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八章 社会财富的全面增长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在废除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以后才可能达到的一些成就，我们也看到中国要赶上工业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所要走的长远路程，这个紧要问题，不但向全中国人民提出，而且也向大多数的人类提出，后者今天仍生活在像旧中国那样的情况中。在后面几章中，我们将会谈到其它的衡量社会主义应该和必须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尺度—民主权利、政府代表真正接受工人群众的控制，物质平等和政治平等，在这一章中，我必须考查一个替官僚统治辩护的主要论点；把绝对权力交给党及国家官僚，至少保证群众的生活水平比资本主义提高得更快。 这个说法，已由官僚及其辩护士在每个场合重复说过，只是部份地对的，而且是极有附带条件的，如果计划经济不排除群众参加计划的设计，且不受民族共产主义的束缚，它就能够创造真正的经济“奇迹”，对某些人来说，这讲法也许像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但是我们有方法去证验它的正确性，这个方法就是把中国的总增长率和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国家的增长率相比较，虽然殖民地的某些国家在二十世纪初的工业基础比中国高，这里的问题不是人民的绝对的生活水平，也不是他们的工业产量，而是他们的发展速度。 很多作家，从学术界的自由主义到每月评论的撰稿人，认为中国旳增长率比任何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国家（除了像台湾、南韩等美国帝国主义的人工温室设计，或者中东的产油国家以外）的增长率大很多，是证实了的事实，这个设想的可信度有多少呢？ 如果中国工业的年增长率最高是百分之十，而农业的年增长率是百分之二，那末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必在这两者中间附近。如果人口的增加也算在内的话，国民生产总值的每人平均增长率一定更低，几个西方经济学家，根据中国政府已经发表的数字，作了一些计算，一个美国政府的经济学家曾计算中国在一九五八至七四年之间的经济总增长，得出以下的年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五点二；农业生产，百分之二；工业生产，百分之九；人口，百分之二点一；每人平均生产总值，百分之三。[1] 美国的一个同情中国革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经济学家，理斯金（CARL RISKIN），得出以下的类似的数字： “在一九五二年以后的二十年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百分之四点六至百分之六，看你用那一个物价和工业生产的指数，在这些数字中，为了考虑到人口的增加，还要减去百分之二，所得的百分之二点六至百分之四的数字就是二十年间中国生产总值的每人平均年增长率。”[2]
所以中国近二十年的真正成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五点五；每人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三，这两个数字与尚被外国剥削的国家比较起来是怎样呢？理斯金提供了以下的数字： “四十二个被联合国分类制度定为‘发展最差’的最穷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九六五至七四年之间的平均增长率是百分之一点一，而剩下的五十五个‘发展中’的国家，在同期间的平均增长率是百分之三点三，每人平均的生产值数字比中国最近的数字差得很多，在亚洲的‘发展最差’的国家中，有几个国家的增长率比中国高；但是在与中国收入差不多的国家中，只有印度尼西亚（一个属于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国家）的增长率比中国高，其它都比中国低。”[3]
像国民生产总值这样的数字是很难与其它数字发生关连的，理斯金的数字来自经济学家托达洛（MICHAEL TODARO）于一九七七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书《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联合国提出了一组不同的数字，从这些数字看来，如果理斯金的四十二个最穷国家的数字是准确的话，那末他的比较富一点的半殖民地国家的数字则太低了。
*来自联合国经济社会会议，社会发展委员会的一九七四年世界社会情况的报告：《社会趋向：一个全球的总观察》（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第十页。 **不包括中国。 表六提供了联合国对一九六三至七三年的统计数字，这些数字只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但没有包括帝国主义国家及工人国家的数字，这个表依据地区来分类，西亚地区包括产油的中东国家，因此不能算是代表性的数字。 与表六内这些地区的数字比较起来，中国的数字（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百分之五点五，每人平均的年增长率，百分之三）不比这些地区的平均数高多少。 现在，让我们看另一个数值，从理斯金的数字，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成绩比世界上的最穷国家的成绩好，但是，从联合国的数字看，中国的成绩不比半殖民地世界的平均数好，所以我们需要几个有代表性国家的数字作比较，因为帝国主义在几个国家的高投资额（如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及中东的石油）扭曲了几个地区的平均数。 远东经济评论的一九七七年亚洲年鉴中，提出了亚洲在一九六零至七三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每年平均增长率的估计，其结果在表七上：
*亚洲年鉴（1977年）（香港远东经济评论，1977）第14页。 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增长率，比起帝国主义所殖民奴役的国家中的几个最悲惨的国家是高得多；但是，比起半殖民地的国家中比较富一点的国家，中国就高不了多少；比起有些半殖民地国家还要低些。这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少量投资就可以把半殖民地国家的增长率提得比中国高，如果只有台湾和南韩有如此情形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偶然的现象，是不会在别的地方重复的，但是，从巴西到马来西亚和泰国，一大批的国家都比中国发展得快，当然，这些国家的分配制度比中国更不平均，但是社会主义（即使在官僚制度的扼杀下）应该比这些帝国主义庇护的国家发展得快，不应该不如人家。 更惊奇的是，像印度尼西亚这么一个有野蛮的军人独裁的国家，居然比中国发展得快，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很多—一亿二千九百万人—，所以它的统计数字不会像产石油的阿拉伯国那样容易地被某一特别的原料出口所扭曲，中国也是个产石油的国家，印度尼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六十年代初期虽然低，但在一九六九至七三这几年间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八点七，几乎是中国的两倍，在同一时期内，每人平均的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四点九，也比中国高。[4] 另一个通常的比较是中国与印度的比较，因为两国的人口都很多，而且在开始发展以前，两国都穷，我们已经谈过中国工业几个重要部份的发展停滞和缓慢，印度的成绩更差，在一九七三年，中国的纲铁生产是印度的四点三倍；煤，四点六倍；原油，七点二倍；化肥，三点五倍；缝衣机，十三倍。[5] 虽然，中国的领先是令人起敬的，但是中国要孤立地发展了二十五年才达到目前的这个地步，而且到今天还有很多的大弱点。中国的人口是印度人口的一点六倍，换句话说，以人口的比例来讲，中国要生产比印度多一点六倍的商品才能与印度同等，直到一九六九年，中国在棉布、糖、脚踏车、收音机、水泥、电力和汽车的每人平均生产量还不如印度，只有在粮食方面，中国比印度好一点，甚至到了一九七三年，中国在粮食生产、脚踏车、和电力方面，比印度好不了多少。[6] 中国与印度的最大不同，不在于工业总生产，而在于社会责任，在今天的印度，三亿人民，几乎是人口的一半，不但生活在贫穷线以下，而且生活在赤贫线（事实上在捱受饥饿）以下，在中国，这种苦难是没有了。 一个我们还没有谈到的社会财富的测量标准，是城市工人阶级的真正生活水平，国家平均收入每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并不表示这个增加的收入会真正地分配给人民，这方面的情形是怎样呢？毛政权决意把这个增加的收入留给政府，用在再投资和官僚层的消费上。 格雷坦白地告诉我们：“自从一九五七、五八年以来，工资政策已转向为直接控制劳动的分配，和不使城市工资增加得太多……”[7] 据格雷估计，除了一九四九至五二年之间，工资有很大增加以外，在一九五二至七二年之间，中国工人的真正工资平均每年只增加了百分之一点九，但事实上，中国工人工资除了一九五八年以前有增加外，直到二十年以后，即毛泽东死后，才有真正的增加！ 仅仅在一九七七年十月，新政府才对这个中国工人阶级长久以来的不满作出真正的让步，余秋里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的经济报告中，宣布二十年来第一次全面的工资增加，他没有说明实在的数字，只说“调整工资的人数约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六”。[8] 余秋里的报告指出，在毛泽东的政府统治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所遭受的挫折，最近一些报导描述这些经济挫折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其中一个报导来自两个加拿大的毛派霍华德夫妇（PAT AND ROGER HOWARD）。 霍华德夫妇在广州替中国政府工作，他们现在是华国锋的支持者，他们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在美国的前卫周刊（GUARDIAN）发表了三篇文章，反驳该刊对华国锋的批评，在解释为甚么他们认为有整肃“四人帮”的必要时，他们描述在广州居住时见到的经济恶化情况： “自从文革以来，好多地区有严重的生产问题，近年来，某几个地区的情况变得很坏。……在广州，因为农业计划和供应制度的破坏，基本粮食的供应在最近几年内变得特别坏，在浙江温州，一个名叫王生河（译音）的“造反派”，在王洪文的支持下，领导派系斗争，事实上破坏了集体经济，造成物资缺乏，因此引起投机、黑市、私人企业的生长，甚至分田单干。”[9]
他们接着说： “……由于四人帮对计划和生产的干涉，生产和分配遭到破坏，因此许多普通人民愈来愈难买到粮食和日用品，当然，这些消息不会刊登在严密控制的报章上。”[10]
到一九七七年二月，物资缺乏的情况还是很普遍，而且开始在报章上报导出来，远东经济评论对此情况有如下的报导： “在中国旧历新年时，甚至于广州的粮食都很缺乏，这反映了过去几个月中许多经济部门的混乱，人民日报在二月间说，还需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才能使铁路恢复正常情况。”[11]）
这就使我们看清楚中国一般人民在每日生活上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中国的情况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强大的官僚层的富裕生活，对这些官僚分子而言，社会主义就有丰裕这种允诺，不是遥远的希望，而是已经来临的现实。[1] 数字来自美国国会所编的中国经济的重估中亚须布鲁克所写的中国经济的一般观察第24页。 [2] 里斯金（CARL RISKIN），JUDGING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CASE OF CHINA（判断经济发展：以中国为例），登载于印度孟买市的经济与政治周刊，1997年10月8日，第1,742页。 [3] 同上，第1,742至43页。 [4] 1977年亚洲年鉴，第76页。 [5] 见中国季刊第70期中SUBRAMANIAN SWANY所写的THE ECONOMIC DISTANC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1955-73（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差距，1955年至73年），第373页。 [6] 同上，第373页。 [7] 格雷，中国的经济与毛派的战略，第189页。 [8] 新华社公报（英文），1977年10月25日。 [9] 前卫周刊（GUARDIAN），1977年3月2日。 [10] 同上。 [11] 远东经济评论，1977年10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