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生活的第二年

　　一九二八年夏季，校方决定我们进野营，受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在检查身体时，我却被检落了，认为心肺都不适于过“战地”生活，于是被改送到一个休养所去。休养所离莫斯科约有一小时火车行程，位于濒河的一列小丘上，风景非常优美。在这里，我和俄国的工人群众开始有了来往，对四周围的农村也有了相当认识。在这里，我最初接触到了孙中山大学里学生中的派系（亦即后来影响于中国党的派系），这是现在所要谈的。这时候的休养，并不分别东大和孙大，凡二校中不适于军训，或无需军训的人，都先到这里来了。等到野营期满，莫斯科的全体中国学生就都进了休养所，（大部分住在我所住的“赖可夫休养所”，小部分住另一休养所，那名字我已忘记了。）这是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每天吃五餐，睡两觉；晚上有时听听音乐，其余的时间便是游水、划艇、打球、旅行，或者谈情说爱。但这样的生活仅仅是表面的，暗地里，却有一种非常紧张的政治活动在进行。这时候无论中国或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处在紧要的变换关头。是年二月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九次全体执委会议。七月间，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大会举行于莫斯科。当我们休养期间，共产国际正召开它的第六次世界大会。在这三次会议上，中国革命与联共反对派问题都占了重要地位。因此中国的与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此时正进行着大规模的分化。不过此时的分化，特别在中国人中，并非严格地按照了政治意见的：从个人和派系利益出发的斗争，在那时似乎还占了上风。

　　我说过，米夫陈绍禹集团利用了东大的斗争，逐走了“旅莫支部残余”，把中国人的训练工作集中在他们手中了。我又说过，这个集团看上了中共派来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向忠发。企图以此来掌握整个中国党的领导。为了准备这个斗争，陈绍禹们在孙大里先就进行一次预演，发动了所谓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本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干部中，因为历史人物渊源和活动地点关系，大抵以如下四个地域的人较多：江浙人，安徽人，湖南人，广东人。共产主义者当然不讲乡谊，但无形中，同一地区出生，尤其是在同一地区共同工作过的人，生活上总接近得比较密切些。这情形我想不但当时有，今天也有；不但中国如此，外国共产党中亦然。此种依地域分合情形自是落后，但若思想水平提高，在政治生活紧张的条件中，这种关系是不攻自破的：否则为反对地方观念而反对地方观念那不但不会收效，而且会加强此种落后关系。不幸发生于当时孙大中的所谓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情形是属于后者而非前者。在孙大初办时，派来的学生中有不少上海大学的学生和职教员，他们大多是江浙人，再加上从上海和无锡等地派来的工人，江浙人在学生中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人中较为出名的，有董亦湘、顾谷宜等。他们在初期的学校党部中，具有相当势力。反对者为了方便和易于煽动起见，便给这班人一顶帽子名之曰“江浙同乡会”。其实，根本没有，也不能有这种组织的。而事实上被指为“江浙同乡会”的不全是江浙人，而围绕在陈绍禹周围的反对者中，却有不少江浙人，例如陈的大将秦邦宪（博占）是无锡人，他们手下的一些群众也有不少是江苏籍的工人，至于像张闻天，沈泽民，沈志远，吴黎平，竺廷璋等翻译，被攻击为江浙系（因为他们都是江浙人），却与董、顾等所谓“同乡会”头子根本搞不到一起。

　　当我们被并入孙大的时候，“江浙同乡会”早已被打倒了，此时执党大权的是陈绍禹，王稼穑，陈源道等人的所谓“安徽系”。不过带有迫害性的“江浙同乡会”这个名字，仍旧像个鬼影似的被时常指责着，不时流传于人们的口上，有时还可以听到被引用来攻击某一个特定的人。这情形我当初不大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打这个并不存在的鬼；后来才逐渐弄清楚了：原来这是陈绍禹们的阴谋，目的在于打击瞿秋白。他们企图把瞿秋白描写为“同乡会”的最高领导者。

　　在休养所里，我最初接触到的孙大同学是那些受了打击的所谓“江浙系”。这不是为了“同乡”之故，而是因为他们是在野者；东大学生在当朝的陈绍禹们看来是异己者，被深深地猜忌着的，而在野者们对我们却没有任何顾虑。我和“江浙系”的头子们有的是国内旧相识，有的是新交，比较最接近的是董亦湘。他做过上海大学教员，学问很好．人也易亲近，和瞿秋白是老友。从他们那里，我得知了孙大内部微妙的关系。对于嚣张跋扈，趾高气扬，实际上空无所有，在国内未曾一日参加革命，只以捧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官僚的大腿而雄踞党权的陈绍禹和王稼穑们，我是不须“同乡们”的蛊惑就起了无上反感的。不过此时我毕竟己不能凭感情来判断政治问题了。我自己有了立场，因此在“江浙系”和“安徽系”的斗争中，我首先也要来查明政治思想上的歧见。可是一谈到这上面，却使我非常失望，原来“同乡们”（可能是为了自卫之故吧）对于反对派的态度，如果并不比“安徽系”更敌视，至少也是同样地不可调和，董亦湘们在私下的谈话中，虽然承认中国革命失败，斯大林布哈林领导的共产国际路线要负若干责任，但他们却拥护国际的基本立场。认为在主要的政策上，譬如加入国民党，造成武汉的“革命中心”等等，都是合乎“列宁主义的”。在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上，他们虽不完全同意斯大林们的见解，倾向于承认“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说，但同时坚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未来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惟一可能政权，乃是“工农民主专政”。对于当前中国革命局势的估计，他们也是全心拥护第九次国际全会决议的，甚至比陈绍禹系拥护得更坚决。

　　说到这里，我得把那时成为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意见约略提一提。归纳起来，它们可以分为三类：1,革命的失败原因和教训；2,现阶段的局势与应取策略；3,未来革命的性质问题。对这三个问题的斯大林——布哈林意见，分别表现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一九二八年二月）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一九二八年七月）的决议，以及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九月）的决议中。九次全会召开于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充满了极左派的盲动精神，它根本不承认革命失败，提出了有名的所谓“处于两个浪潮之间”的公式，在行动上继续了“八七会议”以来的暴动路线。中共六次大会勉强承认了革命失败，而革命失败原因除了一切诿过于“机会主义的陈独秀”之外，只特别提出了“帝国主义势力的强大”（这无异说，帝国主义势力没有改变之前，革命是不可能的）。对于反对派所曾指出的真正原因（对殖民地资产阶级性质的认识错误，不应加入国民党，应和农民大众及城市贫民联盟来代替和“小资产阶级”政客的同盟，错误地了解了和应用了苏维埃等）大会完全不提，或根本加以歪曲或斥责。对当前局势估计，六大在实质上仍旧沿袭了九次全会的公式，只是文字上把“浪潮”改成“高潮”罢了。所以它虽然斥责盲动主义，而自己定下的方针也还是武装暴动路线。不错，它制定了一个民主纲领，但它根本没有一个总括民主要求的政治口号，因为它根本否定了国民会议的主张。关于革命的胜质，它依照了布尔什维克的旧程式，从革命的民主性的任务，推定了未来政权的“工农民主专政”形式，将革命的社会主义性推移到渺茫的将来。

　　反对派对于上述诸问题的立场，关于过去的，已确定地写明在自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的各种文件中；当前和未来的，已表明在托洛茨基和流放地诸同志〔特别和泼雷奥勃来顺斯基〕的通信上，那时更确定地归纳在对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批评上。那时除了国民会议这个总口号尚未提出（此口号是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提出的，见托洛茨基作的“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问题”）外所有的立场已经确定了。用最简单的话来归纳起来，其立场便是：中国革命从一九二七年夏秋之间开始就已经确定地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布哈林们的机会主义政策；现在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认识这个新的局势，研究过去，确定未来。这时候如果闭目不认失败，将失败形容为革命向更高阶段的发展，那只是以冒险主义来补充机会主义，结果将徒然加深革命失败的程度，浪费最宝贵的革命力量。托洛茨基用如下的话来总括当时的处境与我们的任务，他说：“中国正处在一个退潮时期，因而我们是在党底深研理论与自己批评与教育时期，在此时期中我们要在工人运动底各方面建立并巩固起支点，建立农村支部，领导并统一工人贫农各地底零碎的、起初防御的、然后进攻的战斗。”（见《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关于未来革命的社会内容，他指出：“将被逼于一开始时就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乡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尚未解决的民主任务，将由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

　　在两条路线中，同乡会诸领袖的立场可说是居中偏右的。关于革命失败的责任，他们认为斯大林虽不能脱尽干系，而主要部分却应由陈独秀去负；关于当前局势，他们也勉强承认革命已经失败，但竭力附和着官方的所谓反取消主义斗争；关于未来，那他们更是坚决地以“列宁主义者”自居，认为不经过工农民主专政，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绝对谈不上。

　　我那时在这三类问题上都已接受了反对派的意见，和“同乡们”自然谈不到一起；不过经过他们，却接触到了原在他们影响之下的一群上海工人。这些人，以曾在无锡纱厂里做过工的安福为首，在未到休养所来之前，就已经是反对派或准反对派了。他们原很信从董亦湘们，因之被陈绍禹等视为“江浙同乡会”的群众。在校内斗争中，他们站在“同乡会”方面，斗争失败后，这群人非常消极。头脑比较简单的认为中国革命己经无望了，因为它被卑鄙无耻的陈绍禹们所操纵；另一些，比较深沉而能思想的，则经历了一度苦闷彷徨之后，却把争持的问题提高了；从一校之内的，牵涉于小派系的斗争，移转到正在苏联和整个国际中所进行的大斗争上去，即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上去。这情形和我们在东大所经历的完全一样：稍稍不同的只是我们乃在“胜利”之后幻灭，他们则是失败以后的追求罢了。

　　一九二七年冬天，区芳等十余个出名的反对派被开除党籍，遣送回国。只有两个反对派：陈琪和闻岳，被开除后却不准回国。他们留在学校里，等待处分，孤立于一切人之外。没有人敢和他们谈天，他们也不和任何人来往。从早到晚，那二人只是危坐在图书馆里，读着厚厚的俄文书。“忠实分子”（即陈绍禹系的斯大林主义者）从来不注意他们的存在，而大多数无所属的同学们则以稀奇的眼光看待他们，好像是博物馆里名为“托派”的二件古老标本。当我尚未与托派的秘密组织发生联系，偶尔到孙大去寻访朋友，看到那二人时，也怀有这种感想的。总以为除了那两个标本之外，再没有什么托派了。这些人已被彻底解决。其实，事情不是这样，原来隐藏的托派并不太少。在那时的教员和学生中都还有的是。

　　安福等人便是受了隐藏托派的影响，在一九二八年暑假以前，就早已变成托派了，我的老朋友范锦标之走向托派，情形也是如此。

　　休养所生活的后半期，政治思想生活非常活跃。安福等人从野营里出来。我和他们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反对派的主要文件，译成中文的，用精细的字体抄写在小小日记本上（其中有些我已经读过，有的则未曾前见），谨慎而广泛地在中国人中传观，产生了迅速的影响。那时的东大同学（政治班与军事班合共尚有一两百人，因为大批学军事的已首途归国，或派入正式的军事学校了。）在反对派文件的攻势之前，几乎是毫无抗拒。这情形在今天看来似不可解，因那时离反对派的所谓“解决”已半年有余，反对派分子悉数被逐出党，且依刑法第五十八条受了处分，这些人或被流放，或被监禁，表面上看仿佛己根本消灭了。而且齐诺维也夫与加明尼夫业已悔过投降，《真理报》上每天登载着反对派分子自辱与悔过的声明，表示了反对派的精神也解体了。可是莫斯科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却于此时整批整批地转向反对派，以无比的热忱来偷读那些被宣布为非法的文件！若把他们将近一年前刚来苏联时候的情形比较一下，那末事情会更显得有趣的。我们都不是以斯大林主义者的资格来到莫斯科的，但凭了微弱的一点先入之见，我们都拥斯反托。在十五次党大会的先期讨论中，虽然曾经引起我们心中若干疑惑，但极少人曾想真正廓清这些疑惑，更不想站在反对派的论据（由官方文件中透露出来的）上，去弄清楚这些疑惑。因为在最大多数的中国同志心中，这样做便将是对党，因而是对革命的不忠；因为我们首先坚执了一个大前提：反对派是有害于党和革命的，即使还不是反革命。我们在有意无意中把反对派看成为有毒的、危险的、招惹不得的。在校内斗争时，双方都不曾拿这顶帽子来互扣，但在言论和行动中，大家都小心地远避着那个嫌疑，或者故意在反托斗争上显示一下加倍的积极。这样做不是从策略的考虑出发，而是真诚地，想借此表示出自己是好的革命者。在反对派问题的讨论和表决上，东大的中国同志全体一致地投了斯大林的票，主要并非由于压力，却是由于被欺蒙了的真心。

　　可是在一九二八年夏秋之间，休养所中中国同志对于那早被击败和“消灭了”的反对派，有了恰恰相反的态度。在思想上去接受它之前，人们先就有了感情上的接近。它不再像是有毒的或招惹不得，而是被视作一群受屈的圣者，不管怎么都值得同情的，因而具有无上吸引力的了。这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最初我总是拿校内斗争后的幻灭来解释，其实非常不够。一九二八年春天开始，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者成群地趋向于反对派，主要原因乃在于中国和苏联形势，均以可惊的速度证实了反对派的主张。这些主张，人们虽然是从斯大林派加以漫画化的传达（指责）中看到的，却仍从事变的发展中反映其正确。在中国，所谓“革命非但不曾失败，而且走上了更高阶段”的说法，已被秋收暴动及广州暴动证明为最悲惨的估计，最可痛的一个笑话了。在苏联，据说要“在农村里发动内战，借以破坏工农联盟”的反对派虽被肃清，而“工农联盟”的情形却日见其恶劣了：餐桌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黑面包，对粮食实行了“紧急办法”，购买食物要凭票券，后来甚至连水果都更加难买了。富农们一见托洛茨基倒台就开始进攻，斯大林们被逼实行了狼狈的反击。这些现象，都是在我们的眼前亲切地表演着的。看了这些结果，回想起数月前中央和反对派双方的言论即使是顶顶懒于思想的人此时也不得不有些省悟：原来反对派的警告是对的，他们的立场不是荒唐的。这样的心理变化在俄国共产主义者中当然发生得更快更强。据我事后得知，在一九二八年中，尽管较出名的反对派的领袖不断悔过，对斯大林投降，但是一般党员特别是青年一辈的工人党员，却是成群成批地集合到走入地下的反对派组织四周去。那时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者之群趋反对派，原不过是这个总的过程的部分表现罢了。

　　秋天，学期开始，我们一起回到了孙中山大学。由东大转来的学生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已经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了。因为人数多，不得不认真考虑到组织问题。大概在九、十月间吧，某一星期日，有十几个中国学生分批出发，携带了食物，坐电车到了终点，再步行到莫斯科郊外去，举行了一次远足野餐会。人们在一座大森林里坐下来，吃着，唱着。当游人稀少时，人们就严肃地谈起话来，讨论了莫斯科中国反对派的组织问题。结果，这个“积极分子”会议上推举了三个人出来负责。那三人是范锦标、安福和我。[1]出席那次会议的是什么人，现在我已经无法全记得了。总之，其中没有罗汉，因为他在未去野营之前就动身回国的。我记得最分明的是季达才，这个非常值得怀念的同志，他在大革命时，曾任浙江省总工会的主席，为人外粗内精，忠诚勇敢，深得杭州工人的信仰，在理论的学习中也是极其出色的。还有位纱厂工人出身的卜福临给我的印象也很深，他不大爱说话，想问题极切实，有所言时总是扼要精当的。可陆这两位最可宝贵的工人革命者，后来都没有机会回国，送命在斯大林的监狱里了。

　　三人委员会成立之后，反对派影响更是稳步展开了。在由东大转过来的旧同学中，这个秘密组织简直是公开的。不管是否已经发生组织关系，同学们聚居一室时，总是毫不隐饰地谈论着反对派的文件。这时候，我们刚刚接到了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批评，那是用打字机打在复写纸上，在联共党员中秘密地但是广泛地传布着。因为中国同志中大多数不能阅读原作，就由我将它译成中文。这工作我回到东大的图书馆里去做。那里没有中国人，外国朋友则谁都不认识中文。我把打字纸的文件夹在厚厚的《资本论》里，就可以放胆地书写中文。图书馆的外国人不会怀疑我，我们都很面熟；中国人虽然已不在东大读书，但我以此地环境较静的理由来解释给馆里的老太太听，她反而十分欢迎我的来到了。在那里，我翻译了文件中《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大半章。后来，有一件事情使我无法再利用那环境了。北京大学教近代史的陈翰笙那时正在莫斯科，时时跑到这个图书馆去看书写作。我怕被发现秘密，只好不再去。

　　我们那时跟俄国反对派发生联系，经过一个名叫波略可夫的年轻人，他曾经在拉狄克时代的孙大教过书，斗争时被开除出党，失了业，此时正在莫斯科近郊一个小工厂里做工。他知道了我工作上的困难，便邀我到他的家里去。他的家离东大图书馆不远，在一所俄国旧式的公寓中占了一个小房间。他是一年多前才结了婚的，太太年轻、漂亮，还在莫斯科大学上学。不久才生了一个小女孩，由丈母娘照顾着。我头一天去，波太太正吃完了早餐，在准备一瓶奶水。她欢迎我，同时笑着说我来得正好，今天她妈妈有事不能来，让我兼顾兼顾她的娃娃。胖娃娃甜蜜地正睡着在摇篮里，她说孩子醒来的时候，如果哭吵，请我喂点奶，“她很乖的，不会打扰您的工作。”交代完毕，她又给我斟了茶，递给我一叠三明治，拉开了让我坐着工作的椅子，夫妻俩就出去了。关上了门，我开始来翻译托洛茨基的《批判》，中间大概喂了几次奶，毛手毛脚地给孩子换了两次尿片，一直愉决地工作到这位贤明而美丽的主妇回来。

　　这样，大约工作了一二个星期。

　　一天早晨，我拿了东西，走出学校的门，正取道向日常工作的地方去，忽然有一个女子声音从后面叫住了我。我回过头去，发现了一个用大肩披包住了头发的妇人，我一征，匆遽间不认识这个人：待走近之后，才认出是波太太。我伸出手去，她却不同我握，示意我走向街道花园。她今天的神色大异，没有了欢笑，更不见了那股顽皮气，眼睛是哭过的，一脸子的哀愁。我知道事情不妙了。在街道花园的僻静处，她告诉我波略可夫被捕了，因为他领导了厂里的罢工。她又说她再不能回到大学了，她已给开除了团籍，失去了学籍。我问她打算怎么办，她说她不晓得怎么办，今天下午她就要带着孩子，跟她妈妈回乡下，她的故乡在伏尔加河边上。我想不出话说，不晓得怎样安慰她，只好相对无言。最后，她拿出一本书来，交还给我，那是我留在她家里的一本列宁全集，上面写着我的中文名字。她苦笑了一下，说：“险得很，格柏乌来抄家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要不然，你也完了。”我接了书，更不知道用什么话来感谢这位好心肠的年轻母亲。她当然不敢久耽留，先伸出手来，我们紧紧地握了一会，然后她把大肩披覆罩到前额上，互道了“好运”，走了。这是我第一次亲自遇见的一个遭斯大林特务迫害的革命家庭。这情景一直深刻地留在我心底里，直到目前。此后我不再得到关于这三个属于祖孙三代的女人的任何消息。但愿她们真能获得“好运”的眷顾。

　　波略可夫那时是莫斯科反对派秘密委员会的一员，与他同时被捕的有整个委员会，牵连的人相当多。不过我们完全无事，可见这些人被捕后是始终坚决的，没有作什么“坦白”。

　　我这一来又没有地方可以工作了，而那时需要翻译的文件积着很多。反对派的诸领袖散处在从中亚细亚起，横过西伯利亚直达到北冰洋边的各个流放地。那时斯大林还不敢禁止他们作文字活动，这些老革命家仿佛又回到革命以前的生活了：在靠近中国新疆的小镇上，在西伯利亚简陋的旅馆里，在死海之滨的阿斯特拉罕的陋屋中，他们分别从事于紧张的理论研究和国际政治的分析。他们把思索所得互相传递着，交换着。这时讨论的问题主要仍旧是中国革命，其次是苏联经济政策上斯大林的开始“左倾”。在这两个问题上，托洛茨基与拉可夫斯基站在一边，拉狄克与泼雷奥勃来顺斯基站在另一边，发生了尖锐的分歧，最后是后二人对斯大林投降了。关于这些讨论的来往书信，都是由秘密的反对派领导组织用打字机打成小册子广泛地流传于群众中。我必须把它们翻译出来，但工作地方实在难找，因为我们这些中国人，除了党的关系之外，并无任何社会关系，根本不能在校外觅到一个房间。可是不久，我们却出乎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好地方。在谈到这个地方之前，先得谈谈别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过了六次大会以后，有一些代表留下来，参加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世界大会。代表中包括了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王若飞、关向应、罗章龙等人。瞿秋白此时已经不是总书记，他的地位被向忠发所代替了；但因他俄文好，理论修养高，所以在共产国际大会上，他仍旧是中国代表团的主要发言人。陈绍禹在代表团中干点技术工作，可是在事实上，他和米夫这个直属于斯大林的小集团，已开始起着作用，瞿秋白时常感受到挤迫，另一些代表也颇怀不满。米、陈小集团己经捧出了向忠发，这时候显然又想对周恩来做工作。他们觉得这个能干出色的行政家，可以置在他们的“理论”指导之下。周恩来那时留起了长达数寸的大胡子，在中国学生中间最为活跃；陈绍禹们对他的奉迎，比之于对瞿秋白是不可比拟的，比张国焘当然更不同了。这三人都向中国学生作过报告，而学校党部为他们布置的会场情形，其隆重程度，差别得十分显然。

　　托洛茨基向共产国际六次大会提出的《纲领批判》，主席团决定不予印发，后来大概受了某些代表的压力，终于决定这文件让每一代表团中一两个主要代表阅读，读后把原稿交还，不准带出国外。虽然采取了这样限制的措施，但结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还是发生了大影响。几乎所有的阅读者都受了感动。至于读后立即接受了托氏意见的，将文件抄副，私运出国，决定今后为此进行斗争的，则有美国和荷兰等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只有瞿秋白能读原文，也就是说，只有他能够看到反对旅的全部意见。其他的主要团员，如周恩来和张国焘，只能从陈绍禹们的翻译口中得悉一点。当然是断章取义的。我和瞿秋白不熟识，那时候也没有跟他晤谈的机会。据一位与他接近的朋友说瞿秋白读了《纲领批判》后的最初反映并非全盘否定的。据说他认为有些意见还值得考虑。但结果，在国际大会上，他却最坚决反对托洛茨基，完全拥护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路线。这样干，瞿秋白是否违背着他本人的意志呢？我以为一半是，一半不是。在中共历史上，瞿秋白虽然是武装盲动时期的负责人，但他不但体质上是一个文弱书生，在气质上亦非勇猛坚毅之辈。从他后来的行状看，他是能够在党内部敌对者的压力之下气馁的。这个气质使他在国际大会上能够站到斯、布一边——如果他真的曾经多少同情托派的话。不过另一半，他当时之所以采取此一立场，以及他以后的一贯反托，我相信，乃更由于他自己的思想。在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上，瞿秋白始终属于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列宁主义者。无论由于思想和情感，他都是拥列反托的。他完全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型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他之所以会如此，我以为第一，是因为他有系统地研究了列宁的学说，却不曾注意到因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实践而在列宁思想上所发生的修正和改变；第二，他是受了一九二三年以来斯大林和齐诺维也夫们所一贯从事的，以列宁主义对抗“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运动的欺骗。

　　不过，瞿秋白毕竟是一位较有深度的革命思想家，即使陷在斯大林主义的圈子里，许多意见还是要通过他自己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出来。因此，他不会为斯大林所喜爱，要受到米夫陈绍禹集团的打击，会被扣上“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他此后几年在党内所受的待遇是非常难堪的，与他有关的人更受到无理的迫害，他的弟弟瞿景白，甚至在莫斯科发疯而死。

　　周恩来对纯理论问题向来缺少兴趣，他的出人头地在于其精明强干、手腕高、风度好、言辞漂亮。他当然是一个革命者；但在革命党的内部斗争中，为了远大的理想要他自愿地选择失败者一方，却与他的气质不符。他是强者，永远要站在较强的一边；同时他是天生的辅弼而非雄主，所以时常成为最强者所欲争取的助手。周恩来在党内斗争中有“不倒翁”之称，这和他的性格和才能，有着密切关系。陈绍禹在各方面和周恩来相比，都只好算是一个侏儒，但他有一点强于周恩来，就是他有夺取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和韧性；为达此目的，他甚至不惜应用任何手段的（包括非革命的和最卑劣的在内）。因为归根结蒂说，陈绍禹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工于心计，能玩无耻手腕的政客。

　　不过在一九二八年当中，周恩来在莫斯科之被捧（以及瞿秋白之被抑）却有不小一部分是经过了这个侏儒，甚至还根据了这个侏儒的本身打算来进行和排演的。那时候，以陈绍禹在党内的地位（即一无地位）说，离争取“第一”的路程还非常之远，但凭他和斯大林直系的结托之亲且密，他却有充分理由来从事准备。以向忠发代替瞿秋白，陈绍禹的时间表上不过是将来取而自代的一个步骤。拉拢周恩来，只是一出先期演出的隆中求贤罢了。

　　周恩来自然乐得受捧。他不会看得起陈绍禹，但他看重联共和国际中稳掌大权的斯大林和米夫们。在此情形下，他对于反对派的理论和政治意见，当然不会慎重考虑的。张国焘没有瞿秋白的学养，也没有周恩来的才干。因此陈绍禹们并不怕他，也不想拉他。人家简单地冷落他，轻视他。在当时莫斯科的高级代表中，此人是非常寂寞的。有一次，我和他谈过一次天，在一个姓施的翻译的房间里。座中无他客，各人都略略喝了几口酒。张国焘的谨慎的口就松弛了一些。讲了些生活上的无聊，最后他说：“列宁说，不识字的人站在政治之外，在莫斯科，不懂俄文的人站于政治之外。”言外之音，他对于陈绍禹们“红色买办”集团的不满，是表示得极其露骨的。那位姓施的不安地笑了笑，我也笑笑，他似乎发觉到话说得过了分，立即把话题扯到刘伯承能做的拿手川菜上去了。

　　张国焘不得意，反对派同志中便有人企图去影响他，结果却一无成就。张国焘比之于周恩来，却更不愿将自己命运押在“失败的真理”一边。

　　然而代表团中却真有想接近反对派的人。走得最近，曾经表示了可以接受，或至少值得考虑的，有王若飞，关向应和罗章龙。他们都曾经从我们手里得到过托派文件，都读了，而且有很好的反应。

　　谈到这里我将接续前面中断了的故事。我讲过自从波略可夫被捕之后，我又没有地方可以译文件了。这工作大约停顿了半个多月；同志们拼命寻找新的可用地点。结果找到了，而且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原来在王若飞的房里，在一个名叫“欧罗巴”的中等旅馆里。若飞那时刚读了俄国反对派的一些文件，非常受感动，觉得关于中国革命方面的过去争论，凭他切身的体验，可以说，正确的完全属于反对派。不过关于其他问题，例如苏联经挤建设、英国和德国的革命问题等等，他自认理论根底浅、国际政治的知识不够，不能肯定地判断谁是谁非；至于中国革命的今后问题，他并不完全同意六次大会的决定但他也对托洛茨基的反对民主专政这一点表示怀疑。在前途估计上，他在彷徨和考虑。不过即使这样的程度，已足以使他对我们采取同情态度了。知道我正为工作地点苦恼着，他就让我白天上他的房里去，那时他自己是要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去办公的。我大约每天在九时以后去，他等我进了房就拉上门，出去了。我自己带着面包，在房里工作一整天。五点左右他放工回来，我立即离开。记不起在“欧罗巴”的工作时间延续了多久，日子一定不会太多，仅仅够我译完那个《批判》。若飞对我的帮忙有多少担心，因为他的太太李沛泽，孙大学生，正是一个陈绍禹系的积极分子。若飞自然知道她的政治倾向，自然不愿意把他对反对派的同情向太太公开。

　　王若飞现在是中共的烈士，当他任和谈代表时乘飞机失事而死的。我在这里公开这段秘密，一则因为他已不在人世，这个错误决不会使他蒙受任何不利；二则因为我觉得若飞犯过这点“错误”，正表示出他不是一个趋炎附势的政客，而是一个有良心有骨气的革命者。我绝不以为这里的“告密”会对不起逝世的故人。

　　在莫斯科对反对派表示了同情的王若飞，关向应和罗章龙，不久先后返国了。回到了中国，他们立即又成了出色的“唯干主义者”。那些“不切实际的”理论的原则性争论，不再烦扰他们的思想。配合在既有的，失败而终还有力的机构中，他们又把全部生命力投到实际斗争中去。凭着他们坚韧的努力，在党内地位也逐渐提升和巩固。在以后的年月中，他们是不再与反对派有任何接触了。罗章龙的命运较为不同，后来成了所谓“调和派”的领袖。“调和派”的斗争其实是极少原则性的；但在思想的底层，也许还可能找出若干那些领袖们在莫斯科所感受到的反对派影响吧。“调和派”被陈绍禹们用卑劣手段打败了。蒋介石又最后帮了陈绍禹的忙，将全体领袖一网打尽。罗章龙成了幸运的漏网者。可是他井不因此找到了走向托派的路。他是消极了，并且与国民党妥协了。

　　一九二八年冬天，莫斯科中国学生的反对派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从最高学府列宁学院起，包括各个种类的军事学校，直到孙中山大学，我们都有了同志。在孙中山大学，若把有组织联系的，与未曾正式参加而思想充分同意反对派的全体计算起来，该有一百四五十人了。全部学生那时约共四百余。托洛茨基的有名文章，第六次国际大会后的中国革命问题，那时已传到莫斯科，引起了非常普遍的反应，更热烈的当然在我们中国同志中。我们并非全体一致与立即地接受了他的论点。特别是他提出的总口号：“国民会议”。那时我们的理论水准毕竟不高，对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尤其不能灵活与具体地掌握。我们的革命理论太过抽象，太公式化。在实际斗争中受了惨痛的打击，在革命的学校里又读了一年图式化与表面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我们自觉和不自觉地都成了无条件的“左派”。凡左的直接行动的、“纯粹社会主义”的口号和立场，很容易为我们接受；反之，“右的”，比较冷静的，带点“资产阶级性质”的策略不易得到我们赞同。在那个文件以前，我们觉得托洛茨基的立场一贯是左的；而《六大以后》中的分析及其中心口号“国民会议”，在我们这些狂热的青年人看来，似乎老人忽然跳到斯大林的“右边”去了。

　　中共第六次大会反对将苏维埃当作直接行功的口号，主张“宣传苏维埃思想”，以便为下一革命浪潮到来时行动的准备。这就是说，“六大”使中共在事实上完全没有中心政治口号，而名义上则仍以苏维埃口号来起这个作用。这种办法是混乱而危险的，其根源在于对中国当时反革命胜利后的局势没有清醒与正确的认识，结果便是替未来长时间的盲动政策立下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前提。在事后，特别在西安事变以后，回想起托洛茨基的国民会议口号来，我深深地认识到老人思想的敏锐，以及预见的正确。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可以说无一不表示出他惊人的天才的，可是在所有的意见中，最勇敢、最灵活、最不可及的一点，则我觉得是他在一九二八年秋季的提出国民会议口号。有时我想，如果中共那时能接纳这个口号，能依照托洛茨基所规定的方式和精神来提出它，宣传它，并为之进行最有力的斗争；如果并非在七年之后，即在一九三五年秋才用可耻的、对蒋介石投降的方式来拿取这个口号，那末中国至少会少损失成千成万最优秀的共产主义者的头颅，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多半会早结束几年，日本军阀可能不敢如此冒险，二十余年来中国和亚洲的局势都可能不同的吧。

　　不过这只是事后的想法。在当时，别说斯大林主义者们，便是在根本问题上都已经接受了托洛茨基立场的人，也认为这个口号提得很不好。在莫斯科的托派中，没有一个人不承认当时中国反革命胜利已是事实，其统治将有或长或短的一时期稳定，但如何从这个正确的判断中，得出正确的策略，我们却都不曾好好地想过。在这样的局势中，挥动苏维埃的旗帜来进行直接暴动，我们知道是错的，此时甚至斯大林和瞿秋白都知道是错的了。他们主张暂时把苏维埃收起来，作为“宣传口号”；至于用什么“实际口号”，借以概括反革命虽已胜利而民主任务不曾解决，革命势力依然存在却一时受了严重挫折——这一整个时局的特点？则斯大林与瞿秋白没有办法，我们这些托洛茨基主义者也没有办法。托洛茨基给我们提出办法来了，以国民会议为中心的一个完整的革命民主政纲。这当然是对症良药。但斯大林瞿秋白们却斥之为“取消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而我们也就在自己的幼稚成见与敌人的无知攻击之前动摇了，不敢加以接受。

　　托洛茨基的“国民会议”口号给了莫斯科托派以很大烦恼，酿成了思想上的极度混乱，这混乱后来一直还带回到中国，成为中国反对派运动中拖延得最长，争论得最多的一个分歧意见。

　　在表面，我们不久都同意了老人《六大以后》文章中的意见；不过很显然，各人是依各人自己的了解程度、自己的气质、自己的倾向去接受它的。最早接受这口号的是刘仁静，他是列宁学院里唯一的中国学生，是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之一，曾任青年团书记。因为资格老，知道的东西较多，人也很聪敏，所以在青年反对派中有相当声望。不过他关于托洛茨基这个口号的解释，却使我们所有的人大为吃惊。他特别着重中国的议会制度前途。他强调中国资产阶级的稳定，强调议会制的优点，以及争取议会制的必要。在他的信念中，议会制乃是中国当时直后一个时期的必然发展，中国新的革命一定要在那一发展之后，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提出来。

　　在莫斯科当时大多数的反对派看来，这个看法是确实的“取消主义”。有一部分人，甚至还被刘仁静的极右的解释吓退了的。在最后，经过了相当讨论，多数人接受这个口号是由于如下的解释，即：“国民会议口号的主要作用，是为的要在反革命时期重聚与团结革命力量，进行民主斗争，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借以走上新的革命”。这个解释是左的，虽然也不甚完备，但比之刘仁静的却较符合于托洛茨基的精神。

　　莫斯科中国学生中的反对派继续发展着，因国民会议口号而引起的一时困惑不久就克服了，新的同清者几乎是每天增加。由陈绍禹一系把持的正式的学校党部，虽然操着学校行政的实权，同时暗地里，阴谋进行着将来把持整个中国党的准备；但是这个党部是毫无生气的，思想生活根本谈不上。所行所为，有时简直无聊之至，譬如，为了一个姓朱的，由北京女师大来的女生的三角恋爱，竟会开了几个晚上的全校党员大会。这种作风，引起了最大多数的同学的反感。比较深刻的、严肃的、善于思想的人，此时便很自然地倾向到反对派来。反对派组织绝对秘密，我们这个三人委员会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但是反对派的影响的存在，却是任何人都感觉得到的，要看到反对派的文件也不很难。旧东大学生中，只有很少几个没有加入或倾向反对派，大约只有两个人投向了陈绍禹的小集团，其中一个绰号“老寡妇”,陕西人，曾在冯玉祥队伍里当过军党代表的，此时正在反对派与陈绍禹派之间玩弄两面手法，后来是他出卖了全莫斯科的反对派组织。

　　反对派（正确些说，应该是反对党部派）此种无言的威胁，自然为陈绍禹们所觉察。党部不得不想出办法来应付了。所用手法是多端的。第一，成立打手团（这自然并非专门对付反对派）。在“提拔工人”的名义之下，陈绍禹们捧出了几个孔武有力，蛮不讲理的工人同志来。其中有数位是从法国转来的山东人，第一次欧战时候派去法国的华工。他们在法国的惟一工作，就是和曾琦们的国家主义的棍徒们打架。人很忠实，可惜头脑非常简单，他们信任了霸占着党部的陈绍禹们，把其他同志，陈派的异己者，看成为“国家主义派”一类的敌人；另一些是从上海来的，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个姓李的江北工人和另一个姓王的（可惜我都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二人的下场据说姓李的后来在瑞金被枪决，姓王的回国后就投向国民党了）。这些人时常打架，完全是陈绍禹的“马仔”作风。陈氏所到之处，这些人大抵形影不离，前呼后拥，趾高气扬，叫人非常看不顺眼。第二种手法是所谓“转党”，这是完全针对反对派的。本来，凡是中共党员，在苏联就视同联共党员，在任何方面都不分轩轾，不受歧视的。到了这时候，陈绍禹们忽然发明了“转党”的办法，即要求大家申请加人联共，成为联共党员。在申请转党时，申请者必须在党员大会上踏上台去，简述自传，并听凭群众批评，倘群众无异议，即算“转党”，成功从此成为“头等党员”；此时倘有人指责，或提出反对，那就难望通过始终成为“次等党员”（即仅仅中共党员），有时，甚至连原有的中国党籍都会被剥夺的。这种手法，充分表示出陈绍禹们的买办根性，而其用心之卑劣，更令人发指，这是无端地进行一次甄别和整肃，借将他们的不同意见者及反对派分子，清出党去。这办法举行了几次激起了极大多数人的反对。大家用消极态度来抵制它，就是根本不申请转党，就以中共党员的资格为已足，不稀罕多得一张党证。结果，陈绍禹们毕竟不便提出强迫“转党”的主张，事情只好不了了之，阴谋暂告失败了。不过他们想打击异己和摧毁异己的阴谋是继续的，尤以踏进了一九二九年的春季时更甚。

　　此时整个苏联的反对派正如我在前面说过，都在飞速发展。由于农村的危机加甚，斯大林不得不偷取反对派的主张来应付局面，同时开始与其同盟者右派布哈林们公开决裂。一年前被宣布为“对党诬蔑”的反对派的种种警告，这时候一一证实了，或者由斯大林自己述说出来号召全党同志警觉或与之斗争了。事清证明得非常快而清楚，托洛茨基是正确的。他的威望便以惊人速度恢复转来。人们此时越来越愿意倾听反对派的说话，拼命寻求托洛茨基的秘密文件。苏联党员和群众中此种心理上、思想上与感情上的转变，恰恰与我们中国学生中的过程一样。一年前随和了斯大林的，此时却以双倍的热情来怀念托洛茨基了。莫斯科托派的秘密组织经常被破坏，但新的领导机关跟着成立。托洛茨基被流放在辽远的阿拉木图（接近中国新疆的中亚细亚地方），他的居处被监视，对外的交通受阻碍，但是他写的每一篇文章，写成后至多不出一个月，总可以传遍于全苏联。同情托洛茨基的人太多了，即使在斯大林的特务机关里，被命令去对付托派的，却在暗中帮助托洛茨基。权位之争仿佛还不曾最后决定，因之连职业官僚们都觉得应该留点余地，以便和异日重行当权的托派做个见面之礼。中国学生规定着以部分时间参加生产，他们被派往各厂实习，还有少数业已失去党籍的（其中有反对派同志），则被送至外地工厂做工，这些人时时回到莫斯科来，告诉我们一些外埠工人的情形。从这二种人的消息中，我们知道苏联工人当时非常倾向托派，对政府极其不满，此种不满在外埠工厂中，往往会使小故酿成为罢工。

　　此一客观情势，使斯大林寝食不安；他不敢将托洛茨基关进监狱，当然更谈不到将他杀害了。他最初利用了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要求托洛茨基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却被后者拒绝。最后，他只好将托氏放逐国外。这是一九二九年一月间的事。

　　托洛茨基的被逐出国，事先进行得非常机密。我们很早获得风声，说斯大林们对托氏的活动限制得越发严了，更大更重的压迫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但没有人想到会送他出国，因为即使最狂妄的想像家，也不会想到斯大林能和国外的资产阶级政府缔结协定，使外国的宪兵和警察替他看管这位苏联的创造人。我们料不到斯大林会有这样的主意，更猜不到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居然能同意替斯大林做这样的工作。可是事实竟发生了。那是当一九二九年一月下旬或二月上旬的一期《真理报》上在最不引人注目的报屁股上，登载了一段小新闻，说托洛茨基及其家人被逐出国。那段小新闻的正确措辞我已经记不起了仿佛只提到了他从事反苏联的秘密工作的罪状，并未明言他被送到土耳其。

　　这消息在反对派的同志中引起了广泛的激功，可是苏联的一般民众对此事却仿佛很少关心，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人群中，都不曾看见有人谈到这件事。根本那段消息太不叫人注意了。但是几天之后却发生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那天早晨，我们从宿舍走到学校去，只见街道花园里，路角上出卖报纸的小亭旁，人们一簇簇的拥挤着，拿着报纸纷纷在议论。我立即买了一份来看，在第一版上用大标题登载了监察委员会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托洛茨基先生出国的第一步》。文章还附印了一幅照片，那是一期伦敦《每日决报》（Daily Express），上面登载着的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耶洛斯拉失斯基没有告诉人家托洛茨基说了些什么，而只是大声疾呼地说：看哪，托洛茨基一出国就和大英帝国主义勾结上了，勾结了来反对我们苏联！叛徒的原形毕露了！

　　这手法是非常恶毒的。因为十多年来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间尖锐而激烈的冲突，在一般群众中，特别在年轻人中，造成了一个成见，即以为一个革命者，不管你用什么态度，站在什么立场，只要你利用资产阶级的报纸来说话便构成了对革命的叛变。苏联是由共产党独占了出版的，除党报外根本不许有其他报纸存在，非由政府出版的刊物，一律属于反革命的，因之，人们就无法了解处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革命者的行为，他们在许多场合中不能不利用资产阶级报纸发表文章，利用资本家的书店来出版革命的书籍，或者，通过资产阶级的宣传机构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耶洛斯拉夫斯基与斯大林利用苏联人对于此种情形的隔膜，于是就拿托洛茨基对伦敦报纸记者发表谈话的事情来打击他。结果倒是很有影响的。不但苏联的一般人中因此引起了波动，便是在我们中国人的托派中，都觉得托洛茨基做了一件憾事，使仇者快心。那时托洛茨基还是苏联公民，住在君士坦丁堡的苏联大使馆里，他和国内的消息是很灵通的。为此他立即写了一封《告苏联工人书》，愤怒地揭穿斯大林和耶洛斯拉夫斯基们的阴谋。他控诉斯大林们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勾结在一起来迫害他，抗议他们不让他这个苏联国家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住在自己的国内；然后他举了列宁当年的例子，说革命者对资产阶级报纸记者发表谈话，甚至发表文章，都是常事，是完全允许的。这一封信很快在俄国的工人中传开了，发生了甚大作用。托洛茨基写那封信时候的心境当然无限悲愤，因此写得情文并茂，感人极深。我将它译成中文，中国同志中有人读了甚至饮泣的。可惜这封信仿佛没有传到中国，中文和外国文的我都不曾在国内见过，可是在我记忆中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只有后来老人悼念儿子的那篇名文给过我同样深的感动和印象。

　　驱逐托洛茨基出国没有能阻止反对派在苏联的继续发展，即使用最卑劣的污蔑也未能收得预期效果。当时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吵已成公开秘密；布哈林写文章批评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又和过去的对头、目前已经投降的加明尼夫们私相联络；斯大林便立即给了右派以行政上的打击，将布哈林、赖可夫与托姆斯基这三巨头从他们的重要地位（第三国际主席，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全苏联工会主席）上打下来。这二派互相攻讦，揭开了不少内幕，让人们看清楚了所谓“列宁主义的、精诚团结的中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苏联的群众中流行着这样一个想法：托洛茨基是杰出的，是大英雄，但不安分，有野心，时时捣蛋，因之，他之被踢开虽然是可惜的，但为了党和中央的统一，为了大家能和和气气做事踢开他也好。当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时，《真理报》上有一篇文章〔记不清是台明扬，白德内伊的打油诗呢还是别人写的文字〕，就是反映了这种情绪的。那篇文字的大意是：“好了，我们的‘英雄’走了，从此不再要什么英雄，让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和衷共济地干下去吧。”这几句话在斯大林后期的环境中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否定了斯大林的“天才”，将他位于平凡人之列。不过，在那时，这不但是一般同情托派的群众如此想，便是斯大林自已都曾不止一次地这样说的。他当年正是用“集体领导”的法宝来打败对托洛茨基的“个人崇拜”的。

　　可是自从一九二九年春天开始，上述那种天真可笑的想法，逐渐被事实所推翻了。“平凡人”之逐走“大英雄”，却原来为的要让一个真正的庸人来冒充天才。这秘密在那时虽然还不能一下子就看出来，但是至少，人们在托洛茨基被逐以后一两个月，就看出了那个“精诚团结”的中央委员会虽然已不再有捣蛋鬼在内，却还是不能“和衷共济”，甚至分歧得更无原则性，因而是更无耻的。“正统的列宁学生们”的出乖露丑（时而攻击，时而悔过），使一般人很自然地怀念起托洛茨基来。“他才是一个汉子！”这句话越到下层越容易听到，尤其是经历过革命，在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当过红军的人。我在苏联的接触面不大，其中大多数又是党员，但也曾不少次听到过这种说法。那时候，我们和被开除回国的反对派建立了联系。据来信说，他们已经在上海、香港和北京开始了工作。上海，我们的朋友和一家书店（新宇宙书店）有往来，准备出版些反对派的书；香港的某些朋友听说已经进了船坞，北京的朋友则在学生中活动，他们准备出版一种刊物——《我们的话》（我记不清这刊物是否那时即已出版）。莫斯科和中国的通讯经过上海新宇宙书店，我们曾几次将译好的文件寄给史唐。

　　五六月间，有大批中国学生将被送回国，有的是被指定的，也有些自己请求的，这中间有不少反对派。于是问题发生了：一、回去怎样工作？二、国内反对派组织应该如何？为此我们曾经在莫斯科的炮兵学校里开了一次人数较多的会。到会的除了三人委员会外，还有刘仁静，以及各学校反对派的负责人。在那次会议上，我们集中讨论了上面这两个问题。结论是：一、回国后必须留在党内，要做成最好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因为我们认为，只有在实际革命的忠诚勇敢上获得了同志们的信仰，才有资格来坚持正确的革命主张。为了取得继续留在党内的权利，我们不主张公开自己的立场。在工作中遵守纪律，服从多数；在思想的讨论中，应曲折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图纠正六大决定的错误，但应尽量不暴露自己反对派的面目。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决定是：我们必须以中国共产党中的一派自居，我们的目的是改正党的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因此我们不是要到中国去组织新党。万一党的领导机关不管我们完全符合于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态度，无理地为我们的主张而开除出党，则我们应该在中国当时已有的反对派组织中工作，不应另立门户。这二点态度，为当时到会者所一致同意，惟一例外的是刘仁静，他说，他一回到中国就要以全力从事反对派工作，不愿意浪费精力于党的工作上：同时，他根本看不起业已回国的十几个“毛头小子”,所以他说，以后他是否会和他们一起工作，如何工作，一切要等他回国后看过再说。我们大家不赞成他的态度；觉得他的对党态度与整个反对派立场不符，而他对已回国的同志的看法，则未免太傲慢和自我中心了。几经辩论，他表示服从多数；不过后来事实证明他并没有照办。他那次是由欧洲回国的，道出土耳其，在托洛茨基的家里做了儿天客。托洛茨基就在此时起草了《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纲领草案》，由刘带回中国。

　　当时莫斯科反对派的回国情绪是相当高涨的。我们是中国革命者，我们战斗的地区是中国。留在莫斯科，在学识上固然可以进修，工作却很少可做。宣传与说服工作完全限于中国学生，而中国学生最多时期未曾超过一千，此时则仅四五百了，在这个数目中，属于反对派的快要占到三分之一。所以那时同志们普遍地觉得，我们应该早早回国，到实际革命工作中去证验反对派的主张，为此主张去寻找力量。留在莫斯科是安全的，丰衣足食的，中国此时则正厉行着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但只有少数人，属于陈绍禹系统的没出息的家伙，才会听见回国而发抖，因此又以遣送回国来威胁他们所不喜欢的人。我们十分轻视这些人，反对派的最大多数，都希望第二学年的结束就回国去。

　　不过我们的要求愈明显，党部对此问题的看法也愈审慎。如果陈绍禹们的目的和一年半以前一样，以把持学校为限，那末问题便很简单，将所有不喜欢的与不可靠的分子悉数送回就是了。但这显然己不是陈系的主要企图，现在，他们是以抓取整个中国党为目标了，所以他们又不愿把异己者（包括反对派与非反对派）随便送走，让他们在中国的实际工作中取得地位。他们又想将这些人扣留在莫斯科，放在他们的监视之下，以便随时可以借苏联的警察力量来消灭他们。因此，在那时，想回国也不是容易的，特别是在他们眼中看来有能力的、积极的，回去了不会消极或反动的人，如果与他们没有比较亲密关系，那便更难获得准许。

　　说到这里，我要谈到两件完全与我个人有关的事情了，我的身体向来不结实，咳嗽伤风之类是常事。每个月中，大约总有几次上学校医院去。但我并不患有严重的病，我自己也未曾请求休养。可是有一天，大概在五月间吧，忽然医务处通知我，说我可以到南俄海滨休养去。这是完全意外的。我自然乐于接受这个优待，在黑海边上一个风景非常秀丽的休养地中住了一个月。同住的都是外国人，尤以来自列宁格勒的党政和工厂中的高级干部为多。在此地休养，显然比到莫斯科附郊的休养所去要比较难能些，也就是说，休养者的地位必然要高些。可是我怎么能挤入他们之列呢？而且又不是在暑假中？在温暖的南方阳光中，躺在柔软的沙滩上，看着那些快乐地嬉戏着的男女干部们，我时时想到这个问题。很显然，若非学校党部给我说过方便话，我决不能有此待遇。但我和党部的关系却从来不亲密，即使没有公然敌对，至少也是冷淡的。陈绍禹与我绝不往来，见面不打招呼。我从心底里讨厌这个人，他当然也没有任何理由来喜欢我。我的反对派活动，他虽不能确知，但他一定能看出我不是党部的积极拥护者。陈系中坐着第二把交椅的，那时是何子述（此人品格较好，后来回国时是著名的所谓“二十八个真正布尔什维克”之一，最后死于蒋介石之手），他与我的私交尚好，在同一班里读书。他是党部要人，而我却是“不活动分子”，所以后来我们之间的交情也说不上亲密的。可是当我被送去休养之前的一个时期，他对我的态度却突然亲热起来了，亲热到“嘘寒问暖”的程度，老是以最关切的表情来谈到我的健康问题。我的所以能够到黑海胜地去，当系他“关切”之功。但陈何一体，人所共知：我之突被垂青，不用说，完全是陈绍禹们有计划的一个步骤。目的也很易见，想拉拢我来打击反对派。

　　第二件事来得更突然，那是发生在七月底，也就是说，当我从黑海边休养回来不久之后。有天晚上，党部突然叫我去，给了我一个意料不到的任务：以中国党的代表资格，随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委员们到列宁格勒去参加八月一日举行的反战反帝大示威。我们这个代表团由德共当时的总书记台尔曼率领，其中包括了莱梅尔（后来亦被希特勒处死）以及法意等国的著名领袖。我这个无名小卒处身在他们之间，实在感到了莫名的惊异。惊异的固然也因为我忽然挤进了“名流”之列，却更因为这种纯粹去接受喝彩的荣誉任务，为什么会派在我的头上？如果说为了我能够说几句俄国话，那末精通俄文的陈系人物有的是。如果说人选是依照了党龄和过去工作记录，那末我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拿我这个人去充当国际代表呢？我真是受宠若惊了。不用说，这当然又是陈绍禹们对付反对派计划中的一个步骤。

　　不过感谢这个不怀好意的步骤，我总算体验了当时特权尚未疯狂发展以前的苏联特权官僚们的情形。有机会看见了曾经举行过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现场。

　　台尔曼等刚刚开完了共产国际的第十次全体执行委员会会议。这是很重要的一次会议，它标志着共产国际的从右边向左边的跳跃，正式宣布世界革命踏进了第三时期，亦即是国际资本主义总崩溃与世界革命总进攻的时期。在组织上，斯大林借此完成了一项手术，将那由六次世界大会上选举出来的主席布哈林革了职。因为台尔曼等在那次手术中当了斯大林的重要助手，后者为了报偿起见，因之当他们会后回国的途中，请他们在列宁格勒主持一项盛大的庆典。而我则真所谓“忝陪末座”，恭逢其盛。

　　我们大约在七月三十日或三十一日的夜间，乘卧车去列宁格勒。与我同房的是一位意大利代表，那人的名字仿佛记得是尼可尔：意共中较为年轻的一位领袖，这个人留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因为那晚上他教了我一首名叫“人民向前进”的反对墨索里尼的小歌，又因为后来意共领袖中有位同样名字的人，曾经一度走近过反对派的。一天亮到达列宁城，车站上有长列的汽车等着我们，载我们到十月革命时作为总司令部的史莫尔尼学院。这地方引起了我一个教徒朝拜圣地的心情。不久前我才读了约翰·里特的书：《震动世界的十日》。因之这所大厦在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是熟悉的，甚至它的走廊，它的几个特殊的房间，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些房间里的所作所为，我都非常清楚，今天一到现场，抚今思昔、“按图索骥”，实有无穷兴趣，当然也有不少感触：当年在此地策划和领导革命的二位巨人，一个已死，另一个被逐至国外了。

　　我和一位德国同志和那个意国同志被安置在史莫尔尼里面的“农民之家”。地方非常清静雅洁，最适于休息，看样子，它可能是史莫尔尼学院时代由那些高级的尼姑住的。台尔曼等没有留在这里，他们另住酒店。

　　当天，乌里茨基宫中开了大会，预先纪念明天的八一反战日。我们这个国际代表团被请坐在主席团的席位上。后来因被暗杀而大大出名的基洛夫主持会议，由台尔曼作了主要演说。无疑的，台尔曼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和近年共产党领袖们流行的演说方式不尽相同，即并非拿了一厚叠原稿逐字朗诵，而是像即兴的煽动一样，从腹稿中生动而流利地背诵的。他身体魁梧，音量宏大，给人的印象很有力。还有一点好处，他的演说并不太长，说话简洁，所以对听众说不是一种疲劳攻击。记不清是次日还是同一日的下午，列宁格勒举行了数十万人的示威大游行。我们又被邀请到主席台上。这是临时建筑在一座皇宫外面的，上面站的都是党政军的巨头，检阅游行队伍，接受过往人潮的欢呼。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扮演这种角色，即在长长的时间内，微笑着，对下面的人群挥手答礼。在共产党的一切仪式中，这是最习见的一种，而主持这仪式的人，也被视为最最光荣的。可是照我个人的经验说，这毋宁是相当痛苦的。我绝不想否认群众示威的意义；但任何事物，一旦变成了仪节，变成了形式多于内容的排场，变成了非因自发而是特意布置的演习，其原有意义鲜有不随之而丧失的。更何况今天那样的演习，连接受欢呼者所站的地位都必须按时价不同而严格地分别先后，其滑稽可笑处有如伶人们的悬牌，而其可悲的实际含义则当然更甚于此，它显明地指出了革命的堕落与官僚形式主义的猖狂。正是在这个仪式中，“个人崇拜”的毒害暴露得比任何其他事情更加清楚。这种仪式绝不再是革命力量的检阅，而只是大领袖（或领袖们）虚荣心的疯狂表现与帝王思想的极端发泄。我曾经见过一张苏联影片，关于这种场面的，斯大林站在列宁墓的顶上，居于正中，亦即挂着头牌，下面是不断的人潮通过红场，少先队献花，人们狂喊，这一切都履行如仪，最后高潮出现了，莫斯科的数千运动员在场中展开了阵势，表现了五花八门的节目，忽然间，阵势突变，彩色的旗子分分合合，一下子写出了几个大字“荣耀归于斯大林”，欢呼声震动了天地，镜头划到了斯大林的面部，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缓缓挥动着他的右手。主席台上围而拱之的众星则对了“北辰”大鼓其掌。这几粒众星中，大多数是今天高唱“集体领导”的英雄们。

　　今天（一九五六年的秋天）中共的诸领袖也正跟在克里姆林宫的众星之后，反对其“个人崇拜”。然而此一崇拜最露骨的、最伟大的与最富戏剧性的表现——节日受贺，却似乎还后来居上，愈演愈烈。扮演在天安门前由斯大林定下来的丑恶的“朝仪”。如果不改变或者取消，那末在真正反“个人崇拜”的路上，连第一步都不曾跨出呢。

　　检阅的次日我们集体去游了“沙皇村”，又参观了工厂；俄国革命中起过重大作用的普的洛夫铁工厂，引起我们最大兴趣。下午没有官式节目，我们自由活动。我找到了一位在黑海休养所里结识的俄国朋友，“红色十月”糖果厂的一位工会领袖，他很热情地陪我整整玩了半天。我们在十月革命暴动的基地，维包格区里游了一阵，眺览了涅瓦河的景色，看了河上有名的“彼得保罗堡垒”，在这里，差不多拘禁过所有俄国的革命领袖与不少大作家的。我们走了尼夫斯基大街，又去看了那座名闻世界的“隐士画廊”。那天晚上，他又拉我到他家里，由他太太亲自煮菜来款待我，席间还约来了在休养所认识的几位男的和女的朋友。他们（与她们）都是这样的热情，这样的好客，使我深深感动。不过从他们的态度和谈吐中，我又探深地觉察到，这都是属于赞助“特米多”的人物。在莫斯科，我接触到的俄国朋友多数是反对派，他们中年纪有的很轻，但党龄都相当长。在革命的艰苦的年月中，都曾经参加了斗争的。他们的性格比较沉着，思想比较深刻，眼界比较宽阔，对物质的享受不甚注意，书读得很多。与我们相交，主要地，甚至惟一的是为了对革命的共同见解，深厚的感情完全建筑在这个共同点上。列宁格勒那班朋友却是大大不同的。他们颇安于现状，根本不谈思想，男女都相当讲究衣着，我相信他或她们都是好的工作者，是积极分子，但除了因此可以不断改善自己生活地位之外，决不为了（也根本没有）更大与更远的目标。他们几乎都是党员或团员，可是对世界却知道得很少，对中国更莫名其妙。有一位非常漂亮的糖果厂里的女职员，甚至以为中国人是和猴子住在一起的。他们对我好，一则由于俄国人那种可贵的热情和良善，另一方面，在不小范围内，却因为我是一位“贵宾”，受他们政府优待的。这是新兴一代苏联青年的好模型，他们比我在莫斯科所认识的一群，显然更有代表性。在这里，我仿佛更懂得了托洛茨基何以失败，斯大林何以胜利，“不断革命论”显然与这些漂亮而天真的少男少女们的胃口不合，与他们的利益不合。

　　我们在列宁格勒一共住了四五天，主要的工作是分途出发，去到军区各个驻防地向士兵们讲演，有时一天得赶好几处，且有远至芬兰边境的。每到一处,总受着数千或上万士兵们的欢迎。我们站在操场临时搭起来的讲台上，透过播音机对群众说话，讲的无非是应节的话，关于战争危机的加强，以及国际劳动阶级的团结。反应是真正热烈的，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和他们的愉快举动上看得出来。演说完结，我们总是无法脱身，才下台，那些活拨的红军小伙子们就从四面八方向你进攻，“捕获”了你，欢呼着，将你整个人再三向空中抛掷，然后三四只肩膊凑在一起，将你抬着走，送过操场。台尔曼身体肥硕，给人抛掷委实有点吃不消，有一次他只得向大家告饶求免。……这种热情决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十月革命离此时毕竟还只有十一个年头，深厚强烈的国际主义教育，虽然已为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所冲淡，可还是有力地存在着，普遍而牢固地抓住了人心。我们这些外国来的共产主义者，被视作与他们的生死斗争有着密切关系的朋友。将任何外国人视同间谍，把外国共产党员看成仅听呼唤的仆从，随意生杀，那是要到一九三五年以后才有的事。在列宁格勒，我们只参加了一次宴会，人数并不多，派头也并不豪华。像三十年代后期，每逢佳节，当国际友人来临时，克里姆林宫中例必举行的盛宴，衣香鬓影，酒池肉林，其奢侈与排场使白金汉宫中的酒会远远逊色者，在那时恐怕连最大胆的右派分子都不敢想像的吧。但虽如此，当时高级官员的享用已经超过平民多多了。就拿我这个“短期贵人”的一件小事来说吧，原来我们当学生的，每月的杂用津贴是十元，而当代表的每日伙食干折恰好也是十元。因此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我几乎变成“小富翁”了，口袋里突然多了数十大元，有资格请朋友们吃中国饭了。

　　回到莫斯科，何子述越发同我接近了。他“慰劳”了一番，并希望我以后更积极地担任些学校党部的工作。这意义很浅显，要我向陈系“靠拢”。陈绍禹们的惯用策略我是熟悉的：“先礼后兵”，拉不到就打。如今人家的“礼”已经送过。下一步要看我的决定。我和反对派的同志们一商量，大家觉得我不能在莫斯科长久留下去了。人家不会再容许我表面消极，而暗中积极地干反对派。我非尽早回国不可，要不然，打击下来，想回去就不可能。但要求回国，得提出个充分理由。很可能，陈绍禹们已怀疑我和反对派的关系，轻易大概不会放我走的。这时候，学校放暑假，全校学生送往南俄休养，我因才休养了不久，要求不去，准了。那时留在校里的还有十几个人是已经决定回国的，其中有几个反对派，有少数是陈绍禹的信徒。我在数月之前，和女同学Y结了婚，她在被遣送的名单之内，我于是抓住了这个理由，要求同走。学校党部的负责人全去了休养地，我径向苏联同志请求，他和国际的东方部一联系，立即就批准了我的要求。

　　就这样大约是在一九二九年的八月底吧，我又坐上了西伯利亚火车，结束了两整年莫斯科的学习生活和政治活动。那时莫斯科的反对派组织曾经改了组，因为我决心回国，所以在学校尚未休假时，就在一次会议上推出赵言轻来替代我在三人委员会中的工作。此人年纪比我们都大些，过去是武昌一师里的名教员，河南人，性情极厚，又因他的洋名谐音，人人都称他“妈妈”。但事情真有出人意料的，在我回国半年之后，莫斯科整个反对派〔二三百人〕之破坏，竟是为了他的关系。不过此是后话，等到应该谈到的时候再谈吧。

[1] 最近见到一篇在台湾发表的，有关此事的文章，说当时选出的共有五人，除我在这里提及的三人外，还有李平和卞福临。这是很可能的。不过就我记忆所及，我们经常会面与讨论问题的是三人而非五人。也许李、卞二人是“委员”而非“常委”吧。―1976年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