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十一章 从一百五十万票到三百万票 反社会党人法垮台以后的十三年，同本卷所叙述的有它双倍长的一段时期一样，在历史上都是德国无产阶级不可阻挡地、没有中断地走过的光辉的胜利道路。经过二十七年，社会民主党从起初聚集在拉萨尔的旗帜周围的少数人，发展到有了将近一百五十万帝国议会选举人，从那以后，又经过十三年，它就拥有三百多万帝国议会选举人了；1903年6月16日同1800年2月20日一样，是一个胜利日。 但是，前者并不同后者一样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它没有推翻政治体系，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里是像过去那样只有五十八个议席，还是像现在这样有八十一个议席，这不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加之，资产阶级世界沉溺在这样的可爱幻觉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它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破坏了6月16日的巨大胜利，彻底丧失了在群众中的威信。资产阶级世界终于比过去更相信大炮和其他武器，相信自己任意支配的政治权力；今天，威廉皇帝显得比过去的俾斯麦宫相更有权力，他想自己当元帅，当宰相，他不仅准备实行新反社会党人法，还不停地用武力威胁革命的无产阶级，他比任何人都厉害地咒骂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 因此还要用不多几笔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最后十三年的历史发展描述一下。 一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政策的确，威廉二世时期比俾斯麦时期前进了一步，但它不是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的进步，而是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的进步。 大工业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开路先锋。它创造了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还要大、还要多的生产力，它粗暴地摇撼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栅栏，它引起生产过剩的瘟疫，这个社会就在这种瘟疫中没落下去，用《共产党宣言》上的话来说，因为社会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商业规模太大，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回复到最简单明了的表现形式，即回复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只有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或者从文明回复到野蛮状态，这个斗争才会结束。欧洲资产阶级一认识到这种情况，它就毫不踌躇地采取抉择。它提出“后退，后退，堂·罗德里哥[1]！”的口号，它抹去了旗帜上的自由贸易和和平的词句，在那上面写上垄断和战争。大工业的世界政策往回集中到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商业资本的世界政策上，集中到以侵略和保护为其顶点，夺取尽量多的销售市场，然后力图使这些市场尽量严密地同外界隔绝的世界政策上。 在所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中都有这种反动的现象，但是，它以典型的（可以说在历史上最站不住脚的和对人类的文化发展危害最大的）形式，出现在由于大工业而从几百年的卑下地位中拯救出来的国家即德国里。这种反动现象由于反社会党人法的颁布而出现，并在这个畸形儿身上比任何地方都更明显地打上了它真正的历史烙印。大工业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了最后的结论，激发了只有在更高形式的社会组织中才能发展的许多生产力，它给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摧毁这个基础，是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政策的最有力的动因。人们已经不能像西班牙的菲力浦驱逐摩尔人和法兰西的路易驱逐胡格诺教徒那样把国内最热心生产的居民驱逐出去了，因为外国的财宝不能代替本国劳动的结果，大工业没有工人的有力的双手也不能进行。因此，人们为了使工人成为没有意志的工具，就钳制他们的言论，只有先把工蜂的刺拔掉，雄蜂才能长肥。 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大工业在大危机的影响下，和反动阶级同干一件事。因此，它就得到了工业关税，同样，破产的容克阶级依靠农业关税和施舍，人为地得以维持生活，军事专制制度依靠财政关税，从尽管软弱无力、但仍很讨厌的资产阶级帝国政党的议会监督中解放出来。在这种反动政策中，一个同另一个噛合在一起。但是，在俾斯麦统治时期，这种反动政策还没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作为易北河东的容克，俾斯麦对无限的舰队计划怀有不可克服的嫌恶心情，由于吞下阿尔萨斯-洛林很难消化，以致他做一切海外冒险的兴致全消失了。直到工人阶级开始从他手里抢夺反社会党人法，他只能利用波拿巴式的冒险的全民投票，使自己的统治从一次帝国议会选举勉强维持到另一次帝国议会选举的时候，他才勉强推行殖民政策，这种政策的微薄收益同开始推行这种政策时的大吹大擂成反比。 俾斯麦徒然地试图用现代国家的巨大权力束缚工人阶级，结果这个阶级却把他推下台，这个令人害怕的印象使统治阶级清醒了一个时期。卡普里维政府做了种种从俾斯麦用侵略政策和保护政策开辟的不幸道路上折回来的准备动作。可是这些准备动作软弱无力，它们很快就碰到依靠走向崩溃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政策为生的反动党派的不可调和的激烈反抗。这些政党合乎逻辑地利用一场无聊的社会党人恐怖推翻了卡普里维政府，虽然这些政党策划新反社会党人法的不断努力，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刚毅、明智的政策而不断遭到失败，但是它们的侵略政策和保护政策却越来越肆无忌惮。在俾斯麦时期，德国的殖民政策以取得非洲的几块沙漠地和沼泽地为其开端，这些地方的整个贸易对于巨大的世界市场来说，只是一个次要的小哨所，而十年以后，德国殖民政策就面临着中国问题，即面临侵略最后一个大销售市场的问题，这个销售市场可为世界各现代工业国推销产品，同时这个市场在自己内部具有发展本国的大规模工业的一切条件。同1902年圣诞节那几天，反动党派肆无忌惮地压制少数派，经由帝国议会通过的关税率相比，俾斯麦在反社会党人法保护下所实行的关税率上表现出来的保护贸易倾向，就显得非常微弱了。 这种反动的世界政策在帝国主义身上找到了自己的政治表现。正如专制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开始阶段的特殊统治形式一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束阶段的特殊统治形式。在历史上，专制主义出现在那种过渡时期，那时旧的封建等级走向没落，从中世纪的市民等级中产生了现代资产阶级，还没有一个正在斗争的党派能够制御另一个党派。专制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资产阶级，专制主义的历史命运是被资产阶级使自己成为不必要，因而专制主义在最后关头往往投入过去反对过的封建主义的怀抱，同它一起走向灭亡。帝国主义同这种专制主义完全不同，它作为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在已经严重地压抑着它的无产阶级面前的最后救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因为通常资产阶级只有很短的安安稳稳的统治时期，所以帝国主义的开端往往紧跟着专制主义的结尾，而在德国，它们两者则互相融合在一起，这个正直的橡树和菩提树的国家，有着同时在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阴影下生活的可疑的享受。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苦难，它使人想起马克思在六十年前所说的话：德国善于把现代国家世界——它的长处德国没有加以利用——的文明的缺陷和ancien régime［旧制度］的野蛮的缺陷——这些缺陷德国却大加欣赏——结合了起来。[2] 这个责任应该由德国资产阶级来负。当它能够消灭专制主义的时侯，它没有学习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对付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的榜样，采取果断手段。相反地，正当它有力量消灭专制主义的时候，它却彻底成为“拥护君主的”，它接受了对国王具有“真正的”、“确实的”、“不可消除的”忠诚的专利证。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它胜利的时刻，它已经感到无产阶级群众前进的脚步碰到了它的脚踵，因为专制主义死亡的时刻就是共产主义诞生的时刻。德国资产阶级奉行专制主义所常常奉行的自杀政策；为了换取一段苟延残喘时间，它放弃了本来的文明活动，投入过去所反对的敌人的怀抱。可是这样它也只是上了一艘经不住无产阶级阶级斗争风暴的木船。 帝国主义显得比专制主义有力量得多，但是支持它的力量却比专制主义少得多。如果说，专制主义给资产阶级发展铺平了道路，从而确实完成了历史上的先锋作用，那么帝国主义只起为了保证有产阶级的顺利统治而阻止无产阶级发展的历史上的宪兵作用。帝国主义的地位比专制主义似乎自由一些，自主一些，因为它不再在两个阶级而在三个阶级之间保持平衡，不过这种假象是骗人的，因为它不再能唆使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而经常只能唆使一个人反对两个人，也就是只能经常进行没有希望的举动，并且被迫不断改变方针。 对帝国主义来说，两个对付一个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假如它能够使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妥协并且压制工人阶级，它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可是在工人阶级经过了反社会党人法烈火的考验以后，它既不能钳制工人阶级，也不能把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长期结合起来，所谓的“集合政策”经常遭到失败就表明了这一点。另一个可能性是，帝国主义试图实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以反对容克地主，它并不是没有准备这样做，可是它始终只是在这条走上以后只能使自己成为废物的道路上，畏畏缩缩地走了几步。因此它一面曲折行进，一面装着仿佛它只要用手指点一下就能立即使几个洲根本改变面貌似的，而它在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之间的任何实际利益冲突中，都是孤立无缓和束手无策的。 上升的社会主义的世界政策同没落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政策，发生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但同它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地位。现代无产阶级的智慧和行动力使大工业达到它的顶峰，逐渐排除了资产阶级的“精神领导”，现代无产阶级生来就反对这样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在大工业发展同反动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给现代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提供救助的杠杆的时候，就阻止大工业的发展。德国工人通过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就代表民族的利益，德国工人说：工人阶级越发展，越有知识，他们的生活越富裕，民族工业就越繁荣，它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就越巩固；最彻底的社会政策任何时候都是最有成效的世界政策。 从现代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很容易得出这种简单明了的认识，因而无论是暴力或是诡计都不能使现代无产阶级失去这种认识。要想在这个问题上欺骗德国工人的一切尝试都立即遭到失败，尽管这些尝试是由脱离世俗的、本身并非没有天赋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诚心诚意地进行的。这些尝试中最值得一提的一件是想使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调和的民族社会宣传[3]，经过七年的徒劳，这个宣传以它的代表者重新投入他们应该反对的资产阶级的怀抱而结束。他们关于无限的舰队计划[4]的无限的雄辩都在工人阶级的不可动摇的认识上像短暂的浪花似的碰得粉碎，这个认识是，炮舰政策和殖民政策同粮食关税和反社会党人法有相同的历史的洗礼证书。 因此帝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是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它们之间不可能有和平，甚至不可能有停战。但是它们双方进行的斗争，不是两个同等地位的对手进行的、无论如何其结果还没有确定的斗争。从表面上看，而且在一段还不可估计的时期内，帝国主义可能占有程度不同的优势，可是，它的力量每天都在减弱，而它的死敌的力量却在增强。帝国主义吸尽了由于害怕生命财产遭到损失而委身于它的有产阶级的政治脊髓，没有一个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情况严重，因为它对自己最不忠实，而屈服于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在同样程度上加强没有财产的阶级，首先是大工业无产阶级的政治坚定性，大工业无产阶级不断地看到自己的最不可转让的切身利益，受到所有政治反动和社会反动的这个代理人的破坏。 帝国主义是唤起对政治还不关心的人民群众的特别有效的工具。帝国主义的历史存在条件给它规定的曲折政策，只能用使民族中的最广大阶层感到反复无常和不持久、从而起很大刺激作用的方式进行工作。这就已经大大动摇了它的威望，而对它的外强中干性质的日常体验，更加严重地动摇了它的威望。帝国主义觉得自己是个能用自己的雷电粉碎任何抵抗的神，而当许多信徒看到它的雷电不发生作用的时候，就走得无影无踪了，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当帝国主义自以为是一个创造者的时候，它就暴露出自己只是一个不能违背任何一个有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历史存在就是靠这些阶级的共同困难而得到的）而实现自己的意志的创造物。 于是，从前专制主义收集起来的政治威信的资本，在帝国主义手里消失掉了。君主统治形式过去促进文明的性质消失了，这种统治形式的一切落后和过时的方面，加倍有害地和明显地显露出来了。在易北河东的野人的官僚、军事和警察制度中发展起来的千百种大大小小的祸害，使德国这个大工业国伤透脑筋。同英国或者法国、俄国、北美相比，德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大话说得多得多，而实际行动却少得多。帝国主义是至今出现过的统治形式中需要费用最多的，它不断地要求国民的生命、财产，它刺激没有财产的各阶层的群众，只是为了把他们从一次失望推入另一次失望之中。 如果说，一般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训练工人队伍，那么它的帝国主义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让这支队伍在火中操练。它每天都给革命宣传提供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不能理解历史联系、常常很快就提出一个口号的感觉迟钝的资产阶级，企图用社会民主党的“侥幸”这个名词来说明这一点。这种“侥幸”无非是这一事实，即只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能够对帝国主义的破坏作用进行有力的、不可动摇的反抗。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做不到达一点，即使它们试图戴上最顽强的反对派的面具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资产阶级最终都抱住帝国主义不放，因而走向灭亡。 的确，在这个理性变成荒谬、好事变成灾厄的颠倒了的世界上，当帝国主义可以起促进文明作用的时候，能够阻止它，而当它把民族拖上毁灭道路的时候，却必须听之任之，这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幸。反动容克进行了几年的阴谋活动，阻碍开凿运河的提案，却咬着牙赞成“可怕的舰队”；自由派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推迟工人保护立法的小小的进展，但对使它自己惶惶不安的军国主义却毫不吝啬。有幸在帝国主义的阴影中扮演“模范”党的党的命运是最悲惨的。如果说，教皇全权主义至少在俾斯麦担任宫相的最初阶段是唯一能够比较坚决和有力地进行反抗的资产阶级政党，那么在帝国主义时期，它就扮演了比民族自由主义在俾斯麦时期所扮演过的更可怜的角色。如果说民族自由主义曾经为了就其方式而言至少是一种历史进步的经济立法而牺牲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的话，那么教皇全权主义党就不得不满足于一点最可怜的酒钱，而且就像哈因策法[5]那样，这点酒钱也常常在它手里消失了。 因此所谓没有祖国的社会民主党成为德国最爱国的政党，唯一爱国的政党，民族中还有政治生命力的部分越来越多地聚集在它周围。党的不断发展只能用这个理由来解释，而不能用任何其他理由来解释。自从反社会党人法垮台以来，党的发展越来越快，这就使那些幻想反社会党人法的铁箍被挣断以后党就会瓦解的、目光短浅的人们遭到失败。对工人阶级的不断威胁和迫害，无疑有助于推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可是，即使这个吹风机停止给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火焰送风，它也会继续燃烧下去。它的真正燃料是一个腐朽的世界。只要人类的文明不灭，这个世界就必然在一场烈火中毁灭。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历史性没落所造成的那些现象纷纷出现时，革命的工人运动成了稳定的极点。它一手拿斧头，一手拿镘刀，不仅摧毁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也建役社会主义社会。在最近十三年中，它做了许多实际工作，这里只能简单地谈一谈这些工作中有最重要历史意义的一件，即工会运动的兴起，现在工会运动终于使德国工人的经济组织同他们的政治组织并驾齐驱了。 二 工会的十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充分说明，为什么德国工会运动的发展比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发展较慢。人们通常都把责任推在拉萨尔对工会的理解有缺点方面，可是，无论如何其原因比这要深刻得多。即使人们要假定不能假定的事情，即拉萨尔本人不认识时代的标志，只要德国工会具有较有力发展的历史前提条件，不管拉萨尔当时在工人中的威望多么大，也远不足以阻止事件的进程。此外，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的距离并不像人们通常所估计的那样远。 马克思在反对蒲鲁东的论文中第一次谈到工会问题。虽然1847年，工会受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样的反对，但是马克思把工会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不过，马克思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工会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特殊的和独立的意义。他认为，工会对工业发展有巨大影响，虽然工会所起的作用无非是刺激发明机器来反对自己，此外，他把工会看作是无产阶级为了在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中进行政治斗争，而组织成阶级的初步尝试，他拿工会同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的同盟相比，在组成阶级的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按照自己的形象形成社会以前，资产阶级的同盟一开始也只是局部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1864年秋天（那时拉萨尔已经死了），马克思在国际的成立宣言中指出两件重大事实，说明五十年代欧洲工人运动的失败也有起补偿作用的特征，他虽然举出法定的工作日，但是没有举出工会运动而举出合作运动，因而根据他的看法，罗奇德耳的先锋队[6]就是比英国的机器制造者工会更重要的历史现象了，今天，一个社会主义者是很难同意这种看法的。《成立宣言》同拉萨尔的《公开的答复》一样，很少谈到工会问题。相反地，《宣言》说，合作运动“没有越出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垄断，但是它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受到全国的财力的支持，就能拯救群众，这种说法同拉萨尔的划时代的鼓动文件的说法近似。[7] 马克思和拉萨尔本人是这样，他们的拥护者在分开的队伍中行进期间也是这样。尽管拉萨尔厌恶工会，但是，他的拥护者一认识到工人群众自动地走上建立工会的道路，他们就不顾自己队伍中的反抗，首先着手建立工会组织了。人们肯定会说，他们犯过大错误，可是，1871年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把建立和推动公共的生产企业作为工会的主要任务加以推荐的社会民主党的另一派，犯的错误恐怕也不小。即使总的说来，拉萨尔派对工会运动比较不关心、不理解，可是这个差别决不至于大到能对“为什么德国工人的工会运动比政治运动发展缓慢”这个问题起某种决定作用。 归根到底，这种现象是由德国历史的整个关联中产生的。同西欧的兄弟姊妹相比，德国资本主义是个晚生子；当德国资产阶级、从而德国无产阶级开始相当迅速地发展的时候，两者已经有了关于它们之间必然发生的阶级斗争的丰富历史经验。其后果就是无产阶级有比较大胆的自信和比较远大的眼光，资产阶级则有较大的怯懦性和较窄的视野，由此产生的互相助长的影响则是，德国资产阶级放弃了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而工人阶级为了取得它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所需要的自由活动范围，必须集中自己的力量，投入这个斗争。最简单的自我保存的欲望，促使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把政治组织置于工会组织之上；假如它颠倒过来做，那么它为了在民族生活中成为一个力量，需要的时间就长得多。 它没有颠倒过来做，而且根本不可能这样做。成立工会组织的欲望在现代工人阶级中扎的根很深，因而它经常企图生长新根，但是，由于反动官厅借助于落后的立法可以轻而易举地挫败这些企图，所以工人们不断地趋向政治斗争。接着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到来了，反社会党人法之所以颁布，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害怕社会民主党放火烧它们的房子，而是因为它们想从工人手里夺得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逐步争得的不多的权利。即使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工会运动也经常不顾警察的压制而重新出现，当然，由于环境所迫，工会运动有时不得不接受一些同它的历史性质无关的任务。 这种情况对反社会党人法垮台后最初几年的工会运动的发展起了不利影响。尤其是关于组织形式的争论（这也是非常法的一个后果）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超过必需或人们能够忍受的程度，这种争论或多或少地排斥了应该为工会组织争取过来的工人集团。此外又碰到经济萧条和企业主的强烈反抗，尽管在“社会王国”（实际上是企业主的国家），这种反抗表现得最为强烈。1890年，哈雷党代表大会对工会运动表示了最深切的同情，可是三年以后，在科伦党代表大会上，虽然对工会运动的正确性没有产生怀疑，但对它的能力却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产生于这种忧虑：在资本大量集中的情况下，工会注定是软弱无力的，或者产生于这种顾虑：国家的工人保险使工会失去了极其重要的职能，以致它不能再存在下去。可是不久工会开始了新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充分证明工会是现代工人运动的一个必要环节，并使工会最终保持同政党并列的地位。帕尔乌斯在对工会这一繁荣时期的光辉研究中写的一段是永远有价值的历史评价：“自从反社会党人法垮台以来，德国工人的最大功绩是工会的发展。在最近十年的政治发展中，它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重大意义是无与伦比的。”工会巨大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九十年代中期到末期的工业繁荣。虽然工业繁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助于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暂时苟延残喘，但是工人阶级十分热心地利用工业繁荣，不断扩大工会组织，以致自从新世纪初以来重新发生的经济危机也没有能够再使工会陷于停顿。危机使工会的发展缓慢下来，但是没有中断这一发展。 工会中央联合会的会员人数，由1893年组织在工会中的二十万多一点的工人，增加到1902年的七十三万三千二百零六人。有二十七种行业，参加工会的工人占百分之二十以上，有十五种行业，参加工会的工人占百分之三十以上。这些行业是：印刷工人、雕刻师、铜匠、手套工人、装配玻璃工、铺石工、石版印刷工、码头工人、裱糊匠、造船木工和船厂工人、陶器工人、市政工人、瓦工、石膏胶泥细工、酿酒工人，镌版匠和雕镂匠、磁器工人、桶匠、镀金工、制帽工人、装钉工人、五金工人、木工、画工、伐木工、铺屋顶工和皮毛匠。随着会员人数的增多，工会的财政收入也增加了。1902年，工会收入比1891年增加了一千万马克左右，这个时期的支出增加了九百五十万马克。1902年，工会的总收入为一千一百零九万七千七百四十四马克，总支出为一千万零五千五百二十八马克，金库存款为一千零二十五万八千五百五十九马克。自从1891年以来，工会中央联合会收入六千二百二十八万七千七百四十三马克，支出五千五百二十五万四千一百三十一马克。 但是，产业工人中只有占百分之十四点四二的人组织了工会，因此在这方面还有一件重大工作要做。但是事件已经进入历史的潮流，今天，德国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扎下的根同它的政治组织同样牢固。同时德国工会发展较晚也有它好的一面，那就是避免了英国工会犯过的错误。的确，资产阶级的工人之友立刻努力在这些小麦中播杂草，当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在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大力发展，而它的政治组织却必须在弯路上停滞不前的时候，产生了一些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很自然的。这时往往对工会运动作出过高的沽价，而从前，当政治运动比工会运动发展迅速时，也常常发生过过高估计政治运动的现象。现代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不是工人阶级创造的，而是历史发展造成的，无论在实际上或原则上都很明显，工人阶级在现有条件下能够最有力地捧动的臂膀，自然也是本身比较有力的臂膀。 除去这些没有危险的、不可避免的小摩擦以外，工人的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之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纠纷，并且已经作了充分的安排，使得将来也永远不发生纠纷。正如七十年代上半期已经表明的那样，九十年代下半期又一次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辉煌的发展对工人的状况也只能作很成问题的改善，而这种发展却使资本发了大财。从1896到1900年，德国金融市场上有价证券新发行额为一百十五亿马克（按行市价值计），这还远不是工业繁荣的这几年中德国资本的总增长数，因为积累起来的资本决不会全部经过交易所。同一时期，根据意外灾难保险显然比较有利的计算，工人的平均收入增加了还不到百分之十五，以致1899年为七百五十二马克整，每周工资还不到十五马克。而后来同七十年代工业繁荣时期一样，增加的这点可怜的收入又被物价普通上涨在不同程度上抵消了。加之，收入增加只有一小部分是由提高工资达到的，而大多是由更正规的上班和加班加点而达到的，以致增加收入也必然是以工业中的意外灾难的增加和绝对地或相对地加强剥削童工为代价的。 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也不能取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铁的结论。从1895年初到1899年底，德国工会从自己的金库中拿出五百二十五万马克支持罢工，此外，根据工会总委员会计算，还有自由募集的约二百五十万马克用于这个目的。如果估计工资损失（至少这是可以肯定的）为罢工救济金的两倍，那么那一时期的罢工就使德国工人损失了二千五百万马克左右。在整个罢工之中，自卫性罢工1895年占46%，1896年占31.3%，1897年占42.9%，1898年占53.3%，1899年占45.5%。有1/3到1/2以上的罢工是在工业繁荣时期为了不使工人状况进一步恶化而进行的。甚至一次成功的自卫性罢工对工人来说，也不意味着他们的状况的改善，而部分胜利的罢工就是一种损失。1899年的罢工中只有45.5%导致工人状况的改善，其中31.4%以工人全胜结束，14.1%以工人一半胜利结束。整个罢工中有一半以上没有改善工人的状况，有21%以工人状况的恶化而结束。有一条旧经验是，自卫性罢工给工人带来的损失比进攻性罢工要大得多，在九十年代下半期，这条经验也得到证实；自卫性罢工损失的百分比为进攻性罢工损失百分比的两倍。由此可见，一般说来，只有在商业状况特别好的情况下，以及在个别情况下，工会才能成功地进行罢工，而它决不能从自己方面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工会的不可估量的价值在于，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免工人阶级无条件地落入集中的资本正在增长的力量的掌握之中。有一个工会运动的领袖在科伦党代表大会上认为，政治性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作用同经济阶级斗争的同一作用相比简直等于零，这是不正确的；但是，正确的说法是，工会运动发挥了现代工人阶级的许多才能和力量，这些才能和力量是它的政治运动用这种方式不能发挥的，而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的胜利又必须发挥这些才能和力量。因此这两种运动必须互相补充，同任何其他大工业国相比，在德国较少有这种危险：工会会受资产阶级中的所谓工人之友的欺骗性诱惑。 帝国主义政策时刻注意给工会运动指出它在德国的唯一真正的朋友。惩役法[8]的教训令人永志不忘；这个打击也是针对蓬勃发展的工会运动的，正如过去的反社会党人法的矛头是指向蓬勃发展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那样。在最繁荣时期，当工业、金融、房主、大地主大发其财的时候，资本怂恿著名的社会改革的帝国反对工会，帝国向工人挥舞皮鞭，阻止工人为自己争取从普遍剩余中得到最起码的一份——实在可怜的一份。假如没有社会民主党，惩役法提案就成为法律了；就同过去常见的那样，假如工会运动没有工人的政治运动这个坚强的壁垒，这次工会运动也就被摧毁了。这些经验是不易忘记的，尤其在面包暴利[9]的日子里更是这样。即使德国工人运动的两大支要想分道扬镳（它们当然不是这样）, 面包暴利也会把它们焊接在一起。如果由于提高粮众关税，辛辛苦苦地取得的成就一下子就被有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阶级窃取去了，那么工会在最严重的困难条件下，尽最大努力争取提高工资，又有什么用处呢？ 工会不是政治组织，它的大门对各党各派的工人都是开着的，在罢工时，它不问罢工者的信仰如何，但是谁要是劝说罢工者，叫他们不必关心工人的政治运动，他就是想使他们看不到自己最重要的切身利益，如果这个人为了能够欺骗工人，而先学会自我欺骗，那就更危险了。 虽然如此，德国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的牢固联系，将来可能被解开的危险是不存在的。因为资产阶级雄辩的所有飘动的肥皂泡都在帝国主义政策的行动上碰碎了。 三 修正主义党的敌人把党的分裂的更大希望寄托在关于所谓修正主义运动的争端上，这一争论支配着好几次党代表大会，并产生了内容相当广泛的文献。当然这一争论丝毫也没能影响党的实际政策，而且，只要它没有显示出这种精神和力量，它就没有任何历史意义。 正如过去的老年派和青年派之事这个名称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争这个名称，也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党内没有，也不可能有连马克思本人也不想当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者；盲目相信老师的话，只不过是每个认识达到极限的最终真理的学派的悲惨命运。马克思主义并不知道任何这样的真理。它不是万无一失的教条，而是一种科学方法。它不是另一个个人能够提出另一套更高的理论与之对抗的个人理论；相反，它是思想领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它由事物本身，由历史发展中成长，并随着它们变化而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空洞的欺骗，也不是永恒的真理。同这一点完全相适应的是，那些善于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方法修正马克思和恩格斯过去得出的科学结论的，正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只要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支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而且一年比一年更多地支配这种生活，马克思主义就是一切社会科学的结论，当然是真正社会科学的结论，对这种社会科学来说，重要的是真正的认识，而不是美化的目的。谁要是想超过作为科学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而又不愿干脆回到资产阶级世界，那么他不是陷入折衷主义，就是陷入怀疑论。当他用七拼八凑的材料建立一种新理论来同纸房子比赛牢固程度的时候，他陷入折衷主义，当他在马克思的每个论点后面都画一个问号，或者也按照莱辛已经指出过的方法，用所谓常识可以接受的东西来同这个或那个论点对抗，而带着得意的轻蔑心情无视其他一切的时候，他就陷入怀疑论。修正主义这只没舵的船，就在那种折衷主义和这种怀疑论两个漩涡之间盲目航行。 修正主义的实质就是空洞无物。由于它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所以它感到被大家误解，不是没有理由的；它纯粹是迷雾，所以它必然不是有血有肉的。它不是从社会主义理论基础，而是从资产阶级观念出发修正社会主义理论，它甚至被资产阶级观念吓破了胆，什么也不敢说。马克思主义用来研究当前现实的不断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对修正主义来说，却成了目的本身，修正主义为修正而修正，由显然害怕绝对的教条而无视一切相对真理。它的思想不彻底，当事物的逻辑刺中它的痛处的时候，它就抱怨缺乏“温文尔雅的态度”。 因此，它从无，经过无，到无。从来还没有一个比修正主义更坏的预言家。当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工业繁荣，促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和刻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的理论从而得到何等程度的修正时，修正主义直率地宣称，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本不可能产生过去那样的普遍商业危机，可是随后不久发生的危机及时回答了这个问题。当马克思主义者高兴地欢迎工会的不断发展，但并不因此忽视以大得多的程度不断增长的资本积累的时候，修正主义却说工会的成就会逐步剥夺资本家阶级。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帝国主义政策的新形式，并且预言这种新形式将把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消耗光，而给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创造越来越大的活动范围，这时修正主义者却幻想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工人党，这个党必然在同仍然相当健康的资产阶级的联合中寻求自己的幸福，随后1903年的帝国议会选举和邦议会选举又一次及时作出了答案。 在这种情况下，修正主义在历史上引人注意的仅仅是这个问题：修正主义怎么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产生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党的实际工作的负担过重，大大耗费了它的力量；党的发展迅速，使各个阶层的各种各样的分子进入党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在社会主义思维方式变成他们的全部脑纤维以前，总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总之由于一系列情况，这些情况使曾经受到马克思赞扬的德国工人的伟大理论鉴别力一时减色了。 可是，尽管这种理论鉴别力在一种本身有益的和必要的发展的影响下也会减色，它远没有因此而消失。它同过去一样生气勃勃地存在于工人群众之中，最有力的证明是，修正主义在工人群众中从未能站稳脚跟，它对工人群众的实际运动根本没有产生丝毫影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十分顽强，不会由于单纯的思潮而停止不前。在德国，修正主义从来不过是一种思潮而已。 这种思潮不是一下子产生的，所以也不会一下子就消逝。就这一点说来，修正主义可以夸耀说，即使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以后，它仍然继续存在着。但是，当它面临存亡的问题时，又一次黯然失色了，它的许多代表人物通过一些喧闹的场面表示了对“温文尔雅的态度”的渴望，这些场面是用来掩护它的退却的，正如过去类似的场面也曾掩护过青年派的退却一样。在这以后修正主义只是苟延残喘了。资产阶级敌人由于对无产阶级群众运动不可救药地无知，所以幻想社会民主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在德累斯顿受到打击，可是这个幻想没有实现；正如垂直照射的阳光往往使高山上的游客看不清地平线一样，群众运动中的浮云在不可遏止的成就的子午线高度上稍稍模糊了远景，而这些浮云终究被一直鼓舞着德国工人运动的早就存在的革命思想驱散了。 [1] 西哥特人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国王（710-711），711年与摩尔人作战时战死。——译者 [2] 参阅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2-463页。 [3] 1896年，福音派神学家和自由党政治活动家弗里德里希·瑙曼（1880-1919），创立了民族社会协会，旨在使德国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党，同资本主义国家“和解”。瑙曼拥护一种“社会的”帝国的思想，大力维护帝国主义实力政策（殖民地统治、扩张军备）。瑙曼在他办的周刊《援助》和他的著作《民主和帝国》（1900）中，也为这些活动辩护。民族社会协会因为在德国工人中找不到拥护者而遭到失败，之后，瑙曼和他的朋友就转向资产阶级党派政策。在以后几年中，瑙曼是自由思想联合党的领袖，并和弗里德里希·冯·帕耶尔一起是由这个党产生的进步人民党的领袖。——原编者 [4] 德国帝国主义者为了能够奉行帝国主义实力政策和取得“向着太阳的地位”，力图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1898年和1900年，关于舰队的头几个重大议案在帝国议会通过。1906、1908和1912年又接着颁布了其他的舰队法。——原编者 [5] 1900年6月25日通过的帝国刑法典修订条款被称为哈因策法，因为这次修订是由于对一个叫哈因策的柏林的娼妓保护人的审讯而引起的。这个修订条款补充和加重了对奸淫媒介和纵容卖淫以及传播淫猥印刷物的刑罚。中央党和保守党在帝国议会辩论中企图把导致大大限制当时还存在的文学和艺术自由的若干规定，插到这个修订条款中去。但是，由于广大居民阶层，首先是艺术家和作家的抗议，特别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这一反动阴谋遭到失败。——原编者 [6] 1844年在英国工业城市罗奇德耳成立的消费合作社的名称。——译者 [7]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页。 [8] 1900年，帝国议会否决了政府的一个法律草案，这个草案严重威胁着工会的罢工权，其中规定，如果为了抵抗罢工破坏者而设置罢工哨，将被处惩役刑。——原编者 [9] 1902年，帝国议会中的反动的多数派提高了谷物保护关税，结果面包价格上涨，德国大地主发了财。1903年帝国议会选举期间，社会民主党为反对这种面包暴利而进行斗争，在选举中取得非常的胜利，每三个选民中就有一个人投了社会民主党的票。——原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