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 Revolution Defam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Vietnamese Trotskyism , Socialist Platform Ltd , 2003）
Raoul：我们的朋友、同志和兄弟[1]
黄同青
1940年我就学于昂古莱姆 （Angoulême），当时我已经深深迷恋上第四国际，而对其他政治思想不感兴趣。
一个基本原因就是，1933-36年间我在越南Huynh Kuong Minh 学院上学时，谢秋杜是我的老师。潘文秀和陈文超也曾在那里教过学，他们都是越南托派的领导人。
Raoul当时18岁，是哲学系的本科学生。他从一开始就注意到我了，可能是由于我身上的“亚洲”特征吧。那时候Raoul的思想非常激进、好斗，也有点无政府主义。他经常由于和极右翼青年打架而出现在昂古莱姆的法庭上。
在1942年复活节那天，我们又认识了Karl Schöner。他的父亲是一名德国共产党员，被纳粹杀害；而他本人也在1942年2月遇害，因为他试图炸毁在巴黎大皇宫（Grand Palais）举行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展览。
1940年6月3日，胜利的德军来到了昂古莱姆，这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得难以忍受。1940年夏的一天Raoul邀请我去他家，也可能是他父母家。那是一家非常安静的香烟店。他把我带到阁楼上从隐秘处拿出一只铮亮的来复枪，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对我说：“这就是革命！”由于我从来还没有见过武器，所以他那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当时德国人就在大街上巡逻。这就是18岁那年的Raoul，充满激情和勇气，但又有点鲁莽。
1941年我又回到了巴黎，因为学校以前是迁徙到昂古莱姆，现在又搬回来了。这时候德国占领区的秩序还是稳定的。贝当（Pétain）是最高领导人，抵抗运动还未开始，戴高乐将军还很遥远。1941年时德国大胜的一年。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我又一次遇见了Raoul，他也回到了巴黎继续自己的学业。我们两个人私底下找了很多关于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书籍与文章进行阅读研究。这一段时间我们俩的主要事情就是学习，即使这样也还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
也是在巴黎的学校里我认识了Duoc（也就是大家熟悉的Pierre），他和我是同乡。他的女友伊丽莎白（Elizabeth）是个犹太人，父母都被送进了集中营，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妹妹（一个8岁，一个12岁）艰难度日。1942年7月16日伊丽莎白和她的妹妹们被逮捕送往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当时Pierre就对我说：“从现在起我们不能只想着看书和讨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Pierre和Raoul一样都是个行动型角色，而我虽然已经有了独立的认识，但却没有达到这个行动程度。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Raoul、Pierre和我（Gilbert）就成了法国的越南托派组织的最早成员，后来我们又成为第四国际中拥有500多名成员较大支部。
这时候是1942年。在法国的越南人绝大部分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借助德国人消灭法国殖民主义。当纳粹倒台后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转而成为斯大林主义者了。
还有一小部分人成立了一个依附于法国共产党的组织，他们虽然人数上不值得一提，但却凭借Thorez（法国共产党的书记）的支持享有大量的资源。这些“聪明的人”说，在越南人中建立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资源优势可利用的托派组织，实在是“愚蠢”。
无论怎样，正是由于Raoul这个原动力，这个永不停歇的发动机，使得我们这个微弱的组织在几乎缺乏一切资源的情况下，已经学会并连续几年成功地把流散在法国的越南人组织起来，尤其是那些在集中营里的两万多工人。
我们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上万名被蔑视和虐待的人，被当成低于人的动物，其中95%的人是文盲，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劣等人”，竟然在短短几年里，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他们的自我教育，已经能够积极参加到运动中去了，已经把自己提升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了。
只有马克思主义（不包括卑鄙恶心的斯大林主义）才能造就这样的奇迹。也只有我们的朋友Raoul这样一个从青年时代就一往无前踏上革命道路的人，才能使之成为可能。
[1] 本文译自Hommage à Raoul [Cloude Bernard,1921-1994]一书第14-17页的“Raoul, notre arni,notre camarade, notre frère”一文。该书于1994年12月由ChristianeTranchant出版。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