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罗布斯
《革命史》杂志介绍：
这篇介绍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发展的文章于1947年12月发表在第13期出版的《新国际》杂志上。《新国际》是马克斯·沙赫特曼领导的美国工人党的理论刊物，这个党是美国托派组织在1940年分裂的产物。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在四十年代晚期和五十年代早些时候发展迅速，这篇文章是关于拉丁美洲工运报道的一个连载，以“胡安·罗布斯”和“胡安·雷伊”的笔名在工人党的杂志上发表。作者更换笔名的动机，我们直到今天不得而知。大致能确定的是，写这篇文章的人是秘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埃米略·阿道弗·威斯特法伦（贝斯特法林），他是马克思主义工人组织的创始人，这个党在1947年改名为秘鲁革命工人党。贝斯特法林在当时是沙赫特曼的支持者，阿贝尔·史坦同志将这篇文章从西班牙语翻译成了英文。
作者同当时秘鲁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位支持者进行了谈话，该党的创始人特里斯坦·马罗夫曾经是革命工人党的领导人，在1938年的时候被开除出党。刚成立的时候，社会主义工人党有4个议会席位，并拥有工会给予的有力支持。但是，到了四十年代的时候，马罗夫接受了埃尔索格总统担任政府职务的时候，这个党就很快被边缘化了。根据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者吉列尔莫·洛拉的叙述，美国人（指沙赫特曼派，译者按）给予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以财政支持，让他们能勉强以此来进行宣传工作。而罗布斯则谴责革命工人党对玻利维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支持，由于后者在对待工会态度上持强烈的庇隆主义态度，罗布斯认为革工党与他们合作无异于同法西斯分子勾三搭四，1949年10月21日的《战斗》报发表了他们之间的辩论。
那位支持者为什么会接受罗布斯（雷伊）的采访，我们恐怕永远无从知晓了。但我们将这篇文章介绍给读者，它向我们展示了玻利维亚1952年大革命之前的背景、那些参与其中的积极分子的心理，当然，它还作了一番惊人的预测，声称革工党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合作最终只能导致长久的军事独裁。
革命后的玻利维亚大致有3种政治主张：
第一种毫无疑问是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他们是现存政治经济制度的卫道士，支持埃尔索格总统[1]的共和联盟就是这股力量的代表。
斯大林主义者代表了第二种倾向，他们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在古查拉先生（流亡美国的前驻外大使）和阿尔塞同志[2]（斯大林派的革命左派党领袖）的领导下实现民族独立，玻利维亚首先进行的不是改变经济制度的社会革命，而是要尽早打垮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革命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的主张得到了一部分矿主（阿拉马约、霍奇斯柴德）[3]、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工匠以及工人阶级中觉悟相对落后的那部分人的支持。
第三种倾向代表了无产阶级对于旧制度的反抗，当然这种倾向既有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又夹杂着民族主义情绪。这一派认为民主革命从一开始就将打开通往社会主义之路，他们中的积极分子有玻利维亚高原上的矿工、一小部分城市工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具有觉悟的反抗精神的一些白领工人（以银行职员为主）。第四国际的玻利维亚支部——革命工人党、矿工工人联合会以及其议会党团[4]的观点代表了这种政治主张。
尽管玻利维亚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和半殖民地国家，这三种主张却都旗帜鲜明，这些东西其实也是拉丁美洲未来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从一开始就要遇到并予以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冲突。这个国家有着单一的经济模式、落后的社会结构，在政治上无法实现独立，玻利维亚的社会和政治矛盾比它的邻国更复杂，并将在一个大舞台上面展现给世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里面临很多要解决的问题。
斯大林主义者的角色
在一开始的时候，斯大林主义者似乎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无比仇视。他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结盟，领导小资产阶级，打着“民族团结”的口号，因而在选举中所向披靡，并曾离获得全国大选的胜利也只有一步之遥。它那“进步、民主的资产阶级革命”口号同时也吸引了一部分无产阶级跟着它走。这个党有波拿巴主义的倾向。它导演了波托西工人被屠杀的悲剧[5]，这种政治上的腐朽受到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严厉谴责。同时，国际形势的发展、来自美国的压力驱使这个党去同玻利维亚右翼资产阶级结成“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战略最终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悲剧。
矿主们希望革命左派党给予矿工们的政治组织以有力打击，矿工联、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革命工人党以及矿工联的议会党团（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矿工里工联主义者的一个松散的联合体）都是这些大老板的眼中钉。不过斯大林分子在处理这些事情有点无能，以卡塔维[6]的劳资纠纷为例，锡矿大王帕蒂尼奥[7]让斯大林派去对付工人阶级，但它根本没有办法让工人缴械，于是就只能把这烫手的山芋留给它的主子。罢工之后，锡矿大王和革命左派党的那些中央委员们，遭到了来自劳资双方的叱责，斯大林派丢失了自己党的阵地。在彻底背叛无产阶级之前，他们已经把印第安农民出卖给了资产阶级，而之后他们抛弃了无产阶级。所谓的民族统一政府也破产了。
从前的同盟分裂成了右派占主导的多数派和斯大林分子的少数派，资产阶级的共和联盟成立了内阁，着手修理工人阶级和斯大林主义者。革命左派党提议的同进步的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革命前景不妙，波拿巴主义的队伍里只剩下斯大林派一根独苗。资产阶级不需要他们代劳，自有自己那一套镇压革命的办法。他们的口号现实而具体：“见鬼去吧，该死的革命！一切矿山归企业家。锡矿价格下跌了，工人必须提高生产率并接受自己薪水的缩减。”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让无产阶级为资本家的利润作出牺牲，把那些农民从田园诗般的美梦中唤醒，对于要求土地和消除歧视的印第安人则用大屠杀来回应。
这个政府对工人和那些土著的印第安农民采取强硬政策，不过却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因为老板们拥有的权力获得了尊重。这个波拿巴主义的政府里塞满了卑躬屈膝的奴才，驯化的议会根本就不能予以监督，因而遭到了很多非议。斯大林主义者在这个政府里呆了一段时间，他们无原则的投降和堕落令人厌倦，于是只能接受被边缘化的命运。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胜利和自己敌人的投降深信不疑，因而发动了对无产阶级的进攻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II
斯大林分子投诚之后，资产阶级实施他们波拿巴主义经济重建计划的对手就只剩下矿业无产者们了。矿主说要坚决解雇那些不逞分子，用听话的人来替换他们的岗位。政府对于矿主们的提议给予了大力支持，工会首当其冲，然后全副武装的军队开进了矿区。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兹韦塔·阿尔塞是屠杀工人阶级的杀人恶魔，佩纳兰达政府的掘墓人，他参与了卡塔维的屠杀[8]，他总是向工人挑衅。矿工同盟在其他行业工人的支持下号召工友们进行总罢工。
从一定程度上说，罢工并不是一无所获的，埃尔索格政府垮台了。不过，它并没有达到同盟本来的预期目的。城市工人并不想推动它往更高层次发展。而且，工人们的平行指挥委员会与斯大林派的玻利维亚工会联合会[9]有瓜葛，铁路工人的工会，几个工厂里糟糕的工会和银行职员工会，包括不少无关紧要的面包工人、建筑工人和木匠们的工会也是斯大林分子掌握的。斯大林分子待在委员会内，掌握了领导权，然后就去破坏罢工。斯大林分子的反动作用被罢工撕掉了遮羞布，他们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他们对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害怕和仇视暴露无遗。罢工的命运不济，运输工人在斯大林派的挑唆下抵制罢工。在这种情况下，拉巴斯的银行职员们勇敢地和那些罢工矿工们站到了一起。这支唯一的支援力量给政府造成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工人的运动。中产阶级进来了，政府无法再对罢工的积极分子进行公开的大规模拘捕。
罢工的意义
斯大林派破坏了罢工，政府逮捕了工会秘书长奎洛斯，罢工遭到重创。然而，在矿业中心，罢工取得了点成就。尽管斯大林主义者根本无法摧毁独立矿工工会工友们的斗志，斯大林主义者和共和同盟还是削弱了工会，他们恐吓、腐蚀一部分落后和犹豫的矿工。政府知道如何操控无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所谓的革命团体只会喊着“打倒罢工”和“莱钦[10]去死”之类的口号招摇过市（莱钦是矿工联的书记）。
银行职员们的罢工最后是被国会下令镇压的。斯大林主义者投下了赞成票。八位矿工联的议员反对这项命令。波拿巴主义胜利了，当然它是“玻利维亚特色的”而非斯大林派的波拿巴主义，斯大林派小心地匍匐前进，希望能从中得到好处。总统说政府可以进行让步，希望斯大林分子能够和当局进行合作。右翼已经打开了通往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他们打算让工农为经济复苏作出牺牲，首先要拿那些疲惫不堪的矿业工人们开刀。当斯大林分子通过参与和纵容对工农的屠杀[11]来实现他们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之后，这些共产主义者接受了政府的提议。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重蹈了智利共产党[12]的覆辙，在国际性的阶级斗争中，充当了第五纵队的角色。
对于玻利维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来说，他们已经取得了美国和阿根廷的庇隆总统[13]的信任。多年以来，玻利维亚政府还从来没有如此精诚团结过。波拿巴主义政府有一个听话的议会，国会里的议员们响应“祖国在危机中”的号召，宣誓要做“国家的代表”，斯大林主义者们在这其中也毫不落后。尽管矿工们并没有遭到屠杀，他们在议会里的代表也没有被拘捕，但在政治上他们确实被打败了，纳粹—法西斯主义政府[14]煽动说罢工违反法律，他们的行动受到了限制。收到鼓动的中产阶级被告知说那些矿工威胁到他们的小康生活了。政府减少了矿产的出口，这件举措侵犯了公务员们的利益，预算让他们感到焦虑。无产阶级的队伍分裂了，它同已经在众目睽睽下被屠杀的那些农民们被分割了开了，之后，以银行职员罢工的结束为标志，中间阶层又离它而去。
III
如果把罢工的失败归结于玻利维亚工人的软弱和组织性不强，未免有些老生常谈、唯心且教条。要寻找它的原因，恐怕得反思指导它运动的纲领。
根据一位革命工人的中央委员的叙述，他们意识形态上关于罢工的动机来自于阿根廷托派组织的机关刊物《十月》，这份杂志有不少错误遭到路易斯·贝拉斯科[15]的批判，他的批判主要是在他关于拉丁美洲社会结构演变的著作中得到阐述的。这本杂志认为庇隆是阿根廷乃至整个拉丁美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在《十月》杂志编辑们看来，革命工人党无法和玻利维亚右翼单打独斗，因而必须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结盟[16]，和小资产阶级一起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些观点在玻利维亚国内广为流传，在发起一场不成熟的总罢工之后，波拿巴主义更加扎根于这片土地之上。
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参与
矿工联书记莱钦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一位前成员，他目前的政治立场徘徊在革命工人党和他以前的好友中间，他是矿工联及其议会党团的发言人。革命工人党认为民主革命是玻利维亚的首要任务，因而被蒙住了双眼，在幻象中越陷越深，根本不提无产阶级的独立立场，将对矿工工会的控制权拱手相让。
拉瓦雷和革命工人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洛拉的小册子都为这种观点造势，他们反对死去的秘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特里亚吉的看法，他生前曾经认为秘鲁和玻利维亚两国的革命将首先具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性质[17]。而洛拉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套用墨西哥一本叫《钥匙》的评论杂志上的某些术语，说：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要避免“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和“民主革命阶段”的矛盾，并认为革命首先要将完成过去没有完成的民主改良的任务。
革命工人党背离了自己的纲领，让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能更加有恃无恐地来驯服玻利维亚的工人阶级。革命工人党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右翼政府垮台，哪怕这样的垮台让无产大众也精疲力竭，于是，庇隆主义政权在整个南美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十月》杂志说拉丁美洲的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工人们应该去支持这些小私有者。看看所谓的小资产阶级代表们吧，阿根廷的庇隆之流、秘鲁的阿普里斯塔运动[18]还有玻利维亚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而在我看来，革命工人党教科书式地执行了这样一套策略。
由于多种原因，矿工运动在一开始表现出很强烈的自发性质，革命工人党作为第四国际的一个支部，影响是有限的。该党的一些成员急于想扩大阶级先锋队对运动的影响力，有的时候便会对矿工运动中那种自发的工团主义意识有所纵容。矿工们在议会里有8名代表，由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民族主义的工会活动者组成。只有3名革命工人党代表，而另外5名全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成员。很明显可以看到，革命工人党在罢工中的影响有限，不过，一些较之矿工工会比较次要的工会组织（诸如面包师、建筑工人、部分银行职员的工会组织）在游行的时候却举着第四国际的标语，另外一些工人们是带着怀疑的态度跟着工会领袖们走的，很大程度上夹杂着民族主义情绪。
右派在罢工中取得了胜利？那么如果得一方是矿工们呢，结局会怎么样？革命工人党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并组织起工人政权吗？我不这么认为，这个党既然诉诸于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联盟，新政府必然是一个被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给主导的政权。声名狼藉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是总罢工中的投机分子。南美的小资产阶级并不像《十月》所宣称的那样，是革命的。恰恰相反，他们所起到的作用是反动的，他们只是假冒的法西斯分子，他们成立的只可能是一个波拿巴主义的政府，所谓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所谓的统一战线，无论是和民族主义的保守党、庇隆之流，还是斯大林主义者那一翼，都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最终只可能导致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叛卖。
玻利维亚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成长具有很明显的自发性质，它是经济和社会矛盾的自然产物，在落后南美生根发芽。在这片土地上，工人们笃信马丁·路德甚于托洛茨基主义者。反抗旧制度的战士们对这片大陆上的革命的认识受到一种很强烈的“救世”观念的影响，因而天真地以为民主革命可以在单独一国之内完成。因此，在各种工会中，首先是矿工工会里，民族主义被毫无原则地迁就。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矿工工会的影响远远超过革命工人党作为第四国际的支部对当地工人的影响了。
玻利维亚的这种托洛茨基主义在整个拉丁美洲的运动中，是令人感到比较奇怪的一个现象。革命工人党的弱点在于其自身理论上的落后，它认为在玻利维亚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可以单独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十月》杂志那样的观点能在这里被兜售的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它要对毫无生气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进行让步了。
毫无疑问，玻利维亚的托洛茨基分子们是跟着保守的第四国际中的多数派走的。他们不断重复着“无条件保卫苏联”的陈腔滥调，又别出心裁地宣布“斯大林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客观上所起的进步作用”。他们持中派立场，因而在民族范围内的政治活动中必然陷于机会主义。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让步及合作只不过是斯大林派“人民阵线”的复制品。这样一种主张，虽然贴着托洛茨基的标签，但在理论和行动上带有半斯大林主义的味道，革命工人党同民族主义者合作，因而使工人运动也染上了那声名狼藉的“传染病”，并最终限制了它的发展。它的社会基础是矿业无产者，这部分社会阶层处于一种十分落后的状态，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高原上和极度恶劣的生活环境中生活。他们生活在简陋的小屋子里，衣衫单薄，饥寒交迫，每天靠酒精来逃避这可怕的现实世界。
理论和纲领
玻利维亚的矿工在40年代早期的时候曾是垮台的下级军官团[19]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府的支持者，他们被动员起来反对那些掌握社会财富并喜欢靠一些煽动的语言欺骗群众的传统右翼分子。现在，无产阶级转向革命工人党，希望在它的领导下同矿区里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作斗争。然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转向并不是严肃的。城市里的无产阶级，就向整个国家里的工人们一样，依然处在襁褓之中。革命工人党的骨干主要来自于中产阶级。
第四国际的玻利维亚支部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它可以对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斯大林主义者的联合打击。就算是不成熟的以至最后失败的总罢工也展示了这个国家的工人运动所孕育的能量，资产阶级政府的根基几乎被摧毁。如果我们能在美国和欧洲看到这样独立的革命立场，哪怕会有犯错误的风险并最终象玻利维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那样失败，也并不算太糟糕。
个人认为拙文对玻利维亚的事件作了最积极的评价，并对各种消极和敌意的批评进行了回答。玻利维亚革命的发展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以及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潜力。然而，在这之中也有危机、错误和软弱。要克服自身的问题，它需要选择新的方向。玻利维亚的革命者要和各种保守主义和机会主义作斗争，并最终要打败它们，同时，它完全没必要在纠缠在所谓的“托洛茨基的遗产”中而迷失方向。
在欧洲，我们还不能完全斩断斯大林主义者同我们的联系。托派政党越来越倾向于成为斯大林主义的左翼。而在南美，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渗透进我们的运动，更大的危机孕育在托洛茨基主义者对庇隆主义者和阿普里斯塔运动那种暧昧的态度里。斯大林在东欧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译者注），这让第四国际的那些欧洲负责人为之吸引。在拉丁美洲，我们陷入更致命的幻想不能自拔，托洛茨基主义者把自己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捆绑在一起，希望以此完成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种现象反映的是同样的问题：理论上的落后、保守主义、对斯大林主义改良的幻想，误导独立的革命工人运动，我们必须战胜这种落后，并重新武装起来。清醒吧！病入膏肓的不只有拉美和玻利维亚的托派分子，世界范围内第四国际的领导者们也该好好反省了！
[1]恩里克·埃尔索格博士（1896—）玻利维亚的资产阶级右翼政党社会主义共和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在1947年到1949年之间担任玻利维亚总统。他的右翼对手马梅尔托·乌里奥拉戈伊塔（1894—）在他之后继任总统直到1951年5月，他反对大选结果，因而将权力转让给乌戈·巴利维安将军，后者组织了军政府。
[2]古查拉，高等法院法官，埃尔索格博士在1947年大选的对手。何塞·安东尼奥·阿尔塞（1904—1955），革命左派党的领导人，斯大林主义者在1940年成立这个党，这是所谓的“人民阵线”的产物，当时这个党想参加由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下级军官以及一个右翼共济会组织组成的政府，不过，遭到了拒绝。于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政府被革命左派党称为法西斯主义政府，1944年大选的时候，它开始反对政府；在1946年7月推翻当时的比利亚罗埃尔政府的政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之后斯大林党参加了临时政府；1947年，阿尔塞是埃尔索格在总统选举中的竞争者，革命左派党曾经在当年成立的内阁中占有一席之地，之后他充当了忠实的“陛下的反对派”的角色，波托西大屠杀之后，这个党在工人阶级中名誉扫地。1950年1月，革命左派党中年轻的不同政见者成立了玻利维亚共产党。1952年7月，革命左派党解散之后成立另外一个共产党，1952年12月两党合并成为统一的共产党。
[3]卡洛斯·维克托·阿拉马约（1889—）外交官，金融家，锡矿大王，他的财产在1952年被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国有化。马洛奇·霍奇斯柴德（1881—1965）奥地利犹太人，他投资玻利维亚的金属行业，因而成为了锡矿大王和一名大富豪。
[4]矿工工会联合会(FSTMB)， 玻利维亚矿工的联合工会组织，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主导下，于1944年在瓦努尼宣告成立。矿工联同革命工人党在1947年大选的时候组织了一个统一工人阵线，这个组织在众议院有7个席位，在参议院有2个席位，这些人组成了矿工中的议会代表。
[5]1947年1月28日，政府军向波托西罢工工人开火。第二天，一些斯大林主义者参加了武装警察的行动，众多工人被杀或受伤。
[6]西蒙·伊特瑞·帕蒂尼奥（1864—1947）外交官，锡矿大王，他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富豪。
[7]1947年7月在帕蒂尼奥所拥有的卡塔维矿业发生了一起“侵权事件”，7000名工人被解雇，只有那些被老板认为可靠的人留了下来。冲突中没有工人受伤（而在1949年的西格洛地区罢工中，数以百计的工人被杀害。政府包括革命左派党的部长们，支持帕蒂尼奥。斯大林党的官僚层，知道自己在波托西大屠杀中名誉扫地，因而同自己的党员部长们保持距离，当然，他们一个也没被开除。不久之后，爆发了本文里所提到的总罢工。
[8]恩里克·佩尼兰达（1892—）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间的厦谷战争中的玻军指挥官，后来作为亲美总统的他在1943年被推翻。1942年，卡塔维的矿工举行罢工，抗议物价上涨，佩尼兰达将军的军队残忍地予以了镇压。官方宣称最后只有19人死亡，而据独立的观察家声称，一共有400名死者。
[9]玻利维亚工会联合会（CTSB）成立于1936年11月，1940年工会联合会发生分裂之后，斯大林主义者掌握了工会里的领导权，1952年革命之后，这个组织消失了。
[10]胡安·莱钦·奥昆多（1914—）玻利维亚矿工联合会的领导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党员，在40年代晚些的时候，他与革命工人党有过联系，但显然他更倾向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1952年，他出任帕斯·埃斯登索罗政府的矿业部长。50年代中期，他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层中间失势，1964年1月，他和他的支持者们离开老党，成立了民族主义左派革命党。他支持1964年11月4日推翻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府的军事政变，不过，新上台的统治者却逮捕了他，并于1965年将他驱逐出境。
[11]在波托西对工人展开屠杀的同时，农民也开始起来抗议政府。
[12]智利共产党在1948年9月3日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它在一年以前退出了由共产党—自由派—资产阶级激进派组成的联合政府。
[13]胡安·多明戈·庇隆上校（1895—1974）民粹主义的军事独裁者，在1946年到1955年以及1973到1974年两度出任阿根廷总统。
[14]斯大林主义者把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那些下级军官组成的政府称为法西斯主义政府。
[15]“十月”小组是从阿根廷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里分裂出来的一个小宗派，分裂发生于1947年，这个小组织的领导者若热·阿韦拉多·拉莫斯是庇隆主义的支持者。路易斯·贝拉斯科在自己的评论文章中称庇隆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的那篇《拉美社会结构的改变》在1948年1月的《新国际》杂志上发表，其中引用了《十月》评论（1947年第3期）的一些论调：
“美国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必须要承担责任，他们应该去支持阿根廷的资产阶级爱国政府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中的每一步举措。”
贝拉斯科的评论是这样的：
“阿根廷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们显然比教皇斯大林还要‘宗派主义’、比庇隆总统还要‘爱国’，他们怀着对教皇斯大林和‘民主革命’领袖庇隆先生的崇敬义无反顾地推动阿根廷、巴西以及其它拉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前发展。”
[16]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是玻利维亚民族主义激进分子在1941年成立的一个党派，领导人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1943年12月，这个党同下级军官组成联合政府，总统是瓜尔贝托·比利亚罗埃尔少校（1908—1946），1944年的大选，联合政府赢得了多数。1946年7月21日，被人称为“洛斯卡”的传统右翼派别推翻，政变得到了斯大林派的支持，比利亚罗埃尔在街灯柱上被吊死。1949年8、9月间和1950年5月，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针对右翼政府发动了两次未遂政变。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1951年的大选中获胜，帕斯·埃斯登索罗当选为总统，埃尔南·西莱斯·苏阿索（1914—）当选为副总统。总统宣布选举结果无效，不过埃斯登索罗还是在1952年4月革命之后成为了玻利维亚总统，民族主义运动在此之后一直执政到1964年被军事政变推翻。
[17]何塞·卡洛斯·马特里亚吉（1895—1930）秘鲁马克思主义先驱，他是1926年成立的秘鲁社会党的理论家，这个党在他去世之后更名为秘鲁共产党。
[18]阿普里斯塔运动：阿普拉党（APRA，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代表的是拉美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者的一种主张，1924年成立于墨西哥，党的创始人是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1895—）。党的总部在秘鲁，同时它在拉美有很多国家里有支部。尽管这个党从来没有掌过权，但在短暂的40年代晚些的时候，还是有几名党员担任了联合政府里的部长职务。
[19]在1943年到1946年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下级军官联合执政的时候，曾计划过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并打算承认工会并给予工会活动分子以保护。这些主张得到了一些矿业无产者的欢迎。当这个政府被推翻之后，很多矿工参加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占主导的矿工工人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