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第二章 战役开始
作为宪章运动机构的工人协会一经组成,为实现宪章而进行的比较公开的鼓动工作现在也就开始了。伦敦协会以有几个才能相当卓越的人物而自豪:其中有些是实际事务家,另一些是作家,第三类是讲坛上的演说家。最有能力的作家和实干家无疑的是威廉·洛维特。这位先生原籍康沃尔,出身于极其贫贱的阶层。青年时代,他离乡背井,徒步来到首都,几乎是身无分文。到达伦敦后的一段时期,他与贫困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他没有固定的职业,全靠各种朝不保夕的工作来维持生计,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他设法学会了细木工人手艺,并在这个行业中造就了高度熟练的技术。作为一个劳动人民,他的地位不久就大大地改善了。洛维特是协会的秘书,可以毫不夸张说,他是这个团体的命脉与灵魂。他有清晰、高超的智力和卓越的办事能力,不论进行什么尝试,必定会圆满地实现;虽然不算演说家,但在实际事务方面,为运动所作的贡献却超过了那些比他更有口才的人。但是,比协会所有领导人更能在各郡产生影响的,首推亨利·文森特。这个青年出生于伦敦;但自幼就迁到赫尔河上的金斯敦,在那个使戈登堡的名字永垂不朽的行业中充当学徒。童年时代,文森特对政治已经特别感兴趣。十三岁时,他在赫尔河上的金斯敦的公众集会上初次登上了政治舞台,无疑地使许多比较成熟的政治家感到惊讶,从那时起,他不断致力于政治问题的研究,遇有机会,便就这些问题发表演说。后来他迁回伦敦,当时加拿大的起义给他以发挥演说天才的机会。然而,不久以后他就注定要在更大的舞台上崭露头角了。当宪章成为一个公开宣传鼓动的问题时,他被协会派为代表,到各郡去参加一系列的示威运动。那时他才二十五岁,正在精力旺盛的青年时代。就身材而言,他同他的助手洛维特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洛维特魁梧奇伟,而他却比中等身材还差一大截。但他风度翩翩,在台上更显得潇洒自如。其他柔美圆润的嗓音、红润的脸色以及除偶尔露出怒容外的十分动人的表情,只要他当众露面,就会博得所有听众的倾心。在当代受人欢迎的演说家中,他的姿态也许是最潇洒、最优美的了。至于口才的流畅,他比得上所有的同辈演说家,没有什么人愿意在讲坛上和他媲美。他的罕见的模仿才能引得最严肃的听众也不禁哈哈大笑。他多才多艺,表情时而严肃,时而欢乐,变化交替,几乎能在十几分钟内扮演十几个不同的角色,这就是他的成功秘诀之一。对妇女们来说,他那清秀的体型、喜悦的眼光、无与伦比的模仿才能、炽热奔放的热情、音乐般的圆润声调,尤其重要的,为提高妇女地位所作的呼吁,使他成为一个人人喜爱的人物。民主派人士,不论男女,都把他看作英国民主政治的年轻的迪莫斯提尼这是对他的描写最诱人的一面;但为了逼真地写实偏见,我们不应当掩盖另一面。文森特有激发群众的一切才能;但要使群众奋发的情绪坚定下来,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而这种能力,这位风度优美的演说家却不具备。以他的禀性,要想激起群众的热情,使他们积极地投入行动,并不困难;但要作出周密的论断,却非他力所能及,因此,我们应当坦率地表明不要求他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而进行任何尝试。他有自知之明——这是一位社会活动家难能可贵的天赋才能——因此能够机智而谨慎地支配自己的行动。他从不贸然踏入危险的论理领域;如果他这样做,他无疑地会同一切论理法则大相径庭。而且,他的雄辩术其实也不见得多么高明。当人们倾听他在讲坛上演讲时,他仿佛已经登峰造极;构成他的才能的要素,是他的态度、声调、姿势和激昂情绪,而不是他的议论。当然,为了表示对他公道,我们应当承认他偶尔也会说出一两句妙语,但这也只是偶尔而已。他能使听众深信他的演说自始至终是雄辩术的杰作;但是当他的演说一旦形诸笔墨,美妙的幻影立即消失,魅力顿时化为乌有,而神秘的吸引力也随之无影无踪。他好象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演说家。这就是协会派去激发群众潜在力量的一个人;从来没有一个受欢迎的演说家在同等条件下所作的努力能比他取得更辉煌的成就。不论他在哪里出现,他都会引起十分热烈的反应。这段时期,文森特过着欢乐、兴奋而又十分忙乱的生活。他的活动主要局限在英格兰中部、西部和威尔士南部。有时他冒险到北方去,在那里,这位风度优美的演说家并不显得十分出众。中部地区的北安普敦、莱斯特、诺丁汉、班伯里、考文垂和伯明翰;西部地区的切尔特南、巴思、特罗布里奇、布雷德福、布里斯托尔、埃奇河下游的伍顿、斯特劳德等地——这些都是他发挥雄辩演说才能的主要场所;而在其中某些地方所发生的影响,甚至一位王侯也会啧啧称羡。在威尔士人民中间,他慷慨激昂的演说唤起了每个人的由衷同情。当他描述劳动阶级水深火热的苦难时,他的动人心魄的语调把那个敏感的民族的热情煽成一股烈火,事后任何深思熟虑也无法使它缓和下来。作为一个鼓动家,他获得了如此出色的成就,以至在富有的阶层中,也有很多人完全出于好奇心,常来参加他的集会;他们一方面承认他的才能,另一方面却在诅咒他的原则,乞灵于迫害的手段来缩短他的政治生命。正当伦敦协会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威尔士进行活动时,其他党派的组织工作也同样积极展开。政治性联盟成为一时风尚。在兰开夏、约克郡和柴郡的广大工业区,几乎没有一个城镇或村庄不能提出一份热心于民主政治人士的名册。就基础而言,这些区域的联盟和工人协会略有不同。如前所述,工人协会是不让所有非劳动人民对它的事务享有发言权的。姑且不论这项规则的用意何在,它所依据的是一个有害的原则——阶级排他主义,这种原则,任何一个阶级施加于另一阶级,都是不公道的。民主政治消除一切阶级差别,承认人就是人,而不问他的身外条件。然而,令人相当怀疑的是,确定上述规则的动机与其说为了提防上层阶级,不如说为了想把某些受其厌恶的人物排斥在会议以外,因为这些人物的声势是提倡上述规则的人们十分畏惧的。事实果若如此,那么再没有比他们所采择的途径更不明智的了。一个人属于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愿为贫民的事业进行鼓吹,却在他的道路上设下障碍,而又不能提出正当的理由,这就会被群众看作是一种变相的迫害,他们必将聚集在不公道行为的受害者的周围。各协会也许认为某些人的鼓吹会损害民主事业,但正当的途径是指出这些人的错误所在,而不应当违反平等原则,企图箝制他们的言论,因为这种平等原则正是他们自己用口用笔大事提倡的。 人们断定,排斥别人的这一条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那个名望卓著、行为怪僻的费格斯·奥康纳。他在爱尔兰境内久已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注意,同时在英格兰劳动阶级中间也正开始发生影响。他能夸耀自己是一个爱尔兰王族的后裔。这种自夸怎么会有助于使他受人尊敬,始终是一个谜,因为,毫无疑问,要是有人配称为胆小怕事的懦夫而被人们耻笑的话,所有读过爱尔兰历史的读者必然会坦率地承认,爱尔兰的历代国王都有那个特性,而奥康纳的祖先尤其如此。1831年,费格斯·奥康纳在爱尔兰人民的面前初露头角。他的主要任务是使自由主义分子当选为下院议员。在联合王国境内,任何地方的竞选活动都不象爱尔兰那样以十分激烈的党派精神展开斗争。因此,每一方必须有极大的劲头,才能保证成功。奥康纳正好是一个适合于爱尔兰竞选斗争的人。拳击场上,谁也比不上这位竞选拳击家能够那么奋不顾身地使尽最大的气力,从人丛中打开一条出路;而且,他对盟友们的贡献还不仅限于他的拳脚。他以律师为业,又是一个具有中上辩才的爱尔兰人,他能在竞选坛上以相当大的说服力,为一位候选人的主张进行辩护。他就是以此为奥康内尔提供了必要的效劳,在一段时期内,赢得了奥康内尔的欢心和赏识。然而,倘若要这两个不同类型的人长期处于互相取长补短的和睦状态,这是不可能的。奥康纳在爱尔兰享有很高的声望,1833年被选为在科克郡的议员,就足以证明这点。奥康内尔,作为爱尔兰人民的领袖,势难容忍一个预料将会分割他的一部分势力的人,而奥康纳又不肯俯首贴耳地顺从一位上级。米尔顿借叛逆天使的口所说的话十分切合他的情况:“宁在地狱称霸,不在天堂称臣。”奥康纳在议会任议员期间,始终同他的领袖发生龃龉。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争端的症结所在大抵是由于奥康纳的言行比较一致。奥康内尔为了使他的党派取得地位和政权,时常不惜牺牲原则,迁就辉格党员。在这种策略方面,奥康纳从不附和那位大鼓动家,却一贯地设法破坏他的计划。这种行动终于使二人分道扬镳,永远不再携手合作。 奥康内尔这样抛弃了他以前的盟友,不啻把他当作一个礼品赠给了英格兰的激进分子。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激进派中一部分人虽然不对奥康纳表示十分欢迎;但另一部分人却欣然接受了他的效劳。他曾在下院占有席位,但在上届选举后,他的席位已被议会委员会借口资格不合而加以撤销。这件事有助于他博得激进派团体的好感。工业区是奥康纳所选定的阵地,希望在那里为自己争取一个优越的地位。对他那样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来说,这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于是,他走遍那些地区,足迹所至之处,通过他的努力,一个个新的政治联合会便建立起来了。一旦时机成熟,所有这些政治联合会便拥护宪章。 由于舆论日益赞同根本性的改革,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经过了一次改组。这个团体的名称是伯明翰政治联合会。它的执行委员会包括几名在社会上有权有势的成员,其首要人物是伯明翰自治市选区的议员托马斯·阿特伍德先生。另外两位是芒茨兄弟,其中之一现已递补了阿特伍德先生为了安享悠闲岁月而退隐所遗留下来的职位。《伯明翰日报》的编辑道格拉斯先生也是一个积极分子。后来调任市参议会秘书的埃德蒙兹先生也予以赞助;但是该团体的主要代言人也许是约翰·柯林斯先生,一个工人。在宪章运动开创以前,该联合会已经同意有关提倡普选权、无记名投票和议会每年改选等方案;但当它看到舆论的浪潮开始趋向于更加彻底的改革时,它就轻易地顺势投入那股滚滚的洪流,正式表示拥护宪章。 在巨大的改革运动中,诺森伯兰和达勒姆郡并不落后于南部的同胞。民众的思想多少已由奥古斯塔斯·博蒙特做好了准备。博蒙特是所有曾经登上公共讲坛的最勇敢、最坚定的激进分子之一。他时常对纽卡斯尔及其邻近地区的很多听众就当代一切主要问题发表演说。由于他所宣扬的十分激烈的主张符合正义,宪章是不可能不受欢迎的。人民倾向民主改革的热情无日不在高涨。这两个郡的激进分子组成了一个团体,命名为北方政治联合会,拥有几千名会员。其中大部分人属于生产阶级,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是社会的中层人士,他们在运动中表现得非常积极。在卡莱尔,民主派分子也开始团结起来。当地的居民是全国最穷的人民的一部分,他们以十分热烈的情绪,接受一项旨在提高劳动人民地位的运动。这个阶级拥有一些具有才干的领袖人物,他们愿意给当地人民指出努力的方向。 苏格兰开始显出十分活跃的局面。伯明翰政治联合会指派柯林斯前去探测激进派的意见,为此目的,他旅行了广泛的地区。在这次视察旅行中,他至少在二十所教堂内宣扬了政治主张,发现一切情况都合乎他的心愿。主要的政治家们仿佛已经做好实行改革的一切准备。细节方面的分歧意见已不再加以考虑了。和伯明翰的同胞们一样,他们将一切次要问题丢在一边,愿意集中力量,结成一个整体。但是经过了一个短暂的时期以后,宪章联合会才以惊人的速度兴起;现在,大不列颠各方面的激进分子好象已结成一支强大的队伍,大家同心协力,决心实现他们寄予希望的伟大目标。 各种政治联合会的组织仅是实现一个伟大的民众运动所必需的机构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一份机关报来强调他们的要求,或记载他们的活动,那么即使把人民集合起来,也没有什么用处。因此,激进派当前的急务是创办报刊,向公众提供有关共同事业各项问题的报道。 伦敦的工人协会已经有它的刊物。在规定对报纸征收四便士印花税的法律废止后,赫瑟林顿的《二便士快讯》改名为《伦敦快讯》,这个名称一直保持到停刊时止。它的编辑名叫博蒙特——大概是奥古斯塔斯·博蒙特的本家——他经营这份报纸,表现出相当的才干。这份报纸的各栏篇幅几乎全部报道政治改革,虽然有时也涉及一些社会疾苦问题。它的伟大目标是要把宪章制成法律,从而把其他一切问题置于次要地位。它的政策是所谓道义派的政策,否定用暴力来实行改革的一切概念。它经常竭力使读者们牢记,只有通过和平途径才能实现人民的政治解放。它的文章多半含有温和的劝导语气,销路并不太广。这份报纸就是协会的机关报。另一份报纸在利兹自治市发行,名为《北极星报》。报馆老板是深得人望的费格斯·奥康纳,他已成为工业区职工们崇拜的偶像。从来没有一份报刊创办得比它更及时的了。他领会并反映了时代精神。但是,奥康纳所以能够顺利地创办《北极星报》,不仅依靠他本人的资财。他的朋友们认购的股份不少于八百镑,要是没有他们的及时援助,当时他是否敢于冒险一试,就难说了。这些朋友对该报的成功具有信心,而结果也证实了他们预测的合理,因为《北极星报》已迅速地跃居一切民主报刊的首位。它的编辑是威廉·希尔牧师,其人文笔犀利机敏,只是人缘不算很好。该报如此受人重视的原因并不在于编辑部。两种情况有助于它在群众中博得好评。一是奥康纳的声望,这种声望主要归功于他拥有一份报刊,从而能把他的一切活动记载下来,并在报上十分显著的地位报道他的言论和实际行动。一是人们认为《北极星报》对运动作出了最完整的报道。国内任何地区举行集会,哪怕是在穷乡僻壤,也不会不在该报各栏中有所报道,并用华丽的词藻,来激起读者心中的兴趣,并使演讲者由于自己的名字在报上受到称赞而扬扬得意。即使他们以前从未登上讲坛,他们的演说也被说成是口若悬河,大逞雄辩,等等;并且受到有意吹捧,仿佛它们是适合在每日报刊专栏中发表的议会高谈阔论。这样,在远方的人看来,平凡庸碌之辈都成了富有政治智慧的预言家。读者不要误认为这些话是有意诽谤劳动阶级在这个伟大运动中所显示的真实才能;因为,不论那种才能如何言过其实,我们决不容许它遭到鄙视。 我们必须记住,大概在此以前,除了“统一工会”时期之外,工人阶级中即使文化较高的人也不大习惯于当众发表演说。讲坛一向几乎完全被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所霸占,很难想象,大半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劳动人民会在旦夕之间成为熟练的演说家。但是宪章运动初期确是显示工人阶级演说天才的时代。它使最微贱的人们获得了在公众集会上发言的机会,于是,他们便如饥似渴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也许没有必要说明,这些演说以及发表演说的集会常被《北极星报》夸大得过了头,但是这种夸张恰恰就是它所以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以前从不习惯于看见自己的名字在报上出现的人们因此殊荣而受宠若惊;虽然有时他们很难辩认出本人的肖像,然而,艺术家的过度着色不能说不是深得吾心。在我们中间,谁不是多少有些虚荣心的人呢?受到这样尊重的人们在为《北极星报》推广销路方面,和专职推销员同样得力,因此,它的销路一度几乎达到每星期五万份之多。使它凌驾于其他各报的另一原因,就是洋溢在它字里行间的那种精神。因此,与《伦敦快讯》提出的道义力量的观点不同,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学说。奥康纳在他的演说中已把公众的心理激发到如此程度,以致几乎无法使他们满足,于是,《北极星报》便竭力弥补群众意犹未足之处。每一个星期,人们以惊人的饥渴情绪阅读它的各个版面,每读一次,热情便高涨一次。为了满足自己的渴望,读者越读越想读,直到陷入了如痴如醉的状态;凡是不带有暴力味道的文章,决无被广大群众贪婪地阅读的任何可能。 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运动中出现了另一期刊,刊名十分响亮,叫做《北方解放者》。经营者既有魄力又有才干;它最初的议题比《北极星报》或《伦敦快讯》的议题优越;它特别地代表诺森伯兰和达勒姆的民主主义者,它的销路几乎局限于这两个郡,虽然并不完全如此。 爱丁堡是一个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它在报刊这样一项重大事务方面决不甘落后。当时在苏格兰还没有一份民主的报纸,于是它就弥补了这个缺陷。一份以文笔出众、编排美观著称的期刊,在当地居民约翰·弗雷泽先生负责编辑工作之下创刊了;刊名为《真正苏格兰人》。它专门比较详细地记载苏格兰民主派的活动。在道义力量与暴力的问题方面,它与《伦敦快讯》如出一辙。 伯明翰的激进分子并不缺少机关报:他们不需要一份新的报刊。道格拉斯先生是《伯明翰日报》的编辑。既然发表有关民主主义的议论和文章已经成为一时的风尚,而且进行这种投机又有利可图,于是《伯明翰日报》经过轻而易举的改头换面,便从提倡温和改革的立场转变为公开承认拥护极端民主主义,并在伯明翰及其邻近地区产生了不少影响。未隔多久,运动中又出现了另外三份激进的报刊。其中最先出版的也是最重要报刊名为《职工报》。它的编辑詹姆斯·布朗特尔·奥布赖恩,是一个才气横溢、出类拔萃的人。多年以来,他以作家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通常署名为“布朗特尔”,在影响英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方面所作的贡献胜过任何其他知名的作家。 第二份报刊以《宪章》的名称问世,由威廉·卡彭特主编。他是一个有相当文学造诣的人,编有一本政治教科书,内容包含在论述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方面最受欢迎的一些作家的文选。 第三份报刊代表科贝特政治学派,取名为《战士》。科贝特的几个儿子和其他的人主持该报的编辑部。该报在各版上对费格斯·奥康纳及其一派的所有首脑人物表示深刻的仇视,公开指责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 不难想象,由于大部分公众的心里倾向于这一新兴的运动,才吸引了这几份报刊的所有人冒险把资金投入这项带有风险的事业。除了工人阶级以外,他们很难指望获得任何其他方面的支持,而民主主义的敌人必然会用尽一切方法,来缩小它们的销路,摧毁它们的势力;但是当时的运动确实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从“统一工会”时期以来,从来没有如此广大的群众为了任何一项事业而团结在一起。民主主义的精神发展到如此高度,毫无疑问,人民的领袖们不久必将引起统治阶级的注意,并招惹他们的干涉,不然的话,就必须从重要的地位向后退却;站着不动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格言必须是,不退则进,而他们选择的是进。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结果。 现在,宪章的鼓动工作正在十分认真地进行着。当时决定,为了发扬民气和促进共同事业,准备在所有重大中心地点,举行一系列的示威游行。各协会开始呈现出不可忽视的声势;每星期,大批人士参加了激进派的行列。工人协会、伯明翰政治联合会和其他团体忙于派遣最有才干的宣传员,到远处去煽起正在复燃的民主火焰。 格拉斯哥是第一个比较著名的城市,它以一种壮观而引人注目的场面,来表示它的市民对新兴运动的热爱,而当时出现的情景,对目击者来说,是永远难忘的。工人们预先作了安排,在格林草坪上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格林草坪是格拉斯哥供人们呼吸新鲜空气的一片宽广的场地,在它的尽头,壮丽的克莱德河的汹涌波涛奔腾而去。1838年5月28日,工人们自己举行了这次声势壮大的示威行动,几乎完全不依靠任何其他阶级的协助。只有一两名中产阶级人士对这次行动给予支持;但是,这次示威做得比任何事情都周密,或也比任何事情博得有关各方的更大赞扬。整个安排证明了格拉斯哥的工人阶级处理自己事务的才能。伯明翰联合会决定给予一切可能的赞助,使这次示威行动受人重视并具有声势,因此指派阿特伍德、道格拉斯、埃德蒙兹、芒茨和柯林斯先生去协助格拉斯哥的民主主义者。 在11点钟以前,从各路来的几万名群众在格林草坪上集合,一到11点钟,游行队伍整队出发,前往城市东区去迎接事先约定在那里等候的阿特伍德先生及其同事们。浩浩荡荡的人群,排成六列纵队,大踏步地前进,而在整个路线的各条街道上,又挤满了稠密的人群,他们都渴望参加这项旨在实现政治改革的伟大行动。据估计,不少于二十万名健壮的劳动人民在这次盛大的集会上显露了他们疲劳的脸容。即便从前为实现修正法案进行鼓动的时期,也没有这么庞大数目的人们走出工场和家庭来响应这个全国性的号召团结的呼声。天空中回荡着轻快的乐曲和群众热烈的呐喊。沿着整个游行路线,共有四个乐队,各自隔开相当的距离,二百多面大小不一、式样各异的旗帜,颜色十分美观,在微风中轻盈地招展,给那一天增添了一份欢乐气氛。一面来自斯特拉撒文的旗帜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好奇心和兴趣,因为当苏格兰人为了争取宗教自由而展开激烈而伟大的斗争时,这面旗帜曾在德拉姆克洛格战役中飘扬在刚强英勇的盟约军头上。游行队伍通过一个指定地点,需要一小时半的时间,而当阿特伍德先生及其同事们出现时,人民群众的热情再也高涨不过了。队伍回到草坪后,市议会议员特纳被选为主席,几名工人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支持各项决议和提交议会的请愿书。接着,参加集会的广大群众向阿特伍德先生及代表团其他成员表示感谢。后来,当热烈的欢呼、帽子的挥舞以及击鼓声停了下来,阿特伍德便对大会发言了。他首先非常有力而又富于感情地描述了工人阶级的疾苦,认为1832年的修正法案企图增进国家的利益,到头来却是彻底的失败。然后他阐明了由伯明翰政治联合会达成协议的行动计划。请愿书将由全国所有的民主主义者签名,据他估计,签名者将有二、三百万人。如果议会最初对人民群众的要求无意让步的话,这种请愿的做法将会不断地重复使用;如果他们对议会进行了一次公正的考验以后,仍遭拒绝,工人们则联合乐于赞同他们的意见的中产阶级人士,宣布一次庄严神圣的总罢工,停止一切劳动。任何人都不会动手做工,但是每一个人都将把他的勇气、才智和力量集中于促进人民的事业方面,直到胜利之神含笑赞赏他们所作的努力。埃德蒙兹、芒茨和道格拉斯先生以类似的口吻相继发言,给集会群众莫大的鼓舞。看来他们四人谁也不愿意轻易忽视他们所见到的阻碍在人民道路上一切障碍。“反对我们的是,”阿特伍德大声疾呼地说,“所有的贵族、十分之九的绅士、庞大的牧师队伍和一切养老金的领取者、无功受禄的冗员、以民脂民膏为生的吸血鬼。”但他似乎从未考虑到最大的障碍却是最近享有选举权的中产阶级。 墨菲先生和韦德医生以伦敦工人协会代表团的名义参加集会;后者在这次盛大的集会上以十分乐观的论调发表讲话。“我们有足够的武力,”他在结束演说时大声说,“但那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道义力量来实现我们的一切要求。”演说结束后,集会的群众各自散去,秩序井然。市警察局长米勒上尉在这次反映公众舆论的集会上担任总指挥,他说他从未参加过比这次集会秩序更良好的集会了。这次大示威结束后,晚上举行了宴会,参加者约六百人。茶商莫依尔主持宴会;协助他的有阿特伍德、道格拉斯、芒茨、柯林斯、埃德蒙兹、韦德医生、墨菲、特纳和爱德华兹牧师等。宴会上洋溢着同样的热烈情绪。每一位演说者看来都对未来充满着希望,表示要以坚定不移的决心把这项伟大的事业进行到底。他们好象预期,在不久的将来,这项事业将能使人民群众摆脱政治上的不平等和社会上的苦难。格林草坪上的示威集会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鼓舞力量,他们表示决心,要为人民争取自由的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1838年6月27日,泰恩河和韦尔河两岸的居民决心用全国群众从未显示过的在道义力量和庞大人数方面的最壮大的阵容,来表明他们对新兴运动的赞助。集会经宣布将在纽卡斯尔的广场上举行,这是该市镇偏北的一片宽阔的公地。当天一清早,群众在各交通要道上排列成行,对即将举行的示威游行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上午9时,在全欧洲最美观的礼拜堂前的一片空地——圣尼古拉斯广场上,开始挤满激奋的广大群众。各行各业的队伍从该市镇的各区向上述地点进发,然后,主要队伍从这个中心点开始游行,这些有组织的队伍排成六路纵队,在整个一长列游行队伍的左右两侧,围有无数群众。长长的行列延伸出去,当前队到达会场时,后队还在街道上缓步徐行,离讲坛尚有一英里半之遥。在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中,至少有十四个乐队,而在整个路线大约每隔三十码处,十分雅致美观的旗帜迎风招展。许多旗帜上面,写着引自拜伦作品的表现爱国精神的诗句,例如下列一些:
另一面旗帜上,引用了彭斯著名的诗句:
还有一面旗帜也引用了这位诗人的诗句:
此外,还引用了考珀、戈德史密斯等人的名句,但大部分题词是自己创作的。 游行队伍尚未全部到达讲坛周围场地以前,格雷先生提请推选一位曾经积极参加历次民众集会的老练的民主主义战士道布尔德先生为大会主席。当时广场上呈现出进步事业的敌人称之为“真是可怕的景象”。参加集会的人数估计有八万,当他们到达场地时,表现出十分热烈的情绪。在再一次的欢呼声中,主席开始进行大会议程。他脸上喜悦的表情必然会在群众大会上博得好感,也许当天发表的一切演说都不象他的演说给人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为了表示公道偏见,我们不妨摘录其中一段。 “直到亨利六世统治中期,普选一向是我国的习惯做法。那么,怎样丧失的呢?是在内战的混乱中把它丧失了的。人民不知道它的可贵,而在花言巧语的掩饰下,法律就被修改了。从那时直到现在,英国人一直身受那种奸诈行为造成的后果。祸患就逐渐地生出来了。那时候,国家富裕,老百姓丰衣足食,富足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几乎无捐无税;也有可能做到无捐无税,因为民选的议会关心人民的收益。但是一旦丧失了民选的议会,一切就变样了。贵族逐渐发觉人民过于富裕了,因此,他们便制定法律来纠正这个弊病。真的,他们确实制定了法规,把工资降低到一定的水平,生怕人民变得过分奢侈,但法定工资却表明了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况。即使根据这一类的法规,劳动人民每星期的收入依然多到够他买一头很好的肥羊,或买一堆上等的牛肉。那种日子好得很哪,可不是吗?现在劳动人民还能过那样的日子吗?那些家伙的心肠真是好啊,他们不但关心人民不该吃得过饱,而且不该穿得过于华丽,于是他们制定法律,规定劳动人民或手艺工人所穿的外套、长统袜、衬衣不准采用超过今天每码价值二十四先令的布料。现在这项法规已没有多大的用处了。事态就是这样变化的。贵族的权势和专横越发加强,人民的贫困便越发加深,最后,到了1770年前后,他们把英国榨得相当枯竭以后,就想方设法向美洲殖民地征收税款,可是,英勇的美国人民受不了这些;他们起来反抗,战事爆发了,爱国主义者一举成功,北美联邦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共和国,人们所称的英国国债现在已猛增到二亿五千万镑巨额;而这个庞大的数字全是为了填满贵族强盗的欲壑的啊。十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贪得无厌的贵族吓得手足无措了。他们对法国人民宣战,阻止他们建立一个贤明的政府。不义的战斗持续了二十年,结果使英国人民负担着八亿镑巨额债款和世界上无可比拟的重税。”
主席的演说非常适合集会群众的口味,他好不容易才把它结束;然后,他介绍一位工人詹姆斯·艾尔先生发言,后者在演说中发表了下列言论: “今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一起,在自由之神的祭坛前顶礼膜拜,这使他感到骄傲。在他们头上,高悬着压迫者的利剑,但是倘若必要的话,他们也会拔出正义的利剑,而且,除非受尽屈辱的英国人民能使正义伸张,否则就永远不将剑收进鞘中。他向周围殷切地张望,想找到一位贵族的脸孔,以便向这位贵族说明他心中的想法,但可惜他却认不出这位勋爵或那位公爵。认不出!认不出!他们不敢面对纽卡斯尔人民的义愤。他接下去提到手里拿着的那份决议书中的一段;决议书宣称,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注意!不是一切合法的手段——而是足以得到普选权的一切手段。他不禁又间接提到了君主制度;这种制度直到如今只为它本身的利益来统治国家,但他在全体集会群众面前,并以会议的名义声明,如果这种制度不为千百万广大群众的利益来进行统治,它就决不应当再统治下去。饥寒交迫、孤苦伶仃的人们、孤儿寡妇们,以及后世子孙,要争取自由就得依靠一切手段——我们的后世子孙会找不到这样的手段吗?普天之下,劳动人民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而压迫者将会发觉不论在任何地方,劳动人民都快要团结起来了。知识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他从人民的知识普及,以及人民现已团结起来等等方面,预见到全世界贵族的崩溃,而且为期不远了。他们有专制君主尼古拉斯的代表、花言巧语的暴君路易·菲利普的代表和兄弟暴君们的代表,来一同扶助一个小女孩登极,使她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君主,其实,让她做点针线活,会更有用,也更合适;但是,人民不再会受他们炫丽的服饰欺骗了;他们将照顾自己,照顾家庭,因为如果说他们看到了王族的华饰的话,那么他们也会看到那个该死的巴士底监狱的。”
上面一段摘录也许是表明那个时期工人阶级演说天才的最佳的范例之一,可以断言,其中措词用语决不会使任何集会黯然失色。但是,我们看到人们在比较琐细的问题上枉费唇舌,这实在是可悲得很哪。今天,还有什么明智的人,会把君主制度看作是民间疾苦的根源呢?倘若明天废除了君主政体,而让劳资间的基本关系仍保持在现有的基础上,那么,你实际上就是毫无所获。我们对于君主制度固然不说一句好话,但是,为什么只抨击小害,而不触及大害呢?费格斯·奥康纳在这次人数众多的集会上讲话,十分流畅自如。他照例许下了诺言:不把他们引向死亡,便把他们引向光荣。他又向大会表示,他是人民的义务辩护士。但他演词中最有风趣的是提到布鲁厄姆勋爵和新济贫法时的一段: “哈里·布鲁厄姆说,他们不再需要济贫法了,因为每个年轻人应当为他的晚年积蓄一笔准备金,可是,当他用嘴的这一边说出这句话时,他又把嘴歪到那一边说,他想把他每年的退休养老金从四千镑提到五千镑。但是,如果人民享有他们的权利,他们就不会长期支付他的官俸了。哈里会到国库去,他敲敲门,塞尔伯鲁斯却拒不开门,他问道:‘是谁?’于是,倒霉的哈里回答说:‘是个退职的财政大臣,来领他一个季度的官俸一千二百五十镑的’;但塞尔伯鲁斯说,‘你们这班家伙今天已来了十几个了,没有什么能给你们,’于是,哈里会哭哭啼啼地说,‘哎唷!这叫我怎么活下去呢!叫我怎么办呢!’塞尔伯鲁斯就会对他说‘到你为人民所设的巴士底监狱去吧。’于是,当哈里勋爵和哈里夫人进了巴士底监狱以后,看守会对他们说‘靠右边的,是你的牢房,靠左边的,夫人,是你的牢房;我们这里都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信徒,生怕你们会生男育女,因此,必须把你们隔离看管。’倘若看守亲眼看见了隔离的情景,也许会对哈里夫人略表怜惜,但对哈里勋爵是不会怜惜的。”
当奥康纳以这种口吻讲话时,群众简直无法控制他们欢迎他的讲话的阵阵笑声和欢呼声。乔·史密斯(一个马车工匠)、帕克(也是一个工人)先生、查尔顿先生、洛厄里先生等也向大会发表讲话。洛厄里发言说: “我很高兴地看到今天举行的这次惊人的示威游行,尽管事先有人曾向群众使用了各种劝诱手段,要他们不要前来参加这次大会。为了使群众在这个重大的时刻呆在家里,一切办法都用过了,但一切尝试都归于无效。在南希尔兹的库克森制碱厂里,威逼利诱双管齐下,甚至由人民供给衣食的军队也竟敢装上刺刀,在群众面前列队前进;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英国人民也会武装自己的,而且有足够的步枪和足够的人力,与他们在泰恩河两岸较量较量,并把在那边营房里出入的士兵打得鸡飞狗走。”
奥康纳的讲话将要结束时,一队轻骑兵从邻近广场的营房里出来,在相距约一百步的地方列队巡行。当他第二次站起来向群众讲话时,一长列骑兵拖着一尊大炮向会场的一边推进,同时一纵队步兵向另一边徐徐逼进。群众都是赤手空拳的,因此,毫无理由可以作为调动这支武装部队的借口,这种耀武扬威的表演使集合在会场上的群众产生了十分强烈的愤慨情绪。军队的行动和大炮的出现充分地表明了纽卡斯尔广场将会变成第二个彼得卢。群众虽然手无寸铁,却对军队报以一阵表示鄙夷的呐喊声,这时奥康纳说: “他〔奥康纳〕对这种肆无忌惮、卑劣无耻的耀武扬威感到无比的愤慨,这是应当在下院提出来的,他唯一引为遗憾的是,广场上的人还没有条件用唯一适合它的语言来给予答复,就是以武力还击武力。昨天晚上,他的朋友洛厄里先生只消事前半小时发出通知,就能在南希尔兹集合一万人来听他〔奥康纳〕宣扬自由主义,因此,贵族臭小子们要当心些,不要刺激群众,使他们集合起来并也带上武器——他们将会发现穿黑外套的平民也有英勇的胆量和正义的武器,和穿红制服的军人一无二致。”
这些话使那些手无寸铁、但心情激动而又愤慨的群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呐喊。军队千方百计地找寻屠杀群众的借口。奥康纳发表演说时,一个军官策马前进,闯向人群。这一行动被一阵暴风雨般的嘘声和“滚开!滚开!”的喊声所制止,一个勇敢的小伙子面对这种蛮横卑劣的行为,怒不可遏,猛力地把马推开,一面大声嚷道,“滚蛋,你这混蛋,我们养活了你,你不知足,还要侮辱和践踏我们!”奥康纳提议向主席致谢,主席答话时盛赞群众的勇敢而又平和的态度。直到最后一刻,军事当局仍决心要动摇他们的这种态度,因为集会将散时,军队又包围了群众,向他们耀武扬威,企图激起他们的反抗。只是由于工人阶级的通情达理,才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军事当局的行动好象只会证实布朗特尔·奥布赖恩的一句话:人民群众在大量集合起来讨论他们的权利问题时,要是手中没有抵御压迫者袭击的武器,那是极不安全的。但当时却一切平安无事,集会群众心情舒畅地散去了。这样就结束了为拥护宪章而举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就该区的总人口而言)示威游行。继这次示威游行之后,又举行了一次,其规模同样盛大。队伍的编列与前相同,各行业派遣自己的执事人员,即使最贵族化的团体也不置身事外,马车制造商比任何其他行业受上层阶级的影响更深,因为他们更直接依靠那个阶级来维持生计,但他们也来参加了。他们的学徒高举着他们的旗帜,上面有这样稀奇古怪的题词: “老公鸡啼唱,小鸡雏学样。” 妇女们热心公益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在朝着民主主义目标前进的道路上,她们并不落后;她们成群结队地参加游行,殷切地倾听进行政治鼓动的激烈言论,与男子们相比,也毫无愧色。这次集会是为了推选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三位代表而举行的。就宪章公会提出的候选人的政治信仰而言,只有宪章运动最热心的赞助者才会同意他们的提名,但当他们的名字被提出时,群众的热情证明了他们对于这些提名是多么真诚地加以接受。被提名的三人是约翰·泰勒医生、乔治·朱利安·哈尼和罗伯特·洛厄里。泰勒医生的家族在艾尔郡,拥有一所住宅和相当多的家产。有一段时期,他曾住在格拉斯哥,主编一份报纸名为《格拉斯哥解放者》,但该报寿命很短,大概由于泰勒医生另有更急要的任务需要去照料。他曾当过相当长时间的海军军医,具有海员的那种率直、慷慨和勇敢的品质。他又曾在法国住过几年,和法国最热忱、最积极的民主主义者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早期训练使他不屑计较个人的得失;他所接触的社会,加上他天生的大无畏精神,使他认为暴力革命才是取得胜利最简捷、最可靠的途径。当时,泰勒正在壮年,大约三十四岁;他的外貌露出一种俊逸的神韵,准会使人产生良好的印象。中等以上的身材,体格强壮结实与身高十分相称,一副聪明伶俐的面相,两只炯炯有神的、黑黝黝的大眼睛,头上飘拂着漆黑的头发,居中分出一条发路,长长的发鬈垂过他宽阔的肩膀,穿着一身松散的海军服,看起来,他象是一个典型的悠闲自在的人物,那种悠闲自在的态度在他的演说中和在他的外貌上同样显著。他决不是那种语言冗长乏味的演说家,那种演说家似乎主要以他们的讲话使人不感兴趣为快。一般地说,二十分钟,最多半小时,是他的演说所占时间的限度,但在那段时间内,他的话不断倾吐,象一条清澈潺oe?的溪流,每一顿挫都恰到好处,他的语言显出他那口若悬河、雄辩滔滔的本领,而演讲的姿态确实富于感染力。他的嗓子略嫌过高,但发出的声调仿佛最美妙的音乐,十分悦耳动听;一言以蔽之,没有一个演说家象约翰·泰勒医生那么得天独厚地将天赋口才和艺术技巧十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丝毫没有煽动家们所使用的各种小手法。他从不想用花言巧语来博得群众的喝采,也从不自夸为人民所作的牺牲。每次只要他提到自己,他就象是不要人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名叫泰勒医生的人似的;在他看来,事业的荣誉远远超过他愿意使自己获得的荣誉。毫无疑问,他是当代最率直、最忠实、最勇敢、最真诚、最无私的一位民主主义者。至于乔治·朱利安·哈尼,我们就很难以这种无保留的赞赏来评论了,但一开始,为了表示对他公道,应当说明,我们任何时刻也决不象当时有些人那样,对他拥护民主主义事业的热情产生过怀疑。哈尼的仪态和他的同事一样落拓不羁,但他的做作过于露骨,逃不过朋友中一部分目光敏锐者的觉察,便其中很多人感到很不自在,同时又给敌对者提供了奚落的话柄。虚荣心是他的显著弱点。也许在当时,他多少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成年不久,那种年纪即使对于一个意志十分坚定而已崭露头角的人来说,也正是一生中非常危险的时期,而哈尼的意志却又不是十分坚定的。我们并不存心轻视他的才干,因为他确有不少才干,但许多具有相当才干的人最易犯的一种毛病,即以为自己比自己的实际才能还要伟大,这个缺点哈尼也是有的。我们目前评论的这个人物,可算没有泰勒医生的那种率直、豪爽、天真的风度;相反地,他那双深黑敏锐的眼睛在两道略微阴沉的浓眉的遮掩下,片刻不定地转动,目光不断地从这一对象扫向另一对象,好象他对周围的一切都不敢信任似的。他的唇边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复仇神气,表明他是一个危险的敌人,而实际经验正证实了这种印象是正确的。然而,不妨这样说,对于被他认为是朋友的人们,谁也不如他显得那么热情而又忠实。哈尼在他的政治生涯的初期,立志要做英国革命的马拉,有一次确实因为妄自比拟而受到了指责。他的才干在执笔撰文时表现得最为出色;作为一个演说家,他从未达到第三流的水平。他会在大会上占用两小时时间,吞吞吐吐地发言,使所有爱听演说的人在倾听他的长篇大论时感到厌倦。在太平无事的时期,象他那样的演说家决不能赢得卓越的地位;但当时不是太平无事的时期——激烈的言论非常时兴,除此以外,群众是不感兴趣的。哈尼有充分的激烈言论来满足政治市场的需求,而且一直是任意地发表。有时他信口雌黄,尽说废话,但对于许多人来说,那些漂亮空话却都是金玉良言。一些比较敏感的政治家因为他信口雌黄便断言他是内奸,但这种假想却无根据。不少忠实可靠的青年人在得意时,也是象乔治·朱利安·哈尼那样愚蠢可笑的。 第三人和上述二人大不相同。洛厄里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以裁缝为业。他下肢残废,足力又十分软弱,由于职业的性质,他受了很大的痛苦,而且还要在健康受损的不利条件下费力地干活。他的身材相当瘦小,面部带有几分敏慧而又和蔼可亲的表情,遇到突然令人兴奋的事时这种表情尤其显著,那时他的经常沉凝的眼光就变得明亮活泼起来。他的演讲才能不大容易形容,但肯定是在一般水平之上。他的演说缓慢稳重,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却充满了巨大的力量。他的嗓音并不十分清脆悦耳,但语调却很响亮、清晰而且相当好听。就论点的完整性和明确性来说,他胜过大多数的演说家。他不强求自己讲得头头是道,但几乎在他提出的所有意见中,都贯串着完全可靠的论据。虽然他在辩才方面从未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也无法否认,他的言词很是动人、有力,而且有时不同凡响。一般地说,他的言论不象上述他的两位同事那么过激、那么决断,但世道的潮流往往使他失去自制力,有时他的话表明他不反对暴力政策的原则。可是,他具有相当大的、而且十分有益的行事谨慎的能力,他为自己划定一定界限,很少逾越。关于他的矜持克制能力,我们所能引证的,也许没有比下面这段话更能使人们获得一个清晰的概念。由于人们愤慨的情绪日益高涨,传说政府正在出动国民军。洛厄里在一次演说中提及此事,措词大意如下: “有人告诉我们,政府打算出动国民军,我又听说,青年人为了找寻替代办法,正在组织俱乐部。如果政府坚持这项决定,我的劝告是不要组织俱乐部,而是接受他们交下的武器——至于怎样使用,我让你们自己判断,自己斟酌决定。”
演讲者的用意何在,不可能引起误解,然而,谁也不能断言他怂恿听众使用武力来反抗政府。这些就是上述三人的情况。他们被定为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代表的适当人选,提交那天群众集会讨论;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讲话以后,群众一致同意提名,并批准了宪章协会以前的决定。 达勒姆郡对于正在迅猛发展的民主主义运动所寄予的热情一点也不落后于它的邻郡。森德兰是达勒姆郡激进分子的大本营,因为它是该郡最大的城镇,居民特别热中于民主主义事业,而且比其他地方拥有更多的优秀演说家。尤其是两位青年对于工人阶级的思想愿望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是詹姆斯·威廉斯和乔治·宾斯,彼此在鼓动工作方面保持着合作关系,例如一人在郡内各地举行的无数次群众集会上讲话时,另一人一般说来则从旁予以协助。两人的性情脾气截然不同;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也显出巨大的差别。威廉斯的脸部相当长,但在表情时,却显得略为缩短,这表明了他的狡黠性格,轻率迟钝的目光对此视而不见,但经验丰富的相面家却一望便知。威廉斯有相当充分的逻辑推理能力,但他的最稳妥、最清晰的论证往往搀杂着很多似是而非的诡辩,有时使人难以辩别真伪。一般地说,他的发言严谨、迟缓而又审慎,宁愿支吾其词,而不愿说出将来听起来会引起麻烦的话,因而使自己受累。他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但几乎完全属于理智范畴。至于赋予一个真正演说家以力量的那种热情,他却很少;我们可以冒昧地作如下断言而不会犯不公正的错误:如果他在任何时候对一个主题产生激动,并把他心灵深处的感情激发出来,那么,一般地说,即便在这个时候,他的理智仍然主宰一切,指示他应当流露出多少热情。 相反地,乔治·宾斯这个青年的热情则是他最显著的特点。他也有清晰卓越的理智,却没有他同事的那种狡黠性格以及马基雅维里式的气质。我们将他称为一个外表俊秀的人物,并不言过其实。作为一个演说家,他的词令直爽、透彻、流畅、典雅,而且华丽。他刚刚成年,象他那种性格的人,在那个年龄,每句话都洋溢着奔放的热情,而一切言论,显而易见都是天真单纯的;他从不研究如何以惯用的圆滑措词来迎合听众,而字字句句都洋溢着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在人们看来,难以理解的是,天生的禀赋如何竟把甚至十分严谨的教养付诸东流,旦夕间把半世的心血结晶化为乌有。宾斯的父母是公谊会的信徒,他们待人往往十分善良,其方式也很独特,但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抑制自己的感情,小心翼翼,始终不懈。当然,作为公谊会教徒,他们信奉和平社会的原则,但他们的一切精力和关怀却不能使他们的儿子适应那个教派的冷酷无情的准则。他们经营布匹和服装生意,把这种行业的诀窍传授给他,但是,即使在利润方面铢两不遗的斤斤较量也不能磨灭乔治·宾斯内心的热情。他的灵魂深处蕴藏着精纯的本质。他父亲的买卖对他的情趣和爱好极不相宜,因此他刚刚成年,便离店而去,同威廉斯合作,从事比较接近他的性格的书报印刷与销售业。由于民主主义运动蒸蒸日上,具有民主倾向的出版物风靡一时,因此,这个青年演说家在传播民主主义知识方面发挥了他的特长。他往往告诉欣喜的听众,正如他所援引的诗人所说,这种知识是 “我们可以凭它着力、直上青云的羽翼”。 威廉斯和宾斯使达勒姆郡经常处在宣传鼓动的状态中。每个星期,几乎没有一天不举行一两次集会。如果无法找到室内会场,便以宽广无边的苍穹来作屋顶,因此,多数集会是在露天举行的。约翰·柯林斯正从苏格兰前来,当时作出决定,借此机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户外示威游行。两个夜晚以前,柯林斯曾在纽卡斯尔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讲演,为在该镇猎场上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作准备。和纽卡斯尔一样,森德兰也有猎场,因此便决定在那个地点举行集会。一支由几千人组成的队伍携带乐队和旗帜在镇上列队游行;一面旗帜上的题词是:“工人是国家的真正贵族”;另一面旗帜上则写着:“英勇自由的人民的大同盟,这是一个宏伟崇高的事业,一个应当繁荣昌盛的事业,它最后一定胜利。”集会议程开始前,乐队合奏了那支爱国尚武的美妙古曲, “苏格兰人民跟着沃里斯血战沙场。”
詹姆斯·威廉斯先生担任了这次集会的主席,他在发表议论时说: “六、七年前,他们曾在此地集会,目的在于实现他们心目中的所谓自由。他们同当时正在为其本身权利而奋斗的中产阶级携手合作——他们为这个阶级获得了政治自由,满以为它出于感激,将会协助社会上大多数的群众获得他们的权利——但是,他们被它欺骗了,被它卑鄙地抛弃了,他们现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威信,再一次挺身而出,必将再一次获得胜利。他并不因为他们受骗而感到羞惭,也不因为人民上一次挺身而出而引以为憾,这种行动给他们博得了无尚的光荣,而给那些现已抛弃了正义事业和人类事业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耻辱。他坚信,目前正在进行的方案,将在十二个月的短暂期限内,使英国人民获得被那些不义的、反基督教的贵族们使用不法手段剥夺了的权利。”
读者看一看,威廉斯一下子就说起当时流行的时髦话来了:群众政治上的奴役地位应归咎于贵族。贵族反对他们的解放,确是事实,但现在同贵族勾结起来反对千百万人民,并在剥夺人民政治权利方面比它的盟友权力更大的那个强大的势力却是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威廉斯本人承认,在群众的支持下为自己获得了政权,由于曾经保证群众取得同样的权力作为报答,才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为自己获得了权力。后来他又谈到人民被贵族剥夺的权利,这种说法比无稽之谈还要荒谬。人民群众可能为之苦恼的任何无权状态都应该由下院负责,而下院主要是由中产阶级的代表所组成的。麦金尼先生刚刚开始发言,表示拥护第一项决议时,天空中便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雷声,倾盆大雨接踵而到。既然再也没有人能在会上有效地发表讲话,当即宣告休会,退入会议室,继续讨论会务。我们从宾斯先生的演词中摘引了下面这段话,作为他热情的雄辩的演说中的一个实例: “一千八百年前,人们鼓吹、传授朴素崇高的平等原则,并按照这个原则行事,但那个原则早已被忘怀了,现在除了反基督教的目私自利以外,什么也见不到了。但人民有个法宝——一个永不使他们失望的法宝;他〔宾斯〕相信他们将会再一次——他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利用这个法宝,并且为了自己的新生而团结起来。暴君们可能称人民为粗野的群氓,可能把自己刻毒的想象力所能编造的一切恶名任意加在他们身上,但是暴君们应当记住,他们将在上帝的最后审判席上和穷人见面,并肩受审。暴君们可能夸耀自己的纪律,但人们可以夸耀自己的人数和力量。暴君们可能炫耀自己的残酷行为,但他们——人民——将以自己的英勇行动来对抗;我们不是由于自私自利的关系而团结起来的,暴君们不妨夸耀他们有许多个韦林顿,但是我们有一个上帝。”
为了评价这些话和类似的言词在集会上所能产生的效果,我们必须听听宾斯先生的讲话。他常被十分喧嚣的喝采声所打断,当上面摘引的讲话结束时,其效果竟象使人们着了魔似的。集会的群众全体起立,向那位热情奔放、口若悬河的青年演说家致以最热烈的欢呼。柯林斯先生是个外地人,又是一向积极从事于群众组织活动的人,当然成为当天的主角。他说明了促使他参加鼓动工作的种种动机,告诉集会群众,从八岁直到他参加民主运动时止,他每天都要工作十五个小时。他同样又说明,他是在看到包括八万至十万人口的两万个家庭被迫靠赈济过活以后才离乡背井的。当时,他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于是就来到人民群众中间,想弄明白,他们究竟会不会自己同情自己,还是依靠别人来怜悯他们。柯林斯继续说: “议会体现了各个方面的利益,其中唯独没有人民的利益。教会、律师界、地产利益集团和资本家,所有这几方面的利益都欣欣向荣。杰克对托姆说,‘能不能帮我一点忙,通过这项有关地产界利益的法案?’‘当然可以,’托姆说,‘不过,你要帮我通过有关资本家利益的另一法案。’杰克照顾了托姆的请求,托姆也照顾了杰克的请求,他们上下其手,人民就遭殃了。倘若豺狼为羔羊制定法律,鸥鹭为河鱼制定法律,不用说,他们必将使羔羊和河鱼所处的地位最便于他们掠食。关门主义者说,人民没有选择适当代表的能力;这种议论来自心怀叵测的人,可是他们所选出的下院,今天不加思索地通过一项决议,明天就把它撤销了;但这是假话——他们不是有互济会和其他社团吗?社团的任何一个职员倘不尽职,人民中间就会发现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来罢免他们的职务;但可悲的事实是,在很多地方,人们的知识正在日渐退化,如果他们现在不健全的话,那么,他们将会每况愈下。他要为维护永恒不变的人权原则而坚持自己的立场。假如有人将要得到一份产权,法官是否会说他太无知识,管不好这份产业呢?不会的!决不会的!不管他多么无知识,那份产业应当由他掌管,而他也就立刻有资格当一个立法者了。”
柯林斯结束了他的演说以后,宾斯走上前去说,在提出决议前,他要求他们表示一下是否愿意和伯明翰人采取同一行动,必要时,甚至置生死于不顾。演讲人从集会的群众方面得到的答复是一片欢呼声,接着,《全国请愿书》便一致通过了。于是,全体集会群众连同乐队,举着旗帜走出会场,送柯林斯上车;在广大群众雷鸣般的欢呼声与乐队不断演奏的生气蓬勃的爱国乐曲声中,他向大家告别,前往利兹。一切事物呈现出欢乐的景象,森得兰人民对全民事业的迅速成功寄予莫大的希望。大会之后,晚上又举行了晚会,由威廉斯先生担任主席,宾斯和洛厄里是主要演讲人。洛厄里讲词的结束语值得写入本书,因为这是表明他的雄辩才能的一个范例。 “他是民主主义的支持者,因为民主主义是上帝的政治法则。他拥护自由,因为它的神庙里有正义——它的宝座上有公理,它的祭坛上有和平。压迫者尽管咬牙切齿,大声咆哮,但宣布他们死亡的命令已经发出了;上帝已经说了,压迫者必将消灭,尽管他们刀枪林立,炮声隆隆,自由之神将对他们怒目逼视,而他们将在她面前惶恐觳觫,莫敢出声。正象古代圣坛前的守更火那样——它永不熄灭,它从北极山顶延伸到南极山顶,向整个人类传播欢乐、喜悦和幸福。”
格拉斯哥、纽卡斯尔和森德兰的集会受到了英格兰中部民主主义者的迅速响应。北安普敦是英格兰居于最中心位置的一个较大的城镇,那里的人们决定举行一次露天集会来表示他们对民主主义的同情,并邀请亨利·文森特前来参加。这次示威游行是在工人协会的主持下组织起来的,为了给它增添重要意义偏见,特选定1838年8月1日奴隶解放纪念日为会期。“解放”一词在这里只应作狭义的解释,因为虽然他们一致同意以集会来庆祝解放,但被庆祝解放的那些人的当时处境还不如他们自己;他们即将举行集会,其目的在于谴责有钱阶级对他们的奴役,并表示决心要冲破把他们束缚在被奴役地位的枷锁。奴隶制有多种多样的状态,但任何一种制度,只要他的目的在于把一个人的劳力、生活和命运交给另一人任意支配,这种制度就应当列入那个万恶的名称范围以内。为了使集会活动具有在他们看来是这次盛会应有的重要性,他们决定不惜花费任何合理的开支来引起公众对集会的注意。措词令人信服而且意味深长的告示,宣布游行队伍将在3时从集市广场出发,到了3时,广场上以及通往广场的各条街道便呈现出一片异常活跃的景象。这次特制的无数旗帜,上面描绘着象征自由主义的图案,在初夏的微风中轻盈地飘扬。工人协会会员胸前佩着三色花饰,排成了队伍,乐队奏出轻快活泼的乐曲,群众向前进发,步伐几乎和军队同样整齐。队伍穿过各条主要干道,一路上人们不断地参加进来,队伍一直走到赛马场,场内的大看台已保留下来,作为演讲人向集会发表演说的最适宜的场所。 不论在人才方面,或社会地位方面,这次的民主集会都不应当受到低估。集会群众的主体当然是工人阶级;但讲坛上也出现了少数中产阶级人士。为了适应一个旨在提高群众的权力和影响的集会偏见,决定推举一位工人——皮鞋匠约瑟夫·赖特——主持集会,执行主席职务。这位主席引导讨论的特点在于他有简单明了而又论点鲜明的见解,他对议题也十分通晓。当时国内的统治者受到了他颇多的谴责。但是仿佛是为了证明环境的力量和人性的无常似的,恰恰就是这位主席,不久之后便加入了警察队,擢升到显要地位,一变而为他曾经十分激烈地谴责的政府中一个受宠幸的奴仆。凯特林的牧师约翰·詹金森是演讲人之一。他讲话有力、尖锐,而且扣人心弦;他的讲题取材于凯特林旗帜上的题词“公道无偏”,讲得娓娓动听。惟一神教派牧师J.G.米克也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语气中把精辟的论断和豪迈刚正的雄辩融为一体。此外,还有一个来自乡间的农民伯德特,他给听众讲了几个生动泼辣、古色古香的英国幽默故事,使全场活跃起来,并受到大家衷心的欢迎。 但是那天最灿烂的明星当然首推亨利·文森特,人们以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他的雄辩演说,而他确实也没有使他们对于他那善于博得群众欢心的才能所寄予的希望落空。可是,正当这位伟大的演说家开始发言时,天空中阴霾密布。这正是滂沱大雨的先兆。一阵大雨有时甚至会使兴高采烈的集会群众情绪低落。当时,集会上也开始露出人心动摇的迹彖,但文森特却有朋友在他头上张着一顶大伞,保护他完全不受寒风冷雨的袭击。他脸上浮现出十分乐观的笑容,用鼓舞人心的口吻大声说:“朋友们,坚守你们的岗位,一点小雨,不要害怕!”不论是由于自感惭愧,还是出于更高尚的动机,浮动不安的人群又默默地遵从了他的指示。只要文森特能在会上把讲演正常地进行下去,集会就不再有中断的危险了。他吸引了会上每个人的殷切注意力,他甚至于比往常还要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辉格党人受到了他的一些非常尖锐的批判,他揭露该党在野时的伪装爱国,适与他们牢固地掌握了政权后的专制倾向形成了对照。这种对照使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从他们时而狂笑、时而欢呼表示赞赏他的讲演的情况可以得到证实;然而,文森特关于上述问题的说法也许不够公正坦率,因为,应当知道,不管中产阶级向人民可能许下什么诺言,约翰·拉塞尔勋爵和他的贵族朋友们对于民主主义就根本没有表示过赞同。不错,他们的演说中搀杂着一些有关人民权利和宪法规定的自由的一般意见,这种意见可以按当时情况的需要作出各种解释,但在他们看来,其含意仅是中产阶级要获得自由,以便与贵族一同对劳动群众实行专制罢了。然而,如前所述,模棱两可的词句当时极易使群众感到满意;至于那些词句究竟有什么特殊含意,他们很少去问个究竟,人们听了几句华而不实的笼统言词就很容易上当了啊。文森特的演讲结束后,集会一致通过了拥护宪章的决议。 这位演说家离开该地前,又举行了另外三次集会,其中一次是第二天晚上在协会会议室内举行的,当时他的语气极其乐观。从大众喜爱的作家作品中选用一言半语,这个方法谁也不象文森特那么运用自如。他借用这一言半语,穿插在他演讲的整个思路中,简直使人很难发觉这不是他自己的创造。虽然他也许会承认(正象他有时是这样做的),这句话是借用别人的说法,但他演讲时口才如此扣人心弦,以致使他往往不仅在强有力的表达才能方面,而且在言语本身的含义方面,博得了声誉。他曾致力于托马斯·佩因政治学说的研究,在上述那天晚上,他在说完那次演说精采的结束语时,引用了那位共和主义作家的下列名句。“如果说上帝造成了贫富,此话不对,上帝造的是男女,并将大地留给他们来继承下去。”在运动中,谁也不能象他那样恰当地表达出这种思想感情,此外,他那绝妙的口才、表演的姿态、兴奋得意的神情屡屡赢得了听众十分热烈的赞赏。 第二次室内集会原定在该镇最宽敞的房间“撒拉森人头像”室内举行。布告已经贴出,但保守党某些有权势的人士开始活动,当委员会在举行演讲会那晚去领房间钥匙时,却遭到了婉辞拒绝。另找房间是不可能了,除了前往商业中心广场外,别无他法。在那里,不久就聚集了一大群人,这些人由于遭到罚站露天这样的小小迫害,因此在倾听他们喜爱的演说家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讲时,心情格外激动。那天晚上,文森特站起来发言,对听众产生了三重影响。他的面部表情确实威严,他的激昂演说比以往还要豪放。他对政府和地方官吏们大肆抨击,把他们比作世界上最荒唐的家伙。这种振奋人心的言论,恰好合乎公众的口味,而且由于他的演说中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听众就更觉得津津有味了。 第二天晚上,文森特在协会会议室发表了临别演讲,论述了各个阶级的不同教育。在演说中,上层阶级被他摹仿得维妙维肖。他说,在一次为庆祝女王登极而举行的公众大会上,他——一个卑贱的印刷工人——怎样把伦敦德里侯爵从主席台上撵了下来。他摹仿那位患有严重口吃的高贵勋爵结结巴巴地说话,使他本人的话音被听众一阵阵的狂笑声所淹没。这几次集会的收获是,协会的会员登记册上又增加了四百人。民主主义的浪潮滚滚向前,声势日益浩大,预示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旧势力将被取而代之。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在这种发展中有多少是可靠的实际,又有多少仅是过眼云烟;不管它实际上是什么,各阶级都给予重视,这是无可否认的。报刊不得不注意民主主义运动的进展了。辉格党的《信使报》装出一副伤感的样子,托利党的《先驱报》一方面承认文森特口才的流利和思想的机智,另一方面则又不惜用大量粗俗下流的言词对他进行辱骂,并尽力挪揄他所阐述和主张的原则。它把这几次的集会说成是由少数衣衫褴褛的鞋匠所组成的。该报这位杰出的编辑是个牧师。关于参加集会的人数,他决不应当有意撒谎,因为每次参加的人数都不可胜计,而且包括各阶层人士。这里,我们不得不回想基督纪元的初期。假如上述那位尊敬的牧师生活在那个时代,他对基督教的创始人和他那些可怜的迦利利渔民信徒们,将会怎样写法呢?呸!你们这帮贩卖渎圣假货的骗子!你们这帮对容易上当的老实人进行欺骗的伪君子!你们这帮惯说鬼话、专搞阴谋的江湖贩子!你们这帮背弃耶稣所教导的伟大神圣的正义原则与平等原则的叛逆,居然伪善地、恬不知耻地冒认他为你们的主宰,而在你们一面奴颜婢膝地奉承不义的权势,一面又贪得无厌地追逐金钱之际,却又经常把他的教义钉在十字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