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俄共（布）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1]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1920年11月9日通过的决议 ―、鉴于对弗兰格尔即将取胜的前景以及工会有了把重心转移到同经济崩溃作斗争的可能性，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必须集中力量恢复国家经济的决议现在重新具有迫切意义。 中央委员会向所有工人组织重申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大会提出，当工农国家直接着手消除经济空前混乱状态的时必须无条件地采取军事方式的工作形式。 二、另一方面，为了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工人组织首先是工会组织的主动精神，必须使工人组织同最广泛的劳动群众最大限度地联系起来。为此，必须同集中制和军事化工作形式蜕化为官僚主义、刚愎自用、因循怠惰以及对工会的琐细监督作最坚决而有步骤的斗争。健全的劳动军事化形式能获得多大程度的成功，要看党、苏维埃和工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善于向广大劳动群众阐明采取这些救国措施的必要性并在组织上把最先进的阶层吸引到这一工作中来。 三、工会在生产和管理中的作用问题，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已经有了充分详尽的阐述；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对工会的当前任务作了如下的说明： “与此相适应，工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速度也应当有根本的改变。如果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所面临的任务是过渡到‘按军事方式工作’，即要求工作极其准确、努力、负责、迅速而紧张，要求工作人员有奋不顾身和自我牺牲的精神，那么首先就应当向一切工业行政机关、因而也就向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2]
当前的任务是恢复和加强工会机构本身，以便工会能切实地日益扩大自己在生产中的作用，并促使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关心（比如可以通过生产宣传使他们关心）最合理地组织国民经济。 四、中央委员会认为在执行计划方面必须坚持重点制的原则，同时，完全同意上次全俄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认为在各类工人及相应的工会组织的状况方面必须逐步地然而毫不动摇地过渡到平等制，不断巩固总的工会组织。 五、鉴于生产上已经取得的成就，中央委员会认为，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来说，由于特殊情况所产生的特殊管理方法（为此成立了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也开始逐渐过时了。因此建议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工会内部加强和发展正常的无产阶级民主方法。这已被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自己提到了日程上。同时，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使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更积极地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般工作，作为它的一个从属机构，与其他工会联合组织享有同等的权利。 六、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有工会工作者参加的委员会，为所有工会组织就下列问题拟定一个详尽的指示： （1）制定加强（用工作人员、报纸、资金等加强）整个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及其整个的总的工会工作的详细计划； （2）在工会内部发扬和更加广泛地运用工人民主方法，即民主制； （3）发展工会参加管理生产的某些具体方面（方式、方法、办法） （4）专家问题也一样，把他们分成三类或三类以上，合理吸收他们工作，系统使用他们等等； （5）联系工会所担负的新任务来改变各工会中夬机关的工作方法。 中央全会选出由下列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志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 参加这个委员会的还有代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党团委员会的安德烈也夫、施略普尼柯夫、洛佐夫斯基和卢托维诺夫四位同志。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水运员工共产党员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共产党党团之间的冲突问题的决议 （1920年12月7日全体会议通过） 一、工会运动方面的主要任务，如同党政方面的一样，是活跃组织的主动精神，即从上到下，尽可能在所有基层组织内首先讨论工会运动问题。 二、同样，在组织方面，也必须绝对实行工人民主方法，即在工会运动的一切机构中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把一切委派制缩小到最低限度。 三、基于总的政治形势，工作方法和方式应当从属于这一任务。因此,现在采取自上而下改造工会组织的方法是不适当的，是同当前党的总的路线背道而驰的。 四、第二项（绝非次要的）任务是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组织生产（不只是监督）。也就是说组织和实际管理生产。 五、因此，工人民主方法就应当是生产工人的民主方法。这就是说，一切选举、提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不但要看他们的政治坚定性，而且还要看他们进行经济工作的能力、行政工龄、组织工作者的素质以及实际考验过的对劳动群众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怀。 六、党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培养新型工会工作者和精明强干、积极主动的经济工作者。他们不是从分配和消费的角度，用需求者和同苏维埃政权谈判者的眼光看待经济生活，而是从生产的角度，用组织者的主人翁眼光看待经济生活。 七、最近的党代表大会应当制定提高工会生产作用的具体形式。因此，中央委员会建议共和国工会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准备好相应的提案，提交中央委员会。 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水运员工之间的冲突问题，中央委员会决定: （1）在联合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一个水运员工部； （2）二月间举行铁路和水运员工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举行新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正常选举； （3）在代表大会之前，旧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照常行使职 （4）立即撤销水运总政治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并根据正常民主制原则，把它们所有的人力和资财转交给工会组织。
托洛茨基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的发言（节译） ……党的领导机关干预铁路和水路运输工会的内部斗争，不仅历史上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出于当前的迫切需要。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所采用的种种方法，是由于最严重的运输情况所决定的，因为运输业的毁灭有引起整个国家毁灭的危险。我们不要忘记，在去年秋季和冬季，需要修理的机车，其数量竟达到百分之七十，在这样大的百分比下，铁路运输有陷于停顿的危险，而运输的瘫痪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经济生活的毁灭。因此需要采取断然的措施，可是实行这些措施的人力不足，因为当时主力都在前线，而需要的又是一些非常的紧急措施。我们不能设想我们能把工会内部一切需要说服的人都加以说服。要是我们等到说服了他们才再干，那就是去冒运输在半途就中断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危险。由此可见，我们不得不先从上面做出应当如何为恢复运输业而斗争的榜样。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方面也就采用了这样一些极端严厉的措施。这些措施激起了一定的反对，这种反对所带来的苦痛直到今日为止在某些人心中还没有消失。但是，现在我们同那些曾经跟我们争论过的同志们在一起完全团结一致地进行着工作，我们相信，一旦共同工作的成就更为显著，由于内部斗争所带来的这种苦痛明天便会消失。这样的成就现在也已经出现。既然我们进入了经济时代，既然我们可以预计到一切工会，也包括我们的工会在内会从几乎有我们一半党员在那里服务的军队中得到工作人员，那我们就有可能广泛开展生产方面的鼓动工作。 凡是叫作命令和任命这一类的东西都是与群众的开展程度以及与群众的文化水平成反比的。没有一个思想健全的人不懂得：一旦局面好转一些,一旦我们稍稍能自由呼吸，一旦我们可以把工作人员从军事部门调去从事运输工作,我们就会立刻扩大组织，吸收工作人员参加一切运输部门的工作来进一步发挥主动精神。 在这里，我们来讲一讲关于工人民主的问题,工人民主在工会内比在党内起着更加巨大的作用，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工会才可能解决。我曾在莫斯科一些工人大会上说过这样的话：当第三十师和第五十一师处在彼列科普城下时，它们决不能在通过或不通过彼列科普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当时必须突破阵地。当时下的就是这样的命令。但是，在战斗结束后，我们应当向他们解释这一切，我们应当进行教育工作。越往后，我们在我们的军队中必须越少采用镇压方法，越往后，内部精神上的团结就越能保证内部强制方法。关于运输业的军事化，也可以这样说，运输业军事化也就是工会军事化。它是由于害怕国家毁灭而实行的。 去年的秋季、冬季和今年的春季，我们运输业的状况也处在彼列科普的状态，我们不能进行争论，这一点表现在宣布运输业处于战时状态的指令中。现在我们是否能说运输业的危险已过去了呢？是的，运输业的危险已经不是那么严重了，但是,并没有过去。究竟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呢？需要的是同志们在彼列科普地峡所表现的那种英雄般的努力，那种对事业的忠诚，具体来说是对运输事业的忠诚。当我们谈到运输业军事化的时候，这就是说一切运输业工作人员应当献身于这种工作。国家的存亡取决于这一工作的成败。关于工作人员精神上的军事化，我们也要这样说。我们将怎样使每个工作人员实行军事化呢？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外部形式上的机关。可是，如果没有全体运输工作人员内部精神上的军事化，我们的运输业就会立刻瓦解。现在，实行民主提出了精简军队的任务。通过什么方法精简呢？其方法是提高军队的觉悟程度，加强它精神上的军事化。这样便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而且至少能够精简一半军队。否则，形式上的纪律就是落空的。由此可见，军队的军事化就培养觉悟这一点说来,只是开始而已。 有人对我们说，这种军事化与工人民主的方法是相抵触的。这是决不会的。军事化本身说明我们群众应当这样建立我们的组织和这样规定我们的工作速度，以使工人舆论机关对一切破坏生产的工贼施加压力。这就是军事化的实质。其余的一切都只是其技术方面。越往后，我们就越要使军事化依靠更广大的工人群众阶层，依靠更有组织的、重要的群众性劳动。任务在于要使工会也成为一个吸引群众参与生产的机关。这项任务，不应当放在反对与工会无关的官僚主义这种外部斗争上，而应当放在反对落后性和保守性所作的内部斗争上。当我们吸引住作坊里的每一个工人的时候，当他在想方设法改进工具和工作方法的时候，当他在考虑作坊的门要安在什么地方才不至于使工人们每天多跑冤枉路（这样就可凑成上百万个工时）的时候，如果他在考虑这些问题,那么，同志们，这就是真正的工人民主的最重要的部分、基本的部分。 必须要问，为什么要宣传政治民主呢？这是一个需要充实内容的空框架。我认为这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极重要的任务。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此刻已博得工会的一些优秀的老工作人员的拥护。在水路员工中间还并不完全这样，但是，到明天或后天，在他们那里也将会是这样的。这一点，我们坚信无疑。但这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这只是一个应该着手解决新任务的机关,这种新任务是任何一个工会都没有解决过、并且也不能解决的，因为这个任务过去并未提到工会的面前。这个任务就是在生产中组织群众，为了生产组织群众。我们只是着手解决第一个任务。在这里，每个运输专家和技术员都必须进行生产鼓动和宣传，要他们拿出一部分时间密切结合当前任务用通俗的语言向广大工人群众讲述运输方面的技术任务。在运输方面不应当有一个外行的工人。我们大家部应当成为经济上的组织者，不应当有一个没有投入工作的人。需要建立的不是单纯的工人民主，而是生产民主。这就是说要建立这样的劳动群众组织：正所谓要瞄准每个生产者并考察生产者过去在实际改善劳动群众物质状况方面对生产作了什么贡献。 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尽管我们极为贫困,但是现在也可以使工人的状况改善百分之一或五十分之一，只要我们各地的工作人员能发挥主动性，只要能够对此十分关心,只要能够吸引先进工人把集体主义因素带到较落后的地区，带到那些小市民习气还占统治的地方、工人妻子还在从事冼衣工作的地方以及工人还拿着锥子独自修理皮靴的地方。即使从办修理协作社、集体食堂〔不是象我们这里多数的修理社和集体食堂那样，而应有最优秀的工作人员进行切实监督和吸收出色的烹调检查人员参加〕那样小规模的事情作起，那也可以使工人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我已经讲过,在最近时期，由于精简一部分军队，我们期望劳动群众一般状况能得到改善。因此，各派工人都应当对自己的代表加以评价，看他们利用地方资财在改善工人状况方面做了些什么，看他们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了哪些贡献。 只有这样,工会把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的成员吸收进来，在工会内部进行改造，使经济机关与工会机关融合起来,才能创立工人民主。只有这样，工会机关和苏维埃经济机关平行存在的局面才会消失。目前工会把代表派到各个生产部门去，这只是一种过渡的办法。这是工会伸向苏维埃经济机关的一些触角，以便促进这一融合过程。 工会里的斗争具有很多应当加以撇开的偶然因素。这里既包括热情，也包括多余因素，这是需要当作垃圾扫除掉的。如果我们迫不得已把这种斗争带到群众中去，那我们并不害怕。我们可以向群众解释整个实质是什么。整个实质在于我们跨进了新的时代，即经济时代，群众发挥主动精神的时代，生产的时代。所以我们向工人群众说:请考查我们吧，但要掌握新的标准。以前你们需要的是在罢工时期作为很好的保护者的那些领袖，而现在这样的领袖应当成为鼓动员、建设者和经济工作人员，也就是他们应当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他们把皮靴的数量、面包和煤的数量增加了，那他们就将成为工人阶级的真正的领袖。我们为工会所举起的旗帜就是恢复经济的旗帜。工人阶级将不采取工联主义者的方针，而是采取经济工作者、创造者的方针，采取领导群众并保证群众摆脱经济破坏现象的那种人的方针。
生产民主 列·托洛茨基 每个国家制度都是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组织。 国家机关的结构及其采用的方式的任务是：保证本阶级在当前条件下实施最适合于它的管理。既然管理是通过人进行的，是由人来进行的，并且是对人进行的，那么每个统治阶级的每种管理制度的根本任务，是发现、获得、选拔和教育对管理所必需的人才并把他们安置到适当的岗位上。这正是英国资产阶级所说的“各得其所”这句俗语中所表明的那种任务。 任何制度，诸如专制制度、民主共和制度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都有这一项任务。 选拔和教育的方法各不相同，但目的都是一个:各得其所。 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虽说有普遍选举权和比例代表制等等,但是当权人物的挑选和组成决不是通过选举方式完成的。实际上,是在上层进行着复杂的人为的挑选工作，挑选对资产阶级所必需的分子，由他们组成政治集团，这些集团在次要问题上相互竞争，但在主要问题上团结一致。至于物质上没有力量的群众，却不得不定期地从这些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人为拼凑起来的集团中选出一个集团上台执政。 只有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才能创造，或者更确切地说，才能逐渐造成一些条件，以便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或有名无实地吸引劳动者参加管理。如果民主制度就是指群众实际地、越来越自觉地和越来越有计划地参加各方面的管理,那么可以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不论它采取怎样严厉的“专政”形式，才能创造、形成和发展这种真正的民主制度。换句话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工人阶级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建立自己所必需的一些机构，并使每一个人各得其所。 这种过程是不是在一切领域和在任何时候都通过形式上的选举完成的呢？没有的事。执政的工人阶级决不会对形式上的民主标志这样崇拜，领导工人阶级的党，自觉地和确切地反映工人阶级争取最后胜利的意志，不能不一再对工人阶级指出，在哪些场合必须缩小形式上的民主并把它缩小到最低限度，以便保障基本的东西即工人阶级的政权。 假若作纯粹抽象的讨论，也就是脱离现实的国内外历史条件来考虑，那么可以说，最好从作坊和矿井开始到处都立刻实行选举制。这样一来，劳动群众就会有最丰富的资料来比较各企业、各机构、各地方实行选举的结果，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改正错误并逐渐学会挑选人才，使之各得其所。譬如说，假若在军队中立即实行普遍选举制，那么归根到底我们的各排、各团和各师会学会选出那些最后能保证取得胜利的指挥员。糟糕的是,在走向这一胜利的道路上,我们的团和师以及整个工人阶级，会被已经挑选好了指挥人员的敌军彻底歼灭，以致我们甚至没有可能把军队选举制的试验进行到底。正确的阶级本能与共产党的教育工作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大大限制形式的民主方法，因为工人阶级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军事上内行的和政治上可靠的机关来选拔指挥人员，较之让那些还没有充分学会选举的群众来直接选举指挥人员，能获得虽不是理想的，但实际上更令人满意的结果。 上面所说的这一切，作某些修改和变通后，适用于苏维埃工作的一切方面，而首先适用于经济方面。 由此可见，对待问题不应该用形式民主的标准，而应该根据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具体条件从实际吸收群众参加管理的角度出发。 战争无疑大大减少了采用形式民主的方法。但是，这决不是说，战争生硬地中断了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发展。决不是这样的。军队给了几万先进工人非常重要的教育，使他们学会如何在最困难条件下领导农民群众。另一方面，军队首次使千百万农民接受了苏维埃政权这一思想，并使他们参加到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中去。这个极重要、极宝贵的经验，虽然不是以形式民主的方法获得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机关以“任命”方法获得的，但是这个经验在目前却是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为了保证自己有必要的国家机关并在每个特定时期加强能解决当前最重要任务的那些国家机关,必须利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有时轮流使用，有时配合使用。选举制和任命制，集体管理制和一长制，直到个人独揽大权为止，所有这些方法，有时是减少采用一种方法以便更多地采用另一种方法，有时是相互补充。总之,这些方法是供工人阶级来建立必要的管理机关和解决那些已提到日程上来的任务所用的。 1917年秋季在彼得格勒和其他中心城市夺取政权这件事，首先把夺取旧军队和夺取农村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当时的任务，主要是鼓动方面的：从鼓动角度上选拔和分配工作人员。在这个时期要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首先也是由鼓动任务决定的。党和群众对工作人员都按其在鼓动工作方面的作用加以评价和相应地配置。第一个时期——革命和政治上取得最伟大成果以及行政和经济上处于最严重混乱的时期一一的基本特征就是如此。 在1918年3月，党已经为自己提出了关于采用新的工作方法和选拔组织者和能干的工作人员的问题，即关于在各方面以经常的有计划的创造性工作来补充鼓动工作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只是提了出来。国内战争日趋紧张，日益严重，为了军事任务，要求对工人阶级重新配置，首先要求对其先进分子重新配置。在这时，旧式的鼓动员已经完全不够了，需要新质量的鼓动员，这比最初时期通过鼓动的方式去瓦解旧军队和争取群众所要求的要复杂得多。这个时期的中心人物是政治委员。从这新的角度上对党的工作人员作重新评价，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选拔适当的工作人员和对他们作进一步的教育是两年多的时间内党的各级机关的一项极重要的工作。工人阶级把党的、苏维埃的和工会的各种不同方法配合起来，从而保证了自己有一个必要的战斗机构。虽然形式民主大大缩小了，但是千百万群众参加了，并且是自觉地参加了军队的建设。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军队过去和现在始终是实行最高度的军事民主的军队，是世界上唯一的民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本质上的）军队。 一年以前似乎出现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为了实现经济任务而对工人阶级进行重新配置的时期。有关的问题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广泛地提了出来并大体上得到了解决。但是经济时期的到来由于对波兰的战争和对弗兰格尔的战争而推迟了一年。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能够认真地着手解决经济任务。这种情况对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党以及对苏维埃国家来说,仍旧意味着首先要选拔和教育那些真正能够自下而上地领导群众进行经济活动的工作人员。 假如不进行鼓动工作，不进行政治教育工作，我们今后当然就完成不了任何经济任务,就象过去完成不了军事任务一样。因而，我们的鼓动工作经验必须完全根据新任务和新情况加以利用。 我们在军事方面所具有的丰富经验——首先是在最困难的战争条件下先进工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领导农民的经验一一不仅应当注意，而且应当尽可能广泛地在生产领域中利用。我们决不打算向后退，也不打算在发展的线索仿佛已被战争打断的地方接起一个结来(某些极为浅薄的鼓动员对事情就是这样描述的)，不,我们要把鼓动工作经验和军事工作经验(归根结底，这是我们的两项最重要的经验)运用于经济领域。这意味着不仅向群众明确地提出经济任务，无论在任务的共同性(统一的经济计划)或任务的特殊性和具体性(某作坊和某工厂的特别任务)方面要明确地提出任务,不仅对专门领导经济工作的机关进行纯粹组织上的检查，而且首先要充分地提出关于挑选、考查和教育经济工作人员的问题。 问题指的并不是专门从事经济问题的某些工作人员，而是从生产角度上对党的、工会的和苏维埃的为数极多而且日益增多的那一部分工作人员作出评价，并对他们进行生产教育。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战争已经把苏维埃制度变成军事制度，即变成服从于军事任务并以军事任务为标准的民主制度。但是，军事任务无论如何繁重都不能达到经济任务所达到的那种深度。如今问题涉及的是对工人阶级的力量的重新配置，是重建工人阶级的机关，和从生产角度上来分配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员。问题涉及的是生产民主，而生产民主的基石应当是工会。
俄国共产党彼得格勒组织告全党书 这份告全党书，是1921年1月3日在全市各区讨论会上经过一系列辩论之后，在季诺维也夫同志作了报告和布哈林同志作了补充报告之后（托洛茨基同志也曾被邀请，但未出席)通过的。告全党书是以绝大多数票通过的。 1921年1月6日，在人民宫最大的一个大厅里，召开了关于讨论工会问题的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共有几千名同志。除有十票反对外，全体一致通过了告全党书。 告全党书，目前在各区讨论并得到一致通过。 1921年3月6日，将召开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将对三年国内战争作出总结并确定我们工作的新途径。新的阶段开始了。我们面临着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新任务。 在即将举行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首要的问题，即目前引起很大意见分歧的问题，无疑将是关于工会的作用与任务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决定今后很长时期内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命运。 所以，党应当很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 直到目前为止，在工会问题上出现了两种观点。其中一种观点是托洛茨基同志和支持他的那个派别所提出的，并反映在托洛茨基同志所写的提纲和小册子中。 另一种观点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共产党党团所捍卫的，这种观点迄今最全面地反映在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两位同志所作的演说（即1920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联席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两个演说都已印成单行本）中和反映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鲁祖塔克同志的提纲[3]中。 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拥护者断言，他们在工会问题上的立场,其特征是要求工会更多地参与生产并更快地使工会与我们国家经济机关“融合”。 由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两位同志表达其意见的那个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断言，意见分歧并不在这方面。大家毫无例外地都认为有必要扩大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大家也同样认为有必要逐渐地使工会与经济机关“融合”。 真正的分歧是在于托洛茨基同志那一派忘掉了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职能。根本的分歧就在于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派别企图自上而下地“整刷”工会，并实际上要着手消灭工会。根据列宁同志正确的说法，托洛茨基同志在工会问题上的立场最好也不过是“对工会进行官僚主义的干扰”，这种干扰能造成一切后果，只是不能使工会在各生产部门中的作用扩大， 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派别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对党和无产阶级革命来说，会引起巨大的危险。这一错误发展下去会造成俄国共产党与全俄工会运动之间的分裂和分离现象。而这一点会对我们革命的命运带来招致灭亡的后果。 不仅在党与工会之间发生的分离现象，而且甚至连它们之间一般的冷淡态度，都会使我们付出非常大的代价。这是党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的。 俄共彼得格勒组织在很多次的全市工作者积极分子大会上逐点讨论了党内最近发生的意见分歧。在1920年12月30日莫斯科进行的全俄规模的辩论之后，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及专门召开的全市各区工作者积极分子大会，就对工会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辩论。 彼得格勒党组织声明，它完全拥护那种由列宁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12月30日全俄辩论大会上所表达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观点。彼得格勒党组织向其他一切党组织建议：对问题展开讨论并支持上述立场。 鉴于这一问题对党和对我们整个革命都非常重要，彼得格勒党组织提议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按不同的政纲选出。必须使那些出席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不仅反映自己个人的意见，而且表达自己组织对该问题的意见。按政纲选出代表是与在主要争执问题上抱不同意见的比例代表制相联系的。按政纲选出代表不仅与党内的工人民主思想不相抵触，相反，这种选举本身就是工人民主的表现。 我们应当防止党内有任何分裂，在党与工会运动之间即使存在最小一点的裂痕也是不容许的。 如要防止这一点，除了按政纲选举代表和党内绝大多数党员一致支持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所确定的那条路线以外，就没有更好的出路了。 现在距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一共还有两个月。在这段时间内，每个组织都应讨论这个问题并采取明确立场。 全体一致拥护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立场的彼得格勒党组织,应我们党某些地方组织的邀请并经党中央委员会同意后，将尽可能派遣自己的报告人到各城市去，以便就我们组织的观点对同志们进行答辩。 此致 共产主义敬礼
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 莫斯科委员会认为绝对不能赞同彼得格勒组织告全党书中所提出的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些建议。 关于工会的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在党组织所有支部里都应当仔细讨论，以便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真正准备好党内的舆论。莫斯科委员会在进行对这一问题的辩论时认为，既然分歧的意见极其重要，就绝对必须严格遵守党内组织关系的准则，并且决不采取会使俄国和世界劳动群众对我们党的状况和性质产生一种错误印象，甚至会使党的活动能力实际上陷于瘫痪状态的那种思想斗争的方式方法。 莫斯科委员会要求：中央委员会应掌握代表大会各个方面的筹备工作,包括工会问题的辩论在内。 既然中央委员会在这一争论问题上没有一致的立场，那么中央委员会理应及时地向各级党组织提供一切必需的资料和派出能够阐明一切观点（无论是关于工会问题，或者是关于代表大会日程上的其他问题）的报告人。 只有这样，彼得格勒组织的告全党书才不会有其现今极端危险的一面，即不会有把彼得格勒组织变成筹备党代表大会的一个特殊中心的这种倾向。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 列·托洛茨基 在目前就工会问题展开的思想斗争中占重要地位的，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很多场合，意见分歧的性质本身分成：“拥护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还是“反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单是这个事实就证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生活中和党的舆论中占了重大的地位。我们不妨十分冷静而客观地分析一下：在进行拥护还是反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辩论时，所指的是哪些思想和哪些方式方法。正确地分析这个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辩论中积下了很多误解。 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包含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采用军事方法和非常的行政方法（政治委员制及其他）；第二，采用生产方法。 这两个方面，决不是彼此不可分的。这在逻辑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历史上来看也并不难于看出。在1919年初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时代，即关于铁路工会在生产上的特殊作用这一问题还未提出的时候,建立了交通总政治部。1918年11月30日，铁路实行了战时状态。根据战时状态成立了铁路军事法庭，当然，也就不考虑铁路工会的生产作用的问题了。 全俄铁路员工执行委员会解散之后，在去年6月工会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关于铁路工会的生产作用这一问题。我在大会上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已经出了单行本。无论是担任大会主席的鲁祖塔克同志，还是其他同志，都没有对我的报告的实质发表任何反对意见。报告印出以后由我分发给党中央委员，并请求对这份报告给予注意，因为报告中所提出的关于必须把工会从行业轨道转到生产轨道这一问题具有实际的重要意义（例如，由此就必须在组织上不按地区、而按线路来建立工会，即根据生产本身的技术条件和行政管理条件来建立工会）。显然,没有一个中央委员认为在我的报告中有任何不正确的地方，因为谁也没有在中央委员会内提出这方面的问题。看过上述报告的同志们一定会相信，那里所谈的正是关于工会生产作用的问题，关于工会必须把自己的全部政策和全副力量用于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的问题，以便把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全部机构最终都变成工会的经济管理机关，当然工会要在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总的监督下和在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活动。 因此，铁路上的战时状态、交通总政治部、军事法庭和政治委员制都是作为适应我国运输业的特殊情况的非常措施而实行的。说这些措施与工人组织的民主制度背道而驰,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无庸争辩的。当然,在中央委员里谁也没有忽视这一点，同时到今日为止谁也没有提出要取消战时状态、军事法庭和政治委员制。对于这个政策，党中央委员会以及批准这一政策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完全负有责任的。把对这一非常制度应负的责任推到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身上，或者更确切些说，推到拥护生产观点的人身上，这就是混淆是非，制造混乱。持有生产观点的同志，很多都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反对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在铁路上采用某些非常措施,反之，有一些同志虽在铁路上实行战时非常措施，却不拥护生产观点。不分清问题的这两个方面，就是在黑暗中瞎摸。正是在这种黑暗中，某些同志才会拿生产观点“吓唬”人，把责任推给运输方面实行的非常方法。 现在，由于战争已经结束，运输业本身也有了一定改进，所以采用非常措施的范围就缩小了。交通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撤销了。运输工会代表大会预定在三月召开，同时经工会内部各派别协商后，采取了足以保证充分民主选举代表大会代表的组织措施。直到现在，工人民主最坚决的拥护者还未提出关于取消铁路上的战时状态或政治委员制的议案。相反，刚在前两天（1月12日），党中央委员会一致作出一项决议，斥责那种宣传反对按党的决议建立的、还未经党废除的政治委员制的行为。 由此可见，在三月代表大会前的筹备过程中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运输工会定会向工会民主化方面前进一大步。这将使采用非常措施的范围缩小，但是，这决不会使工会的生产作用缩小或受到限制。相反，工会的生产作用在日益开展的工人民主的基础上只会真正地加强并发展起来。 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各地工会机关的目前工作中，已经有了实现这种生产作用的可靠的重要的前提。可以有把握地说，生产宣传在任何其他工会中都没有作得象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那样广泛而具体。生产宣传的生命力和价值，决定于它与生产工作本身以及与其经济计划之间深刻而密切的联系。在这方面，运输工会工作人员最密切最直接地参加了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对执行计划的监督。第1042号命令一一铁路运输方面的基本生产计划一一过去和现在都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生产宣传的中心。在各条铁路的几十次、几百次和几千次会议上讨论了这项计划，制定了改进计划执行的方法并在无数次会议上宣传了这些方法。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组织了一些促进生产的基层组织。它还提出一套促进民主化的建议，即扩大工人参与改进生产的建议。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有六种日报。发行量达七万五千份的《汽笛报》拥有广大读者。他们并不光是“读者”，而且是建设的积极参加者，这从《汽笛报》编辑部一天收到三百封信这一事实中便可看出。只要一连翻阅几期《汽笛报》，就可以确信铁路工会中的思想十分活跃。除了铅印的《汽笛报》之外，还有一种口头《汽笛报》，它担负着巨大的教育工作。 每个工会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关心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状况。在工人国家中，这项任务只有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要在这方面获得巨大的直接成果是有困难的，因为国家的经济状况还很困难。但是，有许多事情还是可能做到的，从而也是必须做到的。无庸置疑，正因为运输工会的生产作用不断增长，所以它在直接保证劳动群众物质和精神福利方面也不会落在其他工会的后面。 不但如此，无庸置疑，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把政治委员吸收进来并安插在自己的机构内。这就是说，需要有一定的工会会龄才能担任政治委员。换句话说，政治委员应当成为工会的全权代表。这就是说，在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与意义日益增大的情况下，非常措施、政治委员制和委任制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小。由此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出，把工会运动中的生产方法与生产中的非常措施混为一谈的同志们是犯了何等严重的错误。恰恰相反,凡是工会继续保持自己的旧的行业特征,又不过问生产的地方，往往就需要采取非常措施。工会的生产作用越大，工会从基层到最高机构在这方面的改造越深刻，群众越会自觉地抱着生产观点选举自己的全权代表，采取非常措施的必要性就消失得越快，现在的工会就越会变为生产民主的基石。
答彼得格勒同志们 列·托洛茨基 彼得格勒党组织代表多数同志，就工会的作用与任务问题上现存的意见分歧发表了一份告全党书。这份告全党书对现存的意见分歧作了毫无根据的评述，更重要的是，对于工会组织以及它与党的关系方面的真实情况作了根本不正确的评价。 虽然象大家知道的那样，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在跟作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中多数派特点的那些观点进行了坚决斗争之后通过的，但是,彼得格勒这份告全党书却不是以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是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的立场作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列宁同志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会上为那些随后由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所肯定的观点进行答辩时，总共只获得了两票。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其决议中要求“根本改变”工会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以适应新的经济任务。 但是，工作方式和方法并没有作这样的改变。现在工会比一年前，即比在第九次代表大会时期更加脱离经济了。托姆斯基同志在季明戏院所作的演说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在最近的第五次工会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决议的正式序言都证明这一点。 由此可见，工会，更确切些说，工会中央机关最近一年来在自己活动的最重要方面即基本方面——在经济方面——不仅没有前进一步，反而后退了一步。 这种情况使工会任务的提法愈来愈不明确了。共产主义学校这一类笼统的词句掩饰了这样一个事实：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一切主要工作——制定经济计划、执行经济计划、建立经济机关、选拔和培养经济工作人员——愈来愈不通过工会进行了，愈来愈不要工会过问了。工会愈脱离苏维埃经济工作的实际过程，它们就愈难参与这一工作，就会愈来愈失去立足点，从而也就不得不愈来愈用一些笼统的空洞词句来说明自己的任务。 实际上，这必然会使工会中央领导机关脱离群众，正如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机关报《劳动通报》公正地指出的，工会中央委员会日益有变成光杆司令的危险。 当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讲到党与工会之间的分裂是极大的灾难时，无疑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另一个更现实得多的危险，即工会中央机关与工人群众的分离、疏远和脱离。工会参加生产过程越不积极，则它赖以生存的立足点就越小，它就越不能争取群众和实现其教育作用，因为在目前条件下要成为一所真正的共产主义学校，不是在不过问生产的情况下，而是只有在生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第九次代表大会所指示的根本改变工会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目前比一年前更为刻不容缓。 断言有人力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整刷”的办法来达到这一根本改变，这是纯粹的歪曲。 问题在于要把全党注意力集中在工会上，在于使生产工会的工作方法的确定成为全党的中心任务，而不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的局部任务。 有人断言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那种所谓正确而完善的立场遭到了外来侵害，这种断言纯属陈词滥调。不要说与各生产工会，哪怕只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党团保持友好关系，其办法决不是避而不谈明显威胁着工会命运的真实情况，而是要进行公开的、中肯的同时又是同志般的批评，要在党内广泛地选拔和推荐工会工作人员，并共同制定大家都必须执行的切实决议。如果党在一些暂时的政治见解的影响下忽视了现今形式的工会不适于解决生产任务，从而也不适于解决其他一切任务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那就使危机只会变得更加持久,使危机极端加深，那就会在半年或一年以后给党造成比此刻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更加严重和更加有害得多的困难。 工会机关不仅需要立即在技术上得到加强，而且需要增强和更新其人员。这一任务是不能只自上而下，即只通过某种“中央直属委员会”就办得到的，而是应当由全党，由党的一切地方机关来解决的；它们应当把工会作为自己注意的中心,更深入地研究工会的工作，研究它与经济机关以及与党的机关的相互关系，对第九次代表大会以来这方面发生的变化作出总结，以便向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明确的结论和具体的建议。
答托洛茨基同志 在彼得格勒党的委员会和积极工作者参加的联席会议上，我们讨论了托洛茨基同志对彼得格勒组织告全党书的答复，我们认为应当对托洛茨基同志提出如下不同意见。 托洛茨基同志在答复中坚持认为,似乎“工会,更确切些说,工会中央机关，最近一年来在自己活动的最重要方面即基本方面一一在经济方面——不仅没有前进一步，反而后退了一步”（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同志加的）。我们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托洛茨基同志声称，工会运动发生了所谓的“危机”,这一危机似乎有“只会变得更加持久”的危险。所有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一种过分的夸张，它说明托洛茨基同志的出发点是不正确的。 不言而喻，俄国的工会经过三年极端残酷的国内战争以后在许多方面被削弱了。但是根据这一点就断言似乎环境“使工会任务的提法愈来愈不明确”，那就显然是在描绘一幅错误的图景。工会在目前是软弱的，工会的机关在当前看来也令人极不满意,尤其是同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巨大的经济任务相比。但是，这毕竟不是危机，不是崩溃。 让我们回顾一下不久以前的情况，回顾一下党三令五申要求绝对服从的那些决定吧。党曾经号召工会:关闭哪怕所有的部,将你们的整个机关缩减十分之九，不惜放弃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但要向前线提供成千上万个你们当中最好的工作人员！工会听从了党的号召，因为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号召。它们关闭了各个部,精简了机关，放弃了最重要的生产方面的工作，几乎是一心一意地考虑军事工业,并且向前线输送了千百万优秀人材，目的是为了战胜主要的敌人一一武装的反革命。其结果是，工会长期处于无人状态,工会机关越来越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工会与党和苏维埃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所谓的工会运动的危机，是同党内和苏维埃内的“危机”完全一样的。 联系托洛茨基同志目前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一般错误观点来看，他关于工会运动的所谓危机的看法是一个错误的前提，托洛茨基同志之所以需要这个前提，只是因为他要从这个错误的前提作出同样错误的结论。 托洛茨基同志在给彼得格勒组织的答复中这样写道:“这种情况使工会任务的提法愈来愈不明确了。共产主义学校这一类笼统的词句掩饰了这样一个事实：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一切主要工作一一制定经济计划、执行经济计划、建立经济机关、选拔和培养经济工作人员——愈来愈不通过工会进行了，愈来愈不要工会过问了。工会愈脱离苏维埃经济工作的实际过程，它们就愈难参与这一工作，就会愈来愈失去立足点,从而也就不得不愈来愈用一些笼统的空洞词句来说明自己的任务。”托洛茨基同志把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这一定义称为“笼统的词句”，其原因是他低估或看不到工会的这一最重要的作用。托洛茨基同志不满地指出，我们说他和他的那一派想通过自上而下的整刷来改造工会，是一种“纯粹的歪曲”。可惜，这不是歪曲，而是纯粹的现实。现在在苏维埃俄国所有的23个生产工会之中，只有一个工会，即托洛茨基同志及其同伴在其中进行了试验的运输工会，到了几乎完全分裂的地步，难道是偶然的吗？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把自己同苏维埃俄国的所有其他全国性工会组织对立起来，难道是偶然的吗？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最亲密的同伴企图把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变成工会运动的第二中央，难道是偶然的吗？口头上说工会应当是至高无上，而实际上它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们的手中变得一文不值。 加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确实是迫切需要的。三年来我们的每次代表大会都一再强调这一任务。到现在为止国内战争一直不允许我们比较系统地着手实施党的这些指示。而只有当我们把真正大批群众吸引来积极参加工会工作，只有当我们在工会中恢复起工人民主制的方法而拋弃“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式的”用政治部取代工会的做法时,工会的生产作用才能真正加强。否则,谈论加强工会的生产作用就是一句空话，只能用来掩盖这样一种做法，即它实际上会取消工会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根基。 彼得格勒组织同列宁同志一道深信我们党即将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会坚决地谴责和否决托洛茨基同志在工会问题上的极为错误的观点。 借此机会，我们就彼得格勒组织的五名成员的信筒单谈两句，此信发表在1921年1月14日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莫斯科）上。这五名同志竟然声称，似乎我们的第一份告全党书“不能看作是我们组织的全体意见的反映”。现在,无可争议的事实本身证明了情况正好相反。下面引证的数宇说明，在所有一切地区，我们组织的成员至少有95%，甚至有98%表示赞成我们第一封信中所表达的观点。 在很多一一无一例外——由积极工作者和各单位的代表参加的各区会议上，经过争论以后，拥护托洛茨基观点的只占极少数(作副报告的人各处都有例如，在维堡区的会议上，354名与会者中，对《彼得格勒组织告全党书》投反对票的共有19名，其余335名都投票赞成；在第二市区1000多名与会者中，反对的有33名；在莫斯科区的262名与会者中，没有一人反对，有3人弃权，259人赞成。 在纳尔瓦区的全体大会上,《告全党书》被一致通过。 各单位组织员参加的各区会议的表决结果如下：在瓦西里岛区的200多人中，7人反对，其余193人赞成；在斯莫尔尼区的180人中，有23人反对；在纳尔瓦-彼得哥弗的150人中，有33人反对。 在亚历山大工厂共产党员大会上，300名与会者中，只有一人投了反对票；在彼得格勒海军基地海军共产党员全体大会上，318人中，有19名反对；1月6日在民众文化馆举行的全体党员大会上，4000多同志当中，投反对票的不到20人；1月16日召开的积极工作者各区联席会议上，700多名同志中投反对票的约40人；在西北铁路枢纽站全体250名共产党员中，7人反对，其余240多人赞成；在所有一切工会理事会的党团中，全体同志完全一致地投票赞成彼得格勒组织的信；在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在进行所有的表决时，只有一个同志弃权，其余同志全部赞同。 上述五位同志(顺便指出，他们中有三位在彼得格勒工作仅有两三个星期），除了他们自己,也许还有极少数同志以外，谁都代表不了。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把我们组织的第一封信搁置了十多天之久，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同志的五个拥护者1月13日的信，1月14日就在莫斯科登出来了。我们希望，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今后办事能够更公道一些。
工团主义和共产主义 (评列宁同志的短文) 列宁同志认为有必要公开谴责我犯了两条不可饶恕的罪行，第一是恶意煽动和捞取选票；第二是工团主义。关于第一点，我不准备回答，因为连列宁同志本人都很清楚，要想捞取选票，最好的办法就是靠列宁同志的威望提出的纲领上签个字。至于第二点，那就必须回答，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严肃的实际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很重要，应当予以解决。列宁同志攻击必须接受由工会提出的人选这一点,他是这样讲的： “共产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非党的工人群众，启发、训练、教育、培养这些群众(共产主义的‘学校’)，先是工人，然后是农民，以便使他们能够做到并且确实做到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
工团主义则把各工业部门的管理（‘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交给按生产部门划分的非党工人群众，这就抹杀了党的存在的必要性,就不会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培养群众，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真正集中在他们手中。” 假定列宁同志的这些说法最准确地表述了工团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那么，根据这些说法，“缓冲集团”的立场是不是工团主义的呢？让我们冷静地、心平气和地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的提纲(第3条)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是“党与工会之间”“正确的相互关系，在这种相互关系下，党领导工会”。提纲第7条谈到，工会形式上是非党性的，实际上是有党性的，这一点“反映了对待非党群众策略上的谨慎态度”。同一处又说,“在这方面，实际上的从属性和党性的增长是一种进步的趋势”。而且就在这段中还说，“必然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由于它们（工会——尼·布哈林〕是一所共产主义学校”。 现在我们可以问一问任何一个不抱成见的人，这难道就是列宁同志在他的短文中所指责的那种否定党、否定长期的教育工作等等的看法吗？答案是明确的。凡是我们提纲中谈到党的领导作用的地方，列宁同志都视而不见。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谴责我们犯了工团主义错误，甚至谴责我们犯了更加骇人听闻的错误，也是很容易的。 工团主义的基本点就是否定党，否定国家政权，否定集中制。我们提纲的基本点是党的领导作用，即党通过工会贯彻自己的政策，通过工会改善苏维埃政权机关。 让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吧。假定要建立一个总管理局。那么由谁来提出必须接受的人选呢？由相应的工会中央委员会。但是这个机构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因此，说这是工团主义，那是十分可笑的。 假如在这一点上我们对问题有一个一般的提法，那么就会产生下面的情况。这里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党领导工会，或者不是党领导工会。在后一种情况下,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党的领导是总的前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列宁同志的基本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列宁同志完全不加分析地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工会”这个词。他一方面用来指工会会员的总和，另一方面用来指工会的机关、机构。假如列宁同志批评的是让全体非党工会会员投票选举总管理局这样的“计划”，那他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没有什么党的领导。但是，我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提出过这样荒谬的计划呢？ 列宁同志还有一个论据：你们由工会提出必须接受的人选，“这就是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个机关零零碎碎地交给相当的工会”。在这里，显然列宁同志认为我们犯了两个错误:其一，把经济零零碎碎地分割开来；其二,把政权（国家机构)降低到了从属于工会的地位，从而也就颠倒了苏维埃和其他工人组织之间的基本相互关系。 但是，这种看法也是不正确的。只要我们具体来看一看,那就很容易看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假定说，我们有某个工会已经很成熟，它的中央委员会已经能够完全代替相应的总管理局。这个总管理局将怎样工作呢？我们说得很明确，“在必须执行全国的生产计划和任务的基础上”进行工作。那么,它服从谁的领导呢？它服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在行政系统方面，工会“是根据任务实质所必需的集中制原则在各级工会机关内极其迅速地、确切地和可靠地”进行活动〔提纲第19条〕。这是把经济零零碎碎地分割开来吗？不是。这是颠倒工会机构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吗？也不是。 我们的纲领说:“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二是……与……经济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的主要方法”。我们通过让工会参加这一机关来纠正、整顿国家机关，使国家机关摆脱官僚主义弊病。我们已经有了工会掌握整个管理部门的种种形式。这就是劳动力的组织。劳动人民委员部行将消失,它将由（根据“鲁祖塔克的提纲”）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来代替。但是列宁同志并不认为在这一点上有丝毫工团主义。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里不存在工团主义。然而，假如列宁同志是前后一致的话，他就应当反对把组织劳动方面的全部工作都转交给工会即（！）“非党群众”来管。 用不着去寻找“骇人听闻”的分歧，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种分歧。用不着火冒三丈，因为这会妨碍我们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
有分歧，但何必引起混乱？ 为了弄清楚工会在苏维埃国家中应当起什么样的作用，工会和各总管理局之间在组织上需要确立什么样的相互关系，每一个党员应该做些什么呢？看来，作为一个党员应该检验一下自己个人在这方面的经验，检验一下自己最了解的那些工会的工作，应该把目前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同一两年前的加以比较，以实现党的纲领、党的决议，等等。但是不行，这些做法似乎太简单了,不符合某种“高等”科学的要求。而这种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充实工人民主而专门制造的“高等科学”所包含的内容是，每个党员一定要弄明白：某一个中央委员在什么时候并且为什么加入了或者没有加入某一个委员会,究竟是哪一个彼得·伊万诺维奇先说“唉”[4],从而引起了争论。请看，事情的整个实质都被归结到这个问题上来。工会目前在工人国家中所处的地位总的说来是完全合适的，没有任何“危机”,不需要对工作方法进行任何根本的改革,危机的问题是一个杜撰出来的问题。总之，关键就在于托洛茨基没有参加委员会并且发表了自己的提纲。这样，工会的问题就顺利地被追查谁是破坏公共安宁的罪魁祸首所代替。于是，几个星期以来一直郑重其事地要党的工作者们相信：现在的任务主要不是探讨工会的真正的生产作用问题，也就是说,不是探讨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究竟为什么能在工会中进行如此露骨的活动的问题，不，问题却是要打听、研究并深入挖掘这段历史的特殊的“底细”,即在中央委员会中何时何人没有同意何人的意见，怎样由此发生了这场把全党都卷进来的无谓争论。 要弄清这段历史的“底细”，就不免要罗列前前后后的各种“详情细节”。然而,正因为要确切无疑地查明是谁先说了不祥的“唉”以教育全党这件事并不那么容易，所以，钻研前前后后的“详情细节”的这门学问也就变成了一团混乱，它不会使任何人学到任何东西，而只能使人莫名其妙。 我本来不愿拿这些关于事情的底细的问题来搅乱任何人的注意力；但既然一些很有影响、很有威望的同志一再谈论这些问题，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对此做些解释,哪怕就是这一次。 我在去年7月召开的铁路工人代表大会上说过生产路线（与工会路线相对而言)一词，这完全是从按区域还是按直线建立工会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出发的。[5]对这个问题我不止一次地谈到过，包括在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党团里。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里，曾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不停的内部斗争，这个斗争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就开始了。关于工会作用或生产作用路线的争论在某个时期曾经同工人民主、军事手段等方法问题的争论交织在一起。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一个把另一个掩盖起来。 当中央在11月8日的决议中表示赞成过渡到工人民主制，并同时赞成在工会和工人生活条件方面由重点制过渡到平均制时,我对决议中谈到工人民主制的那部分丝毫没有表示异议。然而，我对不分青红皂白地过分推崇平均制则坚决反对，尤其反对中央在自己的决议中对工会的生产作用问题完全避而不谈。为此，我向党中央提出了以下的书面声明： “致党中央的声明鉴于工会作用问题极为重要，我认为有必要提出如下声明： 一、在代表大会(工会代表会议)上围绕着一个基本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派别，这个基本问题就是关于工会的生产作用问题，而绝不是关于重点制的问题。 二、不满情绪的产生是由于工会越来越脱离生产。这是绝大多数工会工作人员所承认的。 三、经济上的重点制原则是被中央的大多数所承认的，而在工会方面它就被否决了，至少是已通过的提纲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就意味着工会和经济生活之间的鸿沟应该越来越深。因为，只有在工会依靠重点制的经济标准，而不是依靠平均制的政治口号加强和巩固起来的条件下，工会在经济方面的生产作用才能发挥出来^ 1920年11月8日” 由此可见,分歧的线索是完全清楚的。在我的声明（上面我引了它的主要部分）中，没有一句话谈到政治部，谈到自上而下地整刷，或者谈到工人民主的方法不适用于工会。根本没有！声明只是指出，中央的决议避开了基本的问题，即工会的生产作用问题，并且过于郑重其事地、过多地提出了对工会实行平均制的问题。而我却坚持:“对工会实行重点制原则是意味着在当前必须全力巩固矿工和冶金工人工会”。 我坚持让我在辩论中详细说明生产观点，证明这一观点同工人民主并不矛盾，而恰恰相反，它在工会方面可以同工人民主结合起来形成生产民主。当中央以多数票决定不把这一问题提交全党公开讨论时，我提出了异议，大致是这样说的:“既然在中央有斗争这一事实已是众所周知，既然中央现在作出赞成工人民主的决议，而同时禁止我详细说明自己的观点，那么这将被解释为我的决议似乎是反对工人民主的。但实际上分歧是在工会的生产作用这个问题上，这一问题本身不是靠承认工人民主就能解决的，恰恰相反，如果工会真要推行工人民主和群众独立活动的方法的话，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尖锐。[6]我在中央屡次强调,关于工会的生产作用问题，如果同工人民主不矛盾的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会激化党内关系或者离间各种党派。相反，我证明说，“工人反对派”的工团主义倾向之所以滋长，正是由于工会任务不明确，由于工会的生产作用软弱无力和模糊不清。我在中央多次重申，正确地提出工会的生产作用问题会马上使十分之九的工人反对派成员靠近全党的路线，并铲除有害的工团主义极端行为的根基。我认为，当时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因中央的禁止，我没有发表自己的提纲，提纲的初稿我是在11月初提交中央的。结果出现了一个矛盾，即中央一方面宣布工人民主制并组织了争论专页，同时却以一两票的多数剥夺了我发表关于工会的生产作用这样一个极为重要而又并非尖锐的问题的提纲的权利。就这样，事情过了几个星期，季诺维也夫同志才代表以他为主席的工会委员会建议我交出提纲，以便在准备出版的文集中发表。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我说了与下面这些几乎是一字不差的话:“争论全面展开了。我同列宁同志商量过，我们认为必须解除不许中央委员参加争论的禁令，请您把您的提纲给我，好在文集中发表。” 由此可见，不是我的提纲的发表引起了争论，而是相反，是全面展开的争论(按照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说法)促使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同列宁同志商量之后)建议我发表我的提纲。我当时就把这一建议告诉了几个中央委员，人们可以完全准确无误地回想起并且证实这一事实。当然，同志们可能说，这一事实本身没有多大意义。我同意这种看法。它对弄清工会的生产作用帮助不大。可是，对于目前人们在各种讲话、文章和小册子中津津乐道的有关这段历史的“底细”来说，这个事实却起着不小的作用，因为它把所罗列的前前后后的详情细节都彻底推翻了。 说我的提纲引起了争论，这是谎话。相反，已展开的争论促使中央(这一次是根据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倡议)解除了对我的提纲的禁令。 我对禁止我在报刊上发表我的提纲曾提出抗议，并且指出（前面已经谈到），这样做可能被解释为我的提纲似乎是反对工人民主原则的，当时我主要指的是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的那些持极端立场的代表，而根本不是指某些中央委员，因为我们曾完全一致地作出了有关工人民主的一切决议。然而，一些中央委员从一开始就把争论说成是（尤其是在彼得格勒）民主方法和……棍棒的斗争。工人同志们，请你们来选择吧！这样，问题就被弄得过分简单化了，尤其是对那些连我的提纲都根本没看到过的广大党员更是如此。 这份提纲发表于12月底，当时争论已经非常激烈。提纲的第四条中说过渡到采取独立活动和选举制等方法，已是大势所趋，对全党来说已根本无需争辩……。”接着又说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只应一致确定在我们所有工作部门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运用工人民主的方法。”不管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工会委员会的少数人制定的十人纲领表述得多么差，但它毕竟谈到了说服方法和强迫方法，谈到了群众的独立活动，谈到了选举制，这是完全无可争议的，是可以被党的整个代表大会一致接受的。分歧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工会的生产作用和工会在工人国家中的地位方面。我们在这方面越是踏步不前，无视第九次代表大会就已明确指出的、为发展生产而“根本改变工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速度的必要性”，危机就将越加深刻，工会就越加成为使工团主义倾向必然发展起来的所谓工人反对派的策源地。就表现不好、目光短浅的人民委员和被委派者或者表现好的明白事理的人民委员的个别失算进行揭发性的鼓动，当然可以使那些对党和苏维埃的集中制的生硬方法充满不满和厌倦情绪的人得到暂时的满足。但这并没触及工会在当前经济建设事业中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它们与工人国家的经济机关之间的组织关系将会怎样这个问题。而追究产生这场争论的个人根源和线索更不会给这场争论带来什么益处。追查“底细”，以及大肆渲染个人情况，都丝毫不能丰富党的思想。 我们在一个重要问题上有严重的分歧。既然问题涉及到“根本改变”一个群众组织的工作方法，那就不应该由少数人在一个委员会的内部来秘密地解决，而需要以全党的意识来深入地加以研究。可是，有必要用追究“底细”的混乱来使这项本来已经复杂的工作更加复杂化吗?
一个吃乳食的疲惫不堪的旅行者 (答季诺维也夫同志) 季诺维也夫同志做事太匆忙。他在匆忙中把数字、事实和引文都搞错了。自己搞得糊里糊涂，也把别人搞糊涂了。 季诺维也夫同志建议我们“彻底”投降。根据什么理由呢？莫非因为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多数人同意的……不是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立场，而是列宁同志签署的文件？可是我已经多次说过，过去和现在进行表决的，主要是关于需要有更加民主的制度问题，根本不是“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后一个问题现在正被那股热情奔放的浪潮冲刷着。但是浪潮行将过去，问题依然存在。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投降”。季诺维也夫同志太性急了。不错，这一次他有了新的借口：你们看，“我们面前”又出现一个托洛茨基的“新”纲领,算起来该是第五个了。这是从哪里来的呢？首先，在季诺维也夫同志曾向他们发表过文章的《真理报》的读者面前，还不曾有过什么“新”纲领，他们没有见到过也不知道这个纲领。可是季诺维也夫匆匆忙忙,竟如此迫不及待，甚至来不及哪怕等到被他称之为第五个的、从中看得到投降端倪的那个纲领的发表。请别着忙,并没有什么第五个纲领,也没有什么投降。别着忙。 12月底我发表了关于工会问题的纲领。凡是读过这个纲领的那些同志都知道，这个纲领是党内辩论的战斗性文件,其中有对许多工作人员的立场的评述，有援引的他们的文章，等等，等等。这无论如何不是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现在，当派别划分已经明朗化的时候，我们认为把我们的决议草案同十人决议草案加以对比是理所当然的。在最初的纲领和由此产生的决议萆案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当然，我们在纲领公布一个月后起草决议草案的时候,是考虑到了整个已经开展起来的思想斗争，更详尽地说明了一些情况，并把整个草案尽可能表述得使全体同志更容易弄明白意见的相同点和意见的分歧点。 但是，正如我们听到的,季诺维也夫同志算出了五个纲领。这是从哪里来的呢？看到了吧，托洛茨基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提纲的“初稿”。然后这份草稿经过修改印出来了。（在哪里印的？谁印的？什么时候印的？）托洛茨基后来出版了自己那本十二月小册子。然后缓冲集团公布了自己的提纲。现在，又出来一个“新”纲领。算起来整整五个。一个“草稿”，加上一个经过修改的草稿的翻印版〔第一次听说！〕，加上布哈林同志的提纲，加上我的小册子，加上我们提出的代表大会决议草案。整整五“份”。季诺维也夫同志真着忙并且也算糊涂了。我们不妨替他重新算一下。 季诺维也夫同志向第九次代表大会提交了他的关于工会的提纲。由于这份提纲过于含糊不清和庞杂无章而被中央委员会否决了。于是，把布哈林同志那份得到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赞同的提纲作为基础。11月，季诺维也夫同志参加了制定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工作。这个决议是他在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党团里宣读过的。12月底,列宁同志和跟着他的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出了作为工会运动宪章的所谓“鲁祖塔克提纲”。正是这份提纲同我们的纲领相对立。于是就出现了彼得格勒组织的那封著名的来信，这封信当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中央委员会的起草委员会中制定他的提纲期间，是起了纲领作用的。然后出现了以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委员会少数派名义提出的决议草案。最后，就在我宣读我们提出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中央委员会的那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同道者们选出了一个新的委员会来重新修改十人草案。一共几个纲领了？整整五个，这还不算去年被否决的那个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草案。但是，如果我要仿效我的论敌那种把缓冲集团的提纲也算在我的帐上（为了凑数）的做法，那么我就要把李可夫同志的提纲、施米特同志的提纲都算上，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多少有点对立的提纲，同时他们又都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上签了自己的名。那么，算起来至少该有七“份”了。 至于“缓冲”集团，我们同它根本不曾有过原则上的意见分歧，这一点我一开始就指出了。有的只是大量的微小分歧，但在运动期间消除了。而主要的是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所作所为使布哈林同志和其他同志为党的统一担心，这促使他们在组织上起缓冲作用。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党不会因为季诺维也夫同志不懂得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而发生分裂。 季诺维也夫同志匆忙地抢先公布了我们的草案，然后就批判这个草案,凭记忆加以引证，并用上了骂人的字眼，说什么“知识分子的空话”,“知识分子的废话”等等，等等。这都不是他自己的话，全是鹦鹉学舌，都是从列宁同志那儿搬过来的。招牌当然是漂亮的。但是，如果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个别几句骂人话正是列宁同志的论据最有威力的方面，那他就错了。他主要地学会了这个方面，可又不能掌握分寸。他急得要命。他一发急，就顾不得12月30日的呼声和调子了。过后他降低了调子。现在是又着急，又糊涂。 季诺维也夫同志对当时还没有公布的那个文件的实质未置一词，却想用一下子会产生令人惊讶的想象力的生动形象来抓住读者。所谓生动形象，这还不是我们作者的最有威力的方面。要知道，工会是一个被长途旅行（国内战争）弄得精疲力尽的疲惫不堪的旅行者。疲惫不堪的旅行者坐下来喘口气，感到十分衰竭。“本来应当给疲惫不堪的旅行者端一杯牛奶”，可是托洛茨基之流却端给他一杯极浓的醋，等等，等等〔1月30日《真理报》〕。这种形象近乎圣经里的形象了。能同这个形象相媲美的，只有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所有拫告中一直同季诺维也夫形影不离、而且每当自己儿子快死的时候总向托姆斯基同志讨棺材的那个老太婆的形象。 可是，尽管我们这位急性子的作者所描述的圣经里的形象多么令人怀疑,有一点却是很清楚的:他所捍卫的纲领是给疲惫不堪的人的牛奶，或者确切些说是口头上的牛奶。季诺维也夫同志所做的,不是向旅行者指明前程，而是用自己的教导这种牛奶去喂饱休息中的旅行者。这正是我们一开始就证实了的。然而，局势并没有留下任何可供休息的地方。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穷困贫苦条件下“休息”，只能使人更加疲劳，而且愈来愈疲劳。工人群众是感觉到这一点的。工会运动的优秀分子急于去做重大的经济工作,而季诺维也夫同志却把疲惫不堪的工会“旅行者们”引到乳食上去。 季诺维也夫同志围绕着工会，并为了“捍卫”工会而匆忙搞起来的、喧嚣一时的、为了装潢门面的运动，并不能掩盖住引人关注的那件事实即季诺维也夫同志目前把工会看成了工人休养所。而这个观点完全美化了他的提纲。 是的,我在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对工会工作者说过，整刷一下工会，把它陈腐的因循守旧习气消除掉；使它活跃起来，把它提高到有能力解决所面临的那些重大的经济任务。对于向工会工作者发出的整刷工会〔因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的这个号召,后来招来了许多非议、闲话、歪曲、恐吓和十足的废话。但是，我敢说，在这项号召里，对于工会的力量和对于工会工作者的积极性的信心，比在季诺维也夫同志为疲惫不堪的工会旅行者制造的那种质量可疑的牛奶里要多得多。 季诺维也夫同志本来打算加紧制造惊雷和闪电反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以此来同工人反对派联合起来。起初，雷鸣震耳欲聋，闪电耀眼欲瞎，可是，当实际上所有这一切什么也遮盖不住的时候，除了保持工会现有的作用(加上大汽车、小汽车)和使它神圣化以外,什么联合也没有实现。恰恰相反，结果是工人反对派及其工团主义倾向加强了。季诺维也夫同志并没有好好思考这个教训，仍和以前一样干着急。他想使自己和别人都相信，只要投票反对交通总政治部遵照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所采取的非常措施，就解决了工会问题。这错了…… 事实是:一方面是“醋”、“带栅栏的车厢”委员们的“刚愎自用”；而另一方面是休养所、为疲惫不堪的人准备的牛奶和为伏在儿子棺材上的老太婆擦干泪水的季诺维也夫同志自己。难道这里的抉择能够哪怕有一分钟的动摇吗？……但是这次投票避开了工会问题，而工会问题不在明天就在后天终会被人理解的。正因为如此,很遗憾，我们没有任何“投降”的可能性。到处都有优秀的工作者，特别是那些与经济有联系的工作者，他们十分清楚，目前的状况是不能容忍的。 党内现有的那种踌躇不前的状况必将过去。曾经对以前遭受的重大牺牲和有时受到的冤枉委屈有过大肆渲染的、纯粹口头形式的安慰，对这种安慰必将迅速作出反应。我们的党不是疲惫不堪的旅行者,党也不吃乳食。
原刊于《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4期，总第34期）内专辑《联共（布）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1] 本刊1982年第3辑曾刊载《俄共（布）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一组研究资料，这里继续译载一批文献。这些文献按日期先后编排。——编者注 [2]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21页。——译者注 [3]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21—424页。——译者注 [4] 出典于俄国作家果戈里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剧中两个人物彼得，伊万诺维奇·博勃钦斯基和彼得·伊万诺维奇·多勃钦斯基曾经为谁先发现钦差大臣而说了一声“唉”争论起来。后来“谁先说‘唉’”就被用来表示庸夫俗子之间的无聊争论。——译者注 [5] 参看1920年7月31日发表的《铁路工人产业工会和运输业的任务》小册子。 [6] 选举出由季诺维也夫同志任主席的委员会完全不是为了“意见一致”，列宁同志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因而他提出了不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委员会名单。虽然后来根据谢烈布里亚科夫同志的建议，我被吸收进委员会，但决定只有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和安德烈也夫能够代表委员会发言。我声明说，既然关于生产提纲的讨论本身已被全会拒绝，并且不允许我（和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不同）在党团里发言，我认为我参加委员会就是多余的。这样做对委员会的工作进程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在根据委员会的意见公开这场争论以前我是沉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