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产业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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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产业大转型

走啊，走，
别哭泣！
翻过那白色的、黑色的
让人憧憬的山峦
踏上通往首尔之路，
步履沉重，
去出卖我的身体。
何时返回故里，
何时绽开笑脸，
松开紧束的发带。
走啊，走，
别哭泣！

　　（摘自Kim Chi Ha,1970[1]）
　

　　为韩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提供便利条件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不存在强大的组织化劳工。韩国劳工力量的薄弱，并非只是由于儒家文化传统。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和殖民统治结束之后不久韩国劳工曾被动员过，他们在40年代后五年要比在60年代和70年代更强大、更具有政治取向。但殖民统治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地缘政治事变完全摧毁了这一强大的左翼劳工运动，为后来一段时期里走上排斥劳工的发展轨迹铺平了道路。到60年代初发起实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时候，组织化的劳工已经被彻底削弱，使新一代产业工人作为原子化的劳动者进入到出口行业中，他们没有任何组织资源或文化资源来保证在新的工业秩序中得到像样的地位。

　　韩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劳工状况以及20 世纪60年代有利的外部经济条件。自60年代初以来，韩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其重大程度并不亚于波拉尼（Polanyi 1957）描述19世纪欧洲时所说的“大转型”。快速工业化伴随着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使千百万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变成城市工业中领工资的工人。这是世界已知的最快速、最具压缩性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之一，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造成了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社会用一个世纪才完成的大规模变迁。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演化，与这一快速的、地理上集中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密切相关。

　　本章大致总结了韩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经验，并描述了韩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化过程。它使我们对历史背景和结构脉络有一个基本了解，韩国工人阶级正是在这种背景和脉络中兴起的。而且，他们正是在这种背景和脉络下，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里谋求形成一种正面的认同。

　　一早期对劳工力量的彻底削弱

　　现代韩国劳工运动随着日本殖民统治晚期（1910～1945）的迅速工业化而开始。尽管日本在朝鲜的殖民政策首先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农业剩余产品，但日本在亚洲的军事推进需要在朝鲜半岛扩大工业基础，因而对采矿、化学工业、铁路建筑和水电厂等做了大量投资，而且所有这些均纳入了日本的战争需要。韩国工厂工人的人数迅速增长，从1921年的4.9万人增加到1925年的8万人，1930年增加到10.2万人（Kim Yun-hwan 1978,67;另见（Chung Jin-Sung 1984）。这些工人的大多数为日本雇主所雇用（大型工业企业大部分为日本资本家所有）。

　　劳工运动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出现，并卷入了不断发生的针对日本和管理者的劳动冲突中（见Kim Yun-hwan and Kim Nak-jung 1970;Park Young-Ki 1979〕。30年代劳动争议的数量甚至超过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数量。例如，1920年发生劳动争议81起，涉及4599 名参与者。1930年，数量增加到160起，涉及工人1.89万人以上。这一时期劳动冲突的高峰是1929年的元山总罢工，这是一场由2000名左右的工人发起的为期三个月的艰辛斗争。不过，这一殖民统治时期发生的劳工运动并非仅仅是经济斗争，而是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的一部分。当然，殖民政府不允许这样一种具有政治目标的劳工运动继续增强力量，因此从30年代开始对其进行大力镇压。结果，殖民主义时期的后几十年期间的韩国劳工运动仍处于地下状态，与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密切联系。

　　1945年8月韩国从殖民统治下光复后，劳工运动在比以前更强大的组织和领导之下浮出水面，在光复之后的三个月内，在伞形组织韩国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全评”）之下形成了强大的左翼工会，甚至在这一全国性的组织形成之前，韩国工人在工厂层面上就已经十分活跃，全评接管和管理着很多日本所有者留下的工厂。随着全评的形成，劳动冲突迅速增加，不时与警察和美国占领军发生冲突。在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间，发生了2388次劳工示威，有60万人参加。这是1987年以前韩国劳工运动史上暴力性最强的时期（见Kim Yun-hwan and Kim Nak-jung 1970;Park Young-Ki 1979）。

　　然而，强大的劳工运动延续的时间并不长。1946年3月，右翼集团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新的劳工组织大韩独立促成劳动总联盟（“大韩劳总”）。大韩劳总没有基层基础，对增进工人福利并不真正感兴趣。毋宁说，其惟一目的是与左翼工会竞争并最终摧毁左翼工会。在左翼工会与右翼工会之间发生了很多冲突，渐渐地，全评被警察、右翼工会和美国军事政府联合起来的力量所破坏。对左翼劳工运动的致命打击，发生在1947年1月的一场大规模铁路大罢工期间。这场左翼与右翼劳工团体之间的血腥对抗随着共产主义劳工领袖被部分戕害而结束；他们当中，数百人被杀死或被处决，数千人被监禁。1947年3月，美国军事政府宣布韩国共产党为非法，这宣布了已经被削弱的共产主义劳工组织的终结，从而也结束了积极动员韩国劳工运动的第一个时期。

　　韩国建立第一共和国（1948～1960）之后的12年，标志着韩国劳工运动的最低点。一系列的事变——民族分裂为两个敌对国家（1948）和朝鲜战争（1950～1953），随后歇斯底里的反共气氛——给独立劳工运动造成了一个敌对的环境。在李承晚政权之下，大韩劳总很快蜕变为腐败劳工领袖的市场，并被改造为巩固李承晚权力基础的政治工具。1955年，它被正式纳入自由党，成了附属于执政党的左右手。在普通会员被遣散后，大韩劳总对组织支持李承晚的政治集会要比对提高工人福利更积极。李承晚政权1960年因发生反对操纵选举的学生起义而垮台。在张勉领导的短命民主政府期间（1960～1961），这个国家出现了劳工骚动和工会运动的复苏；1960年劳动纠纷的数量从1957年的45 起和1959年的95 起增加到227 起，这些劳动纠纷当中，很多发生了街头示威。工人建立了315个新的工会，取得了15%～50％的工资增长。大韩劳总面对着普通会员的尖锐批评，并受到新建立的独立工会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全劳协”）[2]的挑战。1960年11月，一个新的劳工领导机构决定将大韩劳总与全劳协合并为一个新的全国性中心——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韩国劳总”）。这一时期一个意义特别重大的发展进程，是左翼白领工人工会的兴起，特别是教职员工联盟的兴起，它向国家对学校课程的控制发起挑战，强调在统一问题上的自由取向。这一时期，特别是激进的教职员工工会运动，体现了全评为代表的韩国劳工运动早期左翼遗产的复兴。

　　这一劳动活跃的短暂时期随着朴正熙1961年6月领导的军事政变而结束。在新的强大国家机器和新的经济环境之下，韩国劳工运动不得不一切从头再来。留给新的劳工运动的遗产主要是消极的：当局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安保理由找到镇压劳工组织的借口，并在工人脑子里播下了深深的恐俱，害怕因参与劳工活动而可能受到政治迫害。战后的劳工斗争不是一种值得自豪的传统，而是成为只不过是一种应让接下来的一代工人遗忘的糟糕记忆。事实上，劳工运动只有靠否定和割断自己与光复后时期的危险传统的联系才能存在。

　　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和劳动体制

　　发动军事政变后上台的军政府在掌握权力之后采取的最初步骤之一，是对劳工组织进行重组。它解散了韩国劳总，逮捕劳工活跃分子并禁止劳动罢工。三个月后，新建立的韩国中央情报部挑选出一批劳工领袖，让他们建立一个新的韩国劳总。这个新工会的结构是按照行业界线组织的，官方批准的工会通过国家合作主义的方式被授予代表工人的排他性权利。不过，行业工会实际上不允许作为有效的劳工组织发挥功能。行业内部各个地方工会之间只存在薄弱的横向联系，实质上所有集体讨价还价都是由单个企业的官方工会进行的。从法律上说，这些企业可以组织工作场所的工会，只是实际上从未实行过；甚至强制性加入官方韩国劳总的会员制度也从未受到过鼓励，也从未实行过（Choi Jang Jip 1989）。

　　军事政权还对当时的劳动法进行重大修改。韩国劳动法于1953年在李承晚政权之下制定。第一个韩国工会法以美国1935年的《瓦格纳法》为样板，规定组织化劳工可以采取相当自由和多元的方针。工会法和韩国宪法保证劳工的三项基本权利：结社、集体讨价还价和集体行动的自由。根据这些法律，允许工人组成工会和在国家尽量不干预的情况下进行集体讨价还价。工会还被允许从事政治活动。当然，李承晚政权对有组织劳工的实际行为与这些法律的精神背道而驰。由于朝鲜战争后可怕的经济状况和地缘政治状况，这些自由的劳动法对推动形成强大的劳工运动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然而，在继李承晚垮台出现一个时期的活跃社会动员和劳工运动日趋政治化之后，朴正熙政权清楚地看到了组织化劳工的潜在威胁，并试图限制劳工的法律权利，阻止有组织劳工与政治团体之间建立联系，1963年对《工会法》第12条的修改规定，工会不能从会员中筹集政治资金或将工会会费用于政治目的。另外，还对劳动法附加了若干限制条款，使工会发展组织和集体行动更加难以进行，同时扩大了国家干预劳动关系的范围。不过，工人的三项基本权利与其他劳动保护措施一起保留了下来。与后来的情况相比，这一时期的劳动法总的来说是自由和民主的。朴正熙政权这个时候调整工会法和劳动法的主要动机首要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就是说，是要保持有组织劳工的非政治化，切断其与反对派政治团体的联系。这样就确立了一种新的劳动体制，以便为外向型工业化创造有利条件，这场工业化很快将迅速改变千百万韩国人的工作生活。在这种新的劳动体制中，在面向世界市场的工业化的新背景之下，韩国工人阶级运动进入了新的时期（Cho Seung-hyok 1988;Chang Myung-kook 1985;Choi Jang Jip 1989;Shin Kwang-Yeong 1994）。

　　在最初两三年按进口替代性工业化战略框架制定的某些政策未能成功之后，朴正熙政府在美国的强大影响之下，经过一些磕磕碰碰，最后采取了外向型、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EOI）为其主要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性转变后来事实证明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出口从1963年的仅仅8700万美元猛增到1970年的8.35亿美元，这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大约增长10％。制造部门增长率大约为每年19％。国家经济和人们谋生的方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城市领工资工人的数量迅速增多，从1960年的130万人增加到1966年210万人，到1970年增加到340万人（Suh Kwan-mo 1987,169）。随着经济中发生这种变化，劳工活动逐渐从公共服务部门转向出口制造部门，不过劳动纠纷数量的总水平仍然很低。

　　在制造业生产和出口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之后，韩国经济到20世纪60年代末遇到了第一场重大危机，原因是严重的收支平衡问题和很多外国投资公司投资企业的失败。人们对裁员、拖欠工资和关闭工厂做出反应，发生了频繁的劳动纠纷。为了应对这场经济危机，朴正熙采取了几项异乎寻常的措施，为外国资本改善投资环境，并改善本国公司的财务组织结构。这些措施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压制性的劳工政策。1969年，政府颁布了“工会和外国投资公司劳动纠纷处理的临时特别法”。新法令禁止外国投资公司工人的罢工。这一行动，标志着朴正熙政权劳工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同时也是由这一独裁政权压抑反对力量的政治需要所决定的。

　　临近60年代末，反对朴正熙政权的政治力量随着经济危机而增强。在1971年的总统选举中，尽管朴正熙动员了所有组织和金融资源，但他仍差一点就要败给反对派候选人金大中。这也是地缘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尼克松1971年访问中国发出了冷战即将在亚洲结束的信号，而美国军队从韩国部分撤走引起了韩国政治领袖的极大关注。朴正熙对这些经济和政治挑战的反应是严厉的。1971年12月，朴正熙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同时颁布了“国家安保特别措施法”。这些国家安保措施停止了宪法规定的三项工人基本权利当中的两项：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和集体行动的权利。工人允许组成工会，但只能在很多新的行政限制措施之下进行。他们被剥夺了在雇主讨价还价当中唯一有效的武器——采取集体行动的权利。1972年3月，政府又采取了新的限制措施——“国家紧急状态下处理集体交涉措施”。这些措施扩大了被界定为属于公共利益因而被禁止工会活动的企业的范围；它还对行业性的工会活动做了进一步的限制。所有这些异乎寻常行动的高峰，是1972年10月实施韩国版的官僚独裁主义，被成为“维新”体制。“维新”宪法关闭了所有政治空间，赋予朴正熙以拥有不受约束行政权力的终身总统地位。

　　这一极其不得人心的举动，尽管暂时阻止了持不同政见政治活动浮出水面，但却使朴正熙长期以来就已存在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更加恶化。像以往一样，朴正熙试图淡化公众的不满，并以经济成绩来购买政治合法性。在1973年1月的总统新闻发布会上，朴正熙对全国做出诱人的承诺，到该十年结束时，他将使人们迎来“100亿美元出口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和‘我有轿车’的时代”（在1979年他遭到暗杀之前，他几乎做到了这一点）。同时，他宣布了一份新的，雄心勃勃的重工业和化工工业工业化计划。为了实施这一产业升级计划，政府挑选了6个战略性行业（钢铁、电子、石油化工、造船、机械、有色金属），向其输送了给予巨额政策性补助的大量贷款。很大程度得益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有利转折，重化工业在最初几年出现一些结构性问题之后，在70年代中期取得了不错的绩效。韩国公司从中东的繁荣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获得了庞大的建设项目，并很容易得到条件优惠的贷款。韩国经济也因参与越南战争而获得巨大利润。除了在越南服役的韩国士兵汇回国内的大量汇款之外，韩国商人从美国得到了很多有利可图的合同，同时享有向美国市场出口的优惠待遇。

　　从1971～1980年间，韩国经济实现了每年7.8%的增长率，而制造部门则以4.8％的年增长率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1年的289美元迅速提高到1980年的1592美元（Economic Planning Board 1979）。伴随着这种经济快速增长，韩国企业组织的规模也有了惊人的扩大，尤其是那些“财阀”（家族拥有的大企业集团）公司。通过积极参与重化工业，通过凭借“一般贸易公司”的所有权而实施的进出口垄断权，通过从事土地投机和其他商业投资，财阀集团得以在70年代后半期积累起庞大资本。到70年代后期，财阀公司巩固了它们在韩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资本向财阀集团集中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在80年代，最大的30家财阀集团占据了总货物运输量的36 ％和全国就业量的22.4% （Lee Kyu-uck and Lee Sung-soon 1985,97）。

　　为了了解整个快速工业化时期资本积累的这种主导特性及其对劳工状况的影响，我们必须考察两个至关重要的资本积累机制，二者均由国家所控制：第一个是来自国内国际的金融贷款的分配。正如很多研究韩国发展的学者所承认，贷款分配是政府控制企业的最重要手段（Amsden 1989;Soon Cho 1994;Jones and Sakong 1980; Eun Mee Kim 1997;Byung-Nak Song 1990;Woo 1991）。纵贯朴正熙政权的整个时期，国内利率要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在为适应通货膨胀而进行调整之后，利率通常甚至为负数。国外贷款利率甚至更低。因此，获得国内银行贷款或外国信贷本身就成了利润的一个主要来源。第二个机制是投资许可证的分配，特别投资于国家重点项月的许可证的分配（Kim Seok Ki 1987）。

　　这两个机制是密切相关的：那些获得重要投资许可证的人还通过政府控制的银行获得廉价的贷款，而那些能获得大笔贷款的人又处在获得新的有利可图许可证的极其有利地位。在70年代下半期，所有国内贷款的一半以上被作为利率优惠的“政策性贷款”分配给那些国家挑选出来的参与重化工业计划重点项目的人物。在这两种机制的关系网中，存在着韩国资本积累最关键的要素，即能利用国家权力。与以前的李承晚政权不同，朴正熙政权强调经济绩效是分配贷款和投资机会的主要标准（Jones and Sakong 1980;Amsden 1989），但毫无疑问，是政治上的联系而不是经济能力决定着由谁参与利润丰厚的政府施舍项目。

　　这些国家政策鼓励韩国资本家采取一种双重目标的积累战略——一方面在制造行业进行生产性投资，另一方面进行投机性投资，特别是投资于土地所有权（Kim Seok Ki 1987;Jung Heo Nam 1993; Han Do-Hyun 1993）。韩国的寻租行为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土地投机和私人借贷业务方面。大资本在这些领域最活跃，这己是韩国研究专家众所周知的秘诀。由大企业进行的土地投机如此严重，以至于朴正熙和他的继任者不得不对财阀集团的土地拥有量做出限制，有时甚至迫使他们卖掉已经购买的土地，不过这样做总是徒劳无功（Jung Hee-Nam 1993）。这种投资环境给大多数企业造成了很糟糕的财务结构。韩国公司负债沉重，而财阀公司负债最重。纵贯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韩国公司中普遍的企业战略，是在随出口市场快速变化的经济中迅速转向有利可图的商业投资，而国家的产业政策也鼓励这种战略。

　　这种韩国资本积累模式，对韩国制造行业中的产业关系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由于企业所有者主要关注的是发现新的细分市场（niche）并比对手更快地动员外部资金进入市场，他们对发展一支稳定的劳动队伍或通过提供更高工资或其他激励机制培养工人技能和生产力兴趣甚少。在试图通过剥削廉价劳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直到80年代后期，韩国资本家对发展公司福利投资极少。对劳动队伍的培训，他们也投资不多。而国家通过由国家管理的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承担了为整个劳动大军提供培训和提高劳动技能的责任（Song Hu Keun 1991;You Jong-ll 1995）。

　　韩国工业家可以忽视人力开发的部分原因是相对充裕的劳动力供给，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著名韩国劳动经济学家裴茂基（Bai Moo Ki 1982）认为，韩国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到7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尽管如此，直到80年代中期，没有迹象显示大公司在录用并保持劳动队伍方面遇到问题。70年代后期的确发生了熟练工人供给的严重短缺，迫使很多大公司竞相从别的的公司挖走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但就半熟练工人而论，直到70年代后期，农村和女性劳动力储备大军中仍存在相对大量的未利用劳动力储备。我为进行本项研究而考察过的人种学数据显示，直到80年代初，对纺织和电子行业雇用的很多工人来说，主要关注的仍是工作职位保障；管理者通常威胁开除卷入劳工活动的工人。另外一些调研70年代或80年代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社会学家也不同意裴茂基的分析，认为真正的劳动力短缺直到80年代中期才发生（Song Ho Keun 1991;Shin Kwang-Yeon 1999, 46）。

　　不管怎样，韩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劳动力市场的条件极大地促进了快速的工业扩张，而这些条件同时也成为严重障碍，起到了阻碍形成先进产业关系体系和改着大多数领工资工人工作条件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朴正熙时代是资本家的天堂。不仅国际市场条件有利，而且奉行发展主义的国家也彻头彻尾是亲资本家的。只要这些资本家成功地执行国家的发展计划，国家实际上就为他们做到一切。简言之，由国家产业政策决定的扩张性积累战略与国家强烈的亲资本反劳工政策相结合，一起导致了产业关系中问题的深化，并导致了无依无靠工人积累起愤恨和怒火。

　　三劳动队伍的无产阶级化

　　韩国的快速工业化给其经济的结构和人们工作和谋生的方式带来了急剧的变化。在20 世纪50年代末，在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起动之前，韩国主要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人口绝大多数住在农村，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一半来自于农业生产。随着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急剧下降，从1960年的39.4％降低到1980年的14.6% , 1990年降低到9.0%。与此相伴的是，制造业的份额从1960年的18.6%迅速增加到1980年的44.4%和1990年的44.7%，而第三（服务）部则以缓慢的增长率增长，从1960年的41.5%提高到1990年的46.3% （见表2-l）。

表2-1　1960～1990年间韩国的生产结构
（在GDP中的百分比，按现行价格计算）
　

部门 1960 1970 1980 1990

农业        39.9        31.1        14.6          9.0

工业        18.6        28.4        41.4        44.7

采矿业          2.3          1.3          1.4          0.5

制造业        12.1        19.1        26.9        28.9

建筑业          3.5          6.4          8.2        13.2

公用事业          0.7          1.6          2.1          2.1

服务业        41.5        40.5        44.0        46.3

合计（GDP）      100.0      100.0      100.0      100.0

　　说明：部门分类是按照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5）中建议彩的世界银行方法。
　　资料来源：韩国银行《经济统计年鉴》（1978、1995）、《国民统计》（1994）　

　　韩国经济中的这种结构性变化，需要有劳动力的大规模部门间转移。正如图2-1 所示，50年代后期韩国全部劳功力的4 / 5 由农业劳动人员构成，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小自耕农和佃农。到1970年，农业劳动力减少到了全部劳动力的一半。到80年代后期，5个劳动人口中只有1人仍留在农业。因此，在仅仅30年的工业化转型之后，一个由小自耕农组成的国度变成了由领工资工人组成的国度。韩国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30年里经历的工业化转型的规模可以与欧洲早期100年的工业化相媲美。[3]

　　这一由农业到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大规模部门间流动，必然包含着韩国劳动力快速的无产阶级化进程（Koo 1990）。每一年，成千上万农民和他们的子女离开农村地区，加入到城市地区无产阶级化的劳动队伍之中。韩国无产阶级化的速度是惊人的：在60年代初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起动时，韩国只有不到200万领工资工人，而到了8 0年代中期，人数增加了4 倍，达到800万人；1963年，挣工资者只占全部劳动力的31.5%，而1985年增加到54.2%。80年代中期，在城市3 名劳动人员中有2 人是挣工资者。从1963～1985年这20多年的时期里，领工资工人在制造产业增长方面则要快得多，人数增长了7 倍多，从41.7万人增加到310万人。商业部门和服务部门雇用的领工资工人增加了3倍多，从130万人增加到450万人，而农业中的领工资劳动者则从72.5万人减少到43.7万人（见表2-2 ）。

表2-2　工业部门中领工资工人的增长情况

单位：千人

	1963	1970	1975	1980	1985	变化速率1985/1963
农业	725	743	677	551	437	0.6
	(30.0)	(19.6)	(14.1)	(8.5)	(5.4)
制造业	417	995	1,782	2,475	3,146	7.5
	(17.3)	(26.3)	(37.1)	(38.2)	(38.9)
服务业和商业	1,272	2,049	2,344	3,459	4,507	3.5
	(52.7)	(54.1)	(48.8)	(53.7)	(55.7)
合计	2,414	3,787	4,803	6,485	8,090	3.4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说明：括弧中的数字为占劳动力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韩国国家统计厅《关于经济活动人口的年度报告》（1972、1985）　

　　韩国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非常依赖女性劳力。无论是在农业还是非农业部门，而且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从相对数量来看，韩国女性劳动力都有了很大增加。从1965～1980年间，非农业部门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从30.9%增加到36.1%，在农业部门则从41%增加到53%。在工业性工资劳动中，女工的参与率在同一时期也急剧增长。事实上，在妇女中的无产阶级化速度甚至比在男人中更快。制造部门雇用的妇女人数增长了7.4 倍，从1963年的18.2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135.3万人，而雇用的男人人数则增长了5 倍，从42.8万人增加到214.7万人。在直到70年代中期以前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初期，女工数量的增长最明显，但此后增长速度开始逐渐下降。1962年制造部门只有18.2万名女工，而到1985年数量增加7 倍多，达到140万人。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制造业中的男性工人增加不到5倍，从42.8万人增加到210万人（Economic Planning Board 1974,1984）。1963年女工人数占全部生产工人的41%，到1976年她们增加到占53%，然后在1985年降低到占46% （表2-3）。

表2-3　1963～1985年间女工在领工资雇员中的比例

单位：％

	1963	1973	1976	1978	1985
在所有雇员中	37.9	46.7	48.5	45.5	42.0
在生产工人中	41.0	50.0	53.0	49.6	46.3

　　资料来源：徐宽模（Suk Kwan-mo 1987, 105）（原始来源：经济企画委员会《采矿业和制造业人口统计报告），历年　

　　女工一度集中在少数几个轻型制造行业中。她们在纺织、服装和电子工业等行业中占大多数，在金属、工具设备制造和运输设备等重工业中占一小部分。例如，在1985年，女工占服装工人的88%，占纺织工人的77%，占电子工人的68% （Suh Kwan-mo 1987,171）。

　　女性工厂工人当中，绝大多数为16 ～20 岁或20 多岁的单身、半熟练工人。1966年，女性工厂工人当中的几乎90%在29 岁以下，一半在20 岁以下。在80年代，20岁以下工工人人数有了显著减少，但女工中的2 / 3 仍在29 岁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阻碍女工婚后仍留在工厂就业。首先，劳动的强度和长工时加上加班，使得已婚妇女极难在工厂环境中工作。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因素，是雇主对己婚妇女的歧视性措施。由于由妇女从事的典型工厂工作需要相对简单的技能和高度的劳动纪律性，雇主一般宁愿用新来的，年轻的、顺从的工人代替原来的工人，而且工资账单上还可以有很大节省。

　　因此，女性工厂工人构成了一个高度同质性的群体，其特点是她们大部分出身农村背景，年纪轻，单身，教育程度低，而且通常背负着支持贫困家庭的沉重负担。从技能和她们从事的工作类型来看，她们也是高度同质性的。再者，她们高度集中在少数轻型制造行业和地理区域。这种人口学上的同质性和空间上的集中性对韩国女工积极参与劳工运动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后面各章中我们将谈到这一点。

　　无论是在制造业活动中还是在生产工人当中，都有很大比例分布于利用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大型企业之中。1985年，韩国工厂工人当中几乎2/3 乃是在雇用100 名以上工人的企业中就业，而1959年只有1/3（见表2-4）。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在雇用工人人数少于20 人的工厂中工作的工人所占百分比在1959～1985年间从33%降低到了10%，大型工厂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一直不断发展，不过到了80年代这种趋势开始放慢，因为纺织、服装、皮革产品等行业中的大型企业走向衰落，而且与大集团公司有联系的分包企业的数量有了增长。

表2-4　1959～1985年间韩国工厂和工厂工人在不同规模的企业间的分布情况

单位：％

企业规模	工　厂				工厂工人
企业规模	1959	1968	1978	1985	1959	1968	1978	1985
5～19人	78.8	77.9	57.9	58.0	32.7	22.0	7.5	10.3
20～99人	18.8	17.7	29.6	32.7	34.1	22.2	18.4	25.5
100～499人	2.3	3.7	10.3	7.9	21.3	24.5	30.1	28.0
500和500人以上	0.2	0.8	2.2	1.4	11.9	31.1	43.9	36.3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金亨基（Kim Hyung-ki 1988, 43）（原始来源：经济企画委员会《采矿业和制造业人口统计报告》，历年）。　

　　韩国的资本集中在韩国产业组织中造成了一种双重性结构。韩国经济的核心由30家左右的财阀集团所代表。自7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向这些财阀集团的集中过程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因此到了1985年，最大的10个财阀集团占据了全国总销售额的30.2%和总就业量的11. 7%，最大的30.2个财阀集团则占据了全国总销售额的40.2%和总就业量的17.6%（表2-5）。

表2-5　1977～1994年间企业集团在制造业销售额和就业量中所占份额的变化

单位：％

年代财阀企业集团	销售额				就业量
年代财阀企业集团	1977	1980	1985	1994	1977	1980	1985	1994
前五大集团	17.5	16.9	23.0	27.2	9.1	9.1	9.7	8.1
前十大集团	21.2	23.8	30.2	34.1	12.5	12.8	11.7	10.3
前二十大集团	29.3	31.4	36.4	38.8	17.4	17.9	15.5	11.9
前三十大集团	34.1	36.0	40.2	41.5	20.5	22.4	17.6	12.8

　　资料来源：1977年和1980年的数据来自李奎亿和李成舜（Lee Kyu-uk and Lee Sung-soon, 1985）。1985年数据来自韩国开发研究院。1994年的数据来自韩国经济研究院。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韩国无产阶级的部门构成和人口构成中的变化。首先，请留意韩国工业中领工资工人的部门构成发生的重大变化。正如前面所指出，韩国经济在70年代中期发生了由劳动密集性轻型制造业向重化工业的转型。与这一变化同时发生的是制造业劳动力构成的相应变化。图二显示了制造业劳动力当中发生的这种部门性变化。轻型制造业中雇用的制造业劳动力的比重，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保持在大约60%左右，但到80年代中期却降低到了47%。相伴而来的是，在重化工业中就业的制造业劳动力从1973年的39%增加到1985年的53%。尤其是，从事机械、金属制造和其他相关行业工作的劳动力在这一时期翻了一番，从占20%增加到占31%，与这一部门间变化同时发生的是女工在制造业中的比例相对下降，因为从事重化工业工作的劳动力大多数是男性。

资料来源：经济企画委员会《关于经济活动人口的年度报告》（1972、1985）
图2-2　1963～1985年间制造业工人在轻工产业中的部门分布情况（%）

　　与韩国工业扩张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韩国产业工人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到。以国际标准衡量，韩国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向来处于高水平[4] 。1974年，生产工人当中的大约47%受过中等教育。由于韩国工人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到1984年已经有69%受过中等教育（Economic Planning Board 1974,1984）。受雇于重型工业中的工人，尤其是受雇于大集团公司的工人，则有着更高得多的教育程度。例如，1984年，在机械行业，高中毕业的工人占半熟练工人的59%，占熟练工人的90%（Kim Hyung-ki 1988,355）。

　　四农业部门的变化

　　正如其他社会一样，韩国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主要从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中吸取劳动力。纵贯韩国工业快速增长时期，城市产业的拉力和农村贫困的推力一起触发了劳工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迁居。根据一项估计，1966～1975年间，大约有510万人从农村地区迁居到城市，1975～1984年间又迁居了590万人（Lee Young-Ki 1988）[5] 。加起来，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头20年间，大约总共有1100万人离开农村前往城市，从农村地区的年流出率为4.7%。

　　结果，正如表2-6 所示，农业家庭户数急剧减少。1967～1987年间，总农户数减少了28%，从258.7万户减少到187.1万。农业人口减少的数量实际上甚至可能比这些家庭户数显示的数量更大，因为很大一部分从农村迁出的移民是个人，他们的

　家庭仍留在农村地区。例如，在1975～1985年间这一为期10年的时期，农业人口下降了36%，但农户数量只下降19% （Lee Young-ki 1988）。在这一时期，农户的平均规模也从5.6人减少到4.4人。
　

表2-6　1966～1990年间农户和农业人口的下降情况

　农户数
(千户) 占总户数
(千户) 农业人口
(千户) 占总人口
的百分比

1966        2,540 48.9      15,781 53.6

1970        2,483 42.4      14,422 44.7

1975        2,379 35.8      13,244 37.5

1980        2,155 27.0      10,827 28.4

1985        1,926 20.1        8,521 20.9

1990        1,745 15.4        6,459 15.1

资料来源：韩国统计厅《韩国经济主要统计数字》（1985、1991）

　　在个体移民当中，大多数是年轻人。从农村迁出的移民当中有2/3 在30 岁以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劳动力显著老化。50 岁和50 岁以上的农业劳动者的比例1965为18%，而到1985年提高到40% （Chang Sang-hwan 1988）。因此，到80年代中期，很多韩国农户由一两个老人和他们生活、工作在城市并偶尔回来探访的儿女组成。80年代后期，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已经很少能看见孩子，只是国家法定假日除外，这时候城市的孩子陪伴他们的父母探访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农村的小学一个接一个地关闭，继续办下去的只有很少几个孩子。

　　随着农业工作的负担越来越落到年纪大的人身上，妇女的农业工作量有了很大增加。有关劳工方面的统计数字在涉及农业工作时其准确性往往值得怀疑，当涉及妇女工作量的统计时更是如此。尽管如此，这些数字显示出女性劳动力在农业中的参与率在1965～1985年间从38%提高到45% （Chang Sang-hwan 1988）。因此，这方面的证据资料明显显示韩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女性劳动——不仅依赖她们满足城市地区对工业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而且依赖她们在劳动力已经衰竭的农村地区使农业继续进行下去。

　　这种大规模的农村向城市的迁移的关键机制是政府的农业政策。这种政策的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朴正熙作为农民的儿子在其执政初期保持着某种强烈的支持农业取向，并实施了几项大胆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状况，如减少农民债务并稳定农产品价格（Park Jin-do 1988）。另外，在20世纪70年代，朴正熙政府还推行了“新村”运动，改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环境条件，并通过提倡“勤劳、自力更生和合作”来提高农业生产率。但是，朴正熙政府农业政策努力的基本方向是保持较低粮食价格，以便相对廉价地养活城市领工资工人。除了70年代初少数几个年份之外，农民被迫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卖粮食——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价格大约为市场价格的85% （Chung Young-ki 1984）。

　　有关韩国农业部门经济状况的统计数字显示，在工业化过程中，韩国农民所处的状况不断恶化。从70年代中期起，从事农业的家庭发现自己越来越深地陷入到债务之中，这部分原因是生产成本（购买肥料、机械等等）的提高，另一部分原因是消费品和子女教育的花费增加[6] 。正如表2-7所示，农业收入可以承担的家庭开支的比例从70年代初起不断缩小。1974年，普通农户的农业收入能满足家庭开支需要的124%，但到了1981年，下降到93%。，随后在1985年下降到79%。80年代，在耕作土地面积小于1公顷的农户中，农业收入只能承担农户生活开支和生产成本的不到一半；只有耕作面积2公顷或2公顷以上的农户才能从农业中挣到足够的收入来保持自给自足。
　

表2-7　按耕地面积大小分类的农户的农业收入能承担家庭生活开支的程度（1965～1985）
　

	小于0.5 公顷	0.5-1.0 公顷	1.0-1.5 公顷	1.5-2.0 公顷	大于2.0 公顷	平均数
1965	58.6	83.8	96.8	103.3	112.5	88.4
1974	78.4	11.8	135.4	159.1	159.3	124.4
1977	50.1	95.5	120.8	134.0	149.0	106.1
1981	41.9	84.7	105.7	114.8	130.7	92.5
1985	35.6	59.8	82.9	103.1	115.2	78.9

资料来源：韩国农渔业部《农家经济调查报告》（每年一份）。

　　韩国农户收入增长迟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农村缺乏非农业性的收入机会——韩国工业几乎完全分布于城市地区。1970年，农户收入的大约1 / 4 来自于非农业性的来源（Chuang Young-ki 1984,63）。非农业收入1983年增加到占农户总收入的1 / 3 , 不过非农业收入当中的很大一部分（1983年大约占一半）为转移性收入，大部分是已经移居城市的家庭成员的汇款。非农业性就业为农户提供的收入朋年代只占农户总收入当中很小一部分（ 1983年为14%）。因此，很明显，被韩国随后各届政府确定为一个主要政策目标的农村工业化很大程度只停留在纸面上，对改善农村家庭经济条件得多做得少

　　五产业工人在空间上的集中性

　　农业的不断衰落和农村地区没有获得非农性收入的机会，决定了离开农村的劳动力迁居的性质。年轻人在迁居到城市后，不太可能在城市就业一段时间后再返回农村老家，而这种情况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相当常见的模式。他们也无法从农村父母那里得到太多的经济支持。不管他们是否喜欢，当年轻人离开他们的农村村落时，最有可能的是永久性移居城市，没有返回的意图或者说不存在返回的可能性。

　　因此，城市里的韩国工厂工人，不管他们来自农村地区还是来自城市地区，都是一种完全投入的产业劳动力。他们当中很少人可以定性为“半无产阶级”或“临时工性无产阶级”（parttime prolerariat），而这后两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是经常可以看到的，指的是那些只是部分地投入工厂就业、与他们的农村家庭仍保持着紧密纽带的人们（Wallerstein 1983;Gates 1979;Shieh 1992;Sen and Koo 1992）。

　　在这方面，韩国的无产阶级化类型与中国台湾的类型有着很大歧异。在台湾，地理上分散的工业化为农村非农性收入来源创造了更大量的机会，因而产生了比较大量的临时工性无产阶级。而且，台湾高度分散化的工业组织结构，包含着众多的家族性小企业，使工人相对易于从工资性就业转为自谋生路，因而削弱了工人对无产阶级工作的投人。

　　另外，在韩国，移民工人不同的地区出身不会在城市无产阶级当中造成很大的内部分野。例如，与中国不同，老乡认同或“地方政治”在韩国劳动活跃活动中很大程度上并不重要（Perry 1993）

　　韩国制造业地理上的集中性是相当突出的。工业开发不仅遗忘了农村地区，而且遗忘了大多数较小的城市，而且它还绕开了一些地区，如西南部地区（全罗）和东北部地区（江原）。制造行业中的大部分位于沿连接首尔与釜山这条主轴两侧的大城市地区（见插图二）。1984年，全部制造业工人的大约一半处在首尔-京仁地区（首尔，仁川和京畿道周边地区），另外40%位于岭南（东南部）地区，包括两个主要城市釜山和大邱。70年代重工业的发展形成了几个新的工业城市，如蔚山、马山、昌原和木浦等地，它们都位于岭南地区。而在这些地区和其他地区中，工厂又大部分集中的少数几个小区域，它们被标明为工业区或工业园（团地）。例如，在首尔-京仁地区，80年代中期曾有12个工业团地，雇用19.2万名工人就业（Choi Chang-woo 1987）。

　　首尔的九老工业团地是产业集中性的突出例子。这是位于首尔市区之外西南部的一个较小的区域。它是70年代初作为主要工业中心之一开发的。1984年，大约7万名工人，或者说首尔制造业工人的1/3，在位于这里及邻近的216家左右的工厂中就业。自然，这种工厂的密集性便于工人在厂际之间的工作流动和与邻近工厂中的工人同伴进行联系。大多数工人生活在工厂周围简陋、低矮的住房里，另外有一些则住在厂区宿舍里。正是在就业于九老工团的工人中间形成的紧密社会网络，在形成80年代初的团结斗争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结论

　　韩国以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为基础的快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劳动力的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高素质劳动力的充足供给，第二个是有组织劳工的薄弱。无论是历史事变还是地缘政治事变都对造成这种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和紧接着殖民统治结束之后的一段时期内，韩国劳工都曾经被动员过，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后五年要比在60、70年代更强大、更具政治取向。但是，这一强大的左翼劳工运动遭到破坏，为以后时期走上排斥劳工的发展轨迹铺平了道路。

　　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过程中，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在工作场所，国家在控制劳工方面都发挥了主导作用。资本家既依赖国家控制劳工，也依赖它进行人力培训，而没有做出什么努力来发展成熟的产业关系体系。尽管工业化时代韩国的劳工控制体系可以视为一种国家合作主义形态，但在实际实践中它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模式并不相同，毋宁说，在处理工会活动方面，它极度依赖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压制性的和反对成立组织的方法。

　　国家的发展战略也决定了工业发展的模式、韩国各种工业的空间分布模式和组织模式。韩国产业转型存在的几个重要特征，对韩国工人阶级运动有着重大意义。第一个特征是产业转型的迅速性。韩国工业化的速度和强度确实是惊人的，涉及由农村向城市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和将千百万农民子女转变为领工资的产业工人。

　　第二个特征是韩国工业化以牺牲农村部门为代价、城市地区压倒一切的特性。这种偏向城市的工业化模式加速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地区的流动，使工人成为永久性移民，几乎没有返回农村的意图。因此，这个新出现的产业无产阶级是一支完全投入的产业劳动队伍，由那些程度不同地注定要在工业领域以领工资就业的方式度过余生的人们构成。

　　第三个特征是韩国工业化高度集中于城市地区的模式。韩国制造业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少数主要工业城市，集中在这些城市中人口稠密的工业团地和产业带。与此同时，韩国产业工人的大多数为大企业而不是由家庭作坊式小企业雇用。这种地理上和组织上集中的无产阶级化模式有利于工人阶级社区的发展，也有利于不同企业工人之间的密切社会网络的发展，而且使得工人阶级认同和产业工人的团结更容易形成。

　　最后，从这种充分的无产阶级化当中出现的韩国工人阶级的特征是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从人口学特点、社会背景和技能水平等方面看都是如此。那些受雇于劳动密集性轻型制造行业的工人尤其如此。这些工人大多数是来自贫困农民家庭的年轻女工。男工也主要是年轻工人和来自农村背景。韩国出口行业中的福特主义大批量工厂生产形式，也需要有着同样教育程度和培训水平的半熟练工人。韩国产业劳动队伍的这种同质性一直保持到80年代中期，这时候韩国经济的产业升级造成了劳动队伍内部越来越大的分化。

　　韩国工人发展的这些特征，为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并成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阶级提供了很有利的结构条件。尽管阶级形成不是结构条件的简单结果，但韩国工人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比较快速的发展，很大程度要归因于60年代开始的这一高度集中性、加速的产业转型模式。

　

[1] 本书中的几首诗歌，是特意请沈仪琳教授直接根据本书的韩文版翻译的。在此，向沈教授表示衷心感谢。——译者

[2] 全劳协由一些与大韩劳总对立的独立劳工领袖创立于1959年。到50年代后期，由极其贫困的经济状况和工作不稳定程度的提高，可以看到劳工的易变性明显在增强。然而，官方工会对这些似题完全视而不见。

[3] 1841～1961年间，英国农业劳动力从26%降到7%，同时第二部门劳动力只有适度增长。从41%增加到44%。1841～1962年的法国，农业劳动力从53%降到22%。同时第二部门劳动力从25%增加到37%。在经历了比英国速度更快的晚期工业化的德国，1882～1961年第一部门劳动力从50%降到16%，而第二部门则从32提高到45%（见 Bairoch et.al）。

[4] 1982年，在韩国学龄人口中，89%升入中学。其他国家的可比统计数字如下：巴西为32%，墨西哥为54%，阿根廷为59%，泰国为29%，菲律宾为64% , 日本为92%，美国为97%（见World Bank 1985）

[5] 另一项研究对离开农业的迁居规模提供了一个略小的估计数（Chang Sang-hwan 1988,152）。

[6] 从1975～1986年间，农业收入增长了6.3倍，而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了11倍。参见李水基（Lee Young-ki 1988,197）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