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十二 经济过热
过度积累的形成
罢工浪潮和工资激增
意大利的热秋
1968年5月
紧缩与1970—1971年的衰退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在60年代晚期，大多数经济评论家认为，繁荣将是持久的。凯恩斯主义似乎已经永久地消除了大规模失业，而工资上升则如整个趋势一样，似乎是自然的和经常的事情。与此成为对照的是，7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气氛是阴郁的和令人沮丧的。本章及下一章将述及事情是如何变坏的。 过度积累的形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整体，其积累率在60年代初期开始大幅度上升，并且在1970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的趋势。上升的趋势是从1960年的大约4％增加到1970年的5.5％多一点。就业的增长十分稳定地保持在每年1％—1.5％之间，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开始上升。制造业的利润率在1968年后开始下降，整个企业界也是这种情况。通货膨胀率在1965—1969年间平均每年为3.8％，比1960—1964年高1倍多。到60年代末，通货膨胀率已达到每年5％。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来说，这种情况是“典型”的过度积累及随后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 但所有这些发展的总和是主要国家集团不同经历的纯粹结果。美国在1961年进入了一个持续扩张的时期。这种扩张有力地延伸到1965年，其间，1964年的减税、行政当局未能通过增税来支付随越南战争而日益增大的支出，以及为满足平民权利要求而创设的社会计划（著名的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都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扩张。 尽管支出增加了，但行政当局在1967年以前并未要求临时加税，直到1968年6月才颁布了一项增税法令，而这是一种很勉强的结果，是加税于民用以支付一场愈来愈令人厌恶的战争。1966年到1968年后期的货币政策是扩张性的。实行“工资—物价指导标准”的收入政策的尝试则并未见效。 1965年下半年的支出过大了，而且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1969年。官方失业率在1966年降到了4％以下（据传统看法这就是“充分就业”水平），在1969年又降到3.5%。制造业和整个企业界的利润率在1966年后开始下降。消费物价指数的增长率则从60年代初的大约2％上升到1969年的5.5%。 欧洲国家的周期性发展在60年代中期各不相同，但由此到60年代末的发展则愈益遵循西德的形式。西德在1964—1965年处于繁荣阶段，并由于1965年选举所推动的减税而使繁荣阶段延长了。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则随后导致在西德长期繁荣中出现了1966—1967年的第一次较大的衰退时期。随后西德又在长期繁荣中第一次求助于赤字财政。巨大的扩张性预算促使经济出现十分有力的上升。这次上升从1968年开始，一直继续到1970年。这也造成了整个欧洲自1967年年中直到1970年的上升。许多较小的与西德有紧密贸易联系的国家，如荷兰，其经济直接被带动上升了。法国在1968年总罢工之后实施了有力的扩张性政策。意大利在1962—1963年的繁荣之后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但在1968年获得了进一步的增长。另一方面，英国在1967年的英镑贬值之后，则实行了紧缩政策。 欧洲国家的同步上升导致物价的加速上涨。欧洲这种情况的出现晚于美国。很难分清经济上升对物价上涨的影响与工资激增及货币贬值对物价的影响。欧洲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利润早在1961年就开始下降了。 日本在60年代初由于政府针对扩张阶段产生的国际收支困难而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曾经历了一个“暂停发展”的时期。1965年，日本经济走出了停止发展的阶段。这次上升因放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扩张而得以加强，上述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政府和企业的投资。结果是出现了异常高的增长，在到1969年的4年中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5％。在整个扩张时期，利润率上升了。在1969年以前，批发物价平均每年仅上升大约1.5%，而这个时期经济的年增长率已达到5％。 到这个时期末，又出现了十分同步的增长，这种增长明显是“过热”的，形成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过度积累。这种愈益同步的现象部分地是由于美国的对外收支项目造成的，它消除了其它国家的国际收支限制。1964—1969年期间，日本的经常项目有25亿美元的盈余，而欧洲的盈余达60亿美元。但在60年代末，甚至在国际贸易和收支系统因过分紧张而出现断裂之前，工业中阶级斗争的显著发展已席卷欧洲。 罢工浪潮和工资激增罢工浪潮在1968—1970年间席卷欧洲。法国1968年的5月事件引起了三星期的总罢工。第二年西德和荷兰充满了工人自发性罢工的浪潮，意大利则苦于工业很不安定的热秋。英国威尔逊政府的收入政策在1969—1970年的“不满的冬天”中遭到失败。 罢工赢得了巨大的工资增长，增长的幅度大约为前几年的两倍（见表12.1）。这些工资增长都是为结束重要的罢工而进行的谈判的结果：如1968年5月和6月法国的格伦奈里协议；1969年9月西德的冶金工会与钢铁业主之间的协议；意大利1969年11月的冶金工作协议和英国1969—1970年冬的公共部门协议。上述现象仅限于欧洲。美国和加拿大在70年代初的工业不安定更甚于50—60年代，货币工资的上涨也快得多。但是变动开始的时间较早，而且变化是渐进的。日本的罢工次数无明显增加。
但在欧洲内部，情况异常地一致。罢工浪潮在大致同一时间发生并都赢得了巨大的工资增长。许多罢工是由原先表现十分沉默的工人领头的。工人常常是无组织或组织很弱的。罢工是由普通工人发动的，大部分是非正式的，而且它们在开始时常常遭到全国工会领导的拒绝。因此，它们在本质上应被视为一种统一的发展趋势。 它们也标志着工业关系的分水岭，清楚地表明了那种协调一致已无法统一不同阶级的利益。1968—1970年以来罢工次数比50—60年代多了，而且许多罢工是非正式的（见表12.1）。工资激增也很快产生了经济影响：通过增加成本使利润进一步减少，并使通货膨胀高涨。 因此，这几年的工业动乱是重要的事件。但为什么会发生呢？ 初看起来，它似乎是过度积累的直接后果（见第十一章）。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60年代后期出现了繁荣。如我们所见，劳动力市场紧张了。积累只能在工资上升和设备更新加快的条件下才能维持。否则就找不到足够的工人来操作新安装的机器。因此，要使整个系统得以顺利地运行，就必须使工资较快地增长。 有效的充分就业也提供了抬高工资的机制。由于工人方面谈判力量的增强，工人就敢于提出较多地增加工资的要求。资本家拒绝了，这是本能的回答，但也是合理的回答。如果某个地方效益差的工厂被废弃了，而劳动力仍属短缺，实际工资就应当上涨。但与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这明显地将影响到公司的利益。工人以罢工行动来支持他们的要求。而且他们赢了，因为雇主找不到替代的劳动力，并且由于对商品的需求很旺，他们经不起停止生产而招致的巨大损失。资本家被迫同意增加工资，而对整个制度来说，为了维持积累，增加工资也是必需的。 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工人所赢得的货币工资的增长超过了为形成足够的设备更新及缓和劳动力短缺所需要的程度。结果不仅是实际工资增长，而且通货膨胀率也提高了。 罢工浪潮并不都发生在劳动力市场特别紧张的地方。在西德、意大利和几个较小的国家中罢工是发生在劳动力紧缺的地方，但在法国和英国的情况并非如此。 一般地讲，工资激增的确是过度积累的产物。而在长时间繁荣的许多时候，充分和迅速扩大的就业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必需的背景条件。它培育了没有大规模失业记忆的新一代工人。但除了这种一般的观察以外，我们还必须具体考察一下50年代后期以来的积累方式。 欧洲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经历了持续的繁荣。物价和工资加速上涨，工资激增先后发生在1961—1962年的西德和1962—1963年的意大利与法国。意大利在1963年随即出现了国际收支困难，法国在1964—1965年，西德在1965—1966年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自1960年起迅速下降。 如同我们在前一章所认为的，利润的减少从根本上反映了过度积累。劳动力市场变得非常紧张，货币工资迅速上升。公司则因面临国际竞争而无法将增加的工资完全转嫁到价格上去。美国经济停滞，而价格十分稳定，它的出口价格主宰了世界制成品的出口价格。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使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大幅度下降，从而增加了对成员国工业的竞争压力。失业的出现并未先于紧缩政策这一事实表明，实际工资的增长并未超过调整设备更新的速度使之与积累和劳动力供应的步伐一致所要求的幅度。 政府对利润下降和竞争力减弱作出的反应是实行紧缩政策和收入政策。1963年意大利银行纠正了货币政策，造成了1964—1965年的严重衰退。失业率由原先较低的2.7％上升到1966年的4.3％。法国1963年德布雷的稳定计划体现了紧缩政策。失业率由1961—1963年的1.4％缓慢地上升到1968年的2.7％。邦达斯银行在1965年迅速收紧了货币政策。1966年中，西德的失业率就自1959年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就业岗位空缺率。英国的紧缩开始于1966年的“七月措施”。实行这些措施是为了避免英镑的贬值。失业率从1965年的2.3％上升到1967年的3.8％。 法国政府在1964年试图与工会通过谈判实行自愿的收入政策。当这种“聋子对话”失败时，当局对公共部门施加了限制。西德当1966年社会民主党进入政府时，工会与其所倡议的“一致行动”计划进行了合作。该计划包括长期合同和工资增长的上限。意大利政府并不打算实行收入政策，但政府说服了冶金工人将重新谈判他们三年合同的时间从1965年推迟到1966年，而冶金工人的解决办法传统地为其它部门定了调子。英国工党政府在1966年采取了一项法定的收入政策。继6个月的“严厉限制”之后，实行了6个月的工资冻结。直到1969年之前还进一步实施了其他步骤。 收入政策常被提出来作为对紧缩政策的更好的替代者，因为它无需缩减生产。但从雇主的眼光看来，这两种政策中的任何一种要取得真正的成功都有赖于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实际工资并改善潜在的赢利性。降低货币工资可使通货膨胀和实际工资的上升都有所减缓，因为较低的成本增加使雇主能在竞争较弱的地方提高利润率。但在实际上这两种办法常常是殊途同归的。收入政策以说服工人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增长为目标；紧缩政策则以减弱工人的谈判地位为目标，从而使工人没有其它选择。紧缩政策作为收入政策的唯一替代者的威胁在辅之以紧缩性的治疗尝试之后更为有力。 仅仅是收入政策还很难削弱工人的力量或促进合理化，而紧缩政策可同时做到这两者，尽管由于市场缩减了，资本的短期盈利将受到影响（见第十八章）。 雇主们也对工人的实际工作和在工厂层次的谈判机构发动攻势。在西德和意大利，这样做的结果明显地使工厂这一层增加的工资减少了。在法国，看来主要是在大兼并浪潮中采取了合理化的形式。在意大利，这还包括劳动强度的提高。在英国则采取了生产率协议的形式，其目的在于削弱车间工人对实际工作的控制。 这些发展是以国际竞争的暂时缓和为背景的。美国经济进入了越南战争的繁荣时期，其出口价格开始大大上升。这有助于欧洲资本通过提高价格来降低实际工资。这些政策是成功的。1966年利润份额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都扭转了。以后直到1969年利润率都是上升的。 但工人中的愤懑情绪上升了。紧缩、收入政策和对工厂奖金的进攻使工资降低了。收入政策还使收入差别减少了，工会的行动则受长期合同的限制。雇主的攻势使工作条件变坏并使工厂一层的工会代表无法起作用。 罢工浪潮是这种愤懑情绪的滞后表现。在西德和意大利，反击的较好条件是在60年代后期的繁荣阶段因出现劳动力市场的紧张而形成的。但英国和法国工人并未等到经济上升才开始反击。在法国，学生的动乱起了促进的作用。法国工人阶级也有举行突然的类似总罢工的传统。他们在1953年和1936年就曾以这种方式罢工。而工人中受苦最深的是公共部门的工人，因为收入政策使公共部门工资的增长大大低于其它部门。因此，最初的罢工者大多数是国家雇员。 在英国，公共部门的工人也起了类似的作用。在那里的国营部门中实施收入政策也更为严厉，到1969—1970年冬就可看到公共部门工人一批接一批地拒绝他们领导人谈判达成的解决办法的新场面。英国工人运动的力量与传统则是另外的重要因素。车间的工会代表甚至在经济下降时期也能领导非正式的争执，他们相信管理人员不敢对他们使坏。 60年代中期的进攻也说明了罢工的自发性质。许多工会领导人已陷于参与收入政策和长期合同的安排。雇主的进攻也几乎肯定无疑是在工厂这一层。可以预期抵抗也将在这里开始。在那些受紧缩措施打击最重的工人和站在罢工前线的工人之间也存在一般的联系。前面已经提到了法国和英国的公共部门工人。英国另一些占主导地位的工人是汽车工业工人，他们也在雇主对车间组织和实际工作的进攻中首当其冲。在意大利，来自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非熟练的移民工人受苦最重，反攻也最顽强。 工资激增是获得工业和平的代价。在法国，工资激增也买来了政治稳定。 至此我们强调了罢工浪潮的相似方面。但再详细地看着两个主要的例子，以便领略一下那些激荡日子的风貌是颇为值得的。 意大利的热秋意大利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热秋标志着劳资双方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而这里的变化比其它地方都大。1968年以前，意大利的工会是很弱的。他们的人数较少，而且他们未能把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组织起来，这些移民愈益构成工业化北方的半熟练和非熟练劳力的多数。工会对工厂基层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在集体谈判中也不那么成功。他们在政治上分为共产党（CGIL）的联合会和非共产党（CSII）的联合会。与他们最接近的是相应的法国工会。 但是，自70年代初开始，半熟练工人已成为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大工厂中的车间谈判已具有普遍性，有效地进行全国性谈判亦成为常事。两个工会联合会在工作中紧密合作。现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 热秋也标志着在经济活动方面的一个巨大转折点，这种转折也大于其他地方。只有英国在70年代的经济情况与意大利一样坏，而且它总是处于靠近联盟国家的底部。而意大利则在50—60年代经历了“经济奇迹”。在70年代，意大利的实际工资增长率与生产率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为法国和西德的3倍，为英国的2倍。1968—1970年工资激增所反映的力量对比的变动几乎可以肯定是造成意大利突然跌到联盟底部的主要原因。的确，意大利在70年代实行的经济政策大半是为了适应这种变动或是扭转这种变动。 意大利的劳工运动在40年代后期遭到巨大的失败（见第六章），工会在整个50年代的活动仍未见成效。会员的数字不太可靠，但可以认为组织到工会里的工人数不会超过全部工人的10%—15％。冶金工人的数字比较可靠，即使在这个工会最有力量的部门，也只有20％—25％的工人入了会。几乎所有的谈判都是在行业或全国一级进行的，而且并不成功。有关工作条件的协议或者不为雇主重视（例如1950年关于解雇的全国协议），或者被用来损害工会代表与雇员之间的联系（如1953年全国关于工作委员会的协议就是如此，它使官方的工厂而不是工会的机构来代表雇员）。工业中最低工资的协议是由小公司占主体的雇主联盟所强加的，它规定的最低工资通常是“雇主付得起的工资率”（肯德尔，第164页）。 所以，工人常常得依靠雇主的仁慈。许多大公司故意采用“工资驱动”的办法来求得车间的宁静。 菲亚特公司给雇员分配住房是根据“管理人员对工人参加工会的情况、政治表现和是否驯服的判断。……有时菲亚特还把共产党工会联合会冶金工人工会的所有知名成员有计划地转到不久后就要关闭的特殊工厂去。……如果谁家有共产党员，他就得不到雇用。……无疑存在例外情况，但在整个意大利工业中是不难找到某种类似的政策的”（埃德尔曼和弗莱明，转引自弗拉纳根著作，第512页）。 这些强硬措施受到美国的鼓励，美国还威胁要撤销与共产党工会成员在工作委员会中占多数的公司的合同。 所以，实际工资的增长慢于生产率的增长而赢利率和竞争力则有所改善，出现这些结果是不会令人吃惊的。同样不会令人奇怪的是：伴随着资本积累的是雇员忧伤的积累。社会的压力是在缺乏有效和有组织的安全阀的情况下积聚起来的。 60年代初期有一个使这种压力可能部分地渲泄出来的机会。这就是意大利分享了这个时期的欧洲繁荣和随后出现的劳动力市场的总的紧张局面。在重要的北部工业区伦巴第，官方失业率在1962—1963年降到了1.7％。 这使劳动者的力量得到加强。工人们现在可以施加压力要求改善生活。政府本来可以在最初阶段以严厉的紧缩政策来进行压制。但政府起初采取了迁就的政策，直到1964年才转向采取紧缩政策。 基督教民主党希望与社会党结盟。当他们单独执政时，一直未能推进改革。他们也失去了选票而为左翼所得。1948年基督教民主党获得了49％的选票，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在一起才得到31％的选票；1963年基督教民主党所得选票的比重降到了38％，而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得票比重上升到了39％。最后，社会党已变得更易为基督教民主党所接受，因为自1956年以后社会党已开始与共产党保持距离。 社会党人对这笔交易索要的代价是对劳动者进行收入的重新分配。基督教民主党人所付的报偿则是在工资上涨中给予方便。意大利银行的总裁是一位基督教民主党人和与社会党建立友好关系的有力支持者，他在罢工浪潮时期放松了货币政策以“允许”1962年和1963年的工资能够上涨。 工资大幅提高是由冶金工人带的头，而且这并非最后一次。冶金工人在1962年晚期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制造业的货币工资急剧上涨，全国的工资率在1962年上升了10.7%，1963年上升了14.7％，同时有较大的工资变动。 由于制造业的生产率在1961—1964年间每年仅增长3.6％，这就意味着较高的通货膨胀和较低的赢利率的某种结合。而世界制成品价格每年上涨不到1％，由于国际竞争而不可能把较高的单位劳动成本都加到产品价格上去。因此，劳动者在制造业产值中所获的份额由1960年的80％上升到了1964年的87％。利润及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则相应地受到影响。 政府和雇主都不准备接受这种再分配的比例。他们试图扭转这种局面。 政府在1964年实行急剧的紧缩，失业率开始迅速上升，在1965年达到5.4％。这就严重地削弱了工会。在全国范围，从冶金工人所达成的令人失望的工资协议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们的为期三年的协议本应于1965年重新谈判。但雇主说服他们推迟到1966年再谈，而到时他们所达成的到1969年期满的新的三年协议规定工资仅增长5％。其他加工工业也都达成了全国性的无罢工协议。 工厂一级工会力量的减弱表现为1964年与1965年工资的急剧负向变动。雇主们还乘机在实际工作条件方面发动了进攻。 “如果一个人阅读工会的报纸，并注意跟踪各个工厂具体案例的发展历史，他就会获得总的工作过程强化的印象。这是通过不同渠道采用不同方法而形成的。如缩减在某一特殊机器操作中的劳动时间，监管更多的机器；提高装配线的速度，推广刺激工资制度；增加繁重工作的负荷。”（M·萨尔瓦迪，引自弗拉纳根著作，第519页）
这些政策所获甚多。“1966年企业已通过降低单位成本的政策开始重建利润。最常用的方法是提高装配线的速度而一般并不同时按比例地增加工资。在几乎是所有被研究的工厂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变化。”（M·萨尔瓦迪，引自弗拉纳根著作，第519页）单位劳动成本在1965年下降了2.3％，1966年下降了1,9％。 劳动者在制造业产值中占的份额自1964年的87％降至1968年的82％。国际竞争能力也提高了。在1961—1963年间，意大利的出口价格相对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出口价格指数上升了l.2％，而在1964—1968年间则下降了5.4％。强化劳动过程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明显地表现于经济下降时期制造业生产率的迅速上升。在1961—1963年间人均产值上升了4.2％，1965—1967年间又上升了7.l％，尽管在后一时期积累率是较低的。 然而意大利企业状况的这种改善再次以工厂基层工人痛苦的大大加深为代价。就如意共领导的工会的总书记所述：“尤其是在1965—1966年，工业合理化的过程引起了严重的紧张形势，并使人重新认识工人生活的有关问题，因为合理化过程采取了使力量对比对工人极为不利的方式。”（里贾奥，引自弗拉纳根著作，第520页） 这些不满情绪在经济条件改善以后出现的罢工浪潮中得到了表现。那是在1968年发生的。意大利经济在60年代晚期整个欧洲的经济繁荣中有所好转。当劳动力市场出现紧张时，工业中的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工人的方向倾斜。对抗开始于1968年春，但发展并不快。时事评论员称之为意大利的“滞缓的五月”。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形成了“热秋”的势头。其里程碑是1968年夏在皮累利发生的大规模自发性罢工的攻势。再就是1969年春在菲亚特出现的争执。 在这18个月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其一涉及到参加的工人。移民工人的不满情绪特别强烈，因为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参加工会组织，他们承受了困难的主要打击。他们也承受了大部分中左政府未能推进改革的后果，尤其是政府未能使移民大量聚集而社会设施极度紧张的北方一些城市现代化的后果。 然而，他们未曾发起对抗。在开始时，他们由于缺乏经验和组织不善而阻碍了动员，因此是其他工人先行罢工。1968年春罢工的主要是老年的熟练工人。皮累利罢工是由印刷工人发起的，而菲亚特争端是由熟练的、本地的北方工人领头的。年轻的移民工人是在1968年与1969年之交的冬天才第一次大批卷入的。学生活动分子和持不同意见的工会干部最初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制订并广泛宣传了工人们的要求。但到1969年秋，移民成了罢工事件的主角。 工人们也发展了新的战术。起先，工业中的行动采取了短期罢工的形式，这是50年代初以来工会的传统武器（虽然到1968年春，罢工时的纠察活动和骚动的水平非常高）。后来，更富想象力的战术是采取以较小的收入损失造成最大限度的生产混乱。全面罢工为“有限定点罢工”、“轮番持续罢工”和“怠工”所取代。最有利的是“五彩[1]罢工”［注：原文是指婚礼中投掷的五彩碎纸——译注］，不同的工人在指定的某时某刻按其工会登记卡号码的末位数的颜色轮番罢工。而当工人们要制止工贼或进行诱骗的经理人员时，就采取穿越工厂的游行而不是原来的布置罢工纠察线的办法。 公共部门的工人则试图打击国家而尽可能不影响对消费者的服务。于是，收票员罢工而火车司机照常工作。 工人与工会的关系也有了变化。工会起初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在发生争端的基层车间很少有正式的工会代表在场。1968年夏天在工会组织不存在的地方（虽然个别工会积极分子起了重要作用）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罢工委员会。而工会在1969年夏天之前并未以统一的方式对事态作出反应。 当他们作出反应时，他们则集中于他们的全国性要求。这些要求是围绕来自基层车间的四项基本要求提出的，即提高工资，减少差别，加强对工作场所的控制和让基层车间更多地参与谈判。他们也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以通过新的工厂一级的工会组织机构来沟通车间的活动。他们要求让工会干部进入工厂，并常常做到了这一点。工人们有时带上工会干部并肩通过门卫，而过去这些工会干部曾被禁止进入工厂。然后工会就在工厂组织大量的工作现场集会来讨论前述全国性的要求，这是战后以来所不曾有过的。一共举行了2—3千次这样的集会。 冶金工人的1969年12月协议在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协议包括每小时增加65 里拉（将近为平均小时工资的10％）的均一工资费率，到1972年将每周工作时数逐渐减为40小时；对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在他们生病时应给予同等待遇，限制加班时间并对减少的收入给予补偿。协议还第一次要求获得基层车间的同意。它也打破了其它部门的屏障。 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协议是1970年的工人宪章。它撤除了工会在工厂一级活动的一切障碍，并给予时间和设施。它形成了在大工厂的分厂一层谈判的发展基础，而这正是意大利经济在整个70年代的一个特点。 1968年5月与意大利稳定地逐步形成的情况不同，法国在1968年5—6月间的总罢工是完全出人意料的。 1968年3月22日南特莱大学的学生在占领高等教育机关时创立了“三·二二运动”组织。这个新的组织联合了原先分散的左翼学生。5月2日，校长不定期地关闭了南特莱大学，并且说：“在教职工中有一种奇怪的气氛……一种非常近乎战争的精神变态。”（波士南，第64页）共产党的领导人马歇则用以下的说法来谴责学生，“南特莱和任何其它地方徒劳的假革命者，他们丝毫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现实。”（同上引著作）当局明显地感到不大乐观。他们命令500名防暴警察包围了这幢建筑。 第二天索鲍尼（巴黎大学神学院）的院长召唤警察来到一个抗议关闭南特莱大学的学生集会。防暴警察发射了催泪瓦斯并且逮捕了600名学生。巴黎大学的神学院及科学系被关闭了。大学教师全国联合会号召举行抗议罢工。 5月6日，防暴警察冲散了在巴黎举行的有6万名学生和教师参加的有力示威。700多名示威者在医院接受了治疗。学生竖起了路障，罢课开始扩展到全国的大学和高等学校。第二个最大的工会联盟（CFDT）支持学生的示威。而最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工会联盟（CGT）却不支持学生。第二天，共产党谴责示威是受纵容的冒险者的行动。 5月8日，马赛学生的示威有许多工人参加。第二天，迪戎的共产党工会违抗上级的指示，支持了学生的示威。 5月10日（星期五），学生占领了巴黎的拉丁区并建起60处路障。防暴警察发动了进攻，据报道还强奸了街上的一些妇女。巴黎30个高等学校中有20个举行了罢课，全国有350多个高等学校被占领。工会联盟号召在5月13日举行总罢工以抗议政府的镇压。 罢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次示威是战后以来最大的示威。共产党工会试图隔开工人与学生的分遣队，但失败了。防暴警察从索鲍尼（巴黎大学神学院）撤离后，学生随即占领了大楼，张挂出许多红旗，并在一个屏障上写着“欢迎劳动者和工人来和大学生一起讨论共同的问题”。这个地方就成为这次运动的总部和橱窗。学生行动委员会开始协调示威并与工人组织接触，很快就与雷诺、雪铁龙、法兰西航空公司、隆尼—波兰斯以及巴黎地铁工人建立了联系。 5月14日，南特市萨特飞机工厂的工人把厂长锁在办公室里并且占领了工厂。广播工人投票决定罢工以抗议关于事件的新闻报道。到这天晚上，几乎所有大学都被占领或在罢课中，许多医院也是这样。 5月15日，非共产党的工会联盟（CFDT）的领导人在索鲍尼（巴黎大学神学院）与学生站在同一立场上。乔治·蓬皮杜总理说：“偏激集团（类似于‘狂热极端分子’这一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用来形容极左派的名词）正在鼓励扩大以破坏社会为目标的混乱……”。学生们采用了这样的口号，“我们愈来愈狂热了”。那时，所有的雷诺工厂都被占领了，学生和工人在雷诺工厂和萨特飞机工厂举行联席会议以计划未来的行动。共产党工会很快失去了对其甚至是最忠诚的下属工厂的控制。 5月17日，全部空中交通中止了，邮局工人也举行了罢工。许多被占领的工厂正在组织托儿所和讨论其他有关当地居民的事项。罗列—大西洋区的分配系统完全垮了。学生、工人、农民组成了联合委员会来组织供应。警察工会警告说它的会员也正在接近于罢工。学生开始了从索鲍尼（巴黎大学神学院）到雷诺工厂的穿越巴黎的“长征”。尽管共产党工会反对，他们还是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演员工会也要求获得民主决定演出什么节目的权利。法国的制片工人团结一致地搅散了戛纳电影节。电台记者接管了新闻公报。非共产党的工会联盟（CFDT）号召工业的民主化。 政府建立了保卫共和国委员会。极右翼集团愿意给予支持，其交换条件是释放监禁中的右翼分子萨兰将军。一次公众的民意测验表明，55%的人支持学生，60%的人赞成建立“新社会”。 5月19日，社会党领袖孟代斯·弗朗斯要求政府辞职。戴高乐宣称：“改革者，行！社会渣滓（无法翻译的军人粗话），不行”。而学生们则采用“这种人，就是他！”的口号。罢工已席卷所有运输、国营工厂、冶金、银行及公共服务部门。 第二天，全部矿场和港口都关闭了。米歇林和匹乔特的工人罢工了，雪铁龙的非工会工人占领了工厂。共产党工会的书记塞古宣称，他对诸如“工人控制”这种无聊的想法和“社会改革及其它发明”都不关心。相反，“彻底地干意味着工资的总的增长，有保障的就业，较早的退休年龄，减少工作时数而不少付工资，以及保卫和扩大工会在工厂的权利。”然而，共产党工会的技术人员分部还是出来支持了学生和工人的控制。 5月21日，1000万工人举行罢工。雇主协会的总部也被占领了。年轻的地方法官组织了协会并投票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政府则收回了独立的广播电台使用的设施。 5月24日，警察所遭到洗劫，股票交易所被烧着了，警察袭击了旁观者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发生了法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示威。右翼报纸《费加罗报》的工人拒绝印刷社会学家雷蒙特·艾隆所写的一篇文章，除非他“更为尊重事实”。 第二天，政府开始与工会领导人谈判。社会党的弗朗西斯·密特朗要求举行选举。5月26日左翼在迪戎市的地方选举中得票大大增加。 5月27日，政府、雇主和共产党及非共产党的两大工会签定了“格林纳尔协议”。协议包括：全面增加工资10%，增加最低工资，稍为减少工作时数，有限地扩大工会权利。全国上下的工厂集会都争论这项协议并且有压倒多数的人拒绝这项协议。罗列—大西洋公司的工会脱离了工会联盟，并宣称：“这场斗争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非共产党的全国工会随即拒绝签署这项协议并号召加强罢工运动。 政府中断了石油分配，保卫共和国委员会开始分发武器。戴高乐离开法国到巴登—巴登与法军司令马瑟将军协商。马瑟同意在释放萨兰将军的条件下，军队将支持任何合法政府，但不公开介入，除非共产党号召举行暴动。在关于当时这些很少为人所知的讨论的报道中，《经济学家》杂志警告说，“危险在于某些尚不为人知的军官干预一些地区总部的事务，他们将决定什么是他们能够容忍的限度。”（1968年6月1日） 同时，共产党人拒绝支持左派所要求的以孟代斯·弗朗斯为首的过渡政府，原因是他与新的运动结合得太紧密了。国家新闻署和主要的出版社罢工了。罢工运动达到了高峰。 5月30日，亲戴高乐派得到了汽油供应，用以精细地组织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仅在巴黎就有100万人）。口号包括“从科恩·本迪特（一德籍犹太人学生领袖）到大乔”。右翼集团向左翼示威者开了火。戴高乐解散了国民议会，宣布于6月23日及6月30日举行选举，并组成了一个与过去的情况类似的新政府。 在大部分工厂开始了谈判。共产党工会答应尊重达成的任何协议。一个沮丧的雷诺厂的工人记述，“在我看来我们似已接近于某种新的东西。”是接近了，但还不是十分接近。6月7日，防暴警察经过激战占领了在弗林的雷诺工厂。两天后，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极端派海外移民领袖乔治·毕道特回到了法国。许多外国学生及工人被驱逐出境。6月11日，两个工人在匹乔特被杀，一个学生在米伦被杀。几个左翼组织被查禁。6月15日，萨兰被释放。6月16日，防暴警察占领了索鲍尼（巴黎大学神学院）。第二天，雷诺工厂恢复上工。6月20日，匹乔特也恢复了工作，并发生了第一起工会领导人被开除的事件。6月23日，戴高乐派在第一轮选举中大大领先。100万工人还在罢工。6月30日，戴高乐派取得了选举的完全胜利。法国恢复了工作，也回到了资产阶级的正常状态。 法国总罢工的根本原因与其它国家的罢工浪潮是相同的。法国，如同意大利和西德，曾经历了60年代初期欧洲繁荣时期的工资激增。1962年和1963年，私营部门的工资分别上升了10.8%和11.1%，公营部门的工资则分别上升了17%和14.6%。在物价每年仅上涨4.8%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实际工资的大为增加和利润率的急剧下降。制造业的利润份额从1960年的23.9%降到1963年的19.8%。整个企业界的利润份额在同期从24%降到了21.9%。由于法国的物价上涨比美国和西德快得多，这也意味着商品竞争力的减弱。 1963年的“稳定计划”按设计者的意图是要恢复利润和竞争力。这些政策被结合进1964年和1965年制定的第五个计划。该计划要求利润增长的年率在1964—1970年间达到8.6%。计划的工资增长率被限制为每年3.3%。在关于在1963年10月至1964年1月间自愿实行收入政策的谈判失败之后，政府采取了四项主要政策。 其一是紧缩。登记的失业率从1961—1963年的1.4%到1968年的2.7%。另一项政策是控制公共部门的工资。在1964年5月采用“陶蒂”程序，规定各个特定部门的工资增长总数，而由工会和经理来谈判整个工资增长的分配。第三项措施是采用与主要公司谈判“合同计划”的协议。协议包括订价政策和订价原则。其原则是：假如公司能对就业、出口、投资、和工资给予某种保证，他们可以把价格提高到足以重建利润边际。 协议是保密的，工人不知其内容。在1969年，大约85%的工业企业都订了这样的协议。 最后一项政策是鼓励巨大的兼并浪潮以促进合理化。这是戴高乐使工业落后的法国实现现代化的部分尝试，如他所说的，“要使法国与所处的世纪相称”。 这些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在私营部门降到了1965年和1966年的每年3.9%以及1967年的3.4%。公共部门的工资被压得更低，在4年中降到了比私营部门还低9%。每年兼并的价值比1966年和1967年相当稳定的趋势增长了2倍多。 法国的通货膨胀率降低到了和西德及美国差不多。紧缩使生产率的增长有所放慢。尽管设备利用率较低，制造业和整个企业的利润份额却无多大变化。如同在大多数紧缩时期一样，利润率不会很快上升。但是，利润生产的潜在的条件改善了，就如1968年5月以后的扩张所证明的。 这种缓慢的成功是以雇员不满情绪的积聚为代价而获得的。其中包括整个实际工资增长缓慢，而对公共部门的工人来说，他们的处境比私营部门更为恶化。因合理化而造成的混乱也是重要的问题。在五月事件后不久发出的一篇政府报告所概述的原因是：“未能理解变化的阻力，未能打好基础以应付伴随现代化而进行的兼并、合并及由企业经营失败和解雇造成的前所未有的混乱。劳动力市场上的变化来得比预期的要快得多，它过份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自动调整和流动性。”（弗拉纳根，第605页）在这个意义上，1968年5月是戴高乐试图强迫法国工业与20世纪“结合”所付的代价。 在明显的速度、规模和所抱的目的的差别之外，法国的罢工浪潮与意大利的罢工浪潮还有两个主要差别。其一，在意大利是劳动力市场的紧张起了主要作用，而法国罢工的发生则与1960年以来的最高失业率及生产能力过剩有关。另一个差别是，意大利的“热秋”持久改变了工业关系和经济状况，而总起来说更具戏剧性的法国的经历都没有带来什么较长期的变化。 很清楚，学生的动乱对法国罢工爆发的时间有重要影响。罢工事件本身则与工人中积累的不满有紧密的联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戴高乐的现代化战略的产物。在50年代，大学生的数目增长不快，仅从1949年的13.5万增加到1960年的22万。但在60年代学生增长的速度加快了，到1967年秋，在校的大学生已达52万人。这种增长远远超过了大学设施的供给。在1967—1968学年仅在巴黎就多了三万大学生。 政府的回答是打算以类似于英国竞争性选择制度来代替只要取得某种学历资格就保证取得大学学位的制度。点燃“三·二二运动”的在南特莱的占领行动就是为了抗议这种提议。政府的镇压则在引起对学生的同情方面起了作用，如果对学生的抗议不是用催泪瓦斯来回答，工人大概就不会那样倾向于支持学生。 最后，法国劳工运动的结构与传统也是重要因素。在戴高乐统治下，集体谈判的形式难以存在。工会会员数急剧下降到只有战后初期水平的一半。1968年，仅有15%的工人参加了工会。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工会的入会率甚至更低一些。这并不反映少数组织得好的部门的情况，和像美国那样的许多没有组织的部门的情况。在美国，工会的平均入会率与法国差不多。在法国的私营部门中，印刷业是法国唯一的工会入会率很高的行业。公共部门的工会入会率虽高，但工会的活动仅限于处理个人的痛苦和不满以及仿效进行“陶蒂”程序规定的工资谈判，然而一无所获。因此雇主和政府可以在事实上任意地无视工会的意见。在戴高乐时期，他们几乎一致地选择这种做法。 工会入会率低并非单纯地反映了对工会的淡漠态度或是缺乏战斗性。按照法律，凡是有雇员50人以上的一切公司都必须建立每年由工人选举产生的企业委员会（其职能主要是咨询性的，仅在保健和安全方面有某些责任）。在1967年和1968年参加这种选举的大约占总人数的75%，80%—90%的选票投向工会提出的候选人。 但是，参加工会的人数太少，确实影响了工业中的斗争形式，结果是，主要的罢工几乎不变地是从基层开始的，并且大多脱离了工会的控制。如一个报导评论员所说，工会“就像冲浪板的熟练驭手那样在工作”。 罢工常常是跟随着由少数主要工厂发出的“信号”而来的。1968年，多半是由雷诺工厂和萨特飞机工厂起这种领头作用。 五月事件为什么未能改变工业的关系结构（更不用说整个社会的关系结构了），主要原因是共产党工会和共产党所采取的态度。共产党工会是出类拔萃的最有力量的工会联盟。它的会员数大约相当于非共产党的第二大工会（CFDT）会员数的3倍，并且在企业委员会的选举中得到大约一半的选票。共产党则是法国政治中的重要力量。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组织在斗争的关键阶段所起的作用。 《经济学家》杂志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况：“每当一个人听到某人在法国广播电台上咒骂‘冒险份子’时，他可以肯定被咒骂者一定是科恩·本迪特或其他某个左翼学生。但是他无法猜测讲演者的政治色彩。讲演者可能是戴高乐分子，也可能是共产党人。然而，如果某个人在谈论革命、结构性变化或是社会主义社会，则可以放心地认定这个人不会是一个共产党人”（1968年5月25日）。 它还做了十分精明的分析：“学生点燃了革命之火，而为共产党人所扑灭。” 现代的革命要求有一个革命的形势，同时要有一个准备掌权的政党或组织。当法国确实到了无法前进的时候，可以说是具备了革命的形势。但是素来自称起革命作用的政党现在却没有显示要去完成这场革命的任何迹象。共产党人爬上了领头的“乐队车”，但仅仅是给按上了刹车器。这不是因为他们希望保持戴高乐将军的统治，而是因为他们正在使用一种革命武器，即无限制的总罢工，以此实现一种议会的目标，组成民众阵线政府（《经济学家》1968年5月25日）。 没有人能够肯定，如果共产党曾试图领导1968年5月的革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的确，这样一个问题已无多大实际意义。共产党的行为并非突然地发生了偏差。它在1968年5月一开始就要扼杀这场革命运动的意图与其在过去30年中（包括战后初期，见第一部分）所走的路是一致的。然而，有两件事情是清楚的。其一，它的战略即使按它自己的条件也是一种可怜的失败，因为戴高乐派在6月选举中轻易地取胜了。其二，通过谴责非共产党工会实现工业民主的要求和限制关于传统的工作报酬和时间问题的谈判，共产党工会保证了五月事件对未来工业关系的结构将不会有多大影响。提出要同时进行无限制的总罢工的共产党工会甚至未能组织起群众性的基层工会运动。 紧缩与1970—1971年的衰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1968年和1969年期间，货币和财政政策都迅速转向紧缩。这种情况以美国的发展为主导，但其它地方也都明确地转向紧缩，而上面所述的物价加速上涨和日益增长的经济与社会的不安定更促使转向实行紧缩政策。 这种转变的后果是出现了一次极为同步而较轻的衰退。1969年下半年到1971年下半年，未被利用的生产能力的比率上升了大约3个百分点，美国和日本上升较多，而欧洲上升较少。从经济周期的高涨到低落时期，美国登记的失业率由3.5％上升到5.9%，欧洲则由1.8％上升到3.0％。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1970年达到5.0％的高点，而由于衰退和价格管制的结果，通货膨胀率在1972年降到了3.3％的低点。欧洲由于工资激增，通货膨胀率高得多，1971年曾达到7.5％的高点，然后仅在少数国家有所下降。 政策制订者对在失业率上升情况下的物价僵硬感到失望。“滞胀”一词开始成为普遍用语，对凯恩斯主义“高调”的有效性则出现了日益增多的怀疑。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我们把国际金融系统和美元的命运交给了1968年的决定（1970年实施），即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特别提款权的决定（见第十章）。 如果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如预期那样有所改善的话，这一措施或许能支撑美元一个时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随着贸易平衡的收缩，经常项目更形恶化，企业的海外投资在1965—1970年间翻了一番。而1968年和1969年因美国银行通过高利率吸收了大量短期资本而掩盖了这种情况，在这两年中流入了120亿美元，弥补长期资本的流出还有余。与此同时，外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减少了。但在1970年，这一政策被急剧地扭转了，当时货币政策变得十分宽容。美国允许在今后4年中货币供应量每年增长10％或更多一些，而在1969年货币供应量实际没有变动。可以预期，随着利率的下降，这120亿“游资”也将离开美国银行。加上本已大量流出的长期资本，美元的抽逃变成了一场混乱的溃逃。1970年，外国中央银行获得了170亿美元，而美国失去了25亿美元的储备。1970年，支持美元的储备比前10年更为恶化。 1971年5月发表的数字表明美国的经常项目随着利率的进一步下降而显著恶化。流出美国的货币进入几乎所有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但特别是流入那些货币坚挺的国家，如西德、瑞士、奥地利和荷兰。仅西德一国在1970年就获得90亿美元，并在1971年头5个月获得了40亿美元。 获得美元的国家大多对之无能为力，尽管他们担心信用将会扩张，通货膨胀将会上升。手头拥有的美元数额过大，因而很难阻止美元流入的增加，而这正是由于销售债券引起的货币供应量激增所致。无论如何，如果试图这样做，就只能阻止利率的下降并保持货币对那些急于脱手美元的人的吸引力。最初，许多中央银行都通过所谓的欧洲货币市场把美元贷给欧洲的借主而获得超过美国利率的盈利，把坏事尽可能变成了好事。这就刺激了这些美元贷款的“海外”市场的发展。资金常为投机者所借去。他们随即将资金投入预期将重新定值的强货币，从而形成一种骇人听闻的螺旋，即由各中央银行给投机者提供资金而使他们在货币重新定值时坐收巨利。 1971年3月，各中央银行同意冻结欧洲货币市场上的储备存款。但投机的压力继续存在，对欧洲美元借贷的高需求把市场利率推到远远高于通常在美国利率之上加0.5％的水平。反过来这又导致进一步从美国抽走美元而将之存入欧洲货币市场。在1971年4—6月，从事美元投机的金额达到了每年140亿美元的水平。许多外汇市场暂时关闭，仓促调整了汇率，强货币升值了，或者象西德马克那样，实行浮动汇率。看来，这些不过是准备动作。 认真地开始行动是在夏天。美国1971年第二季度的贸易第一次出现逆差。7—9月份，投机资金按每年350亿美元的速度抛售美元，在8月份的头两个星期，非美国的中央银行开始普遍地不遵守他们不用美元储备兑换黄金的协议，美国的黄金储备惊人地迅速下降。尼克松总统对此在1971年8月15日作出的回答是，不定期地推迟允许美元兑换黄金。他抓这件事的作法正如他永远留在磁带上的话：“对于里拉，我不给它一个（此处录音被消掉）”（威廉森，第175页）。他还对进口货物实行10％的附加税。后来4个月，所有主要的货币都实行浮动汇率了。经过某些艰苦的谈判，在1971年12月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签署了史密森协议。协议规定建立新的固定汇率体系。在欧洲国家坚持认为美元必须贬值以后，美国同意象征性地提高黄金的价格。但没有人认真地提议要将美元兑换黄金。的确，鉴于美元的虚弱地位，这已不再成为问题了。那年发生的事情，加上他们将大量流出的美元（1971年整个逆差达到300亿美元，比前10年的累计数还超过70％）中的相当大部分在不再允许美元兑换黄金之前的几个星期中换成了黄金，大大降低了潜在的黄金支持美元的程度。到1971年初，美国的黄金储备仅够支付外国持有美元总数的32％。12个月以后，黄金储备仅相当于外国持有美元总数的18％。 黄金作用的进一步减弱差不多等于承认了现状。史密森协议对美国的主要好处在于新的汇率包括美元对其它货币较8月份以前的汇率贬值9％，从而增强了美国的竞争力。但这一贬值的幅度比美国所要求的要小得多。在谈判中，美国曾表示要寻求一种能使美国的经常项目增加130亿美元的美元汇率。这能使美国的经常项目每年盈余90亿美元，足以弥补每年流出的60亿美元资金，并通过每年减少对其它国家中央银行的30亿美元债务而增强对美元的信心。 美国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外流在1972年下半年重新开始上升。第二年初就出现了危境。1971年的事态与1973年2—3月份的投机相比只不过象是小镇上的扑克牌赌博。2月份，当日元浮动时（英傍早已在1972年6月开始浮动），史密森协议遭到了严重破坏。史密森协议曾被尼克松称为“现代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货币协议。”（吉尔伯特，第164页）这时又将美元进一步贬值10％，是由于认识到史密森协议还不能够充分恢复美国的竞争力。而这一点已为美国的制成品进口上升所证明。继1971年上升20％之后，1972年又急剧增加了27％。“显然，外国的工业正在进行重大调整并加强销售努力以扩大其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吉尔伯特，第105页）但即使是这种进一步贬值也未能恢复信心，就象美国财政部长所宣布的，美国将不进行干预以支持美元并打算取消对资本输出的一切控制。 仅在1973年8月1日一天中，西德就吸收了27亿美元，而在整个1973年第一季度，美国的储备情况又下降了100亿美元。3月19日，各主要中央银行重申维持其汇率相对于美元的上下波动幅度不超过2.25%的承诺。这样，在1971年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以后仅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第二个原则也已正式废弃了，也就是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现已消亡。 美元贬值美国当局寻求美元对其它货币的大幅度贬值从而改善美国的贸易平衡的决心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是否早在1970年就设计出推行这种贬值的货币政策则是另一个问题。一方面，降低利率预期将导致美元外流。有人认为，扩张的形式是采取货币扩张而不是减税，就是这种意图的证明。另一方面，美国实行了一系列显然以支持美元为目标的紧急措施。在1971年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之前的最后一周中，美国从其他中央银行借款2 0亿美元以图维持当时美元的水平。美国确实对美元实行了一种“宽容疏忽”的政策，为国内的原因扩张经济而忽视对汇率的影响。到1973年初，情况清楚了，他们不想做多少或干脆不做什么事情来保护汇率免受国内政策的影响，而对欧洲及日本的中央银行阻止美元找到恰当的汇率水平的意图则愈来愈怨恨。 这样一种情况确实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如果美国政策的主要倾向是试图尽可能地扩大国际收支逆差（经常项目和长期资本项目），以便用付给美元纸币来攫取世界其余部分的实际资源。与此相反，既然许多占统治地位的跨国公司所主要关心的是巨大的且日益增长的资本输出率，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如果这些资本输出主要靠经常项目的盈余来筹资而不是无休止地增加美国对外围中央银行的债务，情况就会好得多。这些债务的偿还确实是便宜的（在1968—1974年间实际短期利率平均仅为0.4％）。然而，欧洲和日本的激烈竞争使得以低汇率来维持国内制造业的地位变成极为重要的事情。这将帮助国内工业保持其市场份额和赢利率，而欧洲及日本的公司将被迫提高他们的美元价格以补偿美元对他们的货币的下跌。确实，美国企业巨大的资本输出为美国需要保持经常项目的盈余提出了一种“辩护”的理由，而当史密森会议讨论调整汇率的幅度时也曾用了这样的理由。这种争论在随后几年讨论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时曾一再重复；在这些讨论中美国一直认为应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结合来确定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 因此，美国“需要”经常项目的盈余来为资本输出提供资金。自然，美国可以（也确实这样做了）要求有比这更大的盈余以便开始削减巨大的“过分突出”的美元债务，而这对于在一旦恢复对美元的信任以后恢复美元与特别提款权的兑换是必要的。美国在1972年11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基本谈判立场是：各国货币应钉住特别提款权，但在他们的储备跌落到某个预定的告警水平以下或超过某个预定水平时，就应当采取贬值或升值的措施。这个主张是直接指向“盈余国家”，特别是日本和西德的，并且企图将他们约束在一种不能一直保持盈余的制度之中。 盈余国家这种所谓的“储备指标计划”从来不是十分认真可行的。按这种计划，储备的重大变化将形成一种几乎无法改变的推断，即汇率即将发生变化，从而鼓励了事实上是一种赌博的投机。但其重要之点是，它强调了美国阻止马克或日元长期处于定值过低状态的决心。这种关心可由以下的事实得到证明，那些盈余国家曾一再表明他们以巨大的努力（实行资金进口税，鼓励资本输出，甚至像日本，实施进口大量供贮存的原材料的计划）来阻止他们的货币升值的意向。如果那些盈余国家感到他们必须有盈余并以此供美国弥补逆差所需的资金是受剥削，那么上述行为就很难令人理解。相反，他们的出口部门（在两国都是很强的）在维持低汇率以便尽可能扩大出口盈余中有很大的利益。这并非主要出于某种积聚储备的旧时的愿望，不过它对中央银行来说也许是令人鼓舞的，并且当他们通过贷款给较弱的国家以获得影响时，也是有用的。基本的关心则是他们的出口部门在出口销售中获得利润而产生的眼前利益。货币升值，在使进口货物的价格下降而使工人的生活费用减少的同时，将减少他们在国外进行有利可图的竞争的能力，尤其是在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时将减少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 尽管欧洲人和日本人坚决抵制将对盈余国家施加巨大压力的储备指标计划，他们仍坚持美国应在事实上重建美元的可兑换性。“从美国的立场看，要求美元的可兑换性也就是要求保证信用工具（美元）的交换价值，这些美元是用来支付美国的逆差的，而盈余国家则拥有使其盈余不断增大的自由。”（吉尔伯特，第185页）他们不打算赞成的是“美国应通过美元贬值而形成巨大的、持久的出口盈余，即以货物来赎回它的不需要的美元，但这种处理办法对将经受日益增强的美国竞争的欧洲出口部门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B．特，第192页）正是同样的担心使西德和日本当局继续在升值的问题上表现犹豫，不愿见到他们的货币被其它国家持为储备货币。理由很简单，对有关货币的这种额外需求，将使这些货币维持较高的汇价水平，并使他们的出口盈余因此而减少。不管作为一种储备货币可能获得的声誉和影响有多大。都不足以补偿因货币定值过高而损失的出口利润。 美国的竞争力与国际收支问题美元相对价值的不断下降显著地提高了美国的竞争力。在1970—1973年间，美元对日元的比价下降了24％，对西德马克下降了24％，对美元以外的货币平均（按其对美国贸易的重要性加权）下跌15％。而且，由于美国单位成本的上升确实低于同期与其竞争的国家，美国的成本竞争力平均实际改善了27％。按美元计算，美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上升了6％，而日本上升了72％，西德上升了64%。 这种竞争力的提高无疑有助于阻止美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1972年以后的几年中，消费品的净进口额稳定了。资本货物的净出口在1972—1974年间翻了一番（石油生产国的旺盛需求起了积极作用）。随着粮食需求的上升，美国突然成为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农产品贸易盈余由1972年的15亿美元增加到1974年的105亿美元。如果不是因为欧佩克提高油价与美国的石油进口增长（确实，鼓励了油价上涨）而使石油的进口费用上升了200亿美元，美国就会有大量的贸易盈余（见第十三章）。即使如此，美国的经常项目在1974年还是恢复了盈余，但盈余不够弥补资本的外流，结果是增加了将近90亿美元的美元债务。在旧的国际货币制度解体的过程中，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从表12.2 中可见一斑。
尽管获得了巨额利息（每年将近90亿美元），平均说来这个时期没有什么经常项目的盈余。除了420亿美元的长期资本外流之外，还要加上一个新的因素，即220亿美元的短期资本外流，这是由于外国公司和个人从美国银行提走了现金或是增加了他们从美国银行的借款。全部大约600亿美元资金的流出是由工业国家中央银行增加美元储备来弥补的。 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中央银行被迫持有额外增加的美元，实际上他们本想抛售一部分他们现有的美元。在1971年后，当他们无法以美元兑换黄金时（在整个这一时期中，美国的黄金储备仅减少了25亿美元），他们购入这些美元仅仅是因为他们打算通过销售本国货币来阻止其货币的进一步升值。为什么他们保持这些美元储备而不是售出美元以购入其它货币？其理由是，尽管美元的相对价值在70年代初下跌了，但是在纽约的美元投资仍然具有吸引力。1974年，工业国家的美元储备不再增长，而同时欧佩克石油生产国的储备却上升了310亿美元。这些储备大部分存入了欧洲美元市场，这表明石油生产国的中央银行宁可将储备存入美国以外的银行而不把它们存到纽约去。这些欧洲银行有许多是美国银行的海外分行，它们充当需要借出美元的欧佩克成员国和需要借入美元的国际收支逆差国的中间人，并从中获得相当大的利润。 美国资本无疑因具有能力从外国中央银行借入其持有的美元证券而得益。在1967—1974年间，美国获得的净利润和矛利息从53亿美元增加到155亿美元。与以往的时期相对照，增加的这些利润和利息都不能归入经常项目盈余的投资。其增加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确实代表了海外美国工业投资现有资本总量的货币利润的增加。但增加的收入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全部以低实际利率在海外筹资所进行的海外新投资。在去除一切强制因素之后，现在美国甚至己不再佯称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官方持有美元的上升表明美元是最好的储备资产。美国可以不用任何起码的政治力量而获得其工业和金融力量的利益。 当国际货币制度改革问题在1972年引起重大争论时，美国开始采取这样的立场，即“国际货币制度既不应妨碍也不应鼓励官方持有外汇储备”，并提出：“美国仍然认为特别提款权（SDR）的提洪是作为黄金的替代物而不是美元的替代物。”（威廉森，第176页）虽然美国承认这种情况，即美元最终可兑为特别提款权。但他们的看法是，这必须是由于美元具有足够的竞争力，能够在一个时期中形成足够的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盈余，从而使可兑换性成为一种现实的结果。但欧洲人（和日本人）不愿接受这个建议，既在理论上表现出他们拒绝接受必须使货币升值的提议，又在实践中表现出他们已准备好大量增加美元储备。欧洲人提议国际货币基金应将他们现存的美元储备转为特别提款权。这将保护储备避免因未来的美元下跌而遭受损失，但其代价是给美国增加了风险，如果要求它补贴国际货币基金（它将收购这些美元储备）的任何损失的话。这很清楚这就是要保持他们的蛋糕（通过拒绝升值、增加大量盈余而赚得美元）供自己食用（迫使美国保证他们通过贸易盈余积累的资产的价值）。从来不存在任何促使美国应当接受这类建议的理由。通过促使重新估值（如美国建议的与固定汇率相关的“储备指标计划”）来限制美国逆差的规模，或以官方声明指出美元定值过高（随后在浮动汇率制下有时也实行这种“开口政策”）与保持美元的国际作用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国际作用，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作用，是美国工业和金融力量的产物，它几乎没有因为美元可兑换性的终止和固定汇率制的结束而遭到削弱。 1972—1973年的短暂繁荣1972年和1973年初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非常迅速的时期。世界资本主义生产1973年上半年比1972年上半年增长了7％，工业生产增长了10％。这次短暂繁荣育三个明显的特点，它最终造成了商品价格的空前上涨。 1．它是高度同步化的，大约在同一时间发生在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2．它十分迅速。虽然生产能力的利用水平在上升时期达到的高度低于以前的繁荣时期（因此按传统标准衡量，经济“过热”的程度是低的），但扩张的速度快于1958—1959年以来的任何时候。而且，生产能力利用率在先前的上升时期开始时比在这次1972—1973年短暂繁荣开始时要低得多。 3．它比以前类似规模的上升对价格有更大的影响。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通货膨胀率在1972年上半年曾降到4％（年率），而1973年上半年按年率上升到了7％。 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是复杂的，而且是相互联系的。同步化发生在大多数政府同时由紧缩的货币和财政立场转向扩张的立场的时候。美国的财政政策在1970年是扩张性的，当时实行了一些减税措施并增加了向居民的转移支付，但这种刺激为后来的增税法案所削弱。在其它国家，1971年和1972年通常也都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又为货币的发展所大大加强。70年代的开头几年是放松货币的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70年初就开始加速货币供应。在1971年货币供应增长了12％，1972年还稍多一些。在1970年初到1972年初之间，短期利率降低了一半。几乎所有政府的扩张性政策是产生于三个主要原因。第一，1970—1971年衰退的同步性意味着各国政府发现他们同时处于类似的周期的衰退阶段。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对生产和就业的精细调谐标准就要求各国大致在同时实行扩张性政策。第三，美元离境（见前）所造成的国际流动资金的大大增加，使那些国际收支地位较弱的国家可以容易地借到钱。最后，1972年发生了为数众多的大选。在美国进行了总统选举，加拿大、西德、意大利和日本进行了主要立法议会的选举。这些国家加在一起，生产了大约70％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产品。选举的考虑促使实行“放开”预算以及扩张性的政策。 上升的速度主要取决于给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体系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有多大。而这反过来又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其一，高度同步化。其它国家采取的扩张政策是给任何由通货膨胀所提供的内部动力加上了一种外部的刺激。因此，政府对“所需”通货膨胀的程度在一种同步上升的情况下往往作出过头的估计，因为他们通常是凭过去在商业周期的国际同步性较少的时期得到的经验来估计的。 第二，美元的外流造成了更为扩张性的货币条件，这种条件超过了某些政府采取扩张货币政策所能提供的条件。在这里，我们可以区别两大类国家。一类国家是由于美元流入造成的有国际收支盈余的国家，扩张政策对其国内资金流动性的影响不会超过其所期望刺激的程度。英国、意大利和起初的法国都属于这类国家。对这些国家来说，扩张的规模并未受到美元危机的影响（虽然扩张的形式可能受到影响——由美元流入所形成的货币扩张的“自动”性可能已导致执行一种混合政策，这种政策比本来要采取的更多一些货币成份，而少一些财政成份，从而形成了一种低息贷款制度。） 另一类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因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和投机资金的流入而造成速度更快的货币扩张和较低的利息率，而单凭国内的标准就不会采取那样快的货币扩张速度和那样低的利率。日本在1972年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抵消按史密森协议日元升值所造成的预期的紧缩性影响，后来则是为了减少在实行短命的史密森制度时所获得的仍然过大的国际收支盈余。西德企图保持固定汇率，显然是不可能持久的，在60年代晚期到1973年3月期间，它由于遇到大量的投机资金流入，实际已使国内无法进行货币管理，西德马克只好实行浮动。 物价的加速上升是一系列发展相互影响的结果。与上次在60年代末欧洲因工资激增而刺激起来的通货膨胀不同，这次物价的加速上涨明显是从货物市场而不是劳工市场开始的。确实，工资仅在1973年开始追赶其它物价并形成一种广泛的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威胁。经济上升的高速度促使价格上涨，因为形成了若干“瓶颈”（短线），那些货物的价格上升了，随后则是引起连锁反应。但主要的物价上涨动力是来自两个因素的结合： （1）低利润率（它在经济迅速上升时期也未能提高）导致企业信心的低落以及两者的结合。公司对需求扩张所作的反应是提高价格和扩大生产，以图提高利润率。由于低利润率也影响到将可以得到的金钱用于生产性投资，投资者被鼓励去寻求短期的投机性的“赚大钱”的交易。 （2）非常宽松的货币条件（主要由于上面讨论过的美元危机）的存在导致出现负的实际利率。原则上说，即使一些货物的价格仅按平均率上涨，这些货物的投机性囤积也会是有利可图的。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实际上鼓励了更具传统意义的资产投机，预期资产的价格上涨要比总的价格水平的上涨快得多（如有足够的投机者作出相似的判断，实情将会如此）。起初，这种投机性的金钱都投向其传统的去处。从1972年初到1973年年中，伦敦的金价上升了1.5倍。从1972年初到1973年初，英国的新住房价格上涨了大约50％。在1970 —1972年期间西德的已经开发的建筑用地的价格上涨了三分之一以上。 如果说投机活动仅限于这些传统领域，那么它对整个价格水平的影响相对地就不会很大，因为它对其它货物的连锁反应将是较为温和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其它许多类别的货物价格开始迅速上涨，其上涨速度超过了总的价格水平，并吸引了巨额投机性资金。其结果是与商品繁荣及一次巨大的与经济上升缠在一起的通货膨胀。 商品繁荣在1972年美国和英国间主要商品交易的价格开始迅速上涨，在整个1973年仍保持了这种上涨的势头。1973年和1974年的价格上涨波及到主要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签订的合同中。价格上涨的幅度都差不多，两类价格以“实际美元”计算大致都翻了一番。这样规模的价格上涨在和平时期是前所未有的。 初级产品在这个时期的实际价格开始上升有许多原因。从供应方面看，几年来在初级产品生产的许多领域是投资不足的。这是由于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之间贸易条件逐渐恶化，担心在第三世界国家投资所处的政治环境不稳定或可能出现不稳定，而预期投资收益较低和不稳的结果。生产者的贮存量，尤其是美国的谷物缓冲贮存量长期以来也是下降的。最后的原因则是70年代初出现的特殊的临时性短缺，其中最重要的是1972年的谷物歉收（当年谷物产量比上年下降了3％，而不是象以往那样每年上升3％）。鳀鱼是动物饲料的一种重要的蛋白质来源，这时也从秘鲁沿海神秘地消失了。 从需求方面看，原材料加工部门的发展慢于其它部门，因而加强了迅速同步上升的影响。而由于仓库管理技术的稳步改进及预期相对价格会有所下降（这是因为以前就存在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用户的贮存也降到了历史的低水平。最后，日本政府在1972—1973年间为了降低日元汇率则鼓励贮存原材料。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足以使商品价格的上升大大超过总的通货膨胀率。而这又吸引了投机资金。许多商品市场在组织结构上是很适合于投机活动的，如有发达的设施，使在谷物收获以前就可购买谷物（期货市场），而且只需付少量的定金（保证金信用交易）。这种投机活动把价格进一步抬高了。 无法衡量在商品繁荣中投机活动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但它必定是相当大的。价格上升的幅度远远超出了平衡“真正的”供求所可能需要的程度，也远远超出了以往对工业生产波动所作出的反应。 我们知道，这个时期投机活动盛行，如在货币、黄金和不动产交易中，在商品市场上发生了许多广为人知的事情。官方评论的倾向，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倾向，试图降低投机活动的作用是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的。 上面的讨论并未区别不同的初级产品或市场。这反映了商品繁荣十分普遍的事实，因此这不象是不同市场发展极不相同而出现的偶然的巧合。但是，对某个市场，例如谷物市场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还是有意义的。这个市场在数量上是最为重要的（仅次于石油，石油将在第十三章单独讨论），并且具有大量的材料可以参阅。而且粮食价格的加速上涨主要是谷物市场情况发展的结果，在所有非石油商品中，粮价上涨对通货膨胀的总体影响最大。 谷物市场谷物是具有多种意义的大买卖。1975年，谷物的国际贸易达到1.6亿吨左右，大约500亿美元。而在战前，谷物的出口量很少超过一年3000万吨。所以谷物贸易的增长是很快的。为国际市场的生产集中在最有实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一国就占有世界谷物出口量的大约50％。最后，谷物贸易为少数最大的，也是最不公开的跨国公司——如卡吉尔，大陆，路易斯·德莱富斯，本奇与安德烈所操纵。参院跨国公司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在谈到这些公司时曾说过：“没人知道他们是如何经营的，他们的利润情况如何？他们缴了什么税？他们对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什么影响？以及关于他们的其他种种事情”（摩根，第9页）。卡吉尔在其公司的小册子中自夸地说：“我们的一些最好的顾客从未听说过关于我们的情况。”（同上引书，第4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谷物储存实行“不支持”政策，因为担心再次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价格崩溃。但这一方针在重建时期很快就改变了，给了农民巨大的津贴。 1945—1949年间，美国提供了世界小麦出口的一半。然而，从1948年起，持续的生产过剩成了问题。 农民在国会走廊的游说力量促使美国行政当局实行一种价格支持制度。在国际上则与加拿大达成了一项卡特尔协议，靠这个协议将出口价格压低到足以使新的生产者垂头丧气。 在50年代，处理剩余粮食的主要办法是按1954年通过的“480公法”进行所谓的“援助”，向购买美国谷物的各国政府提供廉价信贷，开始时可用本国货币偿还（美国因此在国际收支平衡中曾拥有大量印度卢比，而最后将其从账面上勾销了）。最初，四分之一的美国小麦出口和五分之一的大米出口是按“480公法”来支付的。到1959年，五分之四的小麦和十分之九的豆油出口是用这个办法支付的。 在60年代，政策离开了“480公法”而转向促进商业性出口。美国撕毁了与加拿大的非正式卡特尔协议并企图把加拿大挤出市场。1946年以后美国获得津贴的小麦价格足以在世界市场上抢走所有的生意。 在60年代后期，几乎所有主要的出口者都开始削减生产，显然是相信过剩的谷物将无法保持。世界粮食生产在50年代和60年代（除1965年和1967年，在印度干旱以后）曾稳定地增长。价格稳定，贮存上升。“绿色革命”的前景看来是很好的。据说，印度很快就变成了粮食出口国并在1971年由于贮存能力不足而停止了按“480公法”的粮食装运。 因此，四大小麦生产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对减少种植面积都给予大量津贴。他们的小麦产量合在一起从1969年的8000万吨降为1970年的6000万吨。 但这里并未估计到苏联发生的情况。苏联在50年代曾是小麦的净出口国（虽常发生粮食短缺，但靠削减消费，有时还是挤出一些粮食出口以换取硬通货）。但在1962年，诺沃切尔喀斯克发生了抗议食品价格上涨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开入了军队，枪杀了大约75人并将其家属流放至西伯利亚。1963年，苏联的粮食贸易机构从加拿大购入680万吨小麦，从澳大利亚购入130万吨小麦。美国肯尼迪总统对美国在这场小麦销售中没有份（当时美国有1600万吨谷物存在仓库）很恼火，并授权每年可将多达400万吨的粮食销往苏联。 在当时人们并未把这次销售看作是一种新趋势的开始。苏联的粮食生产在1955—1972年间翻了一番。但1970年波兰成功的食品骚乱之后，苏联尽管粮食丰收，还是从美国购买了780万吨粮食。在这个阶段苏联决定大量购买粮食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坏收成。1971年，苏联向美国暗示它有兴趣于经常性的谷物采购。美国作出了热情的回答，愿意给予贷款（苏联人未曾提出要求）作为对保证在3年中购买价值7.5亿美元谷物的回报。起初，谈判进展缓慢。 然后，在1972年6月，苏联粮食贸易机构的官员突然飞往美国要求“大陆”公司就400万吨小麦和300万吨玉米作出报价。按现行销售制度是由农业部规定“出口”（gate way）价格并付给公司低于内销价格的部分。显然，苏联人要求的销售数量抬高了内销的价格，也提高了补贴的开支（“大陆”公司声称助理农业部长曾保证保持这种补贴制度）。 这使“大陆”公司大为获利。他们按“出口”价格再打一小的折扣售给俄国人850万吨谷物。他们能给一个小的折扣是因为这个制度允许贸易商在购买时或交货时申报内销与出口的差价。很清楚，如果你等到交货时才申报差价就可以投机性地期望内销价格上涨。同样清楚的是，如果你而且只有你才知道有了一笔850万吨的订货，这就谈不上有多大风险了。 6天以后，美国宣布苏联接受了贷款，其附加条件是在3年中最少购买7.5亿美元的谷物。当时没有说的是，俄国人已经花了和上述数额差不多的钱。几天以后，即他们在完成相当于每年美国出口谷物的三分之一的采购以后，飞回家去了。一星期后，他们又回来了。这次他们又增购了600万吨。 美国行政当局声称未曾知道事情是如何进行的并在随后指控公司未作报告（对公司被允许在美国谷物的期货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数量是有限制的），但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现已公开）说明，中央情报局是知情的，并将情况告诉了农业部。美国肯定从这笔交易中得到了好处。1971—1975年间，世界谷物贸易在数量上增长了将近50％，大部分增长来自美国。他们的农场的出口值从1971年的76亿美元上升至1973年的176亿美元，而谷物贮存则从1972年年中的2350万吨降至一年后的700万吨。价格上涨使得不再需要对农场发放津贴。从事粮食贸易的公司景况颇佳。卡吉尔公司的税后利润由1971—1972 财政年度的1940万美元上升到1972—1973 财政年度的1.5亿美元。德莱富斯公司给它的最高交易人以120万美元的“特别奖金”，给他的两个下手每人75万美元。有争议的是，面对食品价格上涨的工人是美国唯一的受害者。 一个时代的终结短暂繁荣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它是开始暴跌、停滞和大规模失业之前的最后一次上升。所以，我们将在此稍作停留并估量其意义。 它的许多影响是十分明显和众所周知的。许多评论家同意价格的加速上涨在形成高通货膨胀预期中起了重要作用，这种高通货膨胀预期即使在后来大批人失业的情况下仍显著地具有恢复力。它使人从总体上对凯恩斯主义包括其所谓的精细调谐进一步感到失望。这促使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产生了政策的转变。放松银根制度将注意力集中于货币政策并导致与后来几年的货币供应意味深长的一致。对基本投入（包括石油）的高需求为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见第十三章）提供了重要条件。 但是，对繁荣的中断和其基本原因所进行的常规讨论一般来说是不充分的。最有影响的观点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一个报告中提出的。这种观点认为这些年愈益加深的经济困难是来自“不会以同样规模重现的不幸的失调异常地聚集在一起，其影响又与某些可以避免的经济政策的失误一起发生作用。”（麦克雷肯，第14页）所谓“不幸的失调”是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与商品繁荣，而“经济政策的失误”基本是指“所有制度都纳入了”1971年许多国家采取的货币政策，而这“是近期经济政策历史上最大的灾难”（麦克拉肯，第51页）。 这个估计对经合组织的最大成员国美国的行动来说是最为朴素的描述，也是最坏的辩护。因为“不幸的失调”决非“偶然的冲击”，而放松银根制度仅仅是一种政策偏好的一部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所发生的时间和采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在制度的其它方面实行一种放松货币的制度，并因而鼓励了投机活动，这反过来又促使出现商品繁荣。商品繁荣也以不同的途径影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商品出口者从繁荣中得益。主要商品进口者，其中最显著的是日本，则受到沉重的打击。最明显的表现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大大减少，而日本的顺差相应减少，许多欧洲国家的逆差也增加了。如在下一章将要表明的，随后的油价上涨对西德和日本的打击也比对美国的打击重得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