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针锋相对评价客观公允——彭述之《回忆录》中的刘少奇

政见针锋相对评价客观公允

——彭述之《回忆录》中的刘少奇

　　刘少奇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位杰出人物，但在“文化大革命”的逆流中，却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是众所周知的，无需多说。另一位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杰出人物彭述之，在众多早已出版的“党史”史册中，几乎销声匿迹了。彭述之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特别是四大到五大。是仅次于陈独秀的党内第二号人物。他与刘少奇在二十年代中便相识了，并且私谊甚深。1929年后，刘少奇接受第三国际路线，成了斯大林的信徒，而彭述之与陈独秀一样，接受托洛茨基的政治纲领，成为中国托洛茨基派的领袖之一。从那以后，刘少奇和彭述之，在政治上针锋相对，分道扬镳，但是彭述之在他的《回忆录》中是怎样评价刘少奇的呢？

　　一个人的政治生涯，漫长而又曲折，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有其光辉的历程，也有其落寞的荒径，有时可以揽世纪风云，谋兴国大计，有时会寒山秋水，凄苍悲凉。凡有唯物史观的史学家，对一个政治人物的评价，必然是实事求是，还其原来真面目，决不可因一时政治需要，以个人好恶来掩盖一切、抹煞一切，甚至于以篡改、杜撰的恶劣手段置人于死地。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对待刘少奇便是这样。

　　彭述之与刘少奇从1929年以后，在政治上已经处于敌对地位，但他在《回忆录》中对刘少奇的评价却是实事求是的，彭述之《回忆录》三卷从1969—1982年以谈话记录方式（大部分有磁带录音）写下，然后由其女儿程映湘、女婿卡达尔译成法文。彭述之写回忆录时，正好碰上中国文化大革命，他身居国外（那时正从法国转往美国去）对于他的政敌在中国“文革”遭到身败名裂的下场，他是不是采取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不齿于人类的手法呢？决不是这样，笔者读到过一个文件，曾记得日本一位学者到美国采访彭述之，这位学者把彭述之称为中国的托洛茨基，他向彭氏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你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把刘少奇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有何看法？”彭述之斩钉截铁般地回答说：“我与刘少奇虽然政见不同，在一国社会主义建成论与不断革命论之间，我们的看法简直是南辕北辙。但我始终认定，就主观愿望而论，刘少奇是位革命家。现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指责他是什么叛徒、内奸、工贼我认为都是污蔑不实之词”（这里不是原话，因手头找不到文件，但大体的意思肯定是这样）。彭述之的这一看法，完全符合他对刘少奇的评价，笔者可从彭述之《回忆录》中谈到有关刘少奇的几段话，足资证明：

　　《回忆录》第一卷第三章“走共产主义之路”原文第120页是这样写的：“……1920年11月，刘少奇和他的6位伙伴到达上海了，湖南籍社会主义青年之家的成员一下子从9人增加到16人。仅在几天之内，我的处境也倏地改观了，我重新找到怡情悦性之所，在自己人中间也不再是水恶山穷，而是喜气洋洋了。”

　　“与此同时，这7位迟来的新战士是乘船来到上海的。实际上，贺民范（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早已在信中一一给我们介绍了。为了使他们不致失望，当他们到达上海后，我就负起照应他们生活的责任。首先，我向他们介绍了“外国语学社”的校风和日常生活习惯，还千方百计为他们找到离渔阳里不远的一所出租住房，这房子有三到四个小房间，租费低廉而使用方便。我帮助他们安顿下来之后，便发现他们当中的为首者刘少奇，是一位杰出的小伙子。我对他深表好感，他对我也颇情深。我们两人很快就结为好友……

　　“刘少奇当时刚好20岁出头，风华正茂，而且又是如此的沉着冷静，那6位比他年龄更轻的好同伴，便自然而然地认定，并且把他视作他们的领袖了。刘少奇是长沙第一中学的老校友，高中毕业后，又有机会读了一两年的补习课。尽管他受教育程度并不很高，但他的认识水平和理解力，是相当令人满意的。他谦虚谨慎，反应灵敏，彬彬有礼而且和蔼可亲。每当听人讲话时，总是聚精会神，十分专心。因此，不论身处任何环境，他都能轻松如意地与别人建立起良好关系。他有他待人接物的好办法，人们不可能说他是阴谋家，相反地，会说他是个认真严肃的人。他不轻易承诺，但一经承诺了，必定照办……他说的官话显然是长沙官话，决没有北京官话那么纯正。但不论从那个方面来看，他比罗亦农说的，比我本人说的，仍然文雅得多，更加清晰，更加明白易懂，因为罗亦农说的是湘潭方言，我说的是宝庆方言。

　　“总之，随着时间的消逝，刘少奇与我之间，更加相互了解，我经常到他的住所去拜访，他对我也异常信托，信托到每当他要解决有关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而当这些问题十分棘手时，他总免不了要来征求我的意见，甚或采纳我的意见。”

　　在同一章（原文第202页）中写道：“不久后，刘少奇继我而来，到达上海，我向（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同志们谈起了刘少奇，夸张他为人正直、诚实、坚定可靠。总之，我向同志们推荐了他。同志们也就赞同了我的意见。就这样，从1920年11月中旬开始，我们不再是7个人，而是总数8个人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中四人代表着‘老资格’的一代，他们是李汉俊、陈望道、李达和杨明斋，另外四个人代表着‘年轻的一代’，那就是俞秀松、李启汉、彭述之和刘少奇。”

　　《回忆录》第四章《踏上苏维埃国家》（原文第275页）中有一节标题为《任驻莫斯科中共小组书记》他谈到刘少奇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四位‘老资格’罗亦农、卜士奇、袁笃实和吴芳……到达莫斯科后，便开始在东大中国人小组中发号施令……他们还希图利用在东大中国学生中有‘老资格’的这样继承权，树立起有权威的领袖形象，并由他们垄断安排几乎所有的事务。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从来没有受到尊重，也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同情，实际上，他们很少得到支持……那个特别显得深思熟虑的刘少奇，如同具有文学天赋的、而且注定会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蒋光赤、韩白桦、韦素园以及曹靖华等人一样，不难发觉这些自称“领袖分子”的所作所为了……此外，我作为政治小组的书记，还更掌握一些情况，譬如我有权可以作为青年团员入党介绍人，实际上就是从青年团员中吸收党员。但我使用这个权利只限于很少的场合，而且是在考虑成熟之后才使用的。1922年，我只在五位同志身上使用过，最明显的是刘少奇(在他离莫斯科回国之前)；与此同时，我还在刘少奇同志的好友任弼时身上使用过……现在我不妨用简单的几笔，对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第一届同学中跟我最熟悉最接近的人作一次人物描写。”

　　人物描写要逼真，不可隐讳，也不可拔高，只能秉笔直书。

　　他写刘少奇时，真的只用简单几笔，再度肯定了刘少奇的品格。他写道：“对于刘少奇的评价，恰如我在1920年底对他所作的评价一样，我看在此再加赞扬就没有必要了。”

　　《回忆录》第四章《陈独秀在莫斯科》中，彭述之引了陈独秀的话赞扬了刘少奇（见原书第309页）：“他（指陈独秀）对我谈到这几位同志的素质给他留下何等深刻的印象。他特别谈到了刘少奇、彭述之、袁笃实等同志，他们一经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便显出既能胜任工作又能顽强斗争的可贵品质（注）。他向我表明，我党目前所最需要的正是这种类型的革命战士，因此，最好的办法能使我们继续派遣最富热情的年轻同志到苏维埃国家的首都参加加速马克思主义队伍建设的培训班。”

　　彭述之特地在注中进一步地指明刘少奇在安源煤矿工人中的真实活动情况：“1922年夏初，刘少奇一经回到中国，便接受中央派遣，到安源去组织煤矿工人，成立“工人俱乐部”，但他不是单枪匹马去安源的，他还带领三个小兄弟一起去，这三个人即彭黎河、另一个也姓彭、还有一个姓吴的，这三个人打成一片，紧密合作的三人小组，很快便在安源创造出奇迹来。”

　　《彭述之回忆录》第一卷《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中，有关刘少奇的几段重要的评价，笔者都已引录如上。从中可以悟出一点道理来，政治立场可以针锋相对，但评价敌手时，要符合历史事实，要客观公正。彭述之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作为中国托洛茨基派的领袖之一，这一点上，充分表现出他是一位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