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塞·维拉
何塞·维拉曾经两次当选为拉巴斯大学联盟执行委员。在1985年3月，矿工曾经占领了这座城市，工友们坚持了两个星期，维拉是矿工斗争的核心人物。当时，无产者每天都来到议事大厅讨论第二天的行动策略。在1985年八九月间那次总罢工中，他是奥鲁罗群众议会的发言人，圣何塞矿工绝食中间的杰出战士。他参加了1986年4月的游行，那个时候，1万名矿工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徒步走了150公里。游行本可以造成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垮台并确立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矿工工会和学生会的领导地位。
然而，1985年3月，革命工人党（以下简称“革工党”）的代表大会刚刚闭幕，这位被称赞为矿工运动中模范的人（维拉）就因为反对党的领袖洛拉而遭到了清洗。许多党员甚至是某些地区的全体党员都以退党来表示对这个决定的抗议。之后，他对革工党的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却没有重新建立一个类似革工党的复制品。他认为革工党从来就不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而玻利维亚需要一个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党。这次斗争之后，他和他的同志们组织了一个托派工人团体，这个名叫工人力量（Poder Obrera）的党在玻利维亚和秘鲁两国建立了支部，每周出版一期叫做《前进，工人》的杂志，后来，在这两个党的基础上，一个叫做革命共产主义国际的组织成立了，今天，我国的“工人力量”就是它的英国支部。
我们感谢迈克·琼斯同志翻译了这篇文章，约翰·苏利万同志根据西班牙文对全文进行了校对。这篇文字是经过编辑和删减的，“工人力量”方面有完整的英译本。
当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时，布尔什维克派已经经历了15个风风雨雨的岁月；而当1952年四月革命的时候，革命工人党也已经有了17年的历史。这两个党尽管都是在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展开革命的，但两个国家里面却都有一个集中在城市里的现代无产阶级。如同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带入俄国，马罗夫是玻利维亚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那位俄国革命家一样，马罗夫也曾在该国第一代工人组织的成立过程中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布尔什维克是在同各种名目的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孟什维克派以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和以军校学员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工人党在它的发展史上，面临着包括马罗夫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主义、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以下简称“民革运”）各种流派、包括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军官“社会主义”的敌视。
布尔什维克派经历过1905年高涨的工人革命、之后的反动时期、新的罢工高潮以及反对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革命工人党反对不义的厦谷战争，在1936年和1946年两次群众起义中间经受锤炼，并推翻了当时的政府；就这样，这个党从大罢工和大屠杀、政府的不断更迭、军事政变和短暂的内战中建一路走来。如果列宁口中的“1905年革命总排演”最终是被资产阶级粉碎了的话，那么在玻利维亚两次革命危机中，革工党都亲历了掌权者的垮台。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者”受到广大矿工和大学生的拥护，革命工人党在矿工联合会、全国工人中心、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等一系列在1952事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工人组织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1]
詹姆斯·敦克雷认为：“‘劳工中心’的创建工作主要是由革命工人党代表完成的，埃德温·莫列尔、马吉尔·阿兰迪亚、何塞·塞加达以及其他托派分子控制了中心13人中央委员会中的半数。”[2]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旗帜上书写着《普拉卡约宣言》的精神，毫无疑问它是革命工人党政策的一种体现。
连一位斯大林党的创建者都不得不承认1952年四月革命中间的五名起义领导人里面除了一名民革运右翼领导人之外，另外四人中间的三个是革工党成员，还有一名是倾向于革命工人党的民革运分子。[3]
在《工人斗争》中，革工党向玻利维亚劳动者发出号召：
“当那些民革运领袖可耻地逃跑的时候，我们的同志站在了革命的第一线，领导奥鲁罗的无产阶级和其它阶层群众走向胜利……我党的战士们光荣地捍卫了维拉帕文和米拉弗罗斯，在革命的敌人的威胁下，艰难地守卫住了岌岌可危的城市。”[4]
“劳工中心”是当时玻利维亚的实权掌握者，而革命工人党是里面最有影响力的政党。罗伯特·亚历山大曾经提到：
“革命工人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劳工中心’内的灵魂力量……在最初的六个月内，托派分子控制了总工会。”[5]
在1917年的俄历二月至十月间，布尔什维克党成功地成为了苏维埃中的多数，并发动了起义。而革命工人党从一开始就是“劳工中心”内的中间力量。在1917年的这个富有转折意义的八个月里面，布尔什维克最初还只有少数工人支持他们；而在四月起义胜利，革工党掌握“劳工中心”的六个月里面，资产阶级军队已经瓦解。革命工人党向总工会提供纲领和干部，革工党党员负责出版“劳工中心”的报刊，总工会的领导人胡安·莱钦用革工党党员起草的发言稿向群众讲话。[6]
尽管我们看到，革工党在1952年所处的条件比当初的布尔什维克派更好，但事实上它干得很糟糕。布尔什维克坚定地要求苏维埃不要去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改良主义者的联合政府，踢开资产阶级分子，自己掌握政权；而革工党却批判性地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并要求部长席位。列宁派（布尔什维克——译者注）毫不留情地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开火，在他们背叛革命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夺走这些人对于革命的控制；革工党却和劳工运动中的官僚势力眉来眼去，替他们起草发言稿，为他们入阁出谋划策，徒劳地尝试着改组民革运和民革运政府。如果说，布尔什维克试图要发动一场革命，那么革命工人党却以迫使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民革运政府做改良而满足。一言以蔽之，布尔什维克都是列宁主义者，1952年的革工党则是地地道道的莱钦主义者。
1952年4月：革工党里的孟什维克主义
四月事件前不久，革工党发表了一封《致政府的公开信》，信里面要求不经过新的选举，让民革运组阁。[7]革工党的整个策略就是向政府施压，以期改变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权，通过立宪会议选举的形式，把民革运党人推向总统的宝座。这样，在革工党的辛苦努力下，一个合法的政府就屹立在玻利维亚大地上，它会采取激进措施的，它会让“工人部长”入阁的。
四月事件时，洛拉刚刚参加了在法国召开的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他在国际的《真理报》上发表了声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自己的机关报《战斗》中全文转载了洛拉的声明。在提到自己的革工党党员履历的时候，洛拉是这样说的：
“在民革运掌握政权之后，反映托洛茨基主义者纲领的很多重要的稿件都是由流亡在巴黎的洛拉起草的。”[8]
让我们来看看这份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纲领”：
1．在1951年选举中间占多数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领导的政府下进行国家的重建工作。
2．为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的提高而斗争。
3．争取民主权利。
4．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行矿山国有化，取消同联合国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9]
最后三点看上去似乎很激进，但也仅限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之内，反共总统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在几个月后就做了这些事情。第一点则完全只想在资产阶级立宪会议内成立一个人民阵线式的政府。革命工人党没有提出一个反对资本主义和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口号，看上去它和资产阶级的民革运毫无二致。洛拉绝口不提那些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比如无偿剥夺资本家、进行工人监督、解除资产阶级军队武装代之以工农民兵以及占领矿山、工厂和土地等要求。我们的领袖洛拉根本就没有考虑“变劳工中心为苏维埃”，踢掉资产阶级直接掌权一类的策略，相反，他苦口婆心地劝说民革运政府要改变方针政策，他始终让自己的改良诉求不要越过资产阶级的底限。
事实上，革工党对事情的发展并不糊涂：“风起云涌的4月9日事件对我党并非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惊雷，相反，事态的发展完全印证了我们的理论分析。”[10]
革命就是如风似魔的历史灵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革命党的领导人应该留在国内或者至少在比较近的地方。然而，国际大会结束之后，洛拉在巴黎逗留了6个月。除了呆在外面说革工党对事态的发展了如指掌，大肆吹嘘，洛拉根本就没有想过打倒民革运的问题，而只是说要给予他们以监督和批判。
如果革工党真的是站在第一线的，那么在领导权的问题上就不应该回避，他应该号召用“劳工中心”去取代帕斯·埃斯登索罗。然而，洛拉却大唱资产阶级政府及其“左翼”部长的赞歌。对于革工党来说，似乎资产阶级政府不是敌人，而那不共戴天的只是一些在帕斯右边嚷嚷的部长们。事实上，以洛拉为首的那批人还在不遗余力地捍卫着政府：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党目前所要做的就是绝不能让右翼分子操纵局势，瓦解群众的热情。”[11]
洛拉说小资的民革运政府如果增加其内阁中工人部长的人数，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工农政府，他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机会主义者的角色。[12]毫无疑问，这样的想法显得荒诞而反动，小资产阶级不仅不能单独上台、掌握政权，而且以民革运为例，尽管它的群众基础是小资产阶级，但它的众多领导人却出身寡头家庭，它维护的也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利益。
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托派党
4月9日起义之后，革工党的喉舌表示“我党要实施我们的既定纲领，我党不反对目前的政府。”[13]他们忘记了这样一个教条：无产阶级党不应该支持任何一个剥削者政权。相反，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削弱这个政府，并伺机推翻它。如果不这么干的话，工人党就会成为资本家的帮凶。[14]
5月的《工人斗争》以民族主义的语气向帕斯政府忠心进谏：“玻利维亚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不是美国佬的傀儡。”[15]然而，玻利维亚政府只可能是代表玻利维亚统治阶级的。革工党根本就没有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打算，它一再向民革运进言，要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不要再安抚美帝了。
当年6月出版的《工人斗争》声称民革运应该感谢革工党帮助他们掌权：“饮水不忘掘井人。”[16]为了逢迎民革运，革工党头头们以哀怨而非愤怒的口气对政府进行着善意的批评：
“从来没有一个党能像我们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一样得到人民和无产阶级的支持，也从来没有一个党在我国掌权后能提出过真正革命的政纲。政府应该弄清形势，不要辜负广大劳动者对它的期望。”[17]
民革运有机会进行社会革命的，只是迟疑罢了；民革运不是资产阶级政党，只是策略太陈旧而已。因此，民革运的伟大领袖们应该睁开眼睛抓住这样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实在想不出，这样的一套纲领不是孟什维克主义又是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应该利用旧有的统治机器崩溃的时机推翻资产阶级，自己掌握政权；而革工党的领袖们却认为玻利维亚工人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帮助民革运政府实现改良。革工党始终坚守着马罗夫和阿吉雷的教导，让无产阶级党帮助民族主义者改变方针。
联合政府
四月革命胜利后，民革运各派为了权力的分配争吵不止。莱钦对给他那个派别的职位安排很不满意，以退出相要挟，右翼民革运分子只能进行让步。莱钦提出了四名部长的人选，成立了一个平衡各方力量的政府。对于那些革命工人党里掌权的人来说，四个还不够，莱钦本来应该提高要价——或者说也给我们革工党几个部长当当。
“劳工中心”在它的革工党领导人的支持下通过了这样一份决议：
“我们授予胡安·莱钦同志和赫尔曼·布特隆同志在政府中代表工人阶级，我们支持他们担任政府部长。”[18]
不过就在革工党支持莱钦主义者入阁后不久，因为资产阶级政府在矿山国有化问题上的敷衍态度，革工党又要求他们辞职以示抗议。但在很多其它场合，他们看上去都像莱钦主义的喉舌。1953年年底的时候，革工党发表了一项声明，今天它对这个声明并不否认：
“在要求莱钦退出政府的问题上，新的起义一触即发，矿工工会站在了斗争的前沿，他们的背后有‘劳工中心’的支持，莱钦试图约束群众的呼声。我们负责工会工作的同志在这其中采取了中派而动摇地立场。”[19]
看来，革工党也只能羞羞答答地承认他的工会工作者对莱钦的纵容了。要求劳工部长退出政府和之前赞成他们入阁一样都是彻底的机会主义策略。在这里，根本没有要求玻利维亚劳工中心掌握政权的主张。几个礼拜之后，当右翼发动一月政变的时候，革工党开始向“总统同志”呼吁要有一个真正为玻利维亚人民谋福利的政府，并主动请缨说，如果总统阁下愿意，革工党可以加入政府。因此，所谓的“新的起义”并没有实现革工党的纲领，相反却促成了民革运的胜利。瓦解的革命工人党的不少党员都加入了民革运，它的很多外围的积极分子也选择了民族主义。
寻求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革工党
在1952年的革命中，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立即和民革运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政府划清界限，并站出来反对它。然而，革工党不但支持它，为它的“左翼部长”摇旗呐喊，还一度打算加入进去哩。
“‘劳工中心’的执行委员会邀请马吉尔·阿兰迪亚·庞托亚同志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出任文化部长……革命工人党对此并无异议。”[20]
阿兰迪亚至死都是洛拉那一派革工党的领导人，他在当时是民革运控制下的工会组织的出版物编辑，曾经以文化部长的身份参加过政府。
谣言不胫而走，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萨姆·拉扬立即给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领袖们写信，要求调查革工党入阁问题：
“从那些并非托派分子那边得到的消息是革命工人党已经接受了政府职位：前任书记吉列尔莫·洛拉进入了货币稳定办公室；现任书记莫列尔同志是工人救济银行的主任，这个银行在政府部长胡安·莱钦的控制之下。另外一名党的领袖阿亚拉·梅尔卡多是农业委员会的成员。”[21]
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在和议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反对西欧的社会主义者加入政府，对于1917年俄国的克伦斯基等人他们也采取了同样不妥协的态度。列宁派只加入那些工人战斗组织和无产阶级的委员会，只有这样的组织才是资本家阶级的梦魇。1937年，当安德烈斯·宁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加入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时候，刚成立的第四国际与它进行了斗争。加入一个非工人政府只会模糊无产阶级的立场，并为阶级敌人服务，为自己掘下坟墓。
1952年的革工党同以前那些老牌的机会主义者一样，采取了议会主义的策略。而之所以，革工党头头没有成为政府部长，而只是在各部门担任书记职位，那是因为民革运把他们看成莱钦主义者的跟班，留在政府核心之外，可以更好地安抚群众。就这样，掌权的资产阶级向革工党关上了入阁的门，不过却通过工会中间的官僚层来控制它。
革工党的阶级合作主义
四月革命之后，每一期《工人斗争》都会印刷一篇叫《被剥削者纲领》的文件，它阐述了党的立场：
1．防止把4月9日革命扼杀在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的体制范围内。
2．加强工人阶级，巩固玻利维亚劳工中心。
3．在土地收归国有和无偿没收大庄园领地的口号下动员农民，使革命进程取得最终胜利。
4．被剥削者要为民主而斗争。在工会民主范围内发展工会。革命政党有宣传自己纲领的自由。废除“洛斯卡”反革命分子的一切特权。
5．以武装的工人民兵取代正规军。
6．改善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实行按指数提高的基本生活工资。签订集体合同。
7．矿山和铁路国有化，不给予任何赔偿，由工人监督。
8．驱除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使国家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国际条约。取消同联合国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22]
对于纲领本身，我们没有疑问，然而一些很重要的口号没有讲清楚。纲领是有局限性的，它被反复修改，以满足莱钦那一翼的民革运分子，让他们不要反对这些口号。
革工党根本没有提那样一些口号，那就是：占领矿山、工厂和大型企业；不支持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和莱钦控制下的工会官僚层；不要联合政府；“工人部长”退出内阁；变“劳工中心”为苏维埃；“一切权力归‘劳工中心’！”。
革工党在谈论革命被扼杀的危险，但他们却通过“批判性支持”资产阶级政府扼杀了革命。他们说要“巩固玻利维亚劳工中心”，但却反对为一个基本的目标而奋斗——与民革运和莱钦控制下的工会官僚公开决裂，立即要求由群众选举工会领导人，变‘劳工中心’为苏维埃，建立工人政权。然而，革工党没有这么干，他们压根没想过什么苏维埃政权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只要监督总工会内部的领袖们，让他们更好地配合政府展开工作。
他们是提到了土地、矿山、铁路国有化，但他们没有发动工农去干，而是一味苦谏政府要他们实施激进措施。这种含糊其辞的立场在群众中间引起了一种很危险的混乱后果，瓦解了他们，劳动者们把自己境遇的改善寄托在某一个党派的身上，革工党忽悠了他们，其实，如果他们自己放手去干，本可以干得更好。革工党并没有立即号召没收资本家财产，他们口口声声地工人监督到头来仅限于几个国有企业。大型工厂企业（Said、 Soligno等）、连锁的超市集团（Casa Grace等）各大私营企业依旧像以往一样运作着。没有国有化，甚至连有偿国有化都没有；工人监督无影无踪，甚至连高额累进税的支付也没有。
革工党说：“革命政党有宣传自己纲领的自由。”当然，这里的革命政党不仅仅只有他们，还有民革运和斯大林分子哩。本来，革工党应该为最广泛的自由民主权利而斗争的；本来，他们应该起来号召接管私人媒体，将其控制权交给工人和其他劳动阶层群众的组织手上，然而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又提到了“废除‘洛斯卡’反革命分子的一切特权。”不痛不痒的一句“特权”啊。根本不提剥夺私有产权，成立人民法庭审判寡头政权的刽子手与屠夫之类的要求。
驱逐帝国主义的口号模糊不堪，没有没收各大列强在玻国企业的纲领，没有废除一切外债的勇气。甚至，革命工人党的头头们自己也承认，一旦掌权，将迫使美国承认它，并同美帝建立外交关系。
他们甚至连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也没有提。本来，每一位年龄超过18岁（或者16岁）的人都应该享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如果革命的政党是这一系列权利的坚实捍卫者，那么民革运和其他议会主义者将无处藏匿。然而，革工党却大肆宣扬着一套荼毒工人群众的东西：反动的宪法被保留了下来，帕斯进了总统府。
革工党的纲领里连最基本的国际主义的口号都不涉及，仿佛一切都生活在真空中一样。没有呼吁各国工人的团结，没有其它地方反帝斗争的影子，他们也不提保卫工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颠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全都被放到了抽屉里，更不要提什么建立玻利维亚乃至拉丁美洲和全世界工农社会主义联邦的斗争。
毫无疑问，这些不肖门徒篡改了不断革命论，在这样一个孤立而落后的国家，他们说有资产阶级民主，足已。
为民革运-革工党联合政府而战
第四国际1951年大会上居然全票通过了一个奇怪的口号叫“民革运—革工党联合政府”。1952年四月事变之后，革工党对国际的决议进行了一些变动，现在他们要求清除民革运的右翼：
“工农联合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历史道路上不可避免的一个过渡策略，我们工人党目前还不占多数，因此不宜操之过急……在玻利维亚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之前，将会有一个工农联合政府时期，这个政府是由革命工人党和左翼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政治觉悟和敏锐的政治警觉性，在立场上要坚定不移，只有这样，在未来我们才能掌握政权，工人群众到时候会站在我们这边的。”[23]
工农联合政府的概念同斯大林主义的相似点远远超过同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相似点。第四国际和革命工人党居然无一例外地主张一个所谓的无产阶级党应该在另一个阶级的党派的领导下参加到联合政府中去。民革运并不是所谓的农民党（它更不会去代表贫农和无地农的利益），它从来没有想过作为那个阶级的代表来掌握政权，民革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党。
无产阶级的政治党派绝不应该混淆自己的纲领，更不能做有产民主的俘虏，无论有产民主的鼓吹者是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还是大资本家阶级。有产阶级开出来的药方根本无法驱除帝国主义，解决国家的落后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要落实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必须通过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剥夺有产者、建立起社会大生产基础上的由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管理的计划经济以及国际范围内的革命浪潮，完成这些民主诉求。
在它五十年的历史中，革命工人党从来没有提出过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玻利维亚之外的事情对他们太遥远。从诞生伊始，他们就要求反帝和土地革命，以建立起一个多阶级合作的资本主义政府，这个政府可以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组阁，也可以以畸形的方式实现统治。后来，在《普拉卡约宣言》中间，它提到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由于对社会革命的反对，革工党把自己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小跟班，它先是从属于莱钦，后来又完全屈服于整个民革运和斯大林主义。
很明显，民革运就是代表现有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作为一个阶级的代表，它决不会束手就擒，等着被解除武装和被剥夺，民革运里的资产阶级政客清醒地展开了若干改革，国内市场扩大了，资产阶级国家得到了加强。无论革工党和哪一派民革运分子组成了政府，新政府都将是托派分子装饰下捍卫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
“一切权力归左派民革运”
在革工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内通过了一项认可民族主义者中间以莱钦和努夫洛·查维斯为首的一翼改良主义者。关于未来由莱钦领导下的新政府中间，革工党的任务计划是这样的：
1．支持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和洛斯卡分子。
2．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还是支持政府的进步措施。
3．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各派斗争中，我们支持左翼民族主义者……革命工人党支持左派民革运党人向右翼民革运党人开火，左翼民族主义者将摧毁封建和帝国主义剥削残余，在诸如同右翼争夺对政府掌控权这样的斗争中，它每向前进一步，革命也将深入发展，他们将实行工人的纲领。[24]
就是在同样的文件中，我们看到：
工人阶级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新内阁建设的过程中去。是工人们在掌权，他们行使着革命纲领，必将摧毁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作为代表工农的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必须在新政府中占主导地位。[25]
民革运是一个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任何一支群众性的资产阶级党派都会试图介入工会运动，它有专门的来自劳工力量的那一翼，来平衡工人的压力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战略需求。“左派民革运”不是无产阶级党派，更非革命的派别。它的资产阶级的纲领、它同其它资本主义派别患难与共的现实昭示着它的反革命的本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工人和青年那一部分是有可能被争取过来接受托派的纲领的。然而，那班圆滑的工人党官僚由于支持着一个公开的反共政党，这样的局面是无论如何不会打开革命胜利之门的。
莱钦和查维斯那一派左翼民族主义者坚定不移地捍卫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或许为了它的千秋基业而谋取若干改良的政纲。同时，民革运也需要他们来控制群众。资产阶级一边举起右手，重新武装了军队，建立了准军事突击队和秘密警察部队（警察冲锋队）、煽动小资产阶级反对无产者的“过火行为”，慢慢同帝国主义接洽。一边挥舞着左手，试图迎合自己随时准备镇压的那些弥漫在工人中间的激进主义。民革运里的工会工作者，一边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一边开始用他们掌握的权力阻碍在总工会中间进行的动员、压制无产阶级的要求。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双重政权的局面是无论如何不能出现的，工会必须成为一支温顺的、合作的力量，不能给资产阶级政权添麻烦。
其实，说革命工人党为莱钦主义服务还算客气的。它的党员是“劳工中心”出版刊物的编辑、莱钦及其帮闲的笔杆子、莱钦路线无条件的支持者和应声虫。如果说帕斯是帝国主义的跟班，莱钦是帕斯的跟班，那么，革工党就是莱钦的跟班。
从1952年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礼拜一直到1953年年底，革工党一直认为民革运里的左翼分子会因为其一贯的政治逻辑使然，逐步地去实现成立一个工农政府：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中间的左派力量将逐步演变，他们将反映被剥削者的心声。由于客观的政治条件因素，小资产阶级政府将被取代，而代之以工农政府。由于目前的不平衡的态势，成立工农政府是一个最有可能的倾向……这就要求我们打败右派，为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而战。”[26]
“劳工中心”成立一个月后，革工党认为来自被剥削阶级的压力将迫使民革运左转，并尽快成立一个工农联合政府。然而帕斯和民革运并非一个中立的力量，亦非什么松散的多阶级联盟。民革运是一支坚定地保卫资本主义的力量，祈望它的转变简直就是梦呓。帕斯的民革运并没有发展成工农政府。一切如故，变得只有革工党人，他们滑向了进一步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妥协的深渊。他们知道，革命者不应该号召工人积极建设伟大祖国，而是应该去推翻它，当然，这一切全被当成教条抛诸脑后了。
1953年下半年，革工党依然坚持着它既往的路线。当年6月23日，革工党政治局提出：“目前斗争的中心点应该围绕一个口号展开：一切权力归左派民革运。”[27]毫无疑问，利沃里奥·胡斯托对事态发展的观察是敏锐的：
“革命工人党支持左翼民族主义者同右翼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他们认为这会使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变得激进化，在动员的过程中间，民革运的党员会支持左边的领袖们采取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也就是说，在革命工人党的‘调教’下，左派民革运不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反动的派别，而是一个在基层党员的推动下的革命组织，它将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28]
8月份的时候，发生了组阁的危机，《工人力量》评论道：
“要克服目前政治僵局的唯一途径就是民革运右翼下台，由左派民革运分子掌权。‘一切权力归左派！’这个口号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是行之有效的。新的民族主义者政府将执行崭新的革命纲领。由左派来掌握国家政权是合适的……我们革命工人党将帮助左翼爱国者们，我们会在政治上给他们提建议，批判性地支持他们。”[29]
革工党想都没有想过要去揭露并击垮左翼爱国者，相反却以执政的资产阶级党中间左派力量的支柱与导师而自居。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工农政府，只有“新的民族主义者政府”。革工党只是指望着内阁能实行多少进步措施，他们忘记了要去推翻一个阶级的根本任务。对于铲除资产阶级国家，他们选择了回避，说要通过那一班左边的资产阶级政客进行重建。即便左派民革运分子占据了政府中的主导地位，甚至单独组阁，它所服务的对象也只可能是资产阶级。
试图去说服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中的左翼派别对于革命者来说危险而无益。按照这样的理论，那一帮子左派中间也有其中的左翼力量，这样推演徒劳无益。如此下去，我们将迷失在通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沦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庸俗附庸。是的，那些民革运左翼领袖们加入过多个改良主义和中派分子的组织，但唯独马克思主义政党例外。
作为一个所谓的革命党，革工党至少应该谴责反革命的工贼——莱钦吧，但它没有，而是继续跟在那些工会官僚的后面，期望莱钦和他的党徒会转向革命：
“毫无疑问，随着一个同右翼划清界限的左派民族主义运动的诞生，控制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政府将是可能的，即将发生的分裂将击溃动摇者和中派主义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民革运种中间的左派力量将转向我党，他们将取代右派民族主义者，并推动革命深入发展。”[30]
沃尔多·阿尔瓦雷斯的回忆录对于革工党领袖同莱钦之间的关系给予了形象的描述，“洛拉等人认为他们同莱钦的关系很好，可以通过他控制劳工运动；而莱钦也对托派领袖们加以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执行书记莱钦在总工会里的提案，革命工人党总是奴颜乞媚地加以赞同……”
“他们犯下了太多的罪行，最严重的一条就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他们向国家的领导人写请愿书——要求矿山国有化。工人们要求由他们直接进行监督……执行书记对提案加以干涉，要求撤销工人监督这一条，以同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只有一名革命工人党成员坚定地站在了工人这边。其他的人软化了他们的立场，或直接支持资产阶级政府，或提出上交一份不同的修正案给政府。”
“于是，革工党这种对于‘劳工中心’内掌权官僚的妥协对工人阶级中间真正的革命精神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毒害。”[31]
据卡托里拉回忆，莱钦在掌权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同时，还担任了政府的矿业与石油部长，“他脱下了革命工人党给他披上的那层托洛茨基主义外衣，开始坚定不移地履行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忠诚。”[32]洛拉的说法是这样的：
“四月革命之后，莱钦摆出了一副托洛茨基主义的姿态。他暂时同我党妥协，我们的一些同志替他起草发言稿，他在集会上照文宣读。”[33]
有些人认为莱钦在1952年的时候从民族主义阵营转向革命工人党，还有另外一些人持相反的观点。不过大家都低估了这个诡诈的人，他玩弄参加斗争的各派势力于股掌之中。民革运给了他在党内相对的独立性，并默认了他口头上的激进主义，这样他就巩固了自己在劳工运动中的地位，籍此来驯服它。革工党更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替领袖莱钦起草文章、讲话和纲领，他就会站到工人阶级这一边来。不过，事实上是，这位精明的官僚凭借着革命工人党的力量在那些最富战斗精神的工人中间都攒取了威望，之后他靠着这个资本在执政党和政府内获得了权力。他的嘴巴上挂着革工党的口号，作为交换，他获得了托派党人的支持，最不济的话也只是温和的批评。
在50年代革命高涨的时期，莱钦住在拉巴斯最豪华的克里朗酒店；而那些让他成为劳工领袖的工友们却只能呆在污秽的贫民区里。[34]不过，革工党领袖们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情……
革工党变得如此无耻，以至于把莱钦主义者的机关报《先锋报》说成是他们自己的报纸：
“四月事件之后，无产阶级打通了一条道路，在整个局势的发展中间，这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你们要明白。人民不是政府的佣人，但政府是人民的公仆。一个党的革命程度主要取决于占其中多数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职员的观点和看法上……如果《先锋报》在宣传自己的纲领上坚定不移，那么群众将跟着他们走，工人阶级必将扫除乡村中的封建残余。”[35]
革命工人党认同了莱钦分子的口号：政府是人民的公仆。所以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政府是有可能去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于是，这些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把赌注全压在了左派民革运分子上，他们希望凭借着这些人的力量，加强民革运中代表普通民众的力量，这样，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政府将会是“人民的政府”。[36]
反资战士——帕斯
革命工人党对民革运的幻想甚至到了一种很荒谬的地步，他们甚至相信在革命的初期阶段帕斯将起重要作用。“为了实现这个国家在经济上真正的起色，我们相信总统先生是愿意实现一些建设性的提议的；然而，内阁中间的右派和反动势力不让他这么干。”
“我们看到，共和国的总统受制于他所在的党派，他不敢和党内的伙伴们决裂。成立一个人民政府还是保住自己在元首府里的位置，他选择了后者。”[37]
毫无疑问，埃斯登索罗不择手段地在发言中讨好激进的群众，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毫不犹豫地揭露这个骗局。然而，可怜的革工党在一年之后还是对其不吝赞美之词。
“埃斯登索罗总统在政治上进步了不少，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之外，他还提到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想法。这毫无疑问是革命的……由于反对针对大庄园主的清算，左派民革运在维克托·帕斯面前显得有些相形见拙……”[38]
无耻的革工党居然宣称埃斯登索罗会和自己的阶级决裂，让群众去没收他们的财产。告诉工人说这样一个反动分子可能会成立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府，如此儿戏的结论无异于是对无产大众的犯罪。
改造民革运
很显然，革工党一厢情愿地认为民革运会转变成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政党：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有坚定的工人骨干，他们必然会去清除那反动的倾向，到那时，一个代表被剥削阶级的纲领也将应运而生。一言以蔽之，民革运只有依靠它党内的工人，让他们发挥作用，革命才能最终实现工农政府的目标。”[39]
再多的工人成员也无法改变一个资产阶级党的属性。被剥削阶级是无法在那些资产阶级为其阶级利益创建的党派内取得主导地位的。[40]然而，革工党却鼓励更多的工人加入民族主义者阵营，而不是让他们站到阵营外面来。就像他们相信从左边批判性支持民革运一样，革工党认为只要吸收足够多的工人党员，玻利维亚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甚至，只要它们清除了右派民革运分子，建立起围绕在查韦斯和莱钦周围的新的领导集体，革工党和民革运合并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那些左派能够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我党愿意与他们同舟共济，甚至可以重新成立一个新的党，这个党将是未来那唯一的‘工农政府’的基础。”[41]
左派民革运也许不一定能掌权，但这并不妨碍那些曾经的革命工人党分子开始与他们同舟共济了。在1954年的时候，老一辈的党员（瓦奎尔、厄内斯托·阿亚拉等）、革工党在“劳工中心”里的领导人（埃德温·莫列尔、何塞·塞加达）包括洛拉自己领导下的列宁主义工人派别中的很多小兄弟都脱党而去，加入了民革运。
一切权力归“劳工中心”！
詹姆斯·马洛伊曾经提到说“尽管玻利维亚劳工中心拥护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领导下的中央政府”，但“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它比政府更加强大”，“这个组织没有敌手，完全可以凭借首创精神或者投票问鼎中央政权。”：
“毫无疑问，总工会是玻利维亚工人阶级的政府，也因而是国家经济运作的中心。如同许多年前的苏维埃那样，它有执行、表决、司法的权力，它由选举产生，是一个权威的机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自己的武装力量。”[42]
1952年4月之后的玻利维亚像极了二月革命后的俄国。一个国家里面有两个政权存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政权更加强大，却因为妥协的领导的存在，随时准备把他们出卖给那已经很羸弱的资产阶级政府。克伦斯基和帕斯·埃斯登索罗都一边迎合群众高涨的情绪和他们的要求；一边等待着出现彼竭我盈的局面，重整军队和剥削者的权威，稳固资产阶级的统治。
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要求苏维埃立即同所谓的“左翼”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裂，由工人掌握政权。武装的工人、双重政权、调和的领袖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叛卖，玻利维亚的情况简直就是1917年俄罗斯的翻版。苏维埃和“劳工中心”本来都可以兵不血刃地夺取政权。旧军队已经在一场激烈的革命中瓦解了。武装的无产大众在其他阶级群众的支持下，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然而那些同资产阶级眉来眼去的左翼领袖们却不时地给苏维埃掌权之路制造麻烦。
尽管玻利维亚出现了事实上双重政权的局面，但第四国际的玻利维亚支部——革命工人党还是不愿意提出“一切权力归‘劳工中心’！”的口号。他们号召总工会的领袖们同资产阶级政府合作，削弱自己，直到彻底沦为后者的小跟班。革工党认为可以通过入阁从左边改造帕斯政府。就是在这样一个叛卖的纲领的指导下，“劳工中心”从一个巨人变成了矮子，风暴过后，资产阶级重组了军队，他们的国家获得了涅磐。
在那颇有“自我反思”味道的文章中，洛拉写道：
“革命工人党的领袖们提出的口号‘政府全部权力归左派’……这个口号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理论错误，认为只要高喊几句‘一切权力归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工人阶级就可以在莱钦的领导下赢得政权。”
“当时，无产阶级有两个绝佳的机会。一次是在1952年的上半年，人们举行示威，要求无偿地进行矿山国有化、由工人监督，情绪高涨到了极点；还有一次是在53年1月6日那次流产的政变之后，工人中间的那种怒火沸腾了。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勇敢地站出来，反而躲在后面，喊着左派民族主义者的口号，这是我党最大的失误。”[43]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第一次的时候，革工党并没有号召对各大公司进行剥夺，反而站在了民革运政府那一边；第二次的时候，革工党从事着叛卖的勾当，他们支持帕斯，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
53年1月6日，右派民革运分子策划了一次失败的军事政变。总工会对工农民兵进行了动员，第二天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示威者们要求立即进行不受限制的土地改革、增加薪水、要求保护的凭单以防止被解雇、国家进行地租和价格管制、提供食物津贴、给失业工人以工作以及其它一系列在社会保障上的要求。然而，在集会上，革工党的书记、“劳工中心”的全权代表埃德温·莫列尔没有向群众揭露帕斯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政府的真面目，更没有号召由工人们自己掌握政权，反而开始向政府呼吁：“我们希望帕斯·埃斯登索罗同志真正地领导起一个为广大玻利维亚人民谋福利的政府。”[44]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我们的革命工人党已经证明了它热衷于充当资产阶级政府的左翼高参远胜于对推翻剥削者的革命的兴趣。
撇开洛拉所提到的这两个高潮不谈，革命工人党事实上只是在四月事变一年以后才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劳工中心’！”的口号。当然，不能光看一个人说什么，还要看他做了什么。事实上，这个口号只是“一切权力归左派民革运”的翻版。革工党并不打算在这个口号的指引下，去揭露莱钦集团，却很愿意与他们分享权力。在他们的设想里，“劳工中心”不是用来和政府对着干的，它将通过渐进的道路取代那些资产阶级部长，建立起一个以民革运工会官僚为主导的新政府。
莱钦曾经后悔自己没有在四月事变后接管政权。[45]但以莱钦为总统的内阁不可能是工农政府。他如果坐在这个位置上也会誓死捍卫资本主义，想尽一切办法同内外资产积极搞好关系的。一个革命的政党应当同民革运决裂，它从无产阶级中来，将他们武装起来，以求最后能解除资本家的反抗，打败他们，尽管这样的设想在大多数情况下困难重重。
变“劳工中心”为苏维埃
列宁和托洛茨基认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在类似1917年俄国工人苏维埃那样的组织的基础之上。在任何一场革命中间，怎样把一个被剥削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变成接管新的国家的苏维埃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苏维埃是一个在无产阶级斗争中间成长起来的组织，它的代表由工人、小资产阶级、农民、士兵、家庭主妇、失业者和其他一切被压迫阶级任免。一般来说，工会是一个在企业和流水线上团结工人的机构，而苏维埃不论其出身是否为工会会员，它是要把最广大的被剥削群众给团结起来。尽管玻利维亚劳工中心有苏维埃的倾向，但作为一个处理资产阶级产业日常劳资纠纷的垂直性的机构，它总是带有些官僚色彩的。洛拉是这样评论的：
“总工会里的高层领导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们把自己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权绑定在一起；而那些中层干部又将他们的罪恶路线具体化了……工会中间的行动本来应该是自下而上的，依靠工人来进行的。在自己的工会领袖面前，工人们把自己的前途交给了‘劳工中心’……总工会最开始的那些领袖都是老一辈的工会干部，他们并不是由群众选举产生的。组织上的缺陷注定了它的虚弱，随之而来的是日益增长的官僚化、脱离群众以及毫无悬念地被资产阶级政府的摆布。”[46]
“劳工中心”的代表不是被选举的也不受监督，他们不必对群众的代表大会负责。请注意这个事实，总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它成立之后三十个月之后召开的。工会官僚们极尽所能地将组织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如果一个党还自称自己是为革命而战，那么从“劳工中心”成立伊始就应该为立即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不这样，总工会内部的民主无从谈起，转换成奴隶大军夺权机构的苏维埃更遥不可及。然而，革命工人党的头头们就位居总工会的高层，他们是莱钦阶级调和路线的同路人。
52年4月17日，在矿工联合会的工友们的号召下，玻利维亚劳工中心成立了。参加总工会的有工厂和铁路工人的工会、农民群众的农会、银行和其它各工商业部门职员工会；印刷工、建筑工、泥瓦匠、面包师都加入到这个洪流当中去了。[47]当然，一些城市贫民、失业者和普通士兵还在观望。“劳工中心”的初衷是建立起一个经由选举产生的工会中央机构。然而它的执行委员会直到54年10月才选举出来，组成了以莱钦为执行书记、赫尔曼·布特隆为总书记、马里奥·托雷斯为联络处书记的领导班子。“劳工中心”的两个头面人物都是政府部长，因而实际主管日常工作的是革命工人党的几名代表——组织书记埃德温·莫列尔、秘书长何塞·塞加达、宣传主任马吉尔·阿兰迪亚·庞托亚。[48]尽管“第一届执委会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只是新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临时机构”，但后来的全国代表大会直到明确了“劳工中心”再也无力成为双重政权的策源地并完完全全地臣服于资产阶级之后才再次召开。[49]资产阶级总是喜欢用“反帝”口号来为自己寻找支持，建立所谓的“人民力量”，并约束群众，“劳工中心”的蜕化之路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它被驯服了。
事实上，革命工人党并没有把“劳工中心”变成苏维埃，这要求他们同民革运和莱钦集团决裂。然而，他们在把“劳工中心”变成一个官僚衙门的过程中倒是居功至伟。
矿山国有化
在自己那部冗长的玻利维亚劳工运动史的著作中，洛拉是这么描绘历史事件的：
“我党最得到工人用户的口号就是夺取矿山……但为什么在各阶级都被动员起来的激进化时期，工人却没能够把矿山拿到自己手上？如果工人能把矿山拿到自己手上，这并非不可能，那么革命将向前推进……矿山国有化迟早会把政权问题提上日程，它将荡涤尽工人阶级脑海中的民族主义毒药，那么我党也会走出低谷。”[50]
然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有心人只要看一下革命工人党在52年的提纲和当年的《工人斗争》杂志就会看到，所谓的立即实现矿山、工厂、土地国有化只是空穴来风。只有在克罗科洛煤矿，工人为防止资本家关厂，接管了企业。革命工人党根本没有提出这个口号，这一点在他们拒绝私营企业里“工人监督”的主张、在他们反对工厂国有化、在他们背叛反资本主义主张的行为中间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充当了莱钦的尾巴，一切的一切只要向帕斯政府施压就可以了。
事实上，革工党和民革运在矿山国有化的事件上已经完全走到了一起。在莱钦的支持下，帕斯政府竭尽所能地组织工人接管矿产，而革工党不去指责这种两面手法，却为莱钦打圆场。
“矿业与石油部长（莱钦）受到他周围的人的影响，明确表示支持不加赔偿的国有化。”[51]
在落后的国家里，会有无数像莱钦那样的人，用激进的口号号召进行国有化，这个国有化当然是有偿的。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自然应该去揭露它，然而革命工人党却说国有化是个巨大的进步：
“矿山国有化的成功将敲响那传统的令人发指的资本主义剥削的丧钟。”[52]
国有化本身并不具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意义，它可以是资产阶级改良自身统治的一种手段。玻利维亚的矿山国有化并为敲响旧制度的丧钟，却加强了它。革命工人党把自己的纲领限定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充当民革运的尾巴“左翼”。
民革运表面上接受了无偿国有化和工人监督的主张。然而，它还是进行了赔偿以避免惹怒帝国主义。至于“工人监督”，帕斯政府把玻利维亚矿业公司（Com-ibol）交到了第一任矿工联合会总书记卡巴哈尔手中，同时矿工联合会可以提名7名经理中间的两名。他们没有经过群众大会的选举，只要政府批准就行了。毫无疑问，所谓的“工人监督”只是为了提高他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参与程度，让他们放弃斗争，为“我们的大家庭”而出力。而经典意义上的工人监督是为了让广大无产者从局部的细小处入手，为日后接管整个社会做准备，它是无产者的学校。
“工人领袖马里奥·托雷斯承认他在玻利维亚（Com-ibol）公司每月赚9万玻利维亚比索……而当时的一名熟练工人月薪也不过四千比索。”[53]
革命工人党只号召在国有企业进行工人监督，却只字不提那至关重要的私营部门。他们在Com-ibol公司采取了官僚负责制。之后，它更是采取了改良主义路线，只要与它相近的那几个集团的成员在Com-ibol公司管理层内占多数就可以了。本来他们应该要求公开各大公司和政府的财政支出，受群众大会的约束和其选举代表的监督，这本来是广泛的工人运动中的基本斗争策略，革工党却选择了自我失明。
革工党的国际纲领里有这样一句话：“锡矿市场应该完全自由化。”[54]就这样，他们充当了大老板们的卡特尔的喉舌。
军队的瓦解与重建
四月事件后，军队的首脑碰到了很大的麻烦。一些新兵被招募，但却缺乏训练和指导，他们大多数时间都放在队列训练上以及遣返留下来的Eduardo Avaroa。一位观察家记录下这支军队的状况：“他们气宇轩昂地走在路上，但对战斗却一无所知。”[55]洛拉作为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革命后的几个月，只有玻利维亚劳工中心有武装力量——工人和农民的民兵部队。部队最初是由工厂里的工人战斗队发展而来的，而当时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没有自己的武装。武装的工人和农民举行游行集会，令人印象深刻……‘劳工中心’的代表大会和各群众组织同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不同，他们主张立即巩固民兵部队、改善工农战士的装备、用统一的命令和纪律去领导他们。帕斯·埃斯登索罗和莱钦清楚地知道觉悟的工农是政府的敌人，于是他们授意自己的下属千方百计地破坏坚强的工人武装核心的建立。民革运手里有政权，他们占有有利的资源，各地下属民革运的武装部队逐渐建立起来，它们不属于任何工会组织，负责监视各大工业中心的群众；民革运的领袖们靠着斯大林派的帮忙，一点一点地破坏着‘劳工中心’武装的加强。”[56]
军队是所有革命中间的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无论何时何地，一个革命的政党自然应该反对一切形式的重组资产阶级军队的阴谋，并用武装的人民建立起来的民兵组织去替代它。在革命深入发展的时期，民兵是击退一切内外敌人侵犯的基础，必要的时候，它可以转化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工农红军。
然而莱钦和他的那些帮闲们没有执行这条策略。当民革运竭尽所能地为资本家的军队还魂的时候，莱钦却欺骗工人说一个和平的、技术性的、建设性的小规模的资产阶级军队伤害并不大。事实上，“迷你”军队并不妨碍它成为资本的走狗，它是资产阶级的守护神，却装摸作样地来骗取大众的支持。然而，革命工人党信任莱钦，说他反对压迫人民的旧军队，支持“组建一支来自工厂和田间的建设性军队”。[57]
四月起义之后，玻利维亚军队分崩离析。著名的反共将军格雷·普拉多后来回忆道：
“军营里的局势十分紧张，军官分成支持和反对革命的两派。一切都混乱了，没有人保持警惕，全然不知我们的装备很有可能落入革命分子的手里。更糟糕的是，三天的战斗加深了我们的挫败感，在街垒边上，军队被打得满地找牙。军队的高层领导人各奔前程，这让中下级军官更加感到自己被抛弃了。一部分人感到十分压抑，他们毫不犹豫地解散了自己指挥的军队，向外国大使馆寻找庇护或者自愿流亡。另一些人忘记了军人神圣的天职，回到自己的家中静观其变。只有少数最忠诚的军官留在军营里，他们没有解散自己的部队，试图约束手下的士兵，让他们保持秩序和纪律。”[58]
与此同时，在矿工代表的建议下，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组织了一支民兵部队，这支部队属于国家，接受政府命令或者其它特殊的使命。民兵部队受国家元首帕斯先生和总司令莱钦同志的双重指挥。下属各个战斗部队的指挥官由民兵、部队指挥班子和总工会领袖们共同决定。
普拉多将军提到说事态的发展令军队首脑们蒙羞。他们无力组织工农群众武装起来，“我们只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这支部队。”：
“因此，总参谋长戈尔曼·阿尔曼多·富尔顿怀着欺骗的目的来跟革命讨近乎，他表示愿意充当顾问来帮助民兵部队的建设，他说民兵战士需要纪律、训练以及作为军人的职责意识。一言以蔽之，他的目的就是要恢复旧的国家军队。”[59]
总参谋长受到了“劳工中心”领袖们的热烈欢迎……就这样，资产阶级解决了棘手的民兵问题，至少他们成功地阻止它成为砸碎旧机器的铁拳，就这样，以莱钦为首的总工会领袖们接受了一支被打败了的军队的将领的摆布，将军们要阉割了民兵组织，让它最终隶属于旧的国家军队。劳工领袖们把阶级敌人（帕斯）拥戴为民兵组织的总指挥。莱钦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千方百计地阻止独立的工人武装的出现。它想把这支武装变成民革运的党军，替资产阶级看家护院[60]，然而这并不能阻挡革工党支持他。
农民起义
自1952年上溯至厦谷战争之后的那次玻利维亚劳动者悲壮的斗争历史主要是以城市和矿山的事件为主线的。然而，在玻利维亚人口的70%居住在农村，农民是被国家抛弃的人，他们不能投票，政治上毫无权利。农民群众说着印第安方言，大多是文盲。他们要向权贵支付食物或钱财，作为徭役，这是二十世纪的农奴制。
然而，农民觉悟的过程是渐进的。当洛斯卡政权的军队瓦解的时候，印第安劳苦大众们组织了起来，四月起义之后的几个月，在拉巴斯和科恰班巴的谷地，伴随着城市斗争的脉搏跳动，土地占领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过程中缺席，民革运却很快介入并控制了夺地运动。来自左翼的影响本来很微弱，但随着夺地运动的进展，革工党在科恰班巴谷地的作用越来越大。在1953年，革工党终于干了件积德事，它提出了占领土地并剥夺地主庄园的口号。然而，即便是这样，它的农业纲领还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
纯粹的分配土地并不能解决农民的问题，它也并不是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的保障。农业的电气化、机械化、现代化必不可少，更重要的是和外界的交流以及同其它部门的交换，这一切的基础是占领工厂、运输工具、银行并将其置于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管理之下。与此同时，只有将富裕阶级的财产充公，动员那些来自城市的教育工作者，才能真正的消灭农村地区的文盲，给予他们文化和政治教育；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民革运不希望看到的。[61]
又一次，革工党把自己束缚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之内；又一次，他们向“总统同志”大声疾呼：
“我们提出了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愿望，要求就地主老爷们的庄园的问题给个说法。我们的帕斯·埃斯登索罗总统站在被压迫的印第安农民的立场上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本来的担忧是不必要的。”[62]
革命工人党不止一次地把希望寄托在帕斯的身上。他们拒绝告诉群众民族主义者并非农民革命的同路人。之后，民革运进行了农业的改良尝试，但他们不曾使玻利维亚的农业摆脱落后。
机会主义的国际政策
玻利维亚革命如果局限在一个落后而孤立的国家，是无法改变一个赤贫的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的。只有国际主义革命才能打退反革命，并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物质条件。
民革运尽其所能要把革命限定在他们能容纳的范围。对于他们来说，鼓动南美大陆其它国家的起义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帕斯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同帝国主义的友谊；而莱钦和他的革工党弟兄们则不遗余力地支持他。革命工人党的纲领和行动从来没有考虑过国际视野范围内的革命战略。同样，他们也未曾号召过为拉美社会主义联邦而战。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断言说革命工人党只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关注过世界，但即使在他们描绘国际局势的文章中，他们还是甘心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降卒：
“阿根廷的庇隆、巴西的瓦加斯、玻利维亚的帕斯·埃斯登索罗、厄瓜多尔的贝拉斯科·伊瓦拉以及智利的伊瓦涅斯无不表达了本国人民群众革命、反帝的愿望，他们的胜利不仅昭示着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反抗，更是宣告了传统的帝国主义基于奴役对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征服一去不复返了。巨大的群众运动曾经发生在中国、朝鲜、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并解放了那里的人民，帮助他们的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63]
“革命工人党固执地认为庇隆、瓦加斯、帕斯和伊瓦涅斯之流是进步的，能打败帝国主义，并一厢情愿地将他们和那些亚洲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系在一起。拉美的那些民族主义政府根本不能同样也不会情愿去解决自己统治的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里根深蒂固的落后的窘境的。这些民族主义者只想改良一下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所做的一切终究是为了扩大自己国内的市场并帮助本阶级驾驭工人组织。所有的这些政权都是反共的，他们到头来都会投向帝国主义的，并反过来镇压无产阶级的。”[64]
第四国际的机会主义
事变前后，第四国际全力支持了革工党的叛卖政策，铁证如山，它自己也无法否认。国际的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52年10月召开，会上的各项决议继续包庇革工党。[65]53年早些时候，国际又一次提玻利维亚支部打圆场：
“国际的玻利维亚支部一开始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府持批判性支持立场……这么做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革命工人党向他们施加压力，并支持他们的一切进步措施。”[66]
1953年，第四国际发生了分裂，一边是米歇尔·帕布洛、厄内斯特·曼德尔、胡安·波萨达斯领导的国际书记处，另一边则是包括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由布雷多·法赫和皮埃尔·朗贝尔领导的法国国际主义共产党和格雷·希利及那霍尔·莫雷诺的小派别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分裂双方避免谈及玻利维亚革命。这场分裂绝不像当事人所说的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斗争，而是两个中派倾向的组织之间的争斗。他们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斯大林主义的异端（如铁托）的改良上，就是把赌注押在民革运这样的资产阶级爱国组织。直到不久以后，当他们试图结束内讧达成一个协定之后，开展了反对帕布洛主义的斗争，并把52年的叛卖一股脑全推在当时第四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头上（指帕布洛）。
希利的国际委员会曾经出版过一套有6册书的出版物，取名为《修正主义——以托洛茨基的名义》，他们将数以百计的书信和文件公之于众，大义凛然地告诉世人自己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在玻利维亚事件上，他们却三缄其口。第一本小册子主要讲同帕布洛主义的分裂。50份关于论战的文件被发表，但在这之中只有两篇摘要提到玻利维亚革命，另外参考文献列出了一篇无关紧要的纯粹行政性质的文件。这一切只是证明了帕布洛的敌人们在当时无一例外地支持了当时第四国际内部孟什维克路线。
当时第四国际内部微弱的反对声音来自于韦恩和拉扬领导的社工党加利福尼亚支部。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批评了洛拉孟什维克主义的立场和行动。[67]不过，他们的意见应者寥寥，而那些反对帕布洛主义的国际委员会领导人继续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绝口不提当时曾经有人反对过这条叛卖的路线，而他们曾经对这条路线加以赞同。
[1]全国工人中心（CON）在1946年由革命工人党和矿工联合会发起，以图同斯大林派领导的玻利维亚工会联合会抗衡。
[2]詹姆斯·敦克雷《不屈的抗争》，伦敦左岸出版社，1984年版，第45、67页。他提到的这个事实被当时对革工党持批判态度的记者所确认：“革命工人党在总工会中占主导地位，之后是由莱钦和托雷斯组成的民族主义派别，斯大林主义者只有5名有表决权的代表。”（1952年10月的《劳工行动》）
[3]瓦尔多·阿尔瓦雷斯《Memorias del primer ministro obrero》，拉巴斯1986年版第188页。
[4]《工人斗争》，1956年6月12日。
[5]罗杰·亚历山大《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胡佛研究所出版社，加利福尼亚，1973年出版。
[6]吉列尔莫·洛拉事后承认“总工会里的全职工作人员和许多各地的办事机构里的人员都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而且莱钦也基本上已经是革工党的俘虏了，他的身后有我党和强大的群众的压力。” 吉列尔莫·洛拉，《玻利维亚革命：分析与批判》，拉巴斯，1963年出版。
[7]《劳工行动》，1952年4月7日。
[8]吉列尔莫·洛拉，《玻利维亚政治史纲》，第二卷，拉巴斯，1978年出版。
[9]《战斗者》，1952年5月12日。
[10]同上。
[11]《战斗者》，1952年5月19日。这个说法同他后来的说法有所出入，在当时他曾经说工人阶级为了取得胜利，目前不应该莽撞地挑战民族主义和莱钦的纲领，舍此别无他途。（洛拉，《玻利维亚政治史纲》，第二卷，拉巴斯，1978年出版，见前述的洛拉的作品，第237、238页。
[12]《工人力量》，1952年5月25日。
[13]《工人力量》 ，1952年4月18日。
[14]敦克雷指出尽管革命工人党一开始对民族主义者政府持强烈批评态度，但他们只是要求激进的改良、支持政府反击帝国主义、让群众接受革命课堂的教育而非号召立即建立工人政府。（见前述的敦克雷的作品，第46页）
[15]《工人力量》，1952年5月25日。
[16]《工人力量》，1952年6月12日。
[17]《工人力量》，1952年6月29日。
[18]乔治·拉扎特，《Movimiento obrero y procesos politicos en Bolivia: historia de la COB 1952-1957》，拉巴斯，1980年出版，第280页。
[19]革命工人党，《内部通讯》，1953年第13期，第11页。
[20]《工人力量》，1952年6月1日。一位托派倾向的记者回忆说有一位老的革命工人党的党员曾自豪地对他说，那个时候民革运曾向革工党提供2个席位。（见前述的亚历山大的作品，第125页。
[21]萨姆·拉扬在53年8月4日写了封信，发表在纽约出版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953年8月第17期的内部公告中的第80页上。拉扬对于革工党的指控，我们难辨真假，因为我们至今无法得知这个消息的来源。
[22]《工人力量》，1952年5月25日。
[23]革命工人党1953年第13期《内部公告》，第12页。
[24]《工人力量》，1952年11月11日。
[25]同上。
[26]《工人力量》，1952年5月25日。
[27]利沃里奥·胡斯托《被挫败的革命》，科恰班巴，1968年出版，第224页。
[28]同上，胡斯托批判第四国际在1952年玻利维亚事件中采取孟什维克主义的立场，不过联系到此前说托洛茨基投降美帝国主义的污蔑，以及他为建立第五国际的鼓噪，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中派主义者。胡斯托总体上来讲支持阿吉雷的观点，他捍卫《普拉卡约宣言》。52年的时候，他宣传“一切权力归‘劳工中心’”，不过绝口不提总工会必须先成为群众性的苏维埃组织。
[29]《工人力量》，1953年8月2日。
[30]革命工人党1953年第13期《内部公告》，第10页。
[31]阿尔瓦雷斯，同前述作品，第283-284页。
[32]卡托里奥·马林《El sindicalismo boliviano》，1987年版，第43页。
[33]洛拉《玻利维亚政治史纲》，同前述作品，第2册，288页。
[34]卡托里奥，同前述作品，第48页。
[35]《工人斗争》，1952年5月3日。
[36]《工人斗争》，1952年5月25日。
[37]《工人斗争》，1952年6月12日。
[38]《工人斗争》，1953年8月5日。
[39]《工人斗争》，1952年11月11日。
[40]资产阶级党的天性是不会改变的，然而革命工人党的领袖们却视而不见：“如果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不清除它内部的右派分子、共济会分子、冒险家、投机分子和钻营者，它就将成为革命的罪人。”（1953年2月3日，《工人斗争》副刊）。
[41]《工人斗争》副刊，1953年2月3日。
[42]詹姆斯·马洛伊，《Bolivia: la revolutión inconclusa》，拉巴斯，紫蝴蝶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43、244页。
[43]洛拉，《玻利维亚革命：分析与批判》，同前述作品，第267、270页。
[44]《工人斗争》，1953年1月23日。
[45]这次访谈曾经在1987年7月5日的《多方评论》中间发表。
[46]洛拉，《玻利维亚革命：分析与批判》，同前述作品，第262、263页。
[47]拉扎特，同前述作品，第6页。
[48]阿兰迪亚是总工会最早的《反抗者》杂志的主编，这份杂志在当时就是“劳工中心”的喉舌。第一期《反抗者》热情洋溢地问候了革工党的总书记（洛拉，《玻利维亚革命：分析与批判》，同前述作品，第254页）。这份杂志根本就没有提出革命的主张：占领矿山、工厂和土地、工人掌权；相反，却以资产阶级政权的谋士自居，要求支持帕斯等人：
“寡头政权的垮台和民革运政府的组建是靠工人阶级的斗争取得的；我们在关键时刻帮了政府一把……为了生存，目前的政府需要工人的支持，他们必须清楚，只有对反动势力保持警觉，才能实现伟大的成就。”（《反抗者》，1952年5月1日）。
[49]拉扎特，同前述作品，第7页。
[50]洛拉，《玻利维亚政治史纲》，同前述作品，第2册，第231、232页。
[51]《工人斗争》，1952年6月29日。
[52]革命工人党1953年第13期《内部公告》，第9页。
[53]皮埃尔·斯卡利，《La revolution bolivienne 1952-1954》，La Verité，1954年4月22日。
[54]《工人斗争》，1953年5月。
[55]格雷·普拉多·萨尔蒙将军回忆录，《Poder y fuerzas armadas 1949-1982》，科恰班巴，1984年出版，第33页。
[56]洛拉，《玻利维亚革命：分析与批判》，同前述作品，第271页。
[57]《工人斗争》，1952年7月15日。
[58]普拉多，同前述作品，第40页。
[59]同上，第52-54页。
[60]莱钦的回忆录中间描述了作者是如何将瓦解的资产阶级军队中间士兵的武器移交给警察的。参见Lupe Cajias的《Historia de una leyenda: vida ypalabra de Juan Lechin Oqoendo》，拉巴斯，1989年出版。
[61]民革运确实落实了普选，那些目不识丁的玻利维亚农民破天荒地获得了选举资格。然而，我们的革工党却既不号召普选，也不曾提到立宪会议。到晚些时候，他才声称给予文盲普选资格，并要求无产阶级在选举中间享有优先权。
[62]《工人斗争》，1952年6月29日。
[63]革命工人党1953年第13期《内部公告》，第3页。
[64]除此之外，革命工人党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支持不仅仅局限在玻利维亚国内，他们对智利社会主义人民党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同情上，1953年的时候，以色列工党政府反对美帝国主义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完全反动的立场，我们的革命工人党又开始对那远方的中东朋友大唱赞歌。
[65]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同上，第32-37页。
[66]《第四国际》，1953年1、2月刊，第16页。
[67]韦恩和拉扬等人的信件可以在革命同盟印行的1987年纽约出版的《玻利维亚，被‘第四国际’背叛的革命》中间找到。韦恩等人在当时尽管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很快这个派别就没有了声音。他们站在当时已经堕落的第四国际的左翼的立场上，在包括针对东欧斯大林主义的一些问题上持模棱两可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