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十章 清算 反社会党人法比它的制定者多活了半年，不过在这期间它已经是气息奄奄了。事实上，2月20日是德意志帝国历史上，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个阶段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而在它结束以前，不能对它作出历史评价。可是反社会党人法的清算工作却属于本书范围之内，在反社会党人法存在的最后几个月，党开始进行这一工作，并在该法废止后一年完成。 一 反社会党人法的结算反社会党人法使工人阶级遭受的牺牲，是难以尽述的。在这个法令颁布后十年，《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提议发表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应该发表所有禁令的精确统计，公布所有被驱逐者的姓名，把所有遭到破坏的营业一一列举出来，叙述住宅搜查、逮捕、判决的一切必要细节，给人工培植的告密制度和密探活动提供一幅包罗万象的图画，可是当时就发现，这个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大地方的最热心的党员同志也厌倦了，即使他们收集了一些材料，也是范围太广，不可能收在一本相当方便易读的书籍之内。 根据不精确的统计，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有一千三百种定期的和不定期的印刷物和三百三十二个各种工人组织被禁。被从戒严区驱逐出境的有九百人，其中五百人是家庭的赡养者，这九百人中，柏林有二百九十三人，汉堡三百十一人，莱比锡一百六十四人，法兰克福七十一人，施泰廷五十三人，施普雷姆堡一人；在奥芬巴赫，黑森政府只驱逐不属于本邦的帝国公民。有一千五百人被法院判处总数达一千年的监禁。如果说，所有这些数字还远远没有接近实际，那么它们本身也没有充分说明下述情况：许多人的幸福和生命遭到毁灭，许多殉难者被资本主义或警察的压迫手段从自己的穷家里驱逐出去，进入了悲惨的流亡生活，过早地走进了坟墓。 从前，3月18日的死者是通过诗人的嘴说话的，而反社会党人法的牺牲者能够自己谈论自己的情况：价格是高的，但是货也是真的。被反社会党人法的镰刀砍倒的任何勇敢而忠诚的人，没有一个是白白地倒下去的，即使从暗中死亡和毁灭的人的骨头里，也产生复仇者。反社会党人法倾布时，党得了四十三万七千一百五十八张选票，有四十二种政治报纸，工会组织有五万会员和十四种机关报，而当反社会党人法废止时，党得了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九十八张选票，有六十种政治报纸，工会组织有二十万会员和四十一种机关报。在圣加仑代表大会以后三年中，党的金库收入三十二万五千马克；当战争结束时，党的军费金库还很充裕，大约还有十七万二千马克。 但是，反社会党人法带来的利益也同损失一样，不是用几个虽然很光荣的数字所包括得了的。根据著名的辩证规律，量在一定的点上起质的变化；党在十二年的斗争中，不仅壮大了，坚强了，而且在存在的实质上得到更丰富的发展。它不仅斗争和鏖战，而且也工作和学习，它不仅提供了力量的证明，也提供了精神的证明。这是根本不能用数字表示的不可估量的成就，自从党十二年来胜利地经历了反对一个大国的所有权力手段的战争以来，党内的不可战胜的意识也是数字所不能表达的。群众是无产阶级英雄时代的主人公，这个时代特别伟大和崇高之处正在这里。 资产阶级政党徒然地企图证明，统治阶级自动放弃了反社会党人法，如果没有敌人的这种自动放弃，党就必须继续安安静静地戴着这付镣铐。对于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就来，这种说法根本不正确，对另一部分人说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是正确的，那就是他们“自动地”认识到自己的失败。这部分人之所以放弃反社会党人法，是因为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把这支箭射回到这个法令的创始人的心口。当然，统治阶级还可以把反社会党人法保持下去，不过要用全面腐朽为代价，这种腐朽使得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可以瞧不起新德意志帝国。一位将军在自己的军队全军覆没以前，把这支军队撤出毫无希望的失败的战斗，人们可能说他这样做是有见识的，可是哪一个傻瓜恭维这样一位将军是胜利者，甚至是一位“自动的”胜利者呢？ 资产阶级讽刺说，既然反社会党人法对社会民主党有好处，那么社会民主党为什么要这样激烈地反对它呢？这种讽刺是同样愚蠢的。越疯狂越好，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是完全正确的，可是这决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本意，将来也决不会是这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如果势必硬把事情推到极端，它愿意让自己的敌人占先。我们从丰腾诺阿[1]战役中听到一个神话般的故事，一个英国军官向法国军官喊话：叫你们的兵士开枪吧！对方回答说：我们从来不先开火。社会民主党也这样回答自己的敌人的挑战，但不是出于封建的礼貌，而是出于自己的解放斗争的深思熟虑的策略；只有当敌人硬要把事情推到极端的时候，党才能像它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所做的那样，利用“越疯狂越好”的政策，使自己得到最大利益。 当它进入战斗的时候，还是一个少年，躯体生长很快，脑子里还有不少幻想，当它归来时，已经是一个筋肉健壮、久经风霜的成年人，坚决、老练、明朗，比起任何最高明的人也不逊色。 二 老年派和青年派当党结束战斗的时候，党内发生了摩擦，这些摩擦本身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可是资产阶级报刊把它们夸大为一件重大事件。正是这些和善的教父给这次争论取名为老年派和青年派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产生战争名称，虽然这些名称是不恰当的。 问题的实质是，在一些大城市，如德累斯顿、马格德堡，尤其是柏林，产生了某种不满情储。如果这种不满情绪有其严肃的背景的话，那么人们可以把它比之于久经战斗的老兵的情绪，他们在停战时不愿放下熟练而成功地运用的武器。恰恰在柏林，这种情绪是很可以理解的。过去党在任何地方的处境也不像在帝国首都这样困难，毫无疑问，在柏林有一支巩固而严密地组织起来的思想激进的同志的基本部队是有很大好处的，俾斯麦分子的一切暴力行动和收买活动首先在他们身上碰得粉碎。当然，这时也可能发出比需要的更尖锐的声调，尤其在柏林市区选举时常常发生争吵，不是经常给地方上的同志留下最好的印象。但是，如果说柏林的同志喜欢发牢骚，那么他们也确实很为难，他们担心由于反社会党人法废止而产生某种软弱化，现在，当党在帝国议会中的代表人数较多的时候，他们就更加担心，这是对党的真正关怀。对议会党团的模糊的不信任发生作用，正同1884年选举斗争以后的情况相似，在那次斗争中也得到了较多的议席。当时，由于航运辅助金问题爆发了公开的斗争，现在由于复选和五一节问题也爆发了公开的斗争。 毫无疑问，中央选举委员会要求在复选中支持资产阶级反对派，这是违反圣加仑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可是这样做显然对党有利，绝大多数党员会毫无疑问地表示赞同，因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很快就停止了。而关于五一节问题的争论却不这样简单。在2月20日的令人鼓舞的影响下，许多工会的和政治性的工人大会决定，用停止工作来庆祝五一。巴黎并没有决定用这种方式开始庆祝五一的活动，而是由各国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庆祝的方式。现在无论如何德国无产阶级中也有很多人由于确切的理由，不赞成五一节普遍停工。工业繁荣已经过去，生意一天比一天清淡，五一节强迫停工的尝试可能引起严重的经济冲突，甚至政治冲突，在当前情况下，这种斗争没有胜利实现的可能。企业主和同他们情投意合的官厅正在等待机会，用工人在五一节的失败夺去他们在2月20日的胜利；这种美妙的希望幻灭以后，卞尼格先的机关报《汉诺威快邮报》天真地承认，现在反社会党人法才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沉默的时间可能太久了。它被选举斗争弄得精疲力尽，似乎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它打算在新帝国议会开会以后，立即对庆祝五一节问题作出决议，这个打算是不够的，因为帝国议会是不是在五一节以前召开，并没有确定，而事实上它是在5月6日才开会的。于是3月23日，一群柏林同志发表了一个号召，要求所有有强大的工人组织的工业城市在五一节普遍停工。这种擅自行动又使议会党团成员感到不快，不过4月13日，它还是在哈雷开了一个会，除一个人反对外，其他人一致作出决议，虽然不是无条件地劝止普遍停工，但在不经冲突不能达到停工的所有地方都进行劝止。这个决议无疑是正确的，假如不是已经有许多工人答应停工，并且由于资产阶级报纸发表了后退就是“胆怯”的煽动言论而坚持停工的话，这个决议会受到普遍重视。尤其在汉堡进行了停工的尝试，可是在党的这个工会和政治方面装备最好的要塞，斗争也很艰苦而且损失重大。反对派指责说，假如议会党团不插手劝止，事情的进展就会比较顺利，并以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而结束，这种说法本身是站不住脚的；而指责议会党团没有及早劝止的说法却是正确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争议问题留下种种不和。 德累斯顿、马格德堡和柏林的这些反对派分子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非常能干，但不善于言谈和著述，因此几个年轻的作家就成了他们的发言人。就这一点而论，恩格斯正确地说这是“文学家和大学生骚动”[2]，因为其中有一部分还很年轻的人使得关于若干具体问题的争论，扩大为老年派和青年派之间的原则性斗争。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如鲍尔·恩斯特和鲍尔·卡姆弗迈耶尔是有天赋，有学识的，他们的错误只是，由于没有政治斗争的实际经验，因此对《共产党宣言》作了片面的、形式上的理解。其他一些人，如汉斯·弥勒和布鲁诺·维勒要求作出更严厉的判决。弥勒幻想在党内进行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可怕的阶级斗争，他完全模仿普特卡默的摘引方法（虽然目的是相反的），从反社会党人法的十二年中，收集了杰出的或平常的党员同志的许多口头或书面的言论，在这些言论中大概可以发现一点小资产阶级激进的味道，把关于党身上的“脓疮”的有趣词句同这一点结合起来。自由教区的教士布鲁诺·维勒竟然提出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指责：反社会党人法给我们带来的最坏的事情，就是腐化。 老一辈的党员中，倍倍尔对这些年轻人展开了斗争。倘若他更多地从幽默的方面理解弥勒和维勒，倘若他不提“卑劣的”攻击，而提“幼稚的”攻击，那在策略上肯定就更正确一些。可是，如果这些侮辱使一个十二年之久在斗争的第一线担负重任的人感到愤怒，谁又能责备他呢？工人们更不责备他；在8月10日于德累斯顿和8月13日于马格德堡举行的大会上，特别是在8月25日的柏林大会上，工人们以压倒的多数表示拥护倍倍尔，反对弥勒和维勒，拥护老年派，反对青年派，使资产阶级报纸心里十分难受，它没有因为老年派向“小资产阶级可能派”转变而高兴，却令人奇怪地表明它对青年派的“革命”词句很感兴趣。 三 哈雷代表大会和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反社会党人法废止后，党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新组织，制定新纲领。在哈雷代表大会和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解决了这两个任务。 哈雷代表大会于1890年1O月12日至18日举行。整个大会显得壮丽而庄严，有四百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十七位来宾传达了奥地利、瑞士、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和波兰等姊妹党的祝贺和敬意。关于新组织问题经过热烈讨论以后，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前存在过的那种联合组织被放弃了；因为撇开警察的阻碍不谈，党太庞大，不适合这样做。必要的集中由每年举行的代表大会以及每年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党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来实现；《柏林人民报》改名《前进报》，代替了光荣地赢得胜利自动停刊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各地方党员中选出的受托人，建立执行委员会同地方党员之间的联系。执行委员会由十二人组成，其中五人进行本来的工作，七人起监督作用。 反对派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人是印刷工人威纳尔，他举动笨拙，沉溺在琐碎的谰言之中。一个委员会研究了他的控诉，认为这些控诉毫无内容。在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以后，威纳尔答应保持安静。直到1891年夏天也确实是这样。可是，后来福尔马尔6月1日在慕尼黑发表的演说，重新鼓舞了柏林和马格德堡的反对派。按照福尔马尔的见解，他在小农的巴伐利亚的卓有成效的活动已经褪色了；他决不是主张放弃党的最终目的，但主张把党的主要力量集中于继续进行法律上的工人保护、保障联合权、取消粮食关税等几个实际问题上。他认为：对不好的愿望报之以拳头，对善良愿望报之以慷慨！可惜，在俾斯麦垮台以后，统治阶级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善良愿望”。国际工人保护会议等于放了一声空炮，没有任何结果，在二月法令中宣布的关于营业法规的修订条款，甚至不符合对修订工厂立法的最起码的要求，而且含有对联合权的可耻破坏；俾斯麦的后任同俾斯麦本人一样顽固地抓住粮食关税不放。党内广大群众感到，福尔马尔的演说是一个严重的转变，这并不奇怪。 可是，更为严重的是，柏林反对派还向相反的方向突进。它在公开的集会上同倍倍尔和费舍发生了激烈冲突以后，就把自己的观点综合写在一份传单里，这份传单估计是裱糊匠维尔特贝格尔写的，它得到一群经过考验的工人的支持，作为大胆的抗议，无疑胜过弥勒和维勒的粗浅的声明。虽然如此，它却存在一个纲领性声明可能有的最严重的错误，它既没有实际的措施，也没有实际的重点。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党的议会活动，并且断言，只要党还年轻，并且是由无产者组成的，就谈不到进行这种活动。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断言更不正确了。足以说明问题的是，提出这种主张的人从党的全部历史中只能为这种言论找到一个证据，那就是李卜克内西在1869年所做的演说，李卜克内西本人早就认为这个演说是站不住脚的，而加以放弃，并且这个演说在发表的时候就不仅同拉萨尔和施韦泽的所建议的党的策略，而且也同倍倍尔和恩格斯所建议的党的策略是完全矛盾的。反对派的发言人试图依靠完全站不住脚的观点，结果没有成功，于是就对党的领导进行诽谤。这正是资产阶级报刊所求之不得的，它使这种含糊的指责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百倍的响应，因此党领导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在“不证明就撤回”的口号下向反对派分子提出挑战，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自卫行动了，如果你仍不能证明，但又不愿撤回，那么你们就退党。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是在1891年10月14日到20日举行的。参加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人，其中反对派刚刚一打。关于策略的辩论占了好几天时间。同自己收敛了不适时的攻击锋芒的福尔马尔取得了谅解，而同柏林和马格德堡的反对派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个反对派的每个代表都代表自己的立场，甚至维尔特贝格尔（更不用说威纳尔了）也不能用自己的发言给人以比较深刻的印象。当为了审查他们的控拆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和三个马格德堡的代表宣布退党；可是委员会仍然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并建议把维尔特贝格尔和威纳尔开除出党，结果由代表大会以十一票反对，其他一致赞成而通过。 这时反对派想组织一个独立的党，可是这个企图没有实现。其中一小部分人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小集团，年轻的文人几乎全都回到资产阶级世界，唯一的例外恐怕就是鲍尔·卡姆弗迈耶尔，他由于具有一切正直的和有教养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特殊坚定性，而投身于和平合作运动，青年派中的多数人又在党内找到了正确道路，十一年后这次斗争的创伤完全结了疤，因而1902年的慕尼黑代表大会撤消了开除维尔特贝格尔和他当时的同志的决定。 四 爱尔福特纲领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可喜的一面，是确定了一个新党纲。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党越是对自己的历史性质和历史目标有了清楚的了解，修改哥达纲领的必要性就表现得日益明显。在圣加仑代表大会上，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就接受了准备新党纲的委托。由于迫切需要进行实际斗争，这个任务没有完成；当反社会党人法垮台，党又有了一些自由活动范围的时候，人们就更加热心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讨论中，没有出现任何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在反对派参加辩论时，也没有出现这种分歧；大概大部分由鲍尔·卡姆弗迈耶尔执笔的一个马格德堡草案，有一部分措辞比党执行委员会的草案甚至更为合式。还需要做的工作，基本上属于编辑性质，问题在于，要用最简明明了的形式，概括党努力达到的思想境界，一方面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导出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则要标出党在这个社会基础上的实际道路。这种对分符合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策略，这个阶级必须在当前的实际条件下进行斗争，但是只有它的最终目标是它在现代阶级斗争的多礁的暴风雨的海洋上航行的可靠的罗盘。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经过代表的深入讨论以后一致通过的草案，是由考茨基起草的。 敌人说这是一种“纲领骗局”，因为“党的学者”为了给群众的强烈的破坏欲披上一件绚烂的外衣，才把爱尔福特纲领补缀起来，如果这是要说明，2月20日投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票的将近一百五十万选民并非人人都是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忠实信徒的话，那么这就是徒劳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最后几期中的一期上对此发表了中肯的意见，它说，比这更没有意义的安慰是不可想像的。只要社会党人的选票不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无条件的不信任投票，那么这些选票就是对其计划被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描绘为典型的神经错乱的“颠覆”党的无条件的信任投票。这种论证能为敌人争得什么好处呢？这样，“纲领骗局”的一个方面预先被取消了。 它的另一方面却是一个真正的骗局。新纲领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党自己在几十年的斗争中得来的，体验过的；要详细证明这一点，就等于从拉萨尔的《公开的答复》到爱尔福特纲领，把党的内部历史再说一遍。 [1] 比利时艾诺省的一个村庄，在土尔内东南，1745年（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期间），萨克森元帅率领的法军在此战战胜贝尔兰公爵统率的英荷联军。——译者 [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0年9月7日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0页。 |