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小林多喜二传》 六、转折时期(一)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小樽和函馆举行了北海道第一届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当天在札幌、室兰、旭川和钏路也召开了纪念会。 这是第一次庆祝劳动节,小樽的工人甚至连劳动节的意义也不了解。小樽联合工会和政治研究会的干部们为了准备庆祝劳动节,紧张地作了约莫一个星期的宣传工作。 五月一日上午六点钟,放了五个花炮。集合地点设在市北临海的手宫公园的山岗上。不一会儿,港口的工人们有的上身穿着印有字号的外衣、下身穿着围裙和窄腿裤,有的穿着劳动服,脚上穿着木屐或草鞋,按分会集中在一起,打着红旗,唱着还不太熟练的劳动节歌,挨次进入会场。在会场的入口处,挨个儿被警察搜身。八点钟左右,这里已集合了约七百五十名工人。其中也有工会妇女部的妇女,有的还背着孩子,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很引起人们的注意。 十点钟左右,在全场的鼓掌声中,劳动节典礼在小樽联合工会的境一雄的主持下开始。加上来看热闹的市民,当时公园的山岗上足有两千人。 朗读宣言之后,由铃木源重、正木清、坂本佐一朗、合田久市、寺田格一朗及畠山清等人致词,接着由小樽联合工会的红旗领头,在境一雄、铃木源重、武内清、渡边利右卫门等工会干部的率领下,按妇女部、各工会分会、朝鲜劳动青年会、北海劳动联盟和北方海上工会的顺序,开始游行。 游行的队伍高举着旗帜。旗帜上写着“制定工人保护法”、“建立工人休息站”、“建造海员宿舍”、“反对解雇”和“确立八小时劳动制”等等口号。队伍从手宫公园经若松町,向沿街两侧挤满看热闹的群众的市中心前进,由奥泽的入口处向右转,登上花园公园的大街,到达小樽公园;在那里,队伍就地围成圆圈,由寺田格一郎领唱劳动节歌。然后由大会主持人境一雄讲话。下午一点钟,大家三呼全世界工人万岁,小樽工人万岁,劳动节参加者万岁而散会。 田口泷子被接到小林家后,多喜二的母亲很快就打心眼里对她疼爱起来。过去有过悲惨经历的女人,性格上往往容易堕落。但田口并不如此,她经常沉默而忧郁,但在温顺的性格中,总令人感到什么地方蕴藏着一种坚强的意志。不过,多喜二的母亲之所以对她产生像对待自己亲生女儿般的心情,恐怕还是出于对她的悲惨境遇的深厚同情。不久以后,多喜二的母亲和田口的母亲的往来也亲密起来。 多喜二把田口泷子接到家里以后,心里有了劲头,比以前更加发奋读书和专心于创作了。从五月二十四日起,他准备了一个叫作“杂记簿”的笔记本,开始在上面写日记。他并没有想到要把它发表,只是不懈地专心于新思想的探索。另一方面,他把一九二五年以后写在草稿本上的作品一一地动笔修改。 六月前后,他在“杂记簿”上记下以下的感想: “今天感到寂寞。
从七月中旬到八月下旬,他集中全副精力改写作品。《龙介的经验》改写为《And Again?》[5](二十三页),《腊月》改为《最后》(三十三页),《父亲病危》改为《隔膜》(七页),《田口回忆姐姐》改为《背鱼筐》(十五页),《娼家》改为《女招待》(三十二页)。在这期间,他还一气写成了《杀人的狗》(七页)。他特别在《娼家》和《腊月》的改写上花费了很大的苦心。“我知道自己在很多人面前,还不能从思想上提出自己存在的理由,还不能以明确的态度来看待社会,遇事总是模棱两可。我具有一点点足以证实自己存在的‘独特’的思想吗? “而且这一情况也立即反映到我的艺术上。 “我们这些人对待生活实在太‘苟且’了。使我联想到寺田他们。”(五月二十八日)[1] “巴比塞虽然把光明与黑暗的存在看成是绝对的,但他并没有说:‘算了!永远是没完没了。’斯特林堡和巴比塞的‘时代的差异’、‘思想的差异’或‘对待实际的态度的差异’正是在这里。”(六月七日)[2] “一个作家如果对人生没有任何要求,那他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作家只是要求他的作品如实地描写人生,那他还不如摄影师。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契诃夫是摄影师,可是真正说来契诃夫并不是摄影师,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想说托尔斯泰才是…… “但是,日本确实有许多这样的作家,他们认为所谓小说只是单纯地、‘无意识’地、真正‘如实’地来描写社会的事实。作家必须对人生不断地提出‘要求’,有人甚至于说作家必须是幻想家。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契诃夫的《樱桃园》、《三姊妹》和《万尼亚舅舅》都是使读者可以理解的作品。”(六月七日)[3] “为了给高商的报纸写稿子,想到了人生的阴暗和拯救它的办法,昨天晚上弄得心情很不佳。今天一整天虽然在做工作,但心中苦闷不堪。通过实际感受,体会到了‘思想会损害健康’。我自己以及社会上很多人一直都认为‘人不会因思想而死’,可是现在竟使我感到这也是可能的。”(六月十一日)[4] 在改写《娼家》时,他非常有意识地希望能掌握处于这种境遇中的女人们在性格上的差异。他把光明给予了这样的女人:“她懂得一切现实生活和自己的力量,她(从伤感中摆脱出来)说:‘要坚强起来,因为在这里任何普通的道理都讲不通。’”他试图通过这样的描写来表达自己的“坚强起来就是出路”的思想。 另外在改写《腊月》时,他把贫困的原因改写为由于父亲在码头装卸工作中发生事故而死亡。和原作比较起来,他是企图把它当作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来加以探讨。但是当主人公阿惠被生活逼到不卖淫就得自杀的境地时,哲夫还说:“你要和一切作斗争,努力活下去!”这未免令人感到是一种空发善心似的空虚。 八月十五日,多喜二在“杂记簿”上写道: “……这次在改写这些作品的过程中,现实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希望找出出路,但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只能令人感到好似在撒谎。
他认为这种思想上的发展和现实的实际感受的矛盾是“泛爱思想和超人思想的斗争”。他一面感到“真实的心情最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面又认为:“改写《腊月》时,曾经想由哲夫来帮助阿惠。但在改写的过程中。换句话说,当自己投进这种生活时,无论如何也不能按原来的想法进行。改写《娼家》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前一篇里,希望救人的哲夫,结果什么也没有做出来。在后一篇里,希望得救而逃走的初惠,最后又被拉回来了。泷子说:‘社会要推倒一个阿初,那太简单了。’……这句话很有意思,而且很重要。”[6] “这只是一种心情,一种强烈的要求(愿望)。但是外界现实中各种具体的障碍使得这种愿望始终只停留在单纯的愿望上。换句话说,当实际生活强有力时,结果就近似于尼采(意思是说在生活上是超人的),因而自己内心里追求的愿望也就失去了现实性。
“这种状况要向何处发展呢?”[7] 正当多喜二为这些矛盾和焦虑而苦恼着的时候,从友人胜见茂借来了叶山嘉树[8]的短篇小说集《卖淫妇》。这部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这是“值得纪念的事情”。 九月十四日,他在“杂记簿”上写了以下的一段话: “这十八篇作品,每一篇都表明一种态度——一种思想意识。这些都是像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所没有的。当然,我们的生活和叶山的生活有所差异,这是自不待言的。因为艺术不可能离开生活而存在。严格地说,在我自己的内部也存在着某种可以看成是‘思想意识’的情绪。但是在我来说,这种情绪还没有那样‘热烈地’、‘具体地’表达出来。叶山的那种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生产阶级对消费的、有闲的阶级所抱的反抗意识以及被剥削的意识……所有这一切都衬托着人道的情感充满了每一篇作品。由此而产生的‘作品的清新感’,首先打动了我。
叶山的作品使多喜二对他所献身的新文学的前途产生了信心。他很兴奋,进一步对巴比塞和高尔基表示了积极的关心,第二天他就开始读起高尔基的作品来了。这是他初次接触高尔基的作品,他读了《旅伴》、《有一次在秋天》、《切尔卡什》、《卡因和阿尔太尔姆》以及《二十六个和一个》等作品。他发现了像切尔卡什和阿尔太尔姆那些“不慨叹悲惨的生活、不向金钱低头、不一味地只想到人生软弱的一面而勇敢地活下去的不可思议的人物”。“仅是在描写悲惨的现实这一点上,自然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但是主人公的思想意识,也就是作家的创作态度和思想意识,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叶山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手法’。……这位作者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表现技巧,对于表现上述的思想意识是最适合的。它的特色是粗线条、自由清新的比喻(这一点尤其突出)和直率大胆,看不到装腔作势。和志贺直哉等人的表现手法正好相反。可见志贺直哉等人的表现手法不是绝对的。 “这两大重要的因素打动了我,而且正是由于这些重要的因素,才使他在群小作家和老大作家的那些老一套的、无生气的、一次两次一百次写烂了的、依样画葫芦的作品当中,‘鲜明地’显示出其特色。这也是他作为一个作家存在的原因。”[9] 而且这些人物并不是蛮横的“强者”,而是和“弱者”在一起,并且“这种意识似乎使他们感到痛苦”。于是他进一步感到“比叶山等人的作品,充满了明朗的气氛”。[10] 多喜二读高尔基的小说,虽然注意过作者对流浪汉生活的看法以及和一般人的生活如何结合的问题,但是叶山和高尔基的作品中对待事物的新的看法,已经无形中成为多喜二考虑自己的作品和回顾自己的生活的极大的刺激。九月二十一,他在“杂记簿”上记上这样的一段话: “我虽说是一贫如洗,也过着拖拖拉拉的生活,却(沾亲戚的光)从高商毕了业。那种知识分子的气味和随之而产生的高尚的优越感逐渐和‘一贫如洗’的我混杂地同居在一起。我遇事感到的矛盾和不彻底性似乎都是来自这种‘混杂’,正好像一个人具有双重国籍一样。”[11]
巴比塞的作品《光明》和《地狱》,多喜二在学生时代就读过一次。这时他又反复地读了这些作品,并且作了内容摘要。十月十日,他写下这样的感想:“他的艺术手腕和现实主义的思想,使我受到了启发。在技巧上很像日本的短歌那样充实和老练。对事物的看法非常客观。”[12]多喜二就是这样通过自己在文学上的不懈的努力和对生活的严格反省,逐渐地从一个批判的现实主义者,觉悟到要作一个无产阶级的作家。 到了十一月,他开始读高畠素之[13]的《马克思主义十二讲》。十一月五日,他在“杂记簿”上写道: 十一月十一日,小林的家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田口泷子对谁也没说,只给多喜二留下了一封信,就突然消失了踪影。多喜二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泷子离家出走了。
小樽已进入冰雪的季节。每天晚上银行一下班,他就去看望田口的母亲,或者去和朝里的姐夫商量,到处探听田口的消息。“因为我想要到东京去念书,她以为她要是留在这里,会在各方面给我带来麻烦,变成我的累赘。 “她在信上写着离家出走也决不走堕落的道路。我马上到她母亲那儿,但她没有去过。又到高岛的安藤先生那儿,但她也没有去,也没有到妹妹那儿去过。母亲、妹妹、朝里的姐姐和姐夫、福原的太太,大家都感到沮丧和担心。 “我的眼睛发痛,肿得通红。 “泷子说为了让我能到东京去,她要独立地生活下去。但是,说真的,泷子走了,我才开始清清楚楚地体会到泷子的感情和我自己对泷子的感情。 “即使我能够到东京去,要是没有泷子,我也感到无法生活下去。 “现在已是十二日的晚上[15],泷子出走后已经两个晚上了。现在我一边写着这些,一边想着:那沉默、老实,腼腆的小泷到了那些完全陌生的外人面前,是不是手足无措地尽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用眼泪来掩盖她内心的凄凉呢?想到这里,我的心就好像被刀子狠劲割着剜着一样,感到现实的痛苦。小泷过去的生活过于辗转在陌生人的手下了。她没有尝过真正的父母的爱。只有我是她的依靠,而我又想到东京去(为了满足我的这种欲望),事实上是我把小泷赶走了,从我的爱情中把小泷赶走了。现在我要救小泷。拯救她的唯一的办法——其他任何办法都不行——就是结婚!”[16] 十八日的晚上,好容易打听到田口确实是在花园町的小野医院里当女佣人。但是当他了解到田口希望独立生活下去的坚定决心时,他也无法硬把她带回来。 多喜二对田口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他救出田口是出于一种带有正义感的深刻的爱情。尽管如此,无论是从他当时的现况来说,或者是从他对田口的感情来说,都有不能一下子解决的问题,他俩马上结婚是办不到的。而且田口在过去的生活中又染上了疾病。姐夫曾从舆论上考虑,劝过他订婚,他也只是茫然地同意了而已。 不过,他一直深深地爱着田口。他关心她,教育她,希望能医治她那被阴暗的生活所摧残的身心。但是一旦使田口断绝了和过去的环境的联系,把她接到自己的家里以后,又产生了一种过去所未曾有过的情感。尽管他对田口过去那种环境里的情况十分了解,但他对田口的爱情越深,田口过去的种种生活有时反而越使他感到非常痛苦。 这种种的感情与他对文学的探索和焦虑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由于无法摆脱的痛苦。一向不太能喝酒的他,有些夜晚竟和武田、斋藤等人到处通宵饮酒。但是他生性不能陶醉于酒。 在他的胸中一直酝酿着到东京去的计划。生活的矛盾再度燃起了他这一向被压抑着的愿望。他拜托和他通信的新井纪一,和他商量在东京寻找职业的问题。他打算只要有一个工作的地方,就立刻辞去银行的工作到东京去。看来好似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 田口出走的直接原因与多喜二去东京的问题有关。但主要还是由于田口越是被多喜二的母亲和姐妹当作亲人似地看待,反而越使她感到呆不下去。阴暗生活的创伤太深了,使她内心非常痛苦。她一面感到自卑,感到无论如何不能和多喜二结婚,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又总觉得多喜二对待爱情的态度很难猜透。另外她还常常悬念着自己家里在醉鬼继父底下受苦的母亲和妹妹们,担心紧下面的妹妹也会被迫和她遭受同样的命运。她感到这种担心很可能成为事实。 田口出走以后不久,新井纪一来信告诉多喜二在东京就业很难。上东京去的事是促使田口出走的原因,这样一来就更使他感到痛苦。 但他有着克服情感的坚强的意志和理智。自从上东京遭到挫折和田口离家出走以来,他对文学的态度和对田口的态度反而更加明确起来。 从他的“杂记簿”上的记载来看,他在这一时期读了这样一些书:读过叶山嘉树、高尔基和巴比塞的作品之后,又重读了志贺直哉的作品,另外在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斯特林堡的作品之后还作了比较研究;读了里别进斯基的《一周间》[17],又把约翰·坡雅的《现代人的苦恼》重读了一遍。尤其是读了《一周间》等作品后,感到“信心更加坚定了”。到了十二月,他把叶山嘉树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反复读了两遍。此外在这期间,他还读了新井纪一、细井和喜藏、今野贤三、井东宪、伊藤永之介[18]、金子洋文、前田河广一郎、山川亮和藤井真澄等人的短篇小说。他感到叶山嘉树的作品中达到了“科学的教养和作者的实际经验的高度结合”,但是总的来说,无产阶级文学在“科学的教养和艺术的训练方面还有许多必须学习的地方。” 他这时候还读了小泉信三[19]的《近代社会思想大系》,写了以下的感想, “曾经有多少人为社会的改良、社会的改革和革命而奋斗过;又有多少人为自己的主义和主张而联合、分离、失败乃至断送了自己的一生,其结果又是怎样呢?想到这些,不禁感到苦闷起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20]
一九二七年的正月里,他几乎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带着苦闷的心情在草稿本上写了短篇小说《雪夜》。在这篇作品中,他分析和挖掘了自己“明知道自己应走的道路”,却又在生活上和思想上都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又想到自古以来大多数伟大的人物,他们为了自己的道路而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这令我想到好比是为了攻克要塞,必须要有人带头冲锋牺牲。……这两者完全是一个道理。但是对那些还没有建立信仰的人,对那些还不能相信自己牺牲后、那真正的新世界就会在等待着我们的人,这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的苦恼正是在这里,然而总有一天,我将以什么方式从这里摆脱出来。”(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21] 从一月到二月约莫一个月的时间内,多喜二读了好久未读过的《中央公论》、《改造》和《新潮》等杂志上的作品,另外还浏览了《文艺市场》和《文艺战线》等杂志上面的无产阶级小说。在新近的外国文学方面,读了马尔切内的《夜》、卢那察尔斯基[22]的《解放了的唐·吉诃德》、保尔·摩朗[23]的《天明》以及皮蓝德娄[24]的《六个寻找剧作家的登场人物》等作品。但都感受不深,他感到像这样无计划地乱读书,终究对自己是没有益处的,于是又恢复了以前的有系统的阅读方法,开始集中地阅读斯特林堡的作品。 到了三月,他开始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难以理解,又改读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 一九二六年,整个北海道地区的降霜期提前,农业遭到了仅次于一九一三年的大歉收。 日本农民组合北海道联合会在一九二五年创立时,只不过是一个拥有五个支部和六百名会员的小组织。但到一九二六年,在以石狩为中心的天盐、十胜和北见等地方的农业地区迅速地扩大了组织,建立了四十三个支部,组织了近三千名农民。从这一年的夏季起,各个支部一齐发起了减租运动,像永山的板谷农场、比布的有邻农场、妹背牛的池田农场、鹰栖的岐阜农场、浦臼的富士拓殖农场以及富良野的矶野农场等在外地主[25]所经营的农场都发生了佃农斗争。在板谷、有邻和池田农场,查封了农民交的租米,斗争一度有加剧的趋势,但不久就与岐阜农场一起和地主之间取得了妥协。 富士拓殖农场和矶野农场的斗争一时没有解决的可能。尤其是矶野农场,由于地主方面态度强硬,斗争逐渐激化。 在外地主的农场是一种由资本家承购了国有的土地而经营的农场。从一八九七年资本家可以获得低息资金贷款时起,这种农场在北海道开始增多起来。一九〇〇年创立的北海道拓殖银行就是这种低息资金贷款的通融机构。 农场的佃农绝大多数是破产的垦荒移民。他们和北海道厅政府所征募的垦荒移民同样都是从日本内地来的。日本内地一部分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活不下去的贫农,就是这样大量地流入了北海道。[26] 在在外地主的农场里劳动的佃农,要受管理人的支配,生活上也受种种的约束,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义务是事牛马般的劳动。在外地主采取的不是工资制度,而是巧妙地利用了封建的租佃制度。所以这些农场的佃农与内地的佃农比起来,一方面处在更先进的现代资本主义机构的剥削下,同时又受封建的束缚,身受双重的桎梏,处于极其悲惨的状态。 空知郡下富良野村的矶野农场,面积约为二百五十町步,拥有佃农四十八户,包括家属在内,人口将近二百人,在北海道算是一个中型的农场。农场的地主矶野进住在小樽,担任小樽商业会议所会长,开设粮食海产批发庄,经营碾米和淀粉等工厂,在全北海道也算得上是一个有势力的实业家。矶野农场和其他所有的农场一样,过去是一片荒野,尤其是排水不便,下两三天雨,地里就变成泥沼,经过佃农长年的开垦,才使荒野变成了水田。地主矶野最初曾经答应佃农,说等收上稻子以后,可以按佃租较轻的旱田收租。但是事实上他征收的地租要占佃农总收成的五成以上。这在北海道也算是最高的佃租。 当矶野农场的租佃斗争处于对峙的状态时,富良野农会曾经出面调解,接着上川郡农会、警察署和农产检查所等都出面调解过。但是地主方面坚持要征收一九二六年度收获量的七成六分六厘的佃租,丝毫不让;而佃农方面坚持要减到最高佃租为四成七,最低为一成七,平均为二成二。双方距离很大,因此很难有妥协的可能。因为曾有过二成以下佃租全免的规定,佃农方面又进一步要求减租二分。所以地主方面越发强硬,不久就使出了查封的手段。佃农方面推选伴利八和阿部龟之助等二十七人为诉讼人,于十二月中旬向旭川地方裁判所提出申诉,要求减免佃租。 矶野的租佃斗争就这样逐渐变成全北海道所注目的问题。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日本全国工农斗争的特点,是在反动阶级因一九二〇年以来的慢性危机而发动的攻势中,开始采取了富有创造性的猛烈的斗争方式。例如像因《没有太阳街》[27]而闻名的一九二六年一月的至三月的共同印刷公司工人的罢工、四月开始长达三个多月的滨松乐器厂工人的罢工,以及从一九二七年九月开始至第二年五月才解决的野田酱油厂工人的罢工等等,都是在全国有组织的支援下大规模进行的长期斗争。这些斗争对统治阶级的赤裸裸的镇压和暴力组织的恐怖手段表示了针锋相对的反抗。 佃农斗争在一九二五年发生了二二〇六次,一九二六年为二七五一次,一九二七年为二〇五三次。从一九二五年以后,地主的进攻更加疯狂,采取了“禁止下地”[28]、“扣押禾苗”[29]以及查封动产等强硬的手段。特别是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更是地主采取这些暴力的手段急剧增长的年代。因而佃农斗争的目标由要求减免佃租而转变为要求确保租佃权;采取了结成不纳租同盟和村民大会等群众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对抗。过去的斗争只是佃农对抗地主,现在开始采取村民群众共同斗争的方式来对抗统治势力。拥有八万会员的日本农民组合于一九二六年第一次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农民运动由过去的经济斗争开始强调要向和城市工人结成统一战线的政治斗争的方向发展。 当一九二七年来临的时候,矶野佃农斗争仍然处于尖锐对峙的状态。在日本农民组合北海道联合会和小樽联合工会的支援下,斗争的地点转移到地主居住的小樽市。 三月三日下午六点钟,佃农代表伴利八和阿部龟之助等十五人到达了小樽车站,受到了二百名左右的工会会员的欢迎。虽然已经是三月,寒气仍然很重,小樽连天地刮着风雪。这些肩上挂着红带子的佃农代表们走在最前头,在矶野的商店和商业会议所前面举行了示威游行。于是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七天的尖锐的斗争,这就是被称为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工农联盟的租佃斗争。 斗争团选出了佃农代表伴利八和阿部龟之助,小樽联合工会的铃木源重、武内清和渡边利右卫门,日本农民组合北海道联合会的荒冈庄太郎、重井鹿次、松冈二十世和山名正实以及劳农党的境一雄,组织了工农联合斗争委员会。另外为了防备官宪的镇压,又由武内清等少数成员组成了秘密的流动指挥部。 六日,斗争团向全市散发了《告市民书》,说明斗争的经过和实际情况。七日,召开了演说会,宣传矶野斗争的真相,会上和警察发生了格斗。斗争团还向全国的工农团体寄发了呼吁书,揭发警察镇压的暴行,要求他们给予支援。小樽警察署见事不妙,于八日邀请佃农代表和地主矶野进,试图从中调停。但地主方面仍然全面拒绝佃农的要求。另一方面,数天以来,佃农代表也一直要求和矶野直接谈判,但地主方面拒绝有工会干部在场,拒绝和佃农会见。 三月十四日晚,劳动农民党小樽支部、佃农斗争联合委员会、小樽联合工会和日本农民组合北海道联合会在本愿寺传教所联合召开了第二次控诉地主的演说会。多喜二这一天的晚上在“杂记簿”上写道: “我去听矶野进农场的佃农斗争的演说,几十个警察把在门外,不让入场。许多人拥在场外不散,激动地指责官宪和资本家的横暴。从一个工人模样的人的嘴中,像普通常识似地说出了‘剥削’之类的字眼。我感到时代进步了,大家都觉醒了,我自己也兴奋地走回来。”[30]
在这以后不久,多喜二应斗争的核心领导人之一武内清[31]的邀请,通过当时在《北海时报》小樽分社工作的寺田行雄的介绍,秘密地会见了武内,并接受了武内的委托,承担提供在拓殖银行内部可能收集到的有关矶野方面情报的任务。佃农代表一再要求和矶野进行直接谈判,但是到了十六日还没有答复,看来解决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了。于是这时候港湾工人作出了决议:如果矶野不接受减租的要求,就拒绝搬运矶野商店的货物上岸并联盟不买他的商品。 二十日,伴利八的妻子伴胜野等五个佃农的妻子从富良野的矶野农场来小樽支援。三月二十一日的《小樽新闻》报道当时的情况说: “五个农民的妻子,身穿短袖的棉布和服,脚穿胶靴,背负婴儿,手携刚会走路的幼童,怀着坚强的决心,在月台上发表了谈话。她们说:‘我们并不愿意到这里来,丈夫从本月三日就来到小樽请求地主老爷,一去就没有音信,所以我们才到这里来见地主太太,说明情况,向她请求。留在家里的都是老人孩子,我们托付村里的青年人给照看着。我们把吃奶的孩子留在家里,到这里来请求,希望大家能了解我们这种心情。我们既然来了,没有一个眉目决不回去。’
但是另一方面,当天佃农的代表和矶野在小樽俱乐部作了第一次正式的会见。这时已是斗争发生后的第十八天,矶野已经不得不改变最初的那种强硬态度,渐渐表示让步,同意在两名工会、农会代表列席下,和六名佃农代表作第一次会见。地主方面列席的有市会议员中岛和小樽警察署长。但是当天双方仅仅互相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具体的谈判仍然需要时日。“她们在车站前受到农民组合的松冈先生、工会的武内先生和正木先生以及佃农斗争团的人们的照料,立即奔赴矶野的住宅,要求会见夫人。但她们得到的答复是夫人因病不能接见。于是她们走进了矶野的店铺,说是既然夫人有病,请求借住店铺的一个角落,等待夫人病好,等几天都成。后来由于工会会员的劝导,才于五点三十分暂回斗争团总部,决定明天再去求见。孩子们见到阔别的父亲,大喊爸爸而被抱起来。这简直是戏剧的场面。” 二十四日,在稻穗俱乐部举行演说会,控诉官宪对佃农斗争的镇压。早在开会一小时前,会场里就挤满了听众,被禁止入场者达二千人。大会开始以前就已经和警察之间发生了小摩擦,会场上杀气腾腾。讲演人一个接一个地中途被禁止发言,并且有好几个人被拘捕。代表农场妇女的伴胜野也走上讲坛,报告了访问矶野家和要求会见和事实经过。当警察中途禁止了小樽联合工会的渡边利右卫门的讲演,正要拘捕他的时候,全场人员一起起立,和警察发生了格斗,最后会场大乱。 从一九二七年三月以后 ,金融危机开始在日本全国蔓延。中小银行面临危机,接着银行的挤兑和停业以及公司的破产,从东京和横滨一带逐渐向全国扩大。形势对矶野方面越来越不利。 二十三日,旭川地方裁判所根据佃农要求减免佃租的申诉书,举行了第二次调停准备会。佃农方面在会上揭发了矶野伪造租佃契约。另一方面,佃农和小樽工人的联合斗争也越来越有组织地进行。小樽联合工会所属的工作现场和工厂开始发起五分钟、一小时乃至二十四小时的同情罢工。以前暗地里支持矶野的工商业主,看到形势不利,也开始希望矶野妥善处理。 三月三十日,矶野终于同意了市会议员中岛亲三的调停,向斗争团建议在工会和农会的代表、市会议员、律师和新闻记者等人的参加下,开始谈判。谈判反复进行了三次。最后一次从四月八日上午九点开始,连续进行了二十四小时。结果佃租改为四成,贷给一九二七年度的肥料,地主方面退还佃农的土地,撤销查封,佃农方面的大部分要求得到满足,问题终于获得解决。 在这次斗争期间,多喜二曾和函馆联合工会来小樽支援的村上由及小樽的劳动农民党的古川友一等人,就薪水阶层的工会组织问题举行过会谈。组织工会的问题虽然仅仅限于商谈,但是多喜二在会上获得了久已失去联系的乘富道夫的消息。乘富道夫是多喜二高商时代的同班同学,曾经对考古学感到兴趣,现在在函馆的安田银行分行工作,并已加入了劳动农民党,和函馆的工会有联系,一直积极参加产业劳动调查所的工作。乘富道夫所工作的安田银行和苏联的国营公司驻函馆的派出机构有贸易关系,因此他对北洋的渔业很关心,后来他在北洋渔业问题的调查研究上有所成就。前一年的九月,《小樽新闻》和《北海时报》曾对蟹工船上发生的虐待渔夫和杂工的事件大加报道,变成了社会问题。 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后,金融危机日益深刻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暴发户而知名的铃木商店宣告破产,与它有特殊关系的台湾银行也停止了营业。接着从中小银行到大银行乃至东京的第十五银行都停止了营业。存款户排着一字长蛇阵纷纷到银行挤兑。二十二、二十三两天,日本全国的银行和信托公司都陷于停业的状态。股票无止境地暴跌,交易所于二十二日停止营业。全日本陷于空前的总危机。在小樽也发生了挤兑浪潮,拓殖银行也停止了三天营业。正在这样混乱的时期,与军部的反动势力相勾结的田中义一内阁,代替了若槻内阁而宣告成立。田中内阁采取了紧急对策 ,宣布从四月二十二日起延期偿付债款三周,并从日本银行拨出了二十一亿九千万圆贷款。通过应付这次金融危机的措施,更加促进了和国家资本有密切联系的五大财阀银行的垄断。 注释: [1]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11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多喜二在这段日记的紧下面解释自己的思想说:“需要信仰!需要对事业的热情和毅力!这是无比重要的!” [2]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16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3]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18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4]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21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5] 英文:“再一次”。 [6]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29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7]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30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8] 叶山嘉树(1894—1945),作家。 [9]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37—38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0] 见多喜二1926年9月19日读高尔基作品的日记,《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44—45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1]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47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2]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47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3] 高畠素之(1886—1925),社会活动家,曾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日文。 [14]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73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5] 原文如此,可能是多喜二在十二日晚上接着十一日所写的日记。 [16]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73—74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7] 里别进斯基(生于1898年),苏联作家。《一周间》为其代表作。 [18] 伊藤永之介(1903—1959),小说家。 [19] 小泉信三(1888—1966),经济学家、教育家。 [20]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79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1]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83—84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2] 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苏联文艺理论家、作家。 [23] 保尔·摩朗(生于1888年),法国现代派小说家,《天明》作于1922年,为其代表作之一。 [24] 皮蓝德娄(1867—1936)意大利剧作家、小说家。《六个寻找剧作家的登场人物》作于1921年,为其成名作。 [25] 原文为“不在地主”。这些地主大多住在城市里兼营工、商业。 [26] 北海道在1886年有9,114户农户,1926年增加到132,343户。1886年自耕农和佃农的比率是84.9比15.1,1926年,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和佃农的比率变为33.1、15.1和51.1。同年日本内地的自耕农 、自耕农兼佃农和佃农的比率为31.2、41.7和27.2。——作者原注 [27] 《没有太阳的街》是日本革命作家德永直(1899—1958)的早期代表作,发表于1929年。取材于1926年东京共同印刷公司工人大罢工的事件 [28] “禁止下地”为地主通过法院剥夺佃农的租种权、禁止佃农下地耕种。 [29] “扣押禾苗”为地主通过法院扣押佃农地里的青苗或禁止佃农下地收割成熟的稻禾。 [30]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95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31] 武内清(1902—1946),出生于函馆的一个没落的绸缎商的家庭,父母在车站前开服务行。东川小学肄业,在商店、火柴工厂及制粉工厂等处劳动过。1921年作函馆市电车公司的司机。1923年参加罢工被解雇,与袴田里见等人组织无产青年同盟。1924年上东京担任东京无产青年同盟的常任委员,受渡边政之辅的领导。1925年5月领导函馆市电车公司罢工,12月加入小樽总工会,任罢工部长。他是矶野佃农斗争和港湾大罢工的领导人,又是小樽工会实质上的核心人物。1927年加入共产党。“三·一五事件”时被捕,,入狱六年。1937年再度被捕,1944年11月出狱。战后任共产党北海道地方委员会书记长、中央候补委员。1946年11月病逝。——作者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