇宪兵队的档案里被发现后，主管党的档案的奥里明斯基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在信中称列宁是“阴谋家”、“瓦解组织的能手”、“利用俄国的落后谋求私利的行家”。①
①托洛茨基档案。托洛茨基致奥里明斯基1921年12月6日。
托洛茨基反对公布，他说纠缠于旧账是很愚蠢的；更何况他并不认为过去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全都错了，只是他不想让有关历史的辩驳牵住鼻子。这份攻击性的文件没有印出来，但是它的内容很有刺激性，其复印件在忠诚的老党员中传抄开了。他们议论道，瞧，托洛茨基在信中是怎样诽谤列宁的。给谁写的？齐赫泽，一个老叛徒；而他竟然还说他并非全错！当然，自那以后，托洛茨基只要有必要就作了大量纠正；1920年当列宁50诞辰时，托洛茨基赞颂列宁，他写了一篇短文概括介绍列宁的性格，既有透彻的心理真实性，又充满着崇敬之情。①尽管这样，过去的零星插曲仍然在提醒那些对党的缔造者除了崇拜别无他想的人们：托洛茨基皈依布尔什维主义只不过是最近的事。
①《真理报》l920年4月23日。
不仅仅是对昔日纠纷的回忆妨碍着老近卫军承认托洛茨基是自己人。他的坚强个性没有湮没在老近卫军中，也没有披上它的保护色。托洛茨基以其敏锐的思维能力和坚定不移的意志超越了老“列宁主义者”。他得出的结论哪怕与别人相吻合，也总是通过独立思考而不是根据党的传统所确立的公式得出的。他阐述自己思想时的轻松自由与列宁的多数门徒囿于正统公式来表达思想的那种拘谨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像那些抄写员，他说话是有权威的。他的智力兴趣之广博丰富，让一些人心中暗生猜忌，他们或出于需要，或出于克制，或出于嗜好，惯于把自己狭隘地局限在政治和组织方面，并且将他们的狭隘当作美德而沾沾自喜。因此，几乎他所具备的一切，诸如丰富的内心世界，雄浑奔放的辩才，文字上的独创性，行政才能和魄力，完善的工作方法，对同事和部属的严格要求，超然的态度，不拘小节，甚至不擅聊天——所有这一切都在老近卫军成员中引起了一种自卑感。他一向讨厌向这些人卑躬屈膝，而且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念头。他不但不能容忍这些蠢人，而且总是让他们感到自己是蠢人。老近卫军们同列宁相处则要自在得多，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列宁的领导，而列宁也总是不伤他们的尊严。例如，当列宁抨击某种政治立场而且又知道其信徒中也有人持这种立场时，就小心翼翼地不把这种立场归咎于他们，而希望他们能从中摆脱出来；因此，他总能让他们不失体面地退却。每当列宁着意要把某个人争取到自己的观点方面来时，他总是采取一种巧妙的谈话方法，使这个人离开时深信他是通过自己的思考而非列宁的压力而得出这种新观点的。而在托洛茨基身上，这样的巧妙艺术却几乎一点儿也没有，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去提醒别人犯了错误，而坚持自己高人一筹和有先见之明。
他的先见之明并不因其炫耀而失去真实性，然而却是得罪人的。他那活跃的、富有创见的头脑永远令人震惊，令人不安，令人恼怒。他不容许他的同事和部属沉沦于环境惰性和思想惰性之中。党刚刚决定一项新政策，他就马上揭示它的那些“辩证的矛盾”，抓住它的后果，预言新的问题和新的困难，力促做出新的决议。他天生就是一个爱找麻烦的人。他的判断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证明是正确的，也多半会引起抵制。他的头脑运转得如此之快，搞得别人气都喘不过来、精疲力竭、牢骚满腹，结果是对他敬而远之。
然而，尽管他在莫斯科城里、克里姆林宫内、老近卫军中几乎是一个陌路人，但在列宁的支持下，他仍占据着革命舞台的中心。
* * * * * * * *
1922年4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给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投下了一层阴影。4月11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列宁建议任命托洛茨基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托洛茨基断然地并且多少傲慢地拒绝接受这项任命。托洛茨基的拒绝及其拒绝方式颇使列宁恼怒，于是，一场新的争论中的许多麻烦都因此引起。新怨加上旧恨导致了政治局的分裂。①
列宁希望托洛茨基会同意作为他的代理人领导政府。列宁是在斯大林已经成为党的总书记一星期之后提出这项建议的。尽管总书记只是被指定去执行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但是对斯大林的任命却使人猜测是为了加强组织纪律。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列宁早就要求把工人反对派的领袖们驱逐出党；但他在中央委员会中仅以一票之差未能获得必要的2/3多数。②他指望斯大林能强制执行在第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所宣布的严禁党内组织反对派的命令。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总书记窃取更广泛的任意决定权，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事了。
列宁对任命斯大林忧虑重重；但是局面既已形成，显然是为了抵消斯大林的影响，他才要把托洛茨基安排到人民委员会内，使之拥有可与之匹敌的权势和责任。列宁也许早有打算，想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职位分配作为一种手段，实现党政分开，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历来坚持这种必要性。为使党政分开有效地实现，看来需要找一个跟管理党的机关的人同样意志坚强的人去指挥国家机关的工作。
①托洛茨基档案。
②此事发生在1921年8月9日―这个事实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被一再提到。《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第605—608页及同书各页。
但是，在列宁的计划中，托洛茨基并不是唯一的副主席。曾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曾任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都已获得同样的资格。列宁后来还建议加米涅夫也应担任同样的职务。①每位副主席主管某几个行政部门或某几个人民委员部。托洛茨基名义上虽然只是三位或四位副主席中的一位，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在列宁的意图中，他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第二把手。但即使没有任何正式名分，托洛茨基无论怎样也都已尽了这一职责，将其卓越的首创精神运用到了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中；列宁的这个建议是有意将托洛茨基的地位合法化并且使之得到加强。
列宁期望托洛茨基占据这个位置的迫切心情可以从下述这件事实看出：他一而再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在9个月里多次提出同一建议。当他在4月间第一次提出这个建议时，他还没有病倒，因此，他也许还没有想到关于他的领导地位的继承问题。但他工作过度劳累，心力交瘁。他长期患有失眠症，被迫减轻他自己的公务重担。5月底，他第一次中风，到了10月才恢复工作。9月11日，列宁仍在病中，医生还警告他要绝对休息，他就打电话给斯大林，请他把托洛茨基的任命问题以最正式、最紧急的方式在政治局上再一次提出来。最后，在12月初，继承问题已使列宁极为焦虑，他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而这一次他是直接跟托洛茨基私下商谈的。
托洛茨基为什么要拒绝呢？这也许是因为在形式上把他安排在与其他副主席同样的地位上有损他的自尊心，而他们只是列宁的下级助手。他说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设立这么多副主席；他带着挖苦的口吻提了意见，认为这是职能重叠、分工不明确。②同时，他还对政治权势作了“虚”与“实”的区分，认为列宁给他的只是虚名，政府的杠杆掌握在党的总书记手中，也就是掌握在斯大林手中。
①《列宁全集》第43卷第147—155、151—183页。
②参见托洛茨基档案中托洛茨基在1922年4月18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他与斯大林之间的对立在内战后仍然存在。即使是现在，这种对立也在政治局里继续着，表现在关于政策的分歧和关于任命的争执中。托洛茨基毫不怀疑，即使作为列宁的代理人，他的每一步也都得取决于总书记处的决定。而总书记处可选派布尔什维克到政府的各个不同部门去，单凭这一点就能有效地控制这些部门。在这一点上，他的态度跟列宁的态度一样是自我矛盾的；他需要党，更确切地说，是需要老近卫军去绝对控制政府；但是他又想防止党的机关干涉政府工作。只要老近卫军与党的机关基本平行，即使不完全平行，这两件事就不可能同时做到。托洛茨基在拒绝了列宁的建议之后，首先推行他自己的对行政机构大检查计划；但后来他又确信，只要党的总书记处（以及组织局）的权力不被削弱，这样的计划就不可能产生预期效果。
个人间的敌对和行政上的争执通常是与政策上更广泛的分歧交织在一起的。
现在，政治局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纲领没有引起争论。大家一致同意，军事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了，必须代之以一种混合型经济，其中私人“成分”与社会主义“成分”（即国营经济）可以互相共存，并在某种意义上互相竞争。大家看到，新经济政策不仅是权宜之计，而且是长期政策，这个政策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大家都认为新经济政策理应有双重目标：当前目标是借助私营企业的帮助复兴经济；而基本目标则是促进社会主义成分，并保证其逐步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如果说在这些一般原则上政策可以取得共识，那么，当一般原则落实到具体措施时，意见分歧便产生了。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首先认为有必要鼓励私营企业，而另一些领导人虽然并不否认这种必要性，却迫切希望促进社会主义成分。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头几年里，普遍的情绪是对军事共产主义的强烈抵触。布尔什维克急于要说服国人不必担心倒退到军事共产主义去；他们自己也深信这样的倒退是决不允许的（除非发生战争）。再没有比把经济从废墟中抢救出来更重要的事了；而他们看到唯有农民和私有商人才有可能开始这种抢救。因此，他们绝不认为对农民和商人的鼓励是太放任了。其后果不久便显示出来了。1922年，农民的收获量大约达到战前正常年份收成的3/4。这使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里，一次好收成就会产生奇迹。饥荒和瘟疫得到了控制。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成就立刻缓和了危急的形势。但工业复兴的步伐仍然很慢。1922年，工业产值仅为战前的1/4。但即使最初这几年有一些的进展，主要也是发生在轻工业部门，特别是纺织业。重工业仍然是瘫痪的。国家没有钢铁、煤和机器，这再一次使轻工业受到生产停顿的威胁，因为机器得不到修理或更换，并且缺乏燃料。工业品价格已猛涨到非用户所能承担的了。价格猛涨是由于需求远未得到满足，工厂开工率低，原材料奇缺。形势的日趋恶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在工业管理中缺乏经验以及官僚的无能。工业停滞对农业产生有害的作用，并且使城乡之间本来已脆弱的“联系”再一次受到了中断的威胁。如果农民有钱买不到工业品，他也就不愿意出卖粮食了。对个体农业和私人商业让步尽管是必要的，但这些让步还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指望把问题扔给“市场”，通过供求关系的自发作用使它得到迅速解决，同时又无损于政府的社会主义初衷。
政府看不清楚该如何去应付这个局面。它只能得过且过。它采取的是治标办法，而治标办法的选择则是受对军事共产主义的普遍抵触所支配。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由于鲁莽地废除一切市场经济而烧伤了手指，因此现在涉足市场时就格外小心。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他们根本不想阻止向农民索取粮食和原料；而现在他们却迫不及待去安抚农民。他们希望对消费品日趋强烈的需求会驱动工业车轮的运转，同时也希望重工业能蹒跚着走向恢复。同样的态度也在财政政策上显示出来。在军事共产主义期间，货币与信贷被当作旧秩序的遗物受到唾弃，并被认为是正处在消亡之中的东西。现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重新发现了货币与信贷的重要性，宁愿把资金投放于获利见效快的企业，而不愿投放于关系到国家命脉的企业里。他们把信贷抽放到轻工业部门，而忽视了重工业部门。就某一意义来说，这种对军事共产主义的抵触是自然的，甚至是有益的。但是像负责经济和财政部门的李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之类党的领袖，则把这种抵触推向了极端。
应该记住，就新经济政策的颁布来说，托洛茨基与党的其他领袖没有什么分歧。甚至早在中央委员会最终接受它的一年之前，他本人就已提倡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了；也正因为这样，他因政府竟把紧急的经济问题拖延了两年或一年半之后才去解决而指责列宁，就不是无缘无故的了。①然而，尽管托洛茨基是拥护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人，但他决不向抵触军事共产主义的极端倾向让步。他并不像他的政治局的同志们那样相信对农民和商人进一步退让能保证经济恢复，也不相信发挥市场的自发作用能恢复工农业之间以及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平衡。他也不像索柯里尼柯夫和李可夫那样对重新发现的正统财政观念价值抱有新的热情。
①托洛茨基档案，1921年8月7日和1922年8月22日托洛茨基对政治局所作的声明。
在1921年和1922年初，这些意见分歧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农业和私营贸易尚未迈开大步。但不久之后，严重的争论便展开了。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成就要求对工业政策做出紧急修改，而加快工业复兴的步伐已经刻不容缓。轻工业的“繁荣景象”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基础是狭窄的；除非轻工业部门的生产机器有可能得到修理和更新，否则持续不了很久（农业同样需要农具来保持发展）。因此，必须集中力量冲出重工业的死胡同：政府应当从全局出发，制订出工业上的“全面计划”，而不是依赖市场和供求的自发作用。经济发展孰先孰后的次序应该是固定的，而且必须优先考虑重工业。资源和人力必须合理地集中在那些对国民经济起着根本作用的国营公司，而那些不能有效迅速地促进经济复苏的企业应当关闭；即令这会使这些企业的工人暂时失业也应在所不惜。财政政策必须服从工业政策的需要，接受国家利益的指导，而不是受利润率的支配。信贷应当面向重工业，国家银行应当对重工业设备的更新进行长期投资。托洛茨基主张，由于私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之间不平衡而迫切需要对政策作这样的方向性调整。现在，一方面私人企业已是有利可图，而且积累资本和不断扩大；而另一方面大批国营工业则处于亏损状态。两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对比，威胁着政府政策的社会主义目标。
在30—40年代之后，托洛茨基的这些见解已经成为起码的常识，而当初看起来却似乎是牵强附会的。而更牵强附会的看来是托洛茨基坚持计划的必要性。计划性之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本质的东西，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言而喻的原则，当然也为布尔什维克所熟悉并作为基本原则而接受。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他们以为已经处在可以立即建立羽毛丰满的计划经济这样一个阶段了；当托洛茨基提出需要“统一计划”来确保经济重建的平衡时，他没有遇到任何反对意见。①
①《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215—232页。但甚至那时列宁就在写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一张短小而意味深长的便条中说道：“我们穷得像叫花子，像食不果腹、囊空如洗的叫花子。……完整的、完善的、真正的计划，目前对我们来说=‘官僚主义的乌托邦’。”《列宁全集》第50卷第103页。
1921年2月22日，正当军事共产主义结束的前夜，政府决定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但是，自从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由于全力转向活跃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这个概念便黯然失色了。在俄国人民心目中，计划经济这个概念同军事共产主义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跟它沾边的东西都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不错，在新经济政策刚颁布不久的1921年4月1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了，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任主席。实际上这个新机构有名无实。它的职权界限模糊不清；也没有人想搞清楚。它无权制定长期政策和计划，也无权将计划付诸实施。它只能就日常发生的行政忙乱现象向工业管理部门提出一些建议罢了。①
托洛茨基几乎从一开始就对这种状况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随着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计划性的需求不是降低，而是越来越迫切了；如果政府仅仅将它看作是次要的、纯理论的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托洛茨基主张说，正因为人们又一次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才必须设法控制市场，并且增强自身的控制能力。他重申“统一计划”的必要性，他说，如果没有统一计划，就不可能使生产合理化，不可能把资源集中到重工业，不可能重新达到各经济成分之间的平衡。最后，他要求明确地确定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权限，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充分资格的权威性计划机构，使它有权审定生产能力、人力和原材料储存，从而能提前几年确定生产指标，确保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必不可少的比例平衡”。早在1921年5月3日，托洛茨基就已写信给列宁说：“不幸的是，我们的工作在毫无计划并且也不懂得计划必要性的情况下进行着。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有意否定这种必要性——即为最近的将来制定出一个切实有效的经济计划。”②
①《苏维埃政权五年》第150—152页。
②托洛茨基致列宁的这封信（事关伊·沙图诺夫斯基的一本小册子）存于托洛茨基档案。另见《列宁全集》第50卷第300页。列宁在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便笺中说“托洛茨基火气极大”。
他在政治局里得不到响应。列宁反对他。列宁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计划性只有在经济高度发达和高度集中的国家里才是有效的，而不是在拥有2000多万个分散的小农户、涣散的工业、私人商业的野蛮落后的国家里。列宁并不是否定长期发展计划的必要性，他本人就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提出了一个俄国电气化的计划，并把它概括为一个著名公式——“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等于社会主义”。但列宁认为涵盖整个国有化工业的“全面计划”这种想法是不成熟的、无益的。托洛茨基则主张说，若不是建立在全面计划的基础上，列宁的电气化计划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他质问道：假如缺乏用来建设电力厂的工业产品，何来电气化计划呢？他也意识到，在现有条件下，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所预期的那种计划类型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预先假定有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并且充分社会化了的现代社会的存在。但他所要求的全面计划只包括国有工业，而不包括私有成分，因此他并不认为现在实施计划经济为时过早。他看到了在国家所有制这一事实与政府有意允许多种多样的国营企业各行其是之间的矛盾。他说，全民所有制已把整个工业转变为一家康采恩，如果没有统一计划，这家康采恩的经营管理就不可能是卓有成效的。①
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见解。而更为大胆的是托洛茨基在1922年就开始阐明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想法。②这是托洛茨基在一个不发达国家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对马克思的一个历史观点的运用。
①托洛茨基甚至在新经济政策颁布前夜就已对这些问题进行过论证。参见《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215—232、233—235页。
②参见1922年10月11托洛茨基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同上，第21卷第294—317页。
当正常的资本原始积累几乎还没有开始或者还很弱小，不能容许工业根据它自身资源也就是自身利润来发展时，现代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初期就被马克思称作原始积累时期。早期的资产阶级毫不犹豫地采用一切暴力的和超经济的手段，努力把生产资料集中到自己手中；并且继续不断地采用这些办法，直到资本主义工业强大起来，能够获取利润，足以把巨额利润重新投入到生产中并在它自身结构内获得自我生存和自我扩展为止。对自耕农的剥削，对殖民地的掠夺、海盗行为以及后来的低工资制，都曾是这种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这种原始积累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曾经持续了好几百年。只有当这个过程向前推进到一定程度时，正常的资本积累时期方才到来，而“合法的”利润为大规模投资及持续工业化构成了主要基础，尽管不是唯一的基础。
那么，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也必须经过一个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相类似的发展阶段。他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必将在资产阶级社会所积累起来的并且国有化了的现代工业财富的基础上兴起。但在俄国还不存在足够的那种财富；而且经过这些年的破坏和蹂躏，留下的财富就更少了。布尔什维克在宣布以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之后，却发现俄国缺少的正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他们必须首先奠定这个基础。托洛茨基主张他们必须进行原始积累，但这是跟他们的先驱者不同的原始积累，这种原始积累应当在社会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
托洛茨基当然无意暗示社会主义政府应该或者可以采取那种“血腥可耻”的掠夺和剥削的办法，那是马克思将之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联系在一起的；他也无意暗示社会主义来到世上也同资本主义一样“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加强和加速资本的形成则是必要的。俄国工业的发展不能按照把利润重新投入到生产中去的正常过程来进行。大部分俄国工业仍然亏损，即使不亏损，也仍然产生不出巨额的剩余部分来维持社会主义建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加速工业化。国家公积金的增加既可以用牺牲私营商业和农业年收益作为代价，也可以用牺牲全国工资总额作为代价。只是在一段时间以后托洛茨基才开始力促对耐普曼和富裕农民课以重税。而眼下，即1922年，他仅仅着重指出，唯有牺牲工人利益，经济机体才得以运转、重建和发展。例如，10月间他在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说：“我们接管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我们国家的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已被推向这样一个阶段，可以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我们不能满足于使用1914年以前的工厂。它们已被破坏殆尽，我们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力才能把它们一步一步地重新建设起来。”他又说：工人阶级“唯有做出重大牺牲、竭尽全力、鼓足勇气、不惜流血，才能走向社会主义”。①
他的呼吁立即招致了反对。工人反对派早已说过，新经济政策允许对无产阶级进行新型剥削；而这种讽刺挖苦的话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口号。托洛茨基的论点仿佛是对这种责难真实性的注解并为它提供依据。难道他实际上不是说服工人屈从于这种新型剥削吗？他反驳道，只有当一个社会阶级被迫为另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流血流汗、做牛做马的时候才谈得上剥削。而现在他要求的是工人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流血流汗。他说，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也只能被指责为让工人“自我剥削”，因为他号召工人为自己的无产阶级国家、为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而做出“牺牲”和不惜“流血奋斗”。②
①《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
②同上。
这已不是托洛茨基第一次把他的论点建立在将工人阶级与国家等同起来的基础上了。在1920年与1921年间，他说过同样的话去反对工会自治。他说，工人阶级并无自己的利益需要保护以免受到国家的侵犯。列宁当时回答说，托洛茨基所求助的无产阶级国家仍然是一个抽象物；它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人国家，它还必须维持工农之间的平衡，更糟的是，它已向官僚主义蜕变。工人当然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国家，但他们也应该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这个国家的侵犯。①当托洛茨基此刻再次声称工人阶级与其国家利益相一致时，他就使自己面临着同样的批判。他不正是借这个抽象观念的名义来敦促工人肩负起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副重担吗？官僚阶层、富农分子和耐普曼不正是主要的受益者吗？如果工人阶级拒不承担这副重担，那么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如何才能实现呢？这些问题在随后几年里愈益突出。托洛茨基立即回答道，他所提倡的政策不能、也不应强加在工人头上——只有取得工人的同意，政策才能得以推行。因此，主要困难是属于“教育性质的问题”：应当使工人们认识到，什么是必需的，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因为没有他们的自愿和社会主义热情就什么事也办不成。②他又一次试图拨动工人阶级英雄主义的心弦，就像他以前曾做过的那样：在1919年当白军威胁着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时他做得极其成功；在1920年与1921年之交冬天的喀琅施塔得骚乱前，他又一次尝试却遭到彻底失败。应当补充说，他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在此阶段内并没有遇到政治局内的反对，尽管政治局里大多数成员不愿意自己的声誉受到连累，也不愿把不惜“流血奋斗”的坦率要求摆到工人们面前。
①《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208页及以后各页；《武装的先知》第十四章。
②《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
这些就是托洛茨基在新经济政策早期所阐明的主要经济思想，他当时实际上是苏联计划经济的先驱之一。但他并不是这些思想唯一的首创者。他的言论代表了一小部分接近托洛茨基的理论家和行政人员的集体思想，尽管其中有些人不赞同他那拘泥于纪律的态度。根据托洛茨基自己的说法，最早发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个新词的人是曾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任职的民主集中派领袖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①叶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应当被看作是这个思想的主要理论家，他在1925年问世的著作《新经济学》有别于托洛茨基的论述，他所阐明的理论根据更深刻、更严密；无疑，他在1922年至1923年间就提出了他的这些思想。尤里·皮达可夫是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灵魂，他也主张统一计划经济，为当时重工业的形势而忧虑，批评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的信贷政策。②毫无疑问，托洛茨基从这些人，或许还从其他人那里借用了某些观点。但是，所有这些人不是拘泥于理论上的探讨，就是沉溺于行政工作，不可能提出比抽象议论或者经验主义的局部结论更为深刻的东西了。唯独托洛茨基能把他们的思想和结论转化为政策纲领，并在政治局里为其辩护，在全国听众面前为其解释。
列宁仍然对“统一计划”和“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权力”没有多少兴趣。他把他的电气化计划描绘为“争论中唯一严肃的工作”，并把“全面计划”斥为“空谈”。斯大林也持相同的态度；而且他还不遗余力地扩大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裂痕。③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321页；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第1卷第1部分第57页。
②参见托洛茨基档案。
③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0页，他在致列宁的信中把托洛茨基关于计划性的观点说成是“一位中世纪的手工业者，一个自命为负有用古代传说‘拯救’俄国的使命的易卜生剧作的英雄……”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