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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托洛茨基九封信的几点感想和说明
王凡西
（1991年11月22日）
相关文献：托洛茨基写给伊罗生的九封信 （1935-1938年）
在1935年9月到1938年10月这个期间，托洛茨基曾经给伊罗生（HAROLD R. ISAACS）先后写了九封信，内容都是关于后者正在写作的那部《中国革命的悲剧》的。当初，伊罗生新自将原稿送给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请他批评指点。托洛茨基仔细读了原稿，并且一边读，一边就写信给作者，同他讨论，提出意见。这些意见，无论从历史、政治或理论角度看，都有重大意义和价值。因此我最近将它们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信中涉及的人和事，为了读者的方便起见，我尽可能在每封信后加上一些简注，还写了一篇短文“译者序”来介绍。但是要让读者充分明白这些信所代表的精神，要他们知道这部名著成书的经过，要他们弄清楚托洛茨基与伊罗生之间的整个关系以及伊罗生后来因思想改变而修订其著作的种种情形，那一点简注和一篇译者序是完全不够的。因此，我又决定把我个人的几点感想写出来，同时对某些可能为年轻朋友们所不熟悉的事实与论点，略加说明，希望能有助于读者们的进一步研究。
（一）
首先我要请读者注意托洛茨基读了伊罗生的初稿之后，向他提出如何写书的态度和方法问题。
我们没有见到伊罗生的初稿。从托洛茨基的第三封信中，我们知道著者原来导言是先引了几段“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即托派）的文句，然后铺叙开去，证明客观发生的事变如何符合了这些论断。托洛茨基讥笑它是“神学”笔法。因此他提议改作。他要作者从事实出发，不要从“教条”出发。要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去叙述与研究事变，不要拿事变中的发展去凑合既有教条。
伊罗生显然接受了这个劝告。他彻底放弃了“神学”写法，写了我们后来见到的新导言。在第五封信中，托洛茨基很高兴的称赞说：“我觉得这篇新导言无论内容与形式都非常出色。”
这是一件“小事”；但它深深地感动了我。试问——
你们可曾听见斯大林对谁说过这样的话来？试问——
你们又可曾听见毛泽东对哪一位作家说过同样的话呢？
不曾，从来不曾，他们让我们听见与看到的是极端相反的一种光景：数以万计的作家与非作家们，单单为了不会把“最高领袖”的“指示”当作“圣经”，不曾把“红太阳”的语录当作“教条”，因而给关进监狱，甚至丢掉了脑袋！
托洛茨基和斯、毛二人之间的这点“小”差别，不但充分表示出前后二者之间品格上的天差地别；而且，它还代表着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的起落与变化，还反映出人们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在后来写伊罗生的《悲剧》写作的序言中，托洛茨基把最后一层意思相当充分地发挥了。他说：——
“首先，本书作者属于历史唯物论学派这一个简单事实，在我们眼中，完全不足以为他的这一著作赢得嘉许。在目前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这个标记，首先只能在我们心中引起不信，而不能叫我们先行接受了。与苏维埃国家的堕落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在过去的十五年中经历了一个空前的衰落与贬损时期。从一个分析与批评的工具变成为一种廉价辩护的工具。它不去分析事实，而只忙于为高升的奴才们的利益挑选诡辩。”
“在1925年—27年的中国革命中，共产国际起了一个很大作用，本书对它有详细描写。但在共产国际的文献中，我们如果想找到一本能多少企图给中国革命以一幅周详的图画的，却总是徒劳。我们只能找到几十种‘行情性’的著作，它们卑顺地反映着共产国际政策的每一个曲折，或更正确地说，卑顺地反映着苏维埃对华外交政策的每个曲折，并且把事实与一般的论断穿凿附会于每一个曲折。这种文献只能引起人们心里的反感，而伊罗生的著作则与此相反，它从头至尾代表着一本科学的著作。他秉着科学的良心，研究了大量直接材料与补充材料，花了三年多的光阴……”
自从上面这段话写出到现在，又已过去了53个年头。这期间，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被利用来专门“为高升的奴才们的利益挑选诡辩”，达到了难以相信的丑恶程度，使马克思主义“名誉扫地”。托洛茨基在这里所表明的态度与见解，以及伊罗生依循这个态度而写成的这部书，该大有助于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平反”的。
（二）
第六封信里谈到有关中共历史的一个重大问题：当年中共如何决定加入国民党。关于这个问题，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二人有过相反说法。伊罗生倾向于马林所说；托洛茨基则认为陈独秀的说法更近情理。
陈独秀是这样说的：
“……大会（按指1922年7月16日—23日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西）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代表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会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中国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按即张国焘——西）、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以服从国际决议为首，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马林认为这不符事实。
当伊罗生写好了《悲剧》初稿，于1935年前往荷兰访问马林，谈到此事时，马林否认在中共中央的西湖会议上他曾经拿出纪律来逼使中央服从。他并且说：
“况且我并没有〔国际的〕特别指示……〔如果他们真的反对我的建议〕，他们尽可向共产国际的较高机关去申诉的，〔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根据伊罗生当时摘下的谈话记录，马林又曾这样说：中共中央的多数委员接受他的观点。有几个委员反对他的计划，只因他们怀疑作为一个政治力量的国民党究有多大影响，同时他们不相信国民党愿意而且能够把自己发展成一种群众运动。马林把陈独秀归入极愿使中共加入国民党的中委之一。
不过在谈话中，马林声明：“我手上并无文件。”（以上摘引及转述的文句均见《中国革命悲剧》1980年修订版第59页——西。）
究竟谁的说法可信呢？伊罗生不下断言。他只说：“也许共产国际未曾公布而且不让查阅的档案中，存在着可以进一步弄清楚这个争议的文件。”（见同上引文同页。）
可是紧接着这一段话，伊罗生却写道：“依照共产国际远东局主任米夫所说，共产国际‘要年轻的中共与国民党合作行动的’第一批正式指示，是于1923年1月12日由国际执委会在一项特别通知中传达的。此时共产党党员早已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了！”（见巴夫尔·米夫著：《英勇的中国》，1937年纽约版第21—22页）。
伊罗生同时又指出：“在1922年，陈独秀曾经写过文章，认为：‘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必由之路。’”（见《悲剧》第59页。）
这样一来，伊罗生事实上还是下了判断：马林当年确实手上没有国际指示；陈独秀则不仅不曾在1922年反对加入国民党，而且他本人还竭力主张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
这在一方面证明了马林所说种种的真实可靠，另一方面委婉地点出了陈独秀在《告同志书》中说的乃是事后编造。
托洛茨基觉得伊罗生这样的说法“对马林太慷慨，对陈独秀太苛求”。但他的批评不曾根据什么文件（他手上没有这些文件）。他只是凭自己的经验：“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很自然地会更倾向于不妥协，较小可能倾向于机会主义”；只是凭他对陈独秀的不很多但很深的一点认识；又凭他本人当年在此问题上与齐诺维也夫——斯大林打交道的一些回忆——认为伊罗生不曾“公平地对待陈独秀。”
托洛茨基的此项批评不曾说服伊罗生。在后来出版的书中，著者完全保留着他的原来说法。
不过今天，因为近二三十年来有关人物的一些回忆录的出版，以及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有关文件的印行，我们却能以人证物证来支持托洛茨基的看法了。
人证：张国焘,当时中共中央的五个委员之一，西湖会议的参加者。在他所著的《我的回忆》（第243—244页）中，他比较详细地讲述了当时讨论的情形。他首先讲述了他和蔡和森如何反对马林的提议，如何与马林争吵。然后他说：
“陈先生（按即陈独秀——西）也反对马林的主张。”
接着，讨论到最后，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问马林：他的提议可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马林回答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此时陈独秀说，即然如此，那“我们应该服从”。不过，陈独秀还提出了加入国民党的条件：不打指模，不宣誓效忠总理。
如果以人发言，以为张国焘的见证不足信，那还有如下三件物证。
第一件，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写给维经斯基（即吴廷康）的信。
“吴廷康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兼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在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份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1]
这是西湖会议之前四个半月，陈独秀为了反对马林建议中共加入国民党而向第三国际提出的“上诉”。
第二件物证是1922年7月由马林带回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写给中共的密信：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工作都必须在菲利普（按即马林——西）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2]
这个文件是由维经斯基具名的。它是对陈独秀所提的上诉的答复，是共产国际给中共的“特别指示”，也是给予马林以“便宜行事”的大权的一张‘BLANK CHEQUE’（空白支票）。
第三件物证是第22期的《向导》周报，上面登载着陈独秀写的文章《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其中有被伊罗生所引用的那句话：“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必由之路。”但问题是这一期《向导》出版于1923年4月25日，并非伊罗生所说的1922年。陈独秀这篇文章不是写在西湖会议之前，而是在会议之后，在会议之后八个月！
看到了这些物证，谁都会承认托洛茨基的推断和看法是对的。
但是伊罗生为什么会对陈独秀如此“不公平”？为什么不肯接受托洛茨基对他提出的意见呢？
据我所知，因为他受了刘仁静的影响，在《悲剧》序言中，伊罗生写了这样一段话：
“……花了一年时间，辛勤地研究、摘取以及翻译大量搜求到的现代资料——报纸、书籍、小册子、报告以及种种文件……进行这一部分工作时，我曾经得到我的朋友J.C.L.的巨大帮助……”
这个J.C.L.就是刘仁静。刘仁静如何帮助并影响过伊罗生，特别是，他如何影响了伊罗生对陈独秀的态度，我将在后面详谈。
（三）
据我所知，托洛茨基不曾写过专门文章来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因此，1937年10月23日写给伊罗生的那封信（第五封信），具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在那封信里，他用了不多几句话，明白确切地表示了他封这个问题的看法：
“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是生产中心，亚洲的城市是消费中心。……
“在亚洲，手工业，即使是那最重要部分的手工业，也仍旧和农业结合着，分散在乡村中。城市里住的是贵族，官僚，放利者和兵士。城市中的工匠们是为那些寄生者服务的，而手工艺的本身便带有一种‘贵族’性质。贸易在广大的场所活动，它和放债这个行当结合着。这些个不同特点，即欧、亚两地城市以及它们和乡村之间的不同特点，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是一部缓缓向前的历史，而亚洲的历史则是一部周而复始的循环历史。”
托洛茨基当然不是研究了浩瀚的中国古代文献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也不是亲身来到中国（或亚洲其它国家），从事调查研究而构成这些概念。他显然是根据他研究俄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加上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见解而形成这些看法的。（这当然不是说托洛茨基完全不懂或不理会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相反，为了参加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与讨论，他曾经，特别当他被流放到阿拉木图之后，很广泛地阅读和研究了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文献。）
关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点，托洛茨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埃及、印度与中国的古代文明，具有一种颇能自足的性质，且享有足够时间，能使各自的社会关系，不管生产如何低下，差不多达到这样一种精细的完成的地步，即各该国中的手工业者已能生产自己的工艺品了。……”
“不仅是俄国封建制度的贫乏性，而且也是全部旧俄历史的贫乏性，最悲惨地表现于作为工商业中心的缺如。俄国的手工业不曾能脱离农业而独立，且保持着家庭手工业的性质。旧时的俄国城市是商业的，行政的，军事的与地主的，因而是消费的而不是生产中心。……”（以上引文分别是见于中译《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二页与第三页。）
很显然，托洛茨基是把他研究俄国历史的成果，移用到中国来了。同时，托洛茨基的这个见解，不管是有意地应用，或无意的符合，我又以为恰好和马克思在这问题上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
人们经谈到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模式”，可是究竟它是怎样的一种模式，因为马克思本人不曾做过具体与明确的说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便有了不同的解释。不过依我看，托洛茨基在信中和他在俄国革命使中所说的话，最能代表马克思的真意，也最能抓住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发展特点。
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一篇谈论英国对华贸易的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曾认为，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01页。加重圈乃引者所加。）
在同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又写道：
“曾经在长期内阻挡了而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的，正是这种同样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见同上引书第604页。加重圈并非原有。）
马克思称这个“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为“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又说这“是印度的社会经济结构”。既然这种社会经济结构成了两个主要亚洲国家的共通特点，那么它即使不是“亚细亚生产模式”的全部内容，至少是它的主要特征。
不错，马克思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在寻求中国或印度何以不能凭自己的发展而生产资本主义的原因，它是要解释为什么英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入，会在印度中国长期受到阻挡与妨碍。但是问题很简单，如果一种社会经济结构顽强得足以长期抗拒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那就更加谈不到从这个结构的内部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了。
“亚细亚生产模式”是决不能自发地生长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的。
什么缘故呢？托洛茨基在那封信中的简单分析，给了具体回答。原来中国传统的、一直被理想化了的“男耕女织”，那种“小农来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此而生的、以独立的工匠为主的生产城市的缺如，竟是中国历史长期不前的主要原因，或主要原因之一哩！
托洛茨基给伊罗生提的这个意见，很可惜，似乎不曾为受信人充分理解或同意，他不曾清楚明白地采信他所写书的有关段落中去。无论在原版或后来的修订版中，他都只是罗列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一些现象，指出它不能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这个事实，却不曾说明为什么从如此这般的情形中产生不出资本主义来的根本原因。对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模式的理论，他曾经在初版中说：“只有更深一步研究国内市场的性质和程度，研究商业资本的活动，以及狭小农村社会的相对孤立，才能了解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及其自行更新的非凡能力。”（见中译本第54页。）在以后的修订版中，他索性把这些话删去，无意作“更深一步的研究”了。
当然，伊罗生没有接受托洛茨基的此项建议，不曾影响到《悲剧》这本书的价值，因为对当时中国革命的记述和理解，与人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正确认识，其间虽有关系，却不是简单直接的。
它和革命成功后的建国方针，倒有无比密切的关系。何以见得呢？我这里只要指出这点事实就清楚了：毛泽东如果懂得这个“亚细亚生产模式”乃是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他也许不会提倡和强迫实行“人民公社”了吧。因为所谓“农林牧副渔”加上自办工业的“人民公社”，实质上只不过古来“男耕女织”这个制度的无限扩大；只是这个制度给披上“共产主义”的新衣罢了。
现在来谈谈伊罗生这个人和他的思想。
他于1910年生于美国的一个富裕家庭。后来就读哥伦比亚大学，读的是比较宗教学。1930年秋天毕业，不久便动身去中国，于这一年的冬初到达上海，当时年仅二十的这个青年，据他的朋友李福仁（即法朗克·格拉斯）后来说，他充满理想，却不曾有确定的政治立场。在上海他以写稿为生，跟当时的《大陆讯》发生关系。1931年春天，在一个偶然场合中，与初由南非来到上海的李福仁相识，二人很快成了知己。这一年的五月间，他们同乘一艘美国快捷汽船公司的货轮，作一次从上海到重庆的长江漫游，在这次漫游中，受了李福仁的谈话影响，伊罗生不但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而且成了托洛茨基思想的拥护者。
回到上海，二人都在新闻界活动，李福仁在苏联人办的塔斯社工作，伊罗生在法国人办的哈瓦斯社做事。李福仁不久退出塔斯社，因为他愈来愈觉得斯大林派的路线错误，他要坚定地为托洛茨基的主张斗争，特别要为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主张斗争。他希望和中国的托派联络，参加他们的组织，可是这个愿望一时无法实现，因为那时候中国托派新成立的全国统一组织，遭到了极大破坏，领导人先后给国民党捕去，成员星散，工作长期陷于停顿。一直到1933年，李福仁才得与上海残存的几个托派同志发生关系，主要是和陈其昌刘仁静二人联络。
在决心要为托派工作，却久久未能与中国托派成员接上关系之际，李福仁与伊罗生二人主要做了二件事情：（1）在当时的外国记者中成立了一个讨论会；（2）伊罗生创办一份英文周刊：《中国论坛》。此外，伊罗生还参加了由宋庆龄出面领导的“人权同盟”。
《中国论坛》周刊，创刊于1932年1月，终刊于1934年1月，足足出版了两年。出版和主编这本刊物，对伊罗生个人的思想成长，特别对于他那本《中国革命的悲剧》的写作准备，有极大影响。这项工作使他一方面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面目，进一步巩固了他反斯拥托的思想立场；另一方面又无形中给他后来写作革命史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让他接触到大量事件，搜集到不少资料，又让他思考并研究了有关中国当时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诸多问题。那时由伊罗生编辑，由《论坛》出版的那本小书《国民党反动的五年》，可说是伊罗生后来写作《悲剧》的一次小小预演。
《中国论坛》的经费主要是伊罗生乔筹措的；但通过当时在上海活动的史沫特莱女士，中共也曾经在经济上给了它不少帮助。因此，当时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便企图影响、甚至控制《论坛》的编辑方针。为此，伊罗生与中共经常发生冲突，最后弄到无法合作，《论坛》停办。期间发生的冲突，最大的有下列三项：一，伊罗生认为反对国民党也必须根据事实，必须把它的反动行为如实揭发，如实攻击，而中共则认为打击敌人是容许夸大的；二，1932年10月陈独秀等托派领袖被捕，《论坛》采取了卫护被捕者的积极态度，中共不同意，要他以讥讽态度来报导这件案子；三，1933年11月闽变发生后，中共要伊罗生写文章说中国托派与十九路军建立的政府勾结，伊罗生认为并非事实。
《论坛》休刊后，伊罗生便积极计划写一部有关中国1925年—27年的革命史。为了更方便地搜集材料起见，他决定移家北平。他大概在1934年夏天离开上海，与他一同前去的有他的夫人维奥拉·鲁滨逊。
在这之前，李福仁和伊罗生已经与上海的托派发生关系，那时在上海维持着一个微弱组织的是陈其昌，他和南京监狱中的陈独秀保持联系，政治上与组织上都受他指导。同时在上海的有刘仁静，这位曾经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这位中国人中唯一曾在托洛茨基家中作客的托派，却因过去几年中在中国托派中的拙劣活动而郁郁不得志，因而迁怒于陈独秀，并因此与陈其昌互相攻击着。
这两个中国托派与李福仁、伊罗生发生关系，其结果是二个新来的外国同志很快成为反对陈独秀的“刘党”。因为无论在外语的掌握上，或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上，陈其昌都比不上刘仁静。李、伊二人立意要帮助刘仁静，使他成为重建起来的中国托派运动的中心。他们不久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与陈其昌维持的旧组织对抗。他们的理论和政治的矛盾直接指向陈独秀。把陈独秀在领导革命中的错误（包括真实的与斯大林诬栽的）列举出来，要在监狱中的陈独秀公开承认，否则开除。如此，李福仁与伊罗生在中国托派的内部争论中采取了偏袒态度。
伊罗生去北平写书，需要一个由中译英的翻译助手。经李福仁推荐，刘仁静跟着也去了北平，担任这项工作。凭了刘仁静的中外文字的造诣与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共历史的知识，确实给了伊罗生以极大帮助。我们甚至可以说，若无刘仁静这样一个助手与合作者，伊罗生虽有非凡才识，却难以写成如此这般的经典之作的。无怪伊罗生在他的序言中要以感激之忱来提及刘仁静给他的协助了。
但是在这里我必须指出：刘仁静对伊罗生的写作既有积极方面，却也有消极方面。特别是关于中国托派的内部意见争论，刘仁静竭力以他个人的偏见（包括私人怨恨），去影响伊罗生。
伊罗生在其著作中谈到陈独秀时之所以会“不公平”与“太苛求”（托洛茨基的评语），乃是受刘仁静坏影响的明显例子。
伊罗生与刘仁静密切合作了一年。这期间，不仅刘仁静帮助伊罗生写了这部大书——《悲剧》，而且后者也帮助前者写了本小书《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五年》。书中把刘仁静说成为中国唯一真正的布尔雪维克，是中国托派中唯一的与一贯正确的领导人。
1935年3月，刘仁静离开北平时被国民党特务所捕。伊罗生不久也结束了他长达五年的中国生活，带了他的书的初稿，到欧洲去访问几位与中国革命有过关系的人物，特别要去拜托洛茨基，请他对他的稿子提些意见。
托洛茨基给他的九封信，便是在那次访问之后，在那样的情况中写下来。
这里我还想约略提及的，只在他们的几次讨论中，托洛茨基对于伊罗生带去的刘仁静那本小册子所表示的意见：
“在与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不相信刘仁静认为陈独秀成了机会主义者的那个结论。他以为刘的论据是不辩证的，有玩弄含糊名词的倾向。例如，托洛茨基以为，在‘联合战线’与‘共同行动’之间，应该加以区别。……他又对于刘以中国革命运动中布尔雪维克一派的代表自居的那种傲慢态度，觉得可笑。”
对于刘仁静的所谓“群众将国民会议与苏维埃认为一物”这个说法，托洛茨基认为刘把自己的想法代替了群众的想法。对于刘仁静等要和陈独秀决裂的提议，托洛茨基认为“不能允许”。（上面引述，均见1938年8月8日至8月13日伊罗生与托洛茨基的讨论。英文《托洛茨基论中国》541页—548页。）
知道了这些经过，我想，伊罗生在他的书中为什么谈到陈独秀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成见，已很容易了解了。
下面是伊罗生后来思想改变的情况。
（五）
我不想一般地谈论伊罗生的思想及其变化。这里想谈的只是与他修订《悲剧》有关的那些思想及其变化。
为什么要把一部完整的、已享盛誉的著作修订？因为著者的思想变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伊罗生的思想逐渐与他着书时候的思想脱离。他离开了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那一派革命马克思主义，逐渐走到了一般的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甚至更远些，在某些问题上与某些时候，他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宣扬美式资本主义。
如果伊罗生一个一贯的与彻底的思想家，此时“悔其少作”，理应完全将它否定。或从头改写，或索性付之一炬。伊罗生可不是这样的人，无论在感情或思想上，对旧人（托派）旧物（《悲剧》原作），都不能一刀两段。藕断丝连，余情脉脉。
这就发生了修订的念头，也由此决定了他修订的方针。他的方针是：凡是叙述1925年—27年革命史实的章节，除作若干文字修饰外，一概保留；凡是谈及革命的影响，讨论革命意义与预测革命前途的议论文字，全部删掉，从头改写。
注：具体修订是这样的：第一次（1951年）抽掉了托洛茨基的序言，用威廉·摩理斯的一段话来代替；保留正文中自第一至十七各章；删掉第十八至第二十的最后三章，代之以新写的二章；作者自己写一篇序，说明他的新看法。第二次修订（1961年）将新写的二章浓缩成一章，题作“1925—27年中国革命的痕迹”；恢复第一次修订改时删掉的原第十九章“苏维埃中国的兴亡”，把它作为附录：又写了一篇序。
这样一改，当然破坏了原作的思想一贯与体裁完整；可是伊罗生认为不曾破坏。他的理由是：
“……当我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首先对材料做了非常仔细深入的研究，同时对那些能被理解的真相予以极大尊重，因此毋须因为作者主观见解的任何改变而去改动客观事实，对于1925年—27年中国革命时期所发生的事实，我是以最大限度的忠实态度来描写了的。〔修订本〕的目的依旧如此，所以不管它有什么缺点，它的基本内容大体还是和原版一样。”（见第一次修订版序言。）
可是这个理由，即认为一个史家选择和处理史料的态度可以和他的观点截然分开——无论从理论或事实来看，都是站不住的。不错，有各种不同的史家。史家们处理史料的态度可能大不相同：有的“非常仔细深入”，“对客观真相极为尊重”；有的任意取舍，胡乱处理。后者中的极端例子是斯大林派的所谓“历史学”。它不但绝不重视文件纪录，不但绝不尊重事实真相，而且简单凭史家们的主观的观点（实际上只是斯大林及其一系官僚们的狂妄意图），歪曲事实，捏造事实，乃至捏造一切为此所需要的“文件记录”。如此写成的历史，当然根本不成其为历史。它应该为真实的历史所惩罚与鄙弃，现在它确已受到了惩罚而被鄙弃了。但是这个极端例子绝对不能让我们否认历史家的主观观点与他处理史料的态度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古今中外一切经受了时间考验、获得多数读者称道历史著作——不管它是保守的或进步的——没有一部是截然分割了历史叙述与历史见解的。没有自己的一定观点，任何一个史家都不能从那纷繁错杂料堆里进行选择，也不能把选择出来的“文件记录”作适当安排，因而写不出一部像样的历史来。
历史家的主观观点有如航海家的方向盘。没有它，在浩瀚无际的史料大洋中“放乎中流，任其所之”，结果只能是：不沉没在“史料礁”中便永远到达不了“彼岸”。
《悲剧》这所以能成为“经典之作”，首先应归功于著者当时的主观观点，即归功于托洛茨基所代表的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最初伊罗生在这方面甚至走得太过分了。正如托洛茨基写给伊罗生的第三封信中所说：“您这本书的现有方式，好像是给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先入之见作一种图解。您一开头摘引了圣经经文，然后您指出：往后的事情发展完全符合这些经文。这么办，您给了您的叙事方式一些‘神学’气味。”伊罗生听了托洛茨基的批评，才把他的作品改变了写法；但是基本上，有书为证，他还是以这个“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先入之见”作为一条线索，用它来贯串客观发生的一切历史事实。
改变了思想的伊罗生不要这条线索了；但事实上又无法抽掉这条线索。怎么办呢？他把整个托洛茨基劈成两半：一半是布尔雪维克主义的“具有权威的发言人”，他对于斯大林主义至少要负部分责任；另外一半，他是最有远见的观察家，“对于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他比俄国任何一个领袖看得更加清楚。对于每一次的事件转折，他都能以惊人的精确程度作出预言。“这样一分割，在《悲剧》的修订时，他便从书中逐出前一半的托洛茨基，挽留后一半的托洛茨基。认为如此做法，并不破坏书的思想一贯性。
可是，如果托洛茨基地下有知，如果他对《悲剧》作者保持若干希望与好意的话，我相信他一定要写第十封信给伊罗生，作如下的声明吧：
“我对中国革命发展所作出的‘精确预言’，只不过是我这整个布尔雪维克——列宁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应用吧了。你绝对不能把二者分割开来，更加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
其实，伊罗生自己又未尝不知道呢。至少逐渐地他曾经发觉到，将原书斩首截足，保留中段躯体，确实无法保持思想的一贯，因而在回顾中，已经怀疑到书中对中国革命的整个原有看法是否正确了。这一点，读者在后面可以看到。
伊罗生是怎样离开托洛茨基和托派的？他在序言中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初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大体上同意这个看法：1925—27年的俄罗斯是一个工人国家，它正在被那篡夺了权力的官僚所丑化；但它在世界事务中仍能起进步作用的。可是现在，我觉得，这个观点曾经是将俄国的现实加以合理化的一个公式……俄罗斯这个官僚国家的确切性质尚有待于适当的描述；但是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它在世界事务中所能起的进步作用，却很早就已经没有了。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与‘工人阶级的’特征，在俄国内战之后就几乎已经没有了。……”（见第一次修订版序言。）
我不清楚伊罗生在苏联国家性质问题上意见变化的全部经过。我只记得当年芬苏战争以及德苏协定之后，美国一些非斯大林派的左派各知识份子纷纷改变对苏联的原来看法，因此与托洛茨基发生激烈争论时，伊罗生最初还是站在托洛茨基一边，反对盘纳姆的“经理主义论”，夏克曼的“官僚集产主义”说，以及另一些人所主张的“国家资本主义”。一直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前，或者是在大战开始之后，他才放弃托洛茨基对此问题的看法。但是，从上引这一段话来看，他自己却不曾有一个固定看法。苏联的国家性质“尚有待于适当的描述”；而这个“描述”，他又始终不曾做出来。
伊罗生是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一个忠实而有才气的史家，但他确不能算是一个深刻而又严肃的理论家。在第七封信中，托洛茨基曾经称赞伊罗生说：
“我觉得当你的文章从一般的历史议论转入特殊事件的描写时，显得更加活泼生动。”
这一句热烈的赞辞，无意中却多少透露出老师对这位门生的文才的评定：长于记叙而拙于议论。
离开了托洛茨基对苏联的看法之后，伊罗生始终不曾认为真企图探索并建立一种自己认为满意的新看法。他不曾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历史、社会、阶级关系，财产形式等方面去研究苏联，以便作出他的所谓“适当的描述”。他干脆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退了出来，然后逐渐接受一种最肤浅，最庸俗，因而是最流行的看法。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任何政府以及一切政治团体，用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去分类，去衡量：是独裁的全能主义呢，还是自由的民主主义。前者是恶，后者是善。他用这个标准去决定对目前世界事务所应取的态度，也用这个标准去重新审查过去的历史——特别是重新决定1925—27年革命中所应取的态度。
当然，和他在其它许多方面的情形一样，在重新确定对中国1925—27年革命的态度时，他也不是直截了当，而是吞吞吐吐的。他说：
“如果中国革命不曾受到俄国的控制与影响，二十年前它凭着自己的力量进行，会走上怎样的道路呢？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已不能像我当时那样地坚决肯定了。鉴于当时广大民众的兴起，以及人们想在城市与乡村中创建一种新的与基本上民主的制度，这个革命，即使现在看来，我们仿佛还能相信：它也许能逐渐造成一些新的革命形式，它们既能保存民主的意向，又能保持民主的实践的。……”（见第一次修订版序）
话说得很含糊，但意义十分清楚：首先，依照著者的看法，中国1925—27年革命的真实内容。不再是工农及一般民众决心起来推翻地主、军伐、外国帝国主义，甚至本国资本家统治的斗争。它不再是一种反帝、反封建残余，甚至趋向于反资产阶级的不断革命。不是的，它仅仅是中国民众想在城市与乡村中创建一种新的与基本上民主的制度的企图。其次，这个企图，如果不曾受到俄国的控制与影响，全凭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到底会走上怎样的道路，著者已不能像当年写书时那样，作坚决与肯定的回答了。
从伊罗生的新观点回过头去看当年,中国那次革命的失败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也应有了考虑的余地.因为拿了“独裁”与“民主”这个简单与唯一的标准去衡量，人们不无理由说：国民党蒋介石那种虚弱的独裁制，比起当年如果胜利而建立起来的中共专政，可能还多一点“民主”哩。
实际上，伊罗生多少也正是依照了这样的逻辑，把他对中国革命的旧看法在逐渐修改。
他的新看法首先把中国革命扩大成三幕大悲剧。第一幕（时间：1925—27年），演出内容是“由俄国人造成的〔革命〕溃败将国民党这个重负强加于中国”；第二幕（时间：1929—49年），国民党统法着中国；第三幕（时间：从1949开始），“共产党人的胜利，将一种新的全能主义的专制——一种更为沉重的负担强加于这个国家，使她处于新的与无确定期限的屈服地位。”（见第一次修订版序言。）
读了这出戏剧的说明大纲，人们很自然地会问：既然，第一幕因共产党人遭到失败而演成了悲剧，为什么第三幕共产党人赢得了胜利，不但不变成喜剧，反而是更惨的悲剧呢？对于这样的怀疑，伊罗生有如下解释：
演出第一幕时，中共还是一个以城市为基地的民主政党，同时苏联的官僚制尚未最后形成。因此，那次革命如果成功，不仅在中国可能建立起民主制度，而且还可能影响到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即可能促成苏联党、政制度的民主化。可是1949年赢得内战胜利的中共，性质上已完全不像1920年代的中共了。它成长于农村，以农民为基础；无论党制以及为党所控制的政府都已极权化了，没有一点民主；同时在苏联，由于斯大林一系的斗争胜利，在国内实行全能主义的专横统治；在国外控制与操纵了各国共产党，它也完全控制着中共。因此，1949年中共的胜利，结果只是扩大并加强了国际极权专制制度的势力，对中国与世界事务都只能起一种消极的与有害的影响。
伊罗生的解释（主要发挥于他的二篇序言及“中国革命的痕迹”这一章中），从极权与民主这两个观念的抽象对立来看，当然能自圆其说。但它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却非常的远了。人们也许还值得和他辩论；但我不想在这里多谈。在这里，我只想让读者们看看，从伊罗生的这个立场出发，他到底想怎样来挽救中国的、乃至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从愈来愈凄惨的悲剧中解脱出来。
当伊罗生第二次修订他的书的时候，中共实际统治中国已经12年了。隔洋观察新中国，他概括出如下的一些特征：1.在基本的经济建设方面无疑有不少成就,但关于大跃进的许多宣传却是不足信的；2.一个人所共认的事实是：“共产党人在他们统治中国的最初几年中，就已把一个全能极权主义的制度树立起来。而且后来居上，在各方面都超过了俄国人的成就”；3.“用了这些方法，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正在把古老落后的中国，改变为世界上一个新起的强国，而这项工作要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4.“即使在目前，在作为强国所必需的一些先决条件尚未具备之时，人家已经把强国的角色与地位给了中国，她早已被看成世界极权帝国中的“二大巨人”之一，人们对她已既畏且敬了”；5.“中国人仍然给人以驯服的一群的形象；只是过去他们所表示的是逆来顺受的惰性，而现在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新制度的顺从，不那么出于惰性的，他们要使中国再度取得世界真正中心的历史地位”；6.“在苏维埃轴心中，她是作为一个伙伴来行动的，不是俄国的一个卫星了。她还不是一个好相与的伙伴哩”；7.她在亚洲对她的邻邦进行扩张主义的政策，而这个政策决不限于亚洲。“在强权政治的新的大赌博中，她将伸手到世界最遥远的角落”；8.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国也逐渐在离开俄国人的指挥而倾向于自作主张。“共产中国何时能获得她自己的原子能，我们不知道；但谁都不会以为它将是很久以后的事”；9.中国的成就，引起了亚非许多落后国家的效尤。……（以上的概括转述语及直接引句，均见第二次修订版序言。）
看到了中国革命如此可悲与可怖的第三幕演出，伊罗生是几乎完全绝望了。不但为了中国人民身上新加的“重负”，而且为了全世界各国，主要是西方各国，所面临的新的“黄祸”！怎么办呢？早在1951年第一次修订版的结论中，他就给西方世界，特别给华盛顿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和警告：
“或者，我们（按指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西）将改变我们这个局部麻痹的世界，创建一个使亚、非各国能与我们共同繁荣的全球社会；或者，让这些国家由于不可忍受的挫折而去建立一连串新的专制政权——即以俄国所建立者为首、中国所建立者为次的专制政权。”
毋需说，伊罗生这样的见解，和他当初著书时候的见解已不但离得很远，而且已走到正相反对的地步。无怪他的老朋友，当年引导他接受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李福仁，会因此和他绝交，说他为美国国务院出谋划策了。
可是伊罗生却不这样看待自己。他还是以社会主义者自居，还自称为“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哩。他把英国诗人兼社会主义者威廉·摩理斯的几句话，放在他修订后的《悲剧》前面，代替那原有的托洛茨基给他写的导言。在1971年特别为重印的中译《悲剧》本而写的序言中，他更明言：摩理斯的话，“更能表达我观点转变的精神和实质”。
那就让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以此结束我这篇说明吧。
先请看摩理斯的文字；
“人们斗争，斗争失败；
斗争虽然失败，人们为之斗争的事物却还是来了。
只是来的并不是人们原来想要的；
于是别的一些人在别的名义下，得再来斗争——为了他们所想要的东西。”
这一段诗一般的散文，我不知道伊罗生摘自摩理斯的什么作品；也不知道它有怎样的上下文。但若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小品来看，也自有其完整意义。照我的诠释，摩理斯这里所表达的根本不是伊罗生“观点转变的精神和实质”。它绝不消极绝望，也不空虚悲观。相反，它所表达的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精神。又是关于社会进步的一种极其正确的观察。
人类社会的一般进步，特别是先知先觉们为较善世界而作的革命斗争，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直线前进的。下如蒲鲁东所说，这个运动的路线是“不规则的，是弯弯曲曲的”。如果进两步退一步是正常现象，那么进一步退一步亦稀有之事。甚至，进一步退两步（有如当年法国大革命以帝政复辟告终，又如目前正在演出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过官僚堕落而造成的资本主义猖狂）。也决不是绝对例外。但若往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那也恰好像蒲鲁东所深信：“这个〔前进的〕倾向永恒不变。”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我们看见过许多先行者的悲惨失败；也看见过不少从失败中取得的胜利。看见过革命取得的结果远非革命者所预期；也看见过原先未能实现的目标由另一些后继者给完成了。“历史老婆婆”确实是“狡黠”的，她常能造成一些情况，使个别的人与个别的团体的努力受到失败。但前仆后继的先知先觉者与他们的团体，在历长河中，经过不断的失败和胜利，却终必能战胜这位“老婆婆”的“狡黠”，让她不得不把更善与最善的世界交给人类。
摩理斯的那一段话，我以为很轻巧地，而且富于诗意地道出了这样一种“不断革命”。在基本精神上，它不但不曾像伊罗生所了解、仿佛与托洛茨基主义的“精神与实质”相背反，它倒是十足符合于托洛茨基精神的。
上面我们引用的几句蒲鲁东的话，是在他从监狱写给他的朋友的一封信中说的。托洛茨基曾经借用这封信来结束他的自传，并且说道：“这一切虽含有点宗教的感伤意味（指信中其它的一些话——西），仍算是良言。我可以签字在那上面。”如果今天托洛茨基看到摩理斯的这段话，是否也能在那上面签字呢？我不敢肯定；但是我敢相信，他决不会加以斥责，认为与他的看法根本背反。
伊罗生欣赏这段“语录”，显然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的。多半是为了摩理斯一再强调人们斗争的失败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太不了解摩理斯了。
对于英国十九世纪这位多才多艺的人物，我没有什么研究；虽然，涉猎了他的一些著作，我一向对他怀有深厚感情。摩理斯是所谓“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S）的诗人之一。同时他又是画家，又是美术工艺家。后来同情劳工运动，努力研究马克思著作，又成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是英国社会主义同盟的发起人之一，积极从事革命运动，终其身没有变志。
“多才遭忌”，摩理斯一生不是在连串成功中度过的；相反，特别在他参加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之后，曾经饱尝过失败滋味。但他不曾在失败前面气馁。失败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随便举个例证，就请看他于1885年8月16写给他的同志勃鲁斯·格拉齐亚的那封信吧。它说：
“的确，我们可能要遭到失败；但我们必须习惯于像遭到失败那样的小事，而且必须做到不让失败来挫折我们的勇气。诚然，在应付失败这一项游戏中，我是一个老手了，我的一生就是在失败中度过来的；因为每一个被逼处于这样境地的人——即被逼怀有比普通人略为先进的志向的人——他的生活必然要连遭挫折的。”
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多么地通达、乐观而又勇敢啊！这中间看不见一丝一毫的失望，看不见一丝一毫的悲观或者虚无。
这是摩理斯的失败观，一定能为托洛茨基所赞许的失败观，它也应该是一切决心为较善世界而奋斗的人的失败观！
1991年11月22日写完
[1] 转引自叶永烈著《红色的起点》（303页至305页。）又据该书著者说，那封密信是用打字机打在一件衬衫上的，此物现在荷兰阿姆斯特坦“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西
[2] 同[1]——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