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取名《论稿》。顾名思义,可知它不是普通那种章节分明、体裁划一、组织谨严、前后密切呼应、从任何角度说来都已经是完备的一部著作。

  一年前,当本书有关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系的四章以“三原”笔名先行出版时,我曾经说过,这整部作品只是一个相当大的企图,企图对毛泽东思想作一种“全面的、客观的与历史的研究”。这样说既非自谦,亦非自负。它确是一种郑重与虚心的研究,但确实还只能说是企图罢了。所以然者,第一因为作者体力关系,疾病时常打断工作,一搁往往历数月或半年之久。因此,这本中等长度的书,自从一九六一年一月动手,直到一九六四年八月方才写完,前后耗时共三年有七个月。如此写法,要想作品在体制上如何统一,文字上如何完美,在叙述上绝无重出,那是很难做到的。第二,因为作者被迫居住在一个闭塞的地方,材料搜集困难,参考书不易充分获得,以致有些问题或某些事实,不得不因此而撇开不谈,或暂不讨论。有此限制,当然会影响作品的全面性与完备性。

  由于自己对作品的上述不满,稿子虽然写成将近十年,始终任它放置,不曾作出版打算,事实上当然也没有出版可能。

  去年秋,经友人怂恿,并得信达出版社协助,终于先将有关中苏冲突的四章出版了。我的一部份稿子,以此总算和比较广大的读者结了缘。其结果,经出版者与销售者的反映,倒不如预料之坏。这本小书似乎还能获得某些读者的欢迎。有些人看了该书序文,知道除此四章外尚有十数章未曾付印,他们竟向出版人或经售者提出要求,催促出版,希望尽早看到全稿。更有些热心朋友,竟付款预定,俾助印刷所需。

  这样的热情深深地感动着我。它让我体会到了一件事:一个作品,只要是郑重其事的,本着科学良心的,不怀有别种用心的,真想说些同时只想说些自己确认为真理的东西的,那末,纵然它在体裁上松些,结构上散些,或文字上差些,都会有真心的读者欢喜,甚至还真会有人赏识。这个体会驱散了我多年深陷的孤独感,它让我知道了世间尚有同道在——决心将余稿全部付印了。

  不过,这部稿子写成迄今,毕竟已经八年多了。是否应该根据八年多来新发生的史实,将全稿重新校订或补充一下呢?怀着这样的目的,我最近将全稿重读一遍,却发现这样做既无可能,亦非必要。无可能,因为一发动全身,牵涉太广,改不胜改;非必要,因为本书写作的最初计划就是学术性的,就是从问题的根本着眼的,八年来新的史实只能证实我们的基本论断,毋须乎用新的史实来修改我们对根本问题的看法。

  因此,本书便完全照八年前写完时候的原样出版了。

  从本书完稿到目前付印这段时间内,发生了许多有关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大事。其中最大的一件,自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采表现之一。按理,《论稿》中应该为此添一专论,或至少在已有文字中增加一些有关此事的评论。可是一因本书作者对“文化大革命”已另有专文;文字太长,不便用作本书附录;二因在既有文字中增添特殊段落或冗长注释,将使《论稿》更加庞杂,令人无法卒读,所以我都不曾这样做。(编者按:鉴于文革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再版这部书的时候,已特别补充一个附录,即作者的《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文。)

  其实,我们虽然不特别讨论“文化大革命”,本书中所曾讨论的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种种方面,尤其关于毛泽东在文艺、经济以及“人民公社”方面的思想,已经颇足以帮助读者们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甚至可以这样说,只当人们弄清楚像我们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的诸般特征之后,才能正确了解这个“大革命”,才能了解它发生的原因,它所采取的形式,它所经历的过程,以及它的趋向与它的全盘意义。

  在这里,我们自然不能具体说明毛泽东思想与“文化大革命”在各个方面的关系。不过抽象地,我们却立即可以指出来:毛泽东性格上与思想上的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时而相辅相成,时而此长彼消,它们交互错综着,迭为雄长地,像幽灵一般飘荡在整个运动之上,或者像灵魂一般作用于全部运动之中。试想想,如果不是想实行“一国共产主义”,如何能在国内造成如此深刻与众多的矛盾?如果不是毛氏的“经济的浪漫主义”想一步登天,如何能造成长达三年的“特大灾害”?如果没有造成这些灾害性的错误,党领导又怎能落入“走资派”之手?失权之后,如果没有敢作敢为、乾坤一掷的气概,谁又能做出如此规模的“革命大彩排”?等到“彩排”变成正戏,“钦定造反”又转变为真正革命之势的时候,始则用枪杆子“平乱”,继而以党的名义制军,如此经营,如果不是策略圣手,权术大师,又怎能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同时,如果不是斥原则为教条,以理论为幌子的人,又如何能这样忽左忽右,出尔反尔?……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以提出一大串的。

  当然,我们绝不以为“文化大革命”乃“毛泽东思想”所一手造成,也不以为“毛泽东思想”的特征便可解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我们决不会这样想,因为这种想法是唯心主义的,是“英雄史观”;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无共通之点。个人,无论多么重要与伟大的个人,其作用总是有限的。对于一般的中国革命,或对于特殊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无疑都起过作用,都发生了影响,都留下了记印。但很显然,这些作用、影响和印记,纵然十分巨大深刻,却决不能说是决定性的,更不能说是独一无二的。归根结蒂,客观的条件总决定着主观的意图。历史和社会的“形势”总强于任何伟大人物的计谋。因此,在整个中国革命中,特别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谁要想拿毛泽东的性格和思想来说明其中的许多问题,无论解释其有利于革命的方面或指出其为害于革命的方面,都必须牢牢保住着一个限度,必须时时记住“存在决定思想”那个命题,必须时时懂得从中国与全世界的种种特殊情形和关系,去观看毛泽东思想中此一或彼一见解的正确和谬误。只有站稳在这个立场上,我们才能反过来,正确地将某一或某些毛泽东思想去解释中国革命,特别是去解释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现象与性质。

  在全部《论稿》中,作者自信还能始终保持这样一个立场,因而我相信它不但能帮助读者们拿这样的毛泽东思想去了解过去,而且能凭以解释今日一切与毛泽东有关的事变。

  稿子写成,曾经请不少朋友阅读过,他们大多给我提出一些宝贵意见:或者指出引文上的错误,或者纠正事实上的出入,亦有在看法上表示异见提出来与作者商酌的。凡此种种,都会有助于本书的写成,我谨在此对所有这些朋友表示谢意。

  1972年12月7日 双山(王凡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