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 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两种态度——评彭述之 相关链接：楼国华
《彭述之年谱》纠谬
谷和
彭述之死了，《十月评论》为了追悼他，发表了《彭述之年谱》，作为对于一个革命领袖的尊崇，在《年谱》中稍有溢美之辞，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不能离事实太远，或把死者生前没有做过的事，附会在他的身上，这不仅不是尊崇死者，甚至对于死者是一种污蔑，为了实事求是起见，我现在对《彭述之年谱》提出纠谬，我想这对于死者反而是有益的，因为彭述之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他一定不欢迎人家给他戴上这许多项“纸糊冠”！
《年谱》说：“一九一九年，受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所洗礼，辞去教职，赴北京入读北京大学，参加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的影响都已“淡出”了，陈独秀的《新青年》崛起，造成了新文化运动，当时的年青一辈代，只要不是精神麻木的，无不闻风而起，彭述之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无可疑的，但如就实际行动而言，他是否“辞去教职。赴北京入读北京大学，参加五四运动”，那就成疑问了。
要打破这个疑问，最好看他自己如何说，他在法文本《回忆录》一四〇——一四一页，说他于一九二〇年二月离家上省在桐城与上海等地活动与学习，十八个月后，回沪动身赴莫斯科。又在《回忆录》第三六九页说：“当然，我还未来过北京。我终于能够踏上北方土地，应当引以为快的。”他说的是一九一九年么？不是。他说的是一九二四年夏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的感想。在这以前，他从未到过北京！
《年谱》说：“一九二一年，成为共产党党员（谷和按：陈碧兰则说一九二〇年他已是共产党员）……八月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此期间，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
中共正式建党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此以前，各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参加小组的只能称为成员，不是党员。旅莫支部书记是罗亦农（罗觉），不是彭述之，他是旅莫支部的宣传部长。
《年谱》说：“一九二三年，以苏联共产党员资格，参加莫斯科市大会，目击斯大林派与左派反对派（托洛茨基派）的斗争。”
《年谱》没有说明参加大会的彭述之，对双方采取了甚么态度，据彭的《回忆录》说：“当时，我们不明白‘老干部’一词的真实意义，我们都十分佩服和无限尊敬布尔塞维克党的所有老人，绝未想到这些老人所代表的那个小集团已经政治上道德上充分堕落了，以致我们对于托洛茨基发生了反感……（《回忆录》法文本三四八页）”。
彭述之当时对托洛茨基发生反感，并没有错，他自己说得很实在，但《年谱》作者却为之隐晦，这就不够实事求是了！
《年谱》说：“一九二四年六、七月间，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八月归国，以中共上海党委身份活动。”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九七页所载代表名单，彭述之和刘清扬系有发言权的代表，却无表决权者。
他到了上海之后，并未参加甚么“党委”，当时上海有“江浙皖区委”（即“上海地委”），近年国内研究党史的刊物，公布了上海区委（地委、江浙皖区委）的变迁资料，提到的有郑超麟、尹宽、也有陈碧兰，但无彭述之。瞿秋白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说“那时彭述之虽非中央委员，然而已经‘坐’在中央了。”（《六大以前》七一九页）彭述之后来也引述瞿秋白的话（《彭选》第一卷六五页）。可见在四次大会之前，彭述之并不是甚么“党委”。
《年谱》说：“一九二六年，……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同陈独秀等人一起，反对与国民党党内合作，提出共产党独自领导工农的方针。”
这话是有根据的，彭述之在为《托洛茨基论中国》写的导言中说：“中委会全体会议举行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中旬……陈独秀和我向全会提出了一个建议案：‘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与国民党左派建立联合阵线’……以瞿秋白为首的多数中央委员，在国际代表的压力之下，不敢接受我们的建议。”（《彭选》第一卷七三页）
据彭述之说，他和陈独秀一起提出“退出国民党”，不止这一次，有好多次，除掉彭述之的自述外，我们从甚么地方去找真凭实据呢？没有？但反证是有的，那便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写的《告全党同志书》。
陈独秀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北京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即时准备退出国民党，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反对他的建议。
陈独秀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向国际报告，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后来遭受布哈林的严斥。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陈独秀到了武汉，二次在政治的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完全遭到沉默的对待。
彭述之当时身居中央及宣传部长之职，是负责同志之一，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时，他对陈独秀的控诉，没有说过一句话，如果他每次和陈独秀一起提议退出国民党的，他应该要求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上列明出他的名字，因为这是严肃的政治事件，不容人家加以抹煞的，可是彭述之到了一九七四年才说自己如何如何提议退出国民党，那不是替自己涂脂抹粉么？然而《年谱》作者竟然相信，难道历史可以随意捏造的么？
《年谱》说：“一九二八年，自行以翻译维持生活……”
彭述之曾经翻译过一本书，布哈林的“唯物史观”，泰东书局出版。除此书外，《年谱》作者能否举出他用以“维持生活”的第二本译著？
《年谱》说：“一九二九年，阅读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认为意见正确，完全接受，……陈独秀等人也同意托洛茨基的基本观点，一同着手组织党内的左派反对派。……出版刊物《无产者》，发表《左派反对派宣言》。”
这段话有许多不符事实，而且把陈碧兰在《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中的话（其实是彭述之的话），说得不确定了。
陈碧兰说：“一九二九年春，彭述之同几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作了一次长谈，得悉苏联共产党内部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和斯大林派斗争的经过情形，以及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所发表的许多意见。同时，他们把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个重要文件送给彭述之，即：《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彭选》第一卷一六页）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彭述之写了《对郑超麟虚构故事的揭露》，关于他和托派的接触，说的和陈碧兰一样，郑超麟在八二年二月八日写了《彭述之闭眼瞎说》答复他，我现在只引有关的语句如下：“一九二九年五月间，在上海赋闲时的尹宽遇见莫斯科归国的学生王平一。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尹宽在山东作省委书记，认识王平一。此时王平一属于莫斯科回国的托派组织，负有任务在党内活动，散布宣传品，扩大反对派思想影响。尹宽接受了王平一的影响，拿到了油印文件，给我看，同时也给彭述之看，然后彭述之再拿给陈独秀看……我们这些陈独秀派不久都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我们当时看到的托洛茨基的文章都是短文章，后来陈独秀出钱把这些短文章集合铅印成书，名曰《中国革命问题》……这年九月间，我们都是托派了，不需别人再来说服我们了。此时刘仁静回到上海，陈独秀和我们都以托派身份接待他。刘仁静带回来的，除了托洛茨基起草的‘纲领草案’外，尚有托洛茨基二篇系统的长文章：《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前瞻》和《六大以后的中国问题》。我和刘仁静立即翻译，他译第一篇，我译第二篇，译完立即付铅印……这本书名为《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以别于以前出版的。（《中报月刊》四九期）
郑超麟说的和彭述之夫妇说的究竟谁正确呢，早在彭述之逝世之前的一年半中，他已看到郑超麟的文章了，《年谱》作者也看到的，彭述之宁愿不作声，《年谱》作者则宁愿错下去！
《年谱》说：“一九三一年，……出版《热潮》周刊，鼓吹抗日。受左派出版社委托，编辑《动力》杂志。”
当时王凡西、郑超麟等已被捕，主持托派工作的唯陈独秀、彭述之、宋景修。《热潮》的出版，是托派组织的工作，不应系在个人《年谱下面；《动力》的编辑是吴季严，不是彭述之。
《年谱》说：“一九三八年……选的临时领导机关，秘密出版机关报《斗争》。九月，中国国际正式成立，彭述之成为它的中国支部书记。”
这说法如果不是弥天大谎，就是稀奇的神话，但神话的制造者还是彭述之夫妇自己，陈碧兰在《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中说：“彭述之回到上海内，正值全国抗日运动高涨时期，但留在上海的托派还不到一打人。虽然名义上还保存一个组织，但同各地方星散的托派没有联系。述之为了适应当前抗日运动的潮流，重新整理组织，召集曾经留在上海和从监狱出来的几个干部的临时会议……选出了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秘密出版《斗争》机关报……”（《彭选》第一卷二三页）
《年谱》的神话还是有所本的，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陈其昌送给鲁迅的刊物，就是《斗争》和《火花》，要说明《斗争》甚么时候出版的，就不得不引用《双山回忆录》中长长的一段，这本《回忆录》出版于一九七七年，彭述之夫妇早就看过了的。
《双山回忆录》第九章，是专门述说《斗争》创刊时的情形的，那时第一批入狱的托派，除郑超麟何资深外，均已出狱，其中如王凡西和我仍积极走上托派工作的岗位，在一片混乱之后，重新组织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包括陈其昌、尹宽、蒋振东、李福仁、王凡西五人。
那是一九三五年，陈独秀和彭述之均在狱中，距离他们的释放（一九三七年八月）尚有两年。陈独秀虽在狱中，仍通过秘密的渠道，领导托派工作。王凡西说：“一九三五年年底成立的临时中委会，在整个中国反对派历史上占有比较重要地位，因为这一机构存续的时间最长，做的工作也可说较多，它恢复和发展了上海和全国的组织，有计划地出版了一些国际反对派的文献，而更重要的，它创刊了政治机关报《斗争》（每月一期）与理论机关报《火花》。这两种刊物，以一九三六年春天开始，中间差不多没有间歇，一直维持到一九四二年年终。”
《双山回忆录》已有英、日、德文本，北京也出版了“内部发行”本，此间十月书店仍在发行，读者容易购得，故关于当时（一九三六年）如何恢复托派全国组织，本文作者不再具引。《年谱》一九三八年项下所说的话如何无稽，我还可以提出实物（如《斗争》和《火花》的复印本）证明。
说彭述之在第四国际成立之后，成为中国支部书记，此说大谬，中国托派一九三一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推举出来的书记是陈独秀。三二年陈被捕后，组织溃散，其间虽先后有个别同志出来维持局面，但从无一人自称书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由上海区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成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临时中央委员会，推举李福仁为“书记兼司库”，当时正式规定书记职务偏重“技术性”而非政治性（现有当时记录可查）。一九三七年春，组织又遭破坏，王凡西与尹宽被捕，李福仁赴美，新临委仅存陈其昌与寒君二人。是年八月后，彭述之与刘家良回到上海，加入临委会；一九三八年春，王凡西出狱后回沪，以原中委资格加入临委，不仅，郑超麟回沪，又以同样资格加入临委。当时无形中临委会成为《斗争》编辑部，全部成员包括陈其昌，彭述之，刘家良，王凡西，郑超麟，郭和与寒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个编辑部始终没有一个人自称为书记。这期间，李福仁回沪，偶尔参加会议，但不再自称或被称为“书记兼司库”了。
一九四一年，托派组织发生分裂，多数派自立门户之后，彭述之才成为他们这一派的书记。
《年谱》说：“一九三九年，彭氏等在上海继续出版《动向》杂志，同时出版《莫斯科审判案》，以及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被背叛了的革命》的中译本。”
我问《年谱》作者，把人家做的工作，列在彭的《年谱》，是甚么意思？他说用“彭氏等”字眼已加分别，这说法真是可笑之至。我现在把几本书的出版日期录下，揭发《年谱》作者的“瞎扯”。
所谓《莫斯科审判案》，指的是二本书：
1《苏联党狱的国际舆论》，李书勳译，写“译者小序”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三日，出版日期，一九三七年四月，出版者，亚东图书馆。
2《苏联党狱之真相》，张家驹编译，序文日期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出版日期，一九三七年五月，出版者，亚东图书馆。
这两本书的编译者，都是王凡西，但第二本书未编完，他第二次入狱，由陈其昌完成的。
这两本书的编译与出版经过，可参考《双山回忆录》二〇九页。但与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的彭述之有何关系呢？
《俄国革命史》三册，第一册王凡西译（他已在抗战初出狱），第二、三册郑超麟译，出版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在五月一日两人具名写的“译者小记”最末一行说：“本书能够出版，经济上得力于Y与L两先生底同情援助；校对以及一切技术工作，则郭和与H二兄尽力最多。”
这里应该说明的，Y是叶波澄，L是李华卿，郭和是我，H是亚东图书馆的胡鉴初。这本书如果勉强说与彭述之有关，那是叶与李的捐助，是他劝说的结果。
《被背叛的革命》，是濮德治和罗世璠二人在狱译了三分之二，后由郑超麟补译了三分之一，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出版的，也与彭述之无关。
《年谱》作者把这几本先后出版的书系在《年谱》的一九三九年项下，不知是何居心，用来表彰彭述之“领导有方”吗？那实在牛头不对马嘴，这种做法，只让人觉得掠他人之美，为自己充场面而已。
其他关于托派内部的理论与组织斗争，说来话长，等他第二部《回忆录》出版时再一总谈吧，只是有一点必须指出，在一九四八年底，正当徐蚌会战时，他已一家老小，到香港来指导中国革命了。
《年谱》的误谬尚多，现在姑以此为限，读者如有意深入研究，可参阅郑超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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