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十　美国统治地位的黯然失色


贸易的增长 　国际垄断寡头 　美国经济的回降 　国内的低积累 　国外投资 　
繁荣、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 　美国获利 　维持美元的代价 　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


　　我们在第八章着重讨论了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涨的动力。当然，在各国之间，高涨是很不平衡的，日本的积累浪潮比其他国家更为有力。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最最重要的方面是美国经济支配的削弱。本章将讨论这一过程的某些方面及其含义。
　　在高涨刚开始时，美国经济能力居压倒地位（见表10.1）1952年，美国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近60%,、工人总数的33%和企业固定资产总额的一半。对1950年人均生产总水平进行的仔细研究表明，以美国为100，英国相当于55，法国为46，西德37，意大利25。美国煤炭的生产率比英国、西德高3到4倍，为法国的7倍。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将近为英国的3倍或者西德的4倍，与日本的差距更大。1950年美国制成品的生产为西德的6倍，与日本的差距更大。1950年它出口的制成品为西德的5倍，日本的17倍。1957年世界最大的50家公司中，非美国的公司仅7家。

表10.1　　　　 美国经济的份量1950—1970年（%）
　1950 1970
美国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比重58①47
美国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固定资产总额的比重52① 45
美国人均产值与其他国家比较　　
　　英国182166
　　法国217133
　　西德270133
　　意大利400217
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英国279285
　　西德367232
　　日本——272②
美国占最大10国制造业产量比重62③44④
美国占世界制造业出口的比重3316
①1952年　②1953年　③采用罗埃对日本与西德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中的估计　④1971
资料来源 克拉维斯，表1；柏莱斯，1981，表41；勃兰森，表3.8，3.13；罗埃，表3



　　美国企业的优势在50年代初期比出口统计所表现出来的更占压倒地位。由于贸易竞争和货币限制特别针对美国产品，美国在西欧和日本的出口受到限制。尽管消除这些限制是美国在达成国际货币基金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协议中的首要目的，40年代贸易和支付过早开放的失败（见第四章），使采取与西欧和日本的出口能力相联系的自由化的步伐较为慎重。50年代初期由于自由贸易和支付，美国才能保证取得世界贸易的极大部分。只有使欧洲各国货币对美元进一步贬值，才能达到进出口平衡。


贸易的增长


　　繁荣时期贸易的扩张是罕见的。1951—1953年和1969—1971年间，世界制成品贸易量增长了349％，而同期世界生产量才增长了194％。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成品的出口在1950－1971年间扩大了480％。在这一巨大的增长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是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见表10.2）。它们对不发达国家和对东方集团出口的增长则慢得多。

表10.2　　制成品的出口1950—1971年　（按1955年价格，单位：10亿美元）
　19501971
西欧国家之间4.646.7
北美国家之间2.511.7
西欧国家与北美国家之间2.615.6
日本与欧洲北美国家之间0.313.7
小计10.087.8
世界其他地区14.353.2
总计24.3141.0
资料来源：巴契洛等，表2.4　　


　　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扩张的结果，使在这些国家国内消费的制成品中，进口部分大大增加。特别是在欧洲各国间，“进口渗透”远远超过5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那时的水平则接近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非常低的水平（见表10.3），而到1971年“进口渗透”甚至超过了第一次大战前曾经达到过的可观的水平。然而，在美国，“进口渗透”的增长（全部发生在60年代）代表了本世纪以来进口制成品的第一次严重侵入。主要的出口国中，只有对日本仍然无法渗入——其制成品出口的一切不寻常的增长，都用于支付飞速增长的原料进口（见第十二章）。

表10.3　　　 制造业的进口渗透1973—1971年①　　　（％）
　19131937 195019631971
西欧　②136 61117
美国32 238
日本3411 345
①进口占制成品生产与进口之和的%
②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非加权平均
资料来源：梅泽尔斯，表6.4；巴契洛等，表3.3

　　作为一个整体，工业国1950—1963年间制成品进口增长的一半左右代表着本国市场进口渗透的扩大，一半反映了市场的扩大；1963—1971年间，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了156％，其中几乎有三分之二代表进口占本国市场比重的扩大。
　　促进发达国家间贸易扩大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削减关税。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以后，关税壁垒的减少使贸易增长了25—35％。在欧洲自由贸易区内（由包括当时的英国在内的7个非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组成），降低关税壁垒造成对这些国家10—15％的额外进口。60年代后期减税的肯尼迪回合使制成品关税的平均水平降低了三分之一，机器和汽车关税降低二分之一。美国和英国过去对7％的进口商品实行的高关税率几乎全都消失了。而税率低于15％的商品（不包括农产品和燃料）占贸易总额的比重，美国从54％上升到85％，英国从37％上升到85％，欧洲经济共同体从71%上升到97%。由此而新增的进口，英国约为15％，欧洲经济共同体较少，而美国则大大超过这个百分比。
　　毫无疑问，进口渗透出现了一些上升，特别是50年代撤销了非关税限制，企业利用运输费用的下降和需求的迅速增长，打入新市场。但是，到60年代，削减关税对这一时期的贸易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只有日本的市场仍然有些难以渗入。


国际垄断寡头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贸易的巨大扩张和竞争超过了每个国家或集团内部更加垄断的趋势。资料是拼凑的，但却表明集中是在稳定地（即使不是很可观）加强。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的资料都表明最大企业在制造业生产中所占比重的增加（见图10.2）。



　　无论日益加强的垄断对降低国内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有多大，在多数情况下都被进口的更大的挑战所淹没。的确，各国内部的合并运动，是对日益增强的海外竞争的一种反应。


美国经济的回降


　　美国利用它在战后居压倒优势的力量推动贸易的巨大增长了。但是，美国和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从贸易繁荣得益最少的英国，贸易比重都下降了（见图10.3和表10.4）。


表10.4　　　出口量的年平均增长率1953—1971年
　1953—1959年1959年—1971年
英国0.26.3
西德16.99.2
日本19.015.9
资料来源：布兰逊，表3.14


　　美国企业面临的基本问题是西欧和日本的竞争对手依靠低得多的工资成本（见表10.5），取得比美国高得多的资本积累逮度（见图10.4）。1955—1970年间，美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总额增加了57%，西欧主要国家增加116％，日本增加约500％。把就业的增加计算在内，人均固定资产总额的增加（机械化程度提高的指标）美国为38％，西欧为87％，而日本为203％（见图10.5）。1955年美国制造业中每个就业工人的平均新投资约为西欧的1.6倍，为日本的将近5倍；到1970年美国制造业中平均每个就业工人的新投资约与西欧工业的平均数相同，比日本少三分之一。1954—1970年间，美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不到一半，而日本提高了2.5倍，西欧提高了1倍。但是即使劳动生产率如此爆炸式地提高，并未使西欧和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美国的水平（见图10.6）。可用于评估的资料十分杂乱，但表10.6中的估计数表明，甚至在1970年，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优势仍超过100％。然而严峻的是，美国的老企业，在有些部门还不仅仅是老企业，愈来愈面临西欧和日本的新企业的挑战。那些新企业在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方面正逐渐接近美国的水平，而工资成本却远远低于美国。1960年，美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成本，包括社会保险税，大约相当于西欧的3倍，相当于日本的10倍。直到1970年以前的那些年份里，尽管美国以外的国家货币工资增长快得多，西欧和日本的资本在劳动成本方面，仍拥有巨大的优势。

表10.5　　　制造业的小时劳动成本，1960—1970年（指数，美国=100）
　19601970
西德3357
英国3440
日本1023
资料来源：G．雷，1972年，表1；1967年，表1









国内的低积累


　　美国的低积累率无疑是美国企业实力日益相对下降的至关重要的征兆。但是这个现象难以用低利润来解释。美国制造业是下降得最厉害的部门，其利润率（纳税前）仍高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约50％（1955—1970年美国为28%，而其他国家为19％）。美国的高劳动成本和高劳动生产率，显然有大致相抵补的效果，使美国的利润份额与其他国家差不多，美国的产出—资本比率比其他国家高得多，表明生产组织（包括轮班工作）十分有效率。
　　看来，美国税收占利润总额的比重比其他有些国家稍高（在50年代中期，美国大约占三分之一，而日本约占五分之一）。这并不反映较高的国家开支。在1952－1970年期间，无论美国或其他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民用和军事项目中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都是26％。无疑美国军事开支占的比重更大些（军事支出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4％，而其他国家仅占3.9％），只不过它被较低的民用开支平衡了，特别是社会保障支出，在其他国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6％，而在美国仅占5.1％。无论美国资本为维持“自由世界”秩序而面对怎样的不利，它都从降低国家对工人阶级的开支中，得到了或多或少的抵补。
　　在任何情况下，以利润不足作为解释的因素是很说不过去的。积累较快的国家的公司，投资多于它们拥有的利润——从银行或货币市场借入其超过部分。日本公司在60年代初期借入的外来资金占它们投资的40％以上；法国借入了它们所需资金的三分之一；西德公司也差不多。但是，美国公司再投资的总额仅相当于它们的利润额。无疑它们能够借入更多资金，使其固定资本总额扩大得更快。如果它们这样做了，生产能力的利用就会更为充分，这反过来又会使公司的利润增加（从1957年到1963年，制造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平均仅为80.5％，比1966年达到的高峰低将近12％）。
　　为什么美国公司没有能取得更高的投资率？也许部分的答案寓于这样的事实中，即二次大战前和战争期间开发的新技术，有许多已经体现在固定资产中了。现有的技术不能提供足够的新机会，相反在西欧和日本，落后的技术和低工资相结合，为实行有利可图的现代化提供了很大的余地。但是即使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较少这一点可以作为解释投资率低的某种原因，然而如果美国企业觉得它自己受到了更多的压力，它还是能够作出更大的努力去改进技术的。在60年代初期，美国支出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75％的费用，用于研究和开发，而当时欧洲大陆和日本仅为1.5—2％。但是美国研究与开发费用的一半左右由联邦政府提供，而其支出的80％用于宇航和军事目的。的确，那些从研究与开发费用中得益最多的部门（宇航、电子），确实有效地保持了世界领先的地位。其他部门，如钢铁和汽车业就显得过于自满了。
　　所有这些表明，美国企业缺少竞争压力的感觉，这对于它优势地位的丧失，起了重要的作用。美国工业结构由少数公司支配的状况，可能比日本或整个欧洲经济共同体更甚。但这最多也只是一种表明企业行为方式的粗略的指标。工业由非常少的巨型企业统治，可能会引起残酷的竞争；这些少数企业可能象日本那样，以很高的投资率进行投资。美国比较稳定的寡头统治结构，可能会培养出一种自鸣得意的情绪。几乎从零开始重建它们在世界市场地位的日本和西德资本家是不会有这种情绪的。
　　一旦走上低积累的道路，就有一种强大的止步不前的趋势。工资的缓慢提高对于废弃旧工厂、代之以新企业的压力很弱。相反，迅速积累，就象在日本发生的那样，使每个企业都受到强制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实际工资成本的迅速提高，不能迅速地积累就要招致灾难。看来美国企业已固定在低积累的模式之中，甚至在60年代，当掀起了日益高涨的竞争浪潮时，也难以摆脱这种状况，这对美国本国市场有明显的影响。


国外投资


　　虽然国内投资停滞，美国企业为了利用欧洲有利可图的投资的可能性，掀起了一个海外投资浪潮。美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账面总额，从1950年的120亿美元上升到1970年的780亿美元。为了取得廉价劳动力和避开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以后的关税，美国在欧洲制造业的投资迅猛增长，从1950年的10亿美元上升到1970年的140亿美元。
　　关于人们所说的这种“美国的挑战”，有三个方面需要强调。首先，对整个美国企业来说，它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投资出路。以1956—1970年期间来说，如果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全部投入美国国内，私人投资总额也只能增加4％左右。其次，这些国外投资的资金并不是由本国利润提供的；在同期内，美国企业从它过去的海外投资中所获利润大致相当于流向海外资本额的1.25倍。当美国的直接投资从拉美（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从1955年的占38％降到1970年的占19％）转向欧洲（占美国对外投资的比重从15％上升到31％），从采矿业和石油业转向制造业（1950年制造业投资占美国对外投资的32％，1970年为41％）时，平均地说，美国的海外投资是靠它本身利润的再投资。
　　其三，虽然海外投资对整个美国企业并不特别重要，但对于大跨国公司却重要得多。在1957－1965年期间，美国制造业海外子公司的额外销售，估计占生产增长总额的13％（增加的出口对生产的增长无足轻重，仅占2％）。以大型美国公司为例，其海外子公司增加的生产占公司增加的销售额的29％。到1966年，海外子公司销售额占公司销售额的20％。1972年，美国多国公司生产的大约22.5％是在海外生产的。同年，据报导，石油、办公和摄象设备的多国公司（主要是美国的）的海外生产所占比重分别为58％，41％和37％。
　　打入迅速扩大的欧洲市场这一事实，毫无疑问有助于美国大公司抵补国内增长缓慢的某些后果。然而，它们仍然比来自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的竞争对手的增长慢得多，甚至在最重要的高科研密集部门也是如此（见表10.6）。这使美国大公司对其他国家公司的优势地位受到削弱。在1957年，100个最大公司中有74个属于美国，到1972年只有53个了。1962年最大的100家美国公司的销售额几乎为另外100家非美国最大公司销售额的2倍，到1972年，前者只比后者多40％。由于美国公司通常是最大的公司，它们销售额增长的放慢便导致了有关部门集中程度的下降（集中程度以最大的3个公司销售额占最大的20个公司销售额的比重来衡量）。在16个部门中有11个部门集中率下降，反映了西欧和日本公司开始在规模上赶上美国公司，从而增强了竞争程度。以汽车为例，1962年最大的3家美国生产者占20家最大汽车生产者销售额的67.5％；到1972年这一比重降为58.1％。1957年最大的8 家美国汽车公司销售额为其最大的3家竞争对手销售额的11.9倍，到1972年其差距为4.2倍。钢铁部门的这个比率从4.7倍降到0.9倍。

表10.6　　最大公司销售额的增长，1962—1972年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公司的增长超过美国公司增长的%）
　欧洲经济共同体日本
高科研密集部门2971
　其中电子部门1950
中等科研密集部门27158
　其中汽车部门51218
低科研密集部门768
　其中纺织部门1157
所有的大公司26106
资料来源；邓宁和皮斯，表5.5


　　正如汽车业的例子所说明的，美国大型公司虽然受到了挤压，但并未被扼杀。迟至1977年，在航空和宇航、办公设备（包括计算机）、科学和摄影设备制造业中5家最大的公司仍然是美国的。同样，在造纸和木材加工工业中最大的4家公司、车辆制造部门中最大的3家公司电子和橡胶部门中最大的2家公司、石油部门、工业设备和食品部门各5家最大公司中的3家，也都是美国的公司。


繁荣、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


　　美国资本地位的下降是繁荣时期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正是由于美元登上了世界货币制度中心的最高地位，成了美国在战后的支配地位的象征，因而美元的削弱也就象征着美国实力的销蚀。
　　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主要由美国建立起来的国际金融制度（见第三章），并不是立刻就完全得到实施的。的确，直到50年代后期，出于贸易的需要，多数欧洲货币都能完全兑换时，这项制度才得以充分实施。只是从此以后，欧洲企业才完全自由地使用其本国货币去购买美元，以便支付进口；而对资本流动的控制仍然广泛地存在。然而，可兑换货币之间愈来愈广泛地采用固定汇率制度，无疑有助于贸易的大大扩展。这种扩展实际地发生了。可是，布雷顿森林制度的全盛期是很短的。随着60年代时间的推移，该制度的根本弱点显露了出来，它集中表现在美元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上。各种试图修补这个制度的尝试都失败了。在繁荣的最后危机阶段（见第十三章），出现了巨大的金融动荡。布雷顿森林结构终于被摈弃。
　　至少从1947年起可以看出，战后时期美国企业和金融的总的利益在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必须迅速地扩张，以便为美国商品和资本提供尽可能敞开的通道。布雷顿森林制度在作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扩张的结构和为美国出口和资本提供尽可能畅通的渠道两方面，都作了很大贡献，因而只能认为它是成功的。但还有一个微妙的问题，即关于美国获得这些通道的条件。当美元在某些方面被摆到特权地位时，正是这个制度的实行，使美国企业愈来愈难于利用它所提供的机会的全部利益。
　　美元是布雷顿森林制度的关键。不仅其他货币的币值有效地钉住美元（形式上是钉住黄金），而且美元还不得不成为其他国家官方储备的很大部分。这是因为黄金的生产（按35美元一盎司的固定价格）不足以供应它在工业上和货币上的需求。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其他国家发现美元并不象黄金那么好，只是当他们持有美元可以获利时，才觉得它比黄金好。在50年代，黄金产量的大约五分之三进入了官方储备。但当时的黄金储备总额只增加了17％。同一时期由这些储备所支持的商品和劳务贸易额却增长了一倍多。在60年代黄金产量较高的年份中（1965年最高），作为储备的黄金远不及产量的10％，使储备的增长还不到3％。在50年代，各国为支持其迅速发展的贸易而积累的追加储备，大部分是由美元构成的。而在60年代，黄金的份额也是无足轻重的。


美国获利


　　其他国家依靠美国向它们提供所需的美元来增加其储备的这种情况，把美国放到了一个十分特殊的地位。因为只有美国用对外支出超过收入的办法给其他国家提供美元，其他国家才能积累储备。美国正是这样做的。
　　美国所有的赤字都不是贸易赤字的结果（1950—1967年美国商品贸易盈余达700亿美元）。利息和红利的净收入又有600亿美元。但是政府的海外支出（贷款、赠款和军事支出）以及资本输出超过了这些盈余，结果，黄金和美元流往外国中央银行达300亿美元。直到50年代后期，各国对美元的流入一般是欢迎的，因为它缓和了早期的美元短缺。然而外国掌握的美元数量（美元负债）的增加和美国黄金储量的下降（8年中减少75亿美元）结合在一起，使美国黄金储备到1968年已难以偿付外国储备中美元数额的10％。随着这个比率的下降，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愈来愈脆弱，直到最终崩溃（见表10.7）。

表10.7　　 美国国际收支平衡，1950—1967年　　　　（10亿美元）
　1950—1959年1960—1967年
商品贸易29.339.6
劳务和汇款-5.3-8.5
净军事转移-23.1-20.5
美国政府赠与（不包括军事）-20.5-14.8
净利息和红利收入25.536.5
经常项目均衡6.032.3
直接投资（净）-17.2-27.9
股票和债券投资（净）-3.7-6.4
政府贷款-4.1-10.6
长期资本-25.0-44.9
经常项目与长期资本平衡-19.0-12.6
外国私人掌握的美元 1.5 -2.8
提高资金来源：　　
外国官方储备掌握的没有13.08.1
美国储备的下降4.56.7
（其中黄金储备） （5.1） -7.4
①包括净短期资本。②不包括美国对外国私人的流动债务。③包括美国对外国私人的流动债务。
资料来源：《美国现代商业概览》1975年6月，1972年10月


　　在考虑事情如何发展之前，首先弄清这一制度对谁有利是重要的。乍看起来似乎很清楚，它使美国得益。它不是可以简单地通过印钞票来购买外国企业（1950—1967年购买企业价值达450亿美元），或对外国政府进行贷款和赠款，或支付国外的军事开支吗？它不是用毫无价值的纸片在购买企业和对国外施加影响吗？
　　这样一种招致戴高乐从左的方面对美国进行批评的说明，是过于简单化了。首先，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并不完全靠美元纸币弥补；接受美元的外国中央银行在纽约货币市场按现行利率进行投资。这意味着美国实际上是在向国外借钱，尽管众所周知当时支付的实际利率较低（按财政部的纪录，1960—1966年间，扣除通货膨胀影响后，实际利率为1.5％）。美国，或者更确切地说，美国资本，显然能够获利；如果它能按1.5％的利率借入资本，在欧洲建立或购买企业，并在那里能获得大得多的利润率的话。但是美国企业向欧洲和其他地方进行那么多投资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美国能向外国中央银行借钱来填补国际收支赤字。它们的对外投资是基于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依靠能使其投资夺得海外市场吸引力的技术诀窍、制造技术和产品的竞争优势。如果美国不能平衡赤字，以便为对外投资提供资金，那就只能采取降低美元价值、提高出口竞争能力的方法，取得足够的贸易盈余，为对外投资提供资金。正象欧洲和日本反对美元对其货币的贬值所表明的那样，如果美国通过贸易盈余来为它的资本外流提供资金的话，欧洲和日本看来将要损失更多。对美国的实际反对意见是与美国在国外的活动，而不是与其筹集资金相关的。简而言之，说美国是在滥用它的金融地位，也就等于是说美国的竞争是“不公平”的，而不是有效的。
　　欧洲实际的怨言是，美国金融力量将资金吸引到纽约，而美国的工业力量则强大到足以在海外成功地组织大规模的生产。阻碍法国或德国公司以美国公司所享有的同样条件在欧洲或美国借款，并用这些钱去购买欧洲或甚至是美国的企业的原因，是它们在金融和工业上的软弱无力，而不是欧洲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谴责美国滥用（而不是简单地使用）它的地位，只不过在一点上有些份量，即美国对外国中央银行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不要将过多的美元兑成黄金。这种压力在1960年以缓和的方式开始。那时由于人们开始害怕美元可能“不如黄金那么好”（就是说，黄金价格固定），黄金市场便发生了一些投机活动。对此，美国非正式地要求它的伙伴们运用自己的权力，限制美元兑换黄金。到第二年，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建立了“黄金总库”，不仅由美国，而且由所有这些国家提供黄金，以期稳定私人黄金市场。
　　由于美元兑换黄金在60年代崩溃了，美国加紧对外国中央银行施加压力，要它们不要参与黄金需求方面的私人投机；1967年西德发表正式声明，答应不将它的美元兑换黄金，许多其他国家，除法国是显著的例外，也都明白地发表了同样的非正式声明。最后，在1968年，由于私人投机压力增大，“黄金总库”解散（实际上它已经枯竭）。允许黄金私人市场自己决定价格水平。表面上美国仍然抱着那个虚构的幻想不放，即官方握有的美元仍按35美元一盎司的老价格兑换黄金，同时通知其他中央银行，如果他们试图从中取利，这一比价就会立刻被撤销。
　　尽管为了维持美元地位，施加了这一切压力，但美国依靠自己的能力所得来弥补赤字的程度，看来是有限的。这种利得要表现在国外投资利润的收益中。然而1960—1967年间，从国外所得的利息、利润和红利的数量（净支付额）仅从34亿美元增加到53亿美元。这一增加的大部分，在任何情况下，代表了投资收益。这些投资是美国以对外贸易的盈余收入进行投资“赚来”的。由于靠其“特权”地位而能廉价地借款和进行有利的国外投资而增加的部分较小，剩下的部分就得靠对外国中央银行施加压力来提供筹资。


维持美元的代价


　　此外，美国维持美元价值，不是指对黄金比价，而是指对其他货币的比价，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60年代，美国商品贸易的盈余不再增长，到1968年实际上已没有什么盈余，而美国企业对外投资额却不断上升。以比较成本来表示，美国的竞争能力在60年代几乎没有变化。但是当欧洲和日本企业将其注意力转向美国市场时，它们相对低的工资成本使它们得以大举入侵。同时这种低工资成本和日益扩大的欧洲市场又刺激美国对外投资水平不断增长。美国开始从国外购买比它自己在1959年出口多得多的消费品，到1969年贸易赤字为40亿美元；1968年汽车贸易已出现赤字。仅仅在资本货和化工制品方面的贸易盈余有增长——二者合计盈余额在1959—1969年间从50亿美元增加到110亿美元。较低的汇率将导致美国出口和替代进口的竞争能力与赢利能力的提高。如果货币工资没有增长，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会下降。问题是，美元贬值会不会危及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当然，以限制资本外流来保护美元，被认为是值得的。1963年实施的一项利息均衡税被用于降低对外国债券和股份的购买。1965年美国银行削减了对外国人的贷款。1968年美国多国公司被要求增加从国外筹集资金，以进行其海外投资。美元还能被保护多久，以及从美国资本的利益出发，它实际上能做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紧接而来的危机。这猛烈地改变了美元在国际货币制度中的作用和美元与其他货币之间的关系。


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


　　在60年代末期，即使美国国际收支没有恶化，国际货币制度的某些重要改革也不可避免。基本的矛盾是，恰恰由于世界其他国家得到了对外的清偿能力（积蓄了美元）而破坏了国际清偿能力（通过减少对美元的黄金支持）。禁止各国中央银行将美元兑现黄金，制止了诺克斯堡［诺克斯堡：美国国家黄金储备库所在地——译者注］的黄金库存总额的下降，但却使美元负债上升。美国从海外货币当局长期借款的一切具有创造性的形式，仅仅改变了负借的形式，只能是权宜之计。增加美元的黄金支持的唯一途径是提高黄金价格。这一举动将使储存在诺克斯堡的黄金值更多的美元，从而改善对美元的支持；将使其他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值更多的美元，促使那些银行积累更多的可赚取利息的美元储备；将使黄金生产受到刺激，使私人需求减少（因为工业部门将设法节约黄金的使用，投机者得到其利润）从而使各国得以将更多的黄金吸收进储备中。
　　美国的近期代价将具有政治性，主要得益者是大产金国——南非和苏联——以及那些过去用购入黄金、抛售美元的办法从事投机的人。更重要的是，不能保证一次一劳永逸的黄金提价（通常认为要涨价l倍）就足够了。如果唯一的问题是黄金价格问题，即战前固定下来的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价格，由于战争期间的通货膨胀而必须进行调整，以保证黄金的充分供应，那么将金价提高1倍，也许就能达到目的。的确，当时美国通货膨胀率非常低。1952—1967年间，美国批发物价每年只上升0.8％。由于其他货币与美元的比价是固定的，也就限制了其他地方的通货膨胀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出口价格每年只上涨0.9％。所以，黄金储备不足是由于贸易量的提高，而不是由于价格上升造成的。但是，到60年代末期，起初由于实行凯恩斯主义措施，然后又由于越南战争而出现的美国的繁荣，严重地威胁着美国物价的稳定。1967—1970年间，美国批发价格每年上涨3.3％。通货膨胀按这样的速度继续下去，将会使整个问题再度发生，即按新的固定价格，黄金库存的价值相对于增长的贸易额来说又将不够了，而利用黄金价格进一步提高而进行的抛售美元的投机，则会变本加厉（因为这已在早先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只有使美国的物价重新稳定，才能使一次完成的提高金价起作用，而现在从提高金价的行动中看不到任何这种苗头（的确，黄金对美元的支持的改善将减轻美国政府必需为保卫美元而维持价格稳定的压力）。否则黄金价格的提高似乎是继续支持美元在国际货币制度中的地位的一种保证，而美元地位总是处在由于美元相对于黄金的价值下跌而更加受轻视的威胁中。因为这些原因，美国在60年代后期坚持反对提高黄金的官价。
　　看来在60年代已经没有可能通过调整金价来保证有足够的黄金流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储备。在当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工业需求、投机和货币需求之间大概从来就没能达到平衡。在试图适当运用价格机制（黄金价格）来稳定货币制度的另一端，提出了多种有意识地创造国际货币的计划。这种国际货币肯定将补充或替代黄金或甚至美元的作用，而成为国际储备的一部分。到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开始对这样一种计划感兴趣，也许是由于它认识到，为了保护诺克斯堡的黄金，除了施加压力外，还需要有更能持久的办法。于1968年通过并于1970年实行的特别提款权制度，在国际货币基金账户上给各国以贷款。这种特别提款权以黄金定值，收取1.5％的利息，供借款国用于国际收支赤字的结算。这种“纸黄金”是想用增加储备中的实际黄金量的办法，为美元降温。获得特别提款权的供给，不会受工业需求变化、苏联黄金销售或投机的干扰。其最初的安排（8年内95亿美元）是希望在停止美元流动的情况下，提供一个合理的储备增长。它看来似乎是国际合作和理性的胜利。就象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胜利是短命的（见第十二章）。在随后发生的混乱中可以愈来愈明显地看出，美国资本虽然被削弱了，但决非没有能力保卫它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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