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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们这次反抗日帝主义的抗战，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解放的战争，也就是一个神圣的革命的战争。可是为要使这个战争不至于流产，为要使这个“神圣的战争”不至为“中途妥协”所污染，那就只有支持“长期抗战”，把抗战推行到底，一直达到我们这个民族获得最后的胜利，获得完全的解放为止，然后这个战争才能在全人类的解放斗争中占着“光荣”的一页。
但是要支持长期抗战，必需具备有适当的条件，否则，即令把抗战延长若干时间，仍然不能免于流产，仍然不免于为中途妥协所代替。所以现在摆在我们全体民众面前的唯一迫切的问题，不是应否长期抗战，而是怎样去支持长期抗战，怎样迅速地去造成长期抗战所必需之条件的问题。这个小册子就是为解答当前这个唯一迫切的问题而写的。著者相信：这个小册子已尽可能地把这个问题解答了。最后，我们希望这个小册子，不致成为历史上的预言文件，而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
长期抗战所必需的条件
“长期抗战”或抗战到底——这一口号，现在已从各方面叫喊出来了。只要不是汉奸或准汉奸之流，大概没有人敢于公然反对的。
但是，究竟什么事长期抗战？尤其要怎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即长期抗战所必需的条件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一直到现在，还很少有人（至少在公开的言论上）加以明确的解释和详尽的指示。人们在口头上叫喊长期抗战是容易的，即负责当局在宣言上允许长期抗战也是廉价的。而真正的问题却在于要正确地去理解它和怎样切实地去执行它。
长期抗战是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
我们要想正确地理解长期抗战所包含的意义，首先必须从相反的方面去加以检讨。大家知道，与长期抗战立于相反地位的是“中途妥协”。中途妥协实质上即等于“屈服投降”。而屈服投降便无异于踏上朝鲜的道路。
或者有人说（实际上已有许多人说过），“妥协”不一定就是“投降”，因为只要在“不损害我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原则之下”，是可以“妥协”的。如果敌人真能允许在“不损害我国领土和主权的原则之下”同我们“妥协”，即敌人自动地撤退其在华的一切武装力量，把已经占领的一切土地和权利交还我们，与我们重新订结平等的条约，那谁还反对这样的“妥协”呢？！可是，在现时设想我们最凶恶的敌人能有这样仁慈的“允许”的，不是疯子，就是骗子。
事实上，日帝国主义不久以前经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向我国当局所提出之所谓“议和条件”，已明显地暴露了他全部的贪欲和野心。该议和条件的“基本原则”，据日外相广田于一月二十二日在日本议会上所公开宣布出来的是：
（一）中国政府须放弃亲共及反对日“满”之政策，并对日“满”反共集团予以合作。
（二）设立非武装区域于必要地方，并在此项区域内创立特殊行政机关。
（三）中日“满”缔结经济协定。
（四）中国付必要之赔款于日本。
（二）设立非武装区域于必要地方，并在此项区域内创立特殊行政机关。
（三）中日“满”缔结经济协定。
（四）中国付必要之赔款于日本。
这里，第一条件是指加入所谓“反共同盟”，企图使中国在国内断绝以后一切的抗日运动；在国际上变成日帝国主义对抗他国的附属工具，并在将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单纯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做它绝对的牺牲品。第二条是指把整个的华北以及华中最重要的经济文化区域，如上海、南京、杭州、无锡、苏州、芜湖等都变成“非武装区域”，并“设立特殊的行政机关”（傀儡组织），即“满洲国”化。第三条是指整个的中国在经济上完全附属于日帝国主义，听其支配压榨（光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官员认为“有使日本完全征服中国之可能”——见国民新闻美联社华盛顿一月二十二日电）。第四条是指中国必须配唱巨量的款项，大概将以此名义夺取中国大部分的海关税，盐税，统税及其他税收等。
但据广田说，这四个条件还只是“议和条件的基本原则”，那么其详细条文当然要较此更加苛酷得多。然而这已明显地告诉了我们：日帝国主义不但要“损害我买过的领土和主权”，简直是把我们整个民族当作完全的被征服者看待了！如果我国接受了这样的“妥协”条件，那就无异于变成了朝鲜第二！！可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近卫首相还在说：“在日本人眼光中，并无改变中国宗主权及领土完整权之事件”（见近卫在日议会上的演说词）哩！由此可见，凡是希望日帝国主义在“不损害我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原则之下”来同我们“妥协”的，不是疯子的幻想，就是迎合日帝国主义之汉奸的谎言了。
不错，从日帝国主义方面看来，“中途妥协”对于他是最有利的。因为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本原则是：以最少的牺牲取得最多的赃物和逐渐蚕食主义。所以日帝国主义自始即没有准备对中国进行长期的战争，因为在长期战争中它因国内的与国际间的种种严重矛盾，很有自行消耗，自趋于崩溃之可能（这一层，我们在下面将要详加分析的）。它最近所喧嚷着的“长期战争”，实际上还是虚张声势，企图借此以压迫我国当局迅速向它屈膝，接受它所提出的苛酷条件而已。因为日帝国主义根据它过去的全部经验，已经认定我国当局是不会进行彻底的长期抗战的。它曾在“九一八”的进攻中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而占领了满洲；在“一二八”虽然遭遇了十九路军的意外抵抗，但终于压迫我国当局签订了“上海协定”，停止了战争；随后不久又轻易地攫取了整个的热河；并且继续不断地侵占了察哈尔的北部，逮立了冀东的傀儡组织，都未曾遭到我国方面的任何严重抵抗，而我国当局反而同它签订了所谓的“塘沽协定”及“何梅协定”等，以束缚自己的手足；……凡此一切，在日帝国主义看来，我国当局绝对没有抵抗它的决心，它前进一寸，我国当局一定会后退一尺的。这正是日帝国主义敢于发动卢沟桥事变以夺取我平津，制造虹桥事件而大举进攻我伤害之唯一原因。即在“八一三”事变发生，我们当局迫不得已而采取“应战”政策，实行军事抵抗之后，日帝国主义还以为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局面，中国方面不久就要向它妥协投降的。所以它一方面，虽然动员全国的海陆空军猛烈地向我国各方面进攻，但同时还是不断地向我国当局提出“议和条件”，企图尽速中止战争。如当上海战争当未结束之时，日帝国主义看到我国当局派遣专使（蒋百里和陈公博）向德意活动，即放出“和平”空气拟出议和条件多条（曾见日本的某些报纸中），暗示我国当局自动地请求停战议和；当上海刚刚失陷后，议和的空气更为浓厚，日帝国主义经过德国大使陶德曼以缮就的正式议和条件提交我国当局，促其“反省”接受；至南京陷落后，它有经过同一陶德曼以所调四项“议和条件的基本原则”，用哀的美顿书的形式，强迫我国当局屈服。迄至我国当局见其所提条件过苛，为了自保而不得不拒绝时（据民国新闻美联社汉口一月十七日电……今日某中国高级官员宣称，拒绝日本最近的条件，实为必须，否则中国军队之团结将被摧毁，国民政府将因此而倾覆……），日帝国主义才以“撤回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并宣布“长期战争”来相恫吓。但骨子里日帝国主义并未曾放弃那绝对于它有利的“中途妥协”的政策。正如“德国外交界”所“认定，无论上星期中国之行动如何，及日本星期日之宣言怎样，和平谈判之门仍未关闭。今日彼等仍继续拉拢二国，彼等解释日本之宣言，反系对中国最后的警告”（见上引美联社同日的电）。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预言：日帝国主义前此所提出之四项条件，虽然被拒绝了，但在不久的将来它一定还要用种种威胁利诱的卑鄙恶毒的手段，再经过其他帝国主义向我国当局提出新的“议和条件”的。而且新的条件必然要比以前更为苛酷，因为日帝国主义在华的军事侵略愈加进展（事实上，现在比两个月前是更进展了），它的贪欲也必然愈加亢进，因而它所提出的条件也必然更加苛酷。
由上述的种种来看，“中途妥协”只是对于日帝国主义有利，为日帝国主义所特别追求的目的物，而对于我国反是“屈服投降”的别名，踏进“朝鲜第二”的一条门槛而已。如果我们不愿自甘堕落地区追随着朝鲜亡国的后尘，首先便必须斩断一切“妥协”的门径，组织一切“妥协”的企图。而斩断妥协门径组织妥协企图之最有效的方法，只有“长期抗战”。所以长期抗战的本身，即是切实制止任何中途妥协的一种有效手段。
从正面来说，所谓长期抗战，是将这次已在开始的反抗日帝国主义的单纯军事“应战”扩大成为全体革命民众的全面抗战，并使之进行到底，一直达到将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完全驱逐出境，把已经被侵占的一切土地和权利夺取回来，取消以前与日帝国主义所订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没收其在华的一切财产，以为赔偿我国历次被侵害的损失之费；最后，还要将其他帝国主义所加于我国的一切束缚（即全部的不平等条约）加以解除，以完成对外完全独立自主和对内民主统一的国家，踏上真正民族复兴的道路，也就是全体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民大众踏上真正解放的道路。总一句话说：长期抗战，一方面是阻止中途妥协的有效方法，同时也就是达到整个民族彻底解放之一种唯一的手段。像一般庸俗者流，把长期抗战单照字面解释成为将抗战时期加以若干延长的意思，这是绝对错误的。如果不把长期抗战看做达到整个民族彻底解放的一种唯一手段，即令把抗战的时间相当地延长，终于不可免地要同敌人“妥协”。妥协的结果，仍然是屈服投降，仍然要陷整个民族于极悲惨的境地，最后还是适合了我们的死敌日帝国主义的要求。所以从我们整个民族解放的观点上看来，中途妥协是自杀，只有长期抗战才是唯一的出路。
日帝国主义最不利于长期战争
但从日帝国主义方说来，长期战争却是最不利的。这在表面看来，似乎难于了解。因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日帝国主义都较我国远为优越。但我们如果将日帝国主义国内的矛盾和其国际关系稍微加以分析，就不难看出长期战争对于日帝国主义的危险来。
第一，从经济方面说，日帝国主义是绝不宜于延长战争的。如果战争一拖延，他绝大部分的生产将被耗费于军事工业方面，而对于人民的日用消费品将减少至最低限度。结果，不但人民将要极端感受日用品的缺乏和昂贵，而且对外贸易将日见恶化，入超将继长增高，日本所保有的少数现金将完全流到外国去。这一方面使日本的对外贸易发生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对外贸易在战争时期必须以现金来支付），同时将给日本的通货以致命的打击。（自然，日本也许为挽救这种前途而举行外债，然而这是很少可能的。因为日本的同盟国如德意，其本身就是缺乏现金的国家，没有放债的力量，英美法虽然有这种力量，但因为与日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冲突，绝对不愿以巨款借给日本而助长其侵略的。）如果日本的对外贸易出超到某种程度，现金向外国流尽，而对华的战费又不断增加（现在不到半年已用去二十六万万元，如果再支持一年，则此项战费将增至八十万万元，与以前的赤字公债合起来，将近二百万万元，这是日本的财力绝难担负的），日本的通货必然不断地膨胀，将与欧战后一九二一——二三年德国的马克一样，这将使它国内全部的商业，借贷和薪金支付等关系发生空前的混乱，即全部的经济财政和人民日常生活发生根本的动摇，——这样一来，日帝国主义不但不能支持战争，而国内的社会基础也就动摇起来了。
第二，日本的经济财政一旦发生根本动摇，全体人民的生活必将陷于极端困苦的境地。首先就是工农阶级将感到对华的侵略战争没有出路。本来，日本的工人和农民在平时对于资本家地主和财阀的剥削与压迫，已深感不满，他们的生活已困苦不堪。日本工人的工作时间平均都在十一小时以上，而所得的工资不及美国工人八分之一。这便是日本近年来劳资纠纷和罢工数目之所以不断增长的根因。至于农民方面，所受的剥削与压迫更是重重叠叠。日本农民的地租，平均在百分之五十左右，而租地的农民占百分之四五.八三（据大正十四年的统计）。此外，各种杂税（如地税附加税，门口税及房屋税等）合计起来又占农民全体收入百分之五六.一（据昭和四年统计）。但日本农民最感痛苦的还是高利贷。日本全体农民的贷款，据专家的统计，至少有五十万万元（据苏联真理报的估计是七十万万元），这就是说，平均每一户农民的负债将近千元，而利息大多数又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因此，日本农民的痛苦和不满与日俱增，而形成了乡村的种种不安，引起了日本全社会的严重注意。因此农民问题常成了日本近年来历届内阁最难应付的棘手问题之一。如果工农的生活因战争延长而愈趋恶化，直至压迫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将不可免地在要求面包，和平和土地等口号之下暴动起来。这正是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工农阶级所曾演过的戏剧。
第三，战争如果不断地延长下去，不但工农阶级会“铤而走险”，就是一般城市和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如各种组织机关的职员，中小学教职员，自由职业者，以及政府机关的中下级人员等）也会被迫而走上冒险之一途。这种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平时因收入低微和职业没有保障，已多感不满。如果战争延长到某种程度，使整个国家的经济财政破产，各种职业机关，教育机关乃至政府机关，势必至于不是裁员，就要减薪；同时又加以生活品的极端缺乏和物质的极端昂贵，结果一般小资产阶级必然弄到无以为生；在另一方面，他们中间的壮年男子们又不断地被逼迫到前敌上去参战，去忍受种种痛苦，去伤残他们的身体，断送他们的生命。——这些情形综合起来，一定会迫着小资产阶级的份子抛弃爱国主义的幻想而走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一方面来。不但小资产阶级如此，即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亦有可能转入反军阀和反战争的方面。因为在长期战争中能获得利益的只是少数的资本家，如大财阀，特别是军事工业家。其他如中小工业家，中小银行家以及在国外和国内经营商业的大部分中小商人，都会因长期战争而破产或缩小营业，而遭到难以恢复的损失。现时日本民政党和政友会一部分党人之不满于军阀的横行，惧怕战争延长，即是代表上述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倾向。
第四，日帝国主义对于朝鲜和台湾等殖民地之穷凶极恶的剥削与压迫，久已在朝鲜和台湾人民里面种下了深刻的仇恨和报复心理。而日帝国主义在长期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又必然要用各种残酷的手段去榨取朝鲜和台湾人民的金钱以补充它的战费，并不断强迫朝鲜和台湾人民到中国前敌上来充当牺牲品，这便很有可能在朝鲜和台湾人民中扇起反抗日帝国主义的火焰了。如果中国人民方面能坚持抗战到底，不但能引起他们的同情，更能预示他们以反抗日帝国主义的方面和手段。在我们的东北三省和热河方面，根据过去那些地方义勇军之艰苦斗争的经验，更能给日帝国主义的长期战争以不可克服的障碍。
第五，日帝国主义派遣到我国侵略的军队，大部分是由其本国人民中直接征调出来，一部分则由朝鲜满洲等地抽调而来。前者在初期的战争阶段，由于极端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蒙蔽，以及军纪的束缚，或能忍受牺牲。但一到战争延长至某种程度，他们只能看到牺牲与痛苦，看不见一点爱国主义的利益，反而听到国内人民的痛苦日益增剧，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等无法生活下去，到了这时，他们的爱国主义将逐渐幻灭，要求和平，停止战争的思想将在他们的头脑中逐渐生长起来——这种思想发展到某种程度，可以变成日本人民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重要武器。这是欧战末期俄德奥等国的经验所证实了的。至于由朝鲜和满洲人民中抽出来的军队，完全是出于强迫，他们内心里已充满了反抗日帝国主义的情绪，在前敌上更容易发生叛变。
第六，目前的国际局势，直到此刻为止，我们完全承认，对于日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还是极有利的。因为在中国问题上，最感切身利害而又具有相当实力可以干涉日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是英美和苏联，但这三个国家因种种复杂关系既不能联合更不能单独行动。英国因西班牙的内战及“德意轴心”的威胁，特别是意大利夺取阿比西尼亚后，对于它在地中海及到东方航路的威胁，以及它同美国在美洲澳洲乃至全世界各方面的利害冲突，迫使它不能以全力来阻止日本在中国的横行。美国在“一二八”时虽极愿与英国联合以强力干涉日本（见史汀生向英国所提出的牒文），但卒为英国所拒绝，故从此以后亦采取了极端消极的态度。至于苏联，自从放弃世界革命的政策（援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战争亦在内）之后，一方面因国内的矛盾日益加剧（年来屡次所发生的大规模党狱之屠杀，即是这种矛盾之最尖锐的表现），同时又深惧西方德国方面的进攻，所以对于日帝国主义更不敢采取强硬态度，只有不断地退让（如出售中东铁路以及最近听任日本强占黑龙江中之小岛等）。一方面，英美和苏联既不能联合或单独以干涉日本；另方面德意两国反为之遥为声援（即牵制英国和苏联的行动），这便在国际局势上造成了日帝国主义毫无忌惮地进攻中国的千载一时的机会了。然而这种有利于日帝国主义进攻的局势，是不会长期如此的，会发生变化的。只要我国将抗战长期支持下去，新的国际局势就会展开出来。首先是英日间的矛盾将达到破裂的程度。日本势力在中国无止境地前进，由华北，华中而华南，已然过分地侵犯了英帝国主义的在华权利，几使它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此时英国虽不愿以武力来直接干涉日本，但在各方面间接给日本以某种打击和阻碍（如放任印度澳洲及本国人民抵制日货，拒绝购买军火和借债于日本，并以相当财力和军火支持中国的抗战等）是必然的，而且事实上已然如此。这种情形如长久下去，很有使英日发生直接武装冲突之可能。如果日本为阻止英国的香港运输军火入中国，而公布“对华宣战”以封锁中国全部的海岸，甚至直接向广东进攻，——到了这时，英日的武装冲突，就很难避免了。固然，最后决定英国态度的，还要看欧洲局势的发展如何。欧洲未来发展的情形，此时虽然不能确定，但冲突——战争——是必然要到来的，而且为期当不在远。英国的政策固然在保持和平延缓战争的到来，但到了战争绝对无可避免和绝对不能延缓时，它将立刻采取决定的态度，立刻行动起来（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便是如此）。如果英国对日本的态度一经决定，苏联是会跟着英国走的。美国也许在较长久的期间内还采取观望态度，但最后说来，它作战的目标必然是日本。如果日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尖锐化，英美对于它的态度也必然会强硬起来，苏联也将亦步亦趋地追随在英美后面给日本以威胁。在日本方面虽然有所谓反共同盟的德意为之声援，但这两个国家的势力尚跳不出欧洲的范围。何况这个同盟中的意国是靠不住，随时可以背叛的（它在一九一四年曾经干过这样的背叛）。自然，我们上面这些推论，其中包含有许多未定的因素，将来可以因客观情形的转变而发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局势。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完全确定的。那就是日帝国主义现时所处之最有利的国际地位，在长期战争中一定逐渐变成不利。
上述的六点，不过是日帝国主义在长期战争中可能发生或不可免地要遭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难和危险。此外，不利于它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我们单就上列的几点看来，只要我国将抗战坚决地支持下去，无限制地延长，日帝国主义未来的命运是可以预决的了。日帝国主义的基础及其全部的上部结构，都是最脆弱的。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罗斯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最弱之一环，那么，我们很可以说，现在的日本也是现今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中最弱的一环。
日本的资本主义，同俄国的一样，是在封建势力的卵翼之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经济上，日本的资本主义是迅速地发展了，无论在哪方面都占着支配的地位；但在政治上，整个的日本至今还在封建势力统治之下。日本在表面上虽采取了欧美的民主主义的议会制度，采取了政党负责的内阁制度，但在实际上，日本的议会和内阁，始终没有能摆脱军阀的附属地位，这就是说，日本的资本主义始终没有摆脱亚洲式的野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羁绊。这自然史由于日本的特殊环境所造成的。大家都知道，日本之走向资本主义，不是经过革命，而是经过改良的道路，即所谓封建势力“自动改良”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所以日本的封建势力始终在政治上，甚至经济上，都握着国家的支配枢纽。尤其是因为日本的资本主义，是在封建军阀所领导的对外的几次战争（日中战争及日俄战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军阀（如萨长两派）的地位和权力便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以横行无忌，任意支配对内和对外的一切政策，任意提出解散议会和改组内阁的主张，甚至可以用暴力推倒内阁，杀戮内阁大臣及政党首领等（如滨口和犬养之被杀以及“二二六”的暴动事件等）。这种怪现象，在西欧的民主国家是久已绝迹的。然而这种现象也正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之如何深刻它的政治结构之如何脆弱，它未来的危险之如何严重了。
在世界大战前的俄国，说它是世界帝国主义最弱之一环，也因为他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的统治，在政治上则完全由亚洲式的野蛮的沙皇专制主义所把持。这样的国家当然经不起大事变的试验，所以终于在大战发生后的第四年（一九一七年三月）崩溃了。从俄国帝国主义之崩溃，很可以看作日帝国主义未来命运的先例（如果战争拖延下去的话）。因为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崩溃，主要是由内部矛盾的爆发，而非由前敌的失败。俄国在长期的战争中，整个国家的生产和财政既全被耗费于战争中，以致生产锐减，入超剧增，通货膨胀，财政破产，人民生活发生空前恐慌，尤其是工农和一般小资产阶级陷入无法生存的境地，因而对沙皇政府发生极端的反感和怨恨，再加以国内被压迫民族的愤懑，于是在前敌和后方都发生了要求面包与和平的尖锐呼声，最后，这些呼声集中到打倒沙皇政府一个口号上，结果沙皇政府果然在彼得堡的工农兵（兵士中大部分是农民）的联合暴动之下倒下来了。与俄国的沙皇制度颇为类似的，还有德国的霍亨索伦王朝及奥国哈布斯堡王朝。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固然远较俄国为高，但它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与俄国颇有共同之点，尤其奥国是如此。所以经过世界大战的长期战争后，德国的霍亨索伦与奥国的哈布斯堡两个王朝都在工兵联合暴动之下被粉碎了。由这种历史上的教训，我们可以断言：日本天皇所代表的野蛮的军阀制度，在未来的长期战争中很有可能遭受俄德奥过去的同一命运。只要我国的抗战再支持到一年以上，我们将会看到：我们上面所指出之日本内部的各种矛盾将从四方八面爆发出来。首先是由通货膨胀发出信号。随即是市场混乱，生活必需品的异常昂贵和缺乏。跟着便是一般人民大众，特别是工农阶级，因为生活的异常痛苦以及前敌的死伤消息不断传来，而对政府军阀发生反感，怨恨，因而诅咒战争，要求和平与面包——这种呼声经过不断从日本派遣到中国前敌上来的兵士的中介，一定迅速地在全体前敌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发生反响。何况在前敌上的士兵及下级军官，因亲历伤残和死亡，以及战场中之无穷无尽的苦痛，也必然直觉地对战争和战争主持者的军阀发生反感和仇恨呢。这种前敌和后方的痛苦与怨恨之相互交流，要求面包与和平的呼声之相互响应，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发战争反军阀的集团与政治派别，将同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的俄国情形一样。凡是现时不满于政府和军阀以及为战争期的特别军事处分所压倒的各种政团，在将来某一时期一定会变成反战争和反军阀的煽动者和组织者。只要东京和大阪的工人阶级一旦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仿效起俄国彼得堡和德国柏林工人阶级的故事，举起叛旗，向日本军阀的总代表天皇进攻，那时军阀制度的末日就会到了！
固然，我们对于日帝国主义，日本军阀制度前途的危险，不可过于夸大，我们不可把愿望当作现实来安慰自己，一切问题将决定于我们抗战的毅力与持久。但我们所估计得日本前途，无论如何是可能的。现在已有许多事实可以为证，如最近日本国内对于左派所举行的几次大检举，被逮捕的份子（其中有工人，学生，著作家和大学教授等）达八九千人之多，（单是最近一次在东京即逮捕七千余人，其中专校与大学生二千六百十七人，初等与中等学校学生八百九十八人，在工厂工作之青年男女二千九百九十九人，失业之青年八百八十八人，未成年之青年一千二百四十二人——见路透三月九日东京电）这便暴露了日本反军阀和反战争的运动已在开始了。这种运动有它自己客观的社会基础，绝不是警察和宪兵所能完全禁绝的。即或被禁止于一时，到将来情形改变后（即社会的经济财政危机发生后），将更如狂风暴雨一般地生长起来（这是世界大战末期的经验所证实了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至少是其中眼光较远的一派，已经预感到了这种前途的可怕。正因为如此，所以日帝国主义的希望是“速战速决”或“中途妥协”，不愿将战争无限制地延长下去。他愿将现在战争已经获得的结果，借着“妥协”的时间加以调整，将来在乘机进攻，这在松井的谈话中明白地透露出来了。所以决定日帝国主义命运的锁匙现在已暂时落在我国民众的手里。现在唯一的问题是：
中国能否支持长期抗战
如果简单地机械地把中日两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起来，以测定中国的抗战能力及其持久力，当然只能得到极端悲观的结论。所以老早以前便有所谓“三日亡国论”。其实这些论调，只能作“不抵抗主义”及主张“中途妥协”的人的根据，徒然为汉奸或准汉奸的卖国行为张目而已。固然，在经济上，特别是在军事的设备上，我们绝对不能否认，我们的敌人比起我们来要优越得多。但这只能说明在战争的某一时期，特别是初期，我们一定要遭受敌人的严重打击，将因此而丧失许多领土，特别是沿海沿江及其他交通便利的临近城市。但这绝不能证明我国不能支持长期抗战。从经济上说来，日帝国主义因其生产较为发达，财政较为巩固，可以设置强大的现代化的武装，可以筹措庞大的战费，可是这只能保证在某一时期内可以勉强应付，超过某种限度外，便必然发生恐慌，发生破产，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即以欧洲大战的经验来说，当时德国的经济基础，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比现在的日本强固得多，但到了战争末期，它的破产现象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不但德国如此，就是协约国方面的法意，乃至英国，亦何莫不然。假如英法意当时没有美国在经济和财政上之巨大的援助，即令战胜了德国，它们国内的秩序也是不能保持的，至少会有一个长时期的混乱。至于我国的经济基础不用说是薄弱的。我们大部分人民的生活还建筑在农业基础之上，我们的工业还很幼稚，财政方面也很不健全，因而我们不能设备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军备，不能一下筹措巨量的战费。可是正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是依靠在农业上，我们的经济便富有延续力和伸缩力。例如工业和财政经济发展的国家一遇到严重恐慌的袭击时，一切生产和银行便立刻要发生倒闭或停业，使整个社会陷于混乱，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动摇乃至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因而发生骚动，酿成争辩或革命等等。这种现象，在农业国家内要比较缓和得多。
在军事上，我们的武装设备虽然很不充分，但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单是武器，而是使用武器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比我们的敌人要优越得多了。我们有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我们使用武装的人力，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根据军事专家的估计，日本至多只能武装五百万人。而且就它的运输和给养能力来说，至多只能调遣一百万军队到中国。而我们如果愿意把全体人民尽量武装起来，至少可以武装壮丁五千万。在北方及长江许多省份的农民，因为连年的内战及土匪的横行，都熟习于使用武器了。我们要武装一两千万的农民，是不成问题的。其次在作战的地理上，我们也占着最优越的地位。敌军至多只能占领我们一些大城市，无数的小城市及乡村，无论如何是占领不了的。假如我们全体民众组织和武装了起来，则全国的小城市和乡村都是我们抵抗敌军的堡垒。我们可以展开最广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在四面八方打击敌军，使敌军穷于应付，在长期中自行消耗。
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力量，（自然，我们这里所谓的精神力量是根据于一定的物质条件的。）这种力量在作战上的重要性和决定性，已为伟大的兵学家克罗维区所郑重地再三指示过了。很显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向我国残酷地进攻，只是为了极少数的军阀，财阀和军事工业家等的利益。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不但感不到益处，而且还要遭受无穷无尽的祸害。他们之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不是出于被迫，就是出于被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种被迫与被欺是有一定限度的。当他们在长期战争中，由于种种事实的教训，直觉地感到战争只对于他们有害而无益，为了生存非脱离战争不可时，他们是会拿起武器向自己国内的统治者射击的。至少他们会在站场上以怠工和脱逃等消极手段来报复他们的被迫与被欺——这种情形，在欧战末期的俄国军队及德奥军队中都曾流行过，特别在后来协约各国围攻苏俄的战争中，英法德侵俄军队内怠工和脱逃的事更表现得厉害（法国在黑海的军舰曾自动逃跑了）。
但在中国方面则完全相反。中国是被侵略的。我们的抗战是完全迫于不得已，绝对不是为了上层少数资产阶级或军阀的利益（他们倒反而是不愿意抗战，反对抗战的），而是为了全民族，全体人民大众的利益。每个中国人都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不从事坚决的抗战，不把战争支持到底，一旦整个的国家亡了，那亡国的惨祸就立刻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头上，那时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朝鲜亡国后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与祸害，或者我国一般普通人民远还不甚了解。但只就日帝国主义最近半年来凡在它的势力所已经达到的地方，对我们一般民众所施行之屠杀，奸淫，抢掠，凌辱及种种压迫等等，已够使我们了解亡国惨祸的滋味了。固然我们要起而坚决抗战，支持长期战争，必然还要忍受更大的牺牲和痛苦。然而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道路，这是头脑最简单的人都容易了解的。因此，我国民众只要获得完全自由参加抗战的机会，他们一定是不顾一切而替民族国家牺牲的。在日本方面，战争愈延长，民众所受的痛苦愈大，他们对于战争的反感也就愈加深刻，对于反对战争的思想和行动也将愈加坚决。在我国则刚刚相反，战争愈延长，胜利的前途愈近，因而民众拥护抗战的意志和行动也愈将加强。或者有人要说，现时我国一般人民对于抗战并不怎样热心，我们在前敌参战的兵士，尤其是将领们，有许多不见得怎样勇敢，怎样具有牺牲的精神，有些甚至是怠工，或放弃阵地而逃跑的。不错，这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却绝不能证明这种情形是我国民众的弱点，只是暴露了我们政治上无比的缺陷而已。总而言之，我们的民族是被压迫的，被侵略的，我们的民众心中储藏了无数革命的火药，一旦获得机会爆发出来，一定可以炸毁我们的侵略者的。
在历史上有几个最著名的事实，都证明了被侵略的民族虽在经济和军事上远不及它的侵略者，但因长期抵抗的结果还是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第一个是北美的独立战争。以当时的北美十三州和英国比起来，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一个可怜的弱者。它之起而反抗它的宗主国，表面看来，简直是一种极端的冒险。但经过长期的困苦战争之后，强有力的英国疲倦下来了，英国派在美洲的侵略军队被击毁了，终于北美获得了胜利和解放。第二个是法兰西大革命中法国与全欧洲联盟各国的战争。当时以英国为领袖，联合全欧洲一切反动的国家，如奥普俄以及意大利的许多王国等，以干涉法国革命，拯救法国王族为名而进攻革命的法兰西。从当时法国与联盟各国双双方的经济和军事，物力与人力看来，简直不能比拟。然而革命的法兰西，在国民代表大会和在雅哥宾克与巴黎公社领导之下，凭着全体民众的革命精神与不屈不挠的毅力，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苦斗之后，不但把联盟各国的军队完全驱逐出法境，而且法国的革命军反而进一步达到了比利时和德国的莱恩河流域，帮助那边的民众扫除了封建残余的势力。假如没有一七九四年特尔米多的反革命事变，当时革命的法国不仅要直接发展成为欧洲最进步的国家，而且可以帮助德奥意等国的民众完成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这样一来，也许欧洲的进步要加速半个世纪。第三是苏俄反对协约国及同盟各国联合进攻的战争。苏俄自十月革命成功后，从沙俄所继承下来的遗产，只是疮痍满目，无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已混乱和破烂不堪。如果以当时的苏俄与英法美日及德国对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隔。当一九一八年夏天开始，德国即猛烈地进攻乌克兰，占领了该地，建立了一个所谓斯柯纳巴斯基（Sharo padshy）的傀儡政府，并进而向南俄发展。在北方，英国则派遣军队攫取了谟马斯克和亚尔干格鲁。日本和美国的军队在一九一八年冬天几乎进到乌拉尔山。在南方黑海沿岸更有法国军队侵袭。当时协约国及同盟国侵入到苏俄的军队将近三十万人，把苏俄的四周包围得水塞不通，苏维埃政府几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然而俄国在苏维埃政府和布尔塞维克党领导之下，和十八世纪革命的法兰西一样，凭借了工农阶级的革命热诚与奋斗精神，立刻组成了新的红军，抵住了各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经过一九一八——二一年的长期抗战之后，各帝国主义疲敝下来了。首先是德奥内部发生了革命，自然而然地退出了侵俄的战争。随后，英国见到前敌的困难，以及后方工人阶级的反对，也停止了进攻。跟着美国因与日帝国主义在西伯利亚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它的军队也自动地撤退了。最后就是最凶猛的日帝国主义和最顽强的法帝国主义，也不得不将他们侵略的手从苏俄收回去。所以结果，苏俄在艰苦的长期抗战之后，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第四就是经过欧战后已弄得精疲力竭，衰弱不堪的土耳其，在基马尔党的领导之下，经过一番长期奋斗，一方面摧毁了本国的封建制度，另方面又击退了以英国为支柱的希腊的进攻，形成了民族独立的国家。由以上的分析及许多历史经验看来，我们支持长期抗战，达到最后的胜利，在客观上是很可能的。但要使这种“可能”达到实现，还得从主观上去准备必须的条件。
长期抗战所必须的条件
在历史上有许多被侵略的民族，在客观上本有抵抗的可能，但往往因为民众不能积极起来参加抗战，特别是因为统治层的腐败无能，结果总是走到灭亡或衰弱之一途。以前的波兰，印度及朝鲜，差不多都是如此。现在的我国既在客观上有支持长期抗战达到胜利的可能，而且事实上的抗战也已经支持了相当时期，所以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从主观上去努力支持抗战到底，尽可能地在最短期间内完成长期抗战所必须的条件。我们以为：
第一 必须立刻开放民众运动，让民众有参加抗战的完全自由权，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的自由等。如果民众没有这种种的民主自由权，民众的口就等于被禁闭，民众的手等于被束缚了。但是禁闭民众的口，束缚民众的手，要想民众积极起来参加抗战工作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者有人要问，现在日本的民众也不是自由的，何以日帝国主义能动员它全国的民众，倾全国的海陆空军来进攻我们呢？但日本是处于侵略者的地位，侵略只是为了最少数人的利益，所以日帝国主义之动员民众全靠强迫和欺骗。正因为如此，它不给民众以自由，也正因为如此，它的危险在前面。但我国既是被侵略者，抗战即为着我们全体民众的切身利益，所以我们动员民众是绝对用不着也不应该用强迫和欺骗的手段。我们只有让民众对于抗战的一切问题，自由地去思想，自由地去发表意见，并自由讨论和批评，然后才能有消灭或打击各种各式的不正确的主张，而获得集中的最正确的意见，我们只有让民众按照职业或区域自由地去组织，自由地去活动，去武装，去训练自己，然后才能尽量发挥民众的活力，并把他们的力量团聚和集中起来，有计划地分别他们从各方面去抵抗我们的敌人，打击我们的敌人。凡是被压迫民族或被压迫阶级的力量，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园地上才能生长和发展起来，这是一切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所以在每一个伟大的民族斗争或革命时代，即是民众最能自由思想，说话和活动的时代。但我们的民众，不但在“八一三”以前没有任何民主的自由，就是“八一三”抗战发生以后，他们的言语和行动还是异常受束缚的。因此，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对于抗战大半都采取消极的态度，优势甚至逃避（如逃避“抽壮丁”）。事实上他们也无法参加抗战。就是其中少数积极的份子，如有觉悟的青年工人，学生等，极欲参加抗战，企图到民众中去鼓动他们，组织他们，武装他们，但往往为各地当局所制止，有时甚至被加以“反动”或“汉奸”之名而拘禁起来。所以现在抗战虽已经半年了，但一般民众的真正意志和力量还没有能表现出来。像这样继续下去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我们认为长期抗战的第一个条件，也就是最先决的条件，是“民主的自由”。
第二 立刻组织和武装全体民众。民众没有组织，就等于一盘散沙，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所以民众的力量只能从组织中才能表现出来。这是最浅显的真理，而且也是为一切历史大事变所证验了的。在法兰西大革命中，法国民众之所以发生无比的力量，能摧毁国内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并击退全欧洲所有反动国家之联盟的进攻者，就是因为当时有普遍全国的由一切民众组合起来的“公社”组织。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亦完全如此。当时苏俄民众——工农兵——都被组织于苏维埃中，或联工会和贫农委员会中，因此得以发挥他们伟大的力量，粉碎了国内的反革命，抵住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进攻。我们在“五卅”运动和北伐运动中，更亲眼看到当时的民众因有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组织，而给了英日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并帮助北伐军击败了北洋军阀。但在这次最伟大而又严酷的抗战中反而看不见一个真正的群众组织，或民众团体。这显然暴露了这次抗战的绝大弱点，同时并种下了可怕的危机。
至于武装民众，对于战争更有直接的影响与决定的作用。因为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行的募兵制。这种制度不但士兵的质量上含有很大的弱点，就是数量上也是有限的，绝对不够应付的。所以我们要想长期抗战，不断地补充士兵和将领，改良军队的本质，只有普遍地武装民众才有可能。但是一般所谓军事专家们常常轻视民众的武装，说他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不能作正式的战争。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军阀官僚的偏见。在历史上，由民众仓促武装起来的队伍，往往战胜了最有训练的正规军或常备军。在北美独立战争中，在法国大革命中以及在苏俄的内战和对外抗战中都是如此。恩格斯对于北美独立战争时代民众的武装力量曾有这样一段描写：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由民众武装组织成的队伍，没有经过正式严格的军事训练，可是他们知道用来复枪，他们为自己切身的利益而奋斗。所以不像雇佣的军队，有不少士兵要临阵脱逃。他们并不照英国军队所希望的办法，用整齐的队列方式，在平原的阵地与英国军队正式对抗。而他们采用分散的流动的支队组织，隐藏在森林中向英国军队击射出。英国军队毫无办法，而遭受那支看不见寻不着的敌人的打击。”
这里证明没有训练的武装民众，不但作战特别勇敢，特别具有牺牲精神，而且善于运用新的战术——游击战术。在法兰西大革命中的情形，也差不多是如此。阿肯特孙对于当时武装民众，所谓志愿兵之耐劳忍苦，就地谋食及发明新战术的情形描写道：
“他们最足给同盟各国震惊的，就是共和党人的人数与速度。没有什么东西足以阻止这辈贫穷军队的行动。因为没有款项而不能购置营幕，因为缺乏车辆而不能搬运，连这些也不必要：因为旧军队所不能忍受的痛苦，一七九三——九四年的军队都能忍受起来。这种未曾有的大军，其所需要的粮食很困难输送，所以法国军队就有就地谋食的习惯。一七九三年这一年实产生一种新的战法，就是行军的迅速，国力的充分发展，露宿，就地谋食等……。”
在苏俄的情形更是我们所熟闻熟知的。当一九一八年夏天德国及协约各国一致向苏俄国进攻时，俄国旧有的军队几乎是全部解体了。重新组织的红军都是从工人和农民中经过苏维埃的组织选集起来的。此种红军兵士大都未受过多少军事训练，而且武器异常之落后。但他们具有特殊的革命精神，能够耐劳忍苦，不顾生死，并且善于作战（他们常运用游击及运动的战术等），所以结果终于把最有训练武器最优良的敌人击退了。此外，还有一个最现实的例子，就是我国以前江西两湖等省的农民武装，所谓“红军”的，其事先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没有武器，即有亦十分的坏，给养不足……等，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他们居然与政府训练有素，武装优良，给养充足的大规模的正式军队对抗了将近十年，并且打了无数的胜仗，这就够证明我国民众武装之伟大的作战能力了。
现在实行的“抽壮丁”，固然也是补足军队之一种办法。但此种办法显然含有许多缺点，（如逃避和贿赂等）。只有首先让民众普遍地组织起来（如工会农会或工农兵的联合会等），再经过民众的组织普遍地去武装民众（无分男女，凡在一定的年龄内都得学习武装，准备在前敌或后方担任军事职务），把整个的中国，从城市到穷乡僻壤，都变成一个营寨，——这样一来，我们可以随时调派最精壮的队伍集中到前敌或某一地点去，同时又可以在各地随时随刻给敌人以打击。即令敌人占领某一城市，但我们乡村的民众武装还可以不断抵抗。无论我们的敌人如何顽强，他是经不起这样多方面的抵抗的。像现在的情形完全相反。只要我们的敌人把某一城市占领了，我们的军队被打散或撤退了，则那一城市及与之相连的一切乡村便完全失掉了抵抗能力，甚至与之相连的临近城市也完全不能抵抗。例如，在江苏的扬中，被占领后，相邻的泰兴便只有五个日本水兵去闹了一下，就被屈服了（即当地的商会表示投降，令商民悬挂白旗——见上海新闻报泰兴通信）。假如我们在河北，山西，山东及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事先有民众普遍的组织与武装，我们的敌人是绝不会像这样轻易地占领这些地方的。即令占领了这些省份的大城市，但这些省份的乡村一定会在我们的武装民众支配之下，一定不断地与敌军作战，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打击敌人，在这种情形下，敌人是绝对无法再向前进攻的。总而言之，无论从历史的事实说来，从眼前失败的经验说来，我们要想长期抵抗，组织民众和武装民众是目前最最中心而又最最迫切的任务。
第三 根本改组现有的军队。在近半年的抗战中，现有的正规军差不多都被动员了，这是我国的军队第一次全体动员起来抵抗真正的民族敌人之进攻，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在这半年的抗战中同时也暴露了现有军队不少的弱点。如许多将领的腐败无能，或按兵不动，或临阵脱逃，士兵撤退时不受纪律（如抢掠民家）以及军队今不统一等。如果要使现有的军队继续抗战下去，便必需从根本上排除这些弱点。首先是必需解决将领问题。现有军队中的将领，特别是高级将领，之取得现有的地位，很少是根据于他们的军事知识，作战能力和功绩，多半是由于私人的关系，或派别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军队直到现在还没有脱离军阀的传统关系。军阀式的将领们，在平时多是压迫民众，克扣军饷，放纵奢侈，荒淫无度，而且与士兵大众的生活是完全隔离的；他们的唯一目的是在于保持实力，（即军队）以为升官发财之具。像这样的将领们如何能够冲锋陷阵为民族的利益而牺牲呢？！所以首先必须撤退所有腐化无能贪污怯懦自私自利的将领，而代之以精明强干，勇敢善战，与士兵同甘共苦，富有牺牲精神的将领。提拔将领的标准，只需看是否真正勇敢善战，能为保卫民族利益而牺牲，绝对不应问其属何阶级，何党派或过去有无地位。事实上，往往从低微贫苦阶层出身的将校们，最富有革命牺牲的精神。所以克伦威尔曾经说：
“我愿我所招的官佐，都是那种朴实而穿乡农衣服的人，他们了解为什么而战，并能爱其所知道的；我不愿我所招的官佐是那种空无所有的绅士。”
所以在克伦威尔的军队中，将领多是出身于下层的手工业者，车夫，和水手之流。但击碎当时政府军队，生擒英王查尔士第一的正是这批人所率领的军队。在法国大革命中克洛特所指导改组的军队，其中官佐大半也是从下层出身的青年份子。克鲁泡特金在他那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史中描写道：
“……军队逐渐改组了。基郎特党人的军官被排除了，由青年的人起而代之。到处都有新人出现。战争本来不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加入军队，是带着受了革命的震动，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热诚。他们很快地发明了新战略，即以后人家说是拿破仑创造的。这一战略是迅速地进攻，用大群的力量将敌人各个击破，在敌人还来不及互相衔接之前。”
在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形更是如此。即我国一九二五——二七年，国民革命军之摧毁陈炯明，及以后北伐时期中之消灭孙传芳和吴佩孚等军阀的军队，也多半是由于从下层出身的一批青年军官，特别是黄埔学生出身的青年军官之牺牲努力所至。至选拔军官的方法，最好由士兵会议选举，或由各级将领会议互相推选，再由最高指挥机关批准。
关于士兵的质的改善，首先是要淘汰老弱，最重要的是实行政治训练。现有正式军队中的士兵，大半是游民无产者中招募而来，他们一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都是很低的，而且还带来了许多最坏的习惯。要使此辈成为自觉地为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士，必需要用极大的努力从政治上改造他们的头脑。不但士兵须如此，就是一般官佐也应当如此。所以在军队中建立政治委员会的制度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在克伦威尔所领导的军队中，在法国大革命军队中以及在苏俄的军队中，都曾因此种制度的实施而发生过伟大的作用的。其次，尽可能改善士兵生活，及一般待遇，对于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和遵守纪次，尽可能改善士兵生活，及一般待遇，对于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和遵守纪律也是十分有帮助的。最后，还必须将武装民众与现有的雇佣军队互相配合编制起来，并使士兵参加其他的民众团体和会议（如工农兵代表会议或工农兵联欢会议等），这是改善军队本质之最有效的办法。
要想彻底纠正现时军令的不统一，便必需彻底打破旧时军阀传统的派系关系及地方主义等。不过，如果民众普遍武装实现了，如果将领由士兵或将领互相推选以及以及政治委员会制度等实现了，军阀派系制度的打破是不成问题的。最后，还有军纪必需严格地执行，但同时必须是公正的，不分等级的。凡是按兵不前，临阵脱逃或作战不力的，都应处以应得之罪。
第四 必须把民众切身的利益与民族抗战联系起来。固然抗战是与全民族即全体民众的利益紧相联系着的，因而一般说来是为一切民众所拥护所愿意参加的。但在实际上要民众积极起来参加抗战，却不如此简单。第一，有许多民众，因为生活过于痛苦，所有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被耗费于日常生活的挣扎之中，或完全陷入饥饿的痛苦中，简直没有可能参加抗战的工作。例如许多工人，每日工作在十二小时以上，而所得的工资还不足以维持其自身生命和妻子，哪里还有余力从事抗战工作呢？！就是生活不大成问题的青年学生们，也往往因为学校工课太多，弄得精疲力竭。至于完全陷入饥饿线的人们更不用说了。其次是有些民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因为文化和政治水平太低，他们还看不到抗战的真正意义及其同他们的切身关系。所以要想把工农及一切贫苦民众动员起来积极参加抗战的工作为民族解放的利益而斗争，对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切身利益是必须加以深切的注意和尽可能地改善的。一位亲身率领东北义勇军战斗多年的赵尚志将军曾说：
“因为群众们对于实际解决他们的日常生活问题感到兴趣，所以只有立时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游击战争才能开展”（见《文摘》去年的五月号。）
因此，即在抗战期中，不但不能让资本家地主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借口抗战，或利用种种名目去加重工农大众的负担，而且必须尽可能地减轻他们的负担。如减少过长的工作时间，规定最低工资，救济失业，废除苛捐杂税高利贷等。最后而最重要的是土地问题，即允许给他们以土地才能办得到。我们知道，克伦威尔的“龙骑兵”，法兰西大革命中的民兵，以及十月革命后苏联的红军，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农民组成的，而他们之所以不顾一切地去与敌人奋斗，主要地就是为了获得土地和保持已分得的土地。假如我们现在告诉每个兵士及一切没有土地或缺少土地的农民说，你们努力去同我们的敌人奋斗，将来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为要保证这种诺言不致成空话，并在各乡村立即开始组织土地委员会，准备实行分配土地给贫农和抗日兵士。如果是这样，我们相信，农民和一般士兵将立刻兴奋起来，如疯狂般地去打击敌人 ，像克伦威尔的龙骑兵，法国的民兵与俄国的红军一样。或者有人会说，在抗战期间把土地问题提出来解决，会造成乡村的纷扰，特别是要引起大地主们的反感。其实解决土地问题不但不会引起乡村的纷扰，而且是在全国农村中安置了抗战的堡垒。至于引起大地主的反感是不可免的。但为了全民族的利益，为了全体农民和抗战士兵的利益，牺牲少数大地主一部分的利益是绝对应该的。我们试想：如果日帝国主义把我们整个民族征服了，把我们的国土全占领了，那时大地主的土地能保得住不被日本人侵占吗？事实上，满洲许多大地主和过去军阀官僚的土地都被日帝国主义没收去了。所以此刻把土地分给农民和抗日兵士，鼓动他们起来拼死抗战，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绝对应该的。
第五 须用革命方法筹措战费。要想长期抗战，抗战的经费自然是一个最严重而又最迫切的问题，必需采取一切方法去解决他。但筹措战费绝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所能解决的，必须采取大刀阔斧的革命手段。当日帝国主义将我国大部分的关税，盐税和统税等强夺之后，我们国家的收入是大大地减少了，这对于战费的筹措当然是一个绝大的打击。正因为如此，我们筹措战费必需采取非常的手段。最基本的办法是：在消极方面，必须取消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和浪费。即政务费亦须厉行紧缩，一切官吏及公务人员的薪俸，须规定一个最高限度的标准，例如至多每月不得超过二百元（在苏俄列宁指导的时代，列宁本人的薪金每月仅二百元）。其次必需停止或展缓一切内债和外债的支付。在积极方面，须立刻规定所得的累进税，并严厉地执行。但最重要的是必须没收一切汉奸以及新旧军阀和官僚从贪污或侵吞得来的财产。我们从历史上知道，法兰西大革命时的抗敌战费，主要就是以没收教会和反动贵族之土地及其他财产作抵押，发行一种革命公债来支持的。这种办法应当立刻仿效实行。此外，我们还可以尽量向外国取得债款，（在不损害我国主权的范围内）。总而言之，抗战的经费有一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有钱的人去负担。去年抗战开始时所发行的五万万救国公债，固然是一种临时救急的办法，但这种办法是很欠公平的。因为真正有钱的人都想出种种诡计逃避这种公债（如把钱汇到国外去或存在外国银行里，干脆地拒绝承受公债。即购买公债亦是不按照其财产数量的比例，而是勉强敷衍，有些甚至用一座卖不出钱的房子作为购买公债之费，实际是不出一文钱），所以结果是完全加在一般薪金低微和收入极少的公务人员，普通职员及工农大众身上（因为他们是按照薪金折扣或按户分派的，没有逃避之可能）。自然，如果发行一种救国公债，让一般低微收入的人们去自由应购，是完全应该的，但强派则不可以，强派应该是对待有钱人的手段。我们相信，只要把上述的消极和积极的两种办法完全实行以后，战费是不大成问题的。
第六 确定对外政策。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国际情形及各国对于中日战争的真实态度。我们必须认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从一般说来，凡是帝国主义都是以侵略中国为其终极目标，不会真正帮助我们来反抗日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即令他们在某一时期内帮助我们，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他们与日帝国主义的利害冲突。所以我们对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只能利用他们与日帝国主义间的冲突这一点上去打击日本，绝对不应抱过分的希望，尤其不应存依赖的心理。因此，我们当局过去对英美及国联的帮助之过分希望和依赖是不正确的，尤其对于德意法西斯特国家的过分亲善是完全错了。这一点，现在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所以此后，我们对于英美及加入国联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只能用种种外交手段从他们取得债款，军火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但同时我们必须用人民外交的方法，派遣人民代表到英美法等国家去，要求这些国家的人民起来压迫他们的政府打击日帝国主义（如拒绝供给日方军火和债款及拒购日货等）并直接帮助我国抗战，（如捐款，征募军事人才等。）对于德意，我们必须以帮凶的敌人看待。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对于苏联必须要求它以实力来援助，要求它与我国订立军事同盟。如果苏联当局拒绝这一要求，我们必须诉之于苏联的工农大众要求他们起而压迫他们的政府以执行他们的导师列宁的遗训，即：“帮助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求得解放，是社会主义的苏俄的主要任务之一。”只要我们能坚持抗战到底，我们相信我们的呼声是会取得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大众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同情与援助的。
第七 改造政治机构。凡是要想完成一种伟大的改造事业或革命事业，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机构从中指导，才有成功的可能。我们这次反抗日帝国主义的战争，无疑地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战争之一。所以要想领导这一战争到底，一直达到完全的胜利，也便非有一个与之适当的政治机构不可。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出，北美独立战争所以能够获得最后胜利，固然是由于那时的民众不顾一切地参加了战争，但同时也是由于当时有“大陆会议”的坚决的领导。在法兰西大革命中所以能够摧毁国内的反革命暴动，击退国外反动国家联盟的进攻者，主要也是由于当时那个著名的国民代表大会的领导作用。因为在这个会议的代表是集合了当时全法兰西最勇敢最坚决和有能为的份子。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之能够粉碎国内的反革命和击退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进攻，乃是由于当时那个包罗工农兵一切先进份子的苏维埃代表会议之坚决领导，更是人所共知的了。因此，我们以为在目前要想实行普遍武装民众，改组现有军队，筹措战费，解决土地问题等最艰巨而又绝对必需的工作，以便支持长期抗战，则立刻召集一个像法兰西大革命中那样的富有革命活力和大无畏精神的国民代表大会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集中全国最勇敢最坚决和最有能为的份子在一起来共同担负目前最艰巨的领导抗战的工作；就是说，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一个民主集中的领导抗战的机关。
以上所述长期抗战所必须的条件，不过是主要的或基本的条件。此外，还有不少条件是应当具备和实行的。例如怎样改组战时经济，扩充或兴办军事工业，改组交通运输机关，着重战时教育，以及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等。就中以国内民族问题，值得特别提出。因为现在日帝国主义正在企图勾结蒙古族及甘肃新疆等回族的上层份子做内应，以为进攻西北的工具。过去的德王就替日帝国主义尽了很大的汉奸作用。要根本阻止日帝国主义这种企图，我们必须承认我国内这一些弱小民族的完全自决权，以此鼓励这些民族内的全体民众起来打击上层的汉奸或准汉奸份子，为他们自己的民族解放利益而斗争。
结 论
自“九一八”日帝国主义向我国开始猛烈地进攻以来，现在已将近八年了。事实充分证明了日帝国主义的野心是无止境的。每当我国当局退让一步，日帝国主义即前进一步。而且我国愈是退让，愈是不抵抗，日帝国主义反而愈加进攻。这证明日帝国主义非完全并吞我国陷我国于朝鲜的亡国地位是不会中止的。虽然日帝国主义曾逼迫我国当局签订过好几次休战协定（如上海协定，塘沽协定及何梅协定等），但每一次休战协定都只是提供了日帝国主义一个休息时间，一个巩固已获赃物和准备更大的新进攻的时间。由这种痛苦的教训，我们必须明确理解，此后与日帝国主义订立任何休战协定都是绝对没有用的。何况日帝国主义现在所提出的“妥协条件”，简直有置我国于万劫不复的企图。因此，我们在支持长期抗战的进程中，必须用尽一切方法来阻止从任何方面所能发动的妥协企图。我们必须公开地说，企图把这次抗战变成流产，企图以妥协来中止这次伟大的抗战的因素是很多的，而且是强有力的。不但日帝国主义企图借妥协来休息一下（如松井在上海谈话中所已透露出的）；不但德意等法西斯特为了日帝国主义的利益从中怂恿我国当局接收日帝所提出之妥协条件；就是英美法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也是十分希望在不过分损害他们的在华利益之下，劝告我国接受妥协条件的，尤其是在我国内部，妥协的份子至今还占着足以左右国家命运的地位。从最近张伯伦的态度看来，恐怕不久就会以向意妥协的态度来对日妥协，“调解”中日问题，这是一个行将到来的最危险的关头。这是我国全体民众应当加以严重的注视和准备实力去阻止的。组织妥协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坚决地支持长期抗战！
我们的抗战本来应当在“九一八”时就开始，至少也应当在“一二八”时继续抗战下来的。如果是这样，我们相信，我国绝对不会像现在遭到这样悲惨失败的情形。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没有办法追得回来。“八一三”的抗战虽嫌太晚，但还是时候，至少是最后一次的大好机会。我们的国土虽然丧失了许多，但我国支持抗战的客观条件还依然具备；我们的敌人虽然力足以占领我们许多最重要的城市和领土，但它内部所包藏的危险性也十分严重。只要我们能够迅速完成上述长期抗战所必需的条件，我们的抗战是完全有可能支持长久，支持到底的。
当全世界的资本帝国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当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起而要求彻底的解放时，当印度民族已起而准备脱离英国的统治时，我们相信日帝国主义再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印度，是很少可能的。日帝国主义是来得太晚了！日帝国主义本来是因为侵略中国，抢得中国的二万万三千万赔款（甲午之后）而迅速地暴发了起来，但也许因为企图吞并整个的中国而迅速地崩溃下去。但最后的问题决定于我国民众是否能自动地行动起来支持长期抗战。我们希望我们全体民众立刻行动起来，扫除一切障碍，向长期抗战的前途奔去！民族解放的奏凯当在我们前面！！
一九三八，三月九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