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进行1917年十月革命时深信：他们已经开始的事业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他们看到，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资本主义秩序正在土崩瓦解，阶级社会正在分崩离析。他们坚信，全世界各民族终于起来了，不甘做无组织社会生产力的玩物，不能容忍无政府状态的生活方式。他们设想：全世界人民已经完全准备好，要把自己从为谋生而不得不做牛做马、流血流汗的苦难命运下解放出来——并准备好去结束人统治人的时代。他们欢呼新世纪曙光的到来，在这新世纪中，全人类及其解放出来的活力和能量一定能得到自我满足。他们以自己能为人类“开辟了从史前时期进入历史的道路”而感到自豪。
这个辉煌灿烂的前景不但使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们，也使布尔什维主义的梦想家振奋起精神和勇气。它同样也点燃了他们的广大追随者们的希望和热情。他们在内战中英勇搏斗，对敌人毫不怜悯，对自己也不宽容。他们深信，只有这样才能为俄国、为全世界赢得机会去完成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伟大飞跃。
当胜利终于属于他们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发现，革命的俄国因好高鹜远而失败，被抛进了一个可怕的深渊中。没有任何别的国家仿效她的革命榜样。俄国处在周围世界的一派敌意，起码是冷漠无情的包围之中，它孑然一身，鲜血流尽，饥寒交迫，浑身颤栗，因疾病流行而憔悴，因情绪忧郁而沉痛。在流血与死亡的腥风血雨中，俄国人民疯狂争夺那一口新鲜的空气、一线微弱的灯光、一片可怜的面包屑。人们不禁要问：“这就是自由王国吗？这就是伟大的飞跃要把我们带向的那个地方吗？"
领袖们是怎样回答的呢？他们的回答是：先前的那些伟大辉煌的革命也同样遭受过无情的挫折，但无论如何，在后人眼里他们自身和他们的事业仍然被证明是正确的；俄国革命也必将以胜利者面目出现。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谁也不能比本书主人公所提供的论点更具有说服力了。面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饥饿大军，托洛茨基回顾了革命的法国在巴士底狱被攻破以后许多年中所忍受的艰难困苦，并且告诉他们，共和国第一个执政府的执政者每天清晨都躬临巴黎市政府，忧心忡忡地眺望着少数农民用手推车把粮食从乡村运进城市，而每天上午当他离开市政府时深知巴黎市民依然还要挨饿。①这个类比是何等真实；然而，不管这个类比是多么真实贴切，用历史的相似性来宽慰自己是绝不能填饱俄国人民的辘辘饥肠的。
①《托洛茨基全集》第12卷第318—329页。
谁也无法估计这个国家陷得到底有多深。在深渊中，无数双手脚一起在暗中摸索，在寻找坚实的支点，在寻找什么可依靠的东西，想牢牢地抓住点儿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了爬上去。革命的俄国如果一旦爬上去了，那肯定无疑地将重新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但怎样才能爬上去呢？怎样才能把深渊底层的一片喧嚣平静下去呢？又怎样去组织这些绝望的群众，并领导他们往上爬呢？苏维埃共和国怎样才能克服这骇人听闻的苦难和混乱，然后继续去实现社会主义的诺言呢？
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最初并不打算掩饰或美化其困境，也不想欺骗他们的追随者。他们试图用真话来鼓舞他们的士气和希望。但朴素的真理却是非常严酷的，难以减轻苦难和消除失望。因此，真理开始让位于带有安慰性的谎言。开始时谎言只不过为了掩盖梦境与现实之间的裂口，但不久以后谎言硬要说：我们早已到达自由王国了——自由王国就在陷坑的深处。“当人们不再信仰时，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谎言逐渐扩展开来，显得更巧妙、更复杂、更大——犹如它本来要掩盖的裂口那样宽广。谎言在布尔什维克领袖中找到了代言人和忠实的支持者。这些人感到：没有了谎言和支持谎言的暴力，这个国家就无法从泥潭中自拔出来。但是，有利的谎言毕竟有悖于革命的初衷。当谎言扩散开来后，它的辩护人也无法与十月革命的真正领袖面对面、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因为对于十月革命的真正领袖来说，革命的使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不可侵犯的。
后者并未立即发出抗议的呼声。他们甚至未能马上认识到谎言的实质，因为谎言本身是缓慢地、悄悄地潜入的。革命领袖们在开始时也不免被这谎言迷惑住了；直到后来，他们终于一个接一个地、犹犹豫豫地挺身而出揭露和谴责谎言，援用已被破坏的革命诺言来反对它。但在这深渊深处，他们那一度曾是强有力的、鼓舞人心的声音只不过成了空谷足音，没有激起饥饿的、疲乏的、已被吓倒了的广大群众任何响应。在所有这些呼声中，没有一个能像托洛茨基的呼声那样充满了深沉的愤懑，那样令人信服。此时，托洛茨基作为被解除武装的革命先知开始向他的顶点攀登，他无法依靠武力来推广信念，相反，只能依赖于信念的力量了。
* * * * * * * *
1921年，布尔什维克俄国终于出现了和平局面。内战战场上最后的枪声沉寂下来。白军已经瓦解并且消失了。干涉军已经撤退了。俄波之间签订了和平协定。苏联的欧洲边界线划定了。
在笼罩着战场的一片沉静气氛中，布尔什维克俄国开始注意倾听外部世界的声音，并强烈地意识到她自身的孤立。自从1920年夏季红军兵败华沙城外以来，欧洲革命热潮已经消退。那里的旧秩序正处于某种平衡之中；尽管是不稳定的，但足以使保守势力从混乱不堪和惊慌失措中恢复过来。共产党人不能指望革命获得迅猛的发展；任何人为的刺激这种革命发展的尝试只能带来代价惨重的失败。1921年3月在德国中部爆发的毫无希望的、准备仓促的共产党人暴动就是很好的证明。这场暴动得到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和1919年匈牙利革命不走运的领袖库恩·贝拉的鼓励，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们煽动起来的。他们认为这场暴动定会“激励”冷漠的德国工人阶级，并促使他们行动。①然而工人群众没有响应；德国政府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暴动镇压下去了。这次惨败使德国共产党人陷于混乱。德国共产党领袖保罗·列维（Paul Levy）经过一番痛苦的反思、自责后便与共产国际决裂了。三月暴动的失败进一步削弱了欧洲的共产主义力量，加深了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孤立之感。
①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284—287页；拉狄克：《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2卷第464—465页；《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58页及以后各页、308页及以后各页；《列宁全集》第42卷第27—38页及同书各处。
列宁的党所领导的国家正处于崩溃边缘。它生存的物质基础受到极大的动摇。只消回忆一下内战结束时的情况就足够了。那时俄国国民收入仅仅等于1913年的1/3，工业生产不到战前的1/10，煤的产量不到战前的1/l0，铸铁产量仅为正常产量的1/40,铁路遭到破坏，任何经济工作赖以开展的库存储备全部耗尽，城乡产品交换趋于停顿，俄国城镇人口急剧下降，以至到1921年时莫斯科人口只剩下一半，彼得格勒剩下1/3；两首都居民好几个月来每天只能依靠定量供应的两盎司面包和少量冻土豆来维持生活，住宅取暖也只能劈家具当柴烧——这使我们可以多少了解这个国家进入其革命的第四个年头的状况。①
①克里茨曼：《伟大俄国革命的英雄时代》第150页及以后各页；《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第79—86页；米柳亭的报告，载《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第72—77页。
布尔什维克无心庆祝胜利。喀琅施塔得暴动终于迫使他们放弃军事共产主义，转而颁布新经济政策，简称耐普。他们的直接目的是说服农民出售粮食，说服私商把粮食从乡村运往城镇、从生产者手中送到消费者手中。这是对私营农业和商业做出一系列让步的开端，这是“被迫撤退”的开端，正如列宁向他的政府公开承认的一样，是不得不对在全国处于优势地位的小有产者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让步认输。
不久以后，灾害袭击了全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饥荒降临到人口稠密的伏尔加河流域的农业区。就在1921年春，在喀琅施塔得暴动之后不久，关于干早、大风沙、大批蝗虫侵袭南方及东南方各省份的报告震动了莫斯科。政府只好收起自尊心，向国外资产阶级慈善机关呼吁援助。7月间，政府担心将有l000万农民受到饥荒影响。该年年底，受灾人数已高达3600万。①无数群众在风沙和蝗虫袭来之前已四处逃亡，绝望、盲目地流浪在广袤的平原上。在俄国国土上再次出现人吃人的惨象，而从各个大都市里则传来了对社会主义宏伟理想和崇高愿望的不堪入耳的嘲笑挖苦声。
①参见加里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第23—26页。
世界大战、革命、内战、外来干涉和军事共产主义在7年时间内已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平常听惯了的政治概念、思想和口号几乎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俄国社会结构不单是被翻了个儿，而且是被彻底摧毁了。社会各阶级在内战中疯狂地、毫不留情地彼此搏斗，如今除了农民之外，所有的阶级不是筋疲力尽、软弱无力，便是在搏斗中被碾成面粉了。地主贵族已毁于楼房的熊熊大火之中或者战死在内战战场上，幸存者也随着望风而逃的白军残部逃亡到国外。一向人数不多并在政治上缺乏信心的资产阶级大部分死的死、逃的逃，能够保住性命且留在俄国力图适应新政权的那些人也只不过是这个阶级中的残余分子罢了。旧知识分子以及少数旧官僚也分享着资产阶级本身的命运：一些人跑到西方去啃那流亡者面包，另一些人则以“专家”身份替俄国的新主人服务。随着私营商业的恢复，一批新的中产阶级暴发户出现了。其成员被人轻蔑地称为“新经济政策分子”（耐普曼），他们迅速利用新经济政策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大发一笔横财，并且怀着在前后两道洪水夹击下随时都有灭顶之灾的感觉及时行乐。连旧资产阶级余孽也瞧不起的这个新兴中产阶级甚至都不渴望形成他们自己的政治意识。苏哈列夫卡——莫斯科藏污纳垢的黑市，就是它的社会存在和伦理道德的象征。
产业工人阶级原是被指望去实现其专政的，现在也被彻底摧垮了，这就是这场斗争所带来的冷酷无情和自相矛盾的结果。最勇敢、最有政治头脑的产业工人不是在内战中献出生命，就是在新的行政机关、军队、警察、企业管理及和大批新建社会机构与公共团体中担任要职。这些从无产者中来的人民委员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出身而引以为荣，但事实上他们已不再属于工人阶级了。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逐渐成为工人的陌路人并被官僚主义的环境所同化。大部分无产阶级也失去了其社会地位。在饥荒年代里，大批工人群众从城镇逃亡到乡村；他们原来大都是第一代城镇居民，还没有丢掉乡村的根子，因此很容易重新被农民阶层所吸收。在新经济政策初期，相反方向的人口迁移开始了，人们离开农村涌向城市。一些老工人又回到城市，但大多数新来者都是未经训练的、没有文化的农民。他们没有政治传统，更不必说文化传统了。不过，1921年至1922年，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只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已。
老的工人阶级的涣散给城市俄国造成了一个真空地带。独立自主、有阶级觉悟的昔日的工人运动（连同它的许多社会机构、组织、工会、合作社和教育俱乐部）过去总是回响着情绪高昂的论争，沸腾着政治活动——现在，这个运动只剩下一个空壳了。一小部分参加过阶级斗争的老战士时而在不同地方相聚，讨论着革命的前途。他们曾经组成了工人阶级真正的“先锋队”。而现在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他们看不到自己背后的那支阶级主力，这支阶级主力过去总是听取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指示，跟随他们投入到最激烈的社会斗争中去。①
①参见《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布哈林、洛佐夫斯基和米柳亭的报告。
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了胜利，但无产阶级本身却差不多消失了。无产阶级从来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微不足道的少数，而它却在三次革命中都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不是由于它的数量，而是由于它的政治思想、首创精神和组织性所具有的非凡力量。在最好的时候，俄国大型工业的雇佣工人也超不过300万。到了内战结束时，大约只有半数工人还被雇用。实际上，就是这些工人大部分也由于工厂开工不足而无所事事。政府只是为一个社会政策问题才把他们保留在企业的工资册上，以便将来可以保留工人阶级的核心力量。这些工人实际上是领取救济金的穷人。如果一个工人领工资的话，那么他的工资由于卢布灾难性的贬值实际上已值不了多少钱。工人要活下去，哪怕活得很差，也必须去打零工，到黑市做买卖，或者跑到乡下去搜寻粮食。如果这个工人领到的是实物工资，特别是工厂里的产品，他就会急忙从工作台边冲到黑市上去，用一双鞋或一块布换点儿面包和土豆。到了无物可换时，他就跑回工厂偷出一件工具、一些螺丝钉或一袋煤，然后再回到黑市上去。工厂失窃普遍。据估计，有半数工人经常盗窃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①可以想象，饥饿、寒冷、工厂里骇人听闻的怠工、猖撅的黑市、欺诈和盗窃——这些为了苟延残喘而进行的形同动物般的生存搏斗，对于这些人的道德会产生何等严重的影响，而他们原来却被认为是这个新兴国家的统治阶级。
①洛佐夫斯基宣称有些工厂50％的产品被盗；据估计，工资部分在一个工人的生活费用中仅占1/5。《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第119页。
唯独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世界大战、内战、饥荒等当然曾使他们损失惨重，但却没有损伤农民的元气，没有削弱农民复原和再生的力量。甚至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未能使人数众多的农民消散。因为农民几乎像自然界一样是不可摧毁的，为了继续生存，他们只需要与自然界保持接触；而产业工人则不同，一旦他们赖以生存的人造工业机构崩溃了，产业工人也就流散了。农民保存了他们的社会特点和社会地位，并牺牲地主贵族来增强自己。现在，农民可以从从容容地来清点革命在带给他们的损失之外又带来的收益了。余粮收集制已经停止，农民指望最后能从他们增长的财富中获得完全的补偿。诚然，农民生活在赤贫中，但是贫困以及伴随贫困而来的落后都是他们的社会遗产的一部分。农民被从封建领主的庄园制度下解放出来后，却宁愿选择在他们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的贫穷生活，也不要城市鼓动分子在他们眼前展示出来的、不被他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制度下那种富裕生活的远景。俄国农夫不再经常受到城市鼓动分子演说的打扰了。他们发现，最近以来，这些人尽量避免得罪他们，甚至力图亲近和奉承他们。俄国农民一时成了急于重建城乡之间“联系”和“工农联盟”的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宠儿。由于工人阶级不能显示出举足重轻的地位，农民的分量也就愈重了。每月每周都可举出成千上万的新例证来证明农民新的重要性；农民的自信心因而也相应提高了。
然而，这个唯一能保存其社会特点和地位的社会阶级，在政治上却是天生的低能儿。马克思曾用极其生动的形象将其比做“来自农村社会的白痴”,100年前它阻碍过法国农民用自己的名义来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这形象完全可以适用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农民：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
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
使他们互相交拄，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
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加强了。在
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上，不容许在耕作
时进行任何分工和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
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
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
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
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幸与社会交往。
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
土地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了一个村
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了一个省。这样，法国国
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了，好像一
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693页。
俄国农村也是这样的一大袋马铃薯，它也证明它同样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保护自己的利益。过去，民粹派亦即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代表过它的利益，做过它的代言人。但是社会革命党因其拒不支持土地革命而声誉扫地，后来被布尔什维克赶到地下并被消灭，完全失去了作用。这袋马铃薯体积庞大，形象可怕，一声不响地躺着。没有人能离开它、忽视它或者任意践踏它而不受惩罚。它曾经击中俄国城市的要害，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不得不向它低头。然而，这袋马铃薯对于这个四分五裂、溃不成形的社会却不能提供任何支柱、结构、意志，也提不出任何建议或要求。
* * * * * * * *
就是这样，俄国在革命后数年中不能通过自己的真正代表去管理自己的事务、维护自己的利益。老的统治阶级已经被摧毁了；而新的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只不过是它以前自身的影子而已。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宣称自己代表已经涣散的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也不能支配那个自称替它说话，并依靠它而统治国家的政党。布尔什维克究竟代表谁呢？它只能代表它自己，也就是说，只能代表它过去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和现在它作为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先锋队去行动的抱负以及在经济改造过程中重新集合起新的工人阶级的愿望，这个工人阶级在一定的时候能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同时，布尔什维克却又采用篡权手段保持着政权。不仅它的敌人视它为篡权者，甚至按照它自己的标准和它关于革命国家的概念本身来看，它也是篡权者。
我们还记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从一开始就把十月革命以及后来1918年解散立宪会议一概指责为篡权行为。布尔什维克对此嗤之以鼻，他们回答说：他们在十月革命中从其手中夺取政权的那个政府并不是建立在任何选举出来的代议机构的基础上的；而那场被赋予政府权力的革命则得到了占压倒多数、经过选举产生、有代表性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支持。各级苏维埃具有阶级的代表性，而且按其定义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苏维埃不是在普选制基础上选举出来的。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已经被剥夺了选举权，农民代表所占的比例不能影响城市工人的优势地位。工人并非是以个人身份在传统选区里投票，而是作为构成他们这个阶级的生产单位的成员在工厂或车间里投票。自1917年以来，只有这种阶级代表性才被布尔什维克确认是有效的和合法的。①
①《列宁全集》第33卷第242—246页；托洛茨基：《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
然而，按照布尔什维克关于工人国家的严格概念来看，列宁政府已经逐渐失去了代表性。名义上，它仍然是以苏维埃为基础的。
但是跟1917年的苏维埃不同，1921年至1922年的苏维埃没有也不可能具有这种代表性—它们不可能代表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工人阶级。苏维埃只是布尔什维克的工具。因此，当列宁政府宣称它的特权是从苏维埃手中得到的时，实际上是从它自身得到的。布尔什维克已经把篡权者角色强加在自己身上。工人阶级一旦瓦解了，党就不可能再实行它的原则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能做些什么呢？或应该做些什么呢？难道它应该认输，拱手交出政权吗？一个进行过一场残酷而具有毁灭性的内战的革命政府是不会在胜利后的日子里放弃权力的，也不会向已被击败的敌人屈膝投降，听任敌人雪耻报仇，哪怕它发现不能按照自己的理想进行统治和不再能赢得它在内战期间所赢得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失去那种支持，并不是因为原来的追随者的思想发生了截然变化，而是因为追随者的队伍涣散了。他们心中明白：他们统治共和国的那张委任状没有获得工人阶级——更不必说农民了——的及时延期。他们同样明白：他们处在真空的包围中，这种真空只有在若干年内才能慢慢填实；暂时还没有谁能够给他们的委任状延期，也没有谁能废止他们的委任状。这是一种社会灾难，亦即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们变成了篡权者；因此，他们拒不承认自己是篡权者。
一个富有活力的、战斗的社会阶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而且内战所导致的社会衰退构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而又并非唯一的历史现象。在以前的历次伟大革命中也是如此，社会被拖得精疲力竭，革命政府发生了类似转变。英国清教徒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最初都是倡导代议制政府的新原则，反对旧政权的。清教徒派维护议会权利，反对王室。当法国第三等级的领袖们建立国民议会时，也是同样反对王室的。骚动和内讧接踵而至，结果是，旧政权势力再也不能统治社会，而支持革命的各个阶级由于彼此间严重分歧被搞得筋疲力尽，也无法执掌政权。因此，没有一个代议制政府有可能存在下去。唯有军队是具有统一意志、统一组织和统一纪律的实体，足以制止一切混乱。军队自称是社会保护者，建立起武力统治，这是赤裸裸地篡夺权力的政府形式。英国革命的两个主要时期都体现在同一个人，即克伦威尔身上。他首先率领英国下议院反对王室，然后以摄政者护国公的身份同时篡夺了王室和下议院的大权。在法国，革命的两个时期之间有一个明显的中断期。每一个革命时期内都有不同的人物跑到前台来，篡权者波拿巴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并未起重要作用。
而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所提供的是受一个意志所激励、紧密团结和严守纪律的组织，它有能力来管理并统一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先前的历次革命并不存在这样的党。清教徒的主要力量集中于克伦威尔的军队，因此他们不得不受军队的控制。雅各宾党只是在骚乱过程中诞生的，它是波涛汹涌的革命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革命浪潮的衰退，雅各宾党也就随之衰落，乃至消失。与此相反，布尔什维克早在1917年之前很久就已经成为一个坚强而集中的党，这使它能在革命高潮中掌握领导权，在革命退潮后，能在数十年中起到了革命的英国和法国军队所能起的作用，能保持稳定的政府，能统一并改造整个国民生活。
如果按照思想传统和政治传统来判断，布尔什维克对于篡权者的角色有着充分准备，然而却极不适应。列宁曾经将他的信徒训练成为工人运动的“先锋”和精英。布尔什维克从来不满足于反映工人阶级的现实情绪和现实愿望，他们还把激发工人阶级的情绪、激励和发展工人阶级的抱负视为自身的使命。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导师，并且坚信，他们作为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比被压迫的、无知的工人阶级更懂得什么是工人阶级的真正的历史利益以及怎样来促进这种利益。我们应记住，正是因为这一点，年轻时的托洛茨基曾经指责他们想要用自己的党来“取代”工人阶级并漠视工人阶级的真正愿望和要求。①托洛茨基在1904年第一次公开提出的这个指责，远远地走在了事实的前头。1917年，如同在1905年一样，布尔什维克参与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他们可能呼唤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支持程度。列宁及其全体干部用冷静而清醒的目光仔细观察了工人政治情绪上哪怕是最微小的波动，小心翼翼地使自己的政策适应这些波动。那时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念头：没有工人的大多数或工人农民的大多数的批准他们也能夺取政权。直到革命前、革命中以及革命后的若干时期内，他们仍然始终自愿地让自己的政策服从于“无产阶级民主裁定”，亦即服从于工人阶级的表决。
①参见《武装的先知》第三章。
然而，到了内战结束时，“无产阶级民主裁定”已成为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当工人阶级已经涣散并失去其阶级地位时，这个裁定又怎能表现自身呢？难道是通过苏维埃选举吗？或是通过苏维埃民主的“正常”程序吗？布尔什维克认为，若是他们的行动服从意气沮丧的工人阶级残余分子的表决或服从在影子般的苏维埃内形成的偶然多数的情绪，那么对他们来说是极其可笑的。最后，他们——托洛茨基也一样——事实上以自己的党取代了工人阶级。他们把自身的意志和思想等同于他们相信是属于朝气蓬勃的工人阶级——如果这样的工人阶级还存在的话——的那种意志和思想。他们惯于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的作风使这种包办更加轻而易举。作为一个老先锋队，这个党认为对于它是很自然的事是：在这种奇怪的和它希望是短暂的时期，即无产阶级处于瘫痪状态的时期，它应该充当无产阶级利益的代理牧师。这样一来，不但从自身传统中，而且也从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布尔什维克就为自己扮演篡权者角色找到了道义上的辩词。
但是布尔什维克传统是多种因素的微妙结合。党的自力更生精神、优越感、革命使命感、内在纪律性和关于权威是与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信念——所有这些素质构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独裁部分。然而，由于党同现实的而不仅是理论上的工人阶级亲密无间，由于党真诚地献身于这个阶级，由于党怀有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幸福就是革命的出发点和革命的目的以及工人阶级最终将是新国家的真正主人这样炽热的信念，上述这些素质受到了抑制。这是因为，历史最终会通过自己的口对所有的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及其整个事业做出严肃公正的判决。无产阶级民主这个概念是同这种态度分不开的。只要布尔什维克涉及到这个问题，它就会对形式上的、具有欺骗性的资产阶级民主表示轻蔑，如有必要，它就准备践踏所有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各个阶级；同时，它还感到在责任上理应尊重工人阶级的意志，即使它暂时与此意志相悖。
在革命初期，无产阶级民主成分在布尔什维克的特性中还居主导地位。而现在，独裁的领导倾向已经成为它的主要特点。即便在没有处于正常状态下的工人阶级做后盾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布尔什维克根据其长期习惯仍会祈灵于这个阶级的意志，以便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进行辩护。但是它之所以祈灵于工人阶级的意志，仅仅是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推断和行动上的思想准则，一句话，当作了某种神话。它在自己的党内开始看到了宝库，其中不仅有抽象的社会主义理想，而且还有工人阶级的具体要求。每当一个布尔什维克，不论是政治局委员还是支部的普通成员宣告说“无产阶级坚持”、“要求”或者“决不同意”这样那样时，就意味着是他的党或者党的领袖“坚持”“要求”或者“决不同意”这样或那样。没有这种半自觉的神秘色彩，布尔什维克的头脑就会失灵。党甚至不能向自己承认，党已不再有任何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诚然，每当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正视现实时，他们自己也会坦率地谈到他们的困境。但他们总是希望时间、经济复兴和工人阶级的重建会解决这一困难。他们继续不断地谈论着、行动着，仿佛这困境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仿佛他们仍然按照工人阶级明确而有效的指令而行事似的。①
①在1921年12月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同那些一再自称为“无产阶级代表”的人们争论时说道：“对不起，请问什么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在大工业中从事劳动的阶级。可是大工业在哪里呢？你们的工业在哪里呢？它为什么停工了呢？"（《列宁全集）第42卷第350页。）1922年3月，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又一次地争论道：“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这里进工厂的根本不是无产者，而是逃避打仗的人。难道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说进工厂的是真正的无产者吗？这样说是不对的。这符合马克思的说法，但是马克思说的不是俄国，而是15世纪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对过去的600年，这是正确的，而对现在的俄国不适用。”（同上，第43卷104页。）施略普尼柯夫在代表工人反对派发言时这样回答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昨天说，无产者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并不存在（于俄国）。请允许我向你们祝贺，你们是不存在的阶级的先锋队。”《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第109页。这番嘲弄的话表达了一个痛苦的真理。参见季诺维也夫的讲话。同上，第408—409页。
* * * * * * * *
现在，布尔什维克终于把所有其他政党镇压下去，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独裁。他们很清楚，倘若他们允许自己的反对派自由发表意见并诉诸苏维埃选民，那就会使自己和革命冒极大的风险。一支有组织的反对派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混乱和不满转变为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因为布尔什维克无法调动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是决不肯让自己和革命冒这种风险的。由于党以自己的名义代替了无产阶级，因此党同时也用自己的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是工人阶级的统治了，成为苏维埃有机成分的工人阶级已经把权力委托给布尔什维克，尽管在宪法上他们仍有权罢免布尔什维克或者把他们从政府机关里召回。无产阶级专政现已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独占统治的同义语了。无产阶级不能“召回”或罢免布尔什维克，如同不能“召回”或罢免它自身一样。
布尔什维克在镇压所有其他政党的同时也引起自身政治环境的根本变化，因此他们自身不可能不受影响。布尔什维克是在沙皇政权统治下，在半公开半秘密的多党制下，在激烈的争论和政治角逐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虽然布尔什维克作为革命家的战斗团体拥有使他们有别于所有其他政党的自己的信条和纪律，但毕竟布尔什维克呼吸着的是他们周围的同一空气；而多党制则决定了他们党的内部生活。在同自己的对手不断展开论战的同时，布尔什维克也在他们自己的队伍内部养成了辩论的风气。一个党员在发表反对立宪民主党人或孟什维克的演讲之前，首先要在他自己的党支部或委员会内部反复探讨他要谈的问题，探讨对手的情况、对敌方的答复以及党的立场和策略步骤等等。如果他认定党在某一点上观点有错误或领导不当，他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并且还可以设法说服他的同志转到他自己的观点上来。只要党是为了工人的民主权利而战斗，党就不能拒绝自己的成员享有那些权利。①
①即使在革命后的第五个年头，一党制与布尔什维克仍是难以调和的，这从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的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是唯一合法存在的党，……可以说，我们垄断了一切。……宗法制同我们党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已经取消了找们对手的政治自由……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第412—413页。（着重号是我加的—多伊彻）
布尔什维克摧毁了多党制，却对其后果一无所知。在他们的想象中，没有多党制，他们也仍然一如既往是一个纪律严明但又自由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同盟。他们想当然地以为，通过例行的意见交流和理论上与政治上的相互争论，党的集体意志定能不断地形成。他们不懂得当他们禁绝党外的一切争论时就不可能保持党内的生动活泼局面；他们也不懂得，当他们任意废弃全社会的民主权利时就不能单独为他们自己保留民主权利。
一党制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一党本身已不再是普遍意义上的党了。它的党内生活必然凋残枯萎、停顿熄灭。布尔什维克的基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如今只剩下集中了。党保留下来的只是它的纪律而不是它的民主自由。不可能有另外的选择。如果布尔什维克现在可以自由展开争论，如果他们的领袖可以公开阐明分歧，如果基层组织都可以批判其领袖及其政策，那么，他们就会为那些不肯放弃争论和批评的非布尔什维克带了一个头。如果一个执政党允许它的党员结成派系和小集团并在党内形成特殊观点，又怎能禁止党外人士去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并制订他们自己的政纲呢？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只让1/10的人有发言权而让9/10的人缄口无言。列宁的党既然把沉默加到了非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头上，到头来也就把沉默加到了自己的头上。党不可能轻易屈从于这种沉默。那些从不盲从权威、惯于怀疑公认真理并且以批判的眼光去审查自己的党的革命者是绝不可能在转眼之间就毫无异议地、服服帖帖地向权威俯首就范的。即使表示服从，他们仍然继续提出质疑。1921年第十次代表大会宣布禁止党内派别活动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仍然传来了争论的声音。思想相同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联盟，提出政纲，发表论文，对其领袖进行严厉的抨击，同时还威胁着要挖掉一党制的根基。在镇压了它所有的敌人和对手之后，布尔什维克现在除了不断地自我镇压之外是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
布尔什维克的成长和取得成功的环境驱使它走上了这条道路。早在1917年，在整个俄国它还不到23000名党员。在革命期间，党员增至三四倍。1919年，当内战最激烈的时候，有25万人加入这个党。党员人数的增长反映了这个党对于工人阶级具有真正的吸引力。1919至1922年之间，党员人数又一次增至3倍，即从25万人增至78万人。但是，大部分新增加的党员的动机不纯。现在布尔什维克是胜利者，赶浪头的热潮正在高涨中。不论在政府机关、工业部门、工会以及其他方面，党必须填补无数的岗位空缺；而且把那些接受党纪的人们填补进去是有利的。在广大的新党员中，真正可靠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变成了很小的少数了。①他们感到已被异己分子所掩没了；他们忧心忡忡，焦急地要求去伪存真。
①根据季诺维也夫的说法，在1922年，1917年2月前战斗在地下的布尔什维克只占党员总数的2％。《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第420页。
但是该怎么办呢？要把那些抱着无私目的入党的人与那些叛徒和贪图名利者区别开来是异常困难的事。但更困难的是难以确定那些并无可耻动机的入党者是否坚持党的宗旨和党的愿望并准备为此而奋斗。只要有若干个政党同时存在，阐述政纲、吸收党员这种不断的竞争就能确保人才的适当挑选及其在各党之间的分配。那样，刚刚跨入政治领域的新来者就有机会去比较各种竞争着的纲领、行动方法和政治口号。如果他决定加入布尔什维克，那么他这样做就是出于自觉的选择。但是，那些在1921到1922年间跨入政治领域的人们却没有这样的选择机会，他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布尔什维克党。如果在另外一种环境下，他们的意向也许会引导他们加入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或者别的集团。现在，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渴求只能引导他们加入那个唯一存在的党，唯一能够为他们的活力和热忱提供出路的党。正如季诺维也夫所称呼的那样，多数真诚地把自己设想为“优秀的布尔什维克”的新党员都是“不自觉的孟什维克”或者“不自觉的社会革命党人”。①这些成分的大量涌入有改变党的性质、削弱党的传统的危险。其实，在1922年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就宣告说：在布尔什维克组织内部早就存在着两个或更多的潜在的党了，这是由那些诚心诚意、错把自己当作布尔什维克的人所组成的。就凭党是单一的党这个事实，这个党就在失去单一的意志；它所禁止的各党派，其替代的雏形开始在它自己中间出现。社会背景及其所有受到压制的各种不同利益与各种不同政治心理重新表现出来，向唯一现存的政治组织施加压力，并从四面八方渗透到其中。党的领袖决心维护党而反对渗透。他们发动了一场清洗。清洗的要求是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由工人反对派提出来的；并在1921年进行了第一次清洗。警察、法庭没有介入清洗。监察委员会，亦即党的法庭，在公开会议上对每个党员的历史和品行进行审查，不论其职务高低。听众中不论男女人人都可以站出来为受调查者作证，赞成他或反对他，然后监察委员会宣布受调查者是否有资格保留党籍。不保留党籍的人并不受到惩处，但丧失了执政党的党籍，就等于被剥夺了晋升和担任重要职务的机会。
在很短的时间内，约占党员总数1/3的20万党员被开除了。监察委员会把那些被开除出党的人划分为好几类：庸俗野心家，反布尔什维克的各党的前党员，特别是在内战结束之后入党的前孟什维克，受权力和特权腐蚀变质的布尔什维克，最后还有政治上不成熟、对党的原则缺乏基本认识的人。②其过失仅仅是批评党的政策和党的领袖的人，看来还没有被开除出党。
①《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第413—414页。
②1921年11月15日《中央委员会通报》（第34期）;H．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第2卷第150页。
但很快就清楚了，这场虽是必要的清洗运动变成了双刃剑，给那些不择手段的无耻之徒以威胁他人的机会和公报私仇的口实。基层群众一方面为叛徒、腐化分子受到清除而欢呼，另一方面却为清洗扩大化而迷惑不解。大家知道，清洗将定期反复进行。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说一年内有1/3的党员被开除出党，那么下一年，或者今后若干年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在敢于冒险进言，或敢于采取任何在下一次清洗中将被扣上政治幼稚、意识落后等帽子的步骤之前，态度谦恭和行为慎重是人们不得不三思而行的结果。清洗的初衷是作为纯洁党和捍卫党性的手段，但现在它却注定要变成最致命的自我镇压的工具了。
我们已经看到，当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力量而消失时，党便会在一切重大现实生活中用它自己来取代阶级。但此刻党也仿佛变成了跟它所取代的那个东西一样捉摸不定的、幽灵般的实体。一个党，仅在一年间就宣布1/3的党员不合格而把他们开除出党，在这样的党内还会有什么实质内容和自主生活呢？看来，20万已被清洗出去的男女党员此前都曾正常地参加党内生活程序，投票赞成决议，选举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大部分都正式参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不过，他们被清除出党并没有使党的政策发生任何明显的改变。党的机体通过一次大的外科手术被切除了l/3，而党的外貌甚至连丝毫的变化都没有。仅仅这个事实就证明，广大党员群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对于党内事务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由党内一小部分人所决定的，他们以自己取代了整个的党。
这一小部分人是由谁构成的呢？列宁本人就毫不含糊地回答了这个问题。1922年，他写信给当时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莫洛托夫说：“只要不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成分，而是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信。”①列宁当时将这个近卫军看作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唯一宝库、党的委托人、最后是工人阶级的代理牧师。整个近卫军是由几千名真正的革命老战士所组成。按照列宁的看法，像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的庞大的党正受到混乱不堪、无政府主义社会的侵蚀。即使是对最有出息的年轻党员也需要进行耐心的培养和政治教育，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样一来，党与无产阶级的等同就变为老近卫军与无产阶级的更狭义的等同了。
甚至这个近卫军也不容易在它所达到的令人目眩的高峰上站稳；它也不可能抗拒时间、疲劳、权力腐蚀以及社会环境压力等的恶劣影响。在这个老近卫军的统一体中已经出现了裂痕。列宁在致莫洛托夫的那封信中又写道，“只要这层党员中间发生小小的内部斗争，其威信即使不毁掉，也必定会削弱到不再起决定作用的地步”，以至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因此，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老近卫军的团结一致，坚持它对自身崇高使命的意识，并保证它在政治上的至尊地位。党进行定期清洗是不够的。还要对吸收新党员加以严格限制；新党员要经受最严格的考验。最后列宁建议道：在党内需要建立一种特殊的等级制度，以功勋和为革命服务期限为基础。某些重要职务只能由最迟在内战时就已入党的人来担任。另一些责任更为重大的岗位只向革命初期就已为党工作的人敞开；至于最高位置，只能留给参加过反对沙皇专制的地下斗争的老革命家。②
①《列宁全集》第43卷第19页。
②参见《苏共决议汇编》中党的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1卷第595—596、612、628—630页。
但这些规定并没有庸俗庇护的气味。老近卫军仍然生活在严格自律的革命道德准则里。按照最高限额的规定，即使担任最高职务的党员也不得领取高于工厂里熟练工人的工资。诚然，某些权贵早已利用各种各样的遁词和漏洞，通过名目繁多的津贴来弥补菲薄的收人。但这样的漏洞毕竟是例外。职位分配的新规定并不是刻意要向老近卫军行贿，而是要确保党和国家在他们手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可靠工具。
老近卫军是令人敬畏的团体。把他们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对英勇豪迈的共同斗争的回忆，是对社会主义毫不动摇的信念，是那样一种确信：在这普遍的崩溃和麻木中，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甚至仅仅寄托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行动时，既富有权威性又十分傲慢；他们既忘我无私又野心勃勃；他们既具有最崇高的情操又能干出无法无天的恶行。他们把自己与革命的历史命运等同起来，也把革命的历史命运与他们自己等同起来。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忠心耿耿，以至把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看成是他们独占的事，甚至是私人事务；而且他们习惯用社会主义的理论术语为他们的行为甚至个人野心进行辩护。
在这些年的艰难困苦中，老近卫军的精神力量是布尔什维克的无价之宝。私人贸易的重新出现和财产权的部分恢复使党的队伍中弥漫了一种沮丧心理。不少共产党人焦急、疑虑，不知列宁命令的“退却”到底要把革命带向何处——看来列宁准备竭尽全力去鼓励商人和私有农民。由于农民不愿为了一文不值的纸票而出售粮食，于是在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下曾被当作旧社会遗物而加以鄙视的钱“复活了”，并且十分坚挺。没有它什么也干不成。政府砍掉了付给国营公司的补贴；在最艰苦的年月里始终坚持在工厂做工的工人现在失业了。国家银行用仅有的一点儿财源以信贷方式来鼓励私人企业。然而中央委员会向党保证道，只要我们掌握大型工业的“制高点”，国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控制国民经济。但是，这些“制高点”呈现出来的是一片可悲的毫无希望的景象：国营工业停滞不前，而私人贸易则开始欣欣向荣。当时，列宁曾邀请过去的租让权获得者和外国投资者重回俄国做生意；只是因为这些投资者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才使资本主义重要因素没有再度出现。布尔什维克怀疑：如果过去的租让权获得者果真做出反应，将会发生什么事呢？同时耐普曼越来越自信了，他们在饥饿的城镇里纵饮狂欢并嘲笑革命。乡村中的富农分子企图把雇农再一次置于他的支配之下，富农及其仆从开始到处操纵乡村苏维埃，而他们的儿子们则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地方支部的领头人了。大学师生们发动反共示威和罢课，而共产党人被操纵着去高唱革命圣歌——国际歌。哪儿是退却的终点？在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在公众集会上，工人反对派向列宁抛出这个问题。列宁一次次许诺要停止退却；而事变进程却一次次迫使他退却得更远。理想主义者惊慌失措了，“背叛”的叫喊声从他们的队伍里发出来。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工人——赤卫队的老战士出现在党委会前，憎恶地撕掉党证，把它对准党委书记的脸扔过去。像这类具有时代色彩的事件是如此之多，以至可以在许多当时的小说中找到对这类现象的描写，而党的领袖则怀着毫不掩饰的忧虑神情谈到这种情况。①
①例如，曼努伊尔斯基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抗议以下事实：一位内战时期的老战士撕掉他的党证，竟然还被罩上了英雄主义的光环，其实应该把他当作叛徒来处理。他还比较了1849年和1907年革命失败后人们对待革命低潮的那种基本心情。《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第461—463页。
看来，在所有这些令人气馁沮丧的气氛包围中，革命只能依靠老近卫军，依靠他们的坚定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了。但是，这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