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第三章 运动的进展


  运动的发展——伯明翰集会——宪章运动在伦敦——议会广场的集会——民主协会——约克郡和兰开夏郡——理查德·奥斯勒——约瑟夫·雷纳·斯蒂芬斯牧师——斯蒂芬斯的演说——斯蒂芬斯的讲道——斯蒂芬斯和济贫法——克索尔猎场的示威——约翰·菲尔登——皮普草地的示威——理查德·马斯登——彼得·布西——彼得·墨里·麦克道尔——英格兰西部——约翰·弗罗斯特——查尔斯·琼斯


  上述演说家发言的余音在北安普敦人民的耳际还未消失,伯明翰委员会就展开了规模更大的行动。伯明翰城区及其四郊拥有稠密的工业人口,在鼓动工作方面,它一向被认为几乎具有无限的力量。修正法案时期的各种协会已把这个城市提升到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城镇所能享有的重要地位,这个城市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它的一切活动都是由它自己的下院议员来领导的。托马斯·阿特伍德是个不可轻视的人物,他在修正法案获得通过后曾经声称,如果上述法案没有变成法律,他一定会出动二十万人,向首都进发,要求制定这项法律。伯明翰委员会决定召开一次本区群众大会,集中地点就在以前多次举行群众示威运动的霍洛韦广场。他们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工作,以便使大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在这方面,他们获得的成就是令人钦佩的。
  虽然在群情激动的时候,我们应当原谅过分夸大的报道,但这一次无疑地是一个盛大规模的集会,参加的人数估计有二十万。早在上午9时,街道上就挤满了人群,呈现出一片活跃喧闹的景象。政治联合会会员预定10时在市政厅举行会议。那里挤满了密集的人群;宏伟的大厦的各个大小角落留不下一点空地。这次大会选出了联合会的下届委员会。
  在一片沸腾的欢呼中,政治联合会的阿特伍德先生、索尔特和埃德蒙兹先生,奥康纳先生,苏格兰的莫伊尔和珀迪先生,韦德医生,伦敦的文森特和赫瑟林顿先生,曼彻斯特的理查森先生,牛津的福尔克纳先生步入会议厅,这时群众对“辉格党骗子和托利党恶霸”发出同样喧嚣、同样强烈的嘲骂声。让我们在这里注视一下厅内展示的一面横幅,上面绘着三块面包,大小不一,但标价完全相同。英国的一块最小,法国的一块较大,俄国的一块最大。下面题着一行字:“这是谷物法的效果。”
  埃德蒙兹先生宣布奥康纳先生受约克郡六个城镇(包括利兹和哈利法克斯在内)的委托来此参加集会。他的话引起了一片十分响亮的喝采声。道格拉斯先生提出联合会的财务报告,表明开支虽然很大,手里还有将近两百镑,可用作鼓动工作的经费。他又向集会群众宣布,一个由万人组成的代表团刚从沃尔索尔到达这里。这项声明引起了全体一致的热烈欢呼。委员会选出以后,各团体的游行队伍向霍洛韦广场行进。伯明翰支队从市政厅出发,柯林斯和皮尔斯先生被推举为领队,骑马前导。另外是沃尔弗汉普顿、沃尔索尔、达德利、赫尔佐温、沃里克和斯塔德利的六个支队。这些队伍从几条街道分别行进,前往那个引人注目的巨大中心会师,下午1时刚过,全部到达。霍洛韦广场上的一片空地是圆形剧场式的,讲坛的位置使大多数人可以清晰地看到演讲人,并从极远处听到他们的讲话。各行各业为整个庞大的队伍增添了美感,人们举着大小旗帜,旗上各种标语和图案缀成五光十色的画面。凡是可以清楚地俯瞰那个引起人们兴趣的集会的一切有利位置,早就被人占住,因此,在游行队伍到达前,那里早已聚集着无数的观众了。咚咚的鼓声宣告同志们的来临,鼎沸的欢迎声响彻云霄。正在行进的群众川流不息地涌来,仿佛游行队伍是永无穷尽的。很难设想有什么场面会比聚集在这个有趣的场合的广大群众所形成的场面更为壮丽的了。
  阿特伍德先生被推选为主席,他发表了一篇内容与前大致相同的演说。他自称是爱好和平的人,声明他永远不会同意使用暴力来实现人民的目标,但当他对这个问题讲得兴奋时,却说议会无法拒绝两百万人的要求,这个要求倘若不迅速照办,结果必将使两百万人增加到五百万人。他恫吓下院说,如果下院迟迟不承认他们的权利,广大的人民群众将对下院施加一点小小的压力。假若人民的请愿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这位议员先生建议全国举行一星期总罢工,在此期间,全国没有一个锤子挥动,没有一个铁砧发响,也没有一个梭子转动;他对听众说,他虽然反对使用任何暴力,但如果人民受到了袭击,其后果一定会落到挑衅者的头上。他又对集会群众说,如果政府胆敢在他为实现和平目标而进行努力时将他逮捕,则一定会有十万人向政府进军,要求将他释放。
  到了此刻,不管阿特伍德先生企图使他的追随者所得的印象是多么和平的情绪,据我们看来,他的忠告至少有一部分(如果实行的话)只会导致他表面上所反对的后果。而且,最后的那句预言,如果设想它有任何含义的话,也只能意味着暴力,因为如果他的十万名朋友,为了上述目的而集体出动,并遭到了拒绝,那就或是以武力解决,或是不体面地退却。在后一情况下,大踏步前进变成了大踏步后退,只会贻笑大方,同时也使我们联想起诗人诙谐的诗句:

  “约克公爵老当益壮,
  万名勇士在他麾下,
  正向崇山峻岭进军,
  却从高山退到坡下。”


  而且,阿特伍德先生的停工计划,除了成为暴力革命以外,简直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结局。在短短一星期的时间内,有钱阶级不要劳工也完全可以过活,他们知道在那个期限结束后,劳动人民是一定会复工的。倘若不打算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赢得胜利,谁也不应当劝告人民停止工作。罢工必须胜利完成,不然就必须接着使用暴力,否则,整个行动必将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同时,罢工的目的也将受到无限期的延搁而不能实现。我们怀疑,阿特伍德先生是否准备接受他本人的劝告将要带来的几乎无法避免的后果,但这个劝告对听他讲话的广大群众毕竟产生了影响。他的呼吁获得了热情的反应。真的,任何一个君主对人民的统治,也不象阿特伍德先生对会场上广大群众似乎享有的统治那么绝对化了,奥康纳首先举手,表示倘若主席被捕,他愿做十万名进军者之一,要求将主席释放。
  阿特伍德先生的同事斯科菲尔德先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讲话的还有芒茨、道格拉斯、文森特、莫伊尔先生等。除主席外,那天最重要的主角首推费格斯·奥康纳,就措词的激烈而言,他是决心不落后于阿特伍德先生的。他建议,在写好请愿书准备递送时,应有五十万人在伦敦集合,陪同阿特伍德先生携带请愿书前往下院,并应通知下院,他们正在议会广场上静候答复;但实际上奥康纳的言论却远远超出了上述限度。关于他演说的要点,他所引用的下列穆尔的诗句是最好的说明:

  “前进吧,高高举起我们的绿旗;
  每把利剑都刺透敌人的肉体。
  我们这边满是高洁情操和爱尔兰精神,
  他们那边只有教区牧师和罪行。”


  引用这一类不合时宜的诗句(其所以不合时宜,是因为这些诗句是专指爱尔兰人民而言的,但奥康纳所呼吁的听众几乎全部是英格兰人,而且他谈到的民间疾苦,并不是全国某一部分人民所特有,相反地,却涉及全体人民),一方面证明了他语无伦次,另一方面,又证明了他缺乏鉴赏力;同时这也使我们不能指望这位伟大而有权威的鼓动家将来会慎重行事。上述这种引句确实使容易激动的人们受到了一时的鼓舞,但对于实现任何真正有益的目的来说,再没有比它更不适宜的了。不难看出,这种失检的行为正为分裂活动打下了基础,对运动的顺利发展只会产生致命的后果。当时几位领导人物的脸上明显地露出了厌恶的神色,集会刚刚结束,这种厌恶心理便溢于言表,说明在指导鼓动工作的政策方面,他们与奥康纳之间没有多少共鸣,然而在主席发表了意见以后,谁又会说奥康纳完全错误呢;他只是在阐明阿特伍德先生的劝告中似乎确有的含义,即使他的言论不能自圆其说,至少也是可以原谅的。不管奥康纳的言论多么激烈,在听他讲演的广大群众耳中,并不觉得讨厌,而在其他方面,他比在场的任何人具有更优越的条件,使伯明翰听众对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拜伦描写海盗的话——“他那普通的身材并不寓有巨人的骨架”——对他全不适用,因为与大多数人相比,他确是一个巨人。身长六英尺以上,体格结实健壮,虽然见解带有几分贵族色彩,他的外表,群众一看,就必然会对他肃然起敬。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尽管世界文明日益进步,优越的智力日益受到重视,一般地说,人们对于优越的体力仍怀有深深的敬意。奥康纳的脖子很短——短得使人看不出来,这是他体型上的唯一缺陷,即使这个缺陷也没有造成不良的印象,反而加强了(却没有削弱)公众对他铁一般的体格所蕴藏的巨大力量持有的看法。
  可是奥康纳不是单凭体力才使群众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尊敬的心情。他的额部宽阔厚实,颅相学家认为是知觉器官所在的各个部位都十分饱满;只是思考官能相当不足,尽管这些缺点存在,但仍足以证明他有优越的智力。有人说他有坚定不移的意志,未免言过其实,因为没有一个具有同等智力的人比他更反复无常的了。如果他的判断力的可靠性能同他的知觉的敏感性相媲美,他一定会在智力方面成为一个伟大人物,但他却缺少一个伟大人物应有的这种基本品质,因此,他的一生贯串着连续的错误和出尔反尔的行为,人们对此愈加思考,对他的评价也就愈低。在运动中,谁也不象奥康纳那么有把握取得声望,同时谁也不象他在享有盛名之后又必然将它丧失。人们要等到他开始讲话以后,才能完全感到他的影响的深远。但这大致还要视环境而定。如果举行一次户内集会,文森特比他要高明得多。在户外,奥康纳几乎是一个万众崇拜的偶像,因为他雷鸣般的声音会传入最为心不在焉的听众耳中,使最喧哗的人们顿时安静下来。他在伯明翰集会上所遇到演说对手不在少数,但他每吐一字,声若洪钟,回声在天际震荡,甚至使古希腊的传令使者斯坦托也甘拜下风。相比之下,上述一些天才演说家当然望尘莫及了。他发言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兴奋激动的广大群众对他的尊重使其他人都黯然失色。在那个时代,最激烈的言论最受欢迎。奥康纳抓住了这个迎合人心的机会,利用他来为他本人造成一时的优势。阿特伍德先生提出了发动十万人进军,这就使他获得一个出发点,于是他立即表明在争取人望的竞赛中,能够多么轻易地将他那些尊敬的对手们远远抛在后头。可是伯明翰的领袖们暂时克制了对奥康纳的厌恶;所有的决议都获得了一致通过,乔治·弗雷德里克·芒茨、菲利普·亨利·芒茨、罗伯特·凯利·道格拉斯、托马斯·克拉顿·索尔特、乔治·埃德蒙兹、本杰明·哈德利、约翰·柯林斯和约翰·皮尔斯当选为下一年召开的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代表,以保证及时提出请愿书,并商定最妥善的方法来加强民主主义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丹尼尔·奥康内尔的密友托姆·斯蒂尔也参加了伯明翰集会,可是他只保证爱尔兰人民赞同宪章六点要求中的三点。
  伯明翰集会结束不久,接着便在首都举行了激进派的示威游行,其目的是要使舆论对议会产生更直接的影响。一切安排均由工人协会主持,他们力求大会具有某种权威气派。为此,他们向威斯敏斯特的最高执行官弗朗西斯·斯梅德利爵士递交一份由无数人签名的申请书,邀请那位官员担任集会召集人。弗朗西斯爵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申请书提出的要求,规定集会在9月17日中午举行,集会地点为议会广场。集会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了。但是,这次集会是否符合激进派人士的乐观愿望和期待,是很值得怀疑的。就人数而言,按首都的总人口计算,它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失败,参加者估计只有三万人。如果我们想起伯明翰曾有二十万人集会,那么,一看便知,这一次示威游行就相形见绌,无足轻重了。它清楚地表明了首都居民对政治问题没有多少兴趣。英法两国的首都在争取民主制度的群众性斗争方面所显示的巨大差别是值得政治哲学家们进行研究的一个最深刻的课题。在法国,巴黎永远是重大的鼓动中心,给予各省区一股生气勃勃的推动力。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在人民的一切进步运动中,巴黎就是法国,因为法国其他地区的行动都听从它的旨意。法国历次发生的革命证实了这种评论是正确的。相反地,不论什么时候伦敦采取行动,它必然是受到了外力的驱使;为它所作的努力指明方向的是地方各郡,因此,在建立正确健全的舆论方面,成为阻力的各种困难,看来几乎是无法克服的。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就是伦敦群众运动中的大多数领导人物,都是从地方各郡迁移来的,而不是在首都土生土长的;道地的伦敦佬很少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毫无疑问,如果具备了必要的条件,那就可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表演,而音乐、旗帜和一切装饰则可以使一个道地的伦敦佬心情激动,思想活跃。在上述情况的吸引下,几十万群众会走上街头,但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只是为了追求热闹才聚集起来。伦敦市长就职典礼游行或王室出巡时的仪仗队都会使他们感到满意,和群众的政治示威游行不相上下。除了这一类新奇事物会使他们盛情的寄托发生变化以外,首都生长的人们几乎全神贯注地经营买卖。赚钱牟利似乎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目标;这个使人全神贯注的唯一目标,把那些深刻影响整个社会、而表面上似乎同每个人没有多大影响的一切事务,都置于人们的思考范围以外。工人协会没有采用这个唯一的方法,否则一定能举行一次盛大的示威游行,但是正因为他们不这样做,他们的行动是很明智的。只凭一时的兴奋所形成的舆论不值得我们努力去促其实现。以实际理解力为基础的兴奋情绪可能有它的价值;如果缺乏那种理解力,它就比浮夸还要不如。
  这次集会在参加人数方面的缺点,无疑地在人才和声势方面得到了补偿。下午1时,最高执行官就任主席,在他周围可以看到威斯敏斯特的下院议员利德先生,梅约的下院议员狄龙·布朗先生,汤普森上校,费格斯·奥康纳,韦德医生,W.J.福克斯牧师,讽刺谷物法的著名打油诗人埃比尼泽·埃利奥特,纽卡斯尔的洛厄里先生,曼彻斯特的理查森先生,爱丁堡的邓肯先生,卡马森的H.威廉斯先生以及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的其他许多人,巴黎的库利埃也来参加,使大会生色不少。
  洛维特先生是第一项决议的提议人,他用一篇真正崇高而富有宏伟气魄的演说来强调它的必要性,并竭力要求对代表制进行彻底改革以伸张正义。在提到这一点时,他说:
  “全国请愿书已概括他们所要求的一切,因为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在鼓动其中一点时,到了紧要关头,又被人诱去鼓动另一点。六年来,他们一直听到关于局部解决的建议,但那几次的局部解决究竟解决了些什么呢?给爱尔兰的是一个卑鄙的高压法案,给英格兰的是几项专制措施,给加拿大的是剧烈的变革和专制统治,它们再也不要这样的局部解决了。”
  赫瑟林顿是上述决议的附议者,埃比尼泽·埃利奥特也用一篇热烈的演说来给予支持。这位诗人提到有钱阶级时说:
  “他们不是每天在犯新的叛逆罪吗?他们最近不是不顾自己所发表的议会宣言,剥夺了你们接受贫民院救济的权利吗?感谢上帝!这个宣言已被载入永不磨灭的议会纪录,表明他们自己才是一向危害社会的一群最有破坏性的恶丐!在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最血腥的几页记载中,有一页记下了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的最初几个月中政府首先采取的行动。在那几个月中,你们的压迫者在加拿大犯下的暴行使卡斯尔雷国王的统治相形见绌,韦林顿皇帝(真有一天称帝的话)的所作所为也黯然失色;为什么会犯下了这些暴行呢?因为加拿大下议院拒不缴税。如果说,加拿大下议院无权抗税,那么英国政府也无权勒索。我怀疑,在伦敦,拥有两万镑家产、而对每个被认为持有自己见解的工人并不怀着仇恨和恐惧心理的人,是否会有一百个。即便在美国,情况又何尝不然。美国的参议院代表那个国家的有钱贵族,如果可能的话,它极愿在这时使一个诈骗钱财的银行家成为美国的独裁者。但美国只有一个参议院,而你们却有两个,尽管没有一个是代表你们的,但都在给你们制定法律,因为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换言之,都是游手好闲的有钱阶级。”
  爱丁堡的约翰·弗雷泽先生也向集会群众发表了一篇热情乐观的演说。讲话的还有哈特韦尔、克利夫和道格拉斯先生。
  洛厄里先生的发言有力,论调果断,不过多少带有一些谨小慎微的意味。他没有提议使用暴力,对他本人将采取的行动只字不提,但谈到当前形势时,他说:
  “北方的人们已充分地组织起来了。纽卡斯尔人敢于用武起来捍卫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话,就象在女王加冕那天,军队倘若袭击了群众大会就一定会得到教训那样。我们愿意试一下现有的一切道义手段,只要王权能造福人民,我们愿意试它一下;只要贵族们谦恭有礼,我们愿意保留贵族制度;但我们认为,我们有权要求彼此分享权利,不然,我们就准备反抗那个王权和那个贵族。泰恩河和韦尔河畔的人们不会发动战争,除非敌人首先动武,但是,一旦开战,他们就再也不会逡巡却步了。”洛厄里发现这些见解大受与会群众的赞赏,便又添上了更多类似的话,他最后这样说:“情况会比现在更糟吗?王权正在受到鄙视,贵族已经遭到唾弃,法律被认为是富人压迫穷人的工具,而教会也已堕落成为一个政治工具了。那些本当宣讲谦逊和睦的人却是最贪财的角色,而且在掌权以后是最残暴的角色。他们不是已经在爱尔兰看到,传布福音的牧师们已经把自己打扮成一手执刀、一手捧着圣经的牧师了吗?这些牧师把穷人的最后一个小钱都抢光了;事实上,不论在哪里,只要人们为了使群众获得政治权利,或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而作出努力,他们总会发现牧师们会起来反对。他奉劝人们维护自己独立自主的地位,他们有这种权利,而他们的统治者是不敢拒绝的。”
  接着发言的是汤普森上校,他十分坚决地抨击内阁,断言把政权委托给人民才万无一失。
  这位豪侠的上校问道,“统治者们干的那些祸国殃民的事,人民会干出一半来吗?人民没有为自己要求议会多数和支配权力,不象有钱阶级先前曾经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且十分可恨地加以滥用。他们并不追求那些,他们只求在国家的议会中获得一份公平合理的权力。以前,他也是一个主张议会三年改选一次的人,但现在已改唱新调了,他将告诉他们原因何在。在新议会成立初期,内阁阁员们不是曾经表示愿意同激进分子团结起来,携手合作吗?到了议会经过选举,规定任期七年以后,他们不是又说:现在我们已经使你们在七年内对我们无可奈何了,我们要告诉你们一个先前一直隐瞒着的秘密:我们一贯主张建立农业优势。一年有了五千万镑,还要什么改革。”豪侠的上校博得了沸腾的欢呼。
  利德先生在讲话中告诫群众不要使用暴力。“人民必须信赖自己,而且也只有信赖自己,他们所做的不是儿戏。他们所承担的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因为他们必须同历来对社会实行压迫的贵族中最富有、最强大、最精明的一个贵族展开斗争。他们在尽一切努力时必须记住,只有凭理智,凭论据,凭群众应有的道义力量,最后才能在一切事务中获得成功。同时,也只有抵制激烈的劝告,反对激烈的言论,拒不参加激烈的行动,他们才会找到保障以及最理想的致胜方法。他们应当回忆在爱尔兰发生的事情;在那里,通过所谓合法鼓动,爱尔兰人究竟获得了多少成果。”(听众高呼“很少”或“没有什么”。)“他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姑且承认这点,但也少得可怜;另一方面,他要他们考虑一下暴力行动在加拿大造成的不良后果。”(克利夫插话说:“是的,他们太性急了。”)“那么,倘若情况确实如此,他奉劝英国人民别太性急了。他可以断言,如果按照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组织活动的精神有效地进行鼓动的话,他们一定会获得一切。”
  在埃利奥特和洛厄里已经发表了比较振奋人心的演说以后,利德的讲话给会上大部分听众泼了一盆冷水,但是不久当那个精力旺盛有会必到的奥康纳一出场,群众就恢复了先前的情绪。奥康纳对他们说,他作为苏格兰和英格兰四、五十个城镇的代表来参加集会。他的演说自始至终带有爱尔兰人的独特风格:左右逢源,妙语横生,有时又犀利尖刻。下面这一段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人民被称为扒手。那么,他就要问,一个富扒手和一个穷扒手究竟有什么区别?噢!区别就在这里:穷人为了填满自己的肚子去扒富人的钱袋,而富人为了填满自己的钱袋去扒穷人的肚子。人民忍受压迫的时间太久了,态度也太驯服了。他〔奥康纳〕从来没有劝告人民使用暴力,因为他觉得,这样做的人,对他们自己的事业来说,是愚蠢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声反对暴力的人们却只有依靠暴力才能保全他们的权力。工人阶级处在什么地位?他们是大自然的儿女,他们所需要的不外乎大自然的物产。他们奉命遵守旧宪法。原来就是那个牛脂和风力时代的宪法。人民需要的是铁路时代的宪法和煤气时代的宪法,却不需要梅尔本勋爵和他那牛脂时代的宪法;同时也不需要梅尔本勋爵和他那发霉的法律;他们需要的是能反映出筑铁路天才、以蒸汽作为动力、凭煤汽来发光的宪法和法律。他们需要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意愿按照他刚才所指出的方式向前发展的议会。他们要求有关立法的学说向前发展。人民只要向本届下院表示他们的决心,下院的改革就一定能实现。但是,象罗伯特·皮尔爵士和矮小的约翰·拉塞尔勋爵之流还会设法钻进去,那怕是从下院门上的钥匙眼里钻进去。另一方面,据说工人阶级是肮脏下流的家伙,在他们中间找不出六百五十八个配当下院议员的人。真是这样吗!他立刻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他将从今天的集会群众中挑出上述人数,把他挑出的最优秀的人才带到霍斯肥皂厂,然后,带他们到裁缝铺去换上一套新服装,再带他们到理发馆和香粉店,给他们抹上一些时兴的怪香料;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他立刻就把他们送进下院,这样,他们将成为下院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六百五十八名议员了。他劝告群众要反对一切暴动、一切内战,但他仍愿面对下院宣称,由于他不愿在人民终日忍受饥寒交迫的时刻,看到人民再受压迫,看到宪法遭到践踏,因此,当宪法遭到违反时,如果无人表示愿意的话,他自己宁愿领导人民不是走向死亡就是走向光荣。”
在演说的另一段中,奥康纳说:
“他们在北方已尝到了一点暴力的滋味了。不久以前,首都的一部分警察被派到杜斯伯里去,但那座壮观的城镇的一些家伙们却把他们赶了回来。他的愿望是,尽可能长久地使用道义力量,甚至达到最大的限度,但他始终要他们记住,与其活着做奴隶活着,不如死了做自由人。一切称得上光荣的胜利都是凭暴力获得的,但他们不需要暴力,因为如果大家都同心协力地争取普选权,他们不久就会推倒那个腐败的堡垒。他希望而且相信,这个完全属于工人阶级的论断,经过实践以后会导致一个同盟的出现,而这个同盟又会造成一种道义力量,足以建立穷人的权力;但是如果这种努力归于失败,每个人都应当拿起武器来捍卫他的论断给他指出的正义原则。”
在演说过程中,奥康纳委婉地提到他已感到在伯明翰大会上曾经不适当地引用了穆尔诗句,因此,为了补救偏见,他仿照原诗重编了几句:

  “前进吧,高高举起你们的黑旗,
  把每支鹅毛笔蘸满墨水。
  我们这边有普选权,它是珍贵的权利,
  他们那边只有腐败和臭气。”


  我们不会相信,任何一位读者在细读了上述诗句以后,会错误地认为奥康纳具有最上乘的诗才,同时人们对他的演说的散漫凌乱的特点也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上述摘录中,我们可看出,他对任何特定的问题都缺乏精密的推理能力,但他却有把话题从一个论点突然转到另一论点的本领,而且手法十分巧妙,使听众感到高兴有趣,直到他的话讲完为止。当他发表狂热的演说时,他常被一阵阵的哗笑声和欢呼声打断,正象在伯明翰一样,他是绝大多数听众的偶像。
  狄龙·布朗以四十万拥护宪章的爱尔兰人的代表身份,在会上发表讲话。接着,曼彻斯特的R.J.理查森发言,他所提出的有关暴力的意见,足以同奥康纳的意见相媲美。他在发言中说:
  “兰开夏的人民已经开始对这个问题认真加以考虑了,他们读了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评论集》后,了解人民有请愿权;请愿无效的话,有抗议权;再无效的话,还有武装自己来保卫他们的自由的权利。上次议会会议期间,兰开夏的人民已将一份经二十五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递交议会,请求撤销济贫法修正法案。请愿书是怎样被处理的呢?噢,对了,它是被两位身穿长袍、头戴假发的先生带走的,从此就不再听到下文了。因此兰开夏的人民决计不再请愿,而将提出抗议。有些人说,他们不再提出抗议,而要武装自己;人民开始武装自己了,他们已经武装起来了,他曾亲眼看见穷人的壁炉架上挂着的武器。但是全国请愿书来得非常及时,尽管如果它没有提出普选权的要求,人民是不会被说服同意签名的。请愿书倘若失败了,他很难设想会有什么后果。下一步无疑是把步枪装上子弹,他不相信任何政府或任何波旁王朝式的武装警察能有力量把他们镇压下去。掩盖真相,毫无用处,保密会把一切事情弄糟。兰开夏的人民作事,没有不公开的,也没有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
  邓肯代表爱丁堡的激进分子发表了十分有力的讲话,表示他们意志坚定,决心拥护民主主义的崇高原则。在开会过程中,韦德医生、布赖顿的里夫先生、特罗布里奇的卡里尔先生和另外几位先生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由于布伦特福德的莱顿先生的动议,克利夫、赫瑟林顿、洛维特、文森特、哈特韦尔、穆尔、罗杰斯和布朗蒂尔·奥布赖恩先生一致被推选为出席将要举行的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伦敦民主主义者代表。这样,首都激进分子的示威游行便宣告结束,这次集会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谈到这里,我们要打断一下,作点说明。推选代表时,虽没有引起公开的不满,但在一部分伦敦民主主义者中间却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平情绪。另一组织应运而生,命名为民主协会。这个团体的著名领袖是以前曾经提过而现在正在激进派人士中间大露头角的一个青年,即乔治·朱利安·哈尼。他在少年时代,曾因销售不贴印花的报纸被政府提起公诉,接着被判短期徒刑,这就给他造成了政治地位。他幼失怙恃,被迫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独自挣扎,贫困的生活和饱受凌辱的遭遇对他的政治品格的形成,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具有愤世嫉俗的情绪,这几乎从他的一切言谈话语和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来。他被选为协会秘书,为该团体撰写了各种不同内容的发言稿,都显示出他所特有的热情奔放的,甚至有点粗暴刻毒的口才。这些发言稿,由于它们热情的、激烈的、充满咒骂的口吻促起了人们的注意。一般地说,它们总在结尾劝告人民用暴动来赢得他们的权利。它们声称,只有依靠和通过那种可怕的手段,那些权利才能实现。这些文件往往在最后使用这样不祥的字句:“没有普选权,便是死亡。”这一派人和洛维特的道义力量派处在直接对抗的地位。他们自夸他们的会员录上有三千名正式登记的会员姓名,他们中间有些人事后对推选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受到工人协会的操纵啧有烦言,他们声称,工人协会会员不到四百人,却提出了七名会员当代表,只有第八名代表奥布赖恩,才是既不属于这一派也不属于那一派的人。民主协会的主力存在于饥寒交迫的斯皮塔菲尔兹的织布工人中间,他们已被贫困推到绝望的境地,简直无法再忍受下去,因此,极易听信向他们保证能在最短期间结束他们苦难的演说家,而这样的演说家就是乔治·朱利安·哈尼。但是,如前所述,在议会广场举行的集会上并没有公开分裂的迹象——怨言仅限于会员特别会议的范围以内。
  其他地区的骚动情绪虽日益高涨,但在鼓动工作的深入程度方面,兰开夏和约克郡的工业地区却超过了其他各地。尤其在兰开夏,职工阶级的心情一直处于持续的狂热状态,其特殊原因,我们将扼要地予以说明。在这些地区,人们对新济贫法的规定一开始就怀着普遍的恐惧心理。在职工们看来,废止伊丽莎白女王第四十三号法案而代以新条例,这就取消了一向使他们同有钱阶级保持联系的纽带,打碎了同情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庞大的、监狱似的济贫院已在各地兴起,使穷人不禁想到即将来临的厄运。工资微薄,在多数情况下,不够维持勉强舒适的生活,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目前的苦难和未来的巴士底监狱,一旦有钱的压迫者不再需要他们效劳时,他们就会被禁闭在那个监狱中。
  大约与此同时,警察制度正在积极推行。大城镇首先承担这支新兴的武装力量的重担,但后来又推广到较小城镇和村落。这对英国人民怀念旧时代的心情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打击,他们从正在进行中的各种方案中,看出了旨在废除地方势力而使中央集权的趋势。
  另外,当时工厂实行的制度悲惨已极,被害者受到的残酷折磨,简直无法忍受。当然,议会对工厂工人并非完全不给予保护,但它实际上颇成问题,比毫无保护好不了多少。工资那么低,千千万万的父母不得不把子女送进工厂,他们在那里被迫进行的工作,远非他们的体力所能忍受。那些可怜的小家伙每天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工厂蹒跚地走回自己阴暗凄凉的家。
  这种种疾苦是群众中间不满情绪的丰富源泉,他们只需要有人登高一呼,为他们发泄他们炽热的怒火。不久,他们就找到了这种呼声。在职工阶级看来,当时有两个以大力揭露他们疾苦著称的人物,一个在约克郡,另一个在兰开夏和柴郡的北部。理查德·奥斯勒是他们在约克郡的支持者。这个富有同情心的朋友是在该郡拥有地产的乡绅桑希尔先生的管家。奥斯勒对新济贫法展开了一场十分坚决的斗争。在政治方面,他自称为托利党员。他厌恶“保守党”一词,认为这个名称表明不讲政治原则,换句话说,它只是一批朝三暮四、政治节操放荡不羁的大人先生们的称谓,而他所痛恨的正是形形色色的江湖骗子。然而,他的托利主义实质上是这样的,即它的纲领中包含着密切注意穷人衣食方面的舒适;“圣坛、王位和农舍”是他最爱引用的座右铭,在谴责富人的极端自私以及他们对受苦阶级的冷酷无情方面,没有人比托利党员奥斯勒更为猛烈的了。但他抨击的主要对象还是自由主义学派那些枯燥无味的哲学家,他对他们痛加鞭斥,毫不留情。他参加一次又一次的职工集会,每次都以滔滔不绝、热情奔放的语调向听众讲话。他往往在演说结束时一再提出劝告:“武装起来!武装起来!武装起来!”由于他长期热心地为他们的事业进行辩护,他被称为“工厂子弟之王”。在参加政治活动的各级工人中间,他的声望非常卓著,因为他们认定他是一个意志专一的人,而这个意志就是全人类的福利。他们看出,他的愿望是一切阶级的美满结合。他的措施是否能够生效,他们未必都有信心,但他们对他心意的真诚从来没有片刻的怀疑,他通常以“贤明的老国王”这个尊称而闻名。
  约瑟夫·雷纳·斯蒂芬斯牧师在兰开夏掌握群众心理的力量也许更加强大。他是美以美会教派牧师,而且也是该教派最富有口才的传教士。这个教派对政府的奴颜婢膝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虽不存心开罪任何宗教派别,但是也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如果说英国有一个集团效忠并维护专制政体的原则,那个集团就是美以美联合会。斯蒂芬斯曾谴责工厂的法规对穷人的残酷压迫,因此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不久,他就被指定为迫害对象,其理由是,作为一个传布福音的牧师,他违背了自己的职责,干预并且参与了政治问题。倘若他一贯站在富人那一边进行干预,他就决不会得罪那个伪装正经的、伪善的教团。斯蒂芬斯当然被解除了牧师职务,但他的解职却提高了群众对他的敬意,因为他一向赞助他们的事业。时隔不久,工人阶级在阿什顿附近地区给他盖起了三座小教堂,在这些教堂内,他不再受到专制政权的枷锁的约束,可以自由自在地侃侃而谈了。
  和奥斯勒一样,斯蒂芬斯在政治方面大体上是一个托利党员,但当拥护民主主义的热情逐渐高涨时,他暂且随着潮流前进,然而也只是限于一般情况。他特别注意向听众说明他不是一个激进派,然而正是由于激进派,他才能享有他的大部分声誉。他的工作场所并不限于专为他建造的那些房子,公共市场是他展开多次辛勤活动的所在,在那里,他向成千上万的群众发表半宗教性、半政治性的激昂慷慨的演说,在所有的演讲中,揭发职工们遭受的残酷不仁的待遇,并表示要用压迫者的血来报仇雪恨。他所作的努力也不完全限于兰开夏地区,他曾偕同其他有名望的演说家访问英格兰的极北地区和苏格兰,而且是他们中间最激烈的一个。我们认为只有举出斯蒂芬斯的雄辩演说的一些实例才算公道。1838年元旦,他在纽卡斯尔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向听众们这样说道:
  “人民不再能忍受这种生活了,他要说,大家不能坐视夫妻父子彼此分离,被投入牢狱,以粥汤来苟延残喘——不能坐视妻女穿上囚衣——不能这样——纽卡斯尔应当变成一片火海,而且将会变成一片火海;只有一种方法才会将它扑灭,就是用所有支持这项万恶法案的人们的鲜血。”
  “他〔斯蒂芬斯先生〕是一个不惜以烈火、鲜血、刀剑甚至死亡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家。如果济贫法委员们的口袋里带着一份不公道的、违反宪法的、不合法的羊皮纸文件,然后把它交给一个武装部队或任何部队挂在步枪上或刺刀上,在他们中间穿过,那就是一件大事,如果这个集会断定它违反了法律,违背了对君主的效忠——完全触犯了宪法和违背了良知,那就该采用一切合法手段给予抵制。对这件事加以考虑,展开议论,在纸上签名反对,然后前往市政厅口头申诉反对意见——所有这些都是合法的。如果这样做无效,那么,问一问下一步该怎样做,也是合法的。在这以后,合法的办法是:每个男人拿起火铳、短剑、大刀、手枪或长矛,每个女人拿起剪刀,每个孩子拿起针袋和缝针盒(这时候,演说家的声音被淹没在群众的一片欢呼声中),大家要一手执着火把,一手执着利剑,谁敢拆散夫妻骨肉,就把谁置诸死地,一个也罢,全体也罢。”
  同一月中,斯蒂芬斯在格拉斯哥的群众集会发表讲演,他在结束那篇雄辩滔滔的演说时说:
  “如果他们不肯改革这项法律,好吧,那就把它连根拔掉,而他们就得经历一次他们十分恐惧的革命。我们将摧毁他们为了触犯一切法律和上帝的圣经而建立起来的那些罪恶的堡垒。如果他们不愿按照法律的规定和上帝的指示办事,使每个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来换取舒适的衣食——不仅为他本人,而且为他的妻子儿女——那么,我们发誓,凭着同胞的相互友爱——凭着为全人类造福的上帝——凭着上帝赐给我们维持生活的大地——凭着上帝给相亲相爱的世人所规划的天堂——凭着给那些触犯上帝的圣经、使同胞们(上帝在尘世的现身)沦入饥寒交迫、赤身露体、贫病死亡境地的人们所安排的地狱;我们已经凭着上帝、天堂、大地和地狱发誓,我们将从四面八方煽起一片可怕的毁灭性的火海,没有任何力量足以抵抗,它将使棉花大王的工厂和那些通过劫掠和屠杀而建立起来的、以几百万人的苦难为基础的宅第,一律化为灰烬,而上帝、我们的上帝、苏格兰的上帝创造人类则是为了要他们享受幸福的。”
  在莱恩河畔阿什顿的一次布道会上,斯蒂芬斯充满盛情地、意味深长地说:
  “上帝不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把你们塑造出来的吗?那么,你们的小孩也是按照你们的形象给塑造出来的——你们能仇视他们吗?是啊,这些小家伙是你们生下来的。他们是兄弟姐妹。他们一同在草地上舞蹈。他们一同编结花环。他们把鲜花插在头发上。他们编成花链,互相绕在颈上;编成花带,互相围在腰间。他们在你们膝下的地板上一同跳跃嬉戏;他们一同玩,一同睡,一同上学。他们逐渐长大成人。他们是兄弟姐妹,怎能彼此仇视呢?上帝以同一血肉塑造成世界上的各国人民。我们大家都是同胞,上帝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塑造我们,那样安排并组成我们的家庭,为的是要使人与人之间只知道有友谊、兄弟情谊和博爱精神,而且也只表示友谊、兄弟情谊和博爱精神。所以,你们看,一切安排得多么英明。是谁首先违犯了这条法律的呢?就是那个杀害同胞兄弟的凯恩。上帝对这件事是怎么说的呢?艾贝尔的血一流出来,就化成一道烟立刻升上天去,钻进了耶和华的鼻孔;这事的声音传上天去,钻进了上帝的耳朵,于是上帝降临人间。他走到凯恩身旁,对他说——凯恩,你的兄弟在哪里?我没有见到他;今天早晨,他在这里,晚上到哪里去了?你的兄弟在哪里呢?那边是他的房子,那边是他嘤嘤啜泣的妻子,那边是他哭哭啼啼的儿女,但是他在哪里呢?于是凯恩回答说,难道我是我兄弟的监护人吗?于是,上帝要他说明真相;直到今天,上帝要每个凶手都说明真相。上帝对每个凶手说,不管他是杀害了一个人的凶手,还是杀害了整个社会的凶手——上帝都说,你的兄弟在哪里?今天晚上,上帝就在阿什顿这样说。上帝对你们的官长们这样说,对屠杀了几百、即使不是几千人的每个工厂老板这样说。上帝对他们说,你的兄弟在哪里?上帝是要求给他答复的。”
  在提到济贫法时,他大声说:
  “我将对全国每个人说,不要为了拥护那项法律而动刀,而要为了反抗那项法律而动刀;不要为了拥护那项法律而开枪,而要为了反抗它才开枪。哦,对了,我的拉塞尔勋爵,一切都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感谢上帝,太晚了!你要把我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你要把我关押多久就关押多久,只要上帝和我这可怜的身体容许你这样做。你要怎么处理我就怎么处理吧,但一切都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怒火正在上升,它正在把你们的手指胀得发痛,就要从你们的指尖喷射出来,就要把你们的脑壳崩裂啦。你们父亲的怒火正在上升,你们母亲的奶水也正在不断地流着、流着、流着;你们正在开始成为有大丈夫气概的男子,你们开始做女英雄,你们开始变成英雄儿女了;为此让我们感谢上帝!上帝已给人民灌输了一种新语言,一切都太晚了,太晚了。”(这时候,人丛中一个说道地的兰开夏方言的人大声喊出大意如此的话:——“对啦,一切都太晚了;今天早晨,我把一个到我家来偷听消息的暗探撵了出去;对他说,再来的话,要让他被人抬走。”)“噢,他到你家里来了吗?他到你家里来,是非法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做得很对。如果任何暗探或警察拔起你的门栓,你就有权拿起你搁板上的手枪;如果他拉开你的门枪,你就有权拉开你枪上的扳机。暗探们,你们要当心些!拉塞尔勋爵,你也要当心些!别再派警察对着接线头的孩子们的腿开枪了;正如他们在伯里那样,开枪准确打中了接线头的孩子们的腿,因此,我们也要试一下,是否能准确地打中他们身上的更好目标。警察暗探们向他们的长官报告说,他们开的是朝天枪,却打中了一个男孩的腿。多么不高明的射击手呀!”
  一般地说,上述这些就是斯蒂芬斯演说和讲道的内容。他的动作和手势始终适合他的语言。他会指着一家怪物似的庞大工厂大声说:“你们看一看那边一家烟囱高耸入云的工厂,那家工厂的每一块砖都是用妇女和儿童的鲜血砌起来的。”在另一个场合,他说:“如果穷人的权利遭到践踏,那就打倒王权,打倒贵族,打倒主教,打倒牧师,烧毁圣公会,打倒一切高官、尊称和显贵。”我们不需要多大想象力就可以看到,虽然斯蒂芬斯和奥斯勒都曾经声明他们在政治上不是民主主义者,但他们正在为旨在消灭富人对穷人的统治权的一切计划铺平道路。宪章正具备这项宗旨,穷人指望着它,将它看作是他们对未来幸福所抱的一切希望的指路明星。
  曼彻斯特是兰开夏鼓动工作的重要中心,又是那个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城镇,因此决定在那里举行一次群众集会。由于与会人数众多和表示的决心坚强,预料它将对全国性的运动产生促进作用,并引起统治阶级的注意。各城镇的委员会为此认真展开工作,组织一次足以显示各自的人数和实力的示威游行。集会定在9月25日星期一举行,那一天,全区显得活跃繁忙,以便使这次大规模的集会无愧于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事业。在曼彻斯特附近地区,没有任何一个城镇或村庄不对这个广大群众的集会作出它自己的贡献。广大群众潮水般地不断涌向那个即将显示他们坚决的爱国心的场所。虽然要到下午1时才宣布开会,但黎明时分集合起来的人群在街道两旁还是排列成行。早在上午9时,来自乡间的队伍便进入市区。这次集会的范围多广,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相当准确地推想出来,即整个游行队伍至少有二十个乐队在演奏,两百多面大小不一的旗帜在和风中飘扬,上面描绘着各式各样激进的标语和图案。在一面华美的旗帜上,是一幅描述彼铁卢大屠杀的绘画,题词是:“凶杀者必将自食其果!”另一面旗帜的设计虽不十分典雅,却是比较幽默的,上面写着:“多养肥猪,少养牧师!”第三面旗上出现一个象征死亡的骷髅和交叉大腿骨,另有一只执剑的手,题词质问说:“啊,暴君们!你们要把我们逼到这种地步吗?”其他旗帜上的图案是阐明宪章的原则的;但大多数是威吓性的,所造成的恐惧心理,也许和最激烈的演说家所讲的话产生同样的效力;因为那些图案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选出来的,一般地说,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复仇威吓,比演说家在热情奔放时偶尔说出的话,以及群众的欢呼激发出来的言词,尤为可怕。在这次盛大的集会上,人们的神情却很严肃。他们憔悴消瘦的脸容呈现着饱经忧患的痕迹,因而对压迫者罪行的愤怒是可以充分理解的。惨白多皱的脸颊、深陷的眼睛和伛偻羸弱的身躯,为那个迫使多数人为了少数人享乐而遭受奴役的制度提供了一个永久的见证。群众源源不断地涌来,人数越来越多,因此,第一批队伍虽早在上午10时已离开委员会的办公室,但直到下午1时以后,各团体才到达了会场。至少有两万人来自奥德姆和它的邻近地区。各队现在合成一个稠密紧凑的巨大人群,据《晨报》估计,至少有三十万人。为了方便偏见,集会是在猎场中心的一片洼地上举行的,以便使最大多数的人们可以望见向他们讲演的人。旗帜被放在广场的高处,彼此相隔适当距离,因而呈现出一片非常美观活跃的景象。斯蒂芬斯和奥康纳同坐一辆大马车来到会场,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即便在工业区最易激动的群众中,这种欢呼也是难得听到的。当各位演说家登上宽敞的讲坛时,又博得了大声的喝采。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奥德姆的约翰·菲尔登被推选为主席。这里举一些他在开幕词中的讲话也许不能说是不适当的:
  “有人认为生命、自由和幸福应当是人民代表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同时人民的舒适和安全应当比积聚财富优先得到考虑,我的看法也是这样。在英国,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不止我一个,而且根据其他各国政治家的情况来看,我的那种思想感情也没有任何独特之处。有史以来作为一个集体而存在的最明智的一批人——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始者——所阐述的正是相同的意见,而在他们的论述和演说中所宣扬的也正是十分类似的学说。我竭力主张不应当把贫困当作行使选举权的障碍,至于认为人民愚昧无知,不应当让他们享受选举权一节,我颇想把英国工人和下院代表进行比较。倘若议会是由工人组成的,他们一定不会暂停执行国家的法律和宪法,而通过一项针对爱尔兰的高压法案。倘若议会是由穷人组成的,他们一定不会通过新的济贫法修正法案,而一定会首先保证使工人阶级获得公平合理的、有利可图的工资。倘若我们有一个由工人组成的下院,他们一定不会投票通过拨给伦敦警察的六万镑经费,然后又派他们到国内最偏僻的地区对居民进行骚扰。倘若我们有一个由工人组成的下院,他们一定不会头一天废除啤酒税,第二天经财政大臣一声吩咐,又撤销原议;他们一定不会延迟多久,就能使谷物法的废除得以实现。”
  霍杰茨提议作出关于拥护宪章的决议。他在讲话中提到了彼铁卢大屠杀事件。广大群众对他提到这个事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感触万端;真的,任何事物都不象彼铁卢的名称那样使兰开夏的群众情绪激动。斯蒂芬斯虽不是一个激进分子,对那项决议却表示附议,群众沸腾的欢呼使他在几分钟以后才能开始讲话。他发表了一篇具有个人特色的演说,向集会群众说,他们不是来说空话的,因为他们早已下定了决心,他们来的目的是要表明他们的意志,显示他们的力量。继斯蒂芬斯之后,奥康纳发表了一篇老生常谈的演讲。他斥责辉格党的背信弃义,要求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们举起手来,当时广大的人群显示出一致的决心。接着,向集会讲话的有布赖顿的菲顿先生,奥德姆的哈利德先生,伯明翰的道格拉斯、柯林斯和皮尔斯先生,纽卡斯尔的洛厄里先生,伦敦的达菲先生,此外,还有几位当地讲演人。惠勒先生提议由下列诸人担任这次集会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代表:伯里的弗莱彻医生,阿什顿的斯蒂芬斯牧师,罗奇代尔的泰勒先生,曼彻斯特的布朗蒂尔·奥布赖恩先生,其余四人是奈廷格尔、理查森、科贝特和罗先生。所提的全部人员一致当选,于是提议人说:
  “他相信,在代表们进行这项成败莫测的任务过程中,群众将支持他们,同时保护他们。要是辉格党流氓们胆敢伤害他们而群众又甘心忍受那种干扰的话,则群众也就只配过他们现在的生活,成为适合于被人奴役的对象。”
  集会后一半的时间虽然大雨如注,但对那一大群情绪热烈兴奋的人们似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稠密的人群好象已结成一个整体,全神贯注于他们的目标,任何事物都不会使他们放弃他们所选定的道路。集会的气氛十分平和,散会时人群疏散比任何一个宗教聚会散场更加秩序井然。这次规模巨大的集会,参加者十分普遍,全区的作坊和工厂一般都停工了。工厂老板清楚地看出了工人阶级的意愿,感到开工徒劳无益,因此颇识时务,顺从大众的意愿,当天停止一切劳动,但有关政治和社会救济的工作除外。菲尔登先生的莅临给集会造成的影响是民主主义者引为庆幸的事。这位先生以继承不朽的科贝特的原则和荣誉而闻名,由于他对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命运一贯地表示热情关注,他博得了应有的声望。从实力方面看,在反对新济贫法方面没有人比他的力量更大了;对于警察制度,他采取了同样坚决的反对立场;而使他最能赢得工人阶级衷心爱戴的,则是他采取的立场,即以一个有钱的工厂老板的身份,无条件地抨击工厂压迫制度。为了保障人民不受贪得无厌的棉纱垄断者的迫害,简直没有任何措施是他所不愿采取的。“十小时工作法”是他一贯提倡的目标,而且最后使那项法案在议会中顺利通过的也就是他。我自己对所有类似“十小时工作法”的法案所持的看法是,尽管它们本身都很有益,但仍不足以实现预期的目标。它们没有触及到人民疾苦的根源,而那些根源如果听其自然,则它们的影响必将继续存在,虽然暂时多少可以缓和一些。但我们对法案本身的看法不致使我们无视仆人的品德,他背离了本阶级的大多数,卓然独立,敢于冒险用各种方法为人类中饱受苦难者的正义要求发出呼吁,而不惜开罪有钱有势的人。菲尔登同时还表明自己不仅是一个工厂改革家;他到处声明他提倡实行普选权。他不仅自称愿意保护人民,使他们不受压迫,而且由于为他们争取选举权,又表明他愿意使人民有保护自己的机会。在这方面,他证明自己比一个仅仅侈谈博爱,为了猎取一点声望而效颦慈善家的人略胜一筹。作为一个演说家,他不能产生多大影响;使他具有威力的,与其说是他的辩才,不如说是他的真心诚意。他始终诚挚认真,不屑追求一时的效果,本着他自己谦逊朴实的态度,勇敢地、踏实地去实现他的目标。今天,他已长眠地下;愿他的灵魂永远安息!阳光普照的人间,很难有约翰·菲尔登那样的好人了。
  兰开夏的南部既已举行了规模巨大的集会,约克郡的西部决定它不能过分落后于邻郡,于是,选定皮普草地作为升起民主主义旗帜的场所。这个名胜地点位于利兹和哈德斯菲尔德之间的大道上,是占约克郡西部大半地区的一大群城镇的最近便的中心。集会定于10月15日举行。虽然它比不上兰开夏的集会,但也不失为一个声势壮大的集会;参加的人数估计有二十五万。象在克萨尔猎场上一样,这次也不缺少音乐和大小旗帜来给集会的进行增添生气。参加的乐队来自利兹、布雷福德、哈利法克斯、哈德斯菲尔德、杜斯伯里和一切距离会场近便的城镇;当乐队鱼贯进入草地时,各队的形象,连同它们的一切装饰配备,非常壮观。除了奥康纳和远道而来者外,当时在场的还有西赖丁的激进人士。奥康纳获得了无比光荣,因为他被推选为这次集会的代表,不是去出席富人的议会,而是去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在那里,他将成为一个更显赫的人物。他登上讲坛时引起了震天动地的欢呼;空中回荡着广大群众响彻云霄的回声,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会使他们欢呼的对象受到更大的鼓舞了。奥康纳对于群众的喧哗声已习以为常;即便表示不满的斥责声,在他耳中,也比冷漠的沉默好听得多;但这次在西赖丁举行的示威集会上,却没有斥责声,因为

  “一切都轻松愉快,仿佛婚礼的钟声。”

集会群众的热情,鼓动他发表了一篇十分有力的演说。任何人发言的语气都不象他那么富于变化。他的话有时几乎是一连串的慷慨激昂言词,狂热到了极点;有时也很沉着,完全是雄辩滔滔,会使以前从不习惯听他发言的人大吃一惊——人们从报刊上只知道他是专放大炮的煽动家奥康纳。但在西赖丁集会上的群众只发现他不大沉着;当时的各种情景适足以使一个乐观自信的人陷入激动状态;同时,他所受到的爱戴又使他重犯老毛病,只谈自己,而不把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更重要的问题上。他的同伴一个是哈德斯菲尔德的商人劳伦斯·皮特基思利,另一个是工人威廉·赖德。前者是一个心地慈祥的人,多少带有科贝特政治学派的色彩;作为一个演说家,使他博得声望的,与其说是他的辩才,不如说是他的诚挚的情意。至于赖德,他根本不是一个演说家,他的演讲平淡坦率,和他本人的外貌一样;事实上,在他看来,演讲只应当视同儿戏。他属于极端暴力派,认为一切道义方式的鼓动行动,除了在组织民主力量方面有它的必要性以外,只是浪费光阴罢了。三个候选人都向集会群众发表了谈话,奥康纳的发言相当长,影响很大;在其他几个人向民众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后,广大群众各自分散,秩序井然,和那个时期一切集会所表现的情况一样。与此同时,许多较大城镇开始推选代表,不论那些代表是否已经在联合举行的集会上被推选出来了。另一方面,在其他城镇,同一代表会被各该选区选中好几次。人口稠密的大城镇——博尔顿推选了卡彭特尔和沃登为代表,普雷斯顿的民主主义者推选了理查德·马斯登。马斯登是一个从他本阶级最贫困的人中选拔出来的工人,由他来代表人民的疾苦,是很合适的。在全体当选人中,也许没有一个人的心意比马斯登更真挚的了;他属于哈维和赖德的极端派,看来他为了实现他所向往的目标准备采取最强有力的措施。作为一个工厂工人,他曾在贫困和压迫的环境中受尽苦难,只差一死而已,这就使他奋不顾身,而不考虑后果,但在理查德·马斯登的性格中却没有什么残忍的本质。他在私生活中决不会踩死一只小虫。谁要是凝视一下他那温和蔚蓝的眼睛,端详一下他那恬静开朗的脸容,谁就一定会得出一个结论:至少在他的心中充满着最丰富的人情。如果这种人情味有时变得辛酸苦涩,那是由于他想起了本阶级遭受的深重苦难。他的谈吐慈蔼谦和;作为一个演讲者,他的言词具有深切伤感的特色,他的声音哀伤动人,和他的语言一样。当劳动群众的贫苦情景蕴蓄在他心头时,他的言论相应地变得激烈坚决,但是即便他仇视专制政体的最严厉的字句,也是用一种充满人类博爱的语调倾吐出来,而世上却没有任何力量能使这种语调变得生硬刺耳。多年的残酷悲惨的折磨迫使他树立了一个信念,就是倘若要从苦海的旋涡中求得解脱,只有一条出路,而那条出路也只有通过一道鲜血汇成的河流才能达到。无疑的,要他为这个可怕的信念持续不断地呕心沥血,对于他的仁慈宽厚的天性来说,往往是很痛苦的;但是即便如此,这个信念始终是主宰一切而且不可抗拒的,每天的实际经验看来只会把它格外牢固地确立在他心中。难道我们会因为他有这种心情而责怪他吗?如果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应当至少先将自己置于他的地位。让我们设想自己由于工厂大老板一声冷酷无情的命令而被抛弃到社会上,失业赋闲,穷困无依,而原由只是因为我们抱着这个信念,即认为博爱的造物主没有注定人们要过痛苦悲惨的生活,而痛苦悲惨的生活只应归咎于他们同胞的不义行为。让我们进一步假想,我们亲爱的妻子和牙牙学语的孩子们依靠我们过活,而我们却根本无力供给他们的需要;这种现象不仅符合我们本身的情况,而且也符合我们阶级中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情况;我们看出,这种压迫和苦难非但没有逐渐减轻,却随着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而日益加深,除了这些事态发展以外,我们又注意到,压迫者顽固地下定决心要维持和延续那种可憎的灾害。我们设身处地考虑了这一切以后,不妨再老老实实地反躬自问,在这种令人胆战心惊的环境中,我们是否会比理查德·马斯登更文雅、更温和,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正直之心必将使我们作出否定的答复。
  布雷德福的民主主义者推选了彼得·布西为代表。布西是该城镇一家啤酒店的主人,这家酒店是许多激进派人士爱去的地方。他是旧时英国常见的那种魁伟粗壮的店主的一个绝妙典型;他的态度粗野,迫使他成为布雷德福民主主义者特别喜欢接近的人,因为他们认为他的粗鲁反映他内心正直。我们虽然无意贬低布西的品格,但也得说明,这决不是鉴别一个人的唯一可靠标准。粗俗的态度可以矫揉造作,正如可以装作风流儒雅一样,而且有时前一做作还是比较恶劣的一种。布雷德福的这位代表的演说总含有要使用暴力的意味,他讲话勇敢大胆,时常受到奥康纳的赞赏。莱恩河畔阿什顿及其邻近地区也选出了它的代表。读者大概记得,这种事早已在克萨尔猎场上办过了,但当时斯蒂芬斯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会有机会提到),使他辞去了代表职务,于是就不得不另选一人来补缺。鼓动工作开始不久,一个青年登上了政治舞台,注定不久的将来要在运动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这位先生的姓名是彼得·默里·麦克道尔。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人物,他的父母在社会上占有中等地位,培养他将来行医。他诞生在苏格兰西部的牛顿·斯图尔特,但年幼时就迁到兰开夏靠近伯里的一个叫做拉姆斯博顿的小镇,他在那里挂牌行医,业务相当发达。直到鼓动工作开始时,他的生活环境十分顺遂,大有出人头地的希望。除了体质强健以外,他另一个有利条件是青春正富,当时还不到二十四岁。麦克道尔个子相当矮小,但躯体垂直笔挺;相貌确很清秀;面部表情非常动人;口型小而圆正,没有抿紧嘴唇的任何难看模样;面孔略呈椭圆形;大而圆的眼睛,兴奋时炯炯有光;额角高度适中,十分丰满宽广浓黑的眉毛画得十分精细;头发稀疏,略近淡茶色(虽然官方的描述有一次说它是深黑色的),中间分开一条发路,细长好看的发鬈垂在耳后;他的整个形象十分诱人。这位医生的性情激烈暴躁,本质上虽然具有强大的反省能力,但感情却极易冲动,可以走到极端,同时,他又毫不缺乏勇气。他所以投入这个运动,是因为他对人民的福利怀有宽厚体恤的感情,同时对人民的正义事业抱着充分的信心,关于这点,我们没有理由加以怀疑,因为他抛弃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业,并把他的全部资财贡献给他所参与的事业,以便促使它进一步发展。他的朋友弗莱彻医生已经从事于这项事业,在伯里一次公众的集会上,弗莱彻医生初次将他介绍给群众。目击麦克道尔初次尝试作公开讲演的人们对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抱多大希望。和许多其他青年演说家一样,他也有神经紧张的严重缺点,使他十分为难地把话继续讲下去。可是那些其他初次尝试的失败来断定他最后结局的人们高兴地发现原来的忧虑没有根据,因为麦克道尔变成了运动中一个最有影响、最有风度的演说家。仅仅过了一段短暂的时间,他在政治生活开始时所显示出的怯场情绪便消失了。他讲话不再期期艾艾,吐字清楚有力,和一位老练的演说家不相上下。斯蒂芬斯谢绝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荣誉时,由于他同麦克道尔关系密切,就把麦克道尔推荐给阿什顿人民,他们一致同意推选他为代表。谢菲尔德推选了一位工人威廉·吉尔;另一位工人迪根由新米尔斯推举出来;达勒姆郡由诺克斯任代表;贵族特别重视的马里莱本地区选举了它的代表鞋匠威廉·卡多,而斯塔福德郡辽阔而人口稠密的陶器产区选了一位老工人来代表他们的意愿,他名叫约翰·理查兹,被人们更亲热地称作“理查兹老爹”。英国最贫穷、最破旧的一个城镇威根,由芬奈担任代表。
  中部城镇莱斯特推选了一位名叫斯马特的年老的长者,拉夫巴勒的民主主义者选派了另一位老资格的激进派人士斯基文顿做他们的代表。鼓动工作甚至激起了上流社会的城镇布赖顿的民主热情,奥斯本在当地被选为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宣传鼓动史上声誉卓著的诺丁汉得到了韦德牧师医生的效劳。许多年来,这位可敬的医生一直是激进派特别赞赏的人物。他在行业统一联合会时期进行的积极活动,他对多尔切斯特工人流露的热情,他对任何有关工人阶级的事业一贯表示的兴趣,都使得他博得了他们的普遍信任和尊重。另外,他是英国教会的一个牧师,这个不寻常的情况无疑地更加强了对他的信任和尊重。奥德姆由米尔斯担任代表,而重要的商业中心利物浦的民主主义者则把他们的信任委托给惠特尔和史密斯。雷丁的激进分子,人数向来不多,推选了一个名叫蒂特的代表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
  英国西部也在进行推选工作。文森特已充分地激起了该地区的民主热情。布里斯托尔推选了朱利安·哈尼的同事、伦敦民主协会成员尼索姆为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已过中年,多年来参与激进派运动。尼索姆没有多大才干,也没有多大广阔眼界,但他所发表的过激言论却是他沽名钓誉的手段。他不讳言他对暴力革命的偏爱,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布里斯托尔人民的赏识。
  贵族城市巴思的激进分子由当地一位公民米林充当代表,另一方面,在一次据说有来自索默塞特和威尔特郡各地的三万人参加的公众集会上,威廉·卡里尔当选为特罗布里奇和布雷德福的代表。
  威尔士的民主主义者选出了两名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一人是名叫弗罗斯特的商店主兼治安官,他住在蒙默斯郡的新港,被选为威尔士南部的代表。文森特是第一个应邀前往该地区作公开讲演的人,他发现当地热情的人民对他乐于接待。威尔士人是一个几乎象爱尔兰人那样容易感情冲动的民族。厂史证实了这个民族在坚持独特的民族性方面所显示的侠义精神。甚至直到今天,这种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还继续存在着,因为相当多的威尔士人拒不接受英语,而以十分坚强的忠诚坚持使用他们的本族语言。这种坚持民族性的精神往往被斥为气量狭隘的表现,与适用于整个世界的世界大同的精神背道而驰。再没有任何看法会比这种看法更不公正的了。毫无疑问,当体现人类相互友爱的世界大同的精神将所有的民族结成一个具有同一情感、同一愿望、同一利害关系的大家庭时,这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光荣的时刻。但这种世界大同的精神必须是相互谅解而不是彼此征服的结果,因为仁爱的精神决不是暴力的产物。世界史是一部征战史,它表明了强权者以其残酷贪婪的魔掌,把许多民族合并为一个整体,目的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是为了满足暴君们邪恶的私欲。威尔士是被武力征服的,甚至直到今天,这种不义的行动在爱尔兰人心中依然引起怨恨,并促使他们以虔诚的心情墨守一切足以使他们缅怀往日光荣的事物。
  这个感情容易冲动的民族对文森特表示了十分热情的欢迎。文森特正好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激发群众一切强烈的情感,而且恰好这些群众的生活也并不佳。不久,一个人胸中燃起的星星之火,便蔓延到另一人胸中,仿佛要燃成无法扑灭的熊熊烈火似的。文森特访问新港时,约翰·弗罗斯特用一切足以表现威尔士人特性的殷勤款待来欢迎他,并以无愧于骑士时代的公正无私的精神来接受这个青年演说家所提倡的原则,而且他的全家和他一样,对这个事业表现得非常热心。作为一个商店主兼治安官,他的地位使他对穷人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他们把他看做摩西一类的人物,认为他必将引导他们进入上帝许给人类的那个自由富裕的希望之乡。
  世界上有一类人,他们的天性是民主的;不管你把他们放在什么环境中,他们本能地倾向于正义和人道主义一边。约翰·弗罗斯特就是这一类型的人。在他看来,正义不仅是一种情感,它凌驾在一切之上。一切以歪理为基础的努力都不可能战胜他在每一举动中所显示的强烈的正义感。因此,他拥护一个旨在提高群众生活的运动,是不足为奇的。他笃信宗教,而不是一个盲信者,他视上帝为万物之主,视人类为同胞手足,认为他们的权利应当同样受到尊重,同样不受侵害。一言以蔽之,约翰·弗罗斯特真心实意地热爱人民,而人民对他也报以热爱,给予信任,不论表面上曾经有过任何相反的迹象,但他却始终没有辜负这种信任。
  韦尔什普尔的查尔斯·琼斯是北威尔士民主主义者选出的代表。琼斯的父母想叫他去当牧师,并按照这个目的对他进行教育;但正当他们将要达到目的时,他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这个运动,使他们的一切计划化成泡影。由于这种忤逆行为,他被家庭和亲友们完全抛弃,不得不依赖他同党人士的正义支持而生存下去。多么不幸的人呀!琼斯不是一个即席发言的演说家。他所发表的演说都在事前写就,强记在心。他的言论十分有力,饶有风趣,通俗而不流于庸俗。他的口才亲切而有说服力,声调非常动听。他的身材高大而有威仪,形象轮廓鲜明,深黑的眼睛闪烁有光,头发鬈曲乌黑;但脾气却暴躁易怒,甚至时常会使他得罪最知心的朋友。他的困难处境无疑地助长了这种暴躁脾气。
  苏格兰在推选其额定代表的工作中并不落后。爱丁堡的民主主义者由上届爱尔兰议会一位议员的儿子W.维利尔斯·坦基充当代表,该议员对于旨在合并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立法机构的提案,是没有一次不投反对票的。梅尔先生被格拉斯哥的群众推选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而伯恩斯地方的激进分子则指派基马尔诺克的休·克雷格·贝利为代表去申述他们的意见。伯恩斯先生被推为大工业城镇敦提的代表;邓肯、哈利和马修为邓弗姆林、佩斯利和苏格兰其他一些地方效劳。现在所要提到的只剩下一个人了,因为我们必须说得比较详尽些,所以本章就谈到这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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