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莱尔(Carlyle)曾写道，他作为克伦威尔传记的作者，首先得把这位英国摄政者从压在他身上的垃圾大山和大量的诽谤与诬蔑下拖出来。作为托洛茨基传记的作者，我也要做同样的事。不同的只是：当我要向我面前的垃圾大山进攻时，巨大的历史事变已经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击着它了。在我写完作为我的托洛茨基研究第一部分的《武装的先知》时，斯大林还活着，而且对他的“个人迷信”看来仍然不可动摇，堆砌在托洛茨基头上的诬蔑之词也似乎是不可消除的。然而，读过《武装的先知》的多数评论家都赞同一位英国批评家的意见：“一本书抹去了斯大林分子30年来的污言恶语。”不过，无论是对于这本书还是对于它所引用的文献资料，苏联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自然是连一个字的评论也没有，他们只是偏狭地盯住出现于西方的“苏联学”的每一块碎片上，哪怕只是垃圾也罢。后来，斯大林死了，二十大开过了，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一场地震震塌了这座垃圾山，把它的一半撒向四面八方；看来过不了多久那另一半也将会荡然无存。30年来，在苏联刊物上第一次可以历史地、如实地叙述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了。尽管这些叙述是贫乏不堪的、羞羞答答的，但毕竟揭示出，历史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在这里是何等密切，而问题本身又是何等微妙!
当斯大林这个偶像被打碎和斯大林对历史的歪曲受到公开、断然的谴责时，斯大林主要敌手的幽灵不可避免地会唤起人们的好奇，这种好奇尽管是困惑不解的，却是新鲜生动的。不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北京，不论是在华沙还是在东柏林，人们又一次想知道：托洛茨基向斯大林作斗争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原来所有的历史档案对于年轻的历史学家还都是尘封着的，现在却突然对他们开放了，他们贪婪地从陌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记录中去寻找答案。当赫鲁晓夫宣布斯大林伪造莫须有的罪名以消灭他的党内批评者时，历史学家们自然期待着为大清洗中的被害者明确地恢复名誉。普天之下都认为给受害者恢复名誉是理所当然的事。例如在波兰，人们就引用并出版了托洛茨基、布哈林、拉柯夫斯基和拉狄克的著作，以便提供急需的资料来解开斯大林时期的谜(我自己的著作和文章的目的也是如此)。
然而，对“垃圾山”进攻的前进道路很快又被堵塞了。到了1956年底或1957年初，由于匈牙利骚乱事件所引起的反应，莫斯科下令中断了对历史真相的甄别。现行政策的进退两难、动摇不定的尴尬局面再一次反映在对历史的论述中，仿佛再一次集中在如何对待托洛茨基的问题上。自那时以来，斯大林那本臭名昭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已被官方新的党史纲要所取代。这本新党史尽管改头换面，语调有所缓和，但仍力图把诅咒重新泼到托洛茨基头上；而在苏联期刊上那些蓄意含沙射影诋毁托洛茨基的论著，其数量甚至比斯大林时期最后10年中还要多。
但是，原先曾作为一出正剧的东西现在却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闹剧了。斯大林派的恶毒咒骂尽管荒唐无稽，但毕竟有它自己的“逻辑性”和“一贯性”：因为斯大林懂得，如果不去全面、系统、不择手段地篡改过去的历史，他就无法使人们相信这种恶毒咒骂。赫鲁晓夫则试图不求助于赤裸裸篡改历史的手法而禁止托洛茨基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他只满足于一帖“温性药方”，即歪曲事实；但仅此一点，他就把咒骂变得荒唐可笑了。这样，新版党史的作者在颂扬1917年军事革命委员会与内战时期军事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时，却只字不提托洛茨基是这两个机构的首脑；然而与此同时，当他们必须指出这个委员会或这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失误时，却又不忘提到这一事实。(这就好比一个人看到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还没有学会捉迷藏游戏，他拉着母亲的裙子高声叫道：“我在这儿，你来找吧!”)赫鲁晓夫式的历史学家显然以为苏联读者还没有聪明到足以看出，无论是颂扬还是责难都是针对同一个人的。斯大林尽管使用了他独有的卑劣手段，却能深刻觉察到他手下臣民的悟性。因此，他宁可不提任何事实，以免为异端分子提供推测的根据，也不给这种推测留下余地。新版党史同样片面夸大了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但是，随着久被隐瞒的列宁著作的发表和档案材料的公开，党的新领袖们事实上已直接做好了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所需要做的一切事情。今天，想再一次把托洛茨基从俄国革命史册中抹掉的一切企图都已经是枉费心机的了。
托洛茨基的幽灵显然一直在困扰着斯大林的继承者。我相信，读者起码可以从下列叙述中找到对这件咄咄怪事的部分解释。尽管自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苏联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或者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所争论的一些关键问题在今天仍同过去一样活跃。托洛茨基曾揭露工人国家里的“官僚主义堕落”，还指出斯大林领导下所谓“坚如盘石 ”、“一贯正确”的党正面临着言论自由、争论自由、批评自由等迫切要求的挑战，并相信真正自愿遵守共产党的纪律只能也只应该建立在这些要求的基础上。他的声音在20年代的苏联社会里被窒息了，但是随着苏联工业、教育和社会多方面的进步，他的声音又重新恢复了生命力，赢得了不少共产党员的心。赫鲁晓夫与米高扬、哥穆尔卡、卡达尔与陶里亚蒂，更不用说铁托与纳吉了，在他们说实话的短暂时刻里都不得不对此说出他们的颂辞。他们每一个人对“非斯大林化”所作的贡献不管是多么三心二意、支离破碎，其中都包含着“托洛茨基主义”的基础。诚然，在说实话的时刻里，托洛茨基是作为这些人的前辈巨人而出现的，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对斯大林主义的探讨的深度、广度和思想批判的力度上都不能与托洛茨基媲美。自那以后，所有这些人都被自己的虚张声势唬住了，走了回头路；而苏联政权和共产党则每前进两步又后退一步，远远没有克服“官僚主义怪胎”。
迄今为止，托洛茨基提出来的问题充其量也不过解决了一半，这个事实足以说明，托洛茨基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历史现在具有了更多而非更少的原则意义。在托洛茨基影响到我们时代的斗争中，他与斯大林的对抗不是唯一的方面。本书大部分叙述集中在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后期布尔什维主义的孤立自保政策之间的冲突上。甚至还在斯大林时代结束之前，这个冲突就已重新出现并且变得愈加尖锐；而自那以后，天平的一端就开始向国际主义一侧倾斜。这是唤起了人们对与20年代争论的新的兴趣有关的另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斯大林的继承者对托洛茨基幽灵之所以如此恐惧，是因为他们害怕触及托洛茨基大大超越他那个时代而千方百计地要解决的那些问题。他们的行为一部分可用客观环境来解释，另一部分则是由惰性所致，因为赫鲁晓夫及其一伙，即使在背叛斯大林主义的同时也仍然是斯大林的追随者。他们同样是从狭隘的自保动机出发而行动的。1957年6月，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生的一个插曲便足以说明他们的尴尬处境。在那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回顾了大清洗运动，自斯大林死后这个问题在所有秘密辩论中一再被提出来。他提议开除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卡冈诺维奇(Каганович)和马林科夫(Маленков)。赫鲁晓夫指着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鼻子大声说：“你们的双手沾满我党领袖以及无数无辜布尔什维克的鲜血。”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也向他嚷道：“你的双手也不例外。”赫鲁晓夫回答说：“不错，我也不例外，我承认这一点。但是大清洗期间我不是政治局委员，我只是执行你们的命令，对政治局做出的决议，我不负责，应负责的只是你们。”后来，当米高扬向莫斯科共产主义青年团报告这件事时，人们质问他为什么不把斯大林罪行的同谋者送上法庭受审，据说米高扬回答说：“我们不能审判他们。因为一旦我们把这帮人送上法庭被告席，那就谁也不知道该怎样收场了。我们所有人在大清洗中都有份儿。”这样一来，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单只是为了保护他们自身免受追究就必须把斯大林的某些受害者的幽灵紧锁在法庭的被告席上。至于托洛茨基，与其将他供奉在革命的万神殿上，还不如就让他照旧躺在那座用诽谤堆起来、已半倾圮的金字塔下，那不是更保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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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并且从未相信过，托洛茨基的名声需要依赖统治者或党的领袖来为他恢复。(我认为，恰恰是他们才需要为自己洗刷罪名，只要他们能做得到!)不过，我绝没有纵容对托洛茨基的任何个人迷信的意思。
我确实认为托洛茨基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革命领袖之一。不论作为战士、思想家或殉道者，他都是最卓越的。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刻意杜撰一个没有丝毫缺陷或污点的光辉形象。我力图将托洛茨基按其真实才干、真正力量，连同他的一切弱点如实地描述出来；我力图显示他非凡的才能、丰富的想象力和思维的创造性，但也决不放过他的失误。在讨论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思想做出独特贡献的那些思想时，我力图将我认为是客观的、经得起考验并很可能要长期保留的东西从仅仅反映一时情况、主观感情和判断错误的东西中剥离出来。我尽可能地对托洛茨基的英雄个性持公正态度，而我发现他的英雄个性在历史上只有少数人能与其媲美。但是，我也展示出他在不少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和踌躇不决：当优柔寡断时，他像巨人泰坦那样摆开阵势，却不去攻城略地；当踌躇不决时，他则躺倒下来听凭命运摆布。我将他看作是斯大林主义之前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斯大林以后共产主义的开路先锋。但我并不认为共产主义的前途将维系于托洛茨基主义。我倾向于认为，历史的发展正在超越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正在展现出比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更为广阔的前途。但二者可能将以不同方式被“超越”。苏联和共产主义从斯大林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主要是其实际成就；而在其它方面，诸如行政方式、政治活动、原则、理想以及“道德风尚”等，斯大林时代的这一类遗产可说是糟糕透顶，把它清除得越快越好。而恰恰就在这些方面，托洛茨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政治的发展几乎不可能超越他了，只能是汲取他思想中的精华并运用于超出他想象的更先进、更变幻莫测、更错综复杂的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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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武装的先知》一书的前言中我曾表示过，将用单独一卷《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介绍1921年以来托洛茨基的生平及其工作的全部历史。有一位评论家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写道：他怀疑是否能以相应的规模在单独的一卷中写出这一阶段的全部历史。他的怀疑被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一卷只能写到1929年1月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国境为止。此后12年里，托洛茨基风风雨雨的流亡生活及其最后的盖棺定论，只好让给另外一卷《流亡的先知》去承担了。这三卷本是规模更大的三部曲的一部分，三部曲还包括1949年问世的《斯大林政治传记》和尚在准备中的《列宁生平》两卷本(如果能掌握足够的历史资料，我打算再写一本《斯大林的最后岁月》作为斯大林传的补充)。
这三卷本理所当然是互相关联的。如果放宽一点儿来看，就是整个三部曲的组成部分。但我在安排这三卷本时尽可能使每卷各自独立，让读者把它们作为单独著作来读。本卷的叙述在许多方面涵盖了苏联形成时期的那些年代。本卷从1921年内战余波开始，此时托洛茨基仍处于权力之巅；到1929年结束，此时托洛茨基已被驱逐出国，流亡君士坦丁堡，而苏联正进入强力推行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历史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戏剧性斗争就是在这几年中展开的。自列宁逝世后，这个党突然被投进了政治争论的漩涡中去。这场争论是现代史上声势最为浩大、程度最激烈的争论。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摇摆不定，方向难以捉摸，陷进了异常紧张的社会与政治局势中，陷进了一党专政的逻辑泥潭中，终于屈服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托洛茨基作为斯大林的主要对手、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唯一候选人、工业化和计划经济“过早”的倡导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批判者、维护无产阶级民主的先锋，自始至终都处于斗争的中心。
作为本书论述基础的大量文献迄今尚未为人知晓。我充分利用了托洛茨基档案，从多方面深入考察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活动，考察布尔什维克党内各派别的工作；利用了已经披露的托洛茨基、拉狄克、拉柯夫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索斯诺夫斯基以及许多其它杰出的布尔什维克之间往来的浩繁信件；利用了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记录；也利用了当时俄文和非俄文报纸和期刊；还利用了已发表过或未发表的目击者的报告。我也从私人接触中获益不浅，其中包括托洛茨基的遗孀娜塔利姬·谢多娃、亨利希·布兰德勒、阿尔弗雷德·罗斯默、马克斯·伊斯特曼以及这场斗争的其它参与者和幸存者，他们都以极友好的态度回答了我的提问，有时还乐意接受长时间的反复询问；至于我试图重现那个时代的背景和“气候”，我本人的经历或许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从本世纪20年代中期起，我就积极参加了波兰党内的活动，它比其它任何党都更接近布尔什维主义；不久，我成为深受托洛茨基影响的的党内反对派的主要发言人。1932年，我获得了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而被波兰共产党开除出党的第一名党员的殊荣。
我认为，由于我能接触到一些尚未公开的资料来源，这使我有可能对许多重大事件和历史情节提出全新或部分新颖的看法。比如关于：列宁在其晚期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列宁身后斗争的变迁；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以及其它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反斯大林主义的各反对派的形成及其失败；托洛茨基流放于中苏边境第一年的事件，特别是早已存在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内部的分歧，在莫斯科审判许多年以前就已经预示了这个派别的瓦解——对所有这些重大事件几乎都是根据迄今尚未为人所知的事实加以论述和分析的。如同在第1卷中一样，我也特别注意作为文人的托洛茨基，并以很大篇幅论述他对科学、文学和艺术的看法，尤其是论述他在20年代初期作为俄国主要文学批评家时的著作。这些著作以托洛茨基博大精深的见解、抛弃党对科学与艺术的任何干涉的明确观点而著称，因而对于当前局势也具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在斯大林主义之后的“解冻”时期，苏联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进展都是沿着托洛茨基思想所指明的方向演变的，尽管像托洛茨基那样大胆而又非教条主义的观点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在苏联再度出现。
我很想恢复这出历史剧的各种特点和细节，但我从未从思想中排除悲剧性主题，这主题自始至终贯穿全书，并且笼罩着几乎每个有关人物。这是托洛茨基本人曾界定过的那种现代悲剧(参阅第三章)。他说：“只要人类还没有成为他的社会组织的主人，这个组织就会像厄运那样凌驾于人类之上。……我们时代的悲剧就是个人与集体之间或者以个人为代表的两大敌对集体之间的冲突。”托洛茨基认为“很难预见革命艺术能否来得及创造出‘崇高的’悲剧”。苏联的剧作家当然还没有把它创做出来；但是什么样的现代索福克勒斯或埃斯库罗斯能创造出跟托洛茨基本人的一生那样崇高的悲剧呢?但这毕竟是一种“乐观主义的悲剧”，其中的人所遭受的一切痛苦和牺牲并非都是枉然的——难道这是过分的奢望吗?
我十分感激唐纳德·泰尔曼先生。他不但读了我以前作品的手稿，而且也读了本卷手稿，并始终是我永不衰竭的鼓舞源泉。我还应该对丹·达文先生、约翰·贝尔先生给我提出最珍贵的文体批评和建议表示由衷的感谢。我的妻子一如既往是我唯一的研究助手，是最严格的、 也是最不受拘束的第一个批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