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句名言：“战略上轻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句话，不同的了解可以有不同的意义。有的意义正确，有的意义谬误。简单地将它了解成对付敌人时候的胆大心细，当然绝对正确。若了解为大处不妨轻敌，小处必须重敌，那就糟了。依毛泽东的本意，这句话首先是说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统治，在整个历史的发展上是已经过了时的，注定要死亡，其本身充满了无法解决的矛盾，所以外强中干，是纸老虎，我们不必怕它们；不过虽然如此，反动制度是不会自行死亡的，在临死挣扎中而且要加倍凶恶的，因此和它们斗争时，仍必须郑乎其事，战战兢兢，一丝儿都松懈或疏忽不得。这个了解，当然对的。但用“战略”和“战术”来表示上述两种态度，却并不恰当。资本主义之注定要死亡，其本身矛盾无法解决，至少，从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写《资本论》以来就已经如此了。可是马克思的全部革命理论，特别是由列宁发挥出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主要的，亦即他们所“重视的”，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思想，而非实现这些战略的战术手段。说“战略上轻视敌人”，意思当然不是说克敌的战略可以轻视，它只是说：在我们的战略部署上，敌人的力量不必重视。但这样的说法也还是有毛病的，因为第一，任何意义的轻敌都会招致失败；第二，今天的帝国主义毕竟还不是死大虫，因而不必讲求捕捉的战略，而只须考虑宰割的方法得了。
毛泽东所以会说出这样一句口号来，我觉得，是由如下两种情形促成的：一、毛泽东本质上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聪敏灵活的战术家与政略家；却不能算是同样杰出的、高瞻远瞩的、受着一贯原则性指导的战略家；二、在长时期斗争中，毛泽东高明的战术时常能补救与改正他不甚高明的战略；且因许多有利的客观因素之助，常能来得及完成这些补救与改正工作，因此，使他相信彷佛只要有了好的战术，便可以获取革命胜利了。
从“战略上轻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句名言的一个特定意义着想，我们不但可以看出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战术家这个事实，而且还可以看出，中国革命在其争取到胜利的途中，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曾经具有了如何弯曲的形态。
这里先让我们研究战术家的毛泽东。不过首先，我们还得解释一下战略和战术之间，战略家与战术家之间的区别，尤其是要解释我们是怎样了解这个分别的。关于这个区别，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说明：“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家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个定义并不错，但非我们在本文中所了解的意义。我们是在更宽广的意义上，即不仅在军事意义、而且在政治意义上来观察和区别这两者的。广义的战略和战术，即不仅指军事意义的，而更加指政治意义的战略和战术，其区别当不限于“全局性”与“局部性”之分。二者的区别，我们认为主要得看：凡事先求原则性的贯通，全面性的融会，然后从原则立场来观察与解决各个具体问题，这是战略家的态度；反之，凡事只对个别的具体问题调查研究，不能作全面性的概括，不能作原则性的综合，同时以个别问题的答案，不断影响或经常改变原则立场，这种人，属于战术家。
就狭义说，即单就军事意义说，毛泽东不但是高明的战术家，抑且是杰出的战略家。但就广义说，即就军政两义，更特别就政治的意义说，那末作为一个战略家的高度，便还不如他战术家的高度了。
我们如今在此谈论他的战术家地位，当然是取其广义。
“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乃是当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将力量投向农村，武装农民，建立根据地，实行革命战争。在这方面，也正是战术家毛泽东的身型长得最高的地方。不过我们这样说，一定有人会出来反驳：如此重要的一条革命路线，为什么只能算是战术上的大成就，却不能算作战略上的大贡献呢？单凭这一点，为什么还不能称毛泽东为伟大的革命战略家，却只能称为伟大的战术家呢？列宁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战略家，主要因为他为俄国革命提出了一条战略路线：无产阶级联络农民，反对资产阶级，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建立而斗争，藉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并开展社会主义的革命。然则毛泽东的武装农民，建立根据地，实行革命战争的路线，为什么不能与列宁的路线齐肩，同被看作为革命战略呢？
我们认为二者不能等量齐观。理由第一是，毛泽东所最先坚持的领导农民武装革命的路线，实质上属于斗争方法，并非革命原则。斗争方法正确与否，对革命的成败自有极大影响；但革命方法和手段的本身，对革命性质，甚至对革命诸动力之间的结合关系，却不会有决定作用。毛泽东的武装革命道路，是在斯大林给规定的战略路线之下采取并进行的。当毛泽东走上这条路线时，一再声明：“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见《井冈山的斗争》）。“党的六次大会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仅仅是如何实现共产国际与中共六次大会所规定的战略路线的一种战术路线，它本身决不是战略路线。第二，毛泽东这个“以武装对武装”的思想，自始不曾从我们这大时代的特性，从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的半法西斯式的军事化特性出发，加以分析而提出的；它是从中国政局的不定，统一难成，等等条件出发，因而断定了红军以及红色政权之有存在可能，并发明出、从战斗中归纳出许多武装斗争的战术。因此，它不是一个原则性的、瞻顾全局的如何完成革命与完成何种革命的战略，而只是革命失败后多被逼自卫、先行后知、逐渐自觉的一种战术。诚然，还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就说过：”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见《井冈山的斗争》）同时在稍后两月的另一篇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批评了“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说它“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但他并未在战略意义上提出这个批评，即毛泽东不曾与当时的中央主张根本对立，他不曾明白坚决地提出放弃城市的群众运动，集中力量于各个根据地的建立，然后由乡村的根据地出发，以武力解放城市和全国。相反，在同一篇通信中，毛泽东引征他的一封旧信上的立场如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这里说得很明白，依据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和当时及以后的所有中外马克思主义者的想法一样，农民的武装队伍及其地方政权，对整个的革命斗争说，只能起“帮助”与“促进”的作用罢了。由此可见，以后中国革命的实际发展，即完全离开了城市（一九三三年以后），完全依靠农民的武装及其地方政权，终于在内战中击败了国民党，解放了全中国，显然不是按照了一个预见的战略路线，而是违反了中共的、乃至毛泽东本人的战略路线的。因此，如果说毛泽东关于“解放农民，武装斗争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在理论的价值上简直堪与列宁那个著名的战略公式齐肩，是不确实的。
但虽如此，毛泽东的此一方面的理论，即使属于战术性质，却仍具有非常巨大的价值，值得全世界的革命家研究，尤其应为落后国家的革命者所认真学习，并加以接受和实行的。
前面我们提过，中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如何组织，如何促进与如何实行革命，有一套传统的与正统的办法——战术。那套办法是：发行报纸，将革命干部组成政党，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无产阶级以外的劳动群众，不断进行鼓动宣传，不断领导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以此扩大政治影响，增加组织力量，直至全国性的革命危机成熟（主观上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客观上统治阶级陷于政治与经济的崩溃），乃由工人阶级发动一次或数次革命（暴力的或非暴力的，议会内的或议会外的），首先在中心城市夺取政权，组织新的国家机构（包括军队在内），然后将革命（经过内战或不经过内战）推广至于全国。
这样一条进行革命的道路，导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导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两阶级的主要对立，并导源于由此发生的城市领导乡村，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非无产阶级斗争这个事实。巴黎公社以后的三十年中，西欧资本主义有了长足发展，在发展中形成了以议会运动为主要目标、以组织广大群众，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为中心工作的斗争道路，这条道路到了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显出了严重的机会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堕落，于是在政治与经济均较落后的俄罗斯，当那个改良的议会主义的“革命”道路最突出地暴露了自己的不合适之后，就发生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的战略战术路线。这条路线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基础，一方面继承了俄国固有的民粹派革命斗争的一些传统，另方面采取了西欧工人运动的某些方法；它接纳了二者的优秀之点，否定了二者的错误与堕落之处。它从前者继承了战斗先锋队的组织特点：严密、集中、战斗性与“阴谋性”；却否定了它的农民观点，否定了它的少数单干主义，官僚命令主义等等。从后者，它采取了组织群众、教育群众、领导群众的路线，却否定了它的只改良不革命的想法，否定了它的选票之外无斗争的那种观念。如此完成起来的列宁的这种革命方法，配合了他正确的基本战略思想，完成了俄国革命，因而便推广到了全世界。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便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之下，实行上述的革命方法或革命战术的。以“党报”作为“组织者”，以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为基地，以争取工人、教育工人、组织工人为主要工作，将同样的党组织与群众组织扩大到全国，首先扩大到国内各大城市。党活动的最大目的在于散布自己的政治影响，增大自己的组织力量，然后在合适的、未可预知的条件中，实行革命。这样的革命方法，不但当北伐战争以前及其进行期间如此，便是革命失败以后，处于国民党恐怖统治下之时亦是如此。不但斯大林主义的中共中央系统如此，由中共分裂出来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派也是如此，不但王明们是如此想与如此做，就是毛泽东也是如此想的，虽然他不曾一贯地如此做。毛泽东在思想上接受了传统的革命方法，事实上却不曾始终这样做。这因为毛泽东首先是一个实行家，是一个将行动看得重于理论的革命家。又因为毛泽东的思想主要是由中国的传统知识构成的，外来的马列主义的理论他知道得少（特别在二十年代），受束缚的程度没有“洋教条主义者”那么厉害。所以在客观事变与斗争逻辑的压迫之下，他被迫改变了他自己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奉行的革命战术。他以落后僻远的乡村代替滨海的现代化的大城市，以武装农民的暴动来代替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和组织，以少数共产党人对部分农民军队的统率和控制，代替了工业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对乡村农民的影响和领导；以武装割据、持久战争、枪杆子打天下的路子，代替了宣传鼓动、长期组织、由总罢工走向革命的方针。当毛泽东实行如上种种“代替”之时，并非放弃（至少不曾公然放弃）了共产党革命的正式策略，他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他继续承认大城市工作居于首要地位。当他发现“知”与“行”之间有所冲突之时，他便让前者去适应后者，但此适应决不越过一个限度，即决不公然违反马列主义关于革命遂行的方法，尤其不放弃那些更加根本的立场。譬如关于“工人阶级领导”问题，毛泽东决不会说（也从不曾说），农民根本不需要这个领导，而只是说，信仰坚定、组织严密的少量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为了指引或保证武装农民进行反国民党的斗争，已经足够了。又如关于武力割据的前途问题，毛泽东亦非自始就具有绝对信心，更不敢赋与它以独一无二的重要性。他老是宣称：“割据”斗争是系于全国革命形势的是否进展的（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总之，毛泽东采取了不同于传统的与正式的共产党革命的战术，最初是实逼处此，事与愿违，然后是知随行变，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不过一直要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即当他实行了十一年之后，他的这个独特的看法才首次有了一次全面的与理论性的说明。那是他当时对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结论的一部分，以《战争和战略问题》为题收入于《选集》中的。为了它的意义重大之故，特长段摘录于后：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
“所有这些，表示了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它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例如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那一时期。在战争爆发以后的一切组织和斗争，则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对于北伐战争说来，对于土地革命战争说来，对于今天的抗日战争说来，都是正确的。这些战争都是革命战争，战争所反对的对象都是反革命，参加战争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的人民；……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一论断，完全适合于中国的情况。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方忽略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群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的转变，是一九三一年反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胜利之后。但也还没有全党的转变，有些同志仍旧没有如同现在我们这样想。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
毛泽东比较原则性与战略性地提出了并说明了武装斗争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之后，接着又拿国共两党的战争史来做了例证，他说：
“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满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
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
“中国也有些不要军队的政党，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进步党，但是它也懂得必须靠一个军阀才有官做。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附蒋的是进步党之一部转变而成的政学系），就成了他的靠山。
“历史不长的几个小党，如青年党等，没有军队，因此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
“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
“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见《选集》第二卷第五二九页至五三四页）
我们如此冗长地抄录了毛泽东的文字，因为它太重要了。作者在这里不但想把武装斗争从战术提高到战略地位，而且还想把它当作革命的一个基本原则提出来；不但在中国的特殊的条件中讨论这个问题，而且企图在全世界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谈到了近代中国诸政党和军队的关系，而且回溯了中国共产党对军事斗争态度的历史的变迁。在这里，作者是第一次拿自己的革命战术（或战略）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相对立，在这里，作者是第一次明白而确定地说出了自己对城市与乡村，阶级与党，军队与党等等的关系。因此，在此地，毛泽东确实地说明了，至少是提出了不少有关乎革命战略的原则性的问题。如果要说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的话，那末我认为，毛氏在这段话中所说种种，最具有代表性与概括性了。
毛泽东从一九二七年年底开始去拿起枪杆子，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但他一直是把这当作一种战术去做的。换句话说，他始终站在由莫斯科规定的、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战略圈子内去从事武装斗争的。再换一句话说，即当他在湘赣乡间从事枪杆子运动之时，并不否认城市工人运动仍居首要地位；并不否认城市在全国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并不否认工人对农民，城市对乡村的领导，并不否认无产阶级政党离开无产阶级环境与工人斗争便无法建立与巩固，并不否认若非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及时重起，“红军”与红色政权便无发展可能，便不能无限期存在，并不否认他所发动和领导的农民武装，对整个革命前途说，只能起辅助作用。总之，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以前，从来不曾宣布，至少不曾在文字或演说中公开宣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所有那些，不适合中国，中国要走“相反的道路”。以前，毛泽东的“枪杆子”办法只是在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所走的相同的道路上，因为城市革命遭受挫败，一时无法照样做，故而暂时采取的一个战术。一直到了那时，毛泽东才公然宣布以武装的农民军队来代替城市民众进行革命，并不是共产党传统的战略路线受到挫折后的一时权宜之计，一种辅助性的活动，而恰恰是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情所要求的，因而根本与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俄国）各共产党所曾实行过的战略路线相反的一条战略路线。
这里，我们首先可以看出这个事实：原来战略家的毛泽东是由战术家的毛泽东不自觉地，逐渐地（十年之久）积累而成的。这个事实原本不足为毛泽东病。因为一般的说，实践总先于理论，许多战略家都是从战术经验的累积而形成的。即使是“天生的”大战略家，他的战略思想亦必须经过实际战役的考验，必须在战术的执行中加以不断审核，才能完成。所以要评估一位战略家的高度，可以较少注意于他如何形成的这个过程，较多注意于战略思想的本身。那末就思想的本身而言战略家的毛泽东的地位如何呢？据我们的看法，却远不及战术家毛泽东的高明与杰出。
不信，请让我们分析一下上面的引文。
说“革命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就未免把一个（正确些说是几个）正确的原则说得过于片面、过于简单、过于机械，因而会变得不正确，甚至变得谬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这是列宁的名言。“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枪大炮，即用非常有威权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动作”，那是恩格斯给下的定义。至于说夺取政权归根结蒂是要靠力量，甚至要靠暴力，说以武装起义获得了政权的革命多半会发展成内战，或发展成反对外国反动派干涉的革命战争，那是马恩以下所有革命导师时常这样说的。所以问题只在于，这几个正确的原则立场，像毛泽东以上述形式的一句话表达出来，是否依然正确？据我们看是不正确的。依照毛泽东那句话的意思，革命者的唯一与全部能事，就是去研究和组织革命战争，凭此以夺取政权。毛泽东称这个想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宣布它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未免太武断了。我觉得，从马克思和列宁的立场中，不可能得出“战争解决问题乃革命中心任务”这个原则，同时，以革命战争解决革命任务这个屡见不鲜的事实，却不能凭以确定一个规律，彷佛中外古今的革命一概都是由战争决定的。革命，特别是深刻的革命，大抵要变成内战，要变成革命战争，这是事实，也可以说是“历史的规律”，谁若害怕这个事实，谁不认识这个规律，谁就根本不配谈革命，更不能领导革命至于胜利。但在另一方面，鉴于革命和战争的密切关系，因而将二者混为一谈，认为只要战争有办法，革命就有办法，战争能胜利，革命的任务便解决，那是非常错误的。
在毛泽东的那个断语里，据我看，便含有并且能发生下述的一些错误。第一，把战争解决革命问题这种情形定为“中国外国一概对的”通用原则，第二，将革命与战争，特别是将革命与革命战争混为一谈；第三，将群众性的非军事性的一切革命运动（宣传与组织），统统看作革命战争的准备与配合；第四，很自然地会相信战争万能，暴力万能或“枪杆子万能”。现在让我们来逐一加以说明：
跟在那个“普遍原则”之后，毛泽东接着指出：“在同一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接着他说明了这个不一致，即在资本主义国家走的是“不流血的、长期的合法斗争的”道路，在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中”，“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在这两段说明中，包含着一连串的错误。首先，资本主义国家中那种“不流血的长期的合法斗争”，不能简单解释成“以战争解决问题”这个“原则”在“执行”时候的不同“表现”。当毛泽东企图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条件”时，充分暴露了他“只懂中国，不懂希腊”的弱点。他完全不晓得（至少他不曾说出来）西欧资本主义百余年来“历史条件”的变迁，以及适应于此变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行原则”时的“表现”的变迁。大致说来，一八四八年前后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并非全体一致地内无封建制度，外无民族压迫。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更不曾普遍存在。因此那一时期的西欧各国的革命党，其任务基本地亦非“在于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等等。那时候的西欧革命也是不起则已，一起便是暴动、巷战。这时期一直延长到七十年代之初，以巴黎公社的产生为其顶点。适应那个时期的“条件”，不但有布朗基主义的暴动战术，而且也有马克思主义的暴动艺术。一句话，那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也要流血的，也是“以战争解决问题”的。七十年代之后，一方面因为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另方面因为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的日益强大，西欧诸先进国家中的民主制度普遍地加强了，巩固了，这个时候，工人阶级革命的任务才像毛泽东所说的，变成了“长期的合法斗争，利用议会讲坛，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人们称这个时期为资本主义的“民主的”或“自由的”时期。因为它尚未进入垄断的财政资本的阶段，亦即处于帝国主义前期的、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约莫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之初。这和新的革命战略与战术的产生是几乎同时的。那种战略战术发生在欧洲国家中生产最落后但资本组织最集中的俄罗斯，“表现”为列宁所主要设计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主义在许多特征上是复回到一八七一年之前了，即回复到“阴谋”，回复到“暴力”，回复到“以战争解决革命问题”。在典型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眼中列宁主义不多不少地就是布朗基主义的复活。自从一九○五年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任务，随着帝国主义制度之日趋法西斯化与军事化，越来越被迫转向于不合法与不和平了。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任务并非如毛泽东所指出，始终是合法的议会斗争。它曾经是“流血的”，中间曾有过和平与不流血时期，可是很久以来就又让人嗅到血腥气了。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道：这一切与毛泽东所说的完全没有冲突，因为毛泽东的文章恰恰说明了即使是那种和平的与不流血的斗争，实质上仍不过是“武装夺取政权，以战争解决问题”这个原则在不同条件中的一种不同表现罢了。既然正当西欧和平革命的典型时期，历史也不曾告诉过我们一次工人阶级用非武装手段夺得了政权，不经战争解决过问题，那末毛泽东宣布“以战争解决问题”这原则为普遍真理，不是做得完全对吗？这断言不正是打击了第二国际英雄们那种社会主义，那种和平革命的迷梦吗？
我们觉得：重视暴力在革命中的作用是一回事，将革命的一切归于暴力则属另一回事。我们觉得：说阶级斗争的彻底发展，特别是工人要取得政权，必须诉之于暴力，必须依靠力量（包括武装与非武装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是一回事；说一切革命问题必须用战争来解决则是另一回事。前一回事是普遍地正确的，对后一回事却不能如此说。
是否主张革命的和平发展便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是否马克思与列宁不论在实践上与理论上，都从来绝对否定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呢？当然不。马恩且不谈，让我们来看看被考茨基称为“兵士革命论者”的列宁，对此问题曾经有过怎样的态度。十月革命当然是暴力的革命，由此开展出来的数年内战，更是流血和恐怖的。但是，在此革命起义爆发之前四个月，列宁却肯定俄国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并曾竭力为此可能而斗争。在《论口号》那篇文章中，列宁认为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四日这个时期中，俄国“整个革命有按照和平道路发展的可能。‘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是在这和平发展道路上之最近步骤，即可以直接实现的步骤的口号。”当然，列宁当时所以会力争革命的和平发展，并非因为反动派能自愿放弃政权，也不是叫群众放弃一切暴力性的革命行动与准备，而是因为阶级力量的对比及国家政权处于一个特殊状态中，即：“临时政府与苏维埃根据自愿协议分掌着政权。……武器在人民手中，……这就展开了并保证了”革命和平发展的前途。列宁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革命现实主义者，他不会相信任何方式关于政权的“禅让”故事，也不会迷信以选票代替枪炮这颗万应灵丹，但是他相信当阶级斗争发展到某个有利时机，特别当统治阶级分崩离析，权力（甚至武器）事实上落在民众手中，只因群众的思想与觉悟还赶不上事变发展因而未能夺取政权时，那时，革命在贤明的革命党的指导之下，循和平发展的道路获致胜利，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最值得争取的。在这上面，列宁的“和平革命论”恰恰等于我们中国孙武子的“不战论”。“百战百胜，非战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辩护者自然又会反驳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战之一种；不战之战，却是最善之战，并非真正不战。故惟最善战者，才能不战。列宁所说的革命的和平发展也是战争的一种，也是最善之战，只因“武器在人民手中”，战可胜，不战亦胜，故能和平夺取政权。所以他们说，列宁的和平发展说非但不违反毛泽东的“以战争解决问题论”，恰恰是证实了它。只有站定了一切由武力解决的立场，只有拼命让人民拿起武器，然后可以谈和平发展。否则便是可怜的幻想，或反动的欺骗。
这样说当然没有问题，但若仅仅肯定”以战争解决政权问题”这一个原则，绝对排除了在某些情形下这个原则有采取和平发展的“表现形式”的可能，却是很不对的。倘由此而产生了“一切由枪杆子决定”，或“枪杆子可造成一切”的简单想法，那就非但不对，而且有害的了。这个想法与马克思主义无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暴力论》里，十分精详地批判了那种“暴力万能”的谬说），却和布朗基主义接近，甚至是马嘉维利主义。毛泽东在这问题上的整个看法，当然没有处处都像他在这个通俗说法中的那么简单，他还不至于时时简单到以为除掉枪杆子以外一切都不重要（如果这样，他不会有什么成就，更不会有今天那样的成功）；可是这种简单想法不能不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成分。在很多情形中，它都曾以毛泽东的长处和短处表现出来了的。
革命与战争不是同一件事，这是易明的，它甚至和革命战争都不是同一回事，这对许多人说就不甚明白了。按照德国兵学家克劳瑞维次的说法，“战争乃政策在特殊方法中的继续”，革命战争便是革命政策在特殊方式中的继续。既然是“特殊方式”，既然是“继续”，那末很显然，本物及其继续之间，就该有形式的与实质的不同。革命战争是从革命中发生出来的，它却具有了自己特别的方式，而且具有了量的、因而也影响于质的差异点。一个革命发展成了革命战争，并不失去其革命性，但它主要将依照战争规律而非革命规律去进行。这不是两种相同的规律。革命是自下而上的，趋向过分民主的，群众意志占取上风的，破坏权威的，除精神的风气外不受任何强制力束缚的；而战争，即使是革命战争，则是自上而下的、集中的、少数领导者的意志起决定作用的，必须树立权威的，必须普遍行使强制力的。由于如此不同的规律，所以革命与革命战争即使为同一群人所进行，为着同一事业，趋向于同一目标，而其所得结果，却可能很为不同。生活决定意识，而到达目的的手段与目的的性质又有很大关系。当然，革命可以不经战争而成功，或必须通过惨酷的战争才能胜利，并不视革命者的愿望而定。革命战争永远是被迫进行的——为了确保革命的胜利，不得不跟武装的反革命作战。所以赞成革命而反对革命战争，不是傻子，便是骗子。不过这不是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乃是：看不到革命与革命战争之间的差别，看不见二者可能造成的不同后果，也是不对的。至若以为没有群众的革命，单靠少数革命者的“起义”便能发动革命战争，而且这个革命战争又可造成革命，或代替革命，那是非常错误的。
毛泽东因为不区别革命与革命战争，因为断定在中国除革命战争外不能有任何其它形式的革命，所以他认为一切非军事性的群众革命运动，仅仅是战争的准备与配合。由此再进一步，毛泽东便得出他那个著名的结论：枪杆子决定一切，枪杆子造成一切。“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从我们上面粗疏的分析中，读者们当已能够看出，毛泽东企图将他的革命实践，他的武装斗争提高到战略水平时，显得多么地不高明，多么地偏颇，多么地庸俗。应该解答的根本问题，例如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党与阶级的作用和二者的关系，应用暴力的必要、限度及其后果之类，都没有解答，或解释得不够，或解释得完全错误。拿西方工人阶级的斗争特点来作对比研究时，他既不能弄清他们的历史，也没有明了他们的现状。将中国革命者武装斗争的特点加以总结时，则十分颇偏与粗俗地着重了暴力的作用，竟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归结到“枪杆子”问题。
以革命的战略家论，毛泽东实在是弱的。
然则如何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与军事上的辉煌胜利呢？胜利事实的本身，不是最雄辩地说明了它领导者的高明吗？高明的战术，配合在贫弱的战略之下，难道能够取得革命胜利吗？
我们不想在这里讨论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原因。在后面，当我们研究毛泽东对革命的贡献时会比较详细地来讨论它。这里我们要先行指出的一点是：决不能，也决不该将革命胜利的全部功劳归于共产党或毛泽东个人。毛泽东个人的贡献无疑是非常大的，但这事实并不能改变他战略家的地位。不高明的战略家，应用其非常高明的战术是能够取得胜利的；正好似一个高明的战略家，配合了不高明的战术也能招致失败一样。在胜利中，一似在失败中，人们依旧能分别出战略或战术所起过的作用。在胜利中，一似在失败中，同样能让人看出领导者的高明在于战略方面或在于战术方面。成败论英雄是势利的庸俗之见。胜负论战略也不是公平的衡量。取得胜负的过程，获致胜负的代价，应付胜负的态度，都可看出那个最高领导者的战略才能来的。从上面的三者出发，我们有时还得承认负方主帅比胜方主帅倒是更高明的战略家呢。所以仅仅拿胜利来证明毛泽东是怎样高超的战略家是不够的，你至少还须考虑到那个胜利是如何得来，付出怎样的代价以及人们如何保持与推广这个胜利。不过这些留在下一章里谈，这里且让我们继续谈战术家的毛泽东。
在战争中毛泽东应用战术（在纯军事观点上其中许多是应该称做战略的）的高明，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因为人们的印象从来都是：毛泽东长于政治，朱德主管军事。可是你若仔细研究了中共文献，特别是研究了毛泽东的著作，那你就会惊奇地发觉到，原来军事家的毛泽东还高出于政治家的毛泽东。毛泽东的军事学不是从欧美日本军官学校的教本中学来，甚至也不是学自俄国共产党人。在这方面，毛泽东以其特有的傲慢与明智说道：“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又说：“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毛泽东要为中国人的特殊的足，定造一双合尺寸的布鞋，他的原料主要是从中国土产中选取的。他的战史课本是左传，是资治通鉴，甚至是三国，是水浒。他研究过的著名战役不是奥斯脱立希，不是滑铁卢，不是色唐，甚至不是苏联内战中的察利津，彼得格勒与斯维雅希斯克；而是春秋时代齐鲁长勺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甚至是水浒传中“林冲与洪教头之战”。他在战略和战术的理论方面，私淑的不是克劳瑞维次，不是拿破仑，不是毛奇，也不是苏伏洛夫等等，而是中国的孙武子。毛泽东自己不曾叙述过他对这位被他称为“古代大军事学家”的孙子的关系，别人也没有（就我个人所阅读的而言）讲到过毛泽东如何研究“十三篇”。不过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当然指纯军事的）思想，与二千年前中国这位兵学巨人的思想有非常密切的血缘关系，却是一望而知的。中共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曾被毛泽东归纳成为一套所谓“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口诀，据毛泽东说：虽然是“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但在一九三一年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中，却大大丰富起来，并最后形成了的“全部红军作战原则”，……基本上“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由此可见，这个“十六字诀”，简直是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最简明的概括。那末它是从那里来的呢？请读下面这几段孙子兵法吧：
１．“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见《谋攻篇》）
２．“兵者，诡道也。……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见《计篇》）
３.“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佚待劳……”。见《军争篇》）
所谓“敌进我退”，不正是孙子的“强而避之”，“避其锐气”，“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这些意思吗？所谓“敌驻我扰”，不正是“佚而劳之”吗？所谓“敌疲我打”，不就是“以佚待劳”，“乱而取之”等意思吗？至于“敌退我追”之完全等于“击其惰归”，那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发展后的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丰富多釆的，但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最基本的原则仍旧是那个“十六字诀”，也就是说，仍旧是孙子兵法。十年内战史就是一部红军反“围剿”史。这个定义下得很精简。全部战争是被围与突围的循环反复，红军在战略上属于内线作战，战术上属于外线作战。战略上是尽量不让敌人消灭或削弱自己力量，战术上则尽量去歼灭敌人力量。战略上尽量不被人围，战术上则尽量地围人。想要不被人围，便得处处抢主动，时时求灵活；要能主动地决定进退，灵活地实行闪避与袭击。要想围人，那就得集中力量于一点，以数倍甚至十倍于敌的力量，出其不意，捷如脱兔地去打击它、消灭它。这套战法使红军打退了蒋介石的四次“围剿”。反第五次“围剿”时据说正因为王明等摈弃了它，改用了“正规战法”，以致大败亏输，被迫放弃赣南基地，“远征”西北。长征中红军又采取了上述战术，结果成功地到达了陜北；接着来的抗日战争，以及抗日胜利后的所谓“第三次国内战争”，中共应用的基本战法却仍旧是那一套，不过更明确、更丰富罢了，其内容曾被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那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归纳为十点，即现在普遍地被中共作家所引述的所谓“军事十大原则”。
“十大原则”既然是“十六字诀”的发展；而“十六字诀”与孙子学说的关系既然已如上述，则“十大原则”与“十三篇”之间保持着师承相续关系，原是不待言的。所谓师承关系，意思当然不是说毛泽东的每一战略战术思想都恰恰导源于孙子的某一句话；更不是说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只是像旧式儒生对四书的态度一样，仅仅子曰诗云地背诵古书，或简单将“圣人之言”付之实行。这样想，将是最大的傻子。诚如毛泽东所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二千四百余年前的孙武子，对当时当地的社会情况与生产力情况中所进行战争提出来的战争指导规律，决无可能一式一样地应用于目前的战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首先自然是帝国主义时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半殖民地中国的工农（特别是农民）大众，在共产主义者领导下进行的革命战争中产生出来的。它绝不可能相等于春秋时代产生的战略战术思想。这一点是必须明白的，但同时我们又应该知道：战争规律的发展和改变，和其它一切社会现象的规律的发展和改变一样，有其变动不居的，有发展和改变的一面，又有其永久的、亦可说“不发展和不改变”的一面。全盘否定不成其为发展，所谓“奥伏赫本”是有取有舍的。因此，在毛泽东的“十大原则”中保存着或包含着“十三篇”里的思想，并不稀奇，倒是完全符合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性格的，即符合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性格。
现在且让我们从“十大原则”和“十三篇的字面”上来看看毛泽东和孙武子的关系：
“军事原则第一条”：“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十三篇”：“避实而击虚”。“军有所不击”。“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
“第二原则”：“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十三篇”：“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避实而击虚”。
“第三原则”：“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十三篇”：无。
“第四原则”：“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十三篇”：“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我之所与战者，约矣。”
“第五原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十三篇”：“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故兵贵胜。”“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也。”
“原则第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十三篇”：“兵之情贵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
“原则第七”：“力求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同时，注意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十三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原则第八”：“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
“十三篇”：“城有所不攻。”“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原则第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十三篇”：“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原则第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十三篇”：“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兵不顿。”“兵之情主速。”
上面的十项对照，当然不是全部相等的，特别是其中第三项、第七项和第八项，因为古今战争条件的大不相同，古时运动战、歼灭战和攻坚战等等的观念尚未充分划清，故“十三篇”中所说的与“十大原则”所提出的思想之间，其关系只能说是萌芽之于果实，蓝图之于建筑罢了。我们做这样的对照，自然也不是企图证明毛泽东的某一军事思想，恰恰导源于孙武的某一意见。这种愚蠢的想法，我们上面早已指斥过了。不过无论如何，看了我们上列的对照表，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从“土祖师”那里学来的这个看法，大概不致于否认了吧。
毛泽东如何得到了孙子的“真传”，如何在此时此地的条件中，在现代战争武器的条件中，发挥了二千四百余年前那位中国大军事学家的思想，乃是一个有趣问题，也是极专门的问题[1]。不过这项工作显然不是我们在此地所能做的。此地，我以毛泽东思想的叙述者与批评者资格，应该指出的只是他军事思想的渊源，以及指出他确实在实践中完成了一套适合于中国特殊性的战争理论，并符合此理论，他又确实领导了胜利的战争这个事实罢了。发挥于毛泽东著作中的军事思想，不但具有历史价值，具有军事的理论价值，而且还具有非常现实的革命的实践价值。在可以想象的未来，至少在某些落后的、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像中国发生过的内战之重演是有极大现实性的。这情形今天连华盛顿的五角大楼的主持人都很懂得了。
中国历来名将，无一不宗孙子，尤其是文人转业的所谓儒将，更无一不熟读“十三篇”，然而打起仗来，真能善用者却不多见，大多是马谡一流人，迂腐颟顸，成为武经的“教条主义者”，可笑得很。自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现代武器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种可笑情形就更多了。“精通兵法”的儒将们在科学的军事技术之前，虽然不是个个像叶名琛，荣禄那样地去出乖露丑，但感觉到中国老的一套战法完全无用，有如红缨枪大刀之无用一样，却是非常普遍的。骄傲自大的中国士大夫，最先对“夷人”折服的是坚甲利兵，他们衷心承认自己不行的是这个方面，也仅仅是这个方面。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他们虽然顽强地排斥了西洋的一切新思想，继续相信中国的精神文明是“天下第一，盖世无双”，可是在“武备”上，他们却很快就毫无保留地“全盘洋化”了，那些讲武堂里讲的尽是些洋兵典，做的是洋操，穿的是洋制服，拿的是洋枪洋炮。“十三篇”跟“十八般”中国的旧武器一起被放进了“博物馆”。中国新军的指挥群是日本仕官、德国陆大、更后则是美国的“西点”训练出来的。民国后各地军阀更时兴直接雇用洋参谋，让他们拿了普法战争以来的各种战略战术，将中国老百姓的血肉来做实地演习。国民党军队北伐中受苏联军事家的影响，内战时受德国将军们的指挥，抗日战争中则以西点系统代替了鲁登道夫的弟子们。总之，数十年来中国战场上中国人的自相残杀或与敌军争斗，都在西洋战法的支配之下，而且在外国军事家的指挥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干部，大多是由苏联军事家直接（苏联军事学校）或间接（黄埔）训练出来的。在某一个时期（主要是王明系统掌握党军权力时期），苏联的军事专家还曾亲自指挥过江西红军哩。可是所有这些，“俱往矣”，没有干出什么了不起的“名堂”来。在近代中国如此这般的军事理论与实践的背景中，毛泽东这个自修的军事家，从中国的“土祖师”那里学到了许多诀窍，并且将它们和农民武装斗争的实践结合起来，却自己形成了一套军事理论，更以此获致战争的胜利。这一点，不论你在政治上反对或赞成毛泽东，都不能不加以承认、不能不给以很高评价的。
这里我们是否想强调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是否想确定中国古已有之的军事学高出于现代任何一家的军事思想呢？不是。我们诚然不能否认毛泽东有很高的军事智慧，同时在他的情形中，我们也应该看出中国的古军事学迄今仍不失为一宗宝贵的遗产，不过，由毛泽东消化活用出来的孙子兵法所以能克敌制胜，其根本原因到底不在于纯粹军事方面。蒋介石也熟知这些军事方法，而且拟定有成套的对付它们的反方法；可是并不能藉此挽救他的败亡。为什么呢？毛泽东自己对此曾提出了答案。他说：“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战略战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这个答案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归根结蒂，只有战争的群众性与革命性，才能有效地利用高明的战争方法，才能凭这些方法来取得胜利。而毛泽东等所领导的战争，不管人们在许多方面可以不同意，表示反对，提出批评，但它对国民党而言代表着群众的与革命的利益，则是必须肯定的。
以上是我们对军事方面作为战略家与战术家的毛泽东的评价，下面我们要再谈谈他在政治方面的战术家地位。
政治方面的战术，通常被人了解为政略、政策或权术。毛泽东在这些方面的高明，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毛泽东从事革命的四十年中，站在领导者地位，充分发挥了他政策上的智慧者，乃是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七年的十余年。这个十余年又可分为三个时期：１.国共“破镜重圆”前后；２.新四军事件前后；３.胜利后直至内战爆发。毛泽东在这三个时期中所应用的策略，就公布出来的文字（我们假定它们不曾做过根本的事后修改）看，参证了那些时期实际发生了的事件，我们确实无法不承认他是第一流的、杰出的战术家。
现在先谈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大致从一九三五年冬天延续至一九三八年冬天。国共二党打了十年内战之后，忽然又要言归于好，我们前面多次说过，这个大方针，不是毛泽东个人，也不是中共中央，而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决定的。这不过是“人民阵线”政策在中国的应用。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开始整个国际之内的向“左”转，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转向极“左”的所谓“第三时期”；在此时期中，共产国际不管各国共产党的主客观条件如何，一律进行“最后决战”。此一“决战”的后果，在德国打出了一个希特勒，在东方让蒋介石打败了江西红军，并使日本军阀更加猖狂起来。斯大林处在东西二面的战争的真正威胁之下，不得不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重新回到右倾机会主义的老路，提出了“人民阵线”。这回是叫所有国家的共产党跟“自己的”、“民主的”资产阶级成立联合战线，反对国内国外的法西斯主义。这条新路线传达到中国，正当中共军队“长征”了二万五千里，到达陕甘地区之时。毛泽东是衷心接受了这条新路线的。因为由王明系在中国执行了五年之久的“第三时期”路线，所造成的结果已极其明显，毛泽东本人差一点做了此一路线的牺牲品，同时只因在军事上及时地改换战略战术，才挽救红军于消灭厄运的。其时红军虽已历尽艰险，到达了比较可以喘息、荫蔽、固守与回旋的西北，但若继续过去几年中的“总路线”，继续在若干割据地区内作军事困斗，不改弦易辙作全国性的政治号召，那末要想长期抵抗蒋介石的“围剿”是很难的。这一点，毛泽东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例如他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说：“……像过去那样地过分性急是不行的。还得提出一个很好的革命策略，像过去那样地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毛泽东这番说话目的在替斯大林的右转弯找辩护，无形中却替托派在那一时期所提的策略做证人。自从一九二八年初，托洛茨基便向中国共产主义者推荐了“全权普选的国民会议”这个口号。只因斯大林派否定了它，并污蔑这口号为“取消主义”，以致陷于无口号状态（他们搁下了“苏维埃”口号，却不晓得拿起“国民会议”口号），以致“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干不出大事情来。”不过这里我们不想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这问题留待后面再谈吧。
这里首先要谈到的是：不管斯大林为了什么理由要实行转变，也不管毛泽东为了什么缘故欢迎这个转变，总之，自从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起，在斯大林毛泽东上下合作之下，“人民阵线”政策开始实施于中国了。这个政策在理论上是否正确，也得留待后面再谈；这里我们要先行讨论的只是毛泽东实施这个政策时候所采取的态度与所应用的战术。
从极“左”的“第三时期”，一下子跳到极右的“人民阵线”，从相斫相杀的血海深仇，一变而为“相亲相爱”的“精诚合作”，别说“头脑简单”的工农大众要惊奇惶惑，就是习惯于服从信赖的共党干部，也要怀疑，甚至反对。为了解释疑惑，平抑反对起见，毛泽东在上面提到过的瓦窑堡会议上，作了题名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中企图用阶级分析的理论来为新政策辩护，那是既肤浅而又错误的，并无多大说服力量，更少理论价值。不过有两点从战术立场为“统一战线”辩护，却是颇有分量的。文如下：
１.“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
２.“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椑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
毛泽东这两段话的意思说得非常清楚：跟蒋介石国民党再度联盟是毋须害怕的，不会重蹈一九二七年覆辙的，只要牢牢地记得两件事好了：第一要以枪杆子为主；第二要以狡猾的手段为辅。毛泽东这样说了，他也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高明、很彻底。“人民阵线”政策原本是革命的陷阱，数十近百年来无产阶级的革命史上，凡革命党方面追随了这个政策的可说无一次曾经跳出过这个陷阱。中国共产党此次能够造成一个难得的例外，能终于不为这一陷阱所害，在诸多原因中，我想毛泽东上述的两大战术论点，应该是其中很占重要地位的一个。
国共第二次合作即使在“蜜月”期间也不曾停止过枪弹和手段的冷热战争。不过在不同时期，冷的或热的战争各占着不同的重要性。在上面所说第一时期中，冷战曾经代替了热战，从明争变成了暗斗。可是到了一九三八年，热的成分又逐渐超过冷的成分，这过程继续发展，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年初步爆发了“新四军事件”，达到了热战的高潮。在那个时候，毛泽东曾经写过几篇战术意义上非常值得注意的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有一九四○年三月间写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写于“新四军事件”发生前不到一月的《论政策》，以及“事变”后三月余所写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在第一篇文章里，毛泽东提出了跟国民党军队热战时所遵守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口号；在《论政策》中，毛泽东规定了关于“又联合又斗争”的十项具体办法，其中特别着重地指出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个“策略原则”，并给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工作，规定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个政策。在第三篇文章中，毛泽东主张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反革命的两面政策。主张“以打对打，以拉对拉”。他指出“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今天我们事后来读这几篇有关皖南事变的党内文件，即使它们是事后加以修改的，可是基本上我们仍旧看得出，毛泽东和蒋介石玩弄起“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实在是非常高明的。人们虽然不同意“统一战线”的大方针，却仍不能不承认这些手段是杰出的，是从长期革命实践中获取来的宝贵经验，值得叫所有的革命者郑重研究的。
第三时期始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止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亦即从日本投降开始，直至国共全面内战的再度爆发。这个时期内毛泽东的战略或战术，也照例规定在一个对句里，那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国民党在美国人帮助之下，一方面举行谈判，一方面积极进攻；共产党也就一面参加和谈，同时努力备战，实行坚决反击。双方都是“现实主义”的，双方都极尽了“纵横捭阖”之能事。但即使搁开各自所代表的阶级政治的利害不谈，仅仅从战术或手段说，毛泽东方面所应用的确实比蒋介石方面要高明得多，勇敢得多，因而取得了无可比拟的，更大的政治影响与宣传效果。
综上以观，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善于“冷战”的人，是高明的权术家，无论是中共的敌和友，都乐意承认这一点的。因此，有些人便以为毛泽东不能算是大革命者与大政治家，仅仅是一个工于心计、能玩小智术的政客罢了。另方面则有人以为，政治和军事原无本质不同，二者都是“诡道”，都“不厌诈”。善于此“道”者胜，不善者不胜，能胜，那便是大军事家，大政治家。这里是不能以其它标准——例如道德之类——来衡量的。至于革命，那末重要的也是胜利，以“诡道”胜，以正道胜，都是一样，凡能致革命于胜利者，即是大革命家。毛泽东令革命胜利，毛泽东自是大革命家。
这两种说法，究竟谁是谁非？说大革命家只重原则，不重策略，其可笑正好像说大政治家只谈仁义，不讲权谋一样。那是迂腐的书生之见，或者是年青的革命家易犯的幼稚毛病。为了医治这种毛病，列宁曾经写过一本精采绝伦的书，开列了许多药方，其中有一则如下：
“为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间的普通战争中最顽强的战争困难百倍、长久百倍、复杂百倍；要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就拒绝采用机动手段，拒绝利用敌人间的利害矛盾（那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与各种可能的同盟者（那怕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么？这岂不正像我们想攀登一座艰难险阻，未经考察，未通人迹的高山时，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折转回来，放弃已选定的方向而试走各种各样的方向么？”（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谁都承认，列宁是古今大革命者中最看重原则的一个，他处处不忘原则，事事从原则出发。然而他却主张在革命斗争中我们不能不“采用机动手段”，即毛泽东所说的“纵横捭阖”手段；他承认应该利用敌人中问的利害矛盾，那怕是暂时的矛盾。他还要我们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有时通融一下，有时妥协一点。列宁不但这样主张，而且也在事实上实行了的。诚如他自己所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全部历史中，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都充满着它对其它政党，其中也对资产阶级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和妥协的事实。”列宁采取“机动手段”时，总是十分勇敢大胆的，以致让许多“坚持原则的、清白的”革命者惊惶得瞠目结舌。最显明的例子有如：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为了要参加革命，不怕那些庸人俗子骂他“俄奸”，决定接受德国军方的提议，坐了“密封火车”经德军占领区回到俄国。再如，为了要让俄国革命获得喘息时间，他竟排除党内党外的一切反对，坚决与德国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这些例子表示了什么呢？它们表示了：最坚持原则的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可以是而且必须是善于应用机变手段的人。有了前者而没有后者，至少好像是定了方向而不真实地踏上道路，那是永远抵达不了目的地的。
那末，是否任何道路都能到达目的地？是否只靠“纵横捭阖的手段”，没有正确的战略大计，或根本没有这种原则性的方针，也一样可以促成革命胜利呢？为了革命胜利，革命者可以无所不为吗？
当然不是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却不是任何手段都能帮助革命成功。“为目的不择手段”这个耶稣会派的格言，并不能应用于革命政治中。对革命言，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革命言，目的与手段是相互依存的。必须是何等样的手段，才能达到何等样的目的。有些手段使目的接近，有些手段使目的远离。有些能达到目的，有些却能断送这个目的。完全相同的手段，只因采取时候的主客观的条件不同，以致在不同时候它可能是对革命的很好服务，也可能是对革命的最坏叛变。关于这方面，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举出过罢工中的妥协为例。“一种妥协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罢工者储金涸竭，没有外方援助，饥寒交迫，困苦不堪），这种妥协丝毫无伤于接受妥协的工人们之矢忠革命的精神，以及他们准备将来斗争的决心，另一种妥协是叛贼的妥协，他们进行这种妥协，表面上也借口客观原因，而实际上却是贪图私利（破坏罢工的工贼也缔结“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效劳，屈服于资本家的威吓或劝说，或为资本家方面的微利所诱，甘言所惑。”
然则毛泽东从来应用的策略手段，特别是在上述三个时期中他所采取的机动对策，他所做过的妥协与同盟，究竟该属于哪一类呢？所有他的策略，他的权变，都是为革命所必需，因而都是正确的吗？浑统的答复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列宁所说：“有时也可以遇到异常困难复杂的个别情形，使人们要费极大力量，才能正确地决定某种‘妥协’的真实性质，——如在有些杀人案件中，很难断定这种杀人行为，究竟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行为（如必要的自卫），抑或是不可饶恕的粗野举动或甚至是精密布置的谋害。在政治上当然有时因各阶级和各政党间的国内和国际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的缘故，所以有许多事件，若辨别起来，较之辨别罢工时的合理‘妥协’，或者是工贼及叛徒领袖等等背叛阶级的‘妥协’的问题，要困难得多。”所以要个别地、精详地、依据特定时间的主客观条件，来决定毛泽东所曾采取的每一政策，每一战术的“真实性质”，虽然不是不可能，但是极端困难（原因之一是我们根本不可能接触到必需的资料），同时对我们目前的研究，亦非必要。在这里，我们可以答复而且必须答复的，倒是如下一个问题：毛泽东应用这些权变时，其基本态度是否正确？它是否与马列等革命大师们的态度相同？我认为是很不同的，所以不能说是正确的。我们知道，当那些大师们，特别是列宁，采取“机动、通融和妥协办法”的时候，不论任何时候，或任何条件中，总抱着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藉此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精神、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一般水准，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准。”（见仝上引书）列宁认为这乃是“全部问题”之所在。所以当他应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时，不管其暂时的与立即的原因是为了它能损害敌人，或为了它能保全自己，或为了环境所迫无法不作的屈服，或为了避免一场形势显然于己不利的战斗，或为了使主要敌人孤立而对次要敌人让步，或为了要并力克敌而与某些动摇势力联盟……不管为了什么，他们心目中却始终树立着这样一个标准：这样做会使无产阶级（国内的与国际的）的觉悟性及革命性提高呢，还是降低？怎样做可以提高？怎样做便会降低？这样的问题永远在列宁心中占据第一位置的。当他采用一个手段时，首先他总要问：它对无产阶级（在我们，应该包括全体劳苦大众）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应如何藉此进行教育？以便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如果说，有一个手段，应用起来可以收得一时之利而却会模糊或甚至降低无产阶级觉悟的，他就决不采用。列宁是绝对主张用一切手段来打击敌对阶级的，但绝非毫无条件。倘能加害敌人而同时足以瘫痪革命者意识的手段（如个人恐怖之类），他就坚决反对，倘能欺瞒敌人但同时亦欺骗本阶级的那些手段，他更是绝不容许。在这方面，列宁的态度是大胆与精细相结合的最佳范例，是原则与手段决不割裂的最好榜样。就拿我们上面提过的两件事来看吧。二月革命以后，亡命在瑞士的列宁，因为急于要回俄领导革命，而回国路程，除了取道当时与俄国处于交战状态的德国国境之外，别无办法，于是列宁便勇敢地向敌人申请过境，与敌人缔结条约，坐了“密封车厢”回去；但同时，一方面为了堵塞俄国政敌们诬蔑之口，另方面（亦即主要的方面）要消释国内外无产阶级对于此事的疑虑，于是在动身之前，在瑞士邀集了几个外国革命家：法国的劳里奥与吉尔波，德国的保罗·雷维，瑞典的泼拉顿以及瑞典的左派代表，共同草就并签署了这样一份宣言：“俄国的国际主义者，他们……现在正要动身到俄国去，以便在那里献身于革命事业，他们将帮助我们唤起别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的无产阶级，去反对各自的政府。”列宁等借道德国，答允交付的代价仅仅是坚持释放同等数目（三十人）的非军事俘虏，他绝对不曾在事实上或形式上对德帝国主义者作丝毫让步。布列斯特和约的情形则更清楚，为了俄国革命正处于无法作战的情况中，为了要取得喘息时机以待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无产阶级及时起来，因此俄国工人政府不得不暂时屈服于德国强盗的军事勒索之下。这个立场、这个说法，非但在对内解释和对外宣传中不折不扣地明言实讲，而且在正式谈判的议席上，也不许任何外交辞令掩盖了那个痛苦的真相。因此，俄国革命的此一“屈服手段”，非但不曾降低了国内外无产阶级的觉悟与斗志，反而将它大大提高了。俄国革命中的第二位领袖，亦即布列斯特和约的实际“谈判”者与签署者——托洛茨基，在应用“手段”或政策时的态度，也完全是这样的。他甚至说：“宣传的秘密在于说真话”。诡计绝不能代替阶级政策。对敌人自然可以不厌其诈，但对无产阶级与劳苦大众必须至真至诚，一些儿都虚伪不得，半点手段都用不得。只有斯大林掌握了苏联党政大权以后，才一反列宁、托洛茨基的传统态度，将阴谋诡计完全代替了原则性的政策，并且将对付敌人的“纵横捭阖手段”同样拿来对付无产阶级，更甚至对付自己的同志。当他为了“机动”之故而与某一敌人、敌党或敌对阶级进行妥协时，他就在原则上也实行妥协，老是在那些敌对人物或敌对势力的脸上涂脂抹粉，让无产阶级与一切劳苦大众“衷心地”相信敌人已化为朋友。斯大林从来不估计、而且丝毫不顾虑到那些手段之应用，结果会对无产阶级的觉悟与斗志起什么影响——可是这个影响，正是列宁与托洛茨基等革命大师在策略运用时所首先注意的标准，是某一手段或策略之取或舍的标准。
列宁托洛茨基在这上面和斯大林之间不同，基本上乃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与革命官僚之间的不同。
毛泽东运用权术时候的基本态度，究竟是属于列托一类还是斯大林一类呢？不幸得很，他是远前者而近后者的。毛泽东曾经取笑不懂策略的革命者说：“和蔡廷楷握手，必须同时骂他一声反革命。”按照毛的意思，跟那些原来反革命的暂时同盟者妥协，就必须至少在形式上要做出客气姿态，必不能揭人家的疮疤，一定要亲善尊敬。和蔡廷楷握手的时候，纵使不称他为革命者，至少得叫他一声亲爱的朋友，在人前表示一下亲热。其实，这态度与列宁态度根本相反。依照列宁，当我们有必要和蔡廷楷或蒋介石握手之时，我们的责任必须同时以加倍力量告诉无产阶级以他或他们的反革命本质和原形，并向他们解释目前为什么要同这些敌人暂时妥协，以此提高而非降低本阶级基本革命群众的觉悟与斗志。如果照毛泽东的做法，一旦有必要与可能和反革命者“握手”，那就必须做得亲亲密密，非常“老友”，那末试问无产阶级大众看了这个表演将作何感想呢？知道蔡廷楷或蒋介石过去的人会发生莫大迷惘——究竟蔡、蒋进步了还是共产党退步了？不知道蔡、蒋过去的人则自会因此而相信他们真是很好的革命者。无论前一感想或后一感想，总之都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群众的觉悟与斗志的。
斯大林同敌人握手时决不骂敌人做反革命，恰恰相反，他总是表现得非常友善的。例子太多，举不胜举，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数他同希特勒、松冈洋右与丘吉尔的亲善了。对希特勒，一旦与之签订协议以后，他便整个地改变了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论调，尽量美化大独裁者的丑脸。与希特勒在德苏协定后仍继续反共叫嚣的情形相反，斯大林竟公然致电希特勒，说什么“德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血凝成的，我们有每一理由相信它会持久与巩固。”（见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真理报》，斯大林对希特勒的复电）对松冈洋右，斯大林为的要和日本签订中立协议，便跟这个日本帝国主义最凶恶的外相表演最不平常的友谊。斯大林对松冈洋右大攀“亚洲人的乡谊”，谈论什么“道德共产主义者”的鬼话。临行之时，这位总书记还打破前例，亲赴车站，同那个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拥抱话别。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交往，更是客气得异乎寻常。一交朋友，便将战争的性质来了一个改变：成了苏联盟友的英美，其战争再不是帝国主义的了。一向是反苏头子的丘吉尔，如今得到斯大林的保证，说“一切都已过去，而过去的事都属于上帝。”（见丘吉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卷四，页四四三）总之，依照斯大林的办法，如果我们有必要和可能与敌人握手，那就得客客气气、诚诚恳恳地握，最低限度也得假戏真做，将敌人和革命大众同样欺蒙。否则，照他的意思，敌人是不肯和你握手的，这就是说：策略便会不灵了。至于无产阶级大众是否会因此种真戏或假戏而降低觉悟与斗志的水准，那末斯大林是毫不在乎的。因为他认为一切力量的来源，是由少数人（甚至是他一个人）所指挥的国家机器和军队，绝对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大众。他和列宁托洛茨基等恰恰相反，丝毫不需要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斗志与革命性，他根本不需要它们。
毛泽东应用策略手段时候的态度正是如此。为要与蒋介石再度握手，他非但收起了一切反革命的骂声，而且竭尽力气来使“卖国贼营垒的总头子蒋介石”（见《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变成为“伟大的领袖”（见《论新阶段》第十八节），同时宣布共产党接受三民主义，政府和军队接受改制，一切服从国民党中央。他认为“全民族的第二个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务使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的威信不受任何影响。”又说：“全国必须是依照中央法令而推行民主制的，但全国必须是统一于中央的。”因此，他再三声明：“我们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以上引文均见《论新阶段》）
毛泽东此种矢忠矢诚的拥蒋表示，目的当然可以说是要维持联合战线，以便共同抗日，因此不惜讲讲“现实主义”，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玩弄“纵横捭阖的手段”。我们承认他是在用手段（即不是有意的叛变或投降），我们也承认：革命者是应该与可以对敌人用手段的；但手段玩弄到这般田地：明知某人为“贼”，却为了权术之故，号召全党全民“诚心诚意”认贼作父，并且以此定为主要任务，要大家坚决拥护其领导，决不能使此“贼”及其政府的“威信受任何影响”。如此做法，纵使有一万个最好理由，也总无法为下述那样的坏结果作辩释，即：无产阶级大众会因此而降低其觉悟与斗志，会因此减弱（甚至消灭）其革命性。因为，我们在上面再三说过，正是这个结果，乃是列宁当年运用“机动手段”的最高标准。诚然，我们中国这位大军事学家孙武说过：“辞卑而益备者，进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为了欺骗敌人，让自己加紧准备，不妨用些卑恭的口气，委婉的谢辞，可是这种主要适用于古代战争的计谋，毕竟不适用于近代的革命政治。今天，一方面由于政治的群众性与民主化，另一方面由于出版与广播之无远弗届的影响力，任何政治家的心智术与明显的虚伪，到底只能有损施术者本人的威信。毛泽东自己不会得见不及此，所以在选集中，这篇有名的《论新阶段》的报告，只收入了八个部分的一个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而且被选取的这一部分中，一些过于碍眼的字句也删去了，例如在该部分的第二节中，就删去了这样几句：“全力援助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是天职，是责无旁贷，在这里，不能有一点消极性。”在第六节里，删去了：“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且服从统一性。”
像这样的“卑辞，委谢”，根本不会出之于列宁托洛茨基之口，却常见于斯大林的笔下，因此，斯大林也和毛泽东一样，当著作汇集出版时，不得不先做一番精密的选择和改作工夫。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大革命者的应有作风。
“但是”，有人会反驳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胜利吗？能致革命胜利的一切策略，跟那些能使战争获胜的任何计谋一样，都是最好的、应该的、正确的。”话不错，胜利是重要的，胜利本身常常是最有力的论据。但还得看是什么样的胜利，而胜利的性质，则要看它是如何胜利的。列宁托洛茨基念念不忘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精神、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不但因为只有靠无产阶级此种精神和能力的提高才能使革命胜利，更因为只有这样获得的胜利才是符合于国际社会主义利益的革命胜利。
毛泽东今天是胜利了，中国革命，由于不少原因（其中毛泽东的高明的战术乃是原因之一），也是胜利了。但正因为它的胜利很少得力于无产阶级上述的精神和能力，以致胜利后的中国革命及其新创造的国家，遭遇到许多难于克服的困难和危机，陷于深刻的官僚主义的乃至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泥淖中。
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里谈到。
[1]与毛氏战略思想对立的所谓“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派”的军事路线，实际是当时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如能获得当时的有关文件，这种研究是极有价值和与趣的，因为它和苏联内战时期托洛次基和“军事反对派”之间的某些争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