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 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两种态度——评彭述之 相关链接：郑超麟
彭述之闭眼说瞎话
郑超麟
我与友人通信中曾以几行字表示我对于彭述之这个人的评价，不知道怎样，这几行评价的文字竟落入彭述之眼中了，惹得他大发雷霆，特意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来攻击我，文章的题目就叫做《对郑超麟虚构故事的揭露》。他既然打上门来同我较量，我只好应战了。
我对他的评价是根据事实的。他既然指我所根据的事实为“虚构”，那么好得很，我们首先就来辩明一些那些事实究竟是不是“虚构”的。
一、斯大林的伪造学派
彭述之为了培养对于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几十年来伪造事实，说一九二四年秋起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是他个人提出的。我揭穿这个伪造。我引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为证，其中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胜利，而这个决议案是出席四大的国际代表伍廷康用俄文起草，瞿秋白译成中文的。
这个“故事”剥了彭述之的画皮，说明他在大会之前一个月《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上发表的文章，所提理论乃是共产国际的理论，而非他个人发明的。
这个“故事”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彭述之说是“虚构”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我能证明四大这个决议案，确实是伍廷康起草的，彭述之就应该承认那个理论不是他个人发明的了。试看——
彭述之说：“伍廷康根本没有出席四大，因为一九二一年大会（即中共成立）有马林和伍廷康参加，引起了法租界警探的特别注意，搜查了会所，带走了李汉俊和陈公博，因无文件证据被释放，但大会已不能在上海继续进行，只好移到嘉兴南湖船上去结束。根据这次的教训，不但以后的大会不让国际代表去参加，就是中共执委会也避免请国际代表出席。所以第二次大会便没有国际代表参加。只有第三次大会，因为要通过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马林必须参加，只好移到广州去举行。四大是在上海举行的，为了安全，没有请伍廷康出席，更不用说要他起草决议案了。”
这里，彭述之武断说伍廷康没有出席四大，更没有替四大起草决议案。不仅武断而已，而且伪造一个规律，说“为了安全”中共在北洋政府统治区域都不让国际代表参加大会。
真是闭眼瞎说！
我不拿自己的回忆同这个惯于武断和伪造的人争论。我要拿物证。这就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一书，其中收入俄国人格鲁宁写的《维经斯基——赴上海的秘使》一文，文中说：
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一月）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五月），特别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九二四年五月，一九二五年十月，和一九二六年七月的几次扩大会议，曾多次出席过中央委员会的临时会议。
请看伍廷康出席四大的“故事”是不是郑超麟“虚构”的？反之彭述之说伍廷康参加一大倒是纯粹出于“虚构”。伍廷康不仅参加了中共的大会，而且参加了中央扩大会议和临时会议，如此彭述之所伪造的那个规律也就破产了。
彭述之又说：“四大召开时瞿秋白还在广州，因为他以国民党候补中委参加了一九二四年八月举行的国民党中委会全会，在会议上瞿同意孙中山提出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决议和训令须交国民党中委审查，后为中共中央拒绝，瞿对此感到十分难堪，不愿回上海，留在广州，替鲍罗廷作翻译，怎么能说秋白替伍廷康俄文起草的决议案作翻译呢？”
又是闭眼瞎说！
瞿秋白早于九月间从广州回到上海，在上海大学上课，参加上海大学和民国日报馆的两派斗争，与英文系主任何世贞一同脱离上海大学，十一月间与杨之华结婚，次年一月间以三届中委身份参加四大。
要物证么？俯拾即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向导》纪念十月革命七周年，秋白发表了《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一文。彭述之也许会说瞿秋白是从广州写好文章寄到上海来发表的。那么差不多在同一时候，瞿秋白、杨之华、沈剑龙三个人在上海民国日报馆广告栏登载启示说：沈杨二人脱离夫妻关系，瞿杨二人结合夫妻关系，沈瞿二人结合朋友关系，——这三个启示现在也找出来了。难道新郎在广州，新娘在上海可以结婚么？落实到四大，周永祥编著的《瞿秋白年谱》在一九二五年一月项下有如下一段话：
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北堍中国地界和租界交界处一幢房子里，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并担任大会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他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代表们提出的对政治决议案中若干重要问题作了理论性的阐释，深得代表们拥护。
请看瞿秋白参加了四大的“故事”，是不是郑超麟“虚构”的？
彭述之否认四大决议案是伍廷康起草瞿秋白翻译的，他的理由只是说：伍廷康和瞿秋白都未参加四大。现在我拿事实证明了伍廷康和瞿秋白都参加了四大，彭述之还有甚么话可说呢？他还能否认四大的政治决议案是伍廷康起草瞿秋白翻译的么？我至今还记得，瞿秋白把他的译文带到大会会场来，大家围着看，也有人提出意见。我只记得一条意见，即认为原稿分一、二、三、四……各节，仅第二节有小题目，其他几节都没有小题目，不合格式。这个意见，伍廷康大概接受了。因为我现在看见的政治决议案（题为《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共分五节，每节都有小题目。
如果以上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回忆，不能说服彭述之，那么我还可以引用大会代表李维汉的回忆。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他回答访问者说：
大会政治决议起草小组组长瞿秋白，我为成员之一，但决议草稿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伍廷康即维经斯基起草的。
请看伍廷康俄文起草瞿秋白中文翻译四大政治决议案的“故事”，是不是郑超麟“虚构”的？
彭述之又说：“郑超麟既非代表，也不能以旁听者的资格出席（因为安全计限制旁观者），仅仅要满足他的朋友向他所提出的六个问题，便任意捏造些故事以资应付。所以他的故事漏洞百出，一经揭穿便原形毕露了。”
又是闭眼瞎说！
郑超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从第一天起到末一天止。不是以代表身份出席，也不是以旁听者身份列席，但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一次也不缺席。我不是伍廷康，也不是瞿秋白，没有人给我写传，编年谱，但我之参加四大是能够证明的，今天还是能够证明的。没有物证，但有人证。今天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证明我自始至终参加了四大。这个人就是——彭述之。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的秘书长彭述之指定郑超麟为大会的记录，郑超麟也履行了这个职务。
一个人，他五十七年前任命另一个人履行一种职务，今天他否认了这个任命。这不是正直的人应当做的事情！
总之，郑超麟没有“虚构”了他参加四大的“故事”。
彭述之又说：“至于郑超麟说：‘伍廷康借大会名义提出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大会代表莫名其妙，无人说话。于是老二站起来说几句托洛茨基如何错误，如何应当谴责的话，这决议案就付表决而通过了。’这个最无耻而又最恶毒的污蔑，须要多说几句来暴露它。
“A、上面已经证实过，伍廷康不曾出席第四次大会，说‘伍廷康借四大名义提出一个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就等于说‘伍廷康俄文起草政治决议案’是同样的荒唐。
“B、在中共所有的大会上，甚至它的执行委员上，从来没有国际代表提出过‘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因为斯大林反托的策略是封锁托洛茨基的意见，绝对不让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干部和党员知道，更不用说在支部大会上‘提出谴责老托的决议案’了。因为把‘谴责老托的决议案’提出于共产国际支部的大会上就必须说明‘谴责’的理由，即指出托的错误在甚么地方，并须指出有关托的错误的事实和文件。这样一来势必引起讨论和批评，包括对提案本身的批评。这是斯大林所最害怕的。所以‘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从来没有在中共的大会上或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出现过。何况在四大时关于中国的革命问题还没有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发生严重分歧。即使在五大（一九二七年四月末至五月初）中国问题已成为托和斯之间的争论焦点，斯大林也没有命令出席大会的国际代表提出‘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呢！
“C、……”
彭述之这个“揭露”写得特别长，提出A项理由，B项理由之后又提出C项理由。恕我不再抄他的C项理由了，因为那里只说了一些丑表功的话而远离问题本质。
我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案，好在原文不长，全部抄录如下：
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决议案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看着欧美反动潮流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非常危险，认为托洛茨基最近言论上的态度，反对俄国共产党之布尔塞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及第三国际的领袖，实际上可以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仇敌所利用。
中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领袖所解释之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投机主义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受列宁主义，以后不再继续其一九一七年以前与布尔塞维克主义相异之理论的宣传，对于列宁主义为修正之尝试。
中国共产党大会恭贺共产国际及列宁派的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怎么一回事呢？哪里冒出来这样一个不应存在的决议案呢？是你郑超麟伪造出来的罢？
不是。我是从一本大书名叫《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抄出来的，原文在书内第一八〇页。书无版权页注明出版日期，封面标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彭述之揭露我的虚构故事，在这个“故事”上，他说的话最多，可是我答辩的话最少。我拿出物证来就够了。至于这件客观存在的物证为甚么不符合于彭述之的武断和伪造，那只好让彭述之自己去说明了。
郑超麟并没有虚构四大在彭述之作了说明之后终于通过了伍廷康提出的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案这个故事。
以上我证明了彭述之所“揭露”的四件“故事”，都不是虚构的。彭述之还“揭露”了甚么事实，我忘记回答了么？没有。至于他那些与事实无关的想当然的话，则恕我不回答了。
现在轮到我来“揭露”彭述之的虚构故事。
彭述之在他的文章中说：
一九二九年春，我得到一个机会，和莫斯科回来的几个学生作了一次长谈，从他们知道了托洛茨基领导左派反对派和斯大林派斗争的情形，以及托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并从他们得到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我阅读了这两个文件后，惊异地感到托对过去革命失败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批评，对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的指责，和我们亲身经历的痛苦事实完全符合；至于他提出以防御政策代替当时中共领导所执行的盲动主义路线，正是我们深深地感到有此需要，但不能具体提出来的方针。因此，我完全同意托的思想。
接着，他说明了他如何拿托的思想去影响陈独秀。
彭述之说的这个“故事”完全是虚构的，真实的故事是：一九二九年五月间，在上海赋闲的尹宽遇见莫斯科归国的学生王平一。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尹宽在山东省作省委书记，认识王平一。此时王平一属于莫斯科回国的托派组织，负有任务在党内活动，散布宣传品，扩大反对派思想影响。尹宽接受了王平一的影响，拿到了油印文件，给我看，同时也给彭述之看，然后彭述之再拿给陈独秀看，因为当时陈独秀住家只有彭述之一人知道。我们这些陈独秀派不仅都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我们当时看到的托洛茨基文章都是短文章，后来陈独秀出钱把这些短文章集合铅印成书，名曰《中国革命问题》。王平一和他的朋友负校对责任，他们没有经验，错字很多，但发生影响很大，好多人都是读了这几篇文章就变成托派的。这年九月间，我们都是托派了，不需要别人再来说服我们了。此时刘仁静回到上海，陈独秀和我们都以托派身份接待他。刘仁静带回来的，除了托洛茨基起草的“纲领草案”外，尚有托洛茨基二篇系统的长文章：《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前瞻》和《六大以后的中国问题》。我和刘仁静立即翻译，他译第一篇，我译第二篇，译完立即付铅印。此次就是我负责校对责任了，所以错字少些。这本书名为《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以别于以前出版的。这二本书，后来北京也有翻印，今天还可以找到原版或翻译版。
就是这个真实的故事，被彭述之别有用心地变为他的虚构故事。他把尹宽做的事情轻轻地记在他自己的功劳簿上，把有名、有姓、有来历可考的王平一化为无名无姓的“莫斯科回来的几个学生”，彭述之说得出他们的姓名么？把几篇托洛茨基短文章变成那二篇系统的长文章。他以此作为他对于中国革命的一项“贡献”。
你说这话有没有证据？当然有证据，否则我不来“揭露”彭述之这个“虚构”了。证据就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二本《中国革命问题》上。彭述之所说的托洛茨基那二篇系统的长文章，《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前瞻》和《六大以的中国问题》，是作为《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出版的，出版时间也在另一集之后。如果彭述之所说，他先拿到的是那二篇长文章，那么为甚么先拿到的文章后印，后拿到的文章先印呢？何况译文上也可以看出前篇属于刘仁静的风格，后篇属于郑超麟的风格。
× × ×
我现在的心情好像一个围棋家，闲坐无事，忽然有个客人上门来，自称国手，要求较量一盘。来罢！可是只下了几个子，就看出来客是个“屎棋”，不到中盘就把来客杀得片甲不留了！
二、丑功表
我致友人信中对于彭述之又作了如下的评价。我说：“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这五年之间，老二有甚么可夸耀的？”这句话又刺痛了彭述之。他跳起来，说我这句话是说他在第二次革命的准备时期、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时期这五年之间对于革命没有值得一提的贡献。于是他长篇大论列出了他的“贡献”。大要如下：
——他回国“对革命第一个贡献”是坚决主张中共中央拒绝孙中山的要求（要求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决议和训令须交国民党中央审查）。
——他的“第二个贡献”是主张恢复工人运动和加强党的地方组织。
——他的“第三个贡献”是从思想上重新武装党，即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以上是在革命准备时期）
——在革命时期，他的贡献，第一，他主张上海工人阶级学习彼得格拉工人阶级的榜样，实行武装暴动。
——第二，三月二十日事变后，他奉中央命令去广州同鲍罗廷商量反蒋和中共退出国民党，但被鲍罗廷拒绝。
——第三，他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扩大会上，与陈独秀一起正式建议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委多数，不敢接受我们的建议，但同意把它呈交共产国际去考虑。”
——第四，一九二七年头三个月，他在《向导》上发表文章反对蒋介石。
——在革命失败时期，他奉派去北方工作，主张在北方“采取防御政策”，抵制了中央的“暴动命令”，被中央撤职。
——他在上海赋闲时，对中央政策采取了批评态度，险被斯大林调去苏联。
——一九二九年他首先会见莫斯科回国的学生，知道了托派主张，拿到了托洛茨基的二个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转给陈独秀看，并把他与回国学生谈话内容转告陈独秀，以此转变了陈独秀的思想，八十一人宣言就是他和陈独秀、尹宽共同起草的。
好家伙！彭述之一口气列出了他对于中国革命的十大“贡献”！
我在第一节中已经用真凭实据指出他的第十项“贡献”是撒谎了。在第一节中，我又证明了他把“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归功于他自己，是无耻。这里，我只要指出他的第五项“贡献”和第六项“贡献”也是伪造的，就够了。我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去议论他的其他六项“贡献”。
彭述之果真在三月二十事变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么？他又曾于同年七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与陈独秀一起正式建议退出国民党么？除了彭述之自说自话之外，我们没有证据。
彭述之在这篇文章中援引陈独秀为他作证。三月二十事变后中央（陈独秀）派他去广州向鲍罗廷商议退出国民党，同年七月中央会议上他与陈独秀共同正式建议退出国民党。我们试看，彭述之所援引的这个证人陈独秀，对这二件事情是怎样说的。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在他的有名的《告同志书》中说：
一九二五年十月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议：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企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势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即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的政策所牵制。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们一致严厉地反对我的提议，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次年（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正是执行了戴季陶的主张，……同时，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我在三月二十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一面派遣远东部长伍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看哪，陈独秀的证言到此为止，他提到彭述之，只说派彭述之去广州组织反蒋的军事行动，他一个字也没有证明彭述之主张退出国民党。恰好相反。从上引的话可以看出彭述之是反对退出国民党的。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央会议上“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们一致反对我的提议”，这些“负责同志们”当然包含彭述之在内；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事变以后，陈独秀对国际报告中只陈述他“一个人的”意见，不包含彭述之在内；陈独秀派彭述之去广州只付给他反蒋的军事行动任务，并没有付给他向鲍罗廷建议退出国民党的任务。
彭述之会诡辩说，他和陈独秀正式建议是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会议上，不是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央会议上。
但陈独秀《告同志书》没有提到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央会议。这不是说一九二六年七月没有开中央会议，这只是说在此次会议上陈独秀没有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无论如何，彭述之坚持他一九二六年七月与陈独秀一起建议退出国民党，完全是伪造的。
一九二六年七月正是伍廷康衔命来中国“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倾向的时候，谁敢在中央会议上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彭述之说，在此次会议上他和陈独秀的退出国民党的建议，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委多数不敢接受，“但同意把它呈交共产国际去考虑”。这完全是瞎说！共产国际已经派代表来矫正这个“退出国民党”的倾向，谁还敢“同意”重提“它”给共产国际考虑呢？我手头恰好有这次中央会议的决议案，其中说：
如果有些同志认为共产党应当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组织上的关系，现在就要消灭这一各阶级联盟的政党，以为共产党已经就能独自领着无产阶级，使其他被压迫民众跟着他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那么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完全看错了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远景。
试问彭述之：在此决议下，“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委多数”还能够“同意”把你的（陈独秀不会同你联名的）退出国民党建议，“呈交共产国际去考虑”么？你完全是瞎说！
陈独秀《告同志书》完全足够证明你两次主张退出国民党，都是瞎说！我们不需要其他的甚么文件了。因为陈独秀《告同志书》不是在他同你感情破裂之后写的，而是在他同你亲密合作的时期写的。他起草后还先给你看过，让你提意见。如果他记载不实，你尽可以要他修改。例如，你尽可以要他改写为：在中央会议上是你和他二人联名建议退出国民党的，而三月二十事变以后是你和他二人联名向共产国际建议退出国民党的。你当时为甚么不这样做呢？陈独秀死后你再说那样的话，便没有人相信了。
陈独秀《告同志书》没有证实彭述之曾于一九二六年两次建议退出国民党，这决不是偶然的，决不是由于陈独秀一时的疏忽或误记。彭述之在接触到左派反对派文件以前决不会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这是必然的，合乎逻辑的。
自始就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当作服从纪律而勉强接受之后，又时常要求退出，——这样的人主张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反之，他不得已接受了那个机会主义路线而主张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也不奇怪）。但彭述之是积极拥护那个机会主义路线的。
一九二三年秋天，孙文派了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四人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四人中有一个是张太雷。张太雷向旅莫支部的领导同志报告了不久之前在广州举行的中共第三次大会，特别是这次大会上的斗争。几天之后，旅莫支部便发动一个讨论第三次大会，特别是讨论“国共合作”政策（即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的运动。支部宣传部长彭述之作报告。他把这个运动变成“反李汉俊的运动”。他说，李汉俊在大会上为首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大会后因斗争失败，便表示消极，渐渐要退出共产党，等等。彭述之要求支部内的党员和团员讨论这个政策，各自表态。我自然表示拥护这个政策。现在，大会已经通过了，反对它有甚么用呢？一九二二年我在法国，讨论这个政策的小组会议上却曾表示反对的。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准备开第四次大会，周恩来从广东来“晋谒”新任宣传部长（大会尚未选出的）彭述之。我在彭述之房间内听到彭述之问周恩来关于旅欧支部讨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情况。周恩来善于言辞，他说，我们大家都赞成你（指彭述之）当时的立场。我看见彭述之听了这几句话后洋洋得意。
所以，在第二次革命时代，惯常抱着“老先生”大腿的彭述之，到了“老先生”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时就不跟着老先生走了。
这里，我始终有个疑问，不能解答。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知道在第三次大会上为首反对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是张国焘，并非李汉俊，回忆的人连李汉俊姓名都不提，为甚么当时旅莫支部说是李汉俊呢？自然，彭述之如果愿意，他会解答我这个蓄了将近六十年的疑问。
在第三次大会上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是瞿秋白和张太雷；在旅莫支部讨论大会此项决议时，积极拥护这个政策的，是彭述之。
所以，我在本文的第一节中否定彭述之在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上的发明权（那是为了真理），但在这里第二节中我就不去否定他的发明权了（那是为了让步）。我不妨承认他发明了这个理论，然后以此理论“重新武装”了陈独秀，又进一步“重新武装”了第二次革命。
但如此一来就暴露了彭述之如此夸耀的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究竟是甚么货色！积极拥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政策的彭述之，在退出国民党的建议上不肯跟着陈独秀前进的彭述之，那么出自他的口中或笔下的“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究竟会有甚么意义！中国无产阶级推出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而共产党一头钻进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内去，受国民党纪律所束缚，——在此情形下大谈特谈“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有甚么意义呢？不是废话，便是欺骗！
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包括东方部的那些“中国通”在内）就是用此“理论”来欺骗中国无产阶级，来安慰中国无产阶级对于共产国际强迫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怨恨。让彭述之去夸耀他对于这个理论的独创权罢，那时，他就应当负担全部的欺骗责任了。
三、闭门为王
试分析一下，彭述之何以如此不堪一击。
彭述之本来没有同别人较量的本事，一九二七年五大以前，他同瞿秋白较量，结果被瞿秋白打败了；五大以后，他同蔡和森较量，结果被蔡和森打败了；托派四组织统一时候，他同陈独秀较量，结果被陈独秀打败了，等等。此次，他找上门来同我较量，我可没有瞿秋白、蔡和森、陈独秀的本事。但较量结果怎样呢？首先，他要“揭露”我虚构故事。他列出了四项故事：（一）他断言伍廷康没有参加四大，而我虚构了伍廷康参加四大的故事；（二）他断言四大开会时瞿秋白尚在广州，而我虚构了瞿秋白参加四大的故事；（三）他断言郑超麟既非代表又不能旁听，而我虚构了郑超麟参加四大的故事；（四）他断言四大决无通过反托议案之事，而我虚构了四大通过一个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案。结果，证明这四项故事都不是我“虚构”的，而他的四项断言反成为“武断”的。其次，他自以为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多贡献，而我居然否定了他的贡献，于是他一口气列出他的十项贡献给我看看。结果，这十项贡献里面就有三项被我拆穿为伪造的，另有一项被我证明为不是贡献而是欺骗。其他六项是不是贡献，也需要审查了。
武断和伪造是斯大林作风的组成部分。
同斯大林比较起来，彭述之是渺小的，但他全身毛孔都散发斯大林作风的臭气。他同斯大林一样培养个人崇拜。但斯大林叫别人吹捧他自己，彭述之则自己吹捧自己。斯大林著作中可未曾开列出他对俄国革命有多少项贡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是别人写的。
正因为个人崇拜必须靠自己培养，所以不能像斯大林那样开门为主，而只能闭门为王，在门内的小房间自己吹捧或互相吹捧。久而久之便忘记门外还有一个大世界了。以为我门内是王，出门也是王，不知道那里存在着事实的世界，非虚构的故事。
列宁一九一七年四月回国后以其《四月提纲》重新武装了布尔塞维克党，我，彭述之，一九二四年八月回国，也用我独创的“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重新武装了中国共产党。谁敢向我挑战！郑超麟是个甚么东西！他说，这个理论不是我彭述之独创的，而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那些“中国通”提出的，随后又由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写进四大决议案内的。岂有此理！五卅运动以前共产国际哪里有甚么“中国通”！（其实，伍廷康就是一个“中国通”。）东方部是一个附属机构怎能改变共产国际已定的路线（我彭述之一个附属党员却可以改变共产国际已定的路线）！反驳郑超麟很容易。否定，就够了。否定国际代表伍廷康参加大会，否定瞿秋白当时在上海，否定郑超麟本人与闻四大会议。郑超麟又说四大曾通过一个反托决议案，而我彭述之在通过此决议案前还说了几句反托的话。这是“最无耻而又最恶毒的污蔑！”如此一来，我彭述之岂不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反托分子么？更非否定不可！只要否定四大未曾通过任何反托决议案就够了。无此决议案，则我作为中国第一次反托分子的丑行便不能成立了。试看彭述之同人较量，只能使用这种否定法，即同鸵鸟一样只要把头埋进沙里，敌方便不会存在了。彭述之比鸵鸟更高明一点的，便是：他否定了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后还能说出一大篇这些事实所以不能存在的理由。如此有恃无恐，他就可以放胆丑表功了，就可以关起门来过皇帝瘾了。
此次，他“揭露”我的那篇文章，不正是这样的么？
最后，我要奉劝彭述之几句话：把门打开罢，放点新鲜空气进你的“深宫大院”去，自己跑出门外来看看真实的世界，那里有山、有水，公路上还有汽车，不要否定这些现实的事物，以免碰得头破血流！
一九八二，八，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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