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周鲸文：风暴十年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怎样取得政权
中国一部历史，说明一个朝代的衰落和另一个朝代的兴起，有两个基本条件，代表着两个方向。一方面是腐败无能，民不聊生；另一方面，是生气勃勃，给人民以安居乐业的希望。如果一个新起的朝代仍不能具备后边这个条件，它还是被另一个新起者代替。一个没落的王朝退下去，紧接着一个王朝走上来，如清朝取明朝而代之，是一种例子。也有一个没落的王朝退下去，经过战乱多年，另一个王朝才上台，如唐朝末期，经过五代残唐，宋朝才统一了中国，这是又一种例子。总结这个历史规律，退下去的王朝，必是自身腐化，民不聊生，人心思变；上来的王朝，如果能立稳的话，必是具有朝气，有些改革，使人民能够生活下去，否则，它也将是被驱逐的对象。
人类的历史走到二十世纪，这是人民的时代，这是民主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中，中国起了很大的变化，由古老的帝国，经过革命而出现了中华民国，在民国三十八年的年代，又出现了共产帝国。在红色帝国不满十年的统治下，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这种情况是令人不能忍受的。这说明按之历史的规律，一定还在变，肯定的必有巨大的变化，而且是向着正确合理的方向变化，向着人民的时代所要求的方向变化，向着民主自由的方向变化，向着大众幸福的道路上变化。
共产党的极权政权是违背着这个时代的方向，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渴望要求；但是在人民的历史前进中，它插进一脚，而且建立了政权，已将有十年之久。这是个事实。现已证明它虽是历史前进的绊脚石，人类的毒瘤，但是它是存在的现实，是一个力量。我们得面对现实，而运用我们一切可以运用的力量将其摧毁。
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红色政权，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它也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如一片原野，能生五谷，也能生莠草。在中国这块国土上，因为人们不善于耕耘，未能善自辨别谷莠，在这个时期生出了大批毒草，以致为患。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由错综复杂的原因造成的，而且这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又是有历史性，不是一时的偶然现象。我们要追究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以至为中国人民之患，其主要原因为中国百年来的落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正适合这种病菌——共产党——的潜伏和发展，它能潜伏在人民群中，利用外在对它所造成的有利条件，而达到其自私自利的目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当代的人，尤其是与共产党交往的民主党派，多不了解共产党，以致被它的五花八门的骗术骗过。最后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政府虽以共产党为敌，但本身腐败，官吏无能，在与共产党斗争的紧要关头，自己在政策上、措施上，弱点毕露。这些弱点变成了共产党取胜的“优点”。
当我提到这些原因时，只是公正地叙明这段历史，提供当代一个历史的教训。
在我们承认共产党得利于这些原因之后，我们也不能忽视共产党主观的努力。它在骗取群众时有一套宣传技巧；它在发展组织与控制党员时有一套马列主义和党的纪律；它在与广大阶层接触时，有一套高级骗术——统一战线；它在搞军队时另有一套自己的办法。这些主观的努力与艰苦的斗争是与它取得政权分不开的。
这一章主要的是叙明时代的背景如何对它有利；它如何得到苏联的支持，如何利用抗日战争发展力量，它如何利用了当代人民的要求，作为它夺取政权的资本；同时，叙明与它斗争的对方如何的暴露弱点，给它造成有利的机会。至于它如何施展骗术，及其主观努力的方面以致有助于它的取得政权，将散见于本书各章。
一.时代背景
（一）骄傲的王朝和列强的入侵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它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它的历史在人类文化史上占着很重要的一部。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在国际家庭中，它的版图之大，物产之富，又是可观的。中国人口众多，在世界各国人口的比例中，它的人口竟占第一位。这一个古老的大国在历史上有过光荣的日子，昌盛的日子，它的文化在百年之前还是亚洲文化的正宗，许多亚洲国家民族都受它的文化的渲染。文化的昌明，一方面说明文物制度的优越，另方面说明人的创造和人的优秀。
百年前中国是“天朝大国”，是“华夏之邦”，住在它周围的小邦小国和它保持友好关系，每年或每几年向它入贡，表示钦敬。统治这个国家的人和被统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有一种高大自满的气氛，提起外国就称为“夷狄”，“番邦”；对外国人称为“老番”，“洋鬼子”。提到自己的国家，是“天朝”，自称是“华夏之民”。
一个古老的大国已经很骄傲，支持这个国家的人民不用分说是有优越感，更不用说自尊心了！中国古圣先贤从生活体验中得出一套哲理，不断提醒人们的注意。那些名言说：“骄者必败”！“满招损，谦受益”！但是谁能经常听信这些话而又能身体力行呢？
闭关自守、自给自足、骄傲自大的天朝大国和它的人民，终竟招来骄者必败的证验。在中国统治者欣赏锦绣江山过着奢侈靡乱生活的时候；在其卫国的壮士还拿着大刀长矛和土炮用为作战武器的时候；在其生产保留在中古生产方式的时候；在其教育人民尊孔保王的时候；受了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武装起来的西方炮舰、洋枪、大炮逼到了闭关自守中国天朝的大门。
一方是空虚的，落后的骄傲；一方是处心积虑的，坚甲利兵的进侵；结果是会很显明的，那就是近百年中国丧权辱国的耻辱，也就是强国侵略中国的血腥史。这段历史酿育了中国今天的局面。
论来一国兴衰在历史上不是稀罕的事；论来，百年时光在人类长久的历史中不过是星光一闪。不过生活在一百年的人民，如遇升平之世，他们是快乐的、幸福的、骄傲而满足的；如遇动乱之世，他们是苦难的、辛酸的、抱怨而反抗的。中国人民在近百年中就是处于苦难辛酸抱怨而反抗的境地。统治者对内失去安定民生之道，对外步步屈辱，人民是受了这双重的苦难。在这期间爆发了无数次的人民起义、造反，革命，显著的如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共产党席卷大陆。我们若寻求根源，这都是一脉相传的。这里包含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不安于现状，有要求，故而起义、革命、反抗。至于乘机而起作为领导的人物和集团，其动机如何？是否能始终追随人民，满足人民的要求，或是窃取人民革命的果实而自肥，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以百年史实为证，人民对于这些次的革命领导者是失望的，只有孙中山先生因未竟其功而逝，我们不能妄加评论。
在十九世纪的中叶，满清的王朝已经日过中天，走着下坡路，虽然王朝的统治者还以为自己的前程如锦。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实际上也算不了是什么了不起的战争，清廷对英军未加什么有计划的抵抗，在昏愚帝王与朝臣畏事的情况下，于1842年竟与英国订立中英条约，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商埠，割让香港为英国的殖民地。其后列强与中国订约者争先效尤。1860年英法联军进北京，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之战，和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这些战争的后果都是中国吃亏，有的割地，如香港割与英国，台湾、澎湖割与日本；有的以租借形式让与外国，除了上海、天津、广州、汉口、汉阳等商埠有外国租借地外，还有以租让形式给与列强的，旅顺大连先租让给帝俄为期25年，日俄战争又归日本独占；胶州租让给德国为期99年；威海卫、深州湾等租给英国；广州湾租给法国，为期99年；在第一次大战后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又经巴黎和会决定转让给日本。
这些列强百年来在中国进行的侵略，不但是透过战争形式，要中国割地赔款、租借、划分势力范围圈，而且列强还享有治外法权，有特殊利益，在其租借地和租借地外有开发矿产的特权，中国的主要税收都作为对外借款的保证，中国的经济命脉也就操在他们的手里了。
此外，中国还为大国面子及被恐惧和敲诈之故，丢掉了大块的土地。这一点如不提及，就漠视了远东近代史的丑闻。在百年史中，中国人民最痛恨和与之斗争最强的，第一是日本，第二是英国。英国是鸦片战争后不断寻求侵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国家，开了列强欺压中国之先风。日本是甲午战争后每次有事都从中国方面得到权益，如甲午战割据台湾、澎湖等地，日俄战后据有“南满”势力范围，欧战后又继享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欧战中提出臭名远扬的“二十一条件”，以及1931年九·一八后入侵东北，及1937年七·七事变后入侵中国的血腥的事实。
不过，现代人是容易忘掉一件大事，那就是俄国侵略中国的痛史。
首先，提到一件可笑的事。帝俄向中国进侵已不是近代的事，而在清朝强盛的时期已经开始，不过那时的中国兵力还足以抵阻住北方的鞑子。但是在康熙廿八年（1689年）清朝鼎盛的时候，中国以大国风度拱手让给帝俄大块土地，这是中俄划界《尼布楚条约》的杰作。该条约规定：“一、自黑龙江支流格林必齐河，沿外兴安岭以至于海，凡岭南属中国，岭北属俄国。二、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领，北属俄国领。”这就是中国把尼布楚至贝加尔湖以东之地区拱手让给了俄国。
其次，在俄国的恐吓下，中国丢了大块国土。那是1858年的事，俄国派12000哥萨克兵进驻黑龙江口，清廷与俄国签订的《瑷珲条约》，把原定的国界推翻，“将黑龙江北岸完全划为俄国领土，乌苏里江东至东海之地为中俄两国共管。”纵然如此，俄国未为满足，于1860年乃以斡旋英法联军进侵北京之功，认为对俄国要表示感谢，要求将乌苏里江中俄共管的地区，让与俄国。清廷不敢抗拒，乃于1860年（咸丰十年）十月初二日与俄使增订北京续约十五条，割沿乌苏里江、松阿察河、兴凯湖、白琳河、瑚布图河、珲春河、图门江为界，以东为俄领，以西为中国领。
总上两款来看，中国先以大国之风，后以畏惧之心，丢失了广大的领土。《瑷珲条约》是俄国取了《尼布楚条约》所定的我国黑龙江以北，大兴安岭以南广阔富庶的地区；隔年之间，俄国又藉《北京续约》将我国乌苏里江以东90万3千方哩的国土，强行夺去。今日苏联的阿穆尔省及东海滨省广大地区和远东重要大港海参威，都曾是我们中国领土。
俄国在我国东北进一步侵略的野心，甲午战争又给它带来了机会，日本在这一战，占据了远东半岛，它想吞而不吐，这如何能使以朝鲜、“满洲”为其侵略对象的帝俄，熟视无睹。它乃联合德法出而千涉，硬要日本退出远东半岛。而它于此时诱惑新败于日本的清廷政府签订中俄密约，为军事同盟而修的东方铁路公司（即由俄国边境到长春的铁路）的合同，就是脱胎于此。
签订这个密约的俄罗斯王国，于1898年德国因故借口侵占胶州湾时，它以保护中国同盟国派军舰占据了旅顺大连，并要求中国租给它旅顺大连“不冻港和续修铁路”，如不允许，它便以流氓的口气说：“另有办法”。中国政府于新败的余惊，哪敢不唯命是从。俄国于租得旅顺大连之后，于清朝同治八年，俄政府便以远东租界改建为关东省，设立总督管制；接着，在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之乱，中国人民因俄国军民在修路时对东北地方很多暴行、骚扰，自然是对他们感情很坏，乃乘义和团之变，地方军民向俄国驻军进攻。结果，俄国派来了大批军队，打败了中国军队，杀死不少中国人民，占据了整个东北。它本想长久驻兵，但因国际舆论的压力，和英日同盟新近成立，乃不得已与中国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和交还《关外铁路条约》。条约虽成，而俄国拒不撤兵，并提出中国不能够接受的条款。正在此时日俄战争爆发了。俄国战败之后，在朴茨茅斯日俄签订和约，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帝俄的“南满租界和俄国从中国所获得的一切权利特权、让与及特许一切公共营造物和财产，概行让与日本。”更于1907年以后，三次日俄密约中，彼此划定势力范围，俄国除保留北满权益外，更随而侵入外蒙，日本除占有南满外，更深入内蒙。
俄国不仅垂涎中国的东北，夺取那样大的土地，在西北、蒙古，它的进侵也是不遗余力的。仅就新疆来讲，于1871年俄国乘新疆回民作乱，派兵占据了伊犁，不肯撤退，几经交涉，中国无故赔偿俄国占领伊犁的军费九百万卢布，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一部土地，并允俄人在蒙古各盟，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天山南北，东三省两国交界通商，均不纳税，其面积共有423万平方里。
关于俄国侵略蒙古，可谓导演者出自帝俄，而终究完成在斯大林之手。在中国辛亥革命的前夕，俄国向清廷提出各项要求，如允许俄国自库伦至俄边有建筑铁路权，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兵，不得在外蒙殖民等等。根据这个蓝本，俄国怂恿外蒙独立，一切训练军队，财政，采矿及管理公用事业之权，悉数落于俄人之手。在中国辛亥革命新旧政权交替之时，俄国派使密赴库伦与蒙古私自订立了《蒙俄协约》，《通商章程》，《开矿合同》，《筑路条约》等，蒙古成了俄国口中的肥肉。后来虽经北京政府交涉，在《中俄协约》中，中国所争得的只是“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在俄国革命初期，蒙古王公于1919年11月7日曾呈请北京政府要求取消自治，还政中央。未几，于1921年3月因俄国白党作乱进攻库伦，在日本指使下又宣布外蒙独立。待红军由恰克图攻入库伦，于1921年11月5日赤俄与蒙古签订《俄蒙修好条约》，彼此互相承认为唯一的合法政府。从此，外蒙吞在俄国人的口里一去不复返了。
总结这些简略的叙述，很显然的就是中国百年的屈辱痛史，写在纸上寥寥几行，活在这百年中的中国人民是痛心疾首的。这百年历史是由中国人血泪写成的。一个优秀的民族，一个堂堂大国竟至沦入这种境地：国，被人欺凌；家，破碎不堪；人，流离失所。屈辱打击了自尊，灾难破碎了幸福，压迫激起了反抗。百年历史不仅是辛酸，也有慷慨激昂轰轰烈烈的故事。
（二）民族的觉醒和个人的觉醒
历史上每有一个王朝或任何统治者，当其没落之时，外在强敌压迫它愈甚之时，它对内必是极尽剥削压迫能事；反之，新兴的朝代在外敌压迫之时，内部必与人民同力合作，共同奋斗。近百年来，中国的王朝和其统治者，对外步步屈辱，对内与极尽其剥削压迫的能事，满清政府的末年正好为这个事实说明。
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了，人民是不甘于这样屈服的。当英兵进迫广州之时，人民的队伍，如三元里义民就和洋兵打了硬仗。而清朝政府是对外屈辱，对内压迫，自己已不成为一个健全的统治机构，毫无振作可能，这时人民纷纷起义，最显著者当推金田起义的太平天国。洪秀全等抓到了人民的迫切要求。对外求独立，民族自尊，对内求改善人民生活。一呼百应，他们以少数之众，转眼之间，风靡全国，占有半壁江山。如不因军事错误和内部倾轧，推翻风前残烛的满清政府，本是轻而易举的事。同时他们以民族自尊心情过切，不肯灵活运用外交，使列强的力量转而帮助了清廷。但是太平天国虽然功败垂成，它总是表达当时人民的意志，为中国历史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至于洪秀全、杨秀清等的个人动机，以及其招致失败的原因，倒是另一回事。那就是说，他们是否为民族英雄和人民领袖，真心的为民族和人民奋斗，或是只利用当时人民内抗朝廷和外抗强权的情绪，而想做成自己的王朝，只有无私的历史会给以公平判断。
太平天国自始至终搞了十四年，终因内在矛盾太多，在曾国藩和列强势力夹击之下垮台了。但是腐朽的王朝，并未取得这一教训，只看见了坚甲利兵不如列强，未看见自己的落后腐化；也未注视人民的迫切要求：如民族自尊，生活的改善和人民的解放。于是忙着派员到外国视察，派留学生学洋事，不惜重资买外国洋枪、洋炮、洋舰。文化上来一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事务上办兵工厂，……这一切一切还是抗不住列强的欺压。甲午战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丢失国土，丧失权益，一连串不幸的事件不绝如缕地降到古老中国的头上，任便王朝昏迷腐朽，而中国人民是清醒并且有无比的力量的。
中国人民怀着满肚辛酸，反抗的情绪与日俱增，在太平天国死灰未熄之前，终于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给腐朽的王朝敲了丧钟。
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朝，并未能去掉压迫在人民头上的大山：帝王主义、封建主义。人民还是处于不满的境地。外国的侵略和剥削仍旧存在。皇帝倒了，民国以来，倒是产生不少土皇帝，大小不同的军阀。但是人民向前奋斗的努力并未曾中止。国民党北伐的成功，就是顺应了人民的这一奋斗。接着九一·八日本进侵中国，七·七事变后，一场血的斗争，终于1945年使日本走上投降之路。中国人民得到胜利。列强在中国的租借地没了，治外法权取消了，失去的国土收复了。截止目前为止，尚待清算的就是俄国（包括帝俄赤俄）掠夺中国的领土。
百年来中国人民对外所受的痛苦，已因第二次大战同盟国的胜利，大部分得到清算，而在我们胜利之时，加在我国头上的污辱，只有苏联。历史犹新，大家都是有目共见的。1945年根据雅尔达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的密约，而由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1950年毛泽东政权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协定》，同样的因日本战败，我国应收回的东北领土权益，反被苏联夺去了。苏联在革命初期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所掠的权益，又自食其言地吞了回去。此外，并强夺了外蒙古，而且强迫中国用条约加以保证。
百年来中国人民不断斗争的，对外所进行的反抗，对内所进行的革命，综括来说，其目的不外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民主自由；经济的解放——生活的改善。几次轰轰烈烈的革命都是循此目标前进的。这是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这个时代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产生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但是他们领略了人民这种要求，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普遍要求的情绪，最终达成其统治中国大陆的目的。至于他们是否真代表了中国人民，满足了人民的要求，那是另一回事。本书下文自有一番介绍。
（三）总结历史背景有利于中共的成功条件
总结百年的历史，演变到中共取得政权之时，择要地归纳一下，我们可以说：除了共产党的主观努力之外，其所以促成共产党走上成功之路，不外四个因素：（一）中共得到苏联的全面支持；（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给中共造成长成壮大的机会；（三）不满现状的反抗人民给中共一个可乘之机；（四）当时的国民政府腐败无能为中共铺平成功之路。
这四个因素，一经提起，是留心中国问题者人所共知的；但不是世人一般都能全然了解的，尤其是这一历史教训的宝贵性还未被普遍的重视。我提到这些，不但是方便于我们中国人重温旧课，从历史教训中领取教益，发奋图强；而且是有助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自处；并如何看待世界各处足供共产党活动的温床；是有助于了解苏联在落后国家的活动；是有助方才觉醒的国家民族如何去认识共产党，勿给它以可乘之机；是有助于各国的政府如何觉悟，改善自己的工作和措施，勿以反共为怀，反而给共产党铺上了长成壮大和成功之路。历史教训，提醒了中国人！中国人民今日所受的空前灾难，足可供世界各国的警惕和参考。
1、中共得到苏联全面的支持
中国与苏联接壤，由东北到新疆，中国的边疆在苏联的包围之下。百年来俄国是侵略中国的一个大敌，帝俄时期如此，赤俄时期更变本加厉。从前沙皇侵略中国所未完成的任务，到了苏联革命成功之后，到是由斯大林一手完成了。近年由斯大林血手而强迫中国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凌辱中国，侵夺权益，是不容置辩的证明。中共席卷大陆之后，中国大陆已成为苏联的殖民地，变为其第一号有力量的卫星。
俄国这个大国，住在中国的边界，三百年来自中国打交道开始，就对中国打主意，而且是从中国夺取了不少土地和权益，我们在上文已有所叙述。苏联革命成功之后，于1924年宣言取消由帝俄侵夺的权益。这是近百年来，对受列强压迫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兴奋，因之换取了不少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以为世界上真有以“平等”对待我们的国家。苏联这种有作用的欺骗，直到二十年后才被揭穿，露出了它与帝国主义同样的嘴脸。苏联这种欺骗，二十年的历史可为证明。当它革命成功之后，自己以“革命者”自居，若再对帝俄血淋淋掠夺的权益据为己有，一方面是自己没有力量去维护，因为那时它自己是千疮百孔，在列强武力干涉之下，自顾尚且不暇，何能有力去维护掠夺的权益。同时中国也有辛亥革命的成功，正是酝酿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恶势力，不容再长久忍受这种外在的压迫。这种形势换来了苏联的一纸欺骗宣言。但是事实证明苏联想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野心并未截止，它在宣言平等与中国建交之前，就先作一手，使“革命输出”，在中国扶植建立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就成立了，它恐这个小党力量不足，指使共党加入国民党，美名其曰“国共合作”，它的顾问、军人、技术人员，源源不绝地来到中国。这就显明地看出，它一方暂时取消侵凌中国的权益，一方输向中国一个共产党，扶植它的侵略工具。到了1945年，它认为再踏上深入侵略的时机成熟，乃与国民政府签定有损中国主权利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它无耻的，食言自肥的又将它曾经宣言放弃的帝俄掠夺的东西，再度吞在肚里。这样既削弱了国民政府的力量，阻碍国军收复东北；复大力扶植了中国共产党，由它平时的指示、支持，到处帮助建军、帮助牵制“敌人”，最后把中国共产党扶上统治中国大陆的宝座。其报酬，首先还是同毛泽东再签一道《中苏友好同盟协定》，苏联掠夺中国的土地权益，由共产党再来一次保证。当苏联完全能控制中国共产党之后，中国成了苏联的真正忠顺的走卒，中国完全变为苏联的殖民地之后，1954年才由赫鲁晓夫提出取消了《中苏友好同盟协定》的小规模枝枝节节的权益，而换去了大规模的生吞活剥的权益，那就是在“中苏团结一致”，“中苏友谊牢不可破”等等言语下，给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戴上“牢不可破”的枷锁。
我们翻阅一下历史文件，或是我们熟习中国掌故的人，我们都可知道，由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始，一直到其成功，一切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是在莫斯科决定；指示由莫斯科发出，甚至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开会，中共的大批高级人物到莫斯科受训。苏联送到中国来的不但是具体问题的具体指示、方针和策略，而且随之而来的是军火、卢布、政治军事顾问、特派员、技术人员等等。不怪中共首脑人物于成功之时肝脑涂地由衷地声明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开莫斯科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句话，就把我在此段中所要说的，所要证明的，干干脆脆地一语道破。
百年来，强国所加于中国身上的是侵略，是剥削；西方强国于凌辱中国得到一些权益之后，送到中国来的是商品，是内战用的军火，和零零碎碎的资本主义文化；俄国也是侵略中国，也贩卖军火，而最重要的于赤俄革命之后，送来一套有系统的马列主义，组织方法，斗争技巧，同时在其指示训令之下，在中国扶植了为它效忠的活的工具——中国共产党。
俄国扶植了中国共产党；俄国达到了奴役中国的野心；中国共产党得到俄国的支持、指示，取得了政权，骑在人民的头上。但是人民不会健忘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世界强国，包括日本在内，曾经加予在我们身上的痛苦、和它们侵夺的权益，已因第二次世界同盟国胜利作了结束，它们已经悔罪，在战争开始时，自动地撤消；或是在战后，对我国有所补偿。这里唯一例外的，是俄国所加予我们身上的凌辱、痛苦和掠夺，日益加深。这笔帐还待清算。中国人民记忆犹新，不能因中国共产党高呼：“中苏友谊万岁！”迷昏了自己的眼睛；也不能因共产党自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而忽视它的本质是祸国殃民为苏俄效命的走狗。
2、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给中共造成长成壮大的机会
一个势力的长成，都要有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除了其自身主观努力之外，还要看当时的环境，中国有句老话：“时势造英雄”，就是说明环境、时势，对于一个势力的长成是如何重要。就是人身上的病菌之所以能繁殖壮大，以致为身体之患，也是靠自然条件，卫生条件和人体抵抗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势力的长成壮大以至成功，也有许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给它造成长成壮大的机会。
让我们回忆一下，在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人有的走死逃亡，销声敛迹；有的领着一点点人马，背着马列主义上了井冈山。它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正当它即将死亡的时候，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开始在沈阳放炮，开始侵略中国，直到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这场斗争才告结束。但在这十四年中给共产党创造了壮大长成的机会。日本帝国主义者给中国共产党一服救命剂。
当日本开始进侵之时，中国当局以为日本力量强大，乃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希图大事化了，希图国联制裁，希图以苟安容忍换取日本的适可而止。但是中国人民是主张向日本抵抗的，是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就是这个当儿，共产党为了保全自己，壮大自己，它虚伪地采取了“团结抗日路线”，它博取广大人民的同情。故在国军以十百倍的力量在江西对它进行五次围剿时，还未能把它歼灭，反而使它逃窜陕北，作卷土重来。
当共产党于1935年后逃到陕北时，它只剩了二万多人马，国军再来一次大歼灭战不是不可能将它粉碎。但当时，华北早已被日本特殊化了，日军又进兵绥远，全中国人民抗日的情绪高于其他一切，深恶痛绝的反对再有内战。这时“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事变的结果，内战停止了。第二年春共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当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
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共产党就决定扩大力量以便夺取政权为唯一的当务之急，毛泽东曾训示军队，他说：“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八年抗日战争，共产党是在实际活动中照此决定进行的。他们扩展军队，吃掉不少抗日的友军；他们不断地和中央军冲突，牵制抗日队伍；而对日本军队呢？他们有时是勾结，有时玩捉迷藏，多时是坐在山头上看日军屠杀中国人民。
共产党就在八年抗日战争中，高喊抗日，扩大宣传；而实际上是扩展自己，打击和吃掉友军，控制抗日行动；结果，它是在抗日后方根据地发展了实力，保存了实力。由抗日战争起到结束，它由二万多人开始，而扩展到一百二十万大军。
抗日战争中使共产党长成、壮大；在抗日之后，它就走上以军力夺取政权的尝试。
日本帝国主义者，是第一次大战后破坏世界和平秩序第一个祸首，它给国际联盟敲了丧钟。因为日本的侵略行动而引起希特勒上台，进行侵略，使穆索里尼大胆侵占阿比西尼亚，以致结果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加害于中国的，是侵略战争带给中国的灾难！其影响于中国局势，是给共产党制造了长成壮大的机会，以至共产党取得政权，以中国人民为其惨无人道的镇压和剥削的对象。
3、不满现状的反抗人民给中共一个可乘之机
百年的历史给中国人民无限痛苦和灾难，他们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强权是指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国贼是指满清王朝，及民元后祸国殃民的大小军阀、官僚等等。总之，人民是不满意现状的，他们要过快乐幸福的生活。而这一百年中，人民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他们在反抗、在斗争、在要求变一下，自然他们希望向好的方面变。
在人民要求向好的方面变时，他们自然有要求，积极的人们自然就要有所行动。但是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人民虽有要求，但他们在文化方面，社会组织方面却相当落后，他们自己不能有很好的组织，社会上也缺乏有力的正确领导。民元后，虽也出现了政党，大党是被军阀、官僚、地主混进去，以至包办；小党，好一点的是有些知识分子、文化人，但未能深入民间；而多数的官僚政客的党派，他们博取的是个人升官发财。其他民间组织就很混乱，无力；有的是道教门、青红帮、哥老会，它们所起的积极作用少，而倒退的成分多。
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而人民要求的是在变。在这个人群中，知识分子始终是在活跃，代表人民作出艰苦的斗争，而且是轰轰烈烈的，如五四学生运动，五卅惨案反英反日运动，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在社会上是撒了一些种籽，而狡猾阴险的共产党却偷拾了它的果实。
中国人民不满意可恶的现状是真实的、迫切的；而狡猾阴险的共产党虚伪同情人民的要求。就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共产党假充急先锋；当时，谁知它是极想乘机发展，谁知它的尾巴夹着俄帝。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共产党空口答应给人民创造一个民主自由王国；当时，谁知它所要的，是独裁专政、特权阶级。中国人民要求过问国事，共产党提出政治协商，各党派各阶层参加的联合政府；当时，谁知它是一党独裁，把民主党派变成俘虏。……
人民的要求是正当的，共产党对人民的要求，在其未得政权之前，它的一切宣传、口号，就是虚伪的响应这种要求。这样他就欺骗了广大的人民和人民中的民主党派，有利于它的长成，和夺取政权。
人民的要求既是正当的，是反映人民对现状的不满，与之呼应的声音，在真假未辨之前，在未受过残酷教训之前，无宁也得把它当好的方向对待。这种说法，虽难免有“人民无预见”之讥，但是一部人类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人民有了要求和希望，才给骗子造了机会，花样百出，利用人民，达成其自私自利的企图。这类事实在历史上是层出不穷的。中国共产党就是骗子的能手，当它实行欺骗之时，真是“酸眉苦脸像有情”，等到它欺骗成功，骑在人民的头上，它才露出了其邪恶的真实面目。共产党骗了人民三十多年，但在它上台之后，不到两三年，它的穷凶恶极的相貌便暴露在人民面前。当1956-57年，它还玩弄欺骗手法，说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人民已向它清算、反抗，人民已向它进军。现在它已与人民为敌，人民又以它作为必须打倒的对象。
从这里，又可得到一个规律：人民是有时被骗的，为坏人利用；但是人民还是清醒的，人民是善恶力量的试金石。违反人民要求的，人民还是早晚将其击碎。时间是无情的，时间将为人民的历史作证。
总结近百年的历史，使中国共产党产生、坐大、长成以至成功，外来的影响，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其中以俄国扶植共产党，日本侵华给共产党造机会，为重要的因素。内在的主要因素，一个条件为共产党欺骗中国人民，利用人民的希望要求，乘机达成它统治人民的企图；另一个条件为当时与共产党斗争的政府，弱点毕露，为共产党铺上了成功之路。关于后边这一点，虽应在本段加以概括的叙述，为了着重起见，我要以当时的材料移到下文交代。
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一）中共的意料是什么
1949年4月2日的下午，在北京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的礼堂，中共首脑们招待由香港北上的民主同盟总部的负责人们，我是其中之一。当红军的前总参谋长叶剑英元帅和我握手的时候，他脱口而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报之以微笑。
中国有句格言：“时势造英雄”。本来英雄们都是有他们的主观的愿望和企图，但是如果没有于他们有利的时势，他们也许一生潦倒，一事无成。同时，时势的推移也常有超出他们的主观愿望之上。中国历史上两个平民起家 皇帝，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在他们贱微之时，并没有作皇帝的梦。刘邦当亭长的时候，朱元璋不用说就食僧寺的时候，就是他给郭子兴当部将的时候，刘、朱也都未能做皇帝的梦。后来时势转移，把他们拥上了皇位，当然这与他们随时增高的主观愿望和谋事的技巧分不开的。
共产党自组织之初，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希望革命成功，夺取政权，但是那是不可知之数，即使有那一天，也不知是何年何月之事。远的如1927年国民党北伐时代，共党盘据江西，以至“长征”退居陕北的时代，他们的梦作到如何程度且不去讲；就是在日本投降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时间，时势的发展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共产党轻而易举地得了天下，这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在其未得天下之前，他们有什么意料呢？我今举出几件他们意料的事情：
第一、1945年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如果把决议实行下去，组织联合政府，毛泽东准备就任国民政府委员，他的总部进驻淮阴。
第二、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未得实行，于1946年春有一次在重庆“民主之家”——特园，这是民盟主席张谰先生驻节的地方，也是民主党派常开会的地方，周恩来流着眼泪和我们说：“这次撕毁政协决议，中国将有十年流血的内战！”他估计内战十年，还未敢提到胜利究属于哪一方。
第三、1947年初，民主党派都集中到上海，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之前，在马思南路他的寓所里，或在其他处，聚会谈话，他一再说：“希望大家坚持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方案，反对内战。”我是亲与其会，亲耳听到他的谈话。他们的意料还不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顺利如梦一般的实现。
第四、1948年秋，当中共军事逐渐得势之时，已由“反对内乱”口号而转为“解放战争”的口号时，毛泽东发表一篇文章，他强调：战争还得继续四年之久。他也没意料到次年10月1日能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几个例子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都是共产党首脑的意料所及。至于垂手而得天下，于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是他们是三年前意料之所未及。如追究其源，那就是共产党的敌人给他们造成了成功的条件。在论到这些条件之前，还举两个共产党人意料的事件，而共产党的敌人也使他们发生意料之外。
在1956年共产党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毛泽东向一批高级官员，包括各小党派的负责人，他于批评王明（陈绍禹）时说：“我想（意料）假如在王明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时候，1931—32年，国民党若使用利诱收买政策，给王明一个部长职位，他会出卖党，共产党会垮台了，绝无有今日。”国民党当时未这样作，直使后来时过境迁，毛泽东还有意外之感。
1956年春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闭幕之后，虽在节约声中，毛泽东却分批大宴全体委员，共有五个晚会。接着周恩来以政协主席及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又小规模地宴请各地方的各职业界的委员们。于2月8日中午在国务院设了一桌酒席宴请东北籍的朋友，在坐的有我，高崇民、张学思、徐寿轩等人。饭后周恩来很高兴地回想到他十二岁随其伯父在沈阳读书时的情况，他说：“他看到张作霖那时的威风。”言外之意，“我也有今日”。在他兴高采烈之时，他说：“天下事常有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的。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不能不敷衍国民党、蒋介石，为此1945年秋毛主席不能不去重庆和蒋介石会谈。毛主席去重庆时，我们的党内每个高级人员都捏着一把冷汗，恐怕是凶多吉少。我们怕蒋介石像囚禁张学良先生一样把毛主席扣起来，那样，我们的党就垮台了。”
蒋毛的“重庆会谈”顺利进行，毛泽东于心悸之余，在重庆参政员招待会上高喊“蒋委员长万岁！”在愉快的气氛中，出乎共产党人意料之外的，毛泽东乘坐飞机安详地返回了延安，延安机场上的欢迎人员疯狂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二）什么使中共出乎意料之外
敌人的弱点虽不能说就是自己的长处优点，但是敌人的弱点常常帮助自己成功。共产党与国民政府对抗，在最后阶段所表现于现实方面的，恰恰就是这样的。
共产党成功之前，国民政府虽以共产党为死敌，但他们怎样帮助了共产党呢？这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当时有什么弱点可资共产党利用呢？活在这十几年中的中国人民，是有目共见的。为了提供历史的教训，不妨简略地提一提，也好为当代的人及中国后世子孙清楚这个大转变时代的真实情况。历史是最公正无私，谁也不能掩盖历史。
第一、我们知道在抗日战争的末期，国民政府已到了腐化无能的境地，胜利之后不但未振作，反而走了下坡路。政府机构的职能是瘫痪不灵，其中主要原因，作官的人只想享受，过的腐化生活，为了填饱自己的私囊，不但为目前享受，还要为将来打算，所以营私贪污，成了公开行为。这样发号施令的政府，如何能对付坚苦斗争的共产党。
第二、胜利之后，接收的大小官员，都要“五子登科”，使广大光复地区的人民，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失去的人心，正是给共产党加重了筹码，有了更好的宣传和动员材料。
第三、胜利后人民的生活不但不安定，未能改善，并且通货膨胀，法币的毛荒贬价，有如黄河开了闸板一泻千里，人民日夜碾转于穷苦之中。最后发出金元券，一下子把人民的积蓄搜光。无恒产的人们也失去了恒心，惶惶的人民，正是共产党可以争取的对象。这些灾难的人民虽不一定喜欢共产党，但是他们可能对当政者失望，没有了选择的对象。不用说人民支持共产党，就是人民采取中立态度，也使当时走下坡路的国民政府够受了。
第四、当时国民政府不检讨自己的过失，只是过责旁人，尤其不分青红皂白，凡是不给他们喝彩的，都被视为“附敌分子”，扣上“共产党分子”的帽子。同时明知某些人不是共产党人也非其同路人，一概排斥到共产党那方去。在抗日胜利后，内战期间大批的中间人士被迫赶到解放区去了，这是中国老话：“为渊驱鱼”的办法。一个多难的政府正需要更多的社会知名人士和广大人民支持的时候，他们却天天缩小这份有利于自己的力量，造成自己更多的困难，结果显明的是给共产党作了增援的工作。
第五、在抗日当中和胜利之后，中国人民普遍的要求民主自由，国民政府不但不知顺应这种潮流而善自诱导，反而制造恐怖，名曰：“防范共党分子”，实际上受迫害的倒不是异己分子的共产党，而是一些善良的人民和一些正义感颇深的知识分子。国民政府这一着又给共产党制造了宣传材料，给他们铺好了招募的道路。
第六、军事失策。当有可为之时，国民政府聚重兵于城市，把乡村交给红军自由活动，最显著的是国民政府大军进驻东北之时，正中了毛泽东的三十二个字战术，即“敌人进攻，我们撤退；敌人扎营，我们骚扰；敌人避战，我们进攻；敌人撤退，我们追击。”待国民政府军力不能胜任时，却想一举而歼灭敌人，反而被敌人歼灭，最显著的为淮海之战。最后，东北丧失，共军得假手东北新募的百万健儿，一举而荡平华北直抵广州。此时局势已定，历史大书特书曰：号称五百万国民政府的精锐大军，败于一百万的破烂共军。
以上略举这六点，不过是说明国民政府的弱点，帮助了共产党成功。这就是共产党首脑于欣快庆祝胜利之时而率直地说：“这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意思是说，他们恨国民政府是真的，知道它的无能腐化是真的，但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却未想到国民政府腐烂到那种程度，无能到那种程度，昏愚到那种程度，无理到那种程度。甚至崩溃垮台的时间之速，令人不敢想象，使他们垂手而得天下，所以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百年的历史已经说明，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人民所争的是国家的独立，人民的民主自由，和生活的改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抓住了这一点精神，如果他不早逝，很可能贯彻他的主张，把这段革命完成。谁知在他死后，国民党并未按他的主义行事，丢掉了这个机会。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初，虽有它的远大目标，但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性质在这段期中还没有具备他们所以成功的条件，还没有他们所需要的社会基础，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工人阶级。所以在最初不得不依靠国民党，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找不到工人的力量，乃转而以“落后”的农民为他们的基本队伍，这是毛泽东从中国历史上学来的农民起义，野心家藉以“打天下”的路线。于是原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共产党转而以农民阶级为基础。这是违反马列主义的理论的，但是正合“打天下”者的口味。共产党为了骗人蒙蔽过关，定出它的低级纲领，名之曰：“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个号召下，共产党偷取了中国多数人的政治路线，而预想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
历史会证明，假如国民党能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不会得到成功。假如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政党是有足够的力量的话，例如中国民主同盟，共产党想夺取政权，恐怕是劳而无功的。正因为国民党未按孙中山的主义行事，未能遵循人民要求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才有成功的机会。正因为中国中产阶级没有有力的政党，以至摆来摆去在国共之间打秋风，被他们利用，中国共产党才没有一个真正的竞争者，他们才得成功。以至使共产党人虽得天下，而总觉不适其份，有点出乎意料之外之感。
（三）假使当时国民党政府听取人民意见
国民政府当日的反动，腐败……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已如上述。国民政府当日的无能、愚蠢，一手包办，排斥异己，失去了一切可以抵制中共进展的机会，在这里再略作举例的叙述。
一个无能愚蠢的政府，必是外面表示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内里表现脑满肠肥，昏迷沉沉，毫无生气。这就是说，既不能聪明的有所作为，又不能虚心的听从别人的意见办法。国民政府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才造成自己的失败，而帮助对方成功。
首先，我们知道在日本投降之时，共产党虽在抗日期中休养生息，扩大了很大的队伍，但是国民政府因抗日有功，声望还是可观的。它的军队有五百万，有的经由美国装备训练，可称为精锐的部队。如果国民政府不骄傲自满，很有信心地处理国内事务，局势不会转变得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如果他们不盲目地自欺地制定“半年”“三月”消灭共军的不实际的计划主张，也不会陷入泥足，一发而不可止，终于土崩瓦解，抱头鼠窜，给人民带来无比的灾难。
稍有常识的人都觉得，抗日八年，全国军民都须要生养休息，都要有个喘气的时间才能恢复力量，这是绝不许再有内战。谁发动内战，谁就要自食失败的后果。国民政府不了解这个常识，不了解军民普遍的心理。一个聪明而能左右局势的政府，在这时不但要自己控制，稳定全局，即使共产党挑衅，也要设法制止，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时机。而国民政府不此之图，反而制造紧张事件，驱八年久战疲倦之兵，重临战场，陷颠沛流离之民，复入于水深火热之中，其结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领兵打仗的将校很懂得，在军队久战之后，须要一个休养时间，加以装备训练，然后才有力量，士气才不致因疲劳而下降。中国对日本作战已经八年，军队转战各战场可谓疲于奔命，在日本投降之后，他们的体力精神都须要休养，而国民政府不体察这个因素，硬把他们驱上内战的战场。更何况把云南、广西等等的部队，在抗日胜利之后，不但未得休息，还未得与他们久别的父母妻子会面温存，就用军舰飞机送到人地生疏天气寒冷的东北去作战，部队的疲倦和厌战的情绪是可以想象到的，以这样的军队和休养十足的共产党作战，在战场上失利是注定的。在东北的战场上，我们记得除了四平街有一段激烈的战斗外，国民政府的军队号称三十万之众，不是打败的，而是跑败的。华北部队是投降。中原战争除了淮海之战算场战争外，其他也是自溃的。至于西北胡宗南所部四十万大军是跑在共产党之前溃败的。长江以南的二百万部队也是各奔他乡而解体的。共产党的军事胜利，不是因为解放军是天兵天将，而是国民政府的部队人心涣散，各方逃跑，交枪不打的。
梁漱溟先生在北京以他亲眼所见的故事讲给我听。他说：“在共产党部队迫近重庆时，他正住在重庆郊外的北碚温泉。有一次北碚地方商会得到通知说明天有部队路过此处，叫他们预备茶水和饭食。商会照办了。次晨由早到晚大批的中央部队陆续通过北碚，这些兵和官惊惶的情形令人不可想象，有的人穿一只鞋，有的人都不能站定安静地喝一口茶水，有的人一边走着，乡下人跑到他们的跟前，向他口里送一块猪肉，这些官和士兵是边走边吃的。好象后边敌人迫近，刻不容缓地逃生。据估计这次路过的军队有十万以上，而共产党的追兵，据事后知道才一连人，而且是在数十里之外。”这不是一幅散兵逃兵的仓皇的可怜像吗？这不是中央军瓦解的写真吗？这不是共产党部队所得到的意料之外吗？这一段是说当时国民政府，不体察大势，不了解军民心理，无知无识一意孤行所得的结果。
其次，我再举例说明。当时国民政府，并不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办法。我知道在当时的舆论界不断地对他们提出劝谏警告，他们是置若罔闻的。我现在把我自己经历的写在这里，可以为这段作很好的说明。
在抗战期中，以至在日本投降之后，我观察国共的摩擦纠纷，对中国复兴是个很大的障碍和危险，我总想中国应有种势力调解这种危险的情况，这个力量虽不一定比国共的力量大，但起码有左右局势的力量。那就是公正的主张国是，国共纷争时，谁有理就帮谁争取对方的合理让步，把国是安放于正确的途上，辩明了谁是谁非。这个想法，对今天的局势说来，是不适用的，因为时势变了，共产党已经实行独裁专政。但是当时针对那时的情况，我是这样想而且是这样作的。我后来加入的民主政团同盟（即今日的民主同盟），也是本此精神工作的。
1945年11月我回到战时的首都——重庆，那时内战火焰已在华北燃起，大家还未看到根本的祸源将发生在中国的东北地方。有一次在重庆各界人士聚会谈论通电反对内战时，我即席发言提请大家注意，大意是“发表通电反对内战是对的，但请大家注意，目前内战的根源是在东北，如果不先将此初的战火根源扑灭，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这时国军正推向东北，共产党正在那里发展部队，这两个力量都想控制东北，以图控制全局。
接着我在重庆发刊《东北文化》，连续不断地发表几篇文章，强调东北实行地方自治，以地方人士为中心，组织各党派的地方联合政府；同时强调国共武装力量都退出东北，以地方保安部队维持治安，这样可以避免内战，可以缩小国共斗争的范围，中国政治可以走上协商之路。当时的民主党派首脑人士，多以为我这主张有时代价值。接着民主同盟发表声明，有过类似的主张。
在1945年底到1946年初，我以这个意见和当权的国民党首脑人物如邵力子、陈诚、吴铁城、张群先生等人交谈，真假反映却是不一。邵力子很天真地说：“这样作，虽限制了共产党，但是又出来了个新力量，蒋先生未必同意。”陈诚先生在谈话时，同意我的主张，国共军队撤出东北；但事隔三日，他到前方去指挥军队作战了。
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之前，周恩来飞回延安请示机宜，我请他把我这项意见向毛泽东提出，看他怎样反映。待周恩来回到重庆时，他告诉我说：“毛先生完全同意。”我知道毛泽东这个“完全同意”也是假的，他的用意是埋头于争夺东北，表面上不得罪任何足以妨碍他这种工作的人。
在这期间另有一段新闻，当时的报纸都有记载，那就是美国的马歇尔将军，以杜鲁门总统的特使资格，前来中国调解国共纠纷。当他抵达重庆的第四天，我个人和他有过长时间的谈话，在座的有罗伯逊公使和他的两个顾问。我分析给他听：中国的内战必须起始在东北消灭，不然是祸患无穷的。我主张国共军队同样撤离东北，由地方保安队维持当地治安。地方政权由地方素孚众望的人们与各民主党派组织地方联合政府，这个机构的首脑我提议由尚被囚禁的张学良先生担任。同时，我分析给他听，国民政府以既定的方针把军队送到东北，结果他们是要失败的，其中的理由就是他们碰到三个对头，他们中间虽有不同的心事，但是对国民政府不利，却是不约而同的。第一，苏联的阻碍。中央的武装部队愈进入东北，苏联的阻碍力愈大，疑心也愈大，这不但因为他们暗中帮助共产党，同时也防范中央军带来的美国势力。第二，共产党的抵挡。中国共产党是拼命与国民政府争取东北的，他们知道谁若掌握了东北，谁就可以统治中国。这份抵抗力量在苏联直接支持之下，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如果中央军真的把披着中国服装的共军驱散，可能走上战场的是俄国大鼻子的红军。这场战争短期看不出真像，一看到其真像，便面貌改观了。第三，东北人民对多年来国民政府的措施感觉不满意。东北的丢失是国民政府的责任，今日这个政府毫无刷新振作的象征，却发表一批贪官，想骑在人民的头上。而且加上国民政府军政人员的歪邪作风，不但是坏官，而且是以胜利的姿态出现；东北人民对他们有反感，因而影响他们的活动，这是很清楚的。这三个对头，加上国民政府军政人员的无能，注定了他们是必定失败的。
我劝马歇尔将军若想调解国共关系，避免中国内战以至战后恶果，多考虑我的意见和办法。他当时很感兴趣，但说我的办法不大实际。他说：“中国的国防军不能不送到满洲的边疆去。”我和他辩论说：“不按我的意见想办法，一定要失败。”接着我问他：“你有什么实际办法？”马歇尔将军有些窘住了，离开了席位，半刻方说：“周先生，我是听取意见的。”以后我们又谈了一些话，我作了关于我的意见的一些解释，他送我出门，相约以后再谈，作为此次会谈的结束。
以后我们又会谈两三次，但都没有深入这个问题。
我和马歇尔将军首次会谈的大致经过，重庆报纸都有报道。事过三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彼得洛夫约我吃午餐，在座的有他的两个秘书，一位是费得林，现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另一位我忘记了名字。席间彼得洛夫问我和马歇尔将军谈了一些什么，并询我对东北问题的意见。我当然把我一贯的主张向他说，希望国共军队都撤出东北，在东北组织地方联合政府，这样才能避免国共双方进行的内战，才可保持远东的和平。我知道他是和中国共产党一鼻孔出气的，我未向他作如我向马歇尔所说的关于谁胜谁败的分析。
我的意见未被当权的国民政府接纳，也未被调解国共冲突的马歇尔将军尝试。而事实的发展是这样的：中央军进驻东北，死守城市，等待被歼，其在东北被共军击败情况和所遇困难，不幸的是循着我所预见的路线实现了。首先是苏联延缓由东北撤退苏军，这样就给共产党以充分的时间，组织队伍，到处抽调壮丁；这时共产党派到东北的有二十二个中央委员，从事争夺这一地区的工作。等到中共军队组织好了，可以和中央军正面作战，可以夺取城市，苏军才开始撤退了，躲到后面。这显明地是苏军在掩护中共。同时东北人民有的被共产党欺骗，有的被共军威胁，加以他们对国民政府军政人员作风的普遍的不满意，于是在中央军和共产党军夺取东北之战中，人民的行为有利于共产党了。
在马歇尔将军调解国共纠纷的使命失败之后，内战火焰由小而大，中央军逐渐失势之时，他不得不离开中国。在其临行之前，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派张君劢先生和罗隆基先生前往其寓所，为他送别。正直的马歇尔将军托张罗两先生给我带个口信说：“请致语周先生，我很遗憾当初未采纳他的意见和办法。”悻悻之余，这位有勋功于第二次大战的美国三军的灵魂——总参谋长，离开了灾难重重的中国，而招来中国舆论界“误尽苍生马歇尔”之讥！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当时的国民政府那种冥顽不灵的情况，不体察自己的力量和内战的后果。1947年7月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曾派魏德迈将军前来中国作实际调查。在他的9月19日的报告中“尖锐地批评国民党，由于它的反动领导，镇压和腐败，已失去民众对政府的信仰。另方面谴责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紧紧抱住苏联，其最后目的只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党的国家。中间的温和派，不由自主地陷于国民党的错误领导及镇压和共产党残酷的极权主义的夹隙中。因国民政府的镇压，不论国民党内部的，以及少数党派中的中间温和派分子，均无能力产生任何影响作用。”（注一）
注一：罗伯·C·诺斯著：《莫斯科与中共》，中译本203—204页。
魏德迈将军还呼吁争取每个可能的机会以重振中国民气和进取精神。他还说：“假使蒋主席要想阻止共产主义，即必须集中全力于政治和经济的改革。”
国民政府既不想对政治经济有所改革，对人民的和有利于国事前途的意见，也充耳不闻，在既不能战又没有解脱办法的犹豫中，把中国大陆政权奉送给毛泽东了。
上述这些例子，说明一个腐败的政府，自己无能，而偏示自高、自大、自满，在昏聩之余，看不出行动的方向。同时以狭隘的心肠，排斥别人，甚至盲人骑瞎马不知临深渊的危险；最后自己顽固和反动的程度，就连于自己有利的事情办法，也认为甚可疑惧，一意孤行其事。结果是自焚了，而留给人民的是灾殃。
共产党所意料的困难，国民政府为之解除，而且在时间上为之提前；共产党所顾虑的对方的力量和社会基础，国民政府为之自毁长城，自绝于国人，自己逃散；共产党所不愿的明眼人提供一些解决国是的意见，增加他们的顺利进军的阻碍，国民政府是充耳不闻；虽然打着反共的旗帜，好象一心一意为共产党的开路先锋。
中国的政权换了手，这个局势突然之来，中共当局认为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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