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内战开始以来，政治局便起着党的头脑和最高权威的作用，尽管党章条文里没有规定它的存在。每年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只选出中央委员会，并授予它最广泛的权力去决定政策、掌管组织、负责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选出政治局。最初，政治局只在两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之间每隔一周或两周对所发生的紧急问题做出决定。后来，随着中央委员会必须处理的事务范围扩大，其中包括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以及随着中央委员所承担的各部门职责日益增多并常常离开莫斯科，中央委员会便逐渐把它的特权非正式地委托给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原先只由十多个委员组成，但后来规模变大，机构臃肿，行动效率不高。1922年，中央委员会两个月内只开会一次，而政治局委员天天接触，联系密切。在工作中，他们严格遵守民主程序；如有意见分歧，则采用多数决定这一简单方式。正是在这个组织内，列宁以其德高望重而执掌着最高权力。①
从1922年12月起，关于列宁的接班人问题在政治局议程中占据了首要位置。但实质上这个问题尚不成其为问题。不论列宁在或不在，大家都认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统治全党的代理机构；政治局的意志就是其多数人的意志。因此，问题不是谁接列宁的班，而是当列宁不在时政治局应如何调整和形成怎样的多数才能保证领导的稳定性。迄今为止，领导的稳定性仍至少部分地依赖于列宁的无可争议的权威，依靠他的说服力和策略艺术，这使他能在每一个问题上确保自己的建议获得多数票。列宁毋需为此在政治局内形成自己的特殊派别。1922年12月，或1923年1月，当列宁终于不能参加政治局工作时，变化发生了，一个特殊派别形成了，其唯一目的就是防止托洛茨基掌握多数，使他不能取代列宁的位置。这个特殊派别就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三驾马车。
驱使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动机是十分清楚的。他们之间的对抗一直可以追溯到早在1918年的察里津战役时。②而当前托洛茨基对工农检查院与总书记的尖刻批评更加深了对抗。1922年12月前后，斯大林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有一个由列宁与托洛茨基酝酿好的反对他的“联盟”，还不知道列宁决心要解除他的总书记职务，还不知道列宁准备抨击他在格鲁吉亚的政策以及他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但是他已意识到危险了。③
①《苏共决议汇编》第1卷第525、576—577、657—658页。
②《武装的先知》第十二章。
③参见《苏共历史问题》第4期中福季耶娃的《忆列宁》。
先是在贸易垄断权问题上，尔后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上，他发现列宁与托洛茨基行动一致。他又听到列宁猛烈抨击官僚主义恶劣作风。他大概从季诺维也夫那里得知列宁对格鲁吉亚事件感到不安。斯大林作为总书记已经攫取了庞大的权力：书记处（以及组织局）从政治局手中接过绝大部分行政职权，只给它剩下最高政策决定权了。但在名义上，政治局还控制着书记处和组织局；而政治局有权延长或者不予延长斯大林的任期。斯大林深信，他不能指望从托洛茨基所支配的政治局得到好处。在这个阶段，斯大林所操心的仅仅是保住已获得的势力，而不是取代列宁的位置。他懂得，党只是将他看作是党的机关的一名高级技术员和操作者而不是党的决策者和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而党要求列宁的接班人正是具备这后两个条件的人。无疑，由于没有得到这种评价，斯大林的野心深受伤害；但是他的谨慎使他保持着克制。
季诺维也夫是仅次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深孚众望的政治局委员。他是共产国际的主席。这几年，由于俄国共产党尚未把共产国际纯粹当作一件工具来利用，而是自居于其道义权威之下，因此共产国际主席一职就成了每一个布尔什维克都想占据的最崇高的位置。季诺维也夫同时是北方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是力量惊人的鼓动家和演说家；在党的眼中，他几乎永远是革命巨人之一，是一往无前、战无不胜的布尔什维克美德的化身。但是他的这种颇受欢迎爱戴的个性形象与他复杂而摇摆不定的真实性格并不相符。他的情绪变幻无常：热一阵冷一阵；一会儿信心十足，一会儿垂头丧气。他总是醉心于大胆的设想和大胆的策略，而这却需要最大勇气和坚定毅力去追求。然而，他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甚至懦弱无能。①
①在致伊万·斯米尔诺夫的信中（1928年写于阿拉木图），托洛茨基谈到了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同列宁的一次“简短谈话”:“我告诉列宁，让我惊讶的是季诺维也夫。至于加米涅夫，我非常了解他，知道在他身上革命者在哪儿结束，而机会主义者在哪儿开始。但我却不了解季诺维也夫的性格（1917年前）；而根据他的言行举止来看，我猜他是一个什么都干得出来、什么也不怕的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此回答道：“如果说他什么也不怕，那只是说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事……。”参见托洛茨基档案。
他最善于抓住列宁的思想，而且是列宁声音的洪亮而富有感染力的代言人；而他本人却没有自己的主见。他善于表现崇高的情操。他在最得意的时候以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气质给他的听众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可以在持续3小时之久的用外语发表的演说中批驳最出色、最有权威的欧洲社会主义理论家，说服分裂的、踌躇不决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加入共产国际。①他能牢牢抓住俄国群众的想象力，以至被目击者形容为“神通广大，法力无边”。②然而，他却能从这种崇高情操的境界之中转脸就去搞最卑鄙无耻的诡计，说最廉价的蛊惑人心的空话。在西欧陪伴列宁多年，他敏捷的头脑汲取了大量世界知识，但这些知识却是芜杂粗糙的。他的性格既温和、富有感情，又粗野、残酷。他既是一个真诚地忠实于国际主义原则、具有“国际视野”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心胸狭隘的政客，爱用讨价还价、耍弄小花招来处理重大问题。他已攀登上一个梦想不到的高位，但被野心所驱使，他还想爬得更高。但就在往上爬的时候，他又为心中没底和不自信所苦恼。
①参见《在哈勒举行的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决议记录》和季诺维也夫：《在德国十二天》
②此外，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及安热利卡·巴拉巴诺娃也有过同样的描述。
季诺维也夫的一生中最引为自豪的是1907年至1917年这10年，他当时是列宁最亲密的学生；这10年是反动的10年，孤立的10年，失望的10年。那时候，他和列宁一起为党的生存并为党准备那伟大日子的到来而奋斗；也正是齐美尔瓦尔德代表大会和昆塔尔代表大会召开的时期，他与列宁一起向全世界提出了第三国际的概念。季诺维也夫的最大耻辱是经不住1917年十月革命的考验，他本人及其同志或许也都是这么想的。列宁因他反对起义而斥之为“危害革命的工贼”。他的政治生涯就在这耻辱和自豪之间几乎全部毁掉了。他力图抹去1917年的回忆；列宁在这方面帮助了他，列宁甚至主动要求全党不要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再提起“历史的错误”。1923年，大多数党员几乎已经忘掉了这一严重的事件，不想再纠缠旧账。老近卫军也乐于既往不咎，只要十月革命前夕的裂痕能因此弥合。何况不少党员现在都站到季诺维也夫一边。老近卫军中的历史学家和传奇编造者们更加起劲地把聚光灯转向季诺维也夫最引为自豪的早期。如果说有谁能在列宁不在的时候代表老近卫军说话，那么这个人肯定就是季诺维也夫。
现在要季诺维也夫接受托洛茨基的领导，那是不可想象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记忆里还充塞着那些革命前的往事：当时他得到列宁的鼓励，时常在争论中痛贬托洛茨基。①也不仅是因为他那最大的耻辱与托洛茨基最大的光荣所在——十月起义息息相联。自从1917年起，他几乎在一切关键时刻都是反对托洛茨基的。他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在内战时期他暗中怂恿反托洛茨基的军事反对派。1919年春，托洛茨基到达彼得格勒并组织防御力量抵抗尤登尼奇的进攻，这恰恰是在季诺维也夫这位在任的市政领导于惊慌失措中撒手不干的时候。在喀琅施塔得暴动时期，托洛茨基责备季诺维也夫毫无必要挑起这次事变。另一方面，在关于劳动军事化和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季诺维也夫是反对托洛茨基的人中叫得最响的批评者之一。②后来在政治局里，他在经济政策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上投票反对托洛茨基，只是当列宁“转向”托洛茨基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被击败了。甚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他也被托洛茨基再次击败了，因为后者与列宁一起迫使国际通过了统一战线政策。毫不奇怪，季诺维也夫对待托洛茨基的态度是：暗自钦佩，却又搀杂着忌妒和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正是托洛茨基在众多老近卫军心中所引起的感觉。
①《季诺维也夫全集》第1、2、5卷；季诺维也夫：《反潮流》。
②《武装的先知》第十章至第十三章。
季诺维也夫的态度照例也就是加米涅夫的态度。这两个人在政治上的伙伴关系如此密切，以至布尔什维克管他们叫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①然而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使他们在政治上结合成为一对孪生兄弟的却不是他们精神气质上的相似，而是他们的差异。加米涅夫虽然只是莫斯科市党组织的首脑，远不如季诺维也夫出名，但在领导人圈子内部却更受尊敬。在公众讲坛上，他缺乏自信，缺乏演说家的华丽辞藻和勃勃英姿，但他却更坚强，更有文化修养，性格更坚定。不过他没有季诺维也夫那样的激情和想象力。他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宣传家。与季诺维也夫不一样，他往往容易接受折衷观点和折衷策略，但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却制止他走向折衷主义——他的理论主张与他的政治倾向相矛盾。他那妥协性格使他很适合担任谈判角色：早年列宁就时常起用他作为党的主要代表去同其他党派接触，特别是当列宁渴望达成妥协的时候。（在党内争论中，加米涅夫也是一个磨掉棱角的人，总是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之间寻求共同点。）但是他的折衷倾向也一再使他与列宁发生矛盾。
①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希腊神话中的孪生兄弟，当一个战死后，另一个不愿独生，请求宙斯赐死，于是宙斯将一个的永生权分给另一个一半。据说宙斯由于感动，就使他们成为双子星座（即天文学上的北河二和北河三）。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后来成为难兄难弟的代名词。——译注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受到所谓“叛国”审讯时，加米涅夫从被告席上站起来声明，他不是列宁的“革命的失败主义”的支持者；1917年3月至4月间，在列宁回到俄国之前，他领导党与孟什维克妥协；10月，他是起义的反对者。这并不是因为他缺乏勇气。他也不全然是一个看风使舵的人物。他冷静、克制，没有过分的虚荣心和个人野心，在他不动感情的外表后面隐藏着对党的无限忠诚。正是在十月革命的那天，他的性格充分地表现出来：他曾公开反对起义，但起义一旦开始，他便出现在起义指挥部里，甘受驱使，全心全意地与他们合作，就这样承担起自己所反对过的那个方针的担子，承受着一切有关的政治风险和个人风险。①
把加米涅夫强烈地吸引到季诺维也夫这边来的因素或许正是他们性格上的不同。他们各自身上都有着相互排斥的冲动，然而同时又有着强烈的克制力，抑制了他们相互排斥的冲动，使他们在两个对立极端之间彼此吸引在一起。
加米涅夫对待他的前妻舅托洛茨基没有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那样强烈的敌意，他比他们两人更能容忍托洛茨基的领导。他转而反对托洛茨基，纯粹是由于对老近卫军的绝对忠诚和与季诺维也夫的友谊。不管他个人的倾向和情趣如何，他对老布尔什维克中的主导情绪却非常敏感，并受这种情绪的支配。当这种情绪表现为反对托洛茨基时，加米涅夫尽管很悲哀伤心，但仍站在它一边。他加入三驾马车，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的企图，他没有要成为列宁接班人的野心。但他还是支持和鼓励那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孪生兄弟，一部分原因是，他深信这样做不管怎样都是无害的，季诺维也夫不可能取代列宁的位置，三驾马车实际上将集体领导党；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他的温和性格。加米涅夫确实害怕托洛茨基的居高临下、孤高傲慢的个性，害怕他的冒险主张和冒险策略。
①《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41—143页；参见《武装的先知》第九章。
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尽管他们的性格、动机各不相同，却是老近卫军的血与肉；他们三人似乎体现出党的生活和党的传统的各个方面。在季诺维也夫身上可以找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活力和普遍号召力；在加米涅夫身上则是它更为严肃的理论建设的抱负和成熟；在斯大林身上则可以找到它的自信心以及牢固的、经过战斗锻炼的秘密小组的实干意识。当他们携手将托洛茨基排挤出领导层时，他们表达的是多数老近卫军对托洛茨基的不信任和下意识的反感。但是他们无意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党，甚至也不想把他赶出领导核心。他们承认托洛茨基的功勋。他们只愿意让他在政治局里占据显要地位，但并不认为他有资格占据列宁的位置。然而让他们感到恐惧的是，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来反对他，那么他就确有可能接替列宁。
三驾马车彼此约定要步骤协调、行动一致。①这样他们便自然而然地控制了政治局。当列宁不在时，政治局仅由6人组成，即三驾马车、托洛茨基、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即使托洛茨基把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争取过来，票数仍然持平。但既然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并没有形成一个派别，并且是按照各自意志投票，那么只要他们中有一个投票赞成三驾马车或弃权，就足以使三驾马车获得多数票了。三驾马车早就知道托姆斯基与托洛茨基不和。
①1923年4月，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首次公开承认三驾马车的存在。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84页和本书作者所著《斯大林政治传记》第257—258页。
托姆斯基作为一个正直的工人、老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工会领袖，是最谦虚的政治局委员。他在一定限度内谨慎地坚决维护工人的要求和工资权益。1920年，他第一个反对托洛茨基提出的劳动军事化，而当托洛茨基威胁要“整刷”工会时，又是他第一个掀起风暴。托洛茨基严厉批评他是一个旧式工会主义者，说他只会根据革命前的老习惯鼓励工人队伍中“消费者型”的观点，而毫不理解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者型”的远大理想。有一段时间，托姆斯基实际上领导工会造了党的反。他被免去中央委员的职务，被派到土耳其斯坦，那不过是变相的流放。新经济政策颁布后，他又回到克里姆林宫，并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但是烙在他身上的伤痕是不可磨灭的。他的态度反映出他对劳动军事化的首创者托洛茨基的敌意，这是自1920年以来许多布尔什维克工会会员的共同点。
布哈林是唯一能与托洛茨基保持友谊的政治局委员。他还在30岁时就已经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了，而且是党内主要的理论家，他才能出众，学识渊博。列宁批评他的思想带有烦琐哲学和执著不化的教条主义的倾向。然而布哈林的这些思想甚至对列宁也产生过强烈的影响，因此列宁经常采纳他的思想，同时赋予这些思想更现实、更灵活的表达方式。①布哈林的头脑确实是执著不化的，他更迷恋的是抽象命题的严谨逻辑，而不是毫无规则的混乱现实。然而，智力上的执著在他身上是与艺术的敏感及冲动、个性上的纤雅、有时几近小学生般的快乐与幽默感结合在一起的。他对严格推理的逻辑和对抽象与对称的追求导致他采取极端立场：多年来他曾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袖，但经过一个急剧转变过程，他又成了党内右翼的领袖了。
①关于布哈林同列宁在理论上的相互关系，可参见本书作者写的《列宁生平》一书。
布哈林常常与托洛茨基发生冲突，也常常与托洛茨基意见一致。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时期，他领导主战派反对“可耻的和平”。在内战时期，他同情那些反对托洛茨基在红军中加强纪律和集中组织的人。后来，在工会问题的辩论中，他又靠拢托洛茨基。他跟托洛茨基一样，甚至比托洛茨基更加热情地维护非俄罗斯民族的权益，坚决站在所谓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一边。但不管他是否与托洛茨基完全一致，他总是深情地敬慕托洛茨基，并且被托洛茨基的人格所打动。①托洛茨基曾描写过这样一件事：1922年，当托洛茨基因染微恙卧床时，布哈林来看望他，告诉他关于列宁第一次中风的事。
那时候，布哈林是以纯布哈林的方式对待我，即
半歇斯底里、半孩子气地依恋着我。布哈林对我讲完
了列宁的病情，倒在我的床上隔着被子抱住我，拖着
哭腔说：“您可不能生病，求求您，千万别生病。……
只有两个人的死最叫我害怕……这就是伊里奇和您。”
还有一次，他双手抱住托洛茨基大声哭诉：“我们搞的是什么名堂啊！我们把党搞成了一堆臭大粪，简直把党毁了。”②在政治局里只有这一个朋友，托洛茨基不可能有所作为：在他面对三驾马车的时候，布哈林的哭泣和叹气毫无用处。
①“托洛茨基是十月起义中杰出的、英勇的领袖，是热烈的、不知疲倦的革命宣传家……，”布哈林在他有关1917年事件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②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07页
除了这些正式的政治局委员之外，还有两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和国家名义首脑加里宁。两人都是“温和的”布尔什维克。两人都是农民出身，都保留着更多俄罗斯农民的习性和眼光。对俄国农村的情绪，对农民的希望和恐惧，甚至对他们的某些偏见，这两个人比任何其他领导人都敏感得多。他们两人代表着党内的本地人——“真正的俄罗斯人”，而这意味着本能的反知识分子偏向、对欧洲因素的不信任、对其社会出身的骄傲和一定程度的视野狭隘，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们两人反对托洛茨基铺好了道路。谁都知道，农民最珍惜的是他们重新得到的私有财产和私人贸易的自由，而最害怕的莫过于退回到军事共产主义去。李可夫和加里宁就是党内这种害怕情绪的代言人。谁也没有像他们两人那样强烈地感到，在托洛茨基关于计划经济的设想中存在着这种倒退的危险。托洛茨基每次谈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缺乏指导思想，谈到自由放任主义会使苏维埃变质这种倾向时，他指的就是李可夫。而在李可夫这方面，他从托洛茨基提出的计划委员会新方案中看到的则是对他本人特权的侵犯，尤其是对新经济政策基本原则的侵犯。李可夫于是成了第一个指控托洛茨基敌视农民的人，这种指控在未来几年反托洛茨基运动中将反复响起。①
加里宁则相反，他对托洛茨基怀着深深的尊敬和友好的感情，即使在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高潮的顶点时，他仍然流露出这种感情。这也许同下述这一事实有关，即在1919年时正是托洛茨基大力支持加里宁作为国家首脑候选人，理由是加里宁对农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②但是当李可夫谈到托洛茨基对农民的敌视时，加里宁无疑受到了影响。他本来对托洛茨基的政策建议并无特别的看法，事实上也了解得不多，但是他的结论（并不怀有恶意）是：最安全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扼制托洛茨基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可能危及“工农联盟”。
①《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6—7页；《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100—102页。
②《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542页。
此外还有两个人，即捷尔任斯基和莫洛托夫，尽管此时他们还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与政治局关系密切。捷尔任斯基是契卡和格别乌的首脑，同时也是这批领导人中唯一不属于老近卫军的一员。他原先属于由罗莎·卢森堡创建的波兰与立陶宛王国的社会民主党；只是在1917年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大约跟托洛茨基同时。他原先的党在罗莎·卢森堡的指导和鼓励下对布尔什维克党所采取的态度与托洛茨基并无不同：往往既批判孟什维克，也批判布尔什维克；这个党在社会党国际内是唯一赞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党。捷尔任斯基虽然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但仍然反对列宁关于非俄罗斯民族自决权的主张。他仍然追随卢森堡，主张社会主义应当克服而不是鼓励弱小民族的分裂倾向。不难理解，这种国际主义的逻辑推理使这位贵族出身的波兰人去支持斯大林的极端集权主义政策，使他作为新的“统一不可分的”俄国的发言人去面对格鲁吉亚人。
然而，捷尔任斯基的意见迄今并未受到党的重视。尽管他作为革命安全工作的领导其地位相当重要，但他毕竟不是一位政治领袖。当布尔什维克决定要建立非常委员会去与反革命作斗争时，首先要征召的是政治警察，因此他们需要找到一个人，这个人要有一双绝对干净的手去干这种“不干净的工作”。结果他们在捷尔任斯基身上找着了他们所需要的人。他廉洁奉公、坦荡无私。他又是一个具有诗人般浓烈感情的人，弱者和不幸者永远能激起他的同情心。①同时，他对事业的无限忠诚使他成为一个狂热的信徒，只要他深信这是事业需要，就不惜采用任何恐怖手段。
①捷尔任斯基私人信件曾在《波兰战地》及其他波兰刊物上发表，从这些信件中可以洞察捷尔任斯基的性格。
捷尔任斯基生活在持久的精神紧张状态中，一方面他富有崇高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他的日常工作却是高度紧张的屠杀；他的生命力就像火焰一样燃烧，无怪乎他的同志们管他叫萨沃纳罗拉型①的不可思议的“革命圣者”。他的不幸在于其廉洁奉公的个性与他那坚定敏锐的头脑不协调。他需要为事业服务；但他却把事业等同于他所选择的党，又把党等同于党的领袖列宁，尔后等同于托洛茨基，而现在又把党等同于三驾马车，他在他们背后看到了老近卫军。他本人并非老近卫军的一员，但他比谁都更坚决地维护老近卫军的利益。这样，他就变成了比老布尔什维克还要布尔什维克的人，照列宁的说法，比俄罗斯人更甚的大俄罗斯主义者。
莫洛托夫则全然缺乏特色，与捷尔任斯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不到30岁时就已在领导集团中占据高位了：当斯大林成为总书记之前，他就已是中央委员会书记了。后来他在斯大林手下成了后者的主要助手。甚至在这个时期内，他的狭隘和迟钝就已在布尔什维克圈子里传为笑谈。他似乎缺乏任何政治才能和创造性。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通常以第二流或第三流报告人的身份出场讲话，而他的发言总是那样枯燥乏味，令人厌烦。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家族的后裔，伟大的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的亲戚。但他却根本不像是一位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他并非完全没有一点闪光——这闪光曾在1917年闪耀过一阵——可现在已完全熄灭了。
①G．萨沃纳罗拉系15世纪意大利教士，因要求废黜罪恶荒淫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而被革出教门、处以死刑。―译注
莫洛托夫几乎是从革命者转变为官僚的十足典型；而他的地位上升就在于他转变得十分彻底。他一贯得益于他所具有的几点特别的长处：无限的耐心、冷静沉着、对上级卑躬屈膝，而在上级眼里，他那不知疲倦的机械般劳作恰好弥补了他的庸碌无能。他很早以来就像影子一般依附于斯大林，也是很早以来就对托洛茨基怀有一种交织着恐惧的强烈反感。有一则轶事说，托洛茨基有一次来到书记处，对那儿的什么事情不满意，就指着莫洛托夫的鼻尖奚落书记处里那些愚蠢的官僚；莫洛托夫结结巴巴地叫道：托洛茨基同志，托洛茨基同志，并非每个人都是天才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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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接班人问题的斗争开始之前，托洛茨基在政治局里几乎已是孑然一身。1923年初的头几个星期——距列宁逝世还有整整一年，托洛茨基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现斯大林以过去少有的凶暴和恶毒对他进行攻击，他才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政治局里存在着一股串通起来反对他的力量。②斯大林攻击他顽固拒绝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质问托洛茨基的动机，并影射说托洛茨基拒不接受职位的调动是因为他觊觎权力而不满足于担任列宁的副手。然后，斯大林把莫须有的罪名都堆在托洛茨基头上，什么悲观主义、信念不坚定乃至“失败主义”等等。为了证实托洛茨基的“失败主义”，斯大林在托洛茨基一次私下里对列宁说过的一句话上大做文章，即托洛茨基说的“杜鹃鸟不久就会为苏维埃共和国唱丧歌了”这句话。③
①巴扎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一起》第139页。
②托洛茨基档案。
③在斯拉夫民间文学中，杜鹃鸟是预兆之鸟。
斯大林心里有各种各样的盘算。他一直认为列宁有恢复工作的可能性，因此他抓住列宁所建议的任命问题，指望在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敲进一根楔子。他深知，要置托洛茨基于绝地，莫过于暗示托洛茨基觊觎列宁的位置。这种算计很精明，触到了托洛茨基的痛处。他比斯大林有更充分的理由盼望列宁恢复工作，以使他们两人的“联盟”活动起来。即使抛开这点不说，托洛茨基对于自己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自己比对手更占优势这点也有着充分的自信，因此，他无意为接班问题而斗争。他甚至不试图寻找伙伴和合作者；他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为谋求地位而耍手腕。然而斯大林的攻击和影射却使托洛茨基左右为难：驳斥吧，对他来说荒唐可笑；不理睬吧，又有危险。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垮托洛茨基，就是要从托洛茨基口里挤出否认或辩解的话来，这正所谓“为自己辩护等于承认错误”。一个处于与托洛茨基相同处境的人，一旦受到觊觎权力的指控，那么无论他怎样否认和辩解，都无法驱散已经引起的猜疑，除非他立即辞掉一切职务，跑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甚至停止发表一切意见。托洛茨基当然不会这样做。他反复说明，他看不出他作为这样一个职能重叠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能有什么用：政府中分工不合理，因为“每一个人民委员要干太多的工作，而每一件工作又有太多的人民委员去干”。他又补充说，如果作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将没有工作机构，也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认为，任命我担任这项工作，将从政治上把我抹掉。”他否认了关于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等罪名。诚然，他说过“杜鹃鸟将会为苏维埃共和国唱丧歌”。但当时他只不过是想让列宁对经济浪费和官僚作风带来的毁灭性后果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目的——这还用说吗——在于医治那些弊端，而不是散布恐慌。①政治局陷入这类捕风捉影的争吵之中，而且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托洛茨基控制着自己，没有反击，他等待着列宁回来。
①参见托洛茨基档案中1923年1月的文件。
他的等待是有理由的。有关列宁健康的医疗报告是令人鼓舞的。列宁甚至在病床上也给了斯大林一次又一次打击。对列宁那样坚定不移、毫不留情地反对斯大林的态度，连托洛茨基也深感诧异。托洛茨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把主动权留给列宁是唯一合适的做法。2月初，列宁首先严厉批评了工农检查院，并将此事通知政治局。尽管斯大林早已退出工农检查院，但列宁的抨击对斯大林个人影响很大。因为列宁认为该院在斯大林任职期间彻底失败了，而且让人对此没有怀疑的余地。他谈到该院的缺点时所使用的措辞几乎同托洛茨基曾经使用过的一模一样，如“没有文化”、“糟糕透顶”,“官僚主义恶劣作风”,“反复无常”等等；而且他还插进同样要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等尖刻的话。列宁最后决定，要对工农检查院本身进行一次大检查，缩减人员编制，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来执行工农检查院的多数职能。好几个星期以来，托洛茨基要求公布列宁的批评，但政治局拒绝了。①
①《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3页及以后各页；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1923年2月23日，托洛茨基档案。（另见《苏共历史问题》1957年第4期中福季耶娃的回忆。）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提出了对中央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进行大改组的计划。为了提出这个计划，他对党的状况进行过详细考察。他强调指出，中央委员会已失去了同下层群众的联系而成了傲慢的官僚机构。这就是第二年秋天爆发为公开争论的问题。但在l月和2月间，托洛茨基在政治局里提出这个问题时，比他后来在公开论争中还要坦率得多。在某些具体细节上，比如中央委员会的规模、它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关系等，托洛茨基的方案与列宁的方案有所不同。三驾马车则尽力夸大这些不同，说什么托洛茨基不仅蔑视列宁、拒不担任副主席，而且还力图使党偏离列宁的组织思想路线。在这个阶段，领导集团内的高层成员也被引人了政治局中的争论，而在他们的眼里，若要毁掉托洛茨基作为假定的列宁接班人的地位，莫过于搞一场流言攻势，说他不论在什么问题上都是反对列宁的。三驾马车的言论都是为了挑起这样一场战斗。他们的指控都被写入政治局会议的记录，然后借口要进行审查而向全体中央委员公开，而中央委员们则很快就将这些秘密泄露给他们的朋友和下级。
当托洛茨基首次对流言蜚语做出反应时，运动早已进行一段时间了。1923年2月23日，托洛茨基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有些委员……提出一种看法，说列宁同志的方案旨在维护党的团结，而我的方案则是制造分裂。”他指出，这种含沙射影的说法是由一个小集团酝酿炮制出来的，而这个小集团实际上向全体党员隐瞒了列宁的信件。他揭露了在政治局中所发生的事：“当政治局多数人……甚至连列宁的信件都不同意发表时，我……不但坚持要发表，而且捍卫了信件的基本思想，更确切地说，捍卫那些我所认为是基本的思想。”他最后说：“如有必要，我保留在全党面前揭露事实真相的权利，驳斥这种含沙射影的攻击。（耍弄这种伎俩的人）如此肆无忌惮，只因为我一直没有对此做出反应。”①揭发的时机将在4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的一个特点是只会采用威胁态度。他认为，根据党内忠诚这个不成文法，若他要发动一场运动来反对他的对手的话，就不能不预先通知他们。但这样他就失去了出奇制胜的有利条件，反而给了他的对手们避开打击的时间。这与斯大林的策略正好相反。托洛茨基甚至连威胁也不想付诸实施。他的目的仅仅是抑制一下斯大林、争得时间、等待列宁恢复健康。他争取到的直接的后果是：3月4日的《真理报》终于刊登了列宁抨击工农检查院的文章。
①托洛茨基档案。
3月5日，当托洛茨基也因病卧床时，他接到列宁一封极其重要、紧急的短信。①列宁请求他在即将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上旗帜鲜明地为所谓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辩护。自从12月间他们谈到“联盟”以来，这是托洛茨基第一次与列宁联系，也是他第一次得知列宁在格鲁吉亚事件上改变了立场。列宁写道：“这一事件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审理’，但是我不能指望他们秉公处理，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为这一事件进行辩护，那我就放心了。”列宁还附了一份对斯大林民族政策的评论的副本（这在前面一章中已概括地说过了）。这些评论使托洛茨基第一次充分了解了列宁主张进攻的坚决态度——相比之下，列宁对工农检查院的批评就似乎是温和的了。列宁的秘书补充道，用列宁自己的话说，他已准备好在党代表大会上向斯大林投一颗“炸弹”。此外，在脑力和意志因紧张而衰竭的最后时刻，列宁敦促托洛茨基不可有任何软弱和动摇的表现，不要相信斯大林可能做出的“不可靠的妥协”，最后一点，但并不是最次要的一点，就是要不发出警告就向斯大林及其同伙进攻。第二天，他本人又给所谓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送去一封短信，表示热烈的同情并答应要为他们讲话。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从加米涅夫处得知，列宁已经写信给斯大林，威胁要与他“断绝一切私人关系”。②斯大林曾以极其粗暴的态度对待克鲁普茨卡娅，只是因为她为列宁收集了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当列宁知道此事后，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据克鲁普茨卡娅告诉加米涅夫说，列宁已经决定“要从政治上搞垮斯大林”。
①《我的生平》第2卷第220—221页；《斯大林伪造学派》第69—70页。
②这封信由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宣读过，并收在由美国与英国公布的赫鲁晓夫演说辞中，但没有刊在《列宁全集》第36卷中，也没有刊在1956年的《共产党人》第9期中。福季耶娃仅仅暗示此信的存在。
这真是托洛茨基在道义上获得满足和胜利的时刻！如同先前许多场合中所表明的一样，列宁最终还是承认了托洛茨基是正确的。也如同以前常有的情形一样，托洛茨基的大胆远见曾注定他在政治上的暂时孤立，导致他与列宁之间的意见分歧；然而事变进程恰恰证明了他的正确，使列宁最后得出跟他同样的结论：先是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尔后是关于工农检查院和“党的官僚主义”问题，而现在事实本身又证明他在格鲁吉亚问题上也是正确的。托洛茨基坚信，三驾马车必将垮台，斯大林必将失败。他是胜利者，可以提出自己的条件了。他的敌手们也是这样想的。3月6日，加米涅夫代表三驾马车前来看望托洛茨基，他显得垂头丧气，准备接受惩罚，并急于安抚托洛茨基。①
但并不需要什么安抚。托洛茨基的报复就是以德报怨。他忘了列宁的告诫，竟欣然接受了“最不可靠的妥协”。列宁原先打算把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撤职，并因奥尔忠尼启则（曾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在梯弗里斯的暴行而打算把他驱逐出党“至少两年”。托洛茨基立即向加米涅夫作了保证，他本人不会建议采取如此严厉的报复举动。他说：“我反对清除斯大林，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则，反对解除捷尔任斯基的职务……但我实质上同意列宁的意见。”②他所要求于斯大林的一切仅仅是他应该改正自己的行为方式：让他忠诚地对待同事；让他向克鲁普茨卡娅道歉；让他停止侮辱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刚刚准备好有关非俄罗斯民族政策问题的“文章”，将向代表大会提出——他将以中央委员会报告人身份就该议题向代表大会作报告。斯大林急于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就把重点放在对“地方民族主义”的谴责上。托洛茨基建议，斯大林应该重新修改决议案，需要插入一段文字，谴责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统一而不可分的”俄罗斯集权主义，并向格鲁吉亚人和乌克兰人坚决保证，今后一定尊重他们的民族权利。这就是托洛茨基要求于斯大林的一切——既没有严厉谴责，也无需亲自道歉。基于这些条件，托洛茨基准备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
①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23—224页。
②同上。
面对这些条件，斯大林当然准备屈服，或至少伪装屈服。他发现自己正面临着政治毁灭的威胁，感到列宁的雷霆之怒将倾泻在他头上。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眼看着托洛茨基向他伸出宽恕的手，这简直是幸运的奇迹，对此他唯有感激涕零。他立刻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条件，重新修改了他的“文章”，将托洛茨基为他所作的一切修正统统加了进去。至于其他一些“情况”，比如说，他对托洛茨基的冒犯和伤害，据他自己的解释都是出于误会，而他十分渴望加以澄清。
就在加米涅夫一直充当中间人的这段时间，列宁又一次中风了。他又活了10个月，但已经全身瘫痪，大部分时间不能说话，周期性地昏迷不醒；而使他最痛苦的则是：在昏迷的间隔中苏醒时，他清醒地意识到幕后正在进行阴谋勾当，但他却对此无能为力。列宁再次中风的消息让三驾马车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谦卑地屈服于托洛茨基才仅仅几天，便再一次行动起来，以加倍的努力而又格外小心地要把他从接班问题上连根排除出去。而他还一直以为自己占了上风。他并没有放弃列宁可能复原的希望。不管怎样，他手中握有列宁的亲笔信。倘若他将这些信件，特别是关于格鲁吉亚事件的笔记拿到党的代表大会上，那么列宁究竟站在谁一边，党是绝不会有丝毫怀疑的。他坚信，三驾马车无疑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害怕揭露而必然会坚守承诺。
托洛茨基曾答应过列宁要他出面处理所谓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事件并将列宁的意见通报党的代表大会的要求，这些情况三驾马车是了解的（加米涅夫读过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笔记）。此刻斯大林的当务之急是劝托洛茨基不要实践这个诺言。难道斯大林没有做到托洛茨基所要求他做的一切吗？不错，他都做到了；因此，托洛茨基同意把列宁的信件只提交到政治局，并让政治局决定是否或者用哪种方式把信件传达给代表大会。政治局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公布列宁的信件，只有经过挑选的代表才可以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了解信件的内容。这可不是列宁所期望于托洛茨基的，列宁敦促他要坚定不移地、毫无保留地向党代表大会通报且不得掩盖任何分歧。但是这些敦促、告诫在托洛茨基身上全都落了空，他反而宽宏大量地帮助三驾马车向世界隐瞒了列宁的临终忏悔——列宁为沙皇专制精神在布尔什维克国家里复活而感到羞愧和内疚。于是，在长达33年的时间里，党对列宁关于非俄罗斯民族政策的信件一无所知。①
事后看来，托洛茨基的行为真是愚蠢得不可想象。此刻正是他的政敌们占据要津的关键时刻；而他的每一步都似乎是在为他们铺平道路。若干年以后，托洛茨基感慨地说道，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如果他借助列宁的权威把话说出来，他很有可能在当时击败斯大林，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可能仍是斯大林赢得胜利。②事实在于，托洛茨基太过于自信而高枕无忧了，所以克制着没有去进攻斯大林。当时没有一个人——更不用说托洛茨基了——能在1923年的斯大林身上看出他日后竟会成为一个可怕的大人物。在托洛茨基看来这是天大的笑话：斯大林，这个躲在幕后的猥琐狡猾而又卑劣笨拙的家伙会成为他的对手。托洛茨基并未将斯大林放在眼里，也不想向斯大林乃至季诺维也夫卑躬屈膝。而最主要的是，他不想给党留下一个印象，即他也参与了列宁的信徒们围着列宁尚未入殓的空棺材玩的那种不光彩的争权把戏。托洛茨基的行为就像一个刚扮演完高雅戏剧的角色又突然卷入滑稽剧演员的行为一样笨拙可笑。
①列宁的信件于1956年6月首次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
②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19页。
至于滑稽剧，那倒是不少。当政治局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夕召开会议时，斯大林提议让托洛茨基代表中央委员会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而这个角色历来是为列宁保留的。托洛茨基拒绝了，说斯大林作为党的总书记理应是政治报告人。斯大林十分谦卑地说：“不，党不会理解的，……这个报告必须由中央委员会中最有声望的委员来做。”①这位“最有声望的委员”仅在几星期之前还被指控为觊觎权力，此刻为了证明斯大林的攻击毫无根据而不肯出头。就这样，他让三驾马车轻而易举地把自己征服了。最后政治局决定，这个过去照例由列宁向全党作的政治报告由季诺维也夫来做。
4月中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在开幕式上就出现了自发地向托洛茨基致敬的场面。如同往常一样，大会主席宣读了从全国各地涌来的党组织、工会、工人和学生团体致的贺词。几乎所有的贺词都是给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只是偶尔有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贺词，而斯大林的名字几乎没有提到。贺词的宣读贯穿在好几次会议中，如果此时向全党提出选谁做列宁接班人的问题，那么还会有什么疑问呢？②
①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66页。
②《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89、496、502—503页。
三驾马车感到震惊和恼怒，但他们没感到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列宁并没有到大会来投出他的“炸弹”，而托洛茨基也答应过不去引爆它，他恪守着他的诺言。他甚至丝毫没有向党代表大会透露他与三驾马车有任何分歧，他安然地呆在不惹人注目的地方。而与此同时，三驾马车却在幕后加紧活动。他们的代理人在代表中间散布领导危机的舆论，甚至连大会刚刚向托洛茨基表示敬意一事也被他们利用来反对他。他们竭尽全力使各省代表感到有一种危机，而他们断言危机就在于托洛茨基那非凡的威望：难道法国革命的“掘墓人”波拿巴不正是在一片欢呼声中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吗？谁能相信这个专横跋扈的、野心勃勃的托洛茨基不会滥用他的威望呢？当列宁不在时，由党所了解和信任的稍逊一筹的人物组成的“集体领导”难道不比他的卓越才能更可取吗？所有这样的问题都是在令人不安的窃窃私语声中提出来的，足以引起代表的警觉。布尔什维克一向习惯于回顾伟大的法国革命先例，并以历史类比来思考问题。他们不时地在自己的领导人中寻找那个无法预言的人物，即可能会给革命带来意外危险的丹东或“准波拿巴”。在所有的领导人中，看来没有人比托洛茨基更与丹东相似的了，也没有人比托洛茨基更适合这副波拿巴面具的了。在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眼里，托洛茨基的卓越才能是一种不利的条件；权衡之下，似乎最保险的莫过于由一群不那么杰出但更为可靠的同志来领导党。①
①对于我在《斯大林政治传记》一书中谈到的这个流言蜚语运动（第257页），一位评论家是这样写的：“他（托洛茨基）被某些共产党人视为潜在的波拿巴，这是最近以来像多伊彻先生那样的作家的一大发现。……这种说法在当时并未被认可。”(G.L．阿诺德：《二十世纪》1951年7月版）并非每一个作家都能为这个“流言蜚语运动”找出确切的出处；我在《斯大林政治传记》中谈到这个特殊运动时，是根据我在莫斯科所听到的情况，写书的当时我对此事还记忆犹新。另外，阿尔弗雷德·罗斯默已经发表了他的回忆录。1923年时，他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正在莫斯科，对托洛茨基本人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写道：“但现在（即1923年），人们到处可以听到的一种谣言，证实了存在着一个已经准备就绪的大阴谋……‘托洛茨基是波拿巴’,‘托洛茨基想当波拿巴’。这谣言散布到全国各个角落。来到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前来把这个谣言告诉我；他们意识到正在酝酿着某种反托洛茨基的事情，并催促我说：‘你应当去提醒他”’。罗斯默：《列宁统治下的莫斯科》第283页。有关这个“流言蜚语，”的资料还可以在现代文献中找到。伊斯特曼：《列宁逝世以后》一书中有整整一章是叙述这个特殊运动的，题为《反波拿巴派》。
三驾马车的行动十分小心谨慎，他们声称，他们要求党给予信任的唯一权利是因为他们三人是列宁的忠诚的、久经考验的学生。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带头颂扬列宁的丰功伟绩，而这种举动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个人崇拜。①这种颂扬无疑有一定的诚意；因为这是第一次列宁没有出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而党已感到要失去列宁了。三驾马车正是要利用人们的这种心情，因为他们知道，对列宁的颂扬也会使全党公认的他的最早的学生得到荣光。但他们还得努力使代表大会相信，他们是以列宁的声音说话的。代表们深感不安。当季诺维也夫以报告人身份出现时，他们用忧郁和沉默来迎接他。季诺维也夫那夸张的，甚至可笑的颂辞只能引起那些明智的人和富有批判精神的人的厌恶，可惜这些人只占少数，而且他们也没有提出抗议，唯恐会被别人误解。
三驾马车乘胜追击，呼吁加强纪律和团结一致。当党失去领袖的时候，它一定要使自己的队伍团结得更加紧密。季诺维也夫宣称：“对党的路线的任何批评，即使是所谓‘左’的批评，目前在客观上都是孟什维克式的批评。”②他向柯伦泰、施略普尼柯夫及其追随者发出这个警告，并且慷慨激昂地对他们说，他们甚至比孟什维克还要危险。他的话表面上看似乎只是针对工人反对派的，而实际上却包含着更广泛的暗示：它们指的是他所能遇到任何一种谴责性批评。这种将每一种批评预先视为孟什维克异端的准则倒是一种新货色——类似的东西以前还从来没有提出过。然而，这种准则却可以从季诺维也夫在上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论点中推导出来，当时他说，由于政治垄断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发现党内已经存在两个以上潜在的党，而其中一个是由“不自觉的孟什维克”组成的。只关心夺权的直接条件、踌躇满志的季诺维也夫此刻走得更远，又把领导集团中的每一个反对者说成是那些不自觉的、没有发言权的孟什维克的实际代言人。这就是说，每个领导人——不管他们是谁——都有权甚至有责任去镇压党内的反对派，如同他们过去镇压真正的孟什维克一样。这样，季诺维也夫就炮制出了布尔什维克自我镇压的法规。
①参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②同上，第46—47页。
这种对纪律的号召和关于团结的新观点在大会通过时并不是没有遇到挑战。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和其他持异议者登上讲台谴责三驾马车，要求解散它。卢托维诺夫这位出色的党的工作者抗议这种“教皇式的一贯正确性”，并反对季诺维也夫代表政治局所要求的批评豁免权。①另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柯秀尔指出，党正被一个小集团统治着，总书记处迫害批评者，斯大林在其任职的第一年中就对乌拉尔和彼得格勒这样重要的组织的领导人降职的降职，杀害的杀害；他还指出，集体领导的说法是一个骗局。在一片喧闹声中，柯秀尔提请代表大会撤销1921年关于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禁令。②
然而，三驾马车支配着整个党代表大会：加米涅夫是会议主持者，季诺维也夫阐明政策，斯大林操纵着党的机关。他们不再掩饰三个人的伙伴关系；在回答工人反对派提出的挑战时，竟挑战式地承认三人执政的存在。③但是在三驾马车内部出现了位置的变动：季诺维也夫正在失去车老大的地位。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105—106页。
②同上，第92—95页。另一位发言者谈到在代表大会期间流传着一份匿名传单，它要求把三驾马车从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去。他猜想这份传单是工人反对派散发的。同上，第136页。
③《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84页。
他自己弄巧成拙，与许多代表对着干，把来自下面的大多数攻击招惹到自己身上。斯大林则以较为谨慎的举动为自己赢得了信任。当颇有影响的、温和的老中央委员诺根开始歌功颂德——颂扬总书记做出的虽不引人注目但却是关键性的指导工作时，代表们把钦佩的目光转向了斯大林。诺根说：“中央委员会从本质上来说是个最基本的政治机构，它开展全国所有的政治活动，而书记处则是这个机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①有些不满者讨厌趾高气扬、造谣生事的季诺维也夫，反而觉得斯大林更平易近人。
斯大林的地位在关于对非俄罗斯民族政策辩论中得到了加强，这场辩论本来是会使他声誉扫地的。格鲁吉亚人来到莫斯科，原指望得到列宁允诺给他们的强大支持。②但是他们一无所获。拉柯夫斯基负责处理这件事，他是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但在莫斯科却没有足够的影响。莫非莫斯科要像沙皇时代的宪兵那样使弱小民族俄罗斯化吗？他问道。③但是，当格鲁吉亚人听到斯大林本人义愤填膺地抨击对非俄罗斯民族的欺凌时和发现他们自己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谴责被写进斯大林的“纲领”时，感到大惑不解。由于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妥协的结果，这个尴尬局面成了对他们所有的抱怨和抗议的嘲弄。他们要求至少要当众宣读列宁的几个短笺，但是徒劳，政治局委员们保持着奇怪的沉默。他们中唯有布哈林挺身而出，打破严守秘密的约定，作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捍卫了弱小民族的利益，揭露了斯大林的假仁假义——这是布哈林作为左派共产主义领袖的天鹅绝唱。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63页。
②同上，第150—151页。
③同上，第528—534页。
他指出，斯大林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否定是彻头彻尾虚伪的，这一点可由这次集中了全党精华的代表大会的气氛得到证实：从讲台上发出的反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每一句话都激起暴风雨般的掌声，而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哪怕是最微弱的暗示也会遭到嘲讽，受到冰霜般的冷遇。①代表们正是用这种冰霜般的沉默对待布哈林的演说。斯大林被代表大会的气氛壮了胆，现在他可以肆意掩盖列宁对其政策的攻击所具有的意义及其重要性了，可以挖掉“异端分子”了。
托洛茨基对会议进程抱着冷淡的态度，有时故意缺席。他严守同三驾马车的君子协定和政治局的“内部团结”这一原则。但这一原则却没有阻止季诺维也夫连讽带刺地说他“迷恋计划经济”。②托洛茨基对此不予理睬。当工人反对派的演说家们要求解散三驾马车并抨击总书记时，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没有给伤心的格鲁吉亚人以任何鼓励，正当民族问题辩论开始时，他离开了会场，借口说他忙于准备将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③
最后，4月20日，当托洛茨基在党代表大会讲话时，他故意避开这个吵到白热化的问题，而把他的讲话严格限制在经济政策的问题中。④经济政策无疑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他认为这是解决所有其他问题的关键，而他终于有机会面向全国听众全面地阐述他的观点，这观点迄今为止还只是在少数领导者的小圈子里泛泛地提出过。作为他与三驾马车君子协定的一部分，他有权将他的观点作为正式政策的声明提出，尽管政治局赞同他的意见的程度不超过他赞同斯大林的非俄罗斯民族政策的程度。他非常重视能把他的经济政策作为党的正式“路线”提出来；在他的眼里，这也许部分地证明了他向三驾马车做出让步是对的。实际上，在讨论他的报告时，没有一位政治局委员表示公开反对。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561—565页。
②同上，第45—46页。
③同上，第577页。但仅在一个月之后，托洛茨基就在《真理报》上再一次不指名地攻击斯大林在格鲁吉亚的政策。他写道，如果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在高加索一意孤行，那么苏维埃侵犯高加索将被证明是犯下了“滔天罪行”。《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317—326页。
④《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282—322页
他向全党发出呼吁，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要解决伟大而艰巨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任务。他回顾了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两年的经验，并且重新阐发了它的原则。他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就是开发俄国的经济资源并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去。工业生产的增长仍然很慢，远远落后于私人农业经济的恢复。因此，这两大经济成分之间的差别变得突出起来，并且反映在工业产品价格高与农产品价格低而形成的“剪刀差”上（托洛茨基创造的这个比喻术语不久之后就被全世界经济学家所沿用）。①由于农民买不起工业品，又没有真正的物质利益刺激他们出卖产品，因而“剪刀差”又一次造成切断城乡经济纽带与破坏工农政治联盟的威胁。缩小“剪刀差”，只应是降低工业产品价格而不是提高农产品价格。这样，工业就必须合理化、现代化、集中化，而这就要求实行计划经济方针。
计划经济是他的主要命题。他并没有像他的反对者们后来宣称的那样鼓吹为了计划经济而放弃新经济政策。他力促全党在新经济政策的限度内从“后退”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进攻。他说：“新经济政策是我们自己在同私人资本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阵地。我们建立了这个阵地，使之合法化；我们就要在这个阵地上进行严肃长期的斗争。”②列宁曾经说过，新经济政策应当“认真地、长期地”予以实行；而计划经济的反对者最爱引用这段话。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292—293页。
②同上，第285页。
托洛茨基反驳说：“不错，认真地、长期地，但并不是永远地。我们推行新经济政策，目的在于从它自己的阵地上，而且主要用它自己的办法来击败它。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有效地运用市场经济法则……并通过国有工业在这些法则起作用时进行干预和系统地扩大计划经济的范围。我们最终就能将计划经济扩大到整个市场，从而融化并取消市场。”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