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 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两种态度——评彭述之
双山致李福仁信
福仁兄：
你多半已经听说，彭述之最近在法国出版了他的第一册回忆录（从他的童年说到一九二五年），著名《中国共产主义的发轫》。我得到了一本，约略翻看了它的一些重要章节，觉得他的作风依旧，内容也是老的一套：拼命吹捧自己。为要造成他在中共与中国托派中唯一正确与一贯正确的领袖形象，竟还不惜虚构大量故事。
虚构故事中最突出的一例，是说他在中共第四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五年一月）前后，曾经凭他个人的努力使中共从门雪维克路线转变成布尔雪维克路线。言外之意，他曾经起了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间起过的作用：重新武装了党的思想。
这样僭妄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首先我们知道，中共和其他各国的共产党一样，由它的诞生时候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中共的情况说，至少直至一九四〇年代中期以后），他们的基本路线，无论向左或者向右，都是由莫斯科决定的；初期由第三国际决定，后来则由苏联政府来决定。此种决定之所以能够实行，初期由于十月革命的威望，也由于列宁等布尔雪维克党诸领袖的威望；后来，即当共产国际完全堕落成苏联斯大林政权的附属工具之后，则主要依靠物质的力量，甚至依靠军事乃是特务的力量，这两种决定（领导）在性质上自然完全不同；但其为自上而下的控制则是一样的。因此，如果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大会上，依照共产国际的决定而采取了向右的门雪维克路线，又如果直到一九二五年前后国际仍旧维持这条路线，那末中共内部的任何一个领袖都不可能凭他个人的努力，在党的第四次大会上，使全党转变到“布尔雪维克”路线的。如果他真的要这样硬干的话，那末结果只能是受到批判或竟被开除出党。
彭述之宣称他当时并不秉承国际的任何指示，完全根据他个人对马列主义研究的心得，首先提出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应占领导地位的理论，以此重新武装了中共的思想，这是为共产国际在任何时期对任何一个共产党的态度所不能容许的。因此它不可能发生，事实上也不曾如此发生。
首先，据我所知，无产阶级应通过自己的政党在中国的民族革命中占取领导权这一个说法，并非要到一九二五年前后才有的。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的指示中便明白提出过了。该项指示的第五条一开头就说：“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见中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七十九页）
其次，据当时在莫斯科与彭述之一起学习的人所作证言，大约在一九二四年夏天，共产国际东方部提出了一种关于中国革命的所谓“国民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强调革命中无产阶级应起的领导作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即中共的旅莫支部）讨论了并且接受了这个理论，决定拿回中国去实行。彭述之和其他一些学生于那一年的八、九月间先后回国。彭述之参加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他于同年十二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谁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这篇文章，便是发挥大家在莫斯科接受的“国民革命论”。
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共第四次大会，确实以正式决议规定了这样的立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这次大会也确实有彭述之的参加（他代表莫斯科的中共支部）。但是这个“布尔雪维克主义的”的政治决议案却非彭述之的作品，而是由国际代表伍廷康起草，再由瞿秋白从俄文译成中文的，因此彭述之绝对没有理由把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理论说成为他个人的创见！也绝对没有权利把中共四大通过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决议算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
其实提出无产阶级应取得革命领导权还只是触及了问题的一半，另外一半，也许是更加重要的一半，在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何才能取得这个领导权，以及如何去实行这个领导权。问题的这个一半，对当时中国的情形来说，那就是中共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前者对后者的态度问题。易言之，也就是中共应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如果一方面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却赞成加入国民党，赞成接受其领导，服从其纪律，那末一切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漂亮言论终于成为一句空话，甚至比空话更坏；因为在实践中，它会发生麻醉与欺骗作用，会使无产阶级大众陶醉于其天然获得的领导权，丧失其对无产阶级的警觉与斗志。
彭述之对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据他自己说是始终反对的。在那本回忆录中，他说在莫斯科，当他回国之前，留俄全体学生召集过一次大会，会上依据他的报告，决定回国后大家都不以任何方式加入国民党。但是据当时与彭述之同在莫斯科的郑超麟同志说，根本不曾有过这样决定。事实正相反，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之后，东大的旅莫支部曾经决定让罗亦农（书记）与彭述之（宣传部长）二人加入国民党。
彭述之又说他同陈独秀一起曾经两次要求国际，让中共退出国民党。一次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政变之后，另一次在同年七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但是他的这个说法完全找不到人证或者物证。相反，从陈独秀的著名文件“告全党同志书”中，我们倒可以找出反面证据，证明彭述之从来不曾与陈独秀联名提出过中共退出国民党的任何建议。在“告同志书”中，陈独秀明白地说，无论是向国际建议退出国民党，或者在中央提议退出国民党，他都是用个人名义，并且（在后一情形中）他曾遭到全体中委（彭述之是其中之一）们的一致反对。
彭述之在转向托派之前，在中共加入国民党问题上是始终拥齐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路线的。下面这个事实可以作为最有力的证据。彭述之在一九二七年六月间写了他有名的小册子《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此时离开蒋介石的流血反共已有二月，而武汉汪精卫政府行将于一月之后屠杀共产党的形势亦已非常明显；可是彭述之在这本小书中，却仍将国民党说成是“中国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说蒋介石等离开革命反而使国民党“更加民主”了，因而希望这个“进步了的”国民党政府能够实行土地革命，藉以平息湖南农民那种“平产主义”的过火行动。
国民党反动到了这个地步，彭述之对它尚且恋恋不舍，对它寄以厚望，人们又怎能相信他的所谓一贯反对加入，而且两次要求退出呢？
一个革命者，特别像我们这些生长在落后环境中、未受深刻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中国初期革命者，犯些思想上与政治上的错误，原是不可避免的。它与革命者的荣辱完全无关。错了就说错了，那就“善莫大焉”。最无出息与最为有害的，是犯了错误百般掩饰，甚且诿过于人，归功于己，从而妄图建立起永远正确的形象的那些人。这是最坏的斯大林作风，是斯大林主义中极为有毒的一个方面。
非常可惜，我们的这位老朋友似乎很喜欢这种作风，感染了这个毒害。
目前，彭述之香港的几位朋友正在替他出版“选集”。选择标准就是要显示出他的一贯正确。凡是有损于此一形象的作品，例如上述他在一九二七年写的重要作品“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落了选。而像陈碧兰写于一九七〇年的那篇长文章，即当它在“洲际通讯”上发表时你和我曾指出它许多虚构，并希望她能据以改正的那篇《回忆我同彭述之的岁月》，却一字不易地收入第一卷中，作为“选集”的代序。
彭选现只出版了第一、第三两卷。第一卷所收的是他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内所写的文字。第三卷收入的是他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八〇年期间所写的文章与谈话录。为甚么未出第二卷而先出第三卷呢？不清楚。选择不易，可能是原因之一，而更大的原因，我想多半是他非常迫切地想告诉公众：他的理论现已进而领导整个第四国际了，而在第四国际中，也正如过去在中共与中托运动中一样，他是唯一正确的领导者。
中国的托派运动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半个多世纪。尽管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做出了极大牺牲，却终不免于失败和消灭。回想起来，这在许多方面来说，几乎是一场无可避免的悲剧。不过我们从来不曾对它的复兴绝望过。现在，（更正确些说是从一九六〇年代后期起）无论在中国国内或国外，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运动再起的机运。这是值得我们万分高兴的事。在这时机，我们这些少数幸存者应该怎么办？应该如何去帮助新起一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去完成我们未能完成的工作，去避免新的失败而走向最后胜利呢？
依我之见，唯一办法，也是我们的唯一任务是要老老实实地把我们的过去，把我们过去的言论和实践，无论正确与错误（其中错误的应比正确的为多），告诉我们的年轻同志们，使他们从我们的错误或不足中寻取教训，避免重犯。同时要他们继承中国托派那种不屈不饶精神，刻苦耐劳作风，继续为国际主义的与反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与全世界的实现而斗争。
如果不此之图，反其道而行之，应用种种手法（例如虚构史实，窜改文字等）来塑造一具领袖偶像，造成个人崇拜；想拿彭述之打扮成中国托派中的斯大林与毛泽东，想教今后的托派统一于“彭述之思想”，那就决不能帮助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复兴，而只能戕贼其生机于萌芽之际。
从一九四一年起我和彭述之早已不同属于一个组织，但是我始终把他当成自己人的。在总的方向上，我一直希望他和我们能走在同一条路上。不过近来我越来越看到：这个原该成为中国托派与第四国际之一项巨大财富的老革命家却可能变成我们运动的一项负债，一个负数。
信写得太长了，虽然意犹未尽。希望你终于能耐下性子，读完这封乏味而令人丧气的信。
问好！
双山 一九八三年十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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