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四派到统一

　　从回国到开除这段期间，我以全部时间做党的工作；但和反对派组织仍旧保持着经常接触，大约每隔两周“我们的话”的人和我见一次面，谈谈两方面情形。那时我和“我们的话”的上海负责人（史唐、张特等）一样，对于陈独秀等人的趋向托派，不但不表示欢迎而且很是厌恶，“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乃是我们共同的看法。从这一看法得出来的态度和对策便是：揭穿那些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卑鄙动机”，争取其下层群众。

　　毋须说，这样的看法和态度是彻头彻尾错的，但我一直保持着，直到托洛茨基亲自出来干涉为止。

　　刘仁静，以及和我一同回国来的赵济与刘胤等，根本不肯参加党的工作。刘仁静的情形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他回来后只简单地给中央递了个声明，表明自己态度。刘胤（即后来变成国民党文化人的李麦麦）和赵济等则参加了训练班，过后又被派赴沪东（刘）及浦东（赵）的区、地委员会实习，却都借故规避，甚至没有去报到。他们就这样离开了党。他们和刘仁静一起，以莫斯科回来的老牌反对派身份，整天与陈独秀等讨论中国反对派的新组织事宜。这意思就是说，根本不承认在中国早已存在了一二年，并且在华南和华北均已有了此工作的“我们的话”，他们要成立一个不是“孩子们胡搞的”，而是由“成熟政治家”主持的反对派组织。“我们的话”方面从对陈独秀派的基本态度出发，非常敌视刘仁静和刘赵等人的作为。我也怀有这种敌视，理由则除了对“陈派”估计之外，又因为刘仁静破坏了我们在莫斯科早已通过的决定“参加已有的组织，不自立门户”。至于刘胤，在莫斯科根本不曾参加过反对派，只是和我们有些接近而已。回来后自封老牌，招摇撞骗更引起我的反感。

　　这是我未被开除时候的反对派情形。等到我被逐出党，以及病愈之后，情形又不同了。刘仁静和陈独秀等决裂了，原因是为了他想当宣传部长未成（这事实当时我不知，是后来人家才告诉我的）。“我们的话”内部也发生了纷争，华北、上海和华南的领导分子之间，为了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我就不太清楚，今天更是完全记不起了）闹到了分裂程度。华北的反对派，以宋逢春及董自诚为首的，此时和刘仁静联合在一起，一方面反对陈独秀，另一方面反对当时以区芳及张特为首的“我们的话”。为要证明自己的存在理由，刘仁静起草了一个意见书，主要是驳斥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残留意见”。刘胤与赵济此时也跟“陈派”决裂了，其间的经过和理由，我始终不曾知道过，他们的左右也围集了一部分人，过着“派系”生活。

　　我那时正害着大病，从偶然来探访我的同志们口中，知道了这些情形，心里非常懊丧。对“陈派”，因为有了上述成见，根本不愿和其中我原来相识的人来往。“我们的话”，我自认为其中一分子的，却失去了联络；因为区芳跟我不认识，张特与我也十分生疏，从来见面的史唐，此时却进了“西牢”。刘胤们是我在生活上顶接近的，但我也最最看不起这些人。在数十年的革命经历中，眼见过形形式式的“偶然分子”和投机家，却不曾见过一个自私自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客有似刘胤其人者。此人在北伐时期是武汉学生运动的领袖，口才好，煽动力强，因此领袖欲也特别大，然而思想浅薄，品格异常卑劣；与舍己为人的革命家性格没有丝毫共同点。所以他后来迅速转变成蒋介石的御用文化人，那是十分自然的。在莫斯科时，他曾要求和反对派“统一”——他一个人和一、二百多人反对派统一，意思就是说，反对派如果礼聘他来当领袖，他可以考虑加入。这样疯狂的提议，使范锦标大发脾气，同时也成了莫斯科反对派中的一个笑柄。以这样一位“大人物”为首的小派，我当然绝对不愿接近。剩下来便只有刘仁静和宋逢春他们了。宋逢春乃莫斯科最早的反对派之一，于一九二七年冬天被开除党籍，和区芳等一同送回国的。回国后，他和后来死于狱中的葛崇锷及萧长彬到了北京，会合了当时在那里担任党工作的罗汉，在学生中开展了一些工作。罗汉被捕后，宋逢春大约在一九二九年底来到上海，适值这里的反对派在茁长中闹着纠纷的时候。他原属“我们的话”正统，但因为当时区芳和张特间正发生冲突，他看了不高兴，管自己进纱厂当小工去了。他本是一个好革命家，具有高尚品质，首先就是能吃苦，不爱出风头。可惜过分崇尚实际，对理论较少兴趣，有经验主义毛病。因此，当他与我一起被捕，及他出狱数日又与陈独秀同时被捕之后，就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与老朋友们告别而去了。

　　在一九三O年春夏间，宋逢春是与我最接近的，那时他和华北来的其他一些同志正和刘仁静一起，想提出一个集体意见，作为团结反对派的基础。我看了刘仁静的《告同志书》，发现他关于国民会议口号的见解，依然是莫斯科当年的老一套，说是要为中国议会制的前途斗争，他在文章里摘引了马克思《雾月十八日政变记》中一段长文，借以说明议会制度如何优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我看了完全不同意。可是刘仁静当时却非常“谦虚”,说意见书中关于国民会议一段可由我重新起草。在宋逢春等人的催促下，我另行起草了一节，我的意见是在反革命胜利而民主任务均未解决的当前局势中，国民会议是惟一正确的口号，以此重新团结被击溃的工人阶级，以此统一农民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而使共产党再度踏上政治舞台，并促使新的革命的到来。至于在此斗争的过程中，是否会出现议会制度，这制度是否要形成“历史时期”，乃是另一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实际斗争中才能回答。我们提出国民会议口号的主要目的，则在于，在反革命时期中准备革命和走上无产阶级的革命。

　　关于国民会议口号的看法，构成了中国反对派在往后许多年中聚讼最多的一个问题。我在那时所持看法未必完全正确，但比刘仁静的纯粹社会民主党人式的解释，总更符合于托洛茨基精神的。宋逢春等都同意我的意见，刘仁静略事争辩，却竟同意将我所起草的一段代替了他原有的。这样，我就不能不在《告同志书》上签名了。这文件上签名的仿佛记得共有十九人，有黎彩莲在内。整个华北区的反对派事后也同意这个文件，不过没有签名。刘仁静和我不久办起了一本杂志，取名《十月》，因之在当时纷纷对峙的小派别中，我们这群人便被命名为“十月派”。

　　到一九三O年夏天时候，有四个激烈排他的反对派小组织最后形成了：除“十月”外，陈独秀等出版机关报《无产者》，名“无产者社”，《我们的话》仍继续出版被称为“我们的话”派；还有刘胤赵济等四五人则出版了一期（始终只出了一期）《战斗》报，因而号为“战斗派”。

　　现在回忆起当时派别间的“斗争”情形，只觉得五花八门，乌烟瘴气；但若仔细想想，这也正是每一个政治思想在运动初期的共通现象。个人与派别偏见，和革命思想的真诚差异交织在一起；时常会表现得非常怪诞。崇高的与卑劣的动机往往会用同一方式表达出来；而各个人品质上的贤或不肖，当事情还只限于说话或文字之时，也总是混淆不清的。光就转向反对派的动机说，已经是颇不一致了。有的，为了党内不易得志，企图到新的方面去找出路；有的，在白色恐怖的猖狂中害怕了革命，把反对派看作了向后退却的一块垫脚石；又有一些人，只想利用反对派的更左的名义，借以掩饰自己的消极，使自己的脱党能心安理得……不过尽管有这许多卑鄙不纯的动机，我却还应该说，当时的最大多数反对派分子，都是由于真纯的革命动机，即由于真诚相信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比之于斯大林们所定路线，更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因之，不顾他们既得的“利益”或已有的地位，都愿全心全力地为反对派斗争。

　　此种良莠不齐的现象，以各种程度之差，同样存在于四派中。在四派“混战”时期，卑劣的野心分子站在最前列，各自称王，自命不凡，全不以整个反对派的利益为念。后来，由于多数同志的压力，特别因为托洛茨基的出面劝告，统一运动展开了，真的革命者抬起头来，他们冲破了各自山寨大王们的封锁与排他的禁律，很快就使这些芳草陷于孤立，促使他们消极离开，或积极地干反动勾当去了。

　　四派分立时期延长了一年多，自一九三O年初至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为止。此一时期又可划分为两截：一九三一年一月以前主要是夸大分歧时期，一月（托洛茨基一月八日来信，力劝反对派统一）以后则为“协商”阶段。在前一时期内，主要争论，就我记忆所及，乃关于：国民会议口号问题；红军问题；未来革命性质问题以及所谓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问题。我在这里当然不想详细描述那些旧争论，事实上单凭记忆根本也不可能描述。我只想指出，那些争论是被有意夸大了的，目的在于为分裂存在作辩解。当然在同样夸大中，有人出于革命家的真诚，有的却是明知故犯。后一情形的最出色的例子是刘仁静。他最初是热烈地欢迎陈独秀走向反对派，及至所谋未遂（“陈派”的宣传部长），他便“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起来，再等到与“十月社”决裂，他又发现“吾师”与“真理”合而为一了。“真理”是放在他的口袋里的，因之“争论”之是否存在与解消，常在他一转念之间，随他个人的好恶与利害而转移。不过像刘仁静那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当时多数同志的投人争论，或由于所见未明，或由于善意的偏见，或由于对真正分歧的不自觉的夸大。因此，当协商进入后期，各派相互间的接触较频，争论差不多消灭于无形了。关于国民会议这个口号，几年中浪费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最多的笔墨，争持最久，分歧最多。然而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那些争论不是学院式的，便是猜谜式的。譬如：它是否能实现；实现了能否解决问题？它与苏维埃的关系如何？都提得相当可笑，因为只有真实的革命发展才能解答它们。在此问题上真有原则性分歧的，只有刘仁静和大多数反对派之间的不同。但整个反对派中无一人附和刘仁静的。至于红军问题与革命失败教训问题，那是专为对付陈独秀的。在某期的《无产者》上，陈独秀写了一篇论中国“红军”前途的文章。文章内容其实只重复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战争的传统观念，即肯定农民斗争如果不处在城市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之下，一定会堕落或被消灭，这意见其实亦为托洛茨基所坚持，如果说陈独秀这篇文章有错误，那末问题当不限于陈独秀，而应牵涉到马克思、恩格斯与托洛茨基。（中共今天的胜利似乎证明了那个观念的反面，那末问题也将是这一根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在现时代及落后国家中是否仍旧正确这一点，而不是什么陈独秀的错误。）可是在当年，为了陈独秀那篇文章中一些不恰当的措辞及趋向偏颇的论断，我们（我是其中之一）就与斯大林派的叫嚣混在一起，拼命攻击陈独秀的“诬蔑红军”（此事可参阅后面我和陈独秀在武汉的关系）。所谓革命失败的教训问题，简单只是要陈独秀承认他分担着斯大林罪恶政策的责任问题。当时许多人觉得陈独秀承认他是斯大林政策的简单执行者是不够而虚伪的；我们以为陈独秀是一个自觉的执行者，因此他的如此承认乃是一种脱卸责任的狡计。这个要求，我至今不觉得是完全荒唐。陈独秀决不是傀儡，而是一个有独立思想，有坚强意志的革命者，所以当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间，他对于国际来的训令或决议，有的是违背了他的见解而服从的，有的则是同意了才执行的。如果陈独秀真能把二者分清，详细地追忆和记载出来，对于反斯大林罪恶政策的效果上可能会更有力的吧。对于中国近代革命史及中共信史的编成亦必有极大裨益。可惜他不曾这样做。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当时那群年青托派所以提出此要求为的要“打击陈独秀的投机”，换句话说，就是要陈独秀先向“正统派”屈膝，那当然是荒谬的，以此而延阻了或妨碍了反对派力量的团聚和增强，更是不该有的事。关于革命性质的争论大致是这样：最初，问题围绕于“无产阶级专政”呢，抑是“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后来，它改以“第三次革命是否一开始就将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一方式提出来。在陈独秀起草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说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与贫农的专政”。这样提出，与托洛茨基的习惯提法略有出入。托氏的传统公式是“无产阶级专政”，或“领导贫农的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的提法似乎将无产阶级与贫农置于平等地位了，因此，仿佛有对布尔什维克派的陈旧公式即对“工农民主专政”有妥协之嫌。这指摘首先为刘仁静所提出，而几乎为全体非“陈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所附和。刘仁静在这里攻击陈独秀的虚伪，说他企图用一种巧妙伪装，将“民主专政”的毒药偷运进反对派，故称《意见书》为“一篇虚伪和可怜的文件”。我们没有和刘仁静一样想凭此一点以根本否定陈独秀的左倾，但显然受着这个批评影响，认为“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是接近于民主专政而与“无产阶级专政”根本相反。直到最后，托洛茨基读了陈独秀的“文件”，说“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与补充的公式，二者性质根本不相冲突，此时刘仁静才闭口无言，我们也恍然大悟了。“第三次革命一开始便将是社会主义社会性质”，这说法其实是托洛茨基的，不过引起争论却由于我的一篇文字。只因此事发生已经在统一运动实际进行以后，这里暂且不谈。

　　总之，在一九三O年中的四派混战，止如托洛茨基后来所指出：“是完全没有原则分歧的，只因有了派别才有分歧，有了分歧更不免多所夸大。因此，托洛茨基研究了各派寄去的文件之后，便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给反对派来了一封长信，提议四派立即进行统一。托洛求基的话说得如此恳切：“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不要太延缓了统一的准备工作，因为不然，你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去制造一些人为的分歧意见。”他的威望又如此之高，以致连最死硬的宗派主义者都没法再找拖延统一的借口了。于是在接到来信之后不久，四派就决定设立一个“统一协商委员会”，以便起草一些共同文件，在共同立场上，实行四个组织的统一。

　　那次统一运动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给反对派尽了很有益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集合和积聚的过程而且是清除和淘汰的过程。有不少个像旧梁山上的王伦之辈，不须要林教头动刀，仅仅因为受不了较宏大的新局面的压力，便纷纷从“聚义厅”自动出走了。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分合过程起见，且让我谈一点各派的人的情形。这儿请先从我所隶属的“十月社”谈起。“十月社”的当然领袖是刘仁静。他年纪大，资格老，当过中共第一次大会的代表，做过青年团总书记，又在托洛茨基的土耳其家里作过客，和老人讨论过问题；据他说，他那个“列尔士”的笔名还是托洛茨基给取的！在莫斯科时，我和他虽有过不同意见（前面已经提及），但对这位前辈总有相当敬意。回国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能够于一九三O年初同他合干“十月社”，多少总因为对他尚存有若干尊敬。可是一经和他共同工作朝夕相处之后，我们却很快发现这个人的浑身毛病。本来我们相信他的理论修养会比一般人高些，书似乎读得多些，而事实却不然，其浅薄有时竟叫人不信。在列宁所指出的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三要素中，只有西洋革命史他算有多少涉猎，于政治经济学全属外行，对哲学则单单懂得一些名词。思想绝不稳定，往往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一切可以随自己的私人打算来改变；因此他所有的学问和理论，只是为此种不断改变作诡辩之用。不过这些还不是最不能容忍的，使我们和他共同工作了数月而即行分手者，却更由于他那种根本不是革命家的品质。可笑的自私，愚蠢的自大，眼睛永远看见名流，足尖从不屑走近工人的那种作风，与我们所有的人无法合得来。《十月》只出了二期，刘仁静便与“十月社”分裂了。此后我们继续出《十月之路》，而刘仁静则谋与“陈派”再接近而被拒后，乃单独出版了两期《明天》。反对派大统一后，刘没有在领导机关占一席位，他便消极了。一九三四年受雇于易洛生，替他翻译喊《中国革命悲剧》的材料，在北京被捕，表现得非常可耻，“反省”后出狱，索性投人了胡宗南的反共集团。中共当权，他又首先写声明来污蔑他久已放弃了的托洛茨基主义。

　　幸而这样的人物极少，在当时“十月社”（上海连同北方）的八十余人中，跟刘仁静走着相似道路的只有陆某一人。有更多的战士，例如葛崇锷、黎彩莲、罗汉等等同志，都曾提供了最可贵的献身榜样，值得我们对死者的追忆与矜式的。

　　一九三O年以后被称为“我们的话”派的，实则包括着上海和香港全体原有的反对派分子。其领导层即是莫斯科第一批被开除送回的孙大学生。他们己经在中国做了一两年工作。[1]特别在香港，因区芳、陈亦谋等的进入船坞做工，在工人阶级中己多少建立了一些联系。在上海：由史唐、陆一远等人主持，工作成绩虽比较不甚显著，但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也结上了若干关系。所以在当时，如果一九二九年夏秋间回国的反对派分子，真能遵守大家在炮兵学校里那次会议的决定，统统向党报到，经由党来开展（党内党外的）反对派工作，同时与陈独秀等进行加入或合作的谈判，那末“四派”的纷乱情形或可避免。中国反对派的历史也可能多少不同。事情所以未能按照预定步骤来实现，我不得不把主要责任归之于刘仁静和刘胤。这二人的狂妄的野心，赤裸裸的领袖欲，严重地妨碍了那个决议的实行。不过另一方面，二刘野心之所以会得逞，一部分也因为“我们的话”方面初期（史唐、张特）的正统成见与缺乏经验，以及后期（梁干乔）的比二刘更甚的自尊自大与无原则的地位争夺。

　　现在，我们追溯往事于二十七年之后，当不会再带任何意气或偏见来谈论各派的是非得失。我应该承认，在当时的四派中，“我们的话”比较是最健全的，它比“无产者”有锐气，较“十月”与“战斗”有基础。在它的领导人物中，有几位很难得的革命者，特别是区芳，他吃苦，耐劳，谦虚，乐观，重实干而能思想，状似苦力而文采斐然。可惜他在统一尚未完成前，便与“十月社”的葛崇锷同时被捕，一同瘐死于国民党的监狱中。陈亦谋在思想与文采上虽不逮区芳，但苦干精神或尤过之。这位同志也是死于狱中的。还有宋敬修，也是坚苦卓绝的革命家，他领导了“我们的话”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不幸结果和区、陈二同志一般，亦在同一个国民党的监狱里丧了命。革命永远是这样来对待它的参加者的；它毁灭坚强者和忠贞者的躯体，同时败坏软弱者和卑劣者的灵魂。“我们的话”初期领袖中的史唐、陆一远、张特和梁干乔，属于后一情形；软弱的史、陆是消极地离开了：卑劣的张、梁则积极地反动起来，成了国民党里的反共专家。

　　“无产者社”包括了八十多名中国共产党初期造成的中上级干部。他们都是有经验与有能力的。不用说，这样一个数目的有资格的革命家群，在任何一种思想运动中，都会代表着力量，会是一宗莫大财富。何况他们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不管陈独秀犯了真实的与诬栽的错误，但他直到那时为止，无论在国内国外，这名字始终是中国进步运动与革命斗争的象征。因此，由他领导的“无产者社”，在反对派势力的团聚和长成中，本应起最积极的带头作用。但事实上井不完全如此，原因在于那大多数老干部们的暮气太深。在长期的国共合作中，他们中有不少人已被定型为绅士或官僚了：同时做惯了现成的机关工作，今天要他们从一无所有的白地上重干辛苦的下层活动，就觉得非常的不合适。这个纯粹由“军官”和“参谋”组成的集团只有一部分能从事于普通士兵的战斗，在统一运动中及其之后，就很快被事实所证明了。

　　“战斗社”名为派，实际上在很长时期中只有四个大人。刘胤、赵济之外，又有王某和徐某，均系留俄学生。王、徐二人在统一后不久就与刘胤一起投入了国民党，继续和反对派相处的就只有赵济一人，在统一运动时期，一个在闸北区从事党内工运的云南人，名闵荫昌，由于赵济的关系，加人了“战斗”，带来了几个工人同志。所以当统一大会召开时，“战斗派”也算有十余个成员了。这一个派，在当时的诸派别中，无疑是最无基础，也最不够格的。

　　统一协商会议将如何组成？首先引起了各派内部那些“忠贞分子”的最大关心。代表派出依各派人数比例呢，还是以派别为单位？前一办法有利于大派，后一办法则让小派占了便宜。几次接触后，决定按照后一办法，即不分大小，每派派出二名代表组成之。当初的代表我记得是如下诸人：“无产者”：吴季严，马玉夫；“我们的话”史唐（他刚出西牢），区芳；“战斗”：刘胤，赵济；“十月”：宋逢春和我。不久“我们的话”因史唐消极返乡，区芳被捕，改由梁干乔和陈亦谋代表。最初的协商会议可说是无休止的辩论会。每次会议，照例是把纠缠不清的古老争论重提出来。互相间唇枪舌剑，弄到面红耳赤而散。究其实，人们并不真想统一的，如果不幸地真的统一了，则必须事先保证自己或己派对统一组织的控制。当然，并非所有代表都有了这样的心思，但整个气氛总是如此。等到梁干乔参加协商工作之后，那么此一存心竟发挥到赤裸与无耻的地步。因之有些真想统一的人，也不得不因自卫而在这方面谋所以对付之道。

　　此一名为协商而实则争吵的会议，延长了大约两月，使好些参加者与所有真诚的反对派同志感到失望和痛苦。会议的主要任务原定为二：1，起草统一大会文件；2，具体准备统一大会的召开。关于第一项，我被推举出来起草中国反对派的纲领，即是说，将托洛茨基给我们业已草成的纲领，加以应有的补充和扩大。我被派的这个工作说难其实不难，因为一切是现成的，写就的，工作只属于略加编辑的性质。在托洛茨基的政纲上，关于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部分，作了这样的说明：“我们的战略底总路线是夺取政权”，“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一定将中国革命化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样规定在正式的政纲上略嫌不充分些；于是从托洛茨基的另一篇文章：《中国革命的前瞻和总结》中抄了一句话：“第三次中国革命……将被逼于一开始时就要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我用自己的文字来写出这层意思，说：“中国未来革命将一开始便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此语一出，不料引起了轩然大波，刘仁静首先发难，认为这是机械的极左派的说法（根据刘老的意见，中国未来革命定要经过克伦斯基阶段）。接着在《无产者》与《我们的话》上，也刊出了代表赞成与反对意见的文字。现在我已记不清这争论的详细情形，可确言的只是：“我们的话”方面多数同意我的写法，“无产者”方面则多数反对（最不赞成的是彭述之，而郑超麟则与我持同样意见）。陈独秀的文章仿佛折中于刘仁静的批评与我的解释之间。协商会内部除了这一问题之外，还有一些较不重要的理论争执，也是各持己见，互不相下。因之久久无法草成文件。至于协商的第二项目，具体准备大会的召开，则更是无从谈起，因各派的人数就不能确定。在此问题上梁干乔的表现是最可鄙的。这个黄埔出身的军人，对理论可说无丝毫兴趣，人们为某些“空洞的”意见辩论时，他只是不耐烦地坐着，从不发言，但事情一谈到组织，有关乎未来机构的控制时，他的精神就完全不同了，睡猫立即变成了最警觉的猎狗，眼观四方，耳听八音。他把任何人的意见都看成“阴谋”，因之自己就肆无忌惮地公然玩弄组织诡计。为要在未来选举中取得绝对优势，他曾暗中向我们提议联盟来对付“陈派”，我们拒绝了他，于是他就厚颜无耻地应用“报大数”的办法，硬说“他的人”约等于其余三派的总和。

　　协商会议此种乌烟瘴气情形，确使很多参加者气愤，更使各派真诚的同志们为之不安。此时，“无产者”的代表吴季严与马玉夫首先表示消极，他们不愿意再浪费时间了，统一运动似将从此告终。吴、马“消极”，最初我们以为单单因协商迟迟不进之故。后来我才清楚，原来问题还有关乎“无产者社”内部的。托洛茨基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的来信，对中国诸派反对派的关系说，乃是个转换关键。在此以前，“陈派”仿佛有点“妾身未明”,另三派，特别是“我们的话”，则以正统自居。在那时，陈独秀等曾一再表示合作，且愿参加既有组织，结果却不仅遭到严拒，抑且受到打击。此时“陈派”的心情是委屈的，而另几派的态度是倨傲的。等到托洛茨基读了陈独秀的意见书，大为喝彩，向陈独秀伸出了热烈的同志的手，并坚劝中国其余的托派与他立即统一之后，情势就不同了。三派被迫接受了这个劝告，心中不甚情愿，还带着几分不好意思。“无产者”方面则相反，以胜利者姿态进入了协商。更有甚者，此时为吐过去的冤气，觉得自己反而成了正统，因而有不愿与那些“孩子们胡闹”之慨了。当然，怀有这种心情的人并不敢明言，他们只是冷笑笑，嗤嗤鼻，且让代表们去跟人家谈了再说吧。现在，一两个月的协商结果，证明那些“小孩子们”确实是胡闹的！吵得一天星斗，统一遥遥无期，代表们消极了，于是那个老资格的正统观念公开出场了。它是以彭述之为首的。他主张不必再谈统一，尽由我们自己干吧，如果别派的人真想干的，让他们加人我们好了。彭述之主张获得了“无产者”内部许多元老的赞成，特别受到那二位协商代表吴马的支持。不过反对的亦大有其人，主要来自郑超麟和尹宽二同志方面。统一协商会议瞬间便陷人了停顿。统一是否继续主要得看陈独秀的态度了。

　　有一天，大约在是年三月间吧，北大的旧同学陈其昌同志（他当时属于“陈派”）跑来看我，说陈独秀约我谈话。地点在尹宽家里。这是我第一次和陈独秀见面。说实话，那时我并非以瞻仰伟人的心情前去的，虽然对他已没有了先一时期的敌忾。不过才一见面，这位半老人（这年他大概是五十一岁）的朴质诚挚却给了我异常好的印象。他将我心中残存的一点派别偏见一扫而空了。我们谈了整个下午，话题轻松随便，主要是关于我的过去，从北京大学一直谈到在周恩来下面工作的经过。他问的多，说的少；但问题如果他发生了兴趣，那就也说个不停。在谈话中，我特别欢喜他的直捷痛快，没半点儿客套虚矫，直捷中可并没有他出名的暴躁，恰恰相反，我觉得他非常的和蔼与谦虚的。最后我们才谈到统一问题，他问我的意见，我毫不掩饰地说明了我的看法——当初的排拒合作与后来的渴望统一。他听了表示很满意。然后他肯定地说：统一是中国反对派当时的绝对必要。如果不统一，则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社”也必然死亡，因为，反对派今后的艰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则“老人”太多了。谈话完毕，他先走；跟着我在夜色中走回家去，心中充满了一些不平凡的感觉。与来时心境不同，此时我似乎深深认识了这个中国近代革命思想运动的巨人，对他发生了崇高敬意——这敬意至今不减。

　　次日，其昌又来，首先告诉我独秀与我谈话后的观感。据说“老头子”对他和尹宽提到我，说“这个人跟梁干乔完全不一样”，因为在前一天，独秀曾经跟梁作了同样的谈话。独秀对我的评语自然叫我高兴，但也是应分的；如果一个革命者跟不久之后就要去当蒋介石手下特务头子的人“一样起来”，那就连起码条件都没有了。其昌又说，“无产者社”更换了代表，今后由独秀和尹宽二人出席协商会议，务使在最短期内促成统一。

　　陈独秀亲自出马以后的协商情形果然大不相同。协商再不是吵架的同义词，统一的决心感染了每一个参加者。理论的歧见常常解决于三言两语中，夸大与挑剔的争执甚至觉得不好意思提出来。文件决定重新草拟，大家推举“老头子”写政纲与土地纲领，由我起草国民会议提纲，组织决议草案仿佛叫梁干乔写，尹宽似乎被推起草职工运动决议案。这些文件在很短期内便草成和提出，经过善意而坦白的讨论，很快就通过了。过去曾经引起纷争的第三次革命性质问题，独秀在草案上完全摘引了托洛茨基的原文，即是说，在第三次革命一开始时候，就要坚决地动摇城市和乡村的私有财产。如此一来，当然也就无异议通过。

　　统一的政治准备既经完成剩下来只有大会的代表问题了。这问题，协商会议交给尹宽，赵济，梁干乔和我四人解决。此事本极简单，根据各派的真实人数，按比例选派代表就得。困难产生乃由于梁干乔的“大数”。当时三派的人数大致如下：“无产者社”八十余人，数月来在香港和华北有一些新加入者，连原有共约一百人；“十月社”，上海的意见书签名者十九人，此时包括新发展者，合共约三十人，加以华北的“我们的话”部分约近五十人，故当时估定为八十人。“战斗社”成员全在上海，共约三十余人。“我们的话”的上海组织人数不多，约二三十人；香港较多，但相信亦不会多于七八十，而梁干乔则硬说有三百多。我们要他提出名单，他说这有背于秘密工作的原则。尹宽提议派人实地调查，梁干乔则说同志们散处于东江及中山各地，调查根本不可能。结果只好效法小商人做买卖，不断和他“讲价”，最后总算讲妥了数目，将“梁干乔的人”约定为一百二十或一百四十。因为我记得代表是大致依每二十人派——代表的比例而产生的。“我们的话”似得六人〔抑七人？);“无产者”五人；“十月”四人；“战斗”二人。

　　一切协商妥当，最后一个问题是开大会的房子和些少经费。此事决定由“无产者”独力承担。事后我才知道，为此筹措的一百多块钱，是拿了李仲三的衣服去典押来的。事务工作由何资深同志一手办理，他在大连湾路租了一幢新盖的石库门房子，事先对任何人都保守秘密。不久，各派代表选出来了：“无产者”：陈独秀，郑超麟，江常诗，彭述之,另一人记不清是铁路老工人王芝槐还是何资深；“我们的话”：梁干乔，陈亦谋，楼国华（后因事不能出席，由宋敬修递补），张九（香港工人）以及另外两个或三个香港同志;“十月”：罗汉（出狱不久，被北方同志推为代表），宋逢春，濮德志和我；“战斗”：赵济和来燕棠。[2]

　　中国反对派的统一代表大会开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一连开了三天。头两天讨论和修改由协商会议提交的各项文件，第三天选举新的领导机关。独秀致了开会辞，接着他又做了一个简短的政治报告。在代表们的发言中，我记得只为一件事进行了比较热烈的争论：关于蒋介石统治下中国的统一可能性问题。说中国的所有民主任务，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才能解决，并无一人异议，但独秀的政治报告上说，我们这个根本正确的认识并不排斥一个远景，即全中国的表面的统一，可能在国民党统治下获致。大多数代表反对这种说法（我也是反对者之一），结果在决议案上仿佛撤回了这一项规定。其余由协商会提交的决议，差不多全未经过争辩就一致通过了。总之，那次大会确是结束了过去小派别对峙的局面，精神异常融洽，会场上洋溢着团结与希望。谁都仿佛看见了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当时国际托洛茨基派的名称）光辉灿烂的前途，谁都相信此一小房间里代表着的力量，行将在中国未来革命中起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这时候如果有人怀了相反心情的，那末只有梁干乔，因为此种无私的大团结气氛，与他关门称王的狭隘心胸完全不相容。文件通过，跟着选举。这次选举就我所知，乃是真正出乎每一代表的自由判断，决无事前联络，或暗中拉拢情事。崇高精神占着上风，阴谋诡计自行退缩。代表们全都超出了原有派系的界限，纷纷投别派成员的票。票选结果，如下诸人当选为统一领导的正式中委：陈独秀、罗汉、宋逢春、陈亦谋、郑超麟、张九（？）和我；另有数人当选候补，至于彭述之，究竟是候补中委，还是正式中委，我已记不确切了。这里有一个事实颇值得注意，即一年来最露头角的混战英雄，他们处心积虑为自己的交椅打算了的，有如梁干乔、刘仁静、刘胤和马玉夫这四人，这次竟全部落选了。不错，“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革命者的眼睛，更尤其是在革命并未成功的时候。赤裸裸的斯大林作风不会得到报酬的。统一果然是一个最好的淘汰过程，它毫不留情与毫不错误地将那些渣滓淘汰出去。梁干乔于大会后不及一月就去南京找他的“校长”，发宣言声明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刘仁静消沉了，刘胤在沉默中待价而沽，马玉夫则立即投人了龙华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

　　而统一了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则以兴奋的心情迈步向前积极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新的中央常委会分配了职务：陈独秀总书记，郑超麟宣传，陈亦谋组织，罗汉担任秘书，我负责党报。[3]第一次中全会上，由罗汉草成了一个致托洛茨基的电报，喜洋洋地告诉他：他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中国。中国托派那时确实呈现了新气象，远大的憧憬鼓舞了每一个同志的心。工作正式开始合并各派在上海的小组，其组织约略等于党的规模，分成为沪东，闸北兼沪中，沪西与法南（法租界及南市）四个区。大会文件积极地油印，党报虽然未曾决定正式名称，[4]文章却立即着手准备了。那时国民党正玩弄着所谓“约法问题”，社会各阶级的民主斗争，确如托洛茨基所预见，正从各个隙缝里爆发出来。我们于是决定为真正的国民会议进行广阔斗争。独秀己经写了一篇专门揭穿国民党假民主的长文。

　　对于当时中共的内部斗争说，我们反对派的统一也来得非常合时。不过说到这里，我必须跑点野马，将我的那位老相识陈绍禹的情况，先来介绍一下。我们那批人回国之后，不到儿个月，陈绍禹也回国了。不能确定，他之回国是在孙大因托派事件解散以前还是以后。但可以断言的是，在一九三O年初，他和那批所谓“二十八个真正布尔什维克”都已到了上海。二十八人中有何子述，秦邦宪，陈昌浩，陈微明（即沙可失），孙际明〔此人回国不久就叛变，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记者〕等等。这些人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除了何子述有点深度之外，均属浅薄空洞之辈。他们回来，最初受到的待遇与我们当时一样。未因陈绍禹在莫斯科之得宠以及他和总书记向忠发的关系而有所不同。陈绍禹最初分配在李立三主持的宣传部工作，地位很低。这情形当然为野心通天的“孙大党魁”所不满。他那时曾一度为法租界警探所捕，在慌张中竟写秘信托巡捕送到宣传部机关，叫潘问友营救他，吓得那个机关当场搬移。那个时期，陈绍禹和他的“布尔什维克们”显然很不得意。我在一次南京路的纪念示威中，看见他在新新公司的廊下闲荡，神情落寞之至。其时李立三正得势。斯大林的“第三时期哲学”，被他用中国话翻译成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他在上海表演纪念日“占领马路”的滑稽剧，在全国要汇集湘鄂红军来攻取长沙乃至武汉。同志们在接二连三的失败中碰破了头（许多人则干脆是断了头），积累了教训，于是对“立三路线”（其实是斯大林路线）纷纷表示不满。等到一九三O年九月红军二次进攻长沙失利，这条路线的破产已揭露在每一个同志面前，于是在同月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上，以瞿秋白为主的一部分中共领导人物，起来结束了所谓“立三路线”时期。这次斗争，因为我们都已开除出党，未曾目见，耳闻也不完全，所以不清楚陈绍禹及其“布尔什维克”们此时起了多少作用，但根据过去一两年来的势力消长形势看，业已在六次大会上被打下来的秋白，决不可能独立完成此一政变。陈绍禹经过他所提拔的总书记向忠发，再配上驻沪的国际代表和莫斯科的直接联络，一定起了非常大的幕后作用。因此隔不了四个月，等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陈绍禹们便从幕后走到台前，他们打倒了李立三，踢开了瞿秋白，在向忠发积极支持与周恩来的消极合作之下，窃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自从一九二七年在孙中山大学中以反托派起家的陈绍禹，经过了反“江浙同乡会”，反“旅莫支部残余”，合并了东大，统一领导了中国的留俄学生，现在总算赢取了他的最后一战，夺到了整个党的领导。其间经过，只有短短四年。一个与中国革命绝无渊源的野心小子，在此短期间内，简单靠了一些纵横捭阖手段，竟能爬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实在骇人听闻。不过，如果你明白斯大林政治内幕，那你就会懂得这一离奇现象并不骇人了。陈绍禹们的飞黄腾达自然不能用陈系的“本领”或野心来解释，他们卑劣的手腕与可怕野心只有在极小范围内才起作用；也只因为他们正投合了斯大林们的需要才起作用的。斯大林在联共内部先后击败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接着便想在国际共产党中造成清一色的斯党。最初被肃清的是意见上同情于联共反对派者，随后则一切能独立思想和具有坚强脊骨的人都在被清之列。为此，当时斯大林特别提出了共产国际各党“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而所谓“布尔什维克”也者，仅指那些既无头脑又无骨气的斯氏死党而己。其中最标准的人物即如陈绍禹之类。中共的早期领袖陈独秀自然不能成为这样的“布尔什维克”；瞿秋白也不甚适合条件，因为他颇爱“自作主张”；周恩来有几分投合这个标准，可惜与斯氏没有直接渊源；向忠发够资格而终嫌缺少“理论”；至于毛泽东则似离此标准甚远。斯大林及其直系如米夫等人，想在中国留莫学生中找一理想对象且欲扶植之成为自己的忠实代理人，可谓蓄心久矣：至少在一九二七年底，陈绍禹被选中为斯大林主义的儿皇帝，大致已是定局了。所以一九三一年的六届四中全会，实际是斯大林通过了米夫直接指导陈绍禹们演出的。那时这位陈绍禹即王明，完全仿照了当年乌里雅诺夫（按此乃列宁在革命胜利后的签名式）即列宁的办法，写了一部名叫《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同时为使这本小书具有更多的历史意义起见，又套用了当年列宁的书名：《两个策略》，再加上“两条路线”这个副题。在此大著中，陈绍禹重重地打击了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同时给瞿秋白戴上了一顶新帽子，“调和主义”，结果，李立三与瞿秋白都被逐出领导地位，二人都承认错误，痛骂自己（那时甚至周恩来都被逼“自我检讨”一番）；李立三被送至莫斯科“学习”,瞿秋白等于逐出了党，住在上海一个非党朋友谢澹如的家里，从事文化工作。由六次大会选出来的中央被任意调整，陈绍禹、秦邦宪等根本不是中委的人，居然被提拔到政治局，而且担任最重要的职位。这是什么力量完成了这个政变的呢？难道是陈绍禹那本“天才的”大著的说服力吗？那是斯大林所代表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威望，以及他所支配的物质力量，特别是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每月数万元的金钱！正是这些精神的与物质的力量，使李立三与瞿秋白悔过和下台，使周恩来自我检讨而降尊与陈系合作，并使陈绍禹这小子跃登大宝的。

　　关于那次“布尔什维克化”政变，在中共今天最具权威性的一个决议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有如下的描写和评述：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倾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5]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见该书自十四页至十六页。）

　　上引文字中对于陈绍禹们罪恶活动的描写可说大致上是对的，但是不够得很；它有意避开了这些罪恶的主要教唆者，有意把跳梁的小丑描写成敢作敢为的大将，因之与历史不符，不能让人从中看到罪恶真相，更谈不上从罪恶得到教训。其实这件事情绝对不能从陈绍禹及其少数朋友的身上来解释，必须追究到斯大林；此事也不能单就上海一隅的角度来观察，而必须将它置于整个共产国际的背景上。换言之，我们决不应该把陈绍禹的政变看成为中国共产党某些人在某一时期所犯错误，而应了解成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堕落所加于世界共产党（中共乃其中之一）的一种罪恶影响。我们知道，当列宁与托洛茨基时代，共产国际是最高的权威机构；便是由共产党所建立与主持的国家——苏联，也是从属于共产国际，并为它服务，受它指导的。在此情形中，共产国际内各个兄弟党之平等相处，自不待言，那时候，共产国际确实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它由各国最有威望，最具有才智的革命者所组成，而这些革命者在他们各自的国家内，又都因自身的忠勇服务而赢得了群众信任的。不错，列宁常常在国际中起着领导作用，但此作用之所以发生，仅仅为了他有过人的智慧和卓绝的经验，绝非因为他是苏联国家的首长。有时候，某些不合适的领导者亦有被逐出国际的，但这总得经过广泛的辩论，确乎为了革命利益，而且经由民主程序。可是逐渐地，为了种种原因（我们不在此地讨论它们），苏联开始堕落了，“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抬了头，共产国际和联共的关系改变了，它从世界革命司令部变成为苏联外交部的辅助工具；跟着苏联国家的堕落，作为它工具的共产国际及其所属各党的性质也必须改变。共产国际既然被放进了苏联官僚的公文包，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自应变成牵马坠镫、恭执皮包的仆役，否则便难收操纵自如之效。但是承继了近百年社会主义革命传统的，而且在第一次大战后普遍燃起的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老一辈的共产主义者们，并非一下子就改变得过来的。斯大林为要改变他们（用他的说法即是要将他们“布尔什维克化”）曾经费了不少力气，耗去好些年月，破坏了不少次革命（不在他私党控制之下的革命宁可使之失败），并且洒了无数革命者之热血。为数甚多的外国共产主义者曾经在这个过程中或瘐死于西伯利亚的监狱中，或倒毙于莫斯科卢平加的高墙之内（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全体被送进了格柏乌监狱）。其结果是全世界的共产党，从三O年代的初期以后，绝无例外地让陈绍禹同一类型的“布尔什维克们”所统治了。

　　由此看来，说陈绍禹们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演的那出“逼宫篡位”，是陈绍禹独自完成的中国独有的好戏，是他个人所犯的一个“错误”，该是多么的违背史实，又多么的曲解了史实！当然我们相信毛泽东并非不清楚陈绍禹的靠山，也不会昧于“布尔什维克化”的真实含义，其所以要将一切罪过诿之于陈绍禹者，一来是碍于“中苏邦交”，二来则因毛泽东本人毕竟也是斯大林主义者——如果不是就宗派说，至少就思想说确是如此。

　　我们的责任却是要把这个重要的历史真相说出来！

*　　　*　　　*

　　中国反对派的统一大会，召开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三个月之后。那时，因陈系政变造成的混乱现象还充塞着全党。尤其是那所谓“调和派”或“右派”的悲惨命运，在干部同志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痛苦印象。关于此事，我必须在此说几句话：以罗章龙、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为首的一群老干部，多数在江苏省委中负责，有的则是长期的工会工作者。这群人可以说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到当时为止所造成一部分最优秀的职业革命家，特别是杰出的工人运动家。他们切实、苦干，与无产阶级息息相关。虽然其中没有出色的“理论家”，不会像陈绍禹们的引经据典，卖弄“学问”，但因真正生活在革命中，密切地分享着工人阶级的命运，所以他们的观察，感情和见解常常是正确的：比那永远以莫斯科来电和决议作思想出发点的中央，总是要正确得多。尚在一九二八年当斯大林派遣他的“神童”罗明那次到中国来，指挥瞿秋白等进行盲动之时，这群以江苏省委为中心的同志们，就曾经提出过正确而严厉的批评。他们的一九二八年五月决议案，曾被托洛茨基整段的摘引于其论文《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问题》中，称之为“关于共产国际政策和党制的一个绝妙文件”。江苏省委从自身经验中得出的对斯大林路线的批评竟和反对派的理论分析不谋而合。

　　中共六次大会以后，这群人的某些个别分子曾经接触到托派思想，接触者自然受到了深刻感应。只因他们的实际主义和经验主义作祟，一时还跳不出斯大林的圈子，正确些说，还没有批判国际权威的勇气。但是对于六次大会后紧接而来的“第三时期哲学”，即“立三路线”，他们却和以前反对盲动主义一样，深深感到不满。六届三中全会的批评李立三，正是这部分人构成了瞿秋白的群众。后来，陈绍禹们起来彻底清算李立三和打倒瞿秋白，事前也可说获得这班人的默许。可是陈派一经上台，以其更为荒谬的“左”倾路线，更为吓人的气焰，更为专横的作风，立即逼反了这群真诚的革命家们。陈绍禹于是采取了主攻．凭他原有的国际靠山，加上了新得的党内权势，发动了非常猛烈的“反右派”攻击。这是一场上压下的打斗，一切优势操在陈绍禹们手里；但“右派”（同时又被称为“调和派”）却表现了坚强气概，不肯屈服，明知是绝望的斗争，仍然英勇抵抗，甚至不惜组织第二党来贯彻主张呢。可是不幸得很，当一次该派主要领袖们在先施公司后面的东方旅馆辟室会议之时，突被龙华派来的警探捕去。在威逼利诱之下被捕者始终不屈，遂遭蒋介石屠杀于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二十余位烈士中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其中还有我旧友赵平复（即柔石，鲁迅有专文追悼他），以及与我同舟回国的恽雨棠。小说家胡也频，也是此次遇难者之一。

　　“右派”同志们的壮烈牺牲，在党内激起了持久而深刻的悲愤。有一个流言传播着，说这次事变是陈绍禹借刀杀人，是他告的密。这种卑鄙行为虽然符合于斯大林——陈绍禹精神，终究没有实据，难以肯定；但这是党内激烈而残酷的斗争所促成的惨变，却总是无可否认的。因此，它在一般同志心中产生了败坏性的与沮丧的影响。失望与消极情绪，伴随了悲愤而扩展着。而陈绍禹们呢，却还是不顾一切，为了自己宗派的利益，也为了要贯彻斯大林以直接代理人把持中国党的企图，继续无原则地，绝对无情地进行各种各式的迫害，将一切不合作的，或简单“看不顺眼的”老干部们解除工作，甚至踢出党去。

　　正在这时候，以中国共产党创建人陈独秀为首，中国反对派以统一姿态出现了。谁能说它不是来得恰是时候？一点也不夸大，我可以说，我们的统一对当时党内的许多老干部曾发生了很大吸引力。因为对照是太强烈了：一方面，几个在外国啃了多年面包的后生小子，依仗了洋大人的势力，在党内飞扬跋扈，“谋朝篡位”，“辱没功臣”。把全党搅乱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有经验有声望的中共元老及其亲近的战友们，接受了失败教训，以正确的马克思主义重新武装了自己的思想，并且团结了同一立场的队伍，正企图来挽救党的堕落。在这二者之间，中共的干部们当不难决定何去何从。所以在我们统一之后，确有不少人倾向反对派；如果尚未在思想上接近，至少已在感情上靠拢的。我个人有过几次经验，在路遇党内同志时，只觉他们对我的态度与早些时不同。以前，他们总是避之惟恐不及，仿佛我们真是“叛徒”，遇见了会一把将他们捕交警察似的；但当统一之后，亦即陈绍禹政变之后，他们便突然变得和气了，亲热了。偶尔相见，还会停足道旁，谈上几句。当时的气运确是转了。我那时曾经设想，如果反对派人人遵守最初的决定，大家留在党内积极工作；又如果莫斯科的反对派未被一网打尽，有许多人回了国，而原在党内的托派又未被逐出，那末在一九三O至一九三一年的“布尔什维克化”政变中，托洛茨基主义者一定能起很大作用，一定能在斗争中发生影响。纵使我们不能率领全体忠诚革命者击败陈绍禹等的篡夺者，纵使我们仍旧失败于外力支持的斯党之手，但是力量也总会大不同的，我们一定能将多数优秀干部团结在一起，组织强大队伍，以此来压迫和鞭策中央，同时领导革命斗争。如此则中国近三十年的许多史实都会不同的吧。

　　不过，撇开这些假设的想法不谈，我们反对派在一九三一年九月统一之后，即使仅凭当时实有的一点力量，本来也可以发生作用的：在党外面影响和吸引被新贵们横加摧残的干部们。这个作用之所以未能及时而充分地发挥，只因陈绍禹又是得了蒋介石的帮助，直接则是得了我们自己的叛徒马玉夫之赐。我们的大会召开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新的领导机关开始工作未及一月，即在同月二十二日的夜间，因旧属“无产者社”的马玉夫叛变，向国民党警探机关告密，而几乎被一网打尽了。那次除陈独秀外，正式中委几无一幸免。同时被捕的同志有：郑超麟夫妇、何资深夫妇、宋逢春、陈亦谋、楼国华、江常诗、濮德志、王芝槐和我。才得统一的中共左派反对派受到了惨重打击，组织一时陷于停顿。我个人也因之踏进了新的一章：长期监狱生活的一章。

　　不过在告别这一章之前，我还必须说一说此一时期反对派的文字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我们反对派的生活问题。中国在二十年代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仿佛构成了革命史上的一个例外，它似乎是没有思想而行动起来的。不错，“五卅”乃“五四”的自然生长，它表示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之转向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这转向在当时的主要思想家陈独秀身上及其所主持的杂志《新青年》中，都有明显的迹象可寻。所以在一个意义上看，五卅前后开始的中国革命（这次革命有人称之为“第二次革命”，现在的中共则称之为“北伐时期的革命”），也曾有思想运动为之前导。但是严格而仔细地观察起来，这样说不甚正确，事实上，中国当时的革命行动，非常迅速地，而且远远地超过了那些革命者头脑中的思想。

　　欧战结束，特别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思想来到了中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灵魂上最时髦的装饰”。然而，它们只是“装饰”而己。举凡西方近百年发生过的各种社会主义，不管是科学的也好，乌托邦的也好，革命的也好，改良的也好，甚至带着反动色彩的也好，只要有社会主义其名，一律被欢迎进来，译成中文，登上杂志，在客厅里谈论，或在讲堂上发挥，以此图利（稿费也），以此沽名（前进也），等到刊出与谈过之后，“社会主义者”自己也不再记得那些新花样了，他们依旧奔走于军阀权贵之门，或竟朝觐“逊帝”于紫禁城中而恬不知耻。

　　当然，并非所有趋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是如此。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一群人，不久就认真选择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接受了其最新的形式——布尔什维克主义，并决心由思想转入行动，成立共产党，与中国新兴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结成亲密联系了。但由于世界与中国的种种历史的原因，中国自始就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革命实践，无论在深度与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领导者的思想。行动飞速前进，思想远落在后。结果，我们可以说中国第一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家们，对于中国如何开展的阶级斗争，非但不能作胸有成竹的领导，甚至不能有精辟透彻的了解。这与俄国当年的情形恰正相反。在俄国，那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亦即在实际革命爆发之前一二十年，已经将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研究和讨论清楚，对策略与战略都已定下了纲领，且已把最坚强的革命者团结在一个战斗组织中，因之，革命来到时，虽然仍旧经过无数艰辛的斗争，可是至少对列宁和托洛茨基那样的人物说，革命像是按照了预先划就的蓝图来领导和发展的。中国却完全没有这回事。当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期间，社会主义理论在几乎全体共产党领袖的头脑中，都还只是一个外来的与抽象的思想，它们与中国的实际斗争联不起来，也无法联起来。结果是：莫斯科的头脑代替了他们的。我们并不原则上反对这种代替，因为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相信单零一国的革命可以由一个世界革命的参谋部来策划。不幸那时的莫斯科头脑却不是领导十月革命胜利的那两个，却是出卖革命成果的那一个。托洛茨基和他的一些朋友虽然为中国革命规划了可以获胜的政策，却被斯大林与布哈林等抹煞了，且代之以俄国革命时，原可因而失败的门雪维克路线。中国党的头脑们没有能力来鉴别这些路线，多少盲目地执行了它，这就招来了一九二七年的惨重失败。

　　蒋介石反革命的沉重铁锤，敲掉了无数中国革命者的头颅，同时也敲醒了许多幸而未掉的脑袋。人们在失败的剧痛中，深深感觉到了过去几年中盲干瞎干的是非，尖锐地觉悟到没有理论的行动，或全靠“远方遥领”的行动，是多么的像一艘失去了舵的船舶。

　　中国社会主义者干完了一次失败的革命才拼命去追求社会主义思想，这乃是一个非常奇怪与可悲的事实。不过迟来总比不来为好，开始于一九二九年前后，以上海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运动仍有巨大的历史意义。中国反对派在那次文化运动中曾经尽了他们的力量，也是值得称述的事。

　　那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并非某一些人倡导的结果，它乃是广大的中国革命群众的“痛定思痛”，是行动过后的必然思维。当然，大革命失败后，不少知识分子被迫从积极活动中退出来，从街道回进书斋，多少也促成了那次运动；但基本的原因却不在此，它是由种种更大的客观和历史的因素凑成的空气。思想的要求不仅限于上海与北京，而是普及全国的。由于几年来革命与反革命所提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太迫切了，致使一切略能思想的人，不论在城市或乡村，都会或外省，都想了解那些与他们命运密切相关的大问题。要了解这些问题，则除了研究社会科学却别无门径了。

　　上海原是全国的出版中心。这时候，小型新书店又像雨后春笋地开出来。它们都是出版社会科学书籍的。新书店的投资者成分极其复杂。纯粹的书贾较少，官僚军阀较多。这班官僚或军人都是受了蒋介石一系的排斥，做了南京政府的反对派。他们在无事可为中，也就略斥宦囊，交托他们直接或间接的朋友来搞“文化事业”，以为异日再起的资本。这些所谓朋友多数是投资人的旧属，会写“等因奉此”，却不知新文化为何物的。于是他们又找上海出版界的内行来编辑或撰稿，而那些内行，则几乎全是革命中出来的知识分子。在所有新兴的书店中，以神州国光社的声势为最大。这是陈铭枢投资的，而实际负责者则为王礼锡。王礼锡的出身我不大清楚，会吟点旧诗，以诗人自命，但对出版事业，尤其对社会科学则是十足的外行。人相当老实，于政治少所知，因而也没成见。只要是“左方人物”，甚至只要你能卖弄几个社会科学的名词，他都延揽之惟恐不及。他每尝以蔡元培自况，故作家中自陶希圣等起，中经斯大林派，一直到我们托派，他都一视同仁。在一九三O年初期，他跟反对派特别接近，刘仁静、李季、王独清、彭述之、杜畏之、彭桂秋、吴季严等都和他来往甚密。我因刘仁静关系，也受托编译一部《插图本俄国革命史》。每月按稿取酬，千字三元。这部书我一共编了三四十万字，是根据一本共产国际出版的《画史》，并参酌《震动世界的十天》写成的。书成之后，王礼锡送交南京中宣部审阅，不幸竟被扣留了。我在一九三一年五月被捕以前，生活来源完全靠了此项稿费。

　　不仅我一人如此，所有的反对派干部分子，只要是能够提得起笔的均以译著社会科学来解决生活问题。不但各人自己的生活，甚至当时各小派的经费，以及每派中从事组织工作的同志们的生活，也取给于那些卖文者的收人。无怪中国反对派要以穷出名了。不过那一时期由反对派分子直接为了生活而译著出来的社会科学书籍，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普及和加深确曾起了不小作用。除了神州之外，与反对派有关而多少出了书的书店，又有沪滨、新宇宙、春秋以及亚东等家。（亚东书店与反对派的关系既深且久，我将在后面再详谈它）其他如由陶希圣、樊仲云主持的“新生命”，也曾被我们利用了的。所出书籍，在反对派中并无统一计划，完全由个人和书店商定，但虽如此，内容仍很丰富的，马恩列的古典著作都有了一些介绍，托洛茨基《自传》出了三种译本，优秀的西洋革命史也译过不少。当时“无产者社”还经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了一种期刊：《动力》，在一般的社会科学，以及特殊的托派主张的传播上，曾发生了很大影响。

　　这时上海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正开展着左翼文化运动；但它们在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出版方面，反而落在我们托派之后，他们的主持者多数是文学家，因之运动的重点也放在“普罗文学”上面。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毫不足道，正如普罗文学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曾做出成绩来，一直要到一九三三年前后瞿秋白投人这个运动之后，才开始有了点生气。可是到了那时候，托派方面的主要能文者都被系禁在监狱中，外面有的只是些打着托派旗帜而其实未曾一日接近托派的人，再加上一些过去的托派，参加于《读书杂志》时期的学术争论。这些人根本不是托派，仅仅从托派武库中窃取一二枪枝，向斯大林派射击以便取悦于蒋介石。所以这些人的活动是败坏托派而不利于我们的。但此己是后话，暂且不谈。

[1] 最近在当时国际左派反对派出版的一期《国际公报》（Bulletin International德文,一九三O年第二期)上看到一篇由“我们的话”寄去的报告,才知道他们于一九二八年（未说明何日）曾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又曾于一九二九年九月举行第二次大会。当时据说全中国已有五百成员分别活动于上海、武汉、香港、苏州、广州、北平与哈尔滨诸大城市。证以后来的实际调查，五百之数，多少有点夸大，但他们的工作确已有了一些成绩，于此可见一斑。——1997年注

[2] “无产者社”代表没有何资深。彭述之最后当选，但未及出席，王芝槐出席。“战斗社”只有一个代表来燕棠。——校者注

[3] 1，中委无罗汉，有彭述之。濮德志、宋敬修是候补中委。秘书是宋逢春，不是罗汉。中全会写给托洛茨基的是信，不是电报，似乎是王文元自己写的（参阅附录4）。——校者注

[4] 机关报已定名为《火花》。——校者注

[5] 指周恩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