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第三部分 形势在崩溃（1974年——） 十四 失业剧增 失业1974—1975年的经济大震荡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73年以后10年的生产增长速度还不及60年代增长速度的一半。速度的减慢意味着潜在产量的巨大损失。如果1973年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和前10年保持同样快的增长速度，那么，到1983年它们的产量就会增长几乎三分之一。增长的那部分商品和劳务将比德国和日本加在一起的年产量还要多。 这10年可以分成两个主要阶段：先是疲软的恢复，接踵而来的是1979年石油价格第二次大幅度上涨后经济重新开始下跌。针对那次经济恐慌，早在1975年，主要国家的政府就开始采取扩张性的削减税收和增加支出政策，因此，在那一年的年中，经济开始恢复。起初，经济增长得很迅速：1975年6月到1976年3月工业生产增长了10％，几乎恢复到了1973年11月达到的顶峰水平。但是，这种发展不久就失去了势头，仅以一种缓慢的速度持续到1979年，那一年的产量比1973年提高了17％。 1979年石油价格猛涨1倍使那时的经济受创：198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生产跌落了2－3％。虽然向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和不发达的非石油生产国的出口迅速增长有助于维持需求量。但是，税收增长和支出削减，随之是通货紧缩和高利率，在1981年和1982年中进一步抑制了消费。在1979—1982年期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每年的产量增长速度还不到1％。1983年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也只不过使总增长率提高了2％左右。 1973年以来这种低速增长最明显的、对好几百万人来讲也是最痛苦的症状就是大量失业的再次出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登记的失业人数从短暂繁荣末期的800万左右上升到了1975年春季的1500万。在恢复时期失业率微有降低，主要是因为北美洲的就业有大幅度的增长。但是1979年后的低速增长造成了失业人数更加迅速的增加。1980—1983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失业率从占总劳动力的5.5％上升到8.5％。198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总计有约3200万人失业（见表14.1）。
官方的失业统计数字并没有说明全部情况。首先，这类统计仅仅包括某些类型的失业。譬如在英国，只有那些在就业中心“登记”待雇的人才纳入统计。这种做法大大地低估了实际失业的人数。据估计，80年代初期欧洲每三个新产生的就业机会中就有一个被未经登记的失业者所占有。对一些国家的详细研究进一步证实：要得到一个较为准确的失业人口估计数，就应该在官方的数字上再增加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只要我们了解到失业的绝对人数被这样故意打了折扣，那么，官方的失业数字变化确实也可以说明失业人数的变化趋势。 失业是因为可得到的就业机会与求职人数不平衡而产生的。失业人数的增加表明了这种不平衡状况的加剧。这既可能是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下降的结果，也可能是谋求这些机会的人数增长速度太快的结果。在1973年以来的失业增长中这两种因素的作用都是一直存在，不过最重要的原因是提供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减慢了。在业人数事实上并没有减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1973年—1982年间就业人数每年增长0.8％，但与70年代初相比要低将近0.5％（见表14.2）。尽管美国还保持着就业增长的高速度，但可以看出，所有这些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就业增长速度都减慢了。
1973年以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比1973年以前要稍快一些（见表14.2）。虽然属于就业年龄类别（15—64岁）的人数增长速度稍有下降，但这一下降被在业及求职人数比重加速上升所抵消，假如在业及求职人数比重这一参与率完全没有上升，从而就业年龄人口和劳动力同步增长，那么，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将只有它的实际增长速度的一半。 参与率的提高是男性的参与率与女性的参与率各自非常不同的变化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见表14•3）。男性的参与率下降了，这主要是由于提早退休之故。在这方面，德国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在劳动力人口中，60—64岁的男性所占比例从1970年的75％下降到了1979年的40%，但是女性的参与率迅速提高抵消了男性的参与率的下降。在美国，参与率提高得最为明显，从1973年的51.5％上升到了1982年的61.5％。
有人认为：女性的参与率的提高是因为：与主要雇用男性劳动力的那些部门相比，妇女就业集中的那些部门（特别是服务行业）至今没有受到过什么经济变动的严重打击。但这决不是全部原因。因为在1973—1982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性劳动力平均失业率几乎和男性平均失业率增长得一样快（分别为4.2％—8.2%和2.8%—7.4%），所以，求职女性的人数就比在业女性的人数增加得更快。由于男性成员的收入增加得太慢或者是因为失业而断绝了收入，许多家庭都在寻找第二收入来源。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丈夫失了业的妇女比那些丈夫有工作的妇女更有可能希望参加工作。在这方面，对待妇女和对待源于长期繁荣的有酬劳动的新型社会态度所具有的能动力和复原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里，将就业的缓慢增长与劳动力的不断增长相比较，二者的相对性有很大的变化：在1973—1975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率根本没有提高，与此同时求职人数却每年增加1.1％。1975—1979年间就业的增长稍稍快于劳动力的增长，前者的年增长速度为1.8%，后者则为1.7％，因此失业率稍有下降。1979—1982年的情况又有变化，就业率几乎没有提高（年增长0.1％），而求职人数的年增长速度为1.1％。
就业结构失业率的上升是与工业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在总就业机会中所占比率的明显下降相一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从1973年到1981年减少了160万。在美国新增加了200万个就业机会和日本保持就业机会基本不变的同时，四个欧洲大国却失去了400万个工业就业职位。服务行业的就业人数上升得很迅速，但还没有快到足以向所有新劳动力、向那些从农业中游离出来的人以及工业中失业了的人提供就业机会的地步。 工业就业的相对重要性是在70年代开始下降的。在60年代这一比重一直相当稳定。因此，人们把70年代早期以来失业率的上升归咎于“逆工业化”，也就不足为怪了。尤其是在大制造业工厂工人的失业问题始终是每日新闻的内容之一的情况下，就更不足为怪了。 这种逆工业化通常被认为是竞争不足的产物。然而，所有国家都一直存在着工业就业的相对重要性下降这个事实表明：竞争不足并不能用来当作答案。1973年到1981年，工业就业在总就业量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是这样的：美国，从33.2％下降到30.1%；欧洲经济共同体，从41.6％下降到37.1%。尽管从现象上看日本在出口制成品方面取得了成功（见第十六章），但这一比重在日本也从37.2％下降到了35.3％。实际上，日本经历的情况表明：必须审慎地理解“逆工业化”的说法。日本的工业产值在1973—1981年间比国民总产值增长得快（分别为年增长4.9％和年增长3.9％），而工业就业量的增长却比社会经济总就业量的增长要慢，这是因为工业生产率提高得比较快之故。就连产量极迅速地增加也没能把生产率提高这个因素完全抵消掉。在日本，逆工业化与其说是由于产量增加得慢造成的，倒还不如说是因为工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引起的。 在德国，工业生产总产值增长得慢得多，但是工业就业在总就业量中所占比重的相对下降主要还是因为工业生产率比服务业生产率提高得快。在繁荣时期里，由于这种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差别一直伴随着工业产量的迅速增加，因此工业部门得以保持它在总就业量中所占的比重。1973年以后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特别是投资的停滞妨碍了工业产品市场的发展，所以较高的工业生产率就导致了工业就业比重的相对降低。 一旦失业人数增加，就业结构的变化就被人指责成是造成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长龙阵的祸因。否则，人们就不会去注意这些变化。在繁荣时期，农业就业人数往往急剧减少。不过既然从农场中“解放”出来的工人在别的部门中又找到了工作，也就从来没人会认为农业的减员应对失业问题负责任。就业结构方面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经久不变的特点。但就这些变化本身而言，它们从来就不是就业总量增长迟缓的原因、它们之所以被作为对失业现象的一种解释而得到普遍认可，既是因为它们就是这样被人当作造成失业增加的原因来广泛宣传的，更重要的，也是因为那些在工业部门中失去工作而又不能找到其他工作的人很明显地倾向干把他们的苦难生活归罪于他所在部门的裁员、 是谁丢掉了工作？持续的失业比暂时的就业机会短缺更为有害。因为它至少更容易使人们长期找不到工作。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法国来说，失去工作12个月及12个月以上的失业人口比例从1963年的22％上升到了1982年的40%。但是，并非所有的失业率上升情况都可以用人们更长时期找不到工作来解释：己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依靠失业救济金渡日。如此大量的失业有其渐增的影响。很明显，今天的失业与60年代的失业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由于找到其他工作的机会很少，失业正在变得更加可怕。1981年，25岁到44岁之间的失业英国男子可以指望得到10个月的失业救济金。 由于忽视了各种统计分组之间的差别，一个特定年代的平均失业数字也会歪曲实际情况。失业的综合数字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加以分解：按照国家、地区或城市；按照部门、行业、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按照年龄和性别；按照民族和血统。按照这些众多的标准来进行失业统计可能会产生破坏性的不利影响，因为哈莱姆区任何一个十几岁的黑人孩子对他们在上述标准中所处的地位都知道得实在太清楚了。 失业负担的不均等明显地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或许最有爆炸性的问题是青年的失业问题。1982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25岁以下的青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失业的可能性是成年人的2.6倍（在意大利可能高达7倍）。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比他们父辈的失业率上升得更快。那里的失业率现在已经和美国的失业率不相上下了（见表14.5）。
人口变化的趋势和产业关系的发展把青年失业率推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由于繁荣时期里工会的力量增强了，有许多工会组织已与资方就“先进后出”的就业安排方法进行了谈判，这种安排方法实际上有牺性青年工人来保护老工人的作用。解雇工人要支付解雇费的政策，使雇主们可能更乐意选用所谓“自然损耗”的办法，而不是用解雇的方法，这样就特别猛烈地打击了那些新近步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 政治家们对欧洲失业问题的这一特征已经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并为年轻人提出了无数“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第十九章的内容就是对此问题的一些批判性的讨论）。如比利时的劳工部长就曾诘问过：“谁能说得清楚，什么时候我们就会达到这怒火燃烧起来的时刻？! ”（《金融时报》，1953年1月17日）。 下一章我们将解释为什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工人又重新失业的问题，再往下的几章则用来评价1973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大大下降所产生的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已经改组（见第十六章）。工厂工资底数确定的力量对比已经转而不利于工人，这使雇主们试图重新组织生产并引进日本颇觉自豪的劳资关系体系（见第十七章）。在繁荣时期的年月里，保守派政党试图用夺回工人过去己经取得的许多利益的方法来巩固这种力量对比上的转变（见第十八章）。而面对经济紧缩的压力，工人党派无力保卫，更不用说去扩大那些益利了（见第十九章）。前景是令人悲观的（见第二十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