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补评《彭述之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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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评《彭述之回忆录》

郑超麟

论彭述之对革命的第一个贡献

　　彭述之在他的回忆录（法文本第三八一页）中说，他刚回国时适逢国民党在广州开中央全体会议，常委会提议设立一个“联络委员会”，凡共产国际发给中国共产党的任何训令都须预先交给这个委员会审查。参加中全会的瞿秋白写信给共产党中央请示。于是蔡和森找彭述之谈话，彭述之主张反对这个议案。蔡和森说，他和陈独秀的意见也是主张反对的。于是中央回答瞿秋白信，要瞿秋白反对这个议案。
　　这就是说，中央本来是反对国民党这个议案的，彭述之的意见不过符合于中央意见罢了。但彭述之是在《拨正党的路线》那一章内叙说这件事情的。他暗示：幸亏他向蔡和森表示了反对国民党这个议案的意见，中央才会决定回信瞿秋白拒绝这个议案。就在同一章内，第三九五页，彭述之还说，他原以为陈独秀完全同瞿秋白一样把国民党看作我们的党，因此应当完全把赌注押在国民党上面。现在经过彭述之一番说教之后，陈独秀思想完全改变了。
　　在回忆录中，彭述之用暗示表达的意思，以后一九八一年他在“揭露”我的“虚构故事”的一篇长文中就明白说出这个意思了。他在那里向我夸示他对革命的十大贡献，其中“第一个贡献”就是这样说的：

　　当我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时（一九二四年八月），我对革命的第一个贡献是：坚决主张中共中央拒绝孙中山提出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决议和训令须交国民党中央审查（或国民党设立联络委员会审查）的要求，即为瞿秋白所同意的要求。因而扭转了中共前此对国民党完全屈从的态度，而改为对它批评的态度。

　　看哪，彭述之在回忆录中不过说他的主张符合于陈独秀和蔡和森的主张而已，但在“揭露”我的文章中突然升级，而说他“扭转”中共中央的态度了：前此中共中央是完全屈从国民党的，经过彭述之努力才“扭转”过来，才改敢批评国民党的态度。
　　同一件事情，两次写法作出二个相反的结论：第一次说他的主张与陈蔡二人主张相同，这就是说，即使他没有表示意见，中央仍会回信瞿秋白拒绝国民党议案的；第二次则说，如果没有他表示意见，那么中央就会完全屈从的，即会回信瞿秋白接受国民党议案的。他“扭转”了中央的态度！换而言之，他的回忆录已经是给自己涂脂抹粉了，他“揭露”我的文章则把脂粉涂抹得更厚些。为了培养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不惜把陈独秀说成完全同瞿秋白一样，幸亏彭述之把他改造过来。
　　事实上绝非如此。
　　最近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第三期发表向青的一篇文章，其中披露了一些罕见的史料。向青从苏联的档案，发现了陈独秀曾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三日写信给伍廷康，要求共产国际制定对国民党的新政策。陈独秀说：“根据我们的意见，……我们不能无条件和无限度地支持国民党，只能支持国民党左派所从事的一些方面的活动，否则我们就支持了自己的敌人。”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三日，彭述之尚未动身回国，但陈独秀已经对国民党采取了这种态度。难道这是彭述之说服了陈独秀的后果？
　　一个星期之后，即七月二十一日，彭述之尚在回国途中，陈独秀不等待伍廷康的回信，便由中央委员会向各大区委以及各支部发出秘密的“第十五号通告”，要求各个党组织做好退出国民党的准备。难道这是中央在彭述之影响下采取的措施？
　　向青又引了苏联档案，说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七日和十月十日陈独秀又各有一信写给伍廷康，要求退出国民党。九月七日和十月十日，彭述之已经“坐”在中央了，但鉴于七月间的事情与彭述之无关，我们也不能说这最后二封信是陈独秀在彭述之影响之下写出来的。
　　如此一来，彭述之还能够说他“扭转”中央的态度么？还能够说陈独秀本来同瞿秋白一样要“完全屈从”国民党，只因他反对，中央才会回信瞿秋白去拒绝国民党要求么？
　　那么，彭述之“对革命的第一个贡献”哪里去了呢？他“扭转”了甚么呢？
　　一个人，丑表功，不惜捏造事实，以求贬低对方而显示自己的伟大，未免令人齿冷。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日

论彭述之对革命的第二个贡献

　　彭述之丑表功的“第二个贡献”，是说：

　　我在革命准备时期的第二个贡献，是主张恢复工人运动和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因此，我向中央建议成立一个“工人运动委员会”，使其专门负责计划和领导全国工人运动；从莫斯科东方大学调回同志担任地方党部和工人运动的工作。我这两个建议都为中央采纳，并立刻付诸实行。这便替未来的革命准备了一些基本条件，如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会组织，北方铁路工会的恢复等，以及广东，北京，上海等党部的加强，干部的培养，等等。

　　这里，彭述之说，由于他的建议，一九二四年秋起全国工人运动才得恢复，各地党部工作才得加强。
　　关于加强党的地方组织问题，今天我暂不论，只要说那时的工人运动是否由彭述之的建议才得以恢复的。
　　在彭述之的法文本回忆录中关于这个问题说的更加肯定。书中第三九四页说，他回国后，八月底，第一次参加中央常委会议时便批评了当时中央的国民党政策，而用一种“特殊的力量”阐述如下的思想，即说：

　　我们的任务中，最紧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使得工人运动在死灰中复燃起来。我于是向他们（按指陈独秀和蔡和森）指出：我们如果真要完成这个任务，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即把我们的最能干的干部用在党自身的工作上，由此把我们的活动重心收回到党内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们大错特错地把活动重心外移到国民党内去了。

　　彭述之便是这样认为二七罢工失败后中国工人运动只剩下一堆死灰，而共产党中央把活动重心放到国民党工作去了。幸亏他回国，说服了陈独秀和蔡和森，中央才会去做工人运动的。
　　事实上并非如此。最近出版一书，名为《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其中记载一九二四年五月十日到十五日，即彭述之回国以前三个月，共产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一次扩大全会，出席者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等，伍廷康代表国际出席。这次会议就要求共产党积极领导工人运动，指出我们党的基础应建立在工人阶级之上，指出“只有发动工人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指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见该书第三四页）
　　这里提到了伍廷康代表国际参加了此次扩大中全会，于是我去翻阅好久以前出版的《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一书。其中《维经斯基在华活动》一文内，我又找到资料。原来在此次扩大中全会开会前几日，即五月十日左右，“陈独秀和张国焘一同往访维经斯基，维经斯基说：中共中央的工作方针重点应放在本身组织的发展和领导工人运动。”同一文件内又说那次扩大中全会还决定“在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农部中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工运的领导。”（见该书第四七三至四七四页）
　　怎么搞的？彭述之自夸为他在革命准备时期的“第二个贡献”，即他向中央建议成立一个“工人运动委员会”以恢复工人运动，建议把重心移到党内工作来，——原来在他尚未回国前三个月，国际代表伍廷康已经在上海向中央提出，而中央也已经就此作出决议了。
　　为了执行这个决议，中央已经把最能干的工运干部，李隆郅和项德隆，从外地调到上海来了。
　　中央原来是执行伍廷康传达的国际指示，而不是采纳彭述之的建议。彭述之建议是不是偶然符合于国际指示呢？不是！这是国际东方部和旅莫支部讨论的结果，同时叫国际代表伍廷康和旅莫支部代表彭述之来传达，正如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论也叫这二个人分别传达一样。可是，彭述之竟冒充为他自己的“贡献”！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