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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旧“火星报”论文集》
中译本序言

王 荫 庭


　　在评述这本《旧“火星报”论文集》之前，我想谈谈对普列汉诺夫的一个总评价问题。尽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这个问题从许多方面进行了拨乱反正，人们的观念因而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但仍有些地方需要继续澄清，其中之一就与本书直接有关。

　　普列汉诺夫这个名字，中国人并不陌生，特别是上了岁数的人。早在二三十年代，他的几乎全部最重要的哲学和美学著作都有了中译本。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如鲁迅、翟秋白、博古等都翻译过他的作品，介绍过他的生平和哲学美学思想。解放后，普列汉诺夫著作更是得到大量翻译出版。迄今为止，这些著作的译文共约600万字，其字数在所有中译的外国哲学家著作中仅次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甚至超过了黑格尔。不过一般人对普列汉诺夫的了解主要还是来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教程》中除了在许多相应的地方批判他的错误的政治立场和策略思想外，还有一节文字专门介绍“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40年代以来的20多年间，这本《教程》一直被列为十几种“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之一。建国后不久，该书又获得“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荣名”，并作为“马列主义基础”，成了当年我国所有高校学生必修的政治理论课程。随后，1957年，三联书店翻译出版了前苏联学者福米娜的专著《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如果说那时一般中国人对普列汉诺夫的了解大都来自《联共党史》的话，那么五六十年代我国许多普列汉诺夫研究者主要是在这本专著影响下形成自己的观点的。尽管福米娜对三四十年代前苏联学术界过低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功绩表示了不满，但总的说来其思想体系依然是三四十年代那一套传统的陈词滥调，它们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根本背离了历史真实，也违反了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种种著名的经典式的正确评价。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列举许多，其中最根本最有决定意义的恐怕还是政治的，其表现之一就在于把普列汉诺夫1903年以后犯的严重政治错误，跟他的哲学、美学、历史、经济等学术思想的演化混为一谈，明显地夸大了他后期理论著作中个别失误和不足，特别是贬抑了他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俄国先进阶级进行哲学整顿中听起的伟大作用，从而否定了列宁关于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哲学著作”（包括1903—1917年的著作在内）都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1]的明确指示，否定了列宁关于普列汉诺夫在孟什维主义时期采取的是“特殊的立场”，即在1904—1914年这十年期间作为“孟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上的激进主义，实践上的机会主义”的著名观点。[2][3]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自80年代开始，思想获得解放的人们，通过仔细认真地重新阅读和思考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在一系列问题上纠正了长期流传的错误观点，对其中某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新见解，大大地促进了对普列汉诺夫的科学研究，甚至可以说开创了我国普列汉诺夫研究的一个新时期。但毋庸讳言的是，迄今为止，这种研究仍然存在着不少缺失和不足。比如我们一直没有明确认识到列宁对普列汉诺夫一生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功绩曾经有两条基本的纲领性的评价。一条说，他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研究他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有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另一条说，他是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巨人，是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齐名的“大俄罗斯”进步“民族文化”的卓越“代表”[4]。

　　70多年来，这两条评论在文献中倒是经常为人们所引证，但至今人们仅仅对前一条真正进行过深入研究和系统阐发，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在错误的、片面的、背离列宁正确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和阐发的。对于后一条评论，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学者几乎没有做过任何一次全面探讨的尝试，以致连许多专门研究普列汉诺夫著作的专家对这一评论也显得几乎印象淡漠。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前苏联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泛滥成灾的时期。这是一种十分有趣然而令人遗憾但也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

　　不过这种现象的产生确实有其客观原因。普列汉诺夫不但是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同时是卓有成就的美学家、文艺评论家、历史学家、思想史家、经济学家、伦理学家、宗教学家、散文家、翻译家、政论家、策略家、国际工人运动著名领袖等。在他已经发表的一千几百万字的著作中，笔锋所至几乎涉及当时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要从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正确审视他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功绩，评论者本人没有相当广博的知识是难以胜任的。光凭这一点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或经济思想等等的著作层出不穷，而全面论述他怎样是或何以是大俄罗斯民族文化杰出代表的著作却一本或一篇也没有。这里再一次证明：民族文化的真正繁荣昌盛必须有宽松自由的精神氛围。

　　与这本论文集直接相关的是：能不能说普列汉诺夫是一个政论家、策略家，而且一度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论家和策略家？就我所看到的有限的中俄文材料而言，似乎还没有一个研究普列汉诺夫思想的人曾经称呼或承认他是一个政论家、策略家，更谈不上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论家、策略家了。

　　什么是“家”？家者，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之谓也。

　　普列汉诺夫究竟写了多少政论著作？我们大致地来算一笔账。

　　迄今为止他的已经译成中文的纯粹的政论共有三本（不算单篇的），即：《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下册）；《论战争》；《在祖国的一年》。普列汉诺夫后期这些反面政论总合起来约有110多万字。这个数字不包括他这个时期就俄国国内和国际上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所发表的大量观点正确、作用良好的政论（约10多万字），特别是为反对取消派所写的、受到列宁高度评价的政论（约30—40万字）。如果再加上他在革命民粹主义时期的政论（约10万字）和劳动解放社时期（包括旧《火星报》时期）的政论（约40—50万字），他一生的全部政论当在200万字以上。这个数字仅指“纯粹政论”而言，不包括不纯粹的政论。比如拿已有中译本的普列汉诺夫著作来说。《工团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集录作者1905和1907—1908年写的6篇文章。1910年普列汉诺夫把这些文章收进自编文集《从防卫到进攻》时曾给它们冠以“政论”的标题。尽管如此，这些文章毕竟不是纯粹的政论，其中有相当大的篇幅是讲历史观和经济学问题的。同样，《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也是如此。而《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则既是政论又是历史哲学著作，《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既是政论又是关于无政府主义思想演化的历史文献[5]。

　　对于普列汉诺夫是不是政论家和策略家这个问题，普列汉诺夫本人和列宁又是怎样看的呢？据笔者记忆，普列汉诺夫唯一自称为“家”的，似乎就是“政论家”。1907—1908年他写了好几篇“政论家短评”。1910年他写的一篇评托尔斯泰的文章，题目就是《“如此而已”——（一个政论家的札记）》。列宁则多次公开称呼他为“策略家”。比如他写道：“作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袖，作为一个策略家，普列汉诺夫却不值一评。”[6]。

　　普列汉诺夫19岁参加革命，到1918年5月去世时为止，一生40年活动期间从未间断过分析俄国革命政党策略问题的政论写作。

　　所以，无论就掌握某种专门知识还是就从事专门活动而言，他都当之无愧地可以百分之百地称为政论家、策略家。关键在于我们对待普列汉诺夫的政论，绝不能像戚本禹当年评李秀成时那样，采取“晚节不终，一笔抹煞”的态度。因为这个臭名昭著的观点是跟马克思列宁的历史主义原则格格不入的。要知道，普列汉诺夫全部政论中至少有一半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著作，而且这些著作的绝大部分都是或基本上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本书就是作者全部政论中最革命最优秀的作品，是他政治上最光辉的时期、即在与列宁并肩战斗、共同编辑《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三年中发表在旧《火星报》上的论文结集。

　　所谓旧《火星报》是相对于新《火星报》而言的。19世纪末，俄国各地以及西欧俄国侨民中间存在着许多分散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为了把它们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当务之急就是出版秘密的马克思主义报纸，作为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在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劳动解放社的支持、合作和共同编辑下，列宁创办了全俄第一张这样的报纸——《火星报》。从1900年12月到1903年10月共出51号。由于《火星报》的出版发行和《火星报》派的积极活动，1903年7—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终于重建了企盼已久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了党纲、党章，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并决定由普列汉诺夫、列宁、马尔托夫三人为编委的《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但在讨论党章时会议分裂为两派，即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多数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机会主义少数派。“多数派”一词的俄文音译是“布尔什维克”，“少数派”的音译则为“孟什维克”。在整个大会期间，普列汉诺夫都坚定地支持了列宁的立场。大会结束后，孟什维克开始了夺取中央机关报的疯狂活动。起初普列汉诺夫采取调和退让的态度，很快自己就倒向孟什维克一边。1903年11月，列宁不得不宣布正式退出《火星报》编辑部。这样，从第52号起《火星报》就变成了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派的喉舌。史称51号以前为旧《火星报》，其后为新《火星报》。

　　对于普列汉诺夫在旧《火星报》时期的活动，列宁多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00年9月，当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就创办《火星报》进行艰难谈判刚刚结束时（关于这次谈判的详细经过，见第4卷第293—311页），列宁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是一个独立的著作家小组。我们要保持独立。我们并不认为，没有像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这样的力量，工作可以进行，但是谁也无权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会失去一点独立性。我们现在可以告诉那些希望首先知道我们对‘劳动解放社’的态度的人的就是这些话。”[7]因为当时包括列宁在内的“千万个年轻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为艰巨的实际工作贡献出了全部力量，‘劳动解放社’则为运动提供了所必需的渊博的理论知识、广阔的政治眼界、丰富的革命经验。”[8]1903年9月，列宁曾经强调指出：从《火星报》创刊到第二次党代会召开，共出刊45号，这“45号《火星报》没有一号不是马尔托夫或列宁编的（从编辑技术工作上来说）。除了普列汉诺夫，谁也没有提出过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第7卷第10页）所有这些都说明，为什么列宁当时会“完全愿意接受”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思想领导”[9]。

　　我们知道，列宁一直充分肯定普列汉诺夫在劳动解放社时期（1883—1903年）的伟大历史功勋，包括他在旧《火星报》上发表的政论，多次称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和领袖。1914年他写道：“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1883—1903年的20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10]。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第一个机会主义思潮就是经济主义。“反对经济派的起先只有普列汉诺夫和整个‘劳动解放社’……后来是《火星报》（从1900年到1903年8月……）”[11]。而且，经济主义和司徒卢威主义这两个机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当时不论是普列汉诺夫还是阿克雪里罗得或是全体旧火星派分子，都不止一次地作过说明。”[12]

　　跟列宁的这种充分肯定的评价相反，《联共党史》作者们对此采取的却是不屑一顾的虚无主义态度。正是这个态度导致了后来前苏联学术界长期不承认普列汉诺夫曾经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论家。

　　现在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

　　这本主要讨论策略问题的政论集，收录了普列汉诺夫在旧《火星报》上发表的文章26篇，以及1903年7—8月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何谓策略？普列汉诺夫指出，策略一词是政治活动家从战争艺术理论家那里借用来的。战争艺术在于使统帅拥有的手段适合于他所追求的目的。策略一词的本义是调动部队作战并在会战时指挥部队的艺术。这个概念较之同政治策略一词相联系的那个概念要狭窄得多。政治活动家常常把军事理论家称之为战略的东西叫做策略。所以，除了作为战术策略的狭义策略以外，还有包括战术策略和战略策略在内的广义策略。

　　什么是正确的策略、好的策略呢？普列汉诺夫认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党说来，一切正确的、好的策略必须遵循以下两条原则：第一，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无产阶级实现社会革命这一宏伟事业的胜利，而在当时俄国尚不具备直接进行这种革命的条件下，则是促进而不是妨碍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和组织水平的提高，从而为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作好准备；第二，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学说的指导下，辩证地全面考察特定国家现实的社会关系，分析阶级力量对比，力图预见社会客观过程的方向，并据以制定自己的行动计划，然后坚定不移地实行之。

　　普列汉诺夫为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制定的战略（或曰策略基础），其要点是：

　　（一）临来的俄国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目的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而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为俄国人民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从而扫清阻碍资本主义经济顺利发展的道路；

　　（二）在这场革命中，革命的主要动力不是资产阶级，而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广大无产阶级，因为现代社会中，只有这个阶级才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不过，和西欧的无产阶级不同，俄国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不在于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于利用这一发展来促进社会革命，不在于立即夺取政权，而在于争得自由民主，在于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和组织水平，第一步则是组成统一的战斗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革命工人政党；

　　（三）在这场革命中，革命的对象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沙皇专制制度，因为它不仅是俄国中世纪封建宗法制度残余势力的最大代表，而且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

　　（四）在这场革命中，俄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就其反对君主专制、反对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度，要求自由民主而言，它是革命的，这时社会民主党应当支持它，为此无产阶级思想家有必要和有可能走进“上层”阶级，同他们保持牢固的联系，因为在那里暂时还存在着很大数量的能够为社会民主党服务的手段和力量；就其阶级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对立而言，它是反动的，这时社会民主党一分钟也不要停止揭露它的狭隘和自私，因为这个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必然同沙皇政府勾结起来，出卖工人阶级，必然千方百计地模糊无产阶级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相对立的意识，而这种意识乃是无产阶级成为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根本保证；

　　（五）在这场革命中，俄国农民也具有两重性。严格说来，农民不是阶级，而是阶层，它包括按其经济地位极不相同的分子。有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村雇工；有劳动农民，也就是拥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不购买他人劳动力、或者有时甚至还不得不出卖自己部分劳动力以维持生计的农村小生产者；还有小业主农民，即中等殷实农户，他们主要靠自己双手劳动过活，但不放过可以靠自己邻人劳动过活的机会。农村雇工按其经济地位、而不是按其有时还很落后的意识，属于无产者。所谓农民的两重性，指的是劳动农民和小业主农民，主要指劳动农民。就他们是小私有者，力求维护自己的私有者地位而言，他们不主张社会革命，而倾向于社会改革，所以他们不会成为革命者，而是成为保守分子，甚至反动分子，企图使历史车轮倒退。他们只有在对捍卫或恢复自己的经济独立的可能性感到绝望而转到无产者立场上来，并力求不再维护小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取消私人对生产资料的侵占时，才会成为革命者。然而由于俄国特殊的历史条件，这些劳动农民和小业主农民作为受压迫受侮辱的等级，他们的根本利益在于推翻俄国分等级的国家制度，他们同旧的封建领地的贵族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因此现在农民是作为革命力量出现的。社会民主党应当在一定条件下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同时一刻也不放弃自己的阶级观点。当然，农民的两重性与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有根本性质的不同。资产阶级是剥削者，而绝大多数农民则是被剥削者。

　　收入本书的这些论文的作者，正是根据上述原则和基本策略思想，针对当时俄国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罗斯托夫罢工；俄国内政部长西皮亚金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沙皇政府逮捕、毒打、审判参加示威和罢工的工人；基什尼奥夫发生反对犹太人的暴行等等），以及当时报刊上登载的某些重要消息和政论，发表了自己的评论。在这些文章中，他热烈欢呼俄国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对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迅速觉醒表示由衷的欣慰，并高度赞扬社会民主工党罗斯托夫区委领导罢工的策略艺术，同时也具体地明确指出当觉悟工人的力量尚不足以实行革命突击时应该如何行动；他严厉谴责沙皇政府残酷镇压和迫害罢工工人，痛斥它利用民族矛盾和宗教偏见制造反犹丑闻，揭露它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质；他反复说明，个人恐怖这一民粹主义策略为什么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腐蚀剂，丝毫无损于反动统治的根基；他指出，资产阶级自由派虽然同情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但在斗争紧急关头表现出不应有的犹豫和妥协；他在说明工人同企业主的经济斗争必然转变为反对沙皇专制的政治斗争时强调，社会民主党应当扮演好鼓吹工人只应进行经济斗争的“经济主义者”不明智地加以拒绝的“革命霉菌”的角色，毫不拖延地支持工人同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并利用这一斗争作为政治上教育无产阶级的不可替代的手段”，社会民主党这一“久经考验的策略”，“既避免空想的‘经济主义’的卡律布狄斯，又避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斯库拉”（本书见《不久前的罢工》第1页）。

　　必须着重指出，列宁所谓“45号《火星报》……除了普列汉诺夫，谁也没有提出过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主要指编辑部内部讨论，而不是就《火星报》上发表的文章说的。比如“什么是社会阶级”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普列汉诺夫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中写道：社会阶级，“这是不同程度的大规模的人群等级，这些人在对其他等级的关系上处于相同的生产关系中。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是由社会中现存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不能像庸俗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按照社会收入的分配关系来决定社会阶级的划分。分配关系本身是生产关系的产物。不仅如此，“任何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还决定着一切伟大的社会运动的方向。”普列汉诺夫这些刊登在1903年2月1日出版的第33号《火星报》上的话，跟列宁在《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载1902年11月1日第27号《火星报》）所讲的意思[13]是一模一样的。显然不能根据《火星报》上发表文章的先后来推翻列宁上述关于除普列汉诺夫外谁也没有提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的论断。

　　不过本书考察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有列宁在旧《火星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不曾提到或者不曾先行讨论的。比如策略分歧的必然性和意义问题。普列汉诺夫在《罗斯托夫罢工的意义》中写道：“俄国无产阶级在自己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新迈出的每一步都要在我国革命队伍中引起关于策略问题的新争论。这是十分自然的和很好的。说它自然是因为工人运动的新步骤为我们提供着‘新的生活教训’，而这种教训迫切需要我们去理解。说它好是因为策略的争论有助于这种理解，从而至少使我们避免某些实践错误”。他在《泛论策略……》一文中还指出，同一政党内原则一致或者说目标一致的人们常常发生策略分歧，在一定范围内这些分歧不致造成分裂，但如果越出某种界限，策略分歧就会变成原则分歧，这时分裂往往必不可免，人为地阻止分裂意味着危害事业。

　　正是普列汉诺夫的这些卓越的理论思想，对列宁早期的政治观点和以后的政治活动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普列汉诺夫在第二次党代会上的讲话。克鲁普斯卡娅告诉我们，这些发言曾给列宁留下深刻的印象。普列汉诺夫说：对每一个特定的民主原则都不应就其抽象性自在地加以考察，而要从“革命的成功是最高的法律”这一根本原则来考察；为了革命的成功，有时可以暂时限制一下某个民主原则的作用，甚至对普选权原则也可以如此看；为了革命的成功，有时可以限制一些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有时可以使议会成为短暂的，可以驱散它。（本书原稿第393—394页）克鲁普斯卡娅指出，过了14年，当解散立宪会议问题完全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时，列宁还提到普列汉诺夫的这次讲话[14]。克鲁普斯卡娅还指出，“普列汉诺夫的另一次关于国民教育的意义、关于国民教育是‘无产阶级权利的保证’的发言，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上也引起了共鸣。”[15]正是在这一发言的启示下，后来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原理：“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

　　和列宁发表在旧《火星报》上的著作相比，本书无疑有其缺点和局限，其中最突出的是它的抽象性。这是它的作者长期脱离俄国现实的革命运动的结果。其次，它对资产阶级自由派及其政治代表的揭露和批判也是非常苍白无力的。同时，由于《无产阶级和农民》一文没有完稿，作者对具体的俄国农民间题，几乎未作任何分析。正是这些缺点以及它们隐含着的错误的膨胀和发展，导致了后来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策略思想的形成。

　　总起来说，这本论文集毕竟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它的翻译出版，无论对研究普列汉诺夫本人的思想，还是对研究列宁早期政治思想的发展，或者对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这里同样表明，在政治思想领域，在政论方面，在策略问题上，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关系，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王荫庭　1998年2月

　

[1]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419—420页。

[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141页。

[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107页。

[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第134页。

[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99页。

[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第225页。

[7]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4页。

[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卷，第332页。

[9]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301页。

[10]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294页。

[1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103页。

[1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5卷，第254页。

[1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7卷，第30—31页。

[14] 娜·康·克鲁普斯卡哑：《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卷第329页。

[15]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